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北京的中小学“停课闹革命”达近三个学期（1966年6月-1967年底）。孩子扎堆活动，多以宿舍院为单位。院子的称谓多是周围通晓的单位简称，如空军大院、轻工部、七机部、军科（军事科学院）、三部（总参三部）、计委（国家计委）、设计院、钢院等等。名头最大的是“国务院”（即国务院宿舍，位于西便门），有的简称用宿舍所在门牌地址，如新老302（广播事业局宿舍）、三号（月坛南街3号，华北局宿舍）、某区（如和平里七区、三里河三区、百万庄酉区，皆为中央国家机关宿舍）等。胡同则依旧称化简，如八条、西堂子等。这些简称，在方圆数里的圈子内有效。那时北京城外，某个地段，会座落若干院子。如复兴路沿街是一色的军队院子，颐和园周边有军事学院、军事科学院、总参三部、中央党校、中调部、西苑医院、北大等单位的宿舍，北蜂窝一带有铁道部、新华社、四机部、有色金属研究院、京西宾馆等单位的宿舍，东大桥一带有纺织部、外交部、农业部等单位的宿舍。月坛地区机关最多，有个顺口溜说：“二三六九中，全城来办公！”当中的“三”，即指月坛地区的三里河，那里三部一委一院，有小国务院之称，这个地段的机关宿舍院，前面已经提到过，不必重复了。
打群架之风，是大气候所致。停课以后，上了中学的孩子无正事可干，且精力和火气正旺，属于没事滋事的年纪。瞎折腾、疯玩、“闹革命”之外，就着“横扫一切”的社会风尚，孩子之间群殴之风的兴起，便在所难免。导火索很容易形成，因琐事产生的摩擦，因争风吃醋（所谓“拍婆子”）引发的恩怨，因这个院的孩子多看了那个院的孩子一眼（所谓“犯照”），都会酿成院和院之间的“战争”态势，甚至两院结下宿怨，“战争”时起时落,有如巴以关系那样。有时候混战的规模更大，出现“三国演义”甚至“战国七雄”的局面。打架的前奏，有不少孩子常用的形容术语，如“叫茬呗”、“挡横”、“犯各”、“乍刺”、“装丫的”、“执拗”、“来劲”等等。粗话如“装什么丫的”，在孩子圈里常听得见。
当年孩子打架，讲究“阵势”，即不是一两个人的事情，也不是十个八个人的事情，而是一个院和另一个院的事情，或者说是一群人或一片人之间的事情，是所以谓之“群架”。
打群架是有规矩的，事先要“茬架”，又称约架，双方派员商定时间、地点，一般选择在不收门票的小公园、学校操场或某个隐蔽的街道。八一湖土堆一带，即那时候的打架“胜地”之一。约定完成，接下来是分头去纠集人，韩信点兵，越多越好。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甚至数百人，机关规模大，宿舍院子大，楼多，自然在人数上占便宜。
人定湖公园位于德外护城河北侧、德外大街东侧的胡同里，隶属西城区园林局管辖，据说是50年代由附近的机关、工厂等单位组织义务劳动建造的公园，但为何称为人定湖，一直没弄清楚。那时过了北护城河，有些地段比较僻静，人定湖就是僻静的地方，安定门、德胜门一带的中学生常常选择人定湖作为“茬架”的场所。
“文革”初期，“参战”的孩子多为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出生的年龄段。一遇“战事”，经常是院里适龄孩子总动员，倾巢而动，岁数小点的也尾随去长见识。人群中有好战分子，有跟着哄的，也有不得已而被裹胁去的。届时浩浩荡荡，骑车的，走着的，骑车带人的，有时候一长溜坐在马路牙子上，能排出小半站地，不时有人过来发烟、冰棍和汽水。个个都揣着家伙──菜刀、三棱刮刀、钢丝锁（又称棍锁、弹簧锁，一种自行车锁）、铁链子、板砖等等。我认识不少老三届的北京孩子，如今都顶着各种名目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头衔，举止文质彬彬，当初概不例外地被充为“群架”堆里的一员。有一名牌大学教授，当年家住宣武区某院，常参与这类“活动”。他告诉我，他们院和外院茬架，一般约在宣武公园，他属于凑热闹跟着哄的一族，从不带利器，顶多从家中厨房里偷出一根杆面杖，塞在袖口里面，一则壮胆，二来防身。他参与了多起群架，但既没打过别人，也没挨过打。
其实，这种“群架”极少演成真枪真刀地浴血奋战的场面，人纠集得越多，越容易让“战事”流产，否则，便很难解释“茬架”频频，恶性流血事故却不多见这样一个当年的事实。那时，把能折腾的，一般孩子惹不起的，名声在外的孩子称为“狂主”或“顽主”。打群架后来形成一个规律，阵势摆开后，双方营垒里总会有几个“顽主”彼此熟悉，甚至称兄道弟，继而由他们出来调停，把纠纷摆平，结局千篇一律─双方挑事的孩子握手言和。有时候双方招人竟约到同一个“顽主”头上，一场恶战转为友情聚餐。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就有这样一个场面，影片是依据王朔的作品改编的，王朔本人就在片中充当了一回摆平一场战端的“顽主”的角色。两伙子人马后来杀到莫斯科餐厅，干杯畅饮。
“茬架”规模的“大战”一般打不起来，突发性事件导致的“局部摩擦”则时有发生。板砖“花”人，刀子捅人的事例虽不普遍，却也难免。架打多了，就涌现出一批“声威”播至十里八里以外的“名院”和“名人”。也比出了某一地段中，哪个院厉害，哪个院。
比如60年代后期，西长安街沿线的机关大院，二炮和国务院宿舍相对“拔份”，老302（广播事业局宿舍）就差点意思，全总和汽车局（一机部宿舍）也不行。再往西数，空军大院和海军大院，里面的孩子成长在兵营中，得传他们工农红军或八路军、解放军家长们的基因，穿着也划一而扎眼，折腾起来差不多能惊动北京城的西半拉。
再往西，一溜军队院子，数铁道兵最厉害。和平里的机关宿舍区中，是化工大院最“牛逼”。那时院与院之间，就似国与国之间，有一、二、三世界之分。两拨不相识的孩子在大街上、公园里或冰场上相互“当横”，呛呛起来，必得互问：“哪院的？”。人单势薄的一方若想避免祸端，要么背靠一个厉害的提起来能让对方胆寒至少发怵的院子，要么就得有人壮着胆子出面作外交努力，提对方院里“顽主”的外号或小名，说些“和你们院郭三、小建没的说”之类的软话，一般能化干戈为玉帛，否则难逃一劫。
大院里孩子多，容易成“势”，然后借势而起，顶多出几个登高一呼的“顽主”，全院孩子出门，全仗着提这几个名字“抖份”。他们起哄行，动真格的，绝对“野”不过城里胡同的孩子。胡同的孩子，多出身劳动人民家庭，“造反”是他们身上的天性，打起架来豁得出去，个顶个。真正意义上流氓团伙，多出自那里，泛称为“城里小痞子”。城外机关宿舍的孩子都怵他们几分，不敢轻易叫板。最有名的，当属菜市口菜刀队。当年北京孩子中流传一个尽人皆知的顺口溜：“刀子、板带，口里、口外，大开门、小开门。”“口里”，即特指菜市口菜刀队，据说“队员”有数千之众，在整个京城横行无阻，逮谁灭谁。60年代末的一个冬天，军院（解放军军事学院）一帮孩子和菜刀队在颐和园冰场上遭遇，我的一个朋友当时就在军院的孩子堆里，他回忆说，军院的孩子仗着家门口的地利，开始还想叫叫板，后来弄清对方的来头，领头的“顽主”终于心虚，不战而退，认了。另一个例子也是他说的，大概发生在颐和园附近的河边，俩城里孩子被他们院的孩子围住。那俩孩子是一身蓝，懒汉鞋，一个拿一根角铁，另一个拿一把刀，都不短，摆出誓死一拼的架势。这边部队子弟一片“鸡屎绿”，拿什么的都有，双方力量是2比无数。就这么对峙着，有半个多小时，军队院里的孩子到了也没敢动手。
“名人”，是指一些心黑手狠的“顽主”，这些孩子靠打杀得名，进而成为统领一方（某一地段）的小流氓头子，名曰“戳”。当年，哪个孩子真敢玩野的，动刀子捅人，一准能在某一块地界“戳起来”，恶名逐渐传开。所谓“名”，指的都是绰号。如复兴路一带的“黑狗”、“瑶子”，和平里地区的“特务”、“黑枣”，王府井、东单一带的“骚子”，西单的“红叶”，西四的“小酸枣”，前门一带的大忠、小忠，木樨地的“二牛”，三里河的“大头”等等。最著名的要算统领菜市口菜刀队的“小混蛋”，可谓是一个能让60年代末期的北京孩子如雷贯耳的人物，无人不晓。有两本涉及当年北京孩子的作品都提到了他。王朔在《看上去很美》里有一段专门写他：
最广泛的一次出动，大概是去平“小混蛋”的那次。说是一个叫王小点的人出的头，这人也是小孩皆知，口耳相传的大腕。小混蛋是城里的顽主头，后来我遇到过很多当年的“老炮儿”都号称跟他交过手或打过照面，也就是说是个打遍北京城的角色。各大院的孩子走得一空，街上像过兵一样过了一个上午，一眼望不到头。听说他们在白石桥小树林里堵住了小混蛋，一共七个人。小混蛋还说：给我留口气儿。王小点说，我饶你，但我这刀不饶你。然后他们就排着队一人一刀，扎到天黑，小混蛋千疮百孔地咽了气。没听说有人因此被判刑，涉案的凶手太多，公安局也无从下手去抓。听说还有一种说法叫为民除害，可以置之不理。王小点不久就被他家送去当了兵。关于这件事已经成了北京的一个民间故事，小混蛋这个人也已成为民间传说中的英雄。从这点讲，他也算流芳百世了，谁还记得王小点呢？
另一本名为《烟盒》的书这样写他：
那里（指菜市口）的流氓头外号叫“小混蛋”，名震四海，刀子玩得好，二尺来长的三棱刮刀就在腰里别着，一身的国防绿，两把菜刀叉车把，在大街上横冲直撞，无人敢管。据说他下辖的流氓团伙有3000人之众。据说，一提认识“小混蛋”，在饭馆吃饭都不要钱。
当然，想成为登高一呼的“顽主”，仅凭一股子野劲是不够的，那叫“傻鲁”，充其量是一李逵，连张飞、鲁智深都够不上。还得有点心思，能拿住人，有办法摆平一些事情，能把坏事做得艺术一点。举目京城，凡坏到能享顽主声誉的孩子，几乎多少都有点这样的资质，往大了说，就是朱元璋和刘邦。
那时，类似小混蛋这样的“顽主”，差不多都是派出所里的“常客”。一个院或一条胡同出几个常和派出所打交道的孩子，并不新鲜，有的孩子一年进进出出个几次。有些孩子的家长实在觉着脸上挂不住，就把孩子送回老家过一段，这也只是权宜之计。派出所进多了，这些孩子也已经麻木了，“无所谓”。反倒让街道派出所的名声大噪，远在一些有大机关之称的部委之上。如“月派”（月坛派出所）、“北派”（北新桥派出所）、“广派”（广安门派出所）等等，都是那些“玩闹”孩子挂在口头的机构简称。
听住在景山后街总参院里的一个孩子说起过，60年代末，他有一次到地安门一带找一个叫“老四”的同学，在胡同口撞见俩警察正带着老四迎面过来。他心想如果上去打招呼，弄不好也得跟着进去，索性装不认识，擦肩而过，行同路人。他还挺紧张，随后到老四家打探怎么回事，家人随口说了一句：“又进去了。”和说 “上街买东西去了”表情无二，然后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文革”中的第一茬“顽主”，结局不一。有的如王朔所述，或死无葬身之地，或摇身一变，成了人民解放军战士；有的因作恶多端，被判了大刑，若干年后出来，再过若干年，成了大款；更多的这类孩子随着长大成人，“浪子回头”，上了正路；还有的成了热心于公益活动的“雷锋”。曾听一位家住月坛地区的孩子说，70年代前期，他们院几个改邪归正的“顽主”，联合其他院的孩子，定期为附近的澡堂义务打扫卫生，坚持了一两年。1977年“五一”，大批老书解禁，王府井新华书店门前一大早就排上大队，一群年轻人在维持秩序，他们并不买书，而是路过这里，看到书店前秩序有点乱，自发过来服务的。我的小学、中学和大学同学中，都有当天去那里排队买书的。有个孩子后来告诉我，他发现，这伙义务维持秩序的年轻人就住在他家附近，有好几个是多年前打架不要命的“顽主”。
打群架之风起于“文革”初的停课之际，风行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家长奔赴干校时期，持续到“文革”结束以后。就是说，打群架作为北京孩子中一种流行的时尚活动，贯穿于“文革”的始终。像如今的运动员一样，一茬孩子过气了，代之而“后起之秀”。因而“顽主”也呈“辈出”之势。
复课以后，打群架势必蔓延到课堂。孩子生活在一个失去学习氛围的大环境里，总得找点事干；孩子扎堆，自然容易引起摩擦；孩子来自不同的居住区和居住环境，又容易引发群体的摩擦。这大概就是打群架在那个年代的生命力所在。70年代前期上中学的孩子，大概都曾在自己的学校旁观或参与过“混战”。“战事”就发生在楼道或操场。楼道里打起架来，抄的是笤帚、墩布、椅子和书包等顺手的家伙。楼道地方窄，腾挪不开，结果经常是教室和走廊的玻璃稀里哗啦，“参战”的孩子人仰马翻、头破血流，甚至殃及无辜师生。而老师除了报警，根本无法收拾局面。操场地界大，常见的是追杀场面，抄板砖容易。总之，因打群架而大闹课堂的事例，在70年代中前期，是相当普遍的。
学校里打群架，分起拨来形形色色，有同班分两拨的，有按班分拨的，有按院分拨的，有一个年级分成两拨的，不一而足。复课以后，西城区城外中学的容量有限，月坛街道一些住机关宿舍的孩子被分到城里的八中、35中、150中这些胡同里的老牌学校，那一带的打群架不免经常以“城”为界。
八中有一帮三里河某区的孩子，遇事抱团。有一回在操场打篮球，三里河一孩子和学校周围胡同里的一个孩子掐了起来。搁现在大家劝劝也就散了，那时不然，先是三里河的孩子一拥而上，仗着势众，几打一，把城里那孩子“爆撮”一顿，取得阶段性胜利。那孩子不告饶不还手也不躲闪，由着这帮城外孩子动手，然后爬起来掸掸身上的土，从容而去。三里河的孩子也是意气用事，明白强龙斗不过地头蛇的道理，此后警惕了几天，结伙来去，书包里揣着家伙，上学放学不敢避开高峰时段。接下来的几天倒平安无事，在楼道遇见挨打的孩子，对方也不乍刺。三里河的孩子们以为事情就算过去了，渐渐掉以轻心，恢复到以前的习惯，放了学不回家，在操场上玩到天擦黑。大概在十来天以后的一个傍晚，他们从学校出来，还没走到按院胡同口，迎面窜出一帮胡同的孩子，有一二十个，拎着板砖之类的家伙，不问青红皂白，劈头盖脸就打。三里河的这几个孩子连招架的姿势都没摆出来，就被打得落花流水，好几个开了瓢，缝了针。有个孩子腕子上的罗马表蒙子被砖头拍得粉碎。那帮胡同孩子尽管手黑，却没有把他们往死里打，分寸感很到位，雪了耻，解了恨，又把事端局限在小孩打架的性质上，没动刀子，不致酿出牢狱之祸。
三里河的孩子打了人，遭报复；挨了打回院，也没有罢休的道理。就算哥几个认了（当中确有挨打的孩子被家长摁住，不让出门），院里的孩子也不认。他们院孩子开始在城外敛人，个个使出吃奶的劲，那几天院里就像十月革命前夜的圣彼德堡。他们串院串校，百万庄的，计委的，二炮的，建工局的……44中的，铁三中的，月坛中学的……纠集起百十口子人，还在新疆餐厅和展览馆餐厅请了两顿饭，讨论战略战术。三里河的孩子们准备大动干戈，“平趟”胡同，一逞院威。城里的孩子也凑了同样规模的人数，候着对方上门。事态滚成这样的规模，貌似到了激战前夜，其实老炮们都清楚，就这场群架而言，差不多该结束了。
事情的结局是，城里那伙孩子里有个叫土匪的痞子的拐着弯的亲戚，又拐了无数道弯，够着了月坛地区一顽主的表弟，由该顽主出面，将双方领头的孩子招到月坛公园，打了一下午牌，意在安抚双方，也说了几句含着威胁口吻的话。事情就这样了结了。
70年代以后，能摆平双方，遏止一场争斗的领袖式的顽主越来越少，群架参与者的门槛也越来越低。到了“文革”后期，也就是70年代中期，打群架的北京孩子中，小痞子占了九成以上。这时的群架有个特点，即持续性。很多时候，架一旦打起来，便不可能马上收场，哪打哪了。吃亏的一拨自然不甘称臣，想着复仇，占便宜的一拨也自知只是一城一池的得失，绝不敢掉以轻心，从此以胜利者自居。一句话，日子都不好过。轮到60年代出生的这拨孩子上中学时，已届“文革”末尾。那时上课捣乱、起哄、瞎折腾的孩子一个班也能数出十来个，一旦“茬”起来，多数属于跟着哄的，真打过大架的孩子很少。我们班，大概只有李连生和王世明这两个人。
42中1974年的生源很杂，不似很多学校，从小学一锅端到中学，至少学生来源相对集中。这个学校当年春天从甘家口的华侨补习学校院内迁至社会路，替代以前的社会路中学。随后进校的初一学生来自四面八方──北蜂窝的，西直门外的，礼士路的，三里河的，木樨地的……后来打架，分拨也没有以班或院为阵营。大体西外是一帮，另一帮分不出片来。李连生和王世明都属于另一帮。李连生是政法干校的孩子，王世明住学校对面一个叫四道口的平房居民区。他们俩而外，这伙孩子中的骨干分子，还有外班的外号“孟老头”和“豁子”等五六个人，这俩人住在复兴门外南侧河边的一片平房区。
李连生这伙孩子与校内外多个团伙交过手，西外一帮是其中之一。西外的孩子，非大淘即小闹，守点规矩的极少，说白了，是一群痞孩子，程度不同而已。两帮孩子因为什么茬起来，孰是孰非，已经说不清楚了，无非是个别人之间的琐事纠葛，把小事做大。在学校里有过几场乱战，没分出输赢，始终相互不服。外来的和尚好念经，打架也是这个道理，那时谁能多认识几个社会渣滓，哪怕一面之缘，挂在嘴边，也可以撑撑门面。有一次西外的孩子真招来一帮大几岁的已经上了班的，果然奏效，打得李连生这帮狼狈逃窜，形成“追杀”场面。李连生一伙在大街小巷里狂奔两站多地，躲进市政某公司一栋宿舍楼的楼道，半天不敢抻头，只有孟老头仗着书包里的两把菜刀，想愣扛，结果被垫了被子─挨了顿痛打。他们躲到天黑才敢摸出来，连生回了家。当晚，另几个没回家的孩子在这栋宿舍楼下粮店的挡风板后面遇见一刷夜的女孩，此时来了胆，将该女就地轮奸。事发不久即在严打中入宫，后来派出所在现场开了批斗大会，这几个孩子站在卡车上遭例数罪行。月坛街道很多孩子目睹了这个场面。
李连生他们的另一场架是远征农展馆。那次也是帮别人的忙，有个孩子从西边转学到东边，挨了欺负，回老家招人，三托两托，到了豁子头上，豁子又叫了李连生，那次一共去了四五个孩子，属于单线联系的临时组合，都揣着刀子。他们锁定并堵住了目标，下手也狠，拔刀就捅。第二天李连生远走外地，不久派出所抓人，另几个都进去了，审到豁子时，这孩子坚不吐实，成全了李连生。后来那几个孩子都判了刑，李连生则一直“逍遥法外”。
还有一次是到三里河堵人，去了五六个孩子，王世明和李连生都在内。那次也是他们得势，把那边的孩子打得满地找牙，叫服声不绝。事情如果到此而止，也就罢了，自当是他们身经百战中的一场，收兵凯旋，不亦乐乎。但王世明不干，在对方认服后，顺手摘走了那边一孩子的手表，好像还有一两件别的什么东西。性质就出了打架的游戏规则的圈，对方随后报警。据李连生事后回忆，那些天严打的风声正紧，有一天晚上王世明到他家喝酒，他还劝王外出躲躲，想不到王世明当夜回家，警察就在门口候着。王被抓的情形与甫志高极似。这一去就是十多年，奔了新疆，户口也被吊销了，罪名并非打架而是抢劫。王世明和我从小学起就是同学，他被放到西北后我们从未见过面。回来后听说靠小买卖度日，娶了个农村媳妇，有同学在他摆的烟摊上买过烟。
李连生是另一路结局。他打了那么多场架，花过人，也捅过人，但不用说劳教、判刑，连派出所都没进去过，这在当年是不多见的。除了运气，和他平时的为人大概不无关系。打架归打架，那是意气加义气用事，此外在他身上看不出一丝小流氓的痞气。他生长在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福尔摩斯探案集》的译者之一，母亲是八中的老师。他打小学画，当过我们班的美术和物理课代表。那时班里正乱，上这两门课，谁要是捣乱，他必挺身而出。他平时待人处世，其实是颇具君子风范的。当年买什么东西都排队，加塞抢购之类的场面天天能遇上。李连生到商店买东西，摊上这类时候，从来是往边上一站，等着，大家抢购完了，剩下了他就买，剩不下就走。有一回几个同学扛着气枪到八大处打鸟，在公园里还差点跟管理人员打起来。爬了一天山，傍晚回到苹果园地铁站时，个个筋疲力尽。那时地铁车里的座位排列和公共汽车一样。李连生坐在一排的里面，后来有抱小孩的上车，坐外面的同学实在懒得起来，就装看不见，不料李连生从里面站起来，给人让座。2003年年底我们班一些孩子聚会，喝酒时说到他们打架的那几档子事情，他也承认，那时不懂事，意气用事了。我告诉他，你的故事可以作为这本书的素材，他开了句玩笑：“你得把我写成董存瑞、黄继光。”
打群架是当时的社会风气，年轻人普遍打群架。哪片地方都有勇者，有勇者，就有伤亡。打群架既是伤亡，也是娱乐。打一次群架，就想打第二次了。
一打群架，他叫你，你叫他，叫着叫着，就叫到我了，因为我勇。当时，地方上出勇者，单位上也出勇者，比如国棉三厂有十八罗汉，十八个剃光头的，一块出去打架。勇者事故多，出了事，公安局就找到单位，你承认不承认？承认，就得写检查。
勇，就会给单位惹事。但出于哥们义气，叫我了，不能不去。我先进生产者也不当了，厂门口的光荣榜上再见不到我名字，厂保卫科的干事三天两头找我盘问。
那会儿我打群架打疯了，其实没有一档子事是为自己打的，都是为别人。群架起因多是“揪婆子”和“有一号”。
“揪婆子”也叫“拍婆子”，女人叫婆子。那时代流行在大街上拦女人搭讪，在街上见一个女人漂亮，看得顺眼，就追上去，一拍肩膀，说：“聊聊？”拦着不让走了。
哪个哥们的女朋友受人骚扰了，是哥们，就得为哥们保住女人，义不容辞。往往我对这个女人、这个哥们都不认识，但人托人，托到我了，我一听，正义所在，必须帮忙。
“有一号”是那时代的人争强好胜，崇尚勇名，谁都想成为一号人物，镇住一片地盘。你想有名，他也想有名，就打起来了 其实争到的是臭名，同龄人说你是一号人物，上辈人说你是臭流氓。
争名争的是号召力，单打独斗不是人物，得四处叫人，凑人数摆阵势。一叫你，你是仗义的人啊，不能不去，都不知道事情原委，是哥们，就得跟着走。
打群架叫“茬架”，组织者叫“主茬”。主茬都是一片地方的霸主，不单比打架，社会娱乐少，有点新鲜东西都拿出来比，茬弹吉他，茬摔跤，茬录音机，他也是组织者。
那时候真是诸侯并起，五代十国。几条胡同、几栋楼，就有个主茬，主茬之间谁也不服谁，有点火星，就星火燎原了，不对摆上一二百人，不能完。
四五年级的小学生也能诞生主茬，一所小学出一个主茬，这所小学就扬名了。街头发生冲突，彼此都报学校的名，一说就知道这学校谁镇着、江湖地位如何，然后掂量着是狠打还是认 。
有时候，一伙小学生荣誉感强，为了提高本学校地位，也跟别的学校茬架。别以为孩子打架没什么大不了的，孩子打架更容易出人命，因为他们年岁小，百无禁忌，下手没控制。
比我们这一茬人年纪大几岁的叫“老炮”，比老炮更大的一茬人叫“老插”，就是下乡插队的一茬人。
越往上越厉害，我们比不过老炮，老炮比不过老插，老插们打群架，阵势更大，在外地插队的会坐火车几天几夜赶回北京，打完一场架，连夜坐火车回农场。
他们在乡下干农活，体力比城里人强悍，在火车上憋了几天的劲，见人就红了眼，一下手，肯定是最狠的。
更可怕的是，老插那一茬人经过血的考验，没下乡插队之前，是红卫兵，各个城市串着闹联动，哪天都死人。我小时候在街上见过闹联动打架，一个人追着五个人捅，他们手里拿的都是三棱刮刀，勇猛极了，有惊魂震魄的感染力。
旁观者看得激动，也说不清是害怕还是兴奋。看了这一幕，我就明白《 三国 》《 水浒 》里的场面肯定是真的。
老炮一茬、我们一茬上阵穿军绿（ 淘汰的旧军装，无肩章、领章 ），老插一茬人上阵穿破棉袄，有着老土匪的霸气。看了他们，就知道历史上真有过闯王、座山雕。
崔有成属于老插，但他独往独来，从不凑人数摆阵，遇上要跟他茬的，说：“你杀过人 这种话，你在我面前不要讲，你把我杀了才行。”
说英雄，谁是英雄？英雄不是死在街头，就是被枪毙了。
我们管死叫“冒了”，英雄都是冒了的。人年轻的时候，干事不想后果，追求一个“勇”字，将将十八岁，就给同龄人捅死了，或是给政府枪毙了，他们要活到现在也快七十岁了。
茬架， 了不行，横了也不行。各处打架厉害的勇者，彼此都知道，各处的主茬彼此都认识。场面摆得越大，越打不起来，过了二百人，肯定就打不起来了，因为熟人越见越多。茬架的规模高到了双方都有大勇者、大主茬参与的级别，大主茬就出来讲和了。
五六十人的，可能会打，真跟古代打仗似的，双方还布阵。一般是“板砖开路”，先扔砖头，随后是“铁掀阵”，几排人抡着铁掀冲上去。
我总结的茬架技巧是，越是人多的地方，越要往那冲，一冲，对方就散了。因为人多，都不看自己，都看别人的表现，反而容易胆虚。
胜负怎么算呢？没人受伤的一方，算是胜者。或者是谁的队形没散，有一方的队形被冲散了，便打不起来了，没散的一方就是胜者。
两拨人打架，还有奖品，一般是双方各凑上十条烟、一百斤粮票，胜者拿走。茬架的娱乐性，就体现在这。
当时北京谚语“南城狠，北城恶”，社会风气可想而知。打群架逐渐升级，从冷兵器时代进入到热兵器时代，用上了枪，气枪、铁砂枪都上阵了，两拨人迎面一走，便开始砰砰响枪。即便不开枪，也要有几杆枪端出来摆阵。
这些当年的热闹，讲给现在的孩子听，孩子们都不相信。他们出生在社会秩序稳定的时代，对社会无序状态时的事，按照他们头脑中的生活逻辑，怎么想都觉得不真实。
我年轻的时候，也害怕，不是怕打架，是怕冒名。因为我有了勇名，有的人就冒充我去打架，或者自称是我兄弟，这类事情一多，我听到了，心想坏了，完全失控，要招灾了。冒我的名，干的事便算在我头上了，怕就怕在也不知道会是什么事。虽然眼前乱，处处都打架，大伙觉得法不责众，没事 我不这么想，只要事做出来了，名留下了，不知道谁跟你算账，但早晚会算账。
矫正社会风气的行动已经有苗头了，打架厉害的人中，有单位的在单位上学习班，没单位的抓进班房关几天，叫“折进去了”。
社会乱成这样，肯定要整顿 这一点，我比别人看到得早。有人再叫我打架，我尽量不去，因此得罪了不少人，伤了哥们义气。后来，我谈恋爱了，女友成了躲避去茬架的最大借口，我带着女友离开老城区，搬到海淀区去了。
当时海淀区就是郊区，公主坟一带多是庄稼地，八一湖公园还是个渔村，有养鱼养虾的生产队。
我住公主坟北面的一个村子里，我那时是个时髦青年，长发、花衬衫、喇叭裤、蛤蟆镜，当地的人物一见我，心里就有了数，肯定是个勇者，以为我要在此地争名，于是先要灭了我。
他们一帮人来住所访我，包里有砖头，腰里有刀子。或是在路上碰见了，就几个人堵住我。谁惹我，我就说服谁，说服不了，就动两下手，只求应付过去。
说服的话多为：“我也不说我是谁，你们也别打听我。这块是我奶奶家的房子，我就是在这住。你们玩你们的，我住我的。”。表明不跟他们争地盘。
动手，多是小擒拿手。说着说着话，谁要灭我气焰，抬手推搡我，我就别住他腕子，或是两拳打倒，人倒了就行，不让你有伤，绝不下重手。他们就叫了：“嘿，哥们，你是会啊！”。我说：“不算什么，要说会，谁都会。”
动完手，还能接着说话，就不会再打下去了。
他们开始是防备我，见我住着不声不响的，还会功夫，觉得可以为其所用，又示好，茬架时叫我去。我表态很干脆，坚决不参与。
在这块地方要茬上架，架也是没完没了的。这里机关大院多，茬架多是平民子弟和大院子弟对阵。大院子弟物质条件优越，穿崭新的军绿（ 不带徽章的绿军装 ），骑着飞鸽、永久的名牌自行车出来摆阵，阵势整齐，远远望去，跟大阅兵似的，非常漂亮。
平民子弟穿得五花八门，也没自行车。但一打起来，还是平民子弟占便宜，因为敢豁出命干。大院子弟生活好，前途无量，后顾之忧也多，认为如果打架伤残了，耽误前途，不值得。
但大院子弟在一件事上没有后顾之忧，就是不怕被抓进班房，进去了，很快父母就托人将他们放出来了，这叫“捞人”。
所以打架，不是比谁的拳头硬，是比谁的爹妈硬。平民子弟和大院子弟一块蹲班房时，彼此间还称兄道弟地聊天，等大院子弟被捞出去时，他们还对平民子弟说：“哥们，别急，我捞你！”。显得很义气。
平民子弟心里有数，知道绝不能指望他们，但他们有这句话，就算他们做人到位了，一笑付之，挥手相送。
我逃脱了茬架，闷头练武，天天练到夜里十二点。住的房是我奶奶家的，叫王家大院，有一亩多地。说是大院，其实只有房没有院墙，我住了一段时间后，就自己垒土坯，围上了一圈墙。
在大院子里，我做了各种沙袋，挂在院中树上，有的装石头，有的装碎砖头，不同的质地，能出不同的力度。最多的时候，吊过八个沙袋，还在土里插上了一片木桩，高一尺，在上面走八卦步。
我总结八卦门古传的练法，也揣摩新的练法，为了获得击打的穿透力，试验了各种东西裹在树上，比如裹过棉花、裹过狗皮，整日操掌砍树。好几年里，我的手掌一半都是黑的，就是砍树砍出来的。
即便不打群架了，由于社会风气使然，散架仍免不了。
一次在大北窑，28路公交车上，因为人挤人打上一场架。一个人非说我挤他，我身后还有人，我哪控制得住？我觉得大家都是坐车的，他说这种话没意思，就反驳，结果吵上了。车到站了，那人下了车，还冲我叫嚣，问我敢不敢下来。
车门关了，车启动，都要开出站了，他还在骂。我忍无可忍，一下从车窗蹿出去了，售票员吓得大叫，司机来了个急刹车。
我跑到他面前，问：“你叫我下来干吗？”。他没想到我能下来，傻了。他平时多能打架，这时候也不能打了，因为被我震撼了。我几拳撂倒他，回头见车门开了，心想司机明白事理，是站在我这一边的。
上车后，司机教训我：“小伙子有两下子，脾气可真够大的，得提高修养了。”
那时代，交通没有秩序，马路上总有纠纷，好多人打架都是因为让道不让道问题。一次我走路，一个人停车，要停在我走的路前，不容我让他，还故意别我。
我俩言语上冲突起来，他锁了车就要打我，我用了一个大成拳的穿心脚，一脚解决问题。他在地上疼得打滚，有个老头说：“你练的是大成吗？”。我一惊，没想到此地有懂的。老头说：“别管你是练什么的，赶紧走，他的人来了，没你好。”
见有公共汽车来了，我立刻上车，车刚开动，就见一伙人拿着棍子、铁掀冲出来了。我在公共汽车上坐了一站地，一到站就下车，往胡同里钻。公共汽车的速度毕竟慢，还站站停，容易被人追上、堵住。
从此，我总结了一个经验：“在外打架，既然决定打，就不跟人论理，打了，就不停留。”。因为在对方的地盘上论理，对方的人一个个都会聚上来。打了，立刻跑，是为了不给别人报复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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