引用
培钰文苑 的 【转帖】文革回忆
文革回忆 作者：海棠树
1962年，我从西安交大毕业，包括我，班上共有五位同学留校在物理教研室当教师。一批刚毕 业的年轻教师，住在学生宿舍，在学生食堂用餐，白天上班，晚上去图书馆看书，生活仍如学生时代一样。那时年轻气盛，思想进步，工作积极，在教研室认为是有 锐气有作为的年轻一代。西安交大位于西安东郊，校门对面是兴庆公园，那里是唐朝兴庆宫的遗址，建有沉香亭，李白有诗“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 兴庆公园东面是陕西工业大学，佳就在那里读书。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我们经常在兴庆公园会面。
1966年5月 山雨欲来风满楼
1966年的国内形势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学习雷锋，突出政治， 又红又专，抓阶级斗争。在文化界不断批判各种错误思想，如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每天的新闻广播中都有批判文 章，而且批判的腔调一浪高过一浪，直接上纲为“反党”。我们预感到一场政治的暴风雨即将来临。早饭后学生们不急着去教室占座位，而是站在校园中专著地听着 中央电台的新闻广播。
5月的一天，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批判三家村--《燕山夜话》的反动本质》。 《燕山夜话》是一本谈古论今的杂文集，我刚读过，感觉内容和文笔都好，还向其他同事推荐。怎么说它是一本反动书籍？我莫名惊诧！百思而不得其解。这其中一 定另有缘故。我每天认真读报、听新闻广播。关注形势发展。我和周围的年轻同事以及大学生门都感到新奇而振奋，作好了迎接革命风暴的思想准备。
1966年6月1日 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晚8点，学校广播台转播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聂元梓的大字报矛头直指北大党委书记陆平，批判他压制学生，反对文化大革命。
听了广播，我们高谈阔论，议论纷纷。由北大想到交大，西安交大的校长彭康成了众矢之的。连夜由周先聪执笔写出了一份大字报，周先聪、龚华仁、刘安福、我等七人签名。
翌日，6月2日，我七点多就赶往实验室准备上课，校园里已经有人开始贴大字报。八点上课铃响 了，可是没有一个学生来上课。我到校园里一看，到处是大字报，人流攒动，学生群情激奋、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教职工怀着惊恐的心情，回想起1957年的反 右，那时先号召大鸣大放，后来变成“引蛇出洞”，大抓右派，所以今天一定要谨慎小心，不敢轻举妄动。我们几个青年教师，初生之犊不怕虎，没有顾虑，是物理 教研室最早贴出大字报的人。
大字报的内容指向校党委书记和校长彭康。彭康二十年代在上海搞地下革命，曾加入创造社。郭沫若 文集中两次提到“彭康后起之秀”。彭康三十年代被捕入狱，关押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在党组织的授意下，写了“自首书”而被释放，后任华东抗日军政大学副校 长（校长是刘少奇），解放后一直任交通大学校长。他是一位老革命，今天看见学生的大字报贴到自己办公室的大门上，十分气愤，立即召开党员干部大会，号召党 员站稳立场，防止别有用心的人，小心上当受骗。会后出现了部分拥护校党委的大字报，但是，这扭转不了大势所趋。大学生在新闻舆论的鼓动下，文化大革命的烈 火在全国点燃。
1966年6月3日 派进工作组
6月3日，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及时向西安交大派进工作组。工作组长由省委书记处书记严克伦担任，成员是在西安开会的西北五省部分县委书记，共三百人。
工作组刚进校，受到大学生的欢迎。然而不到一天，就受到学生的怀疑。6月4日，学生和工作组的 现场质询会，向全校广播。学生提出许多问题，诸如文化革命如何搞？彭康有什么问题？当前政治形势有什么看法？工作组回答似是而非，或者模棱两可。在学生的 轮番逼问下，严克伦恼羞成怒，以势压人，引起学生的极大不满。学生由简单推理认为，北大-陆平-北京市委是一条黑线，西安交大-工作组-西北局、陕西省委 也可能是一条黑线？！
6月5日，交大校园出现了怀疑工作组的大字报。一石激起千层浪，迎来更多的大字报响应。工作组惊恐万状，全力组织另一部分学生围剿。激烈的辩论，昼夜不停。
六六事件
6月6日上午，部分学生冲出校门，有的到机场，有的到电信局，有的到车站要去北京向党中央汇报。工作组慌忙阻拦。
下午，学校接连不断广播西北局、陕西省委《给交大全体师生员工的一封公开信》。信中说，西北 局、陕西省委是革命的，要警惕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将六六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五个带头闹事的学生成了反革命分子。其中有李世英：工程物理系二年级 学生、班长，带领该班学生首先向工作组贴大字报；王永婷电机系五年级学生，学生会劳动部长，对人热情，工作积极。
工作组加强领导,大造舆论。学生中怀疑工作组的倾向被压了下去，反过来矛头对准几个“反革命”学生。
6月7日早晨，学校行政搂前新贴出一张大字报，标题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可笑！”短短几十个字 说：昨天学校广播中声嘶力竭地反复大喊“西北局、陕西省委是革命的”，这不由得让人想起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故事，西北局、陕西省委的真面目不是不打自招，昭 然若揭了。写这张大字报的是一位个头矮小、天真稚气的女学生刘维娜。她一下子成了第六个反革命分子。
事后得知西北局、陕西省委面对六六事件惊恐万状，向西安市各个单位下发文件通报此事，说交大校内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企图反党，颠覆社会主义。
王永婷之死
校内，工作组组织学生向这几个“反革命”进行批判斗争。广大学生长期接受党的教育，“共产党是 太阳、是母亲，要听党的话，对党要绝对忠诚，做党的驯服工具”。大家想工作组是党派来的，所以不能无根据地怀疑。有些人为了洗刷自己，立即与反革命划清界 限。一部份人即使有不同意见，也敢怒而不敢言。解放后历次运动中的批判不是摆事实讲道理,而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无限上纲，是历史上“文字狱”的继承和发 展，到了文革时期姚文元等人的批判文章更是登峰造极。
我们教职工每天按时上班，在工作组的领导下学习毛主席著作及报刊上的文章，下午在校内看大字报，大字报转向批判六六事件的带头闹事者。
李世英等人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不得不检讨，但是要承认自己反党，实在有违心愿。无可奈何下，李世英服安眠药自杀，被发现后关进医院隔离监禁。
6月下旬的一天，学生区暗地流传一个惊人的消息：王永婷自杀身亡！王永婷怎么也想不通自己成了 反革命分子，往日的同学朋友都疏远了，反目成仇来揭发自己，更不能容忍的是，把自己的私人日记和与情人的通信公开亮出，进行人身攻击，王永婷的人格受到极 大侮辱。她忍无可忍，从宿舍三搂翻身跳下，以死抗争，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工作组说，一个反革命的死是咎由自取，压制学生要保密，不准乱说。可是纸怎能包住火，王永婷的 死很快传遍全校，震惊了广大学生，把愤怒埋向心间，成为以后爆发的火种。其实工作组也惊惶万状，立即决定，停止批判学生，抛出彭康“自首变节“的档案材 料，召开全校的批判叛徒彭康大会，以此转移学生对工作组的愤怒。
在被批判的六七个“反革命学生”中，刘维娜年龄最小。她以另一种轻蔑态度面对同学们的激烈批 斗，觉得自己忽然变成反革命，往日的同窗好友突然反目成仇，这一切似乎在演戏，只觉得滑稽而又好笑。她坦然相待，毫不在乎，面对同学的批斗嘻笑自若。批斗 刚一结束，她就去操场锻炼身体。有一天，她躲过监视回到西安家中，学校立即出现“通缉逃犯刘维娜“的大字报，工作组派人将她押解回校。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一手发起的，6月1日他在上海指使发表聂元梓的大字报，点燃文化 大革命的烈火，此后他到韶山滴水洞修养十二天，静观后效。全国高校学生闹了起来。刘少奇主持党中央工作，向毛泽东请示后，决定派工作组进校。学生与工作组 发生冲突，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北大、清华、北航都发生了类似西安交大六六事件的情况。结果出了一批著名的学生领袖：清华大学蒯大富，北航韩爱晶，北师大 谭厚兰，西安交大李世英等。
7月毛泽东来到武汉，7月16日毛泽东横渡长江，报纸做了大张旗鼓的宣传报导。1956年，毛泽东就四次横渡长江，并写下《水调歌头-游泳》：“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说工作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24日下令撤销工作组。当天下 午，北京各高校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我们西安各高校师生也在西北体育场收听实况转播。刘少奇在会上作了检讨，说：“工作祖是我决定派的，工作组犯了 错误，我应该负责。同学们问我文化革命怎么搞？我实话告诉你们，我也不知道怎么搞。”
撤销工作组学生获得解放，“救星就是毛泽东”，交大学生痛恨的已不是工作组而是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学生立刻冲出学校，走向社会，到政府门前张贴大字报。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已经从学校蔓延到社会。
红卫兵
1966年8月1—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发表《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选举中央政治局，林彪排在第二位成了副统帅，刘少奇跌到第八位，陈伯达、康生进入政治局。成立了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
8月5日，毛泽东写《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刘少奇。
毛泽东为了在全国点燃文化大革命，极力煽动大中学生。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回信，支持“造反有理”。到接待站会见学生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当时我在西安和平门看见中学生贴大标语“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感到十分不解，人们也认为，在党的领导下要造反，不成了反革命。后来听说这是最高指示，仍是疑惑。
红卫兵很快在全国出现，年轻幼稚的中学生，如同阿Q，听到“造反、革命”，新奇而振奋。他们破 四旧，毁文物，烧书籍；抓四类分子游街，抄家。我家住的巷子名叫龙渠堡，西头是西安市二中，巷子里的农民住户想趁火打劫分些浮财，纵容二中学生抄家。我的 岳父成分地主，拉去游街，清扫马路，家里的家具、存款被炒，而两箱古书，认为没有用处，反而保留下来。
最初起来造反的红卫兵是北京一批高干子弟，他们宣扬反动的血统论，有一篇《谭力夫讲话》说：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风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他们歧视出身不好的同学为“狗崽子”。起初“地、富、反、坏”统称四类分子， 加上右派分子称“黑五类”，文化革命中又出了“反动学术权威”和“走资派”，总称“黑七类”，排在第八位是资本家，知识分子派到第九位，又称“臭老九”。
在那动乱年代，形势瞬息万变，不久革命干部成了黑帮走资派，他们的“好汉”子女，反而跌为“狗崽子”。
8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首次接见红卫兵。全国红卫兵都涌向北京，开始全国“革命大串联”。
造反派与保守派
1966年8月，当西安交大的学生冲向社会，就交大“六六事件”向西北局、陕西省委讨说法之 时，广大的西安市民不理解、不支持。8月13日下午，政府组织西安各界庆祝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大会，会后游行，交大师生员工的队伍近万人，当游行到钟楼 时，己是夜晚，大街上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有人喊“交大的学生你们为什么要反对省委，你们要造谁的反？”，四周群情激奋，人们冲击交大游行队伍，要揪出少 数反革命分子。我们唱着革命歌曲，雄赳赳，气昂昂，迈步前进。有外校的学生手挽手组成人墙保护着交大的游行队伍，我发现我的妹妹也在其中，我叮咛她一定要 小心。我们的游行队伍高唱“红军不怕远征难”，回到学校时已经深夜。
此后西安分为两派，支持交大的为造反派，反对交大保卫省委的为保守派，亦称保皇派。一个单位也 因观点不同而分为两派。保守派大部分是机关干部和工人，造反派大部分是学生。西安大街上，今天是保守派游行，高呼“西北局是革命的，陕西省委是革命的。誓 死保卫西北局、誓死保卫陕西省委！”翌日，造反派游行，高呼“火烧西北局，砸烂陕西省委！”
8月16日，某校造反派学生受到该校保守派的围攻，不让吃饭。他们到交大求援。交大学生义愤填 膺，冲出校门来到和平路金家巷西北局门口绝食抗议，其他高校的造反派听说后也来支援。当晚绝食学生达到五万人，占据了整个和平路。我们年轻教师义无反顾， 一些中年教师犹豫良久，经过反复利弊权衡，也加入了静坐绝食的行列。和平路上学生整齐列坐，红旗飘展，歌声起伏。西安人民听说学生绝食，奔走相告，纷纷上 街观看。和平路、大差市一带人山人海，热闹非凡。许多市民带着吃食来到这里劝说学生用餐。
西北局机关大院内人去楼空，党政领导没有一个出来接见学生。学生一直坚持了三天。时令已是夏 末，夜晚寒冷，白天中午炎热，太阳一晒，不断有学生晕倒。交大、西工大、西电、冶院等校的学生领袖，以李世英为首组成领导小组，指挥运动。不断向北京中央 打电报通电话，反映情况。学生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终于北京周总理知道了西安学生绝食，立即命令西北局书记刘澜涛出面接见学生。
8月18日晚8点刘谰涛在一群军人的保护下来到绝食学生中间，在广播站向学生讲话说：我支持学 生参加文化大革命，西安的广大工农群众也支持你们。有人说"誓死保卫西北局,誓死保卫陕西省委 ",这种提法是错误的,只能说"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我奉劝同学们回去吃饭,吃饱饭好参加文化大革命。
刘澜涛讲话后，当晚学生们撤回学校，而学生领导小组的成员，受到群众的围堵。北京周恩来不断询 问西安学生情况，当得知领导小组被围，立即命令兰州军区派军队去解围，并将他们用飞机送到北京。8月19日李世英等人到北京受到周恩来、江青的接见。毛泽 东看到西安学生绝食的材料，批示“李世英交大学生领袖”。
毛泽东支持学生造反，各级党委纷纷瘫痪，保守派很快土崩瓦解。
大串联
9月中旬以后，全国展开红卫兵大串联。西安各大、中学的学生也拥向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然后到全国串联。全国各地成立红卫兵接待站，火车免费。不化一分钱，到处游山玩水，学生何乐而不为。
我们教师不敢轻举妄动，每天按时上班。学毛著、刻印传单、看大字报。西安各单位人们都起来造 反，交大成了造反的“圣地”，每天来看大字报，质询有关问题，朝圣取经者络绎不绝。学校成立群众接待站，让我们教师去做接待员。我做接待员十分忙碌，一日 应接不暇，也不知 “真经”为何，只能就报纸上的社论文章敷衍应付了事。
11月2 日，我也大胆“造反”，去北京串联。火车里塞满了学生，座椅下躺的、走廊上站的、椅背上坐的，连行李架上也是人，挤得水泄不通，车门不开，上下车只能从窗 户跳上跳下。到北京车站有汽车接待，我随人流上车，被拉至北大附中，教室地上铺着稻草，我穿着棉衣，晚上席地而卧，开着暖气，不觉寒冷。吃饭不用掏钱，用 米饭肉菜，招待毛主席请来的“客人”。我白天到各大学游转观看大字报，等待毛主席接见。
11月13日是毛主席第七次接见红卫兵，这次为了节省时间，改群众步行为乘车游行。前一天下午 有解放军来到北大附中，组织学生编组，讲解注意事项。吃过晚饭，我们登上军用卡车，每车四十人，站成四排，四角有四名解放军战士把守。当夜调动8万辆军 车，300万学生，在北京大街小巷穿行，指挥车、报话机忙碌调度。我们在卡车上度过一个寒夜，心情激动也不知疲劳。等到第二日早晨我们的卡车到达指定地 点，前后是长长的车队。十点，游行开始，八路军车并排徐徐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的检阅。十二点，我们乘的卡车进入天安门广场，广场是一 片红色海洋，几十万人挥动着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唱着歌颂毛主席的革命歌曲，人声鼎沸，如雷贯耳。那狂热的场面胜过今日的追星族，是亘古未有，空前绝 后。那狂热的气氛，人处其中，不由全身沸腾。我远远望见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中央那魁梧的身影，频频向人流挥手，崇敬之心油然而生。我也随人们一路不断高 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到11月底，毛泽东共八次接见红卫兵1500万人。
派性与武斗
11月下旬，我从北京回到西安。这时中央要求各地学生停止串联，返回本地闹革命，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然而学生成了无头鸟，不听指挥继续在全国各地游荡兹事，又兴起徒步串联。
我作为教师，乖乖地听党的话，在学校无事可干，就约几位同事去西安北郊的黄河棉织厂。我们半天 随工人劳动，半天了解文化革命情况。造反的工人只是极少数，其中有过去受压抑不得志的希望报复一吐为快，有调皮捣蛋不好好劳动的借机看热闹图安逸，有野心 家阴谋家企图乱世出英雄。大部分工人照样上班劳动，起初看不惯造反者，后来见中央号召，学生支持，也就随大流参加造反派。造反派组织名称五花八门，也无组 织章程，只要参加其活动就属于一派。
1966年底，西安的保守派已经消失，纷纷打出造反旗号。工人造反派受到西安各大学的支持和控 制，西郊各工厂造反派“工联“依附于西工大、西电，铁路工人和东郊工厂造反派“工总司”依附于交大。这时学生领导小组内部产生分歧，李世英提出“造反不分 先后”，并批评“打砸抢万岁”等极左口号，西工大等诬之为“右倾”。学生领袖间的分歧很快蔓延扩大，造反派分裂为两派：交大派和西工大派。两派之间整日互 相攻击，昔日风雨同舟的革命战友今日反目成仇。派性这个怪物侵蚀了社会上每一个人，夫妻之间甚至有因派性而离婚的。
到1967年全国各地都出现互相对立的两派，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派性斗争，社会混乱，工厂停工。 1月，毛泽东决定派解放军进驻大学、工厂实行“三支、两军（军管、军训）”然而没有几天解放军也陷入派性的泥潭，很难一碗水端平，稍不留意形成支持一派压 制一派，使矛盾更加激化。一个月后解放军撤离学校。
1月，上海造反派王洪文夺权成立上海革命委员会。毛泽东要求各地仿效成立由军队领导、地方革命干部和学生领袖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在成立陕西革命委员会时结合那位革命干部的问题上，西安两派意见对立。西工大派支持霍士廉，交大派激烈反对，争轮势不两立。
佳所在学校陕工大与交大相对，中间只隔一条大路，但是分属两派。两校都安装高音喇叭互相对骂， 陕工大骂交大为“狡老总”，交大骂陕工大为“傻瓜大”。我去陕工大找佳，她的一群女同学围着我“辩论”，挖苦嘲讽，无所不用其极，在我身上宣泄对交大的怨 气。我碍于佳的面子，强忍不敢发作，因而我也不敢再去陕工大。我和佳在兴庆公园的约会也因派性的观点分歧而常常不欢而散。
陕工大想出新招：“彭康原也是我们的校长（57-58年两校合一，59年分校），你们不斗！我 们斗”。陕工大召开批斗彭康大会，会场留出一块空地，“欢迎交大战友参加”。翌日交大召开更为激烈的批斗彭康大会，会后不知谁喊了一声：“拉彭康游街！” 一群学生高喊口号，推搡着彭康在校园内飞跑。彭康六十多岁，被弯腰罚站一个上午，已经精疲力竭，没跑儿步就跌到在地，两名学生上去，架着彭的两只胳膊，继 续飞跑，其实不是跑，而是在地上拖，一只鞋被拖的不知去向。这样游街一小时后，被架回住处，扔在床上，彭康已经奄奄一息。他被单独囚禁，没有家人照顾。待 到红卫兵送晚饭时发现，彭康已经死在床上。彭康这位老革命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去，人们不禁发问，杀害他的凶手是到底谁？
7月20日发生武汉事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支持一排压制另一派，说群众组织“百万雄师” 是保守组织，想借机打倒陈再道。数万群众围攻东湖宾馆，抓住王力。当时毛泽东秘密到达武汉，就住在东湖宾馆的另一所别墅内，周恩来为了毛泽东的安全，立即 赶到武汉，安排毛泽东飞往上海。江青宣扬“文攻武卫”的口号。全国两派武斗升级，动用真枪实炮，血腥屠杀。
8月5日，西安工总司向陕西驻军示威，引发在大差市附近的“八五静坐”，持续五十多天。交大给于支持。毛泽东看了有关材料，批示：“李世英是个蛮子，不讲道理。”
8月下旬，西安西郊某工厂的工总司派受到围攻，消息传到大差市，工总司立即派几卡车战友去支 援，当卡车进入厂区，受到工联派的开枪伏击，死伤数人，其他人大部分是中学生，吓得报头鼠窜。从此西安进入持枪武斗，两派都去抢枪，西安有许多国防工厂， 军械库的枪支弹药被洗劫一空。
死者的几具尸体被运到大差市，无人认领。我的同事小崔出面，将尸体摆放在一所小学教室，自发的有人运来冰块，有人贴出挽联，有人拍照著文，参观者络绎不绝。这就是西安有名的《尸体展览》，一直传到国外，国际著名的几大报刊转载。以后追查这件事故的责任，小崔受到牵连。
67年夏，武斗流血事件全国到处发生。西安有西工大汽车爆炸事件、夜袭西安搪瓷厂事件，大街上 不时有送葬游行队伍，武斗队员荷枪实弹乘坐一辆辆卡车呼啸而过，高音喇叭的吼叫声昼夜不停，流言四起，人心惶惶。我们普通人开初对文化革命的热情已经烟消 云散，转而成为对时局的深深忧虑。
这年8月27日，我和佳结婚，婚礼简单而仓促。婚后第三天，佳去学校被阻拦，不准回家 ，每人发一支枪，昼夜守卫学校，传言某某组织要围攻、洗劫陕工大。我不见佳回来，心急如焚，骑车到陕工大校门口远处观望，校门戒备森严，围墙上站满持枪的 学生，校内枪声不断。几天后没有发现一个“敌人”，反而自己开枪误伤了自己，学校这才取消警戒，新娘子准许回家了。
67年7-9月，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说“形势大好”（？！），又说“干部大部分是好的，要团 结大多数”。本年各省市陆续成立革命委员会，各单位也成立革委会。造反派头头进入各级革委会，李世英成为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0月，中央通知要求 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然而大学内一片混乱，大学生在社会上闯荡，无心上课。只有一些小学开始上课。
派性与武斗一直延续到68年底。我在派性斗争中还遭遇过一次惊险经历。1968年夏，学校清理 阶级队伍，委派我去西郊某职工业余大学，找一姓张的教师了解一些情况。张原来是交大的教师，后来调动到现在的学校教书。前一天我给张打电话预约。西郊是另 一派的天下，有人叮咛我要多加小心。翌日上午我骑自行车到达该校，找到张某，坐下，倒茶，刚寒暄两句，突然一伙人推门而入，气势汹汹，不顾张的解释，将我 强行带走，转入另一楼五层的一间屋内。对我进行全身搜查，将眼镜、手表、证件一律拿走。塞给我纸和笔，让我老实交待。一群人围着我，谩骂攻击。大楼对面是 一个工厂，空中传来阵阵哀乐声。这群人说，这是为武斗而牺牲的“烈士”开追悼会，你如果不老实，就将你拿到追悼会上去做“祭品”。他们进进出出如临大敌， 面对这些人性扭曲的暴徒，没有道理可讲，我静默，不求饶，以示抗议。直到中午饭时，一个带头的进来，揪我的头发，打我的耳光，又在地上捡起一块木板，打我 的脸。折腾一会儿后，他们在我的胸前挂一个牌子，写着“交老总，滚回去！”一群人拿着棍棒押着我，走上大路，路上行人围着观看。他们怕影响不好，这才释放 了我。我骑上自行车，赶快离开这是非之地。回到家中，佳怀孕正准备临产，听到我的经历，唏嘘不已。傍晚，交大几个同事慌慌张张来到我家。原来我被押走后， 张某也不知道我的去向，他悄悄让一个朋友立即去交大报告，“一位交大教师被人绑架，下落不明”。交大革委会将这情况反映到陕西军区，让协助查找。教研室同 事到我家想说明情况，安定人心。现在见到我平安归来，大家才放下心来。
1967年冬，社会流传有“红色恐怖队”、“五湖四海”等流氓组织，抢劫行凶，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吓得人心惶惶。街巷居民自发组织起来，晚上巡逻察访。折腾月余未见异常，人们才放松了。这一年食品虽然都凭票供应，但是供应基本正常，人们衣食温饱未受多大影响。
学校斗批改
1968年4月，1966届大学毕业生分配工作，当时造反派掌权，佳出身地主，只能分配到条件最差的地方，结果分到河南巩县一个正在筹建的化工厂。此后1967届大学毕业生也离校。
1968年7月，毛泽东命令工人宣传队进驻大学，所谓“掺砂子”，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 下。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毛泽东还将外国人赠送给他的芒果转赠个首都工宣队。首都工宣队又将这些芒果分送各个大城市的工宣 队。当这一只芒果到达西安时，身价倍增，西安车站和大街上数十万工人敲锣打鼓的欢迎，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那场面比一千多年前长安街上的迎佛骨场面壮 观多了。
文化革命开初，大中学生吃香，被誉为革命小将、红卫兵、左派，毛泽东接见、支持，利用他们的年轻幼稚、单纯热情，打开了文化革命的局面。而现在学生闹派性，是“蛮子”，不听使唤，于是又抬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工人受宠若惊，欢呼雀跃，要登上历史舞台。
工宣队进校，开始了大学的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我们物理教研室来了三位发电厂老工人，他们朴实，文化水平低，不了解高等学府的复杂性，难于驾驭，真正的领导还是原来的文革小组，教研室文革小组成员是造反最早的龚、出身贫下中农的刘和“革命干部”吴百诗。
吴百诗五十年代初毕业于上海交大，党员，留校讲授理论力学。他教学有方，很受学生欢迎。58年 交大成立工程物理系，任命吴百诗为系主任。他年轻有为，提升很快，认为是党培养的新一代红色知识分子。我在工程物理系当学生时，吴百诗给我们讲授核物理， 是我很崇敬的一位老师。61年曾以专家身份赴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63年回国后到物理教研室当主任。我和吴百诗，原来是师生关系，现在成了同 事。
在吴百诗能否参加文革领导小组，群众意见发生分歧。我根据毛泽东思想，分析认为，吴百诗属于资 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不是革命干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我想象的革命干部是经过革命战争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的人。于 是我写了一张大字报，标题是《是革命干部？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某日早晨贴在教研室大楼内的墙壁上。这张大字报引起的轰动和后果是我始料未及的。不仅 在教研室引起议论，有人说这是一颗重磅炸弹，击中要害。当天上午有人将这张大字报重新抄写贴到校园里的显著位置，引起广大教师干部的关注。校广播台的记者 来采访我，该大字报又在广播台播放。工宣队决定对吴百诗隔离审查，抄家，批斗。工程物理系也拉吴百诗去批斗。我得意的同时又感到不安，我的一张大字报使吴 百诗变成“敌人”，遭受批斗，并非我的原意。这事虽然已经过去几十年，然而常萦绕在我的心中，感到深深的歉疚。
经过改组的文革小组，增加了一个出身贫农的叶。斗争对象有走资派（党支部书记、教研室主任）、 反动学术权威（知名老教授）、右派分子。文化革命开始到现在，学生都到社会上去造反，这些人无人过问，逍遥自由了一年多，今日轮到他们受批挨斗了。这些人 被关入牛棚，不准回家，每日检查交待罪行。继续深挖又发现一些“敌人“：有人与海外亲属通信，被查有污蔑社会主义的言词；有人是漏划右派；还有一位老教师 解放前在上海交大入党，解放时在上海敌伪档案中发现一人姓名与他相同，因而就怀疑它是暗藏的特务，现在被当作真特务批斗。
教研室文革领导小组和专案组在工宣队的领导下，决定批斗的对象和批斗会议的安排，我与其他青年 教师作为外围的积极分子，中老年教师是随大流的群众。对每一个“牛鬼蛇神”，轮流召开批斗会。会上大家发言踊跃，知识分子能说会道，语言犀利，慷慨激昂， 批判深刻，上纲上线。那个时期，大家模仿报刊上的批判文章，学会一套假大空的时兴语言、激烈言辞，以备发言使用。教研室原来人多心不齐，历次运动互相揭发 批判，积怨很深，知识分子又有文人相轻互不服气的恶习。文化革命中的批斗，有人相信毛泽东的革命理论，有人借机报复，有人幸灾乐祸，大部分人随大流以求自 保。批判会上，有多少是真心话，多少是应付语，真假难辨。
我们教研室共有78人，已经揪出20名“牛鬼蛇神”。工宣队在教研室会上威胁说“你们有问题要 早日老实交待，看谁要当这第21名”。中老年教师吓得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1968年夏、秋，阴沉恐惧笼罩着交大校园。校内不时传来教职工自杀的噩 耗，某系一对中年夫妻及一个小孩在卫生间煤气中毒全家自杀身亡；某老年教师在公路上撞车自杀致残；数学教研室一中年教师，为人老实无人批评，突然跳楼，未 亡而精神分裂；一位老干部正准备“三结合”进入校革委会领导班子，突然在兴庆公园上吊身亡。1968年交大三千多名教职员工中，自杀的就有十三人。
文化革命时期，由于毛泽东的赞许，林彪、江青一伙的极端吹捧，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达到登峰造极。
工宣队进校，带来的另一活动是大搞“忠字化”。每个会议室、办公室的正面墙上，要挂毛主席像 （画像、绣像、剪纸），两旁是对联，四周配以花环、“忠”字剪纸，装饰的像庙宇或教堂里的神坛。每天早晨八点，上班的第一件事是“五首先”。大家面对毛主 席像，肃然起立，手举红宝书，由一人带领大声朗诵：“首先敬祝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最最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 大家齐喊：“万寿无疆！万寿无疆！”（领）“敬祝我们的林副主席，身体健康！”（合）“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接下来向毛主席像三鞠躬。接着齐唱《大海航 行靠舵手》，然后朗诵几段毛主席语录。仪式完毕，坐下，开始每日一小时的“天天读”。
工宣队又带来“忠字舞”，每日下午，大家围在空地上，唱着语录歌，跳着集体舞，权当休息娱乐，苦中求乐。
另一个热潮是修建毛泽东塑像。西工大派在西安新城广场修建一座毛主席全身塑像，交大派在车站广 场又修建一座更高的毛主席塑像。大学及较大工厂在门前广场都修建了毛主席塑像。一个单位如果分为两派，在修塑像上也要打派仗，一派修一个塑像，另一派要在 该塑像前面又建一个更大的塑像。城市中毛主席塑像林立。到了七十年代，这些塑像大部分被坼除，现在个别大学门前还保留有毛泽东塑像。除了塑像外，大街上、 校园里到处是毛主席的语录牌和标语口号，如同现在的广告牌一样泛滥。
那年代，毛泽东的话是最高指示，要绝对服从，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人们讲话、写文 章都要引用大量毛主席语录，这成为一种时尚。就是两派互相攻击，骂仗，也是引用毛主席语录。毛泽东思想、毛主席指示被简单化、庸俗化到处滥用，人们已经没 有自己的真正思想，盲从于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右派分子不断挨批，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为了早日摆脱“右派帽子”这个沉重的紧箍咒，整日检察，真的以为“我 有罪！我要认真改造，从新做人。”
1968年10月，毛泽东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走“五七”道路。北京各大学、科研单位、机关都在外地农村建立五七干校，将大批闲置干部下放劳动。西安交大没有建五七干校，只是到69年冬，下放到陕南山区劳动接受“再教育”几个月。
1968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强行给刘少奇戴上“叛徒、内奸、工贼” 的帽子，并永远开除出党。据说中央委员只有一人（一位女老革命）举手反对。当时刘少奇不在会场，不让他辩白。刘少奇被关押在开封，受到残酷折磨。1969 年11月12日刘少奇死去，终年71岁。
这一年，各地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中央下发通知要求 “抓革命，促生产“，制止武斗,但是收效甚微。大批中学生还在社会上游手好闲，寻衅兹事。这年12月，毛泽东大手一挥说：“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知识青年 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全国掀起上山下乡的高潮。一千多万中学生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有的兴高采烈，有的随大流，有的无可奈何，都纷纷 下乡落户。户口离开城市再想回来就难了，一下就是八年，直到1976年文化革命结束，知识青年才全部返城。我的三个妹妹，都赶上上山下乡，失去了上大学的 机会。
回想文化革命开初，毛泽东鼓动中学生造反，中学生被誉为革命小将、红卫兵。现在中学生在城市不上课，没事干，惹麻烦，一下又变成了知识分子，要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来改造自己。中学生上山下乡，虽然受苦，但是也有好处，能了解社会，磨炼意志。
1969年
1969年1月，中央发出通知，强调清理阶级队伍要注意政策，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 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时，要及时解放他们。”根据中央指示，我们觉得教研室被揪出的“牛鬼蛇神”，也找不到确凿的“罪证”，其实就是好人，因而 停止了批斗，有的解放，有的挂起。
1969年4月，中共召开第九次代表大会，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被写入党章。
6月，中央发出指示，对毛主席不要搞“忠字化”，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这些形式化的东西人们早已经讨厌，趁着中央指示，“忠字化”烟消云散，只留下一些残破的标语。
这年3月在黑龙江中苏边界发生了珍宝岛事件，中苏关系更趋紧张。毛泽东发出“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不知是真的要打仗，还是故弄玄虚。城市里紧张起来，挖防空工事，疏散人口，搞防空演习。
我的岳父早年公派留学日本，回国后曾在富平创办立诚中学，任校长，倡导新思想，支持学生抗日救 国，习仲勋是他的学生。解放后土改时划为地主，1955年经习仲勋介绍，安排在西安文史馆工作，家亦从华阴迁到西安。1965年，城市社教，又因习仲勋的 问题而受到株连，失去工职。文化革命初被红卫兵抄家，拉去游街、打扫街道。1969年城市下放人口，龙渠堡街巷工作组找不到下放对象，便看中岳父是地主， 被逼下放合阳农村。一家五口，三个六、七十岁的老人，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在农村没有劳动力，缺吃少穿，贫病交加。1973-1974年，岳父母相继在农村 去世。十年浩劫结束，1979年平反昭雪，娘和两个弟妹才又回到西安。
我69年9月亦到陕南山区劳动接受再教育，小东一岁寄放在一位保姆家。197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离开了西安交大，调动到巩县，在中学教书。
（本文转载自《海棠树的博客》http://sunxjl.blog.163.com/blog/static/873013720077132429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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