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失真（柯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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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失真

文/柯云路

“文革”是中国近当代史中非常重要的一段，不同阶层的当事人回忆是还原这段历史的重要资料。粉碎“四人帮”无疑是那十年中最为重大的史实之一，近年来陆续出版的相关当事人回忆录更真实地披露了那段历史。

近日读韩钢的一篇文章，文中对其中的若干问题指疑。他首先确认了近年的研究成果，认为最早提出解决“四人帮”的是华国锋，再经由李先念向叶剑英传达，得到早有此意的叶剑英的同意。虽然华、李、叶等都是国家领导人，但由于这些活动是秘密进行的，并没有公开的报刊进行报道，因此，当事人的回忆就成为了解这段历史的重要线索。韩钢提出的疑点在于：一，华国锋是什么时候有此提议的？据华本人的记忆，是毛泽东去世（1976年9月9日）后的第二天，即9月10日；而李先念、吴德的回忆，是9月11日。这里相差一天。二，李先念是哪天去北京西山向叶剑英转达华的提议的？华国锋、吴德的记忆，都是9月13日；而转达者本人李先念说是9月14日，这里仍相差一天。而《叶剑英年谱》则说是9月24日，这里彼此的记忆相差了十多天。三，李先念转达华国锋的提议后，叶剑英当时的反馈是一个相当关键的环节。据华的回忆，9月21日叶去他家商议此事；据《叶剑英年谱》记载，9月中旬、9月25日和10月2日华叶有过三次密谈。那么，矛盾出现了，华叶的第一次面谈必须是在李先念带话之后，然而，这与《叶剑英年谱》的时间记载自相矛盾，既然李先念24日才转达华的提议，华叶怎么可能在9月中旬就已经秘密商议了呢？

也许有人会对这些疑点不以为然，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结果一目了然，其中的细节似乎不必细究。但我却以为不然。再重大的历史都是由一个个细节构成的。细节若不能还原真实，则历史事件就可能有更大失真。

在对历史的研究中，我们常常要借助记忆，诸如那些“口述实录”之类，但我们又常常不能完全相信记忆，因为记忆有可能“失真”，有可能错误。就像我们放东西，明明记得放在这里，却可能在那里找到一样。

因此，我们要有多方求证与甄别，包括要尽可能凭借那些可以称得上“物证”的东西。就以粉碎“四人帮”为例，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吴德等当年都是位高权重之人，虽不会有“起居注”一类（专门记录皇帝的日常起居），但以他们党的主席、军委主席、政治局常委的身份等，身边一定不乏秘书警卫一类，甚至要有一个庞大的工作班子。但从已出版的书籍看，连这样最简单的事实都大有出入，可见记录历史并不那么简单。

我们的记忆与叙述偏离历史真实，还有更复杂的情况。

多年前我曾出版过一部“文革”小说《那个夏天你干了什么》，写了一个发生在学校的故事，一位优秀教师在动乱中先被莫须有的罪名打倒，后被残酷迫害致死。小说试图还原这位教师被残害的过程与真相，于是在十年、二十年后找到多名当时的亲历者调查。事件的过程扑溯迷离，每个人似乎都在叙述真相，却又与他人的记忆有明显的矛盾之处。这虽然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却概括了“文革”后大量类似的情况。对于“文革”中各种各样的大中小事件，其不同的当事人常常都会有大相径庭的陈述。《那个夏天我们干了什么》就是在“讨论”人们的记忆怎样利己地改造着历史，以回避自己的责任。

这种有意改造历史的陈述，我们相信，在相当一些有关“文革”的历史陈述中，会这样或那样地存在。

这时，我们可能更需要多方求证以甄别。

最后要说的是，前些年我又发现第三种历史“失真”的可能。“伊林、涤西事件”是“文革”中值得记述的史实之一：两位北京中学生在“文革”初期勇敢地贴出大字报，公开质疑被钦定为接班人的副统帅林彪提出的“最、最、最、最”的理论后被打成反革命并遭受迫害。那时同是中学生的我与这两位年轻人有过接触，并且因为同情他们而受到“牵连”。我在长篇小说《芙蓉国》中曾把这段经历“文学化”地写给了主人公卢小龙。始料不及的是，一次我上网查阅资料，输入关键词“伊林、涤西”后，最终弹出的竟是《芙蓉国》中的相关内容。我一时有些吃惊，那可是我虚构的小说呀。如果有人将此条目当做历史素材引用，岂非“弄假成真”？

总之，历史的记录是有可能“失真”的。

除了上述三种情况，即无意的“记忆偏差”，有意的“记忆改造”，网络时代的“弄假成真”，还会有其他失真的可能。历史的记录从来难以绝对符合历史的真实，研究者只是凭借浩如烟海的资料尽可能去接近历史的真实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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