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郢客 ] 于:2009-05-27 04:54:55 复:2200724
【问：沈崇案事发于北平，学生散步亦初起于北平，为何谢泳先生的“解密”文中频频出场（几乎是唯一出场：此人对学生不满，对教授不满，居高临下，指摘众人……）的政治大员却是魔都上海的领导人吴国桢？自明成祖朱棣以来，帝都落难屈尊降贵呼为“北平”不过1927-1949这一段，“文化古都”高校重镇的招牌还没倒，谢教授何至于如此目中无人呢？
第七部分将给出答案。】
【part A 燕大：告别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先生因太祖1949年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而在中国人心中“不朽”，幸耶不幸耶？太祖告别他，是告别“美国驻华大使”；燕大师生告别他，却是在1946年沈崇案发后，以“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心情告别燕京大学老校长司徒雷登。
陈远在《逝去的大学》里将“司徒雷登”称之为“燕京大学的灵魂”，虽稍显煽情，并不过分。司徒雷登1919年便担任燕大校长（1918年美国南北长老会决定将北京的两所教会大学——汇文大学和协和大学合并，选中了司徒雷登负责），募款寻址，1928年建立哈佛燕京学社，声誉斐然。“在燕京学生人数较少的时期，他能够准确地说出每个学生的名字。”
然而1946年，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沈崇案发，他和燕大师生之间，自然隔了国族立场的鸿沟。其实，裂痕早就埋下。
【今天暑假（注：1946年）燕京同学向他阐说美军在华之暴行及所引起之恶果时，他曾用几乎留下眼泪的动人场面表示对美军很表遗憾，他说：“我很伤心，我很倒霉。”于是大家以为他会了解这意义，会能呼吁一下他们的政府稍为改变一下对华政策了。
事过不久，他亲自签订中美商约，青岛美军基地在他的交涉和默契之下开辟了。
因此，这次美军暴行，燕京的反应是不必理会司徒，纵然他那时还在天津，也不要他回来，因为大家怕他回来眼泪一把，鼻涕一把地向大家抱歉一番，又把它搁置了。】
司徒雷登的确难为。他对中国固然有感情，对美国更有感情责任。《star trek》里的Spock和《天龙八部》里的萧峰，身份纠结，理智和情感常有矛盾冲突；电影或小说自能化解或了断，而多数人只能尴尬活着。对于中国人而言，司徒雷登未见行动甚至反向行动，这样的“难过”有什么用？
燕大是一所教会学校，政府对之亦有些忌惮。12.30游行清华燕大两校进城，探听到西直门守城门的军警接到上面命令：燕大学生可进，清华学生要禁。——政府到底不敢得罪“美国教会”背景。两校领头学生灵机一动，想出一条调包计：清华队伍打着燕大的校旗大摇大摆进了西直门；燕大的学生自报家门，你还敢拦吗？军警果然不敢拦，就这么都进了城。
燕大因美国教会而享受特别“礼遇”，沈崇案发，燕大颇为勇为。燕大学生会议通过三项决议：
1）要求学校立刻制止美军眷属在校求学，若学校未办到则由同学自动驱逐之。
2）在校门口立“禁止美军出入校园”之木牌。
3）抵制美货。
越熟越不怕，受其道，还其身也。燕大代理校长陆志韦的名言即：“美国人出钱办的燕京大学，但燕京大学不是为美国人办的！”并一语道破，“盗泉之水，可以灌田”。有如此校长，亦难怪有如此学生。
燕大学生写壁报都是国际接轨派的：“假如一个黑人强奸了一个白人，美国的大人先生们将会对这黑人怎样？”
燕大的教师亦值得一表。学生去探问老师对沈崇案的态度，夏仁德（Dr.Sailor）教授笃信普世公道，格外愤慨，甚至捐了5万元给燕大学生自治会抗议美军暴行会，表以支持。社会学系雷洁琼女士曾经是1935年12.9游行行列中唯一的燕京大学女教师，曾经在下关被打（注：1946年6月23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组成赴京和平请愿团，41岁的雷洁琼是请愿团最年轻的代表。代表团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到法西斯暴徒的残暴殴打，雷洁琼也身负重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六·二三”下关惨案），这次，她再次走向街头，和学生站在一起。她在访谈中亦直言不讳：美军口头道歉无用，根本办法为美军撤出中国。
12月29日，燕大壁报处处可见；定下三大决议已经晚上11点半，清华学生来报告说次日游行；燕大耻于落后，夜里三点半，约定两校共同游行；仓促间，大家连夜准备，清晨开拔。
游行之后，燕大学生犹有“剩勇”：“假若司徒回来，我们一定要问他这次北平学生运动及全国学生运动是否为他所喜悦的学生运动?再问他这个运动究竟是属于破坏的呢还是建设的？”这让老校长如何回答？
【partB 清华：中流砥柱 齐力断金】
梅贻琦校长太牛了！当然他不是一个人，清华的教务长吴泽霖、训导长褚士荃（可对照北大训导长陈雪屏）各个都很牛。
这项数据更是北平高校中独一份的：
【清华大学各院教授于二十九日对学生纷纷表示抗议美军暴行意见，据该校自治会同学称：该校教授及助教百分之九十九赞成罢课，百分之九十赞成游行。】
教务长吴泽霖表示：“抗议是应该，罢课学校当局不便表示赞同，不过同学既然坚持罢课，学校决不至强迫学生上课，这种侮辱，不仅是某一个同学，某一个学校的事，而是大家同学的事，全中国人民的事。”
训导长褚士荃语重心长：首先不反对罢课，此外，“根据经验，我们知道每次同学发生时间，最初都是以校外为对象，而终结都是牵涉到学校当局，希望同学重视这一个事实，力避这事件之发生，不要造成学校当局与学生对立的现象。”
朱自清：“赞成罢课，主张彻底解决美军驻华问题。”
吴晗：“主张彻底解决，并望同学与外界社会各阶层联络行动，才更有效。”
张奚若：“事情不能孤立看，这是一连串事实的继续，非彻底解决不成；彻底解决，非美军：撤出中国不可。”（注：张奚若是徐志摩好友，亦是“第三条道路”之一员。第三条道路实是知识界主流。抗战中张奚若曾经说过，“现在中国政权为一些毫无知识的、非常愚蠢的、极端贪污的、极端反动的和非常专制的政治集团所垄断”；“在报纸上马路上常常可以看到一个名词‘赤匪’，假如共产党可以叫做‘赤匪’的话，我想国民党就可以叫‘白匪’。其实‘白’字还太好了，太干净了，他们简直就是‘黑匪’！”；用一句话总结国民党，“好话说尽，坏事做绝”。1957年，张奚若批评共产党“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周恩来力保，毛泽东说“张奚若是个好人”，虽勇猛如斯，也未划为右派。此是后话）
何汝辑:“只是罢课效力有限，我们应该由自治会同教授会联合向美方提出严重抗议。”
赵仿熊：“美军暴行是由于他们贱视中国人，把中国人看成奴才的结果。赞成向外宣传及游行示威。”（见1946年12月30日《益世报》）
梅先生在清华将要复校（抗战时清华、北大、南开等合为“西南联合大学”）时曾在日记中一坦心胸，“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这是“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 的关键。
壮哉此言！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蔡元培先生所坚持的“兼容并包”，恰如好友鲁迅所言，——实需自己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人（原文是他们，在下因意略改）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自己诸般承担，给别人路走，这样一条艰难的路，多少人愿意走呢？
蔡元培先生之后，梅贻琦先生又有此志，实令人感慨万千。——于是，蔡元培先生时期的北大，梅贻琦先生时期的清华，熠熠光芒，遂成永堪后辈眺望的风景。
梅贻琦先生最牛的文章，我以为是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1943年）。当年在《梅贻琦教育论著选》中读到，感慨良深。其眼光视野胸怀，穿越时代，抵达今日。
工业化三大问题：【一是资源的问题。二是资本的问题，三是人才的问题，而人才问题又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是组织人才，一是技术人才。近代西洋从事于工业建设的人告诉我们，只靠技术人才，是不足以成事的，组织人才的重要至少不在技术人才之下。】
【我认为人才问题，有两个部分，一是关于技术的，一是关于组织的。这两部分都不是亟切可以解决的。研究民族品性的人对我们说：以前中国的民族文化因为看不起技术，把一切从事技术的人当做“工”，把一切机巧之事当做“小道”，看作“坏人心术”，所以技术的能力，在民族的禀赋之中，已经遭受过大量的淘汰，如今要重新恢复过来，至少恢复到秦汉以前固有的状态，怕是绝不容易。组织的能力也是民族禀赋的一部分，有则可容训练，无则一时也训练不来；而此种能力，也因为多的淘汰的关系，特别是家族主义一类文化的势力所引起的淘汰作用，如今在民族禀赋里也见得异常疲弱；一种天然的疲弱，短期内也是没有方法教他转变为健旺的。这一类的观察也许是错误的，或不准确的。但无论错误与否，准确与否，我以为他们有一种很大的效用，就是刺激我们，让我们从根本做起，一洗以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弊病。所谓从根本做起，就是从改正制度转移风气着手。此种转移与改正的努力，小之可将剩余的技术与组织能力，无论多少，充分的选择、训练，而发挥出来；大之可以因文化价值的重新确定，使凡属有技术能力与组织能力的人，在社会上抬头，得到社会的拥护和推崇，从而在数量上有不断的增加扩展。】
【一是关于基本科学的，二是关于工业技术的，三是关于工业组织的；三者虽同与工业化的政策有密切关系，却应分作三种不同而互相联系的训练，以造成三种不同而可以彼此合作的人才。抗战前后10余年来，国家对于工业的提倡与工业人才的培植，已经尽了很大的努力，但我以为还不够，还不够合理；这三种训练与人才之中，我们似乎仅仅注意到了第二种，即技术的训练，与专家的养成。】
【为了适应今日大量技术人才的需要，我认为应当设专科学校或高级工业学校和艺徒学校。高级的技术人才由前者供给，低级的由后者供给，而不应广泛而勉强的设立许多大学工学院或令大学勉强的多收工科学生。大学工学院在造就高级工业人才与推进工程问题研究方面，有其更大的使命，不应使其只顾大量的出产，而将品质降低，而且使其更重要的任务，无力担负。我们在工业化程序中所需的大量的技术人员，大学工学院实无法供给，亦不应尽要他们供给。德国工业文明的发达，原因虽然不止一端，其高级工业学校的质量之超越寻常，显然是一大因素，此种学校是专为训练技术而设立的，自应力求切实，于手脑并甩之中，要求手的运用娴熟。要做到这一点，切忌的是好高骛远，不着边际。所谓不好高骛远，指的是两方面，一是在理智的方面，要避免空泛的理论，空泛到一个与实际技术不相干的程度；二在心理与社会的方面，要使学生始终甘心于用手，要避免西洋人所谓的“白领”的心理，要不让学生于卒业之后，亟于成为一个自高身价的“工程师”，只想指挥人做工，而自己不动手。我不妨举两个实例，证实这两种好高骛远的心理在目前是相当流行的。此种心理一天不去，则技术人才便一天无法增加，增加了也无法运用，而整个工业化计划是徒托空言的。】
【我前者接见到一个青年，他在初中毕业以后，考进了东南的某一个工程专科学校，修业5年以后，算是毕业了。我看他的成绩单，发现在第三年的课程里，便有微积分，微分方程，应用力学一类的科目；到了第5年，差不多大学工学院里普通所开列的关于他所学习的一系的专门课程都学完了，而且他说，所用的课本也都是大学工学院的课本。课本缺乏，为专科学校写的课本更缺乏，固然是—个事实，但这个青年果真都学完了么?学好了么? 我怕不然，他的学力是一个问题，教师的教授能力与方法也未始不是一个问题。5年的光阴，特别是后3年，他大概是囫囵吞枣似的过去的。至于实际的技能，他大概始终在一个半生不熟的状态之中，如果他真想在工业方面努力，还得从头学起。这是关于理论方面好高骛远的例子。】
【关于艺徒学校的设立，问题比较简单。这种学校，最好由工厂设立，或设在工厂附近，与工厂取得合作。初级的工业学校，也应当如此办理。不过有两点应当注意的：一要大大增添此种学校的数量，二要修正此种学校教育的目标。目前工厂附设艺徒班，全都是只为本厂员工的挹注设想，这是不够的。艺徒班所训练的是一些基本的技术，将来到处有用，我们应当把这种训练认为是国家工业化教育政策的一个或一部分，教他更趋于切实、周密；因而取得更大的教育与文化的意义，否则岂不是和手工业制度下的徒弟教育没有分别，甚至于从一般的生活方面说，还赶不上徒弟教育呢?艺徒学校的办理比较简单，其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加入的青年大都为农工子弟，他们和生活环境的艰苦奋斗已成习惯，可以不致于养成上文所说的那种好高骛远的心理。对于这一点，我们从事工业教育的人还得随时留意，因为瞧不起用尹的风气目前还是非常流行，他是很容易渗透到工农子弟的脑筋上去的。】
【不过大学教育毕竟与其他程度的学校教育不同，它的最大的目的原在培植通才；文、理、法、工、农等等学院所要培植的是这几个方面的通才，甚至于两个方面以上的综合的通才。它的最大的效用，确乎是不在养成一批一批限于一种专门学术的专家或高等匠人。工学院毕业的人才，对于此一工程与彼一工程之间，对于工的理论与工的技术之间，对于物的道理与人的道理之间，都应当充分了解，虽不能游刃有余，最少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境之中，可以有最低限度的周旋的能力。惟有这种分子才能有组织工业的力量，才能成为国家目前最迫切需要的工业建设的领袖，而除了大学工学院以外，更没有别的教育机关可以准备供给这一类的人才。】
【因此我认为目前的大学工学院的课程大有修改的必要。就目前的课程而论，工学院所能造就的人才还够不上真正的工程师，无论组织工业的领袖人才了。其后来终于成为良好的工程师和组织人才的少数例子，饮水思源，应该感谢的不是工学院的教育，而是他的浑厚的禀赋与此种禀赋的足以充分利用社会的学校或经验的学校所供给他的一切。就大多数的毕业生而言，事实上和西洋比较良好的高级工业学校的毕业生没有多大分别，而在专门训练的周密上，不良态度的修正(如不屑于用劳力的态度)上，怕还不如。】
【工业的建设靠技术，靠机器，不过他并不单靠这些。没有财力，没有原料，机器是徒然的，，因此他至少对于经济地理、经济地质，以至于一般的经济科学要有充分的认识。没有人力，或人事上得不到适当的配备与协调，无论多少匹马力的机器依然不会转动，或转动了可以停顿。因此，真正工业的组织人才，对于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以至于一切的人文科学、文化背景，都应该有充分的了解。说也奇怪，严格的自然科学的认识倒是比较次要；这和工业理论的关系虽大，和工业组织的关系却并不密切。人事的重要，在西洋已经深深的感觉到，所以一面有工业心理的工商管理一类科学的设置，一面更有“人事工程”(Human Engineering)一类名词的传诵。其在中国，我认为前途更有充分认识与训练的必要，因为人事的复杂，人与人之间的易于发生摩擦，难期合作，是一向出名的。总之，一种目的在养成组织人才的工业教育，于工学本身与工学所需要的自然科学而外，应该旁及一大部分的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旁及得愈多，使受教的人愈博洽，则前途他在物力与人力的组织上，所遭遇的困难愈少。我在此也不妨举一两个我所知的实例。
我以前在美国工科大学读书的时候，认识一位同班的朋友，他加入工科大学之前，曾经先进文科大学，并且毕了业；因为他在文科大学所选习的自然科学学程比较的多，所以进入工科大学以后，得插入三年级，不久也就随班毕业了。就他所习的工科学程而言，他并不比他同班的为多，甚至于比他们要少，但其他方面的知识与见解，他却比谁都要多，他对于历史、社会、经济，乃至于心理学等各门学问，都有些基本的了解。结果，毕业后不到10年，别的同班还在当各级的技师和工程师，他却已经做到美国一个最大电业公司的分厂主任，成为电工业界的一个领袖了。】
梅先生此文使我坚信，有见地有境界之人往往殊途同归；对于我理解50年代土改并集体化及毛公时代教育用心，别生一条路径；愈信建国60年道路颇应“总结协调”，善善相叠。此乃杂话。
1946年沈崇案发，清华燕大学子，表现卓异，积极勇悍。这与清华校长梅贻琦、燕京大学代校长陆志韦（注：陆先生为人可参见《逝去的大学》中《陆志韦与燕京大学》部分）的作为是分不开的。
谢泳先生在《重说沈崇案》中曾委婉批评：
【同日《申报》第一版第二张有一篇报道：《北平女生被辱事件》，对于当时学生和知识分子和行为都做了批评。其中有这样的话：“而且亦正足以反示我们对于民主政治的没有训练。”同时还说：“我们引以为憾的就是身为师表的教授们，竟也有不明事理而从事于属外的行动。”对于沈崇案后的学生运动，当时的清华校长梅贻琦认为，看见清华和燕大的同学步行入城，他表示同情和愤慨。当日上午九时，他曾在骑河楼清华同学会召集北大各负责人开会，席上表示：清华燕大二校已决定采取不干涉态度。北大各院负责人同声响应。陆代校长志韦表明三点意见：（一）不论何国都不应在华驻军。因为时代已过去，已无必要。（二）此次游行不应是专对美军而发。（三）此系小事，但有大意义，惟不应因此引起其它纠纷。】
懂得学生游行非仅为沈崇而来，实“有大意义”的陆志韦、梅贻琦先生，得谢泳先生“不明事理而从事于属外”之誉，可谓“求仁得仁”。
这段叙述中，最堪回味的是“北大各院负责人同声响应”。但凡一个八卦人士，都晓得，北大有好戏看了。
【part C：两个北大】
谢泳先生引用的这段史料尚语焉不详，1946年12月31日《世界日报》关于此事的叙述更加详细：
【昨晨黎明（注：30日），北大沙滩大操场，即有各学院同学集合。迄九时许，全场已有千余人。同时，各新标语、新壁报，纷纷增加，贴遍各处。尤以各教授之谈话及上书司徒大使之声明书，最为触目，争相阅读。十时，清华大学及燕京大学学生之联合进城请愿游行队已出发之消息传来，各同学莫不兴奋异常。十一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训导长褚士荃，教务长吴泽霖等进城，至北大办公处与北大秘书长郑天挺，教务长郑华炽等，召开紧急联合会议。当议决对学生游行事不加阻止，并联络各有关机关，请求保护。】
我素来敬重郑天挺先生学问严谨，直到翻阅这些史料，不由感慨，前人如海如山，后生们哪是容易得窥全景的？物理学家郑华炽，隔行隔山，在下知之甚少，惟“教务长”身份，暗示我们诸多内情。
清华班子一目了然：校长梅贻琦；教务长吴泽霖；训导长褚士荃。训导长大约类似今日“学生管理”或“政工”一系领导，褚士荃言论亦相对收敛谨重，然而，三人齐心，颇可得见。
而诸种史料中，北大班子却只能散见各处。因为一旦整合一处，谁都能看明白了——北大班子在分裂。
1945年9月6日，胡适被任命为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有云，此年6月，蒋梦麟要出任行政院秘书长一职，蒋介石属意胡适或傅斯年担任复校后的北大校长一职。傅斯年时在国内（胡适尚在美国），蒋介石请教育部长朱家骅先行咨询傅的意见。傅斯年于 8月17日上书力辞，盛赞“适之先生经师人师，士林所宗，在国内既负盛名，在英美则声誉之隆，尤为前所未有”，极具“佳话”体。政府任命发表后，胡适就任前，由傅斯年暂代。胡、傅素来亲厚，亦师亦友，同气连枝。傅斯年代理校长后，屡次发表声明，决不录用伪北大教职员。他1946年1月7日写给夫人的信中说，“实在说这种局面之下，胡先生办远不如我，我在这几个月给他打平天下，他好办下去。”（胡适1946年7月5日抵达上海，9月就任北大校长。）“周炳琳为法学院长……先以陈雪屏后以贺麟为训导长，郑天挺为总务长。”（注：本节人物基本出场完毕）
训导长：陈雪屏。
秘书长（胡适年谱中称为总务长）:郑天挺。教务长：郑华炽。
谢泳先生在《重说沈崇案》中对“陈雪屏”只字未提，对“郑天挺”、“郑华炽”亦只字未提。我们既看不见“同学何必如此铺张”的陈雪屏；亦不知郑天挺、郑华炽诸先生的担当。这样如何能还原沈崇案的真实全貌？
他借《申报》批评了梅贻琦和陆志韦两位先生，然后径直盛赞胡适、傅斯年“真正显示出了知识分子智慧和人格”，原因不过是“他们没有无原则认同学生的行为，而对学生有所批评”，这种逻辑，何其武断草率尔？
《文汇报》1947年1月5日木耳的文章印证了《世界日报》的报道：
【新闻记者群走向北大的校长室，这里有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和清华校长梅贻琦以及周炳琳、钱瑞升诸教授，有两位同学在哭诉校外分子来北大行凶以及向达教授被辱这些事。郑天挺安慰了一番，说学校必想办法，周炳琳教授则慷慨激昂，大声说：“党派必须退出学校，而国民党应首先退出！”这时电话铃响，原来是训导长陈雪屏来电，说他今日因病不能来校了。陈先生病的真巧。
北大清华燕京等校负责人召集了一个会议，决定对学生游行不加干涉，并与治安当局洽商保护学生】
12月27日，学生团体代表往谒陈雪屏，目的无非是探问徵求校方意见。北大复校，国民党六大（1945年5月5日至21日，国民党在重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陈雪屏担任北大训导长，蒋政府显然颇有深意。“陈雪屏在北大积极发展国民党、三青团。”这样一位人士，说出“沈崇未必是北大学生，同学何必如此铺张”，令人无比愤慨，仔细想想，并不令人吃惊。
沈崇案发时，北大校长胡适正在南京忙着起草宪法。根据年谱，他11月11日晨飞赴南京，12月30日飞抵北平，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在南方住了五十天。”
陈雪屏的继任者贺麟也参加了国民大会，回忆如下：
【1946年11月，国民党政府召开一手包办的所谓“国民大会”（人称伪国大），胡适和我都是代表。我这个遴选代表大概是胡适和教育部长朱家骅推荐的。我们同机到南京去参加会议。……到南京后，他住中央研究院，我和一些代表同住招待所。在胡适担任执行主席的一次大会上，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手捧伪宪法，郑重其事地交给胡适，胡适则恭恭敬敬地接了过来。蒋介石讲了一通宪法的来源和意义以及什么“还政于民”的鬼话，两人煞有介事地表演了一番。我们还听了参谋总长陈诚的军事报告，报告胡吹要在三个月内打败共产党，等等。小组讨论我只参加了一次，一百多人的小组，我连个座位都没找到，站着听了半个小时我就走了。后来我就跑到杭州浙江大学看朋友去，没再参加会。从杭州回到南京，不等闭会，我就回北平了。】
胡适1938-1942年任驻美大使，1945年作为国府代表在旧金山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一年两制宪：1946年11月25日，胡适在南京参加制宪国民大会开幕典礼。南京期间，他给人题写条幅，“做了过河卒子，只有拼命向前”，依稀是其心情写照：建设的，乐观的，不失慷慨。可是，“住招待所”的贺麟，已觉制宪不过一场游戏一场梦，他入不进戏，甚感无聊。
北大群龙无首，训导长陈雪屏的话，可谓官僚遁词与精英傻话共一色，群众听得面目发青。当然，陈雪屏官运亨通，亦可想而知。据继任者贺麟回忆，
【1947年9月，原北大训导长、国民党特务陈雪屏调走。学校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继任人，胡适派总务长郑天挺到我家找我，要我干（可能是陈雪屏和朱家骅的推荐，经南京最高领导人同意，让我接任）。……郑好说歹说劝我先干一干试试，等有了人可以不干，并说不必天天到校，有事大家到家找你，拿拿主意就行了。至于为什么要让我这个书呆子当训导长，我就不清楚了。学生们对此也感到意外。当时学生们经常请愿，有时找到我，我作不了主，就带大家去见胡适。胡认为我推卸责任，由此渐渐产生了不满。记得朱家骅曾经三次以教育部长的名义给学校来信，在信中开列过几批学生的黑名单，要求学校开除这些所谓“异党分子”。胡适把信交给我处理，也不表示什么意见。我则把信往抽屉里一搁，跟谁也不提，不了了之。】1947年冬，贺麟过境南京，“由国民党青年部长陈雪屏接待我。”
党棍陈雪屏在北大师生心目中什么形象，有无威望，同样可想而知。他和郑天挺、郑华炽级别相同，若理念不同，亦难以一手遮天。他的策略既然有如火上浇油，学生势起，游行在所难免，他只有称病在家，由郑天挺、郑华炽先生收摊承担了。“北大各院负责人同声响应”，亦可见陈雪屏势孤且不得人心。1946年12月 31日《益世报》登出一条奥妙无穷的短讯，道破郑、陈间的歧异：
【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和教务长郑华炽二人意见甚接近：北大四五十年一贯作风，向无关涉学生运动之成例，今日亦不能例外。在学生游行时，曾邀请训导长陈雪屏到校，陈推说有病，未到。郑表示遗憾。】
12月27日，学生组织了“北大学生抗议美军暴行筹备会”，亦积极联络清华等校。29日，筹备会会场被砸，民主墙壁报亦被人扫撕一空。30日晨，“职业学生”及打手们撕去罢课的布告，贴上“今日本校照常上课”的告示。历史系向达教授正好路过，眼见种种不堪，知识分子“迂气”发作，这位秀才试图和猛士们讲讲道理：“你们就是反对罢课，也不能撕毁别人的……，因为在北大，任何人有发表意见的自由。北大四十八年光荣历史被你们丢尽了。”人家哪里肯听你的真理，打骂有加。此即新闻中所言“向达教授被辱”一事。
学院知识分子，言必称言论自由，视之为内心信仰。然而遇见不信却又会武术的，只能束手。钱端升教授被问及对“情报网”共谍逗引说持什么态度，钱教授的怒言既可乐又悲凉，“这是造谣的低下手段，超出了言论自由的范围。有钱印这些东西，我的政治学讲义，到现在还没印出来！”
搞到这种地步，教授们亦要反了。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在校长室内已经怒不可遏，当北大学子等待清华、燕大学子入场时，这位周教授，亦毫无避嫌，出现在操场上，示以支持。学生们高呼，“拥护周先生恢复五四精神！”
此情此景，《文汇报》叙述时亦难免唏嘘，【原来周先生正是当年五四健将，一瞬卅年，如今已两鬓如霜了。】
好一个“一瞬卅年”！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这是关于代际更迭很敏锐的洞察。“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多数青年人的热血、慷慨、风发，向来如是。等到30年后，自己上了宴席桌，成为既得利益者的一员，当年的理想即使某一瞬间掠过，恐怕亦只有压下不想，还能怎么样？有家有业，上街闹革命，你试试？再说，换人真能改变这个世界吗？失望太多，中老年人的思维自然会比青年人多有顾忌、疑虑，这亦是自然的。一个成熟的社会仍需青年人和中老年人分担不同的角色：有人呐喊变革，有人步步谋划；有人热情，有人稳健；有人毅然加油，有人稳稳刹车。
而北大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在27年之后，竟然被满腔怒火逼得再次跳出来打酱油，这是多么令人感慨万千的一幕。记忆和此刻叠合，想必他心里亦感慨万千：我还是那个我？世道还是那个世道？或者，世道不止一次改变了我？！
1946年12月31日，《新民报》刊出的《北京大学四十八教授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抗议书》，周炳琳教授赫然在列。
向达、郑华炽、钱端升以及沈从文、朱光潜等人亦在列。
这份名录并非以姓名笔画排序，排在第一位的人，叫“袁翰青”。
【part D：前浪后浪】
周炳琳的作为意外提醒了看客们，沈崇案另有一重隐秘的戏剧性与悲剧性：与沈崇案相关的胡适、傅斯年、何思源都是五四排行榜上数得着的人物。
1918年，27岁的胡适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26岁得蔡元培先生聘请任北大教授，一时“胡博士”风头无俩。
傅斯年是胡适的学生，他仅比胡适小5岁，说是师生，更近朋友。1918年和罗家伦组织新潮社（胡适颇有助力），仿《新青年》创办《新潮》月刊，与国粹派论战，影响甚广。胡适如是评价傅斯年：“他的感情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功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1919年5月4日那天他是学生游行的总指挥，风云一时。
1946年北平市长何思源，曾是五四运动的干将之一。冲进曹汝霖住宅的，他就是其中一员，历史书上赫赫有名的“火烧赵家楼”事件，他可是近在咫尺的亲历者：“队伍折向外交部，又转往赵家楼曹汝霖住宅。到达曹宅时，大门紧闭。一位高个子同学在学生人梯支撑下爬过墙，跳进院内，打开了大门，群众一拥进入。我冲进院里时，抬头看到大厅前沿挂着“大总统颁”字样的横匾一方，匾上题的什么字，我没顾得看。进入厅堂，看到铺陈非常豪奢，更增添了心中的愤怒。群众在极度愤怒下，冲破军警防卫，痛打了正在曹宅的章宗祥，放火烧了曹宅。起火时我就跟多数学生一道，跑出曹宅，回到学校。”
我们不妨再就当日北平官场略作勾描：
气焰嚣张的警察局长汤永咸，原是宪兵团长，出自蒋介石侍从室。北平警备司令部司令陈继承是蒋介石的嫡系，黄埔出身，代表了中央在华北的意志。
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桂系头脑，功高盖主，蒋介石一向颇为忌惮。北平行辕主任，看似掌控华北五省三市（5个省，3个特别市），实为无实权的最高长官。李宗仁对此心知肚明，“我深知蒋先生绝不会信任我而授我以实权。他要把我捧得高高在上，负责华北全局安危之责，而无丝毫调兵遣将，控驭下属之权”。
北平市长何思源（任期1946.11-1948.5），他的根基实在山东。1928年起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抗战后留在山东坚持敌后抗战，抗战胜利后，任山东省主席。文职官员何思源并无大树靠山，也就和教育部长朱家骅交好；在山东还和CC系有过冲突。1946年，他被排挤出山东，转赴北平。有史料说，这项任命也“只不过是蒋介石给何思源下野的一个台阶，实际上不打算让何思源上任，因为北平前市长熊斌本来是一个过渡性人物，当时陈诚保荐张伯谨，就是准备接替熊斌任市长的。”张伯谨是三青团中央委员，和陈诚关系甚密。
体制内郁郁紧张的何思源，在沈崇案中亦体现了复杂的两面性。
25-28日，官方尚试图控制舆论减压。何思源“据官方检验，处女膜尚未十分破裂” 与市府秘书长 “市府对该女生是否为大学生及该女与二美兵是否相识二事，正详细调查”的说法均属于官僚机器遵循惯例的圆熟运作产物：弦外之音，余音袅袅；同时预留了种种空间，找错颇难。
然而，媒体曝光，纸里包不住火，却使这路手法显得无比拙劣。同有几千年的历史经验，中国民众向来是最难欺哄的；只不过耐力亦惊人，很多时候忍着不跳将出来和你计较而已。一旦中国人民动真格的，不仅吃不了，也难兜着走。
北大壁报就有一条专门针对何思源的：
何思源说：处女膜未十分破裂
怒骂北大败类何思源，身为市长，不能爱民，反为外人辩护，北大颜面被你丢尽，何不思其源，何不及早引咎辞职。我们要求北大同学会将其开除。
年轻人的好处即是非清晰且明快，他们不理会你有多少辩解、借口，坚持世界不应该是灰色甚至黑色的。体制内人士，呆久了冷暖自知，往往欲说还休。自己做学长的，当年也勇过的，如今得学弟学妹们如此评价，何市长若知晓必然五味杂陈。其实也不用学弟学妹们提醒，27年前的自己在心里不对自己今日作为说道说道吗？
28日，何思源代表北平市政府致函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提出严重抗议，并附备忘录一项，要求“对两名肇事美兵迅予实施军事审判，依法从重惩处，并从优赔偿被害人之损失”等，美军当局口头答复，“照会各节俟审判完竣罪案成立后，当可全部接受，并深致歉忱。”29日，北平市政府将上述“抗议书”、“备忘录”及美方之答复转发各高校。这无非是顺乎民心、调头极快也更成熟的运作。
然而，中央未必中意地方政府这等因地因时制宜的灵活手段。汤永咸、陈继承、陈雪屏，这些蒋介石嫡系或看重之人，对民众均持凶悍激烈的主张，放低身段，便视同于投降。于是，何思源处境难免尴尬，他进退维谷，两边背光。
不仅何思源如此，放在火上烤的李宗仁何尝不是如此？前面《文汇报》所载新闻，叙述北大清华燕京各校负责人会议时，还有一意味深长的余笔：“同时听说行辕和美方军事当局也协商过，这一天禁止美兵外出。（连军调部美方人员都没有回家吃午饭，都在办公室啃面包。”
30日学生代表们谒见，李宗仁“因公未出，由政务处处长王捷三代表出见。学生代表首称：对此次抗议游行事，行辕未加阻止，且派员保护，谨代表全体同学致谢。”（见 1946年12月31日《世界日报》）
中统的情报亦可旁证，“行辕李主任恐事态扩大，曾令各方注意维持秩序。”（见《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学生运动》第82页，1946年12月31日《中统关于北平学运的情报》。）
结合一起看，李宗仁的微妙态度便呼之欲出。一边是学生，一边是中央，自己又被猜忌，唯有如此小心协调。他和何思源理念一致，偏重“疏导”，他们想必和各高校领导人亦有过沟通共识，遂有12月30日“和平游行”的场景。
何思源后来甚至表示“政府要提出抗议，向他们进行严重交涉，学生要为政府作后盾”。行政院很快致电敲打了他政治上的不正确，强调美军个别人违纪是法律问题，应以法律解决，决不容许奸人借机污蔑“亲密盟邦”，破坏政府外交。（见1947年1月10日《北平市政府致北京大学函》）
何、李结下交情，亦和这段北平处境不无关系。均非嫡系，同是天涯沦落人，理念相似，难免惺惺相惜。1948年4月，何思源积极帮助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并获得成功。蒋介石本属意孙科，计划落空，颇有忌恨，6月，下令免去何思源北平市长一职。何思源与之彻底决裂，1949年初，从南京飞赴北平呼吁和平解放北平，——1月17日，蒋介石命令军统暗杀何思源，沈醉亦被毛人凤叫来参谋。“尔后，由叶翔之率四名特务乘专机飞往北平，令特务飞贼段云鹏在何宅安置了定时炸弹，造成了何家六口人一死（何思源的小女儿何鲁美）五伤的惨剧。”（见何思源：走向民主和进步）
1949年土共解放南京。10月国民政府迁至重庆，李宗仁这位和谈期间被抛出来的“代总统”托言就医，由香港转赴美国。1965年李宗仁和夫人叶落归根，回到大陆，1969年病逝。诸人命运选择，沈崇案已颇见端倪。
我很理解谢泳先生的解密文为何只能拉着魔都市长吴国桢的话指摘这个，论证那个——北平市长何思源、行辕主任李宗仁无论是沈崇案中作为，还是前世今生，都很难被纳入谢先生的轨道中，他惟有略过。
即使这样，《重说沈崇案》亦露出了马脚——
【平市长何思源对南京中央日报记者称，他自己年事已长，若在青年，也将参加。】（“我当学生时曾参加过三次大游行示威运动，游行示威是青年人的事，我现在年纪大了，游不动了，但是不要怕学生游行。学生们的热情发挥出来了，回家吃饭，自然就解决了。”）
何思源此时，与蒋政府抵牾之深，我们宛如亲见。何思源深知自己政治不正确，难入法眼；但也不打算改了，终于渐行渐远。
由此，我们转回来细看被谢泳先生不由分说捧上神坛并颂之为“真正显示出了知识分子智慧和人格”的胡、傅二人，不免有新的发现。
熟人网友均知我敬慕陈寅恪先生的学问思想，当陈寅恪被树立为“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的旗帜，并被“独立自由的知识分子们”大肆发挥时，在下惟有一叹。陈先生是独立自由的知识分子不假，可他活着也绝非在乎虚名之人，去了法国、德国、瑞士、美国，学了8门语言，广为吸纳精研史学，甚至没混一个“博士”文凭。有人拼命将陈先生送上神坛，实在是为了送一群人上神坛，这些人资格不够，唯有陪绑上陈先生了。这和试图借王实味一人将土共送上永恒的绞架实乃异曲同工，可王实味为何弃绝了国统区，奔向延安，就要讳若莫深了。王实味若活在今日，这位自动放弃外企高薪愿意考研、还是学文学哲学的主儿；对买办之路毫无兴趣、愿意参与左派研讨实践的主儿，怎么都和张口闭口拿他当招牌的人不是一路的。当然，死人被用作武器，那真是顺手极了。
以胡适为例。1929年写《人权与约法》的胡适可称为“独立自由的知识分子”，而1946年沈崇案发时的胡适，实是非同一般的体制内人士，何来独立，又何来自由？
难怪胡、傅都去了台湾。沈崇案中，他们可比何思源政治上“正确”多了。
【part E：历史云深不知处】
清代阮葵生《茶余客话》：“范文正公微时尝云：读书学道，要为宰辅。得时行道，可以活天下之命。不然，时不我予，则当读黄帝书，深究医家奥旨，是亦可以治人也。俗云：‘不为良相，当为良医。’”
良相良医，这是传统士人多有推崇的情怀。兼及天下或济世活人——均可有为也。三千年之变局，面对积贫积弱的中国，很多现代知识分子，放弃“良医” 之梦，试图救助国人灵魂，亦颇得各中真意。其中之一便是鼎鼎有名的鲁迅，当然，非独他一人如此，譬如说费氏兄弟：费青与费孝通。
费青排行老三，费孝通排行老五，费青长费孝通3岁。两人都有“哮喘”，人病思医，先后考入东吴大学医科读预科，躬逢北伐、五卅，费青认定“依法治国”，改学法学；费孝通抱着“学好社会学才能救万人之病”的理想，转赴燕京大学读社会学。
提起沈崇案，我之所以拉来1945年12.1惨案并叙，实因两处：蒋政府粗糙手段、栽赃手段并无长进；两案法律参与者实高度叠合。
1945年12月1日，军政当局在联大师范学院大门前开枪并投掷手榴弹，联大学生潘琰、李鲁连等4人当场死亡，重伤20多人。12月2日联大教授集会，推选钱端升、周炳琳、费青、燕树棠、赵凤喈5位教授组成了法律委员会，并起草了《呈最高法院告诉状》，准备起诉。此举得到成都、上海各界纷纷响应后，国民党特务甚至寄给钱端升一颗子弹。——就是前文认为情报网谣言下作，违反“言论自由”的钱端升教授。
费青的儿子费平成曾写了一篇不算太长的文章父亲费青与叔叔费孝通，但是此文实际上爆出了沈崇案最深不可测的猛料：
【就在这年冬天，北平发生了美国士兵强暴中国女大学生的“沈崇事件”。当时由于我父亲思想进步，又在法学界有一定声望，沈崇的父母就通过袁翰青找到他，希望他能作为此案原告的首席律师出庭辩护。】
而《北京大学四十八教授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抗议书》第一个签名者便是“袁翰青”。这份名录并非姓名笔画排序，亦非论资排辈或以声望排序，第一个签名的，实为召起人的可能性极大；袁翰青之女在纪念文中说其父“起草了措辞尖锐的抗暴宣言（《致司徒雷登大使抗议书》）”，可资证明。两厢对照，原来他和沈家是认识的。费青同样在这份抗议书上签了名，此亦可作费平成叙述的旁证。
文中所言“思想进步，又在法学界有一定声望”，均和费青在12.1事件中的作为有关。你思想进步不进步，自说自话当不了真；12.1事件一出，全国民众自然看在眼里。可以说，五人法律组声望正隆。袁翰青是南通人，费青是吴江人，乡籍不远，也许袁和费青更为相熟，也许钱端升、周炳琳教授因学运中作为反而不好出面，袁教授——不，准确说是沈家——找上了费青教授。
沈崇案后来上升为历史事件，沈家的心曲、意志却隐于深处。也许历史向来如此，一叹。沈家起初不欲抛头露面是真，随后出离愤怒亦是真。1947年1 月6日《燕京新闻》的《沈女士访问记》提到：事发次日，美军一行人气势汹汹来到杨家，要求再度检查被污情形。杨先生出离愤怒，两次拒绝，已经做过检查，缘何还要检查？美军“声言如不愿再度检查，则美方不负责等语，状至无礼”。留美多年的杨正清据理力争。美军最后才有所收敛。
记者是1947年元旦采访的，【到目前为止，虽然美方原则上已答应该肇事凶犯由中美双方审理，但中国方面须派“懂得美国法律之法官与律师”，才答应会审。目前因此等法官与律师尚难找得，故事情一直悬而未决。美方虽声言可先给予赔款，但杨先生以赔款非大事，中国人被侮辱不是区区美金可以赔偿得了，美国臭钱赔不了这无可弥补的损失，必须先严惩凶犯，并保证不再有类似事情发生，然后始有赔偿。
至于市政府则一直未有正面表示。】
我们可以看出：1）至元旦为止，律师尚没有找到。2）沈崇表姐夫杨正清（他代表了沈家）态度非常坚决，力主严惩凶犯，赔款尚在其次。沈家并不缺钱，沈崇在校从未申请公费，“家里已有办法，又何必多此一举，剥夺了穷苦同学的一部分机会呢？”
即使政府态度暧昧，甚至恶劣，沈家仍坚持为尊严而战。1月4日，沈家以沈崇的名义向北平市地方法院检察处起诉。
1月5日，胡适给教育部长朱家骅、外交部长王世杰以及傅斯年写信，信中说，【沈生戚杨君已聘律师，北京大学则请赵凤喈、燕树棠诸君任法律顾问，明午会同检阅案卷。美军方面似亦明了此事严重，故卅日学生游行，美军均闭门不出，美军审判，现尚未定。”】（注：谢泳先生亦用了这段史料）
你再看费平成的叙述，沈家找费青做首席律师，【父亲（注：费青）当即应允，并从法律、道德、政治等诸方面作了详尽的分析，商定了应付的对策。但由于国民党当局的一再阻饶和胡适之流在法学界所搞的阴谋诡计，致使此案未能公开审理。】
——其中显然别有内情。而且，问题太大了，费平成的叙述不啻于一颗炸弹：胡适在沈崇案中立场、作为必须重新审视。
从沈崇案发至12.30游行，媒体、学生们、高校领导们、何思源、李宗仁各路角色均各有发力，这是沈崇案的上半场；而沈崇案的下半场，胡适实为中心要角。
这也难怪。沈崇案关涉部门，对内，教育部是一线阵地；对外，外交部需有所交涉。1938-1942年的驻美大使，此时的北大校长，更兼沈崇亦是北大学生——历史的闪光灯不免要聚焦在胡适身上。
另一场大幕拉开了。
【part F：过河卒子（上）】
“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星夜赶科场。”古往今来几千年，这句话太有味道。1946年7月5日，胡适坐船抵达上海。7月11日晚，李公仆被特务暗杀。7月15日，闻一多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演讲》，当天下午散会后，闻一多与长子闻立鹤一并被枪击，闻一多死亡，闻立鹤身负重伤。闻一多和胡适曾为新月同仁，不知胡适知闻此事，内心深处作何感想。
7月17日，胡适抵平前日，《大公报》发表了【中央社 本报讯】“胡适博士去年八月在纽约曾有一电致毛泽东，特附志于次，以见其对国事之主张”。毛泽东1945年曾托傅斯年转达问候，胡适1945年8月已致电回复。如今在“中央社”特为发表，实则已经“站队”完毕了。其电云：
【适陈述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十八年之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二十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消灭。……中共今日已成为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心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
这是十足的中央腔，而非第三种声音。第三种声音好歹会讲双方一致裁军、军队国家化、组成联合政府云云。
胡适抗战中担任驻美大使，颇有苦劳，抗战胜利后又以中华民国首席代表的身份参加联合国制宪，踌躇满志中，“建设”之心昂扬，也很正常。1945年 7月，傅斯年去了次延安，毛泽东赞他五四所为，傅回复说，“我们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刘邦项羽”——更有趣的是傅斯年求字，毛泽东“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诗以广之”，给他题了一幅唐人章碣的《焚书坑》，其中名句即“刘项原来不读书”。同去的黄炎培回来对中共大为折服，兴奋地写了一本《延安归来》；傅斯年则观感非常不好，无疑也传导到了胡适。胡适的回电，亦有割裂之心，更不用说第二次特为发表了。
此年11月9日，朱家骅致胡适电，“国大决如期开会，盼兄能来参加。想雪艇（注：王世杰）、孟真（注：傅斯年）、全文兄亦必盼望也。”人以类聚，诚不我虚。沈崇案要角都是一个圈子的。
北大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同日特意写了封信相劝：“此时赴会，是否为贤智之举动，以为尚值得考虑一番。撇开此举之政治关系不谈——先生对于现实政治之看法，琳绝对尊重，——单讲校务，此时可以说尚未正式上课，事甚繁乱，局面未趋稳定。我们希望校长在此坐镇，事来重心有托。先生能否考虑迟两周，俟会真能开成再去？不是杞人忧天，一年余昆明历次事件之经验已使人成了惊弓之鸟。”
看官们可以看出，无论是朱还是周，对于国大能不能开成，心里都是没底的。蒋介石拉拢张君劢的民社党，民社党反出民盟，摆了土共和民盟一道；土共和民盟断然拒绝如此“伪国大”，下面剧情如何上演，尚是未知之数。周炳琳，这位1925年入党的老国民党员，亦得到国大邀请；显然，昆明历次事件很让他寒心，遂拒绝了。写给胡适的信很见朋友拳拳之心——就算你非要去，不妨以北大校务拖一段时间，看看进展再说为好。
郎心似铁，已不可追。胡适开幕式便即出席，这届国大是属于花瓶和样板的，他本就是国大的中心人物、主要演员。“做了过河卒子，只有拼命向前”，如此言志，一叹。
12月24日沈崇案发。北大来电，请胡适速归。胡适沉醉于制宪，12月30日下午方抵达北平；周炳琳几月前“希望校长在此坐镇，事来重心有托”竟似反谶，北大群龙无首，亦分裂为两派。据第三种声音《观察》第21期报道，他“从西苑下了飞机，看着一路上学生写的标语回来后，立刻就发表谈话讲：‘这是一个法律问题，不是一个政治问题’”， “学生应当愤慨，可以开会游行，但是不可以罢课，因为今年的开课本来就晚，再一罢课学业太荒废了。”可是不罢课何以能游行？何况罢课本就是1日计划，同一篇报道里，学生自知“罢课是我们宝贵的武器，用过了又收藏起来”；三十一日，北平各大学又复课了。这能荒废多少学业？
对于胡、傅两人口口声声的“法律问题”，吴世昌——这位1946年2月和傅斯年联名反对苏军滞留东北的知识分子在《观察》杂志《论美军事件》一文中说得最好，【至于这个案件本身，胡适之、傅孟真诸先生指为是法律问题，而非政治或外交问题，因此附和者甚多。此种看法也不能令人满意。如果是美国内军人侮辱华侨女子，或美军在华强奸美籍女子，或中国军人强奸中国女子，则是法律问题，今此事由于美军在非战时留驻中国，才能发生。美军留华，至多只能说是政府的政策，试问根据中国或美国那一条法律，美军可以驻华？政策不能等于法律，美总统的声明亦不等于法律，这是最明白不过的。如果说美军驻华系根据条约，则中国人民始终未见政府公布此项条约，因此亦无从知道这批暴行叠出的美军得驻到何年何月。如确有条约，则已牵涉外交，也已非纯粹法律问题。此事既由政策（或外交）所造成，则显然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其次，认此事为法律问题的胡傅诸先生，也承认学生所提四项要求是对的，且极同情愤慨。只不同意其游行示威，并劝学生不要由美军暴行联想到美军留华问题。假定这四项要求是对的，则此点即已足够证明这不是纯粹法律问题。因为如果是法律问题，则只要惩凶、赔偿已够，任何一国的法律，不会把罪犯处刑以后，还要他及其所团体的别人道歉及保证以后再不犯罪。照一般法律的惯例，法庭的判例，也不一定要求一个犯强奸罪者处刑后再赔偿。所以既承认要求道歉保证是对的，亦即不可避免的默认这不是纯粹的法律问题。何况还同情愤慨！如果一定要断章取义，认为强奸案本身是法律问题，则一个社会学家也可说这是社会问题，一个心理学家也可说强奸案是变态心理学问题，一个医生也可说这是生理问题，一个宗教家也可说这是道德问题，如果这个美兵讨不起老婆，一个经济学者也可说这是经济问题。我觉得这样断章取义的看法是不合理的，至于因美军驻华而发生此案，教人不要联想到美军驻华这问题的根源，也是不可能的。】（注：谢泳提及并引用过此文不同段落）
吴世昌，红学家，1984年电视剧《红楼梦》的顾问。——今天非法、经系的文科学者大多安生呆在书斋里，或者盘算同一个计划书能拉到几笔基金；而在民国，这样的人物却被时势逼得写社论，发签名。偌大中国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实在是当日情状。吴世昌此时的言论比胡适更近乎“独立自由知识分子”的立场，其实但凡有常识的百姓，也会把“法律问题非政治问题”的说法视为“掩耳盗铃”。
体制外人士一般从道理、感情透视事情，自然不屑“掩耳盗铃”的把戏，但凡体制内人物，就知道“法律问题非政治问题”自有无穷奥秘。事情闹到这么大，民怨不平，得找个通口，法律问题，已剧透了程序表演套路；而“非政治问题”，沈崇案是孤立的个人行为，不能伤及“美军驻华”政策，破坏中美邦交。—— 说白了，蒋政府还要倚仗人家安内呢。这就定下策略和界限了。何思源还想过让学生做政府的后盾，试图从美国那里找回点权益，这是多么政治不正确啊，哪里顾及了中央政府（蒋政权）的利益？！
胡适在南方呆了50天，一回北平，“中央及地方政府便不能不把这个重载压倒他的头上来。外交部教育部都和他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希望他能贡献意见。”外交部长王世杰、教育部长朱家骅，都是他的熟友。
沈崇案发，外交部的眉头马上一皱，棘手麻烦，如何是好？他们只愿地方政府和教育部尽快摆平一切，勿使友邦惊诧。12月30日，外交部致电北平市政府，“平美军强奸北大女生案尚待迅速妥善解决”。次日，王世杰致电胡适，“奸污中国女生案究竟真相如何？有无强奸情形？盼即密示。”
教育部则忧虑学生动态，倘若能安抚下来，那自然上上大吉。1月2日，朱家骅致电胡适，“此次平市美兵奸污女生事，本部极关注，究竟当时实情如何，该女家庭有何意见表示，以及近来学生情绪如何，凡此种种，亟待明了，以备参考。务请以最迅速方法，妥为调查明确。”
你看，教育部想减弱学潮压力，外交部便要多承担些；外交部希望少劳动友邦，少些麻烦交涉，自己省事，教育部那边面对学潮，便要吃紧了。1月4日，王世杰在日记里抱怨“美兵在平强奸北大女士沈崇”，“朱骝先（注：朱家骅）复不肯以教育部长资格作任何纠正之表示。予乃商由行政院发表一通令纠正之。”
蒋介石的确特别需要胡适，他的手腕一向太过粗糙了。之前危机公关失败连着失败，胡适极有政治觉悟，深谙中央之心（不会像何思源那样越线）；外交部教育部颇可居间润滑，且还愿意干脏活累活；胡博士青年之友的形象到底别有一种魔力。此时，胡适就是“极不妙的时候”出现的——合适的问题解决专家。
沈崇案之所以“起码”成为一个法律问题，和沈家的坚决也是分不开的。1月4日，沈家起诉。——而国民政府的对策无疑是使之“仅仅”成为一个法律问题，那就走走流程好了。
同日，国民政府行政院训令教育部及各地军政机关，负责控御各地学生对北平沈崇事件的抗议行动，电称：“此事为该犯事美兵之私人行为，犯事者自应受法律制裁。至中美两国间之友谊，自不应因此而受损害，任何人亦不应以此种私人行为为借口，而有损侮我友邦或友邦人民之行动。各学校当局及地方行政机关，务各本此旨，负责劝导，遇有可能越轨行为，并应负责阻止为要。除分电各省市政府外，合亟令仰遵照并转饬遵照，此令，院长：宋子文。”
——这就是性质确定、评价确定、基调确定的足本剧透了。
外交部长王世杰觉得教育部长朱家骅未尽责任，无非人心不足，只恨不能一身轻松。实际上，朱家骅堪称一位成熟的“讲政治的”很有先机洞见的党国干部：12月31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致电胡适、梅贻琦等人：“平市美军侮辱女生之事系违警刑事案件，自应听由法律解决。现闻有人假此鼓动风潮，未免太无意识，贻笑中外，应速设法劝阻，并整饬风纪为要。”
元旦，因美方那边苛刻要求以及国府微妙立场，沈家尚未寻得相宜律师。
据费平成叙述，沈家经袁翰青找到费青，费青慨然答允。1月4日，沈家向北平法院起诉。
1月5日，胡适知会朱家骅、王世杰、傅斯年三人，“沈生戚杨君已聘律师，北京大学则请赵凤喈、燕树棠诸君任法律顾问，明午会同检阅案卷。”
仔细研读，不由慨叹胡适极倾全才，这位公关专家果然高明。沈家所聘律师，捍卫沈家利益，媒体再跟进，沸沸扬扬，国府压力骤增，国府剧本也许亦要落空；官方想要有所控制，自然要换上“自己人”。可是风头浪尖，一味硬来，后果不可逆料。胡适以北大校长之姿，堂堂正正出面，“政府帮助受害人，学校也想尽方法帮助受害人。我们学校的法律系刑事人才都全部请出来，地方法院亦然，对于受害人能给她多大的帮助就给她多大的帮助。” ——这就义正词严，胜利转进，煞是好看。
12.1五人法律组，费青已被沈家聘请。现任法学院院长——周炳琳，这位12.1事件上书的主要起草者，却被摒除在外。和沈家多少有旧的钱端升，亦被摒除在外。
1947年1月6日，胡适主持召开北大第28次行政会议，议决聘请燕树棠、赵凤喈、蔡枢衡、李士彤、费青、纪元等六人为法律顾问委员会委员，负责代被害人搜集法律证据。12.1五人法律组，这次重用了其中之二：法律系原系主任燕树棠（谢先生史料云“燕树棠就对学生的抗暴运动不理解”）；赵凤喈。费青身份不明，倘若是原告律师，实也无法去掉；恰好费青亦是北大教授，这就含糊“会同”“一统”了。
沈家为尊严而战的意志，实堪敬重。穷苦的受害人在“金钱赎买”及“权势冷面”的双重夹击下，经常不得不委屈妥协。沈家世家大族，此次纯为尊严理念、公道是非而来，志刚义纯，颇难打发。杨正清态度一贯坚决；“受害人之父沈劭已来平，要求由我法院审判一部，报界亦作此盲目主张，奸党更在伺机煽动，本府正与党、团、军各方合力预防不良演变”（见何思源1月14日《市府函电》）；就连沈崇亦对记者表示，“如审判时，彼之二监护人杨正清及胡适可陪伴出庭，彼亦愿出庭。” 记者以此语采访胡适，胡适的回复亦慈意动人，“对于女家，很多的长辈跟我都是熟人，我看她亦如后辈，当然要负责的。如果她愿意我陪她出庭，我当然愿意的。”
然而只看人的场面话，是看不出复杂人心的。
【part G: 过河卒子（中）】
胡适是一个胸有城府的人，是稳健、有大局观、能做事的人——体制内建设，极需要这样的人。当然，单以朋友论，倘若你做了瞿秋白、方志敏，遗稿遗书得去托付鲁迅，找他是不行的。徐志摩和他交情亲厚，人所尽知。徐志摩死后，陆小曼穷力整理，四处奔波，要为徐志摩出一套《志摩全集》，至1935年10 月，十卷大致编好，良友赵家璧亦颇下功夫，此事大功将成。胡适赴沪，陆小曼本想请其作序，胡适说良友没商务好，商务是大社；并愿预支版税2000元。经济紧张的陆小曼遂和商务签了合同，结果商务就干晾起来了，陆小曼颇为后悔，郁郁不已。1946年她和赵家璧合作出版了《志摩日记》，《志摩全集》的梦一生未竟，遗憾终生。第一部《徐志摩全集》（台湾版）却是张幼仪（徐志摩原配，7年后离异）在1969年策划出版的。一叹。
沈家与胡适不过有些中间熟人，论亲厚又哪能和徐志摩相比。当你的利益和国家机器间歧异很大时，一个体制内的主流人士能帮你的，到底有限。那些被侮辱的被伤害的被牺牲的，求告无门或不为人知时，鲁迅的意义就彰显出来了。他好歹敢收留你，为你真诚呐喊。寻常人轻易乐道鲁迅无建设性，其草率武断亦在于此。且不说长远的建设性和时代的切入深度，最起码，胡适有胡适的建设性，鲁迅有鲁迅的建设性。
法律顾问委员会六人中，费青排在第五，显见位置边缘。最终担任诉讼代理人的却是赵凤喈、李士彤两位。第六位“纪元”的身份尤为特别——
据报纸消息，“四日中午胡校长邀请法律系专家举行会议，出席的有燕树棠、李士彤、费青、蔡枢衡、赵凤喈、组织顾问委员会，推定赵凤喈及李士彤为代表顾问律师，同时向地方法院检查处声诉，由纪元首席检查官进行侦查，在四日至五日内，将所有人证物证进行询问一过，对于沈女士的口供亦重行为缜密的补充。市府外事处长左明徹女士始终参与其事，以便向美方进行交涉。”
至此，沈家的律师已被名曰北大法律援助的官方律师取代。费青觉得国府和胡适玩了些“阴谋诡计”，亦不算无因。
1月间胡适曾写信给傅斯年，【今送上地方法院检查官纪元侦审此案华方证人的记录一册，乞留研讨。已另送一册与骝先（注：朱家骅）及雪艇（注：王世杰）。
回来后，始知证件太不全，故组织法律委员会，力劝被害人及其监护人，使其受中美双方侦查检验……】
胡、傅牵涉本案之深，足资印证。这个四人团体在沈崇案中发挥了重要角色。杨正清曾经坚决拒绝过美方再次检验的要求，这次由胡适斡旋，沈崇接受了美方军医的检验。“为了扩大人证与物证，沈女士向法律顾问会提出了自白书，同时又发现了两腿有伤痕五处。当时因为不愿公开，自己不愿声张，官方亦未注意。五日下午三时由市府外事处左女士（注：处长左明彻）会同美国军医克拉克检验，伤痕已褪为二处，自白书已写三千余字，供法院参考，不对外公开。”
朱家骅曾经知会胡适，让他将沈崇留在北平，以击碎种种传言。胡适照办，亦巧妙借媒体有所澄清，“第一是这女孩子绝对没有离平，第二是绝对没有拘禁，刑调或有强迫她的行为。”“我每天都与沈小姐及其家属接触，这话绝不可靠。”
胡适充分发挥了身份所长，居间润滑，很博沈家的信赖，和媒体的互动亦更见友善。“纪元”进入法律委员会，说明了国府对于过程的全面操控，当然，沈家多半也会因此抱以希望。国家终于出面讨公道了——虽然他们未必懂得“法律问题非政治问题”的真要。
这场审讯中美实际上已有所沟通了——双方达成的共识大抵是：由美军军事法庭处理；速战速决。
１２月３１日，蒋介石“晚宴马歇尔特使，盖为其生日贺也。继对共党籍美军污辱北大女生案所激起各地之学潮，研究弭平办法。”
１月２日，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谒蒋主席，谈话集中于北平美军强奸女生事件。”司徒雷登自述，“因听闻美军驻华北陆战队当局在从中国方面获取所谓北平强奸案的有关调查情况时遇到了困难，我亲自将此事告知了委员长，他马上下令北平地方当局加速调查并使陆战队可以即时获得调查的一切有关情况。”
１月２日，巴特沃斯代表司徒雷登向示威学生宣读如下声明：“关于北平事件，北平陆战队当局正进行彻底调查，调查若显示确有犯罪行为，则当依照美国的军事惯例，尽快举行军法审判。我们正跟进此案，并将按照公正和公平的民主程序尽快处理。”
１月３日，蒋介石“晚课后，接见美国海军陆战队何华德司令，何氏盖应马歇尔特使电召，来京就北平美兵肇事案有所报告。”
特使马歇尔“电令平津美军司令哈瓦德将军，飞京报告详情，哈氏将该案彻查完竣后，定今（3）日晨专机飞京，谒马帅及司徒大使，面呈一切。”
１月４日，朱家骅 “访晤司徒雷登大使”。
根据《处理在华美军人员刑事案件条例》，1月10日，美军事法官会见中方有关官员及中方证人，宣布“（甲）此案将由检察官起诉，依美海军法规定程序审判，受害人仅以证人身份出庭，其法律顾问依法不得在法庭发言，但其意见当予研究；（乙）公开审理，惟限于法庭席数，旁听人数须加限制；（丙）审判终结后，被告罪行不成立部分将公开通知，至既定罪行之判决，须俟较高当局复判后始能公布。”
官方律师取代了沈家律师，其实，官方律师赵凤喈及李士彤两人，也不过是个摆设。受害人也不过徒具 “证人”的身份。沈家一直想争取的可是——由北平地方法院审判此案！哪怕开一个先例也好。可是他们的愿望，到底落空了。
１月１７日，沈崇案由美方正式开庭，中方“列席有何市长、胡适校长、左明彻处长（市府外事处）、行辕吕实东秘书、警局外事科长夏昭楹、外交部张述先主任，纪元检察官”，沈的父亲沈劭、表姐夫杨正清、法律顾问赵凤喈、李士彤等。
谢泳先生自可以强调“胡适”列席旁听，可是费平成所叙“未公开审理”大约更近于百姓的定义。这哪里是普通人可去的。国府代表一众人不过是“列席旁听”而已。
１月２２日，美军法庭审判长宣布，皮尔逊应判为强奸已遂罪。检察官接着宣布，“本案结束，至刑状尚俟呈转华盛顿海军部长核定后宣布。”
２月１日，美军法庭宣布另一美兵普利查德之帮凶罪名成立。
——程序再逼真，不过混时间。所谓“中国审判”，不过是美军事法庭远东小分部初级法庭的审判而已。确切说，“中方审判”，就沈崇案而言，——从来没有发生过。倘若说沈崇案有所谓“真相”，这才是最令人耻辱悲愤的“真相”。
中美多次磋商，达成的默契应还有一项：皮尔逊有罪。因为这近乎蒋政府最后一块遮羞布了。中方对学运、游行多有遏制镇压；沈崇案最终仍然交付美军法庭审判；沈崇是孤立事件，皮尔逊是个人行为，和美军驻华毫无联系。国格早已交付，对美方不可不谓温柔周到，美方只需做到一条：就沈崇这一“孤立”的事件好歹给予沈崇公道。没有这块遮羞布，蒋政府何以安内？何以堵天下悠悠众口？
就“纪元”首席检察官的加入可见，国府对于结果多有预期，或曰志在必得。当日报纸看得透彻，【这个“民族受辱案”的前途，据一些关系方面的观察，在震动了全国以后，再想“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是不可能了，中国当局对统治下的各地都用“不干涉示威游行”的原则来应付，所以，可以作如下的推测：
（一）法律的手续求其严密，北大的法律系的教授是全国最有地位的，燕树棠是刑法的起草者，这个顾问团是不该“败诉”的。又加之以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纪元氏开了侦查庭，以正式的法律文件，为人民向美军方提出其一点法律上的证件。这样，用一句的官方的话，“美军暴行现不能无罪！”】
于是，审判刚结束，列席的胡适等人即“互相握手，对本案胜诉，至表欣慰”，胡适称：“足证此案判决极为公正。”何思源市长亦表态，“美国乃法治国家，必能依法处理，不稍偏袒。”
他们乐观得太早了。胡适在沈崇案中，倾尽全力，亦倾尽一位校长之于信赖他的学生、一位有过辉煌既往的导师之于一代青年人的全部信用，他说服了愤怒坚决的沈家，让他们妥协接受美军法庭——他所能保证的，便是起码会有一个好结局。国府亦把全国最优秀的法律系、北平法院首席检查官的信用押上——本质上，蒋政府押上了已经广受质疑也因此更为贵重的残余信用。他们胸有成竹，这幕戏剧本早已写好，之所以押重注，就是来打翻身仗的。
３月３日，剧情看似很遵照剧本的设计：陆战队第一师司令何华德已核准军事法庭对皮尔逊的判决，判处皮尔逊徒刑15年，普利查德处监禁劳役10个月，皮尔逊开除海军军籍——初级、中级通关，只欠美国海军部的最后核定了。
然而，美方从未矜重过蒋政府毕恭毕敬妥协背后的惨重代价，也并不觉得需要领情。马歇尔２月致国务院报告书写得清楚：【中共是最直言不讳反美的，即使（国民）政府当中也存在反美情绪，只是没有宣泄出来罢了。这仅仅是因为他们仍然希望美国的支持能维持现政权的现状。中国官方把现有的弊病归罪于美国的干涉而不是管理失当的倾向日益明显。中国的排外主义难以评估，但它一直存在着，而且正如过去多次发生过的那样，……目前，美国在中国处于有利的地位，但不可能一劳永逸，我们不能仅仅因为中国的现政权是反共的，就认定它是亲美的。并让这种想法绑住我们的手脚。”】美国人的脑筋太清晰了：你是为了你自己而已——我干嘛要考虑到你的处境——势均力敌、两败俱伤的内战才最好看……
4月8日，杨正清致函何思源，“东单案已判胜诉多时，美方曾书面答复贵市府承认四项，而事隔多日，对于道歉赔偿迄今尚未履行。恳请贵市府致美总领事备忘录代为催促。”沈家着急了，道歉要等到啥时候？
然后，他们等到了最坏的结果：美联社6月17日消息，“美国军事法庭总检察长宣布：所控罪状不能成立，俟由海军部长核准后该被告即可恢复原职。
胡适对此事反应激烈，亦在情理之中。他这个差一点就成功的斡旋者，失去的太多了。他有何面目见信赖过他的沈家？如何面对知识界的舆情指责？更不用说，他于青年人的号召力——魔力消失了。青年人冷静地审视他，激烈地批评他。
而党国政府又一次被傲慢的莫测的大佬耍了一道，惊诧之余，退无可退，唯有恳请大佬给予解释。大佬“复核ing”、“尚未有所决定”语焉不详就消去了蒋政府羸弱的抗议。
试探之后，始有切实的残酷：8月11日，海军部长福莱斯特终于正式宣布，该案证据不足，原判决无效并恢复被告职务。胡适几个月前对国内媒体侃侃而谈美陆战队的声明很“切实”，他这时急得跳脚，报应来得实在太快了。王世杰急请何思源和胡适找出“美军事法庭对本案判决书检寄备用”，这才发现，美国从头到尾都没有给中方一份书面的文件——谁让你自甘“旁听”！何思源非常沮丧，“查该案美方在平组织之军事法庭，当时仅宣告美兵皮尔逊强奸罪成立，据称须俟核准后始能宣布所判刑期，嗣以美海军撤退，该案判决书迄未交到。至该案情形，历经本府详报，并由胡校长报告，此外并无其他材料可供参考。”
说白了，美国永远不可能因为你出让的利益感谢你的温顺。他只会睥睨你。可惜，蒋政府好像一直不明白这个道理。上了一当又一当，永还有下一当。外交部长王世杰，胆子堪比兔子，胡适去旁听此人作为好友如此劝谏，“报载兄对美兵案，准备出庭作证，未知确否？美方刻正羞愤同深，兄之地位或未便如此。”骨头软到这等不堪地步，胡适亦看不过眼了，“弟无作证人资格，仅出庭观审而已”。之前，蒋政府承认外蒙独立，宋子文一路谈下来，怕青史留名，到底辞职躲了签字。这位仁兄，就此签下了自己的大名。王世杰的“胆识”，让人非常理解建国后土共为何要对外交部全面换芯，放弃一些谙熟“国际接轨”的老人——陈毅当外交部长，1965年面对唧唧歪歪不怀好意的外媒，掷地有声，“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十六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或许我没有这种幸运能看到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我的儿子会看到，他们也会坚决打下去。”两相对照，天上人间！（见记陈毅同志举行的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
鉴于沈崇案伊始，简单粗暴却未能禁媒体之口——法庭阶段，国府对于媒体的控制就更为仔细了。只有9名记者获许旁听，还都是《中央日报》等党报背景的，“并另规定统一发布新闻办法及惩处办法。”2月28日，《新华日报》被查封；3月1日，《民主报》被查封，3月2日，《群众》被查封；5月24日，《文汇报》、《联合晚报》、《新民报》晚刊亦被查封。……
毕竟，很多事情，只需要常识就可以做出比党国精英们更准确的判断。《观察》（1卷21期）对于“法律问题”的走向，便准确指出，固然似乎有默契的剧本，人家也可能涮你，不按剧本行牌，另有一种可能：
【（二）可是美军在中国的法律地位太优越了，一九四三年的中美协定中，中国自己没有为自己想过。所以美方在“法律第一”的原则下，可以无视证件，为白种人保持面子。（看了日本的战犯审问，中国战胜国的地位就可以知道了。”】
“前途茫茫”——记者喟叹，他补叙了一件事，“当各校游行时，我们中华民国的领空上有三架美机追踪着队伍飞，以示大美威严，这是‘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的国家所能容许的么？”——好吧，沈崇案是一个法律非政治问题；然而事实雄辩地证明，“所谓法律解决也者，法律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政治搞不定，法律甚至争取不到一个“个别的”“孤立的”公道！这是沈崇案的最后结局。
8月30日出版的《观察》（注：3卷1期，谢泳教授引错了，不是“3卷3期”），费青写了一篇《皮尔逊强奸案翻案事答问》，冷静而悲愤地戳穿了这个把戏的门道，慨叹希望如泡沫，尽付东流。
“依据美国原先的法律，则军事法庭的判决，本来需得经过法定上级长官——如海军部长—— 的覆核（review），才能生效。覆核的结果可能是对于原判的核准或不准……”
从头到尾，这都是美国法律架构里发生的故事，【终局判决只有“不当”而不能说“违法”】。
“现在对于皮尔逊一案，除非美国海军部队覆核结果是发还更审，我国纵提抗议，将不能发生法律上影响。”
费教授说得明白，国府此时的抗议，不过是演给民众看的。夫复何言？！
费青加了个颇有意味的“前注”，编辑约稿时，他正巧和学生甲、乙讨论此案。甲是学法律的，乙是学政治的，遂采用了对话体。费青在文中亦点得明白，“法律的目的，本来是为了人间的公道，公道既是人间经营共同生活中的一个要素，所以法律也是人类世界中一种不可或缺的制度，可是它整合其他任何种制度一样，还得靠人来运用，运用得不当，它就无从实现它原有的目的。”单纯从“法律问题”解决此事，是注定要失败的；美方如此蛮霸，亦牺牲了法律的原有价值。
末尾，学生乙问：自由主义原是以法律上的公道为起码条件，现在美国连这点公道都不再想维护，他怎样还能举起自由主义做号召呢？
费青回复：我们还是“反躬自省”吧。“今天的中国国内……哪里寻得到一点公道？自己对自己人都没有公道，我们还能希望人家以公道相待么？”
沈崇案初审至终决期间，“1947年2月17日夜”，国府“在北平以户口大检查为名，对爱国学生和进步人士突然施行大逮捕。被逮捕的爱国学生和进步人士达一两千人。”费氏兄弟（费青、费孝通）闻知此事，率先签名并发起了《保障人权公开抗议宣言》，北大清华教授钱端升、潘光旦、许德珩、朱自清、陈寅恪、张奚若、汤用彤等十多人也签了名。
3月29日，北大举行纪念黄花岗烈士讲演大会，沙滩一带宣布戒严，军警5000人驻守北大，红楼对面架起机枪，铁甲车亦在附近巡查。许德珩、袁翰青、樊弘毅然赴会演讲；北平警备司令陈继承声称要做“关麟征第二”（昆明12.1事件的责任人），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主任委员吴铸人亦以杀人威胁，舆论哗然。
5月，学生游行，是为“反内战、反饥饿、反暴行”——民生多艰，怒怨四起。5月20日，南京、上海、苏州、杭州地区16所大专院校学生6000人在南京组成请愿团，遭到军警镇压。是为“5.20”惨案。
5、6月间，解放军曾进驻开封，又复撤出。美蒋飞机遂滥炸开封城，死伤严重。北京大学河南籍同学在民主广场举行开封死亡同乡追悼大会，许德珩到场写了如此挽联：
【人民何辜，遭此荼毒，时日曷丧，及汝偕亡。】（注：蒋政府欠河南人民的血债太多了，叹）
——这已经是末日场景。极像鲁迅在《野草》中预言，【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天地有如此静穆，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天地即不如此静穆，我或者也将不能。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
为我自己，为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我希望这野草的朽腐，火速到来。要不然，我先就未曾生存，这实在比死亡与朽腐更其不幸。】
至此，历史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遏制。蒋政权的丧钟，倒计时ing……
【part H：过河卒子（下）】
假若重新返回1946年12月30日——
刚下飞机的胡适校长尚志得意满，踌躇满志：
“这是一个法律问题，希望能够早日得到合理合法解决。……这是东方特殊的道德问题，国人当然同具愤慨。学生间的开会游行，亦属理之常情，但不可罢课，希望能即日恢复，免废学业。”
至于美军退出中国的口号，“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老口号，在这次事件以前就有的，只要美军在中国一天，这口号就存在一天。”
此案是孤立的个人行为，“美陆战队对这件事的声明，我以为很切实。”
——《新华日报》形容这是“狐狸的同情”，看官们不妨个人定夺。
傅斯年1月4日接受联合社访问，“准许美军留华，完全为中国政府之政策问题，学生倘不满此项政策，尽可向政府请愿，16个月以前，美军曾与中国军队并肩对共同之敌人作战。近10个月来，美军且协助中国政府遣送日俘回国，此种任务尚未终了，中国境内尚有大批日兵，迄未解除武装。须知中国现尚有另一大陆国之大批军队，未得中国政府许可而驻扎境内，中国智识阶级对于国际政治应具远大眼光，并须认识中国不能在国际间孤立云。”
谢教授的曼妙灵感之一，比如说因东方特别道德而兴有的特别性心理，才导致中国人抗议，大约得自胡适此处。国粉们乐于纠缠的“苏军呢苏军呢”，大约亦得自傅斯年，no——更早，得自于美军犯事，蒋政府却驱人呐喊的“抗议苏俄”……几十年过去了，形散神不散，是之谓也。谢泳赞美胡、傅“真正显示出了知识分子智慧和人格”，那简直是一定的。
二战中，美英为争取苏联对日作战，不惜出让中国重大权益，如：大连港国际化，保证苏联在这个港口的优越权益，并恢复租借旅顺港为苏联海军基地；设立中苏合营公司，对中东铁路（满洲里到长春）和南满铁路（长春到大连）（两条铁路合称中国长春铁路，简称中长路）实行共管，并保证苏联的优越权益；维持外蒙古现状（即蒙古人民共和国名义上的独立）。
1945年7月初，蒋政府和苏联谈判，因内战需要，有求于苏，承认了雅尔塔协定预定给予苏方的那些权益。8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时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大连、旅顺口的协定，关于苏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的协定。
1946年2月11日，部分雅尔塔协定公之于世。2月13日，王芸生在《大公报》发布社评，“现在秘密宣布了，人们读了这个协定，尤其是中国人读了这个协定，不能无所感慨。未经征得中国的同意，而三巨头就如此决定了，不啻代为主持，这可见中国是处于受支配受处分的地位。”
2月22日，重庆学生大游行。2月22日，傅斯年、吴世昌等文化界名流联名撰文，抗议苏军久滞东北，英美亦颇有共同托管的私心：“中国在反侵略战争中，抗战的时间最久，所受的损害最重，不意美苏英三国竟订立这样的秘密协定，侵犯他们盟邦中国的领土主权，破坏了自华盛顿九国公约以迄开罗会议尊重中国领土主权的庄严诺言。这一秘密协定，违背了联合国共同作战的理想和目标，开创了今后强力政治秘密外交的恶例，影响所及，足以破坏今后世界的和平，重踏人类罪恶的覆辙。这一秘密协定，实为近代外交史上最失道义的一个记录。”
但凡学生运动难免有种种插曲，1999年抗议游行，麦当劳和肯德基多少有被砸的，也有店家赶紧出言声明——自己并非美国店，以免玻璃受损。2月 22日，重庆《新华日报》被捣毁，合众社报道：“捣毁事件发生于游行经过二十分钟以后”，想似有人很有些顺势而为的小九九。2月22日，周恩来就此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学生游行，表示爱国热忱，吾人极感佩”，“应该把学生的爱国运动与特工人员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行动分开。特工人员利用学生游行机会，捣毁新华日报，这是企图嫁祸于学生。我们懂得随时在制造阴谋的是特工的头子，与纯洁的学生无关。”2月27日，时任国府中宣部部长的吴国桢表示，“政府从未协助或组织学生之游行，相反的事实，政府曾用各种方法，予以劝阻。”
苏联原定于1945年12月3日从东北撤军，国府担心苏联撤军后，东北迅速被土共攫得，先后要求苏军延期至1946年1月、2月撤离。苏军拆家伙搬家伙搬得高兴，自也不愿意那么早离开。苏联对于“反苏运动”，于2月26日发表针锋相对的声明：好，撤就撤，但撤军日期不早于驻华美军的撤退日期。同时附注：国府曾两次要求苏军缓撤。苏军开始撤离一些地区，却又把地带留给国共相争，颇见其棋局章法。
曾在同一张反苏声明上签字的吴世昌和傅斯年，几个月后因沈崇案分道扬镳。傅斯年的屁股和国府一致，一心念念借力打力，把美军视为反苏反共的友军后盾。吴世昌却实在晓得，哪个帝国主义都不是好东西，谁不想咬中国这块大肥肉呢？ “美国以前一直是个工商业国家，赚钱是商人的本分，一般人民虽富正义感，但有时亦敌不过资本家的利欲心。中国抗战初起时，美国军火商大量供给日本以杀中国人的武器。中国前线反法西斯的士兵，后方无辜的妇孺，被日军用美制炸弹炸得血肉狼藉，军火商人固熟视无睹也。后来索性采取现购自运（Carry and Cash）政策，似专为帮日本军阀的忙，使贫而无船的中国束手挨打。那时若非苏联帮忙，其情形殆不堪设想。直到珍珠港事件发生，半天内日机炸死三千美海军，三天内击沉十四美舰，美国才悟中国三年多的抗战，是在替美国受难与拼命。因此才开始帮中国一点忙，然截至民国三十三年湘桂之役为止，据重庆政府发言人称，给中国队物资尚不及给欧洲战场的七十分之一。三十三年（注：1944年）以后，始有增加，以迄现在。”
“没伞的挨着有伞的，钻到雨伞底下去躲雨，多少有点掩蔽，可是伞的边缘滔滔流下来，反而比外面的雨更来得凶。挤在伞沿下的人，头上淋得稀湿。”——张爱玲的这句话用于描述国际政治，却是一语中的。天底下最难的就是第一桶金。穷鬼想从富人那里挣1块钱，要么自己挣到1块，帮人家挣到5块，要么干脆就是给人家送钱的。真正能拿到第一桶金的，胆识、意志、运气，缺一不可。无胆无识却自以为聪明、一心幻想从人家那里借势，结局亦不难想象。
说到“自由独立”，不管是国家还是知识分子，自然也要付种种代价的。鲁迅虽未擎着“自由主义”的大旗，然而“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亦是他一生心旨，为3.18案丢掉北平教职，辗转南下，终死上海。我手写我口，自然要遭受种种明明暗暗的罗网打压，“独立”二字，后世听着悦耳，活人确实遭罪。而像吴世昌这样无党无派的纯正书生，眼见国事不堪，站在民族一员的立场上，说点常识真话，可惜这样的“自由独立”，却多半要被历史埋进尘埃里。倘若有一种“自由独立”，神坛上得，好处享得，代价几无，那多半像今日官员们异常普及的“研究生学历”，自是难以普及大众的密宗小道。
1946年的周恩来和1947年的胡适，公关专家的天赋素养，尽显无疑。然而周恩来收梢得漂亮干脆，胡适最终赔进了自己的声名，中间缘由，远非 “站队”对错这么简单。胡适的强项处在于“建设”，有限处亦在于：不问青红皂白，一颗急于建设的心。北洋军阀当权时代，他便有“好人政府”的建设之心，于是看广东“孙匪”就有些不以为然。陈炯明炮轰总统府，胡适在《努力周报》上作文如下：“本周最大的政治变化是广东的革命和浙江的独立。孙文与陈炯明的冲突是一种主张上的冲突。陈氏主张广东独立，造成一个模范的新广东；孙氏主张用广东作根据，做统一的中华民国。这两个主张都是可以成立的。但孙氏使他的主张，迷了他的眼光，不惜倒行逆施以求他的目的，……远处失了全国的人心，近处失了广东的人心，孙氏还要依靠海军，用炮击广州城的话来威吓广州的人民，遂不能免这一次的失败。”经李大钊居中提醒，胡适的语调有所缓和，其立场却难称转圜：“此次广州之变，曲直不全归于一方，而是非应俟之公论”；“对于孙氏，我们还有一个忠告：他对于陈炯明的复仇的念头，未免太小器了。孙氏是爱广东的人，不应该为了旧怨而再图广东的糜烂。”
是时，有人批评陈炯明“叛道”、“悖主”、“犯上”，胡适对于“道德主义”显然自觉占了上风，这些言论无非是“旧道德的死尸的复活”，陈炯明的行动“本是一种革命”，“我们并不是替陈炯明辩护；陈派的军人这一次赶走孙文的行动，也许有可以攻击的地方；但我们反对那些人抬出‘悖主’、‘犯上’、‘叛逆’等等旧道德的死尸来做攻击陈炯明的武器。”打倒旧道德的旗号很正确，可是他何尝不是新瓶旧酒，在道德主义中任意诛心孙中山反对陈炯明便是“为了旧怨”、“太小器”了？所谓“政治”，公事众事也，如此剖析一位颇有理念的政治家，是否失之草率？难怪1924年8月《民国日报》同版刊登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一讲和胡适《少谈主义》，孙中山颇为不快，批复如下：“编者与记者之无常识，一至于此！殊属可叹！汝下段明明大登特登我之民权主义，而上面乃有此《响影录》，其意何居？且引胡适之之言；岂不知胡即为辩护陈炯明之人耶？胡谓陈之变乱为革命。着中央执行委员会将此记者革出，以为改良本报之一事。”
《论语》有曰：吾道一以贯之。诚哉此言。鲁迅、胡适各自道路，早有端倪。
早在1908年，27岁的鲁迅写《破恶声论》，心中已有执念，“故今之所贵所望，在有不和众嚣，独具我见之士，洞瞩幽隐，评骘文明，弗与妄惑者同其是非，惟向所信是诣，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有从者则任其来，假其投以笑骂，使之孤立于世，亦无慑也。则庶几烛幽暗以天光，发国人之内曜，人各有己，不随风波，而中国亦以立。”
“盖浇季士夫，精神窒塞，惟肤薄之功利是尚，躯壳虽存，灵觉且失。于是昧人生有趣神閟之事，天物罗列，不关其心，自惟为稻粱折腰；则执己律人，以他人有信仰为大怪，举丧师辱国之罪，悉以归之，造作讏言，必尽颠其隐依乃快。不悟墟社稷毁家庙者，征之历史，正多无信仰之士人，而乡曲小民无与。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 这段石破天惊的话被后世一些知识分子解读为“反智主义”，其实大抵是境界不同的缘故。国族危亡之际，鲁迅以国族之根本为索引，始有深自肺腑的士人反省，亦成为告别士大夫最为彻底的现代知识分子。他甚至有意为落伍的“旧物旧人”留足了空间，“今者古国胜民，素为吾志士所鄙夷不屑道者,则咸入自觉之境矣”。有些人是一心要占据着“新”的制高点扫荡旧人旧物的，然而这怎么可能？把别的活人视为落伍，扫荡干净，这固然是种妄想，然而居高临下审阅，不失为轻便可行的计划；将自己的洞见、自信共享于众人，“发国人之内曜”，使“中国亦以立”，这条道路显就前者来得艰难。
1929年，胡适与罗隆基、梁实秋等人讨论中国政治，胡适在《我们走那条路》中提出了“五鬼乱中华”的论点，“我们要打倒五个大仇敌：
第一大敌是贫穷。
第二大敌是疾病。
第三大敌是愚昧。
第四大敌是贪污。
第五大敌是扰乱。
这五大仇敌之中，资本主义不在内，因为我们还没有资格谈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也不在内，因为我们至多有几个小富人，哪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
此言一出，引得当日尚赞同“好政府主义”的梁漱溟拍案而起，评价为“轻率大胆，真堪惊诧!”
“在三数年来的革命潮流中，大家所认为第一大仇敌是国际的资本帝国主义，其次是国内的封建军阀；先生无取于是，而别提出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之说。帝国主义者和军阀，何以不是我们的敌人？……先生所说五大仇敌谁不知得，宁待先生耳提面命？所以不像先生平列举出这五样现象的，盖由认识得其症结皆在一个地方。疾病，愚昧，皆与贫穷为缘；贪污则与扰乱有关；贫穷则直接出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扰乱则间接由帝国主义之操纵军阀而来：故帝国主义实为症结所在。这本是今日三尺童子皆能说的滥调，诚亦未必悉中情理；然先生不加批评反驳，闭着眼只顾说自家的话，如何令人心服？尤其是论贫穷纵不必都归罪到帝国主义，而救贫之道，非发达生产不可；帝国主义扼死了我产业开发的途路，不与他为敌，其将奈何？……先生虽能否认封建的存在，但终不能否认中国今日有军阀这一回事。军阀纵非封建制度封建势力，然固不能证明他非我们的仇敌；遍查先生大文，对军阀之一物如何发付，竟无下文，真堪诧异！”
胡适在《答梁漱溟先生》中就“军阀”一事回应如下：“至于‘军阀’问题，我原来包括在‘扰乱’之内。军阀是扰乱的产儿，此20年来历史的明训。……先生说，‘扰乱固皆军阀之所为’，此言颇不合史实。军阀是扰乱的产物，而扰乱大抵皆是长衫朋友所造成。20年来所谓‘革命’，何一非文人所造成？20年中的军阀斗争，何一非无聊政客所挑拨造成的？近年各地的共产党暴动，又何一非长衫同志所煽动组织的？此三项已可概括一切扰乱的十之七八了。”
和梁漱溟同样注重实践的陶行知先生，言简意赅，写了首打油诗：“明于考古，昧于知今，捉住五个小鬼，放走了一个大妖精。”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专家教授们，并不是从石头缝里突兀钻出来的，亦是一以贯之。这个“一贯道”，倘若追溯起来，就果然“太黄太暴力”了。
1934年，鲁迅在《忆刘半农君》中提及这位“新青年”同仁：在“《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20年代初，“新青年”同仁们因道路、政见不同而分裂，渐行渐远。本声明20年不欲参与政治的胡适终于卷入了“问题与主义”之争。“我等候了两年零八个月，中国的舆论界仍然使我大失望。一班‘新’分子天天高谈……马克思社会主义，高谈‘阶级斗争’与‘剩余价值’”,他深为不安，于1922年创办《努力周报》，宣扬“好政府主义”，谏言北洋政府实现一个“宪政的政府”，一个“公开的政府”和一种“有计划的政治”；还提出一些具体主张，如要求北洋军阀政府和平地实现南北统一，要求召集旧国会制定宪法之类。倘若不能和平统一，南方各省军阀联省自治也好。“联省自治”，实是当日热门主张，用一个“大明白人”的话说，南北议和，难；裁军废督，难。“联省自治”的名目一出，这不就凑合着“和平统一”了吗？裁军问题，不也算解决了吗？问题横亘眼前，如此绕过，真正聪明至极。
胡适的幻想更多，他以为，并非“分赃”的和平的南北和谈一定会实现的。国会宪法，可以稍缓，约定一个倒计时期限，下一步，即可“努力”做来。难怪阅世更深的罗正纬叹气说，“用意本是极好，但事实上面，很难成功”。“你们主张和会不要分赃，我看和会里面除开分赃以外，没有他事。决不能够依照我们研究学术的情形，各人拿个真实的见解，平心静气的讨论。因为南北问题，本是分赃主义。……国会问题，恢复很易，开会很难。你们仔细考虑一番，才晓得这个法律的纠纷，比较总统问题，更难解决。……你们的两个主张，无乃大简，不好怎么说法。”
倘若不赞成一方武力统一另一方，那唯有双方“分赃”，只需常识便可看出如此图景。有人问了，难道我们有办法制约他们“分赃”吗？胡适的答复很有意思，“如果我们起来用决战的舆论来监督他们，如果我们不准他们鬼鬼祟祟的分赃，如果我们用手枪炸弹罢工罢市的方法来对付他们，他们敢说‘不要分赃更无办法’吗？”这位改良主义者，显然晓得“手枪炸弹罢工罢市”这些手段更为切实有效。
改良和革命，用他此时自述，不过是“分工不同”。【“还是取革命手段呢？还是取改良手段呢？还是先破坏后建设呢？还是在恶基础上建筑好政府呢？”
我们可以用你们自己的话来做答案：“最好双方分工并进，殊途同归。”可改良的，不妨先从改良下手，一点一滴的改良他。太坏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恶势力偏不容纳这种一点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本来破坏与建设都不是绝对的相反，他俩的关系也有点像你们说的鸡蛋与鸡的关系；有时破坏即是建设，有时建设即是破坏，有时破坏必须在先，有时破坏自然跟着建设而来，有时破坏与建设同时并进，等到鸡蛋壳破裂时，小鸡也已下地了。况且人各有偏长，而事业须合众长。烧房子有时要人做，收拾颓橼剩瓦也要人做，打图起屋也要人做。我曾说过：
君期我作玛志尼，我祝君为倭斯袜。
国事今成遍体疮，治头治脚俱所急。
我们对于国人的宣誓是：
各行其是，各司其事。】(1922年）
【part I：知难行难】
知行合一，何其难也。1929年将军阀之祸诿过于“共产党”、“文人”、“长衫朋友”的胡适，显然已经“超越”了或者说“背叛”了自己1922年参议政治的初衷。1922年的胡适，尚是与革命派和而不同共同努力的立场；等到1929年，抱大腿、选择性失明的问题就极突出了，屁股也似乎和当权者更近些，对待革命派就很有些笔诛口伐尚还意犹未尽的架势了。
知与行的关系很有蛋还是鸡的微妙。罗正纬曾有一联题写王阳明：“能知即行，能行必知，事业乏艰难，合一留传开后学；以释阐儒，以儒显释，神明在心性，沟通端赖有先生。”如此牛人，知行合一，良性互动，自是游刃有余。倒是普通人，在知、行间趔趄前进，何时知胜于知，何时知胜于行，个人均有冷暖自知的经验谈。因胡适的“五鬼乱华”写了首打油诗的陶行知先生，当日尚叫做“陶知行”。他原名陶文濬，倾心王阳明“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说法，20岁改名为“陶知行”。1927年，他破壁有己，格外看重实践，服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1934年7月，他在《生活教育》半月刊上发表了题目为《行知行》的文章，正式更名为“陶行知”：“改名！我久有此意了。在二十三年前，我开始研究王学，信奉‘知行合一’的道理，故取名知行。七年前，我提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正与阳明先生主张相反，那时即有顽皮学生为我改名，常称呼我为‘行知吾师’，我很乐意接受。我对于二十三年天天写、天天看、天天听的名字，难免有些恋恋不舍，但为求名实相符，我是不得不改了。”
孙中山１９１８年就“知／行”亦有一番见解，主张：知难行易。行先知后，不知亦能行。政治家说话，往往有当日特殊语境，别有针对。他当日对党内畏难派讲励志道理，蒋介石名义一统后借此大张旗鼓，又是另一番政治图景了。胡适自有敏感，１９２９年在《新月》发表《知难，行亦不易》一文，倡言“专家政治”，你想撂开我们自行其是，没那么容易。
１９３１年，蒋、胡终于“合流”。鲁迅就此写了一篇短小强悍、鞭辟入里的《知难行难》：
【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再问问看，要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见于《红楼梦》上的所谓“病笃乱投医”了。
当“宣统皇帝”逊位逊到坐得无聊的时候，我们的胡适之博士曾经尽过这样的任务。见过以后，也奇怪，人们不知怎的先问他们怎样的称呼，博士曰：
“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
那时似乎并不谈什么国家大计，因为这“皇上”后来不过做了几首打油白话诗，终于无聊，而且还落得一个赶出金銮殿。现在可要阔了，听说想到东三省再去做皇帝呢。而在上海，又以“蒋召见胡适之丁文江”闻：“南京专电：丁文江，胡适，来京谒蒋，此来系奉蒋召，对大局有所垂询。……”（十月十四日《申报》。）现在没有人问他怎样的称呼。
为什么呢？因为是知道的，这回是“我称他主席……”！
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
也没有人问他“垂询”些什么。
为什么呢？因为这也是知道的，是“大局”。而且这“大局”也并无“国民党专政”和“英国式自由”的争论的麻烦，也没有“知难行易”和“知易行难”的争论的麻烦，所以，博士就出来了。
“新月派”的罗隆基博士曰：“根本改组政府，……容纳全国各项人才代表各种政见的政府，……政治的意见，是可以牺牲的，是应该牺牲的。”（《沈阳事件》。）
代表各种政见的人才，组成政府，又牺牲掉政治的意见，这种“政府”实在是神妙极了。但 “知难行易”竟“垂询”于“知难，行亦不易”，倒也是一个先兆。】
难怪迅哥儿不讨人喜欢，这话说得太明白太彻底了。这位算命先生，还一贯正确，屡屡一语成谶，这次亦不例外。今日穿越小说流行，倘若讨论哪些历史人物像穿越的，东哥、迅哥恐怕都要榜上有名。网友调侃，东哥作为，颇像从未来穿越而至当日挽狂澜于既倒的；而迅哥视界，竟像从当时穿越过今日，８０多年后的人们尚还跳不出他的眼界手笔，真真一叹。 （参见陈郢客:【迅哥儿文摘·华盖集·补白】迅毛同道：论持久战)
1947年的胡适饱尝“行难”的苦涩滋味，不过倘若说根子，这与1922年他的“知难”并非无关。胡适留学美国，服膺美英选举制度，服膺实验主义，对共产党、马列主义殊无好感。这且不说，对于中国的“大一统”传统，他亦视为累赘，更为垂青美国的联邦制。地方自治，在他眼中就格外美好了。【我们如果进一步研究帝制运动的时代，就可以明白帝制的运动确可代表一种“强求统一”的迷梦。这个迷梦的来源长的很呢！自从秦始皇以来，二千多年的历史确然呈现一种“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大势。这二千年历史的教训是：中国太大了，不适于单一制的政治组织。…… 当袁世凯的时代，这个现状的意义已有人看出了，所以有民国二三四年间的“联邦论”。“联邦论”已起，而袁世凯还像做他的统一的迷梦。】
胡适总结袁世凯之过，追求“帝制”是表，“强求统一”才是刻骨的“迷梦”。这点他和陈独秀彻底分道扬镳。后来人对陈秀才的“右倾投降主义”印象颇深，大抵觉得书生造反，尚多天真，然而陈秀才的眼神洞察，1922年少有人及，远超胡适之上。他在《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 中说，【联省自治的人“未曾研究中国政治纠纷的根源在那里”，根源在于“封建式的大小军阀各霸一方，把持兵权财权政权，法律舆论都归无效，实业教育一概停顿”。】
【此时全国兵马财政大权都操在各省督军总司令手里，连国有的铁路盐税他们都要瓜分了。若还要扩大地方权，不知还要扩大到什么地步？】
【联邦制若建设在人民经济状况不同及语言宗教不同的理由上面，到也无可非难，奈中国的状况决不是这样。
他们的联省论，完全建设在武人割据的欲望上面，决不是建设在人民实际生活的需要上面……不过联省自治其名，联省割据其实，不啻明目张胆提倡武人割据，替武人割据的现状加上一层宪法保障。】
胡适对此很不服气，专文答复。其中心论点是： “用集权形式的政治组织，勉强施行于这最不适于集权政治的中国”，“是中国今日军阀割据的一大原因”。陈独秀“所举的只是纠纷的现状，并不是纠纷的根源；只是乱，并不是乱源。”
至于扩大“地方权”的盲目，胡适辩解说，“各省督军总司令的权大，是一件事；地方的权大，另是一件事。……增加地方的实权；使地方能充分发挥他的潜能力，来和军阀作战，来推翻军阀。这是省自治的意义，这是联邦运动的作用。”至于“联省自治”实施无非为军阀割据加上一层宪法保障的质疑，胡适一言以蔽之，“这也是不研究历史事实的拢统话。”
文末，胡适果然大胆断言了：【我们可以大胆说： 打破军阀割据的第一步是建设在省自治上面的联邦的统一国家。 凡反抗这个旗帜的，没有不失败的。】
道路是非当日或许看起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然而几十年后，后人就可以复盘一证得失了。何况陈独秀就中国乱局果断开出了方子，甚便查验。“所以我主张解决现在的中国政治问题，只有集中全国民主主义分子组织强大的政党，对内倾覆封建的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对外反抗国际帝国主义，使中国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这才是目前扶危定乱的唯一方法。”
他的方子，胡适几乎条条都要摇头。“自由主义者”对于组织严密的“政党”向无好感，就算组党，他也中意英美那种所谓组织“松散”的。他和人热议“我们的政治主张”，徽州老乡程振基 回应说，“这可见得他们发表这篇《政治主张》只求得人们的同意和教人们知道这些主张，并未曾明白指示好人怎样的联合起来与恶势力作战。这是一大缺点。……我希望《努力》诸先生不仅仅努力于宣传，而抱绝对牺牲的精神，从事于政治运动。质言之，即诸君既有一个共同目标，——好政府——何妨就由诸君发起组织一个‘好政府党’？若是徒有议论，没有具体的组织，则我恐怕这些主张只是空谈，未必能有实现的一日！质之诸君以为何如？”
胡适答复说：“何君劝我们组织一个会，程君劝我们组织一个好政府党。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不能有简单的主张。……我们在此时和最近的将来，都应该处于中间人，公正人，评判员，监督者的地位。”
裁判员的制高点何其妙也！做事总有是非，也永难完美，若是一开始择定“裁判员”的位置，于己有百利而无一害，谁上台，我监督，“合流分赃”大约都有一份。何等自重，何等清高，何等撇清，代价全无！后世自由主义者喋喋不休1936年逝世的鲁迅要为共产党“暴政”负责，不知他们“反暴政”的传统到底要追溯到鲁迅还是能追溯到胡适呢？迅哥固然有时说话含蓄（即便如此，已被众人视为“匕首和投枪”了），好歹立场明快，指着光头敢骂贼秃；今天的自由主义者，笃信“曲径通幽”，弦外之音，只能借反鲁反毛真相刘胡兰神话王实味……微言大义，别说鲁迅了，胡适敢认这些徒子徒孙们吗？ 评判员永立不败之地的秘籍摘要，自由主义者倒真从胡适（上溯亦可追溯到伟大的士林传统）处学到手了。
关于民众疾苦的军阀割据，胡适开出的方子是“联省自治”，往最好里说，这亦是“聪明的绕路”，其实多半难逃“推波助澜”之嫌。
至于“对外反抗国际帝国主义”，胡适更有奇谈悍论。他在《国际的中国》（见于1922年10月《努力周报》）一文中指摘共产党所言直奉大战幕后各有英美、日方角力——“这种观察很像乡下人谈海外奇闻，几乎全无事实上的根据。”“至于说美国现在转过头来与日本携手，企图共同利用曹锟、张作霖和安福系、交通系等，这更是笑话了。现在中国想利用‘曹锟、张作霖、安福、交通’这个奇怪大联合的，恐怕确有人在！但我们稍知道美国的历史和国情的，可以断定美国决不会有这种奇怪的政策。”
胡适的主要论据如下：
“外国投资者的希望中国和平与统一，实在不下于中国人民的希望和平统一。”
“况且投资者的心理，大多数是希望投资所在之国享有安宁和统一的。……国际投资所以发生问题，正因为投资所在之国不和平，无治安，不能保障投资者的利益与安全。故近人说，墨西哥，中国，波斯，近东诸国，可叫做‘外交上的孤注，国际上的乱源’。优势的投资国家要想这些弱国与乱国有和平与治安，只有两条路子：一是征服统治他们，一是让本国人民早日做到和平与统一的国家。十年以前，列强对中国自然是想走第一条路的，所以有势力范围的划分，瓜分地图的拟议。但日俄战争以后，因日本的胜利而远东局面一变；辛亥革命以后，因民族的自觉而远东局面再变；欧战期内，因日本的独霸而运动局面几乎大变；欧战结局以后，又因中国民族的自觉而远东局面又经一次大变。老实说，现在中国已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了。……近来因为有几笔外债到期，中国政府不能付款，所以我们偶然听见什么“共同管理”的论调。但这种论调其实同近日中国银行家要求安格联在十一年八厘公债票上签字，是同样的心理，我们只得由他们唱去，事实上我们自己若能整顿国事，理出一个头绪来，造出一个新国家来，把这一点比较很轻微的国债（比英国每人担负少一百倍，比法国少二百倍）担负下来，这种论调也就都没有了。”
“所以我们现在尽可以不必去做那怕国际侵略的恶梦。最要紧的是同心协力的把自己的国家弄到政治的轨道上去。国家的政治上了轨道，工商业可以自由发展了，投资者的正当利益有了保障了，国家的投资便不发生问题了，资本帝国主义者也就不能不在轨道上进行了。
我们的朋友陈独秀先生们在上海出版的《向导》周报，标出两个大目标：一是民主主义的革命，一是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于第一项，我们自然是赞成的。对于第二项，我们觉得这也应该包括在第一项之内。因为我们觉得民主主义的革命成功之后，政治上了轨道，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已有一大部分可以自然解除了。”
胡适以为，陈独秀所言的帝国主义七项压迫“都是和国内政治问题有密切关系的。政治纷乱的时候，全国陷入无政府的时候，或者政权在武人奸人的手里的时候，人民只觉得租界与东交民巷是福地，外币是金不换的货币，总税务司是神人，海关邮政权在外人手里是中国的幸事！至于关税制度，国内无数的商人小百姓困压在那万恶的厘金制度之下，眼看一只江西瓷碗运到北京时成本不能不十倍二十倍远从欧洲、日本来的瓷碗；他们埋怨的对象自然不是什么国际帝国主义而是那些卡员扦子手了。所以我们很恳挚的奉劝我们的朋友们努力向民主主义的一个简单目标上做去，不必在这个时候牵涉到什么国际帝国主义的问题。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帝国侵略主义的先决问题。”（注：粗体部分，胡适原文均为着重号。西河难用着重号，唯有如此替代了。）
胡适的论调，使家人律己自虐，对别国抱持幻想，百余年来，甚至今日，亦不新鲜。不屑本土派，视之为“土包子”、“乡下人”，“你们”哪里懂，只会过分的“阴谋论”，“我们”才熟知国外国情，还是老老实实“接轨”为佳。只恨自家人不争气，鼓吹只要学生学习好了，“老师们”自然和颜悦色，还诸我们权力的。说一千道一万，还不是我们自己不好？我们自己不思上进，一心怀疑“老师们”用心，这是什么道理？中国百姓向来明眼，所以有“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名言；胡适怪责“厘金”制度只怪责到“卡员”级别，却视“总税务司是神人”，甚至还有“海关邮政权在外人手里是中国的幸事”如此豪言，如此相悖，滑天下之大稽，令人乍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每种文明均有内核、肤表，破壁有己者方能择其精要，创造适己。拿来主义，尤其考验取用者的天性与历练。听任种种思想理念在自己脑袋里纵横跑马还是“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个中关键在于“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这几条说来容易，没有相当定力修为，是难以勘破的。
自信力少一分，他信力便易多一分。何况聪明的人们，很易与古旧的大地刻意保持距离，乐于迈进高等华人的行列，扫阅那些“落伍的”、“愚昧的”同胞们，如此位置如此视线，亦必有遮蔽；然而聪明人却难以自省反思，惟有“执己律人”。１９２２年，胡适不赞成南北武力统一，亦不赞成南北妥协“分赃”谈判；１９２９年，胡适却对分赃无己大为不满，１９３１年，他终于敲开了这扇大门。《国际的中国》上下两句之间，便有矛盾相悖，这些悖论，便来自于屁股、情感移位促生的“双重标准”。可惜“双重标准”而不自知的“一贯道”亦被今日的自由主义者继承光大了。
对比鲁迅的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我们顿然发觉，觉悟在先的精英们对待后起的民众向来有两种态度，舍此之外，另有一种，一言以蔽之，即“责其不幸，怒其有争”。当然，有人叙述更为隐晦曲婉，也要先“哀其不幸”一番，然而，到底还是要“怒其有争”的。
人非生而知之者，１９１９年２６岁的毛泽东，亦受时尚思潮影响，主张“湖南自治”，想以此废督裁兵。现实和实践自然会教育人，赶走一个军阀张敬尧，自治运动却被另一个军阀赵恒惕彻底利用。１９２１年，毛泽东彻底告别了“湖南自治”的空想，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
１９２１年５月５日，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亦发布过“联省自治”的声明：
“集权专制，为自满清以来之秕政，今欲解决中央与地方永久之纠纷，惟有使各省人民完成自治，自定省宪，自选省长，中央分权于各省，各省分权于各县，庶几既分之民国，复以自治主义相结合，以归于统一，不必穷兵黩武，徒苦人民”。
孙总统持此主张，亦有现实利益；何况他到底也与时俱进，转而相信唯有武力统一，中国方有前途。倚靠军阀，何尝倚靠得住？痛定思痛，始有联俄联共，黄埔，北伐。
人恒有过，“知”能够随“行”及时调整，这便是牛人卓异之处。
留美胡博士，对日本向有不满警惕之心，可惜之于“英美”帝国主义，天然具有盲点。从１９２２年《国际的中国》至１９２９年“五鬼乱中华”，又至１９４７年的“友邦”论、“法律非政治问题”，可谓一脉相承，一以贯之。这就耐人寻味了。缘何如此？
斯大林曾经打过一个很好的比方，说：希腊神话中有一个无敌英雄安泰，只要他脚踩在大地母亲的身上，他就能得到源源不断的力量，战胜任何敌人。
毛泽东一生秉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军民团结鱼水情，不仅和希腊神话相通，亦和“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传统认知相通。
而鲁迅深味并且发掘被正史压抑的“草根力量”，【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所谓“现代中国” ，意味着全新命题：谁是我们能够倚靠的力量？士和皇帝共天下的“传统中国”已不能回应三千年之大变，转型势不可免；然而，谁可倚重，各家方案不同。
鲁迅之“现代”，便在于他勇于拥抱“地底下”的力量，振聋发聩，为之启蒙，为之发声。这条路，之于士大夫旧径，是条全新的路。毛泽东和鲁迅——两位宛如穿梭过去未来间的牛人——均真诚地走向了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尊重并且相信群众的力量。
“士林所宗”的胡适，相信精英专家足以搞定一切，不接地气，自然要和权贵合流，也自然要幻想他国“公益”之助。相信美援扶持的蒋、胡合流，亦是情理中事。
每个人都有他的路要走，中国也有自己的路要走。一个人选择和中国的命运如何交涉，纯出己心，亦要愿赌服输。1947年，胡适的梦，眼睁睁要破灭了。（本节完）
【part J: “放学了”】
沈崇案对胡适的最大影响是：这位“过河卒子”开始思谋退路了。
蒋介石想让他担任考试院长，他再三考虑，不敢答应。1947年2月21日，蒋介石又转托王世杰充当说客。这天夜里，他给王世杰写了一封信，开头说，“考试院长决不敢就，国府委员也决不敢就。理由无他，仍然是请政府为国家留一两个独立说话的人，在要紧关头究竟有点用处。我决不是爱惜羽毛的人，前次做外交官，此次出席国大，都可证明。但我不愿放弃我独来独往的自由。”末了对老友倒有些倾心话胆，“自从我出席国大之后，共产党与民盟的刊物（如《文萃》，如《文汇报》）用全力攻击我。（最近两期《文萃》每期有两篇文字攻击我。）他们最恨我的，一是因为我出席国大，一是因为我把女生沈崇引起的学潮镇定下去了。听说郭沫若要办七个副刊来打胡适。我并不怕‘打’，但不愿政府供给他们子弹，也不愿我自己供给他们子弹。
总而言之，我请求蒋先生容许我留在此地为国家做点有用的事。”
这件事，他显然和傅斯年通过气，傅斯年力劝他不要就职。2月4日，傅斯年致信胡适，谈及些许内情，他已代为相拒。【他（注：蒋）似乎觉得小党参加政府不易，希望在“社会贤达”方面先做工夫（非原语，意思如此）。他请先生担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我当力陈其不便：自大者言，政府之外应有帮助政府之人，必要时说说话……自小者言，北大亦不易办，校长实不好找人……他说可以兼着。我说不方便，且不合大学组织法。……我反复陈说其不便，他未放松。】傅斯年生怕胡适会答应，传记里如此描述，【傅斯年心急如焚，函电纷驰，“三十年之盛名，为社会国家计，不可废于一旦，令亲者痛，北大瓦解。”】
2月15日，胡适日记载，“今天报纸（《世界》、《益世》）大登傅孟真昨天在参政会攻击孔祥熙、宋子文的话。《世界日报》标题为《傅斯年要革命！》报纸又大登昨天立法院攻击子文的言论。”
“傅斯年要革命！”报纸耸人听闻的标题，胡适显然是当笑话看的，傅斯年他还不了解？不过，傅斯年显然要和国府有意保持距离了。胡适向来看重傅斯年的政治识见，日记中特载此事，他自然亦会思索一二。
http://www.here4news.com/article/2213509
【群策群力，共勉努力，以正视听】 [ 陈郢客 ] 于:2009-05-28 16:55:19 复:2200724
【群策群力，共勉努力，以正视听】：
诸位网友为沈崇案和关于种种“传言”考证的工作，令人感佩不已。引用太祖的一句话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
中国梦的起端，起于这样的人；中国梦的实现，也需要我们有这种精神。大家共勉。
小山:1946，三口大闷锅（小山此文力透纸背，让我非常担心这一系列不过是个“注水猪肉”，F。剧透往往比剧情精彩。是的。只能加油干了。谢谢。）
王树:沈崇事件（美国方面的报道）
王树:沈崇案证人名单对比
王树:Pierson12月25日与12月28号的“不同”口供
王树：12月 30日 游行路线
王树:最先报道沈崇事件的几家报纸
王树:亚光：王柱宇
leqian: 沈崇案相关资料补充（注：所谓“出家为尼”的传说，还请一观此文。）
frnkl: 【资料】所谓沈崇移居美国说
网上流传的所谓“聂绀弩指控沈崇色诱美军”——数位网友接力相继，予以“证伪”。
frnkl:所谓聂绀弩的回忆多半可能是谣言（frnkl列出了“谣言”原文并有所辨析，好奇心不妨一观。）
flyingcatgm: 聂绀弩回忆之说，写于1951年前，何来“红卫兵”？穿越吗？
陈杰去了图书馆，陈杰:确认聂先生文中根本没有谢泳所提的字样
隔路山贼:聂绀弩《沈崇的婚姻问题》原文（图片版）（一九四七，二，二一。）
不打不相识:实拍版《聂绀弩杂文集·沈崇的婚姻》
非吾有:实拍版《聂绀弩杂文集·沈崇的婚姻》之文字版
frnkl: 【资料】所谓孙元良说沈崇事件
法庭篇：
王树:贴几段法庭上的细节
陈郢客:审理此案的主体最为重要
王树:《处理在华美军人员刑事案件条例》
雷声:这不是军法审判，这是治外法权
陈郢客:任何规则都有它的边界，以及“事急从权”。
字字千金贴：
苍野:在55年把苏军请出大陆，在78年把美军请出台湾的都是土共
李闻案·空一格日记
frnkl: 【资料】空一格公的日记（关于闻一多被刺）
frnkl: 【资料】李闻案的处理与闻案凶手最后出路
frnkl:想诬陷TG来着，没干成而已
frnkl:空一格公日记对张君劢评价。
娱乐背景贴：
红桃六:转载焦国标“向我开炮！向我开炮！”
frnkl: 【资料】所谓孙元良说沈崇事件
待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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