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胡锦涛并肩站在天安门城楼中央,后来坐在高脚椅上观看游行的江泽民,此时的心情并非能和电视转播的万众欢呼的场景相呼应。
参加烟火晚会之后,他连夜提笔给中央写了封信。信的内容大致如下:他称参加了六十年的庆典,一晚上不能成眠,感到我们共和国的六十年很不容易。前三十年跌宕起伏;后三十年稳步发展。前三十年有很多经验教训要总结。后三十年总的来说是成功的,我们有很多执政的经验可取,也有一些要总结的教训。
信的最后一段是从苏联外交部为了五十年代新中国成立初期斯大林任命的在华总顾问,八十年代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访华,给中国外交部发来的一封信谈起,谈中苏关系。江认为斯大林和赫鲁晓夫都给了中国很大的援助。江认为历史上中苏论战是我们从意识形态挑起的;苏联也有大国沙文主义。江还认为赫鲁晓夫是改革家。
二00九年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史学会已经开始为“正确认识新中国的两个三十年”造势,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常务副会长朱佳木,他的基本观点是“不能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绝不能因为前30年有错误,就否定那段历史是新中国60年光辉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支持他的有社科院院长陈奎元。这也是胡锦涛采纳的“辉煌的六十年”和修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依据。
朱佳木是中共历史上左派人物朱理治之子,文革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八十年代初任陈云秘书。休假期间打着陈秘书的招牌,私自办理出国,被陈云发现后,赶出陈办,到天津港务局任职两年。后被邓力群调回北京,成为邓力群的得力助手,一手成立当代中国研究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至今都是“左王”邓力群麾下的思想理论大本营。
江泽民信中提出要分两个三十年,明显是否定朱佳木、陈奎元等人的理论观点。江泽民写此信不是心血来潮,而是有备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