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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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关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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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
1950年10月27日，任弼时病死。
任弼时（1904年4月30日－1950年），男。湖南湘阴县（现为汨罗市）塾塘乡唐家桥人。1904年4月30日出生于乡村教师家庭。1920年8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5月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2年底转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五大书记之一，排名仅次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1936年领导红二方面军与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于当年10月在甘肃静宁县将台堡（今属宁夏）与红一方面军会师。1949年初，指导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被推选为团中央名誉主席。同年11月赴苏联就医。1950年5月回国。同年10月27日病逝于北京。主要著作收入《任弼时选集》。
生平
1921年春，任弼时与刘少奇等一同赴苏俄。他们通过赤白军交战的火线，历经种种艰辛到达莫斯科，进入培养革命干部的东方劳动者大学。1922年初，任弼时转为中共党员，1924年秋回国。此时，苏俄局势艰难，开始他一天只能领到200克黑面包，却忍饥刻苦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回国后他到上海，在共青团中央工作，因张太雷长期离职，两年间由他代理中央书记。当时他才二十来岁，却敢于向党中央领导陈独秀提意见，有一次气得陈独秀把他的意见书当面撕碎。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同志深感他与陈独秀争论时的观点正确。“八七会议”上他被选入政治局，成为党史上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随后四年间，他一直从事地下工作。1933年，任弼时奉派湘赣边区，在长征中是红六军团和后来的红二方面军的最高政治领导人。 1937年秋，任弼时随八路军总部东进抗日前线，在政治方面负总责，翌年春又作为中共代表赴莫斯科争取国际支持。194O年，他回延安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从人事安排到谁吃大灶、中灶、小灶都要管。由于处理问题周到，待同志和蔼可亲，被称为“党内的老妈妈”。
1945年，中共在延安召开“七大”时，任弼时任大会秘书长。会后，他与毛、刘、周、朱并列为中央五大书记。1947年春，他拖着病体与毛泽东、周恩来转战陕北并担任中央支队司令员。行军每到一处，他都要亲自安排住房，布置警卫，组织物资供应，还参与决策研究。时称他是中央队伍中身体最差的一人，又是最忙的一人。
1948年春，中央进入河北西柏坡。任弼时的血压很高，心律又严重不齐，却仍时时支撑着协助周恩来工作，协调各战略区的物资调配和后勤支援。1949年3月，他随中央进入北京，主持召开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赴苏联治疗。1950年4月回国后，他没按医嘱休息，立即投入工作。抗美援朝战争打响的第二天，即10月26日晚，他长时间研究战局并思考对策，病情突然恶化，次日去世。
勇于同党内各种不良倾向作斗争，却从不整人
中国革命之所以艰难，不仅由于外部敌人强大，同时也在于内部消极因素众多。任弼时在党内之所以长期受到普遍敬重，在于他勇于同各种不良倾向作斗争。这种斗争又不是过“左”地整人，而是抱着帮助同志、治病救人的态度。
任弼时在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一直坚定地支持毛泽东。1938年赴莫斯科时，他向共产国际强调“毛泽东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这对当时的共产国际表态支持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起过重要作用。但是，他又不因此询私情，对江青一直坚持原则，不给特殊照顾，康生一类人对他一直是敬畏交织。任弼时能严格要求别人，恰恰在于自己一身正气，只讲奉献不求索取，正如古语所说:“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更令不从。”
两次被捕受严刑，第一次受到头顶窑块、膝跪铁链和“老虎凳”等酷刑；第二次电刑在他背上烙出两个拳头大的窟窿
大革命失败后，任弼时长期担负着到各地恢复党的地下组织的危险工作。1928年末，他作为中央巡视员到安徽接头时被捕，国民党当局却未搞清他的身份。在押解途中，他巧妙地把被捕消息和预定的假口供托人带给在上海的妻子陈琼英，以便配合组织营救。审讯时，他受到头顶窑块、膝跪铁链和“老虎凳”等酷刑，却咬定编出来的假身份。敌特按他所说到上海查对，因组织上已有安排，未露破绽，三个月后获释。
1929年末，他在上海主持江苏省委工作时，又被租界当局逮捕。他乘巡捕不注意，吞掉了身上的文件，只被搜出一张月票，而票面上写的使用人住处已是火灾中烧掉的房子，无从查对。外国警探怀疑有假，便使用电刑，竟在他背上烙出两个拳头大的窟窿。任弼肘苏醒后仍坚不吐实，这种顽强态度使捕房更感到他像共产党，继续关押拷打。幸亏周恩来领导的特科通过关系营救，才使他获释。
此后多年，他经常感到头晕和身体虚弱，加上日夜劳累、血压高，看东西时常眼花。长征时，他领导红二方面军，年仅三十出头，可是干部战士们从外貌看多以为他已有五十岁。任弼时也经常向身边的人表示，自己活不长，所以抓紧时间工作。
在延安，他像村妇一样盘腿而坐，练习纺线；在大生产中，他获得中央机关纺线比赛第一名
一次，江青买了些不该买的东西要求报销，他支持管财务的同志坚决顶住，江青直闹到掀翻了桌子
任弼时担任中央秘书长时，正值陕甘宁边区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党中央号召军民开展大生产，任弼时以身作则，并向三五九旅的王震旅长要了一部纺车。他在工作之余，就像村妇一样盘腿而坐，练习纺线，成绩提高很快。1943年，他参加中央机关在杨家岭举行的军民纺线比赛，获得了第一名。
中央机关的同志说起任弼时，都认为他一向正派公道，在原则上从不让步。一次，江青买了些不该买的东西要求中央特会科报销，并耍泼大吵大闹。任弼时支持管财务的同志坚决顶住，江青在闹到掀翻了桌子，最后由识大体的毛岸英过来收拾了房间。毛泽东得知后，对任弼时的这种态度表示赞同。江青却长期怀恨在心，直到‘文革”期间还对任弼时的家属进行迫害。
1947年，贺龙曾感慨地说过:康生是外向人物，要名誉、要地位，花里胡哨；任弼时是内向人物，他是向内发展的，即在自己身上多下工夫，提高思想认识，加强修养。贺龙的这段话，反映了当时的干部们普遍厌恶康生这种人，而对任弼时则由衷敬仰.
1926年3月，任弼时和陈琮英在上海结婚。
任远征委员讲述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
任远征
我的桌上有一份1949年父亲任弼时到前苏联治病时的入院诊断单，上面写着:患者，任弼时，1949 年12月9日送入本院。入院诊断为:顽固性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脑血管硬化，肾硬化，心血管硬化，心脏主动脉粥样硬化，中枢神经系统出现早期组织性变化，左脑发现部分损伤，一级心衰，糖尿病，空腹血糖（前苏联指标）177MG%，胆固醇350MG%，胆红素0.25MG%……
每当看到这份诊断单，总能让我回忆起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我是1936年8月在四川阿坝出生的，出生后即被送回了湖南老家，一直到1946年才来到延安。当时父亲非常高兴，像天上掉下来的一个宝贝一样抱着我亲了又亲，在我印象里这是父亲少有的几段开心的日子之一。那时延安是供给制，负责发生活用品的人姓陈，我们叫他陈舅舅，有一次发东西时，我看见他那里有一种红色电光纸的硬皮小本，在太阳下亮亮的，我觉得特别漂亮，就情不自禁地围着他转来转去，眼睛老是看那个小本。陈舅舅发现了，笑了笑送了我一本。我特别高兴，用小手绢包好拿回了家。当时心里老是惦记着这个小本,过一会就拿出来看一下，看了几次被弟弟发现了，他就来抢，争执时父亲也看见了这个小本，他的脸色一下子从微笑变成了严肃，问我哪来的？我辩解说是陈舅舅给的，不是我要的。父亲很严厉地说，一定要送回去！这是领导同志用的，你不能因为我的位置就搞特殊！后来我哭了，很委屈地把小本送回去了。这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极深。
1949年进京以后，我们家住在景山东街，那时我已经上小学了。记得有一天，我得到了一本《上饶集中营》，就靠在客厅的帆布躺椅上看起来，看得非常投入，觉得那些前辈都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他们的形象高大极了。后来父亲回家我也没发现，父亲站在旁边看了一会，问我看什么书呢，我给他看了书名，并说这本书特别好，书里的人物都是英雄，他们面对严刑拷打都无所畏惧。说到这我忽然问:爸爸，你做过牢没有？爸爸笑了笑，给我大致讲了他两次被捕受刑的经过，其中在上海龙华监狱受电刑时，把后背烧了一个大窟窿，一直都留着伤疤。
他平淡地叙述完了坐牢的经过，拍拍我的头说:一个自觉的革命者就应该是无所畏惧的。这时我忽然领悟到，我心目中的英雄就是那些普普通通的人，就生活在我身边。从那天开始，我觉得自己一下子成熟了很多。
“没有参加开国大典”的中共书记
作者:司馬平邦
1949年10月1日，作为中共最高层的政治领导人，只有最年轻的任弼时没有参加开国大典，45岁的他因为身体原因只能在香山听着收音机里的直播，没人能全清楚知道这位五大书记之一的年轻政治家当时真正的心情会是什么样。1年后他终于站到了国庆一周年的天安门城楼上，一偿心愿，但不久，便因脑溢血离开人世，年仅46岁。
电视剧里的任弼时
在中共建国时的五大书记里，毛泽东大任弼时11岁，周恩来大任弼时6岁。但就是在我当年的印象里这位拄着拐棍的中共开国元勋之一当时至少有60岁了，说与董必武、林伯渠相若也不为过，而在相关传记里，20几岁就成为共青国总书记的任弼时，1930年代在红军和长征中，已是50岁人的面相，其实那时他才30岁，眼镜，握着烟头上唇有黑黑的短须，但又没有贺龙元帅那么开朗洒脱，看任弼时先生各个阶段的照片，他几乎都是眉关紧锁心事忡忡的样子――因为电视剧《任弼时》的特约研讨会，有幸见到任的大女儿任远志大姐，许多谜团才有了准确的答案。
长期的转战生活，紧张的内外斗争，还有艰苦的生活环境，让任弼时在能够成为共产党一代伟人的同时也严重摧残了他的身体，因为现在的人们在影视上已习惯看到从红军到抗战到解放那段日子里，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领袖运帱帷幄谈笑间对手灰飞烟灭的洒脱形象，所以看到这部就叫做《任弼时》的电视剧里40多岁就已病魔缠身的任弼时，多多少少真有些不适应。
所以，有时历史真正被还原时，那些长期沉浸在“后人编排”的历史中几十年或十几年的人们，无不会觉得诧异和不适。
而且，如果这部关于一个58年前一个英雄的一生的剧集再拖后播出20年，恐怕它的收视群知道“任弼时”这三个字的人可能更会少之又少。
任弼时一生中两次坐过国民党的监狱，曾被两次动过“大刑”但都能死里逃生，然而牢狱及酷刑还是彻底破坏了他本来强壮的身体。
任弼时一生最典型的品德是耿直，从共产党的第一任领袖陈独秀到开国领袖毛泽东，年轻且资历浅他和年长且城府深他们顶撞了20多年，他是通过和毛泽东“吵架”才吵到中共中央五大书记之一的位置上来的。长征途中，张国焘的四方面军与毛泽东的一方面军面临分裂，从中调和并最后弥合分歧的重要人物之一就是30岁头的任弼时，因为任与张有同在苏联学习的深厚背景，而这个背景也让之后的任弼时的地位越来越接近中共权力的最高层。任弼时又是共产党内少有的深得共产国际支持又得毛派倚重的大人物，当年就在毛泽东已全面执掌中共的时候，共产国际总部还在挂王明的像，是出使苏联的任弼时改变了这个局面。
他和黑白相守的恩爱妻子陈琮英是典型的包办婚姻，与许多中共领袖多波多折的婚姻生活相比，任弼时的家庭观念更传统，感情专一堪称垂范；
任远志送的《我的父亲任弼时》，里面记录了1951年任弼时逝世1周年时，周恩来特意来看望他的遗孀和遗孤，说到动情处，从来是喜怒不形于色的周恩来忽然号啕大哭，哭声甚至震惊了任家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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