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段红字是我加的。第一段是事实部分，第二段是右派的口述。
还有一事不明，文革抄家的东西，为什么还能找到原主归还呢？象八国联军在北京抢的东西，即使想还也不知道是从谁家抢的了。文革时期抄家的红卫兵抄完家，自己就没藏点？都如数上交，还做好标记，这是谁家谁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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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教育总长后人争夺2万件文物 打官司27年
民国教育总长傅增湘留下2万余件古玉、藏书等文物。为了这些遗产，傅增湘的后人打起了官司，被称为“新中国最大析产纠纷”。自1983年首次起诉至今，这场纠纷历经27年悬而未决。昨天上午，此案在市高院二审开庭。
此案的原告是傅增湘三子傅定谟的子女，以傅定谟的女儿傅钰年为首；被告是傅增湘长子傅忠谟的儿子傅熹年(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为首。
在1983年，傅钰年等就起诉了堂兄傅熹年。1985年此案撤诉，傅钰年等被法院告知，傅家的物品在“文革”期间被没收，当时还没有清退完，他们可在清退完毕后再起诉。在2004年的“傅钰年瀚海秋季拍卖会”上，傅家家藏的红山文化玉龙形钩拍得253万元的高价；红山文化黄玉兽首虫身坠的成交价则是132万。2005年，傅钰年等认为，伯父傅忠谟一方的子女隐瞒了祖父留下的大量祖产，于是向市一中院起诉，要求析产并分割这些祖产。
傅钰年说，父亲傅定谟先于祖父傅增湘离世，当时，她们兄妹4人都还年幼，与伯父傅忠谟一起生活。1949年祖父去世后遗产一直处于共有状态，由伯父傅忠谟和堂兄傅熹年负责掌管。“文革”期间，傅家曾被抄家。“文革”结束后，西城区有关部门对傅家财产予以清退，仅清退清单上列出的退还古玉就多达900余块，加上藏书、家具、印章等总共2万余件文物。
法院了解到，1971年11月29日开始，西城区政府有关部门开始清退查抄傅家的财物，到1989年8月3日全部清退完毕，共发还傅家财物17885件24箱13捆1匣。其中大部分财物有名称有编号。
去年2月，市一中院做出一审判决，认定傅增湘印章40枚及日记等为傅增湘后人的共同财产，由傅熹年负责保管；画佛像条一件、崇祯字条一件、《妙法莲华经》七件、续《资治通鉴》一本归傅钰年等四兄妹共有；同时驳回傅钰年其他诉讼请求。
截至下午5点，此案尚未审理完毕，将于今天继续。
傅增湘有多少财产？天价古玉拍卖引发遗产纠纷
傅增湘
两块古玉的拍卖竟然引发了尘封半个世纪的家族财富之争——这个家族就是光绪戊戌年进士、民国教育总长傅增湘的傅氏家族。昨天，傅增湘的孙辈为了近3万件文物的归属对簿公堂，财产价值之巨难以用数字衡量，堪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大遗产纠纷案件。
事件回顾
傅增湘家谱
想要清楚故事的来龙去脉，首要捋清傅增湘的家谱。傅增湘是光绪戊戌年进士，授翰林编修，曾任贵州学政、直隶道员、直隶提学史。民国时，任教育总长、徐世昌大总统顾问、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五四运动”因支持北京大学学生和校长蔡元培而被迫辞官，从此脱离官场，潜心收藏古籍、字画、文玩、校勘古籍等。
傅增湘一生育有三子二女，暮年只存二子，长子傅忠谟、三子傅定谟。傅定谟先于傅增湘病逝，遗下二男二女四人，分别为傅嵩年、傅钰年、傅颀年和傅延年。傅增湘去世后，傅家由长子傅忠谟掌管财产，仍是一个大家庭，没分家。依靠祖产，傅家仍过着优越的生活，直至1966年文革抄家，几万件文物被抄走。1971年国家开始逐步归还傅家财产，1974年傅忠谟去世，傅家的财产由傅忠谟长子、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傅熹年掌管。从此，长子和三子的儿辈开始为了如何分割文物展开了将近20年的诉争。
“八五协议”分割财产
据原告之一傅延年介绍，1980年6月23日，傅熹年写信给在外地工作的大堂弟傅嵩年，信中告之文革抄家所有文物等已被红卫兵毁灭，只返回一些破衣烂衫，祖父财产只剩房产一处和变卖祖父宋元版书籍的余款存折一份，共1.4万元，并要求傅嵩年带着其他堂弟妹的全权委托书到北京与他商讨祖产分割。1980年8月17日，傅嵩年带着弟妹的全权委托书到北京商讨并签订了祖遗产房产和变卖宋元版古籍余款的分割协议。这是傅家第一次进行析产。
然而，傅嵩年等堂弟妹发现，国家返还的文物和财产并不像傅熹年信中所说那样少，感觉受骗，四堂弟妹便于1983年向西城法院起诉傅熹年五兄妹侵吞祖遗财产。庭审时，傅熹年向法院反映，还会有大批财产退还。法院遂以标的不清、无法分割为由，要求四堂弟妹撤诉。
1985年3月22日，傅熹年再次主持财产分割，两房共有7人参加，并签订了协议书，双方称之为“八五协议”，虽然傅钰年既没有出席也没有授权，但是名字仍被写在了协议书上。傅延年表示，该“协议书”的核心是：1974年退还的古籍、祖父遗产之外的玉器、铜器、金银器属于傅熹年为首的一方，傅熹年为继承祖父的学术，“少量”留存祖父的书籍和文物，其他文物，如书籍等归傅嵩年一方。根据这份协议，傅家两房分割了4000余件家产。
“当时没有财产清单，我们再次信以为真，后来发现，傅熹年一方至少侵吞了85%的遗产。而且有继承权的兄弟姐妹没有全部到场，因此‘八五协议’应是一份无效的协议。”傅延年这样认为。
天价古玉拍卖
再次引发遗产纠纷
被排除在“协议”之外的傅钰年却是第一个发现“问题”的。傅钰年爱人告诉记者，2003年，他们偶然得知傅熹年拍卖了两块古玉，分别为傅家家藏的古玉龙钩、兽首虫身坠，这两块古玉拍卖价格高达385万元！此时，傅钰年才从傅嵩年等人处得知了“八五协议”。傅钰年认为，伯父一房的子女隐瞒了包括大量古玉在内的巨额祖产，侵犯了包括她在内的多人对祖父遗产的依法继承权，于是在2005年向市一中院起诉，要求析产并分割祖产。
案件焦点集中在傅家到底有多少文物？市一中院从西城区档案馆调取了当年落实政策发还财物清单，出人意料的是，清单足有200多页，涉及到2万多件文物，包括古籍1.2万多册、玉器、铜器、字画等，其中不乏张大千的西园雅集图卷、启功画册、黄宾虹扇面，还有北魏至唐宋的拓片77张……据业内人士介绍，保守估计这批文物价值至少几个亿。
这份清单公布后，原被告阵营发生显著变化，两房对立之势再次形成。傅嵩年、傅延年同意傅钰年重新析产的诉讼请求，而傅熹年一方则予以拒绝，傅熹年宣称，有1000多件财产已经灭失。面对账目上的空缺，傅熹年还称：“归还的是父亲傅忠谟的财产，不是祖父遗产。”对此，傅钰年认为，傅家自傅增湘始，一直没分过家，不成文的实行着长子管理制，因此，无论是傅忠谟还是傅熹年，都只是财产的管理者，而不是所有者。
经过四年的审理，市一中院认为案件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并认定“八五协议”有效，驳回了傅钰年的诉讼请求。
庭审焦点
继承案还是析产案？
“八五协议”是否有效？傅增湘到底有多少财产？
不服一审判决，傅钰年、傅嵩年和傅延年一起向市高级法院上诉。昨天，案件在十一法庭公开审理。傅嵩年、傅钰年爱人和傅延年作为上诉人悉数到场，傅熹年一方则只有代理人出庭应诉。
“准确地说，我们这个不是遗产继承案件，而是析产案件。”庭审一开始，傅钰年的律师就先为案件“定性”。律师认为，傅家三代从没有人提出过分家，因此孙辈都享有继承权根本无须法律确认，现在需要法律确认的是到底如何分割遗产，所以本案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对此，傅熹年的代理人坚持认为案件属于继承范畴，其认为，根据继承法第8条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傅增湘于1949年10月死亡，如果主张继承遗产应当在1969年10月前提出，现在早就超过了诉讼时效。
针锋相对的，傅钰年律师也引用了《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表示“继承的诉讼时效按继承法规定。但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的，视为接受继承，遗产未分割的，即为共同所有”。律师认为，由于傅家实行长子户主制，所以傅增湘或者傅忠谟去世，其子孙辈没有主动表示放弃遗产，就应该视为继承，所以傅家不存在遗产纷争。
引起傅家财产纷争的以253万元拍卖的红山文化古玉龙钩。（资料照片）
“八五协议”是否有效？
傅钰年虽然没有参与“八五协议”，但名字赫然在列，这样的协议是否有效。一审时，傅熹年提出，傅嵩年和傅延年对傅钰年构成表见代理，所以协议有效，法院也认可了这个说法。代理人解释说，表见代理是指行为人虽无代理权，但由于本人的行为，造成了足以使善意第三人相信其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与善意第三人进行的、由本人承担法律后果的代理行为，因此傅嵩年构成表见代理的法律要件，“八五协议”应该有效。
昨天庭审时，傅钰年的爱人对这项判决十分不满。“傅家共有11个子女享有继承权，但是参加‘八五协议’的只有7个人，有两个人明确表示放弃继承，但是傅钰年没有。”傅钰年爱人说，傅钰年当时没有去北京，也没有授权兄弟代她与会或签署协议，如果别人假冒她签字的协议都能有效，这样的判决怎么能让人信服？傅嵩年和傅延年也作证说，确实没有得到授权，协议不应该生效。
傅熹年的代理人不同意这种说法。“根据以往分割财产或者诉讼来看，傅嵩年都是傅定谟一系的代表，所以傅熹年很容易认为‘八五协议’也由傅嵩年代理。”
傅增湘到底有多少财产？
案件的重中之重就是傅增湘到底留下了多少遗产。傅延年称，傅增湘去世后，给傅家留下了庞大的家产，还留下了财产的清册和账本以及日记，这些都由傅忠谟夫妇所掌管，他们去世后，即为傅熹年掌管。“一审时，在我们的要求下傅熹年提供了部分复印的日记，但残缺不全，可能爷爷留下多少财产只有傅熹年知情，他不说，将永远成为一个谜团。”傅延年说，仅按市一中院调取的清单算，傅熹年已经侵吞了大部分遗产。
傅熹年的代理人表示，日记大部分毁于文革，并不是傅熹年故意隐瞒真相。对于发还的财产，代理人认为，其中大部分属于傅忠谟，傅嵩年等人本来就无权继承，而且据傅熹年称，1169件古籍和文物因各种原因灭失。
“傅熹年何许人也？他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中国考古协会理事、国务院全国书画鉴定组成员、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在文博界被认为是大师级的人物。一位大师级的文物专家，竟然在傅家析产案诉讼中莫名其妙地‘灭失’了1169件古籍和文物。‘灭失’的文物去哪了，总不能一句‘忘记了’就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吧？”当天庭审在傅延年一番充满讽刺的答辩中结束。今天，该案还将继续审理。
傅颀年寄语：
望垂暮之年达成和解
虽然身为傅嵩年的亲妹，傅家最小的女儿，但傅颀年并没有追随亲兄弟，站到上诉人一方，而是和傅熹年一起成为了被上诉人。昨天，她并没有亲自出庭，而是让儿子代为宣读答辩状。这份答辩状与其说是为案件而写，倒更像一份对双方的寄语。截取部分内容如下：
“由于家庭关系不睦的原因，傅熹年等人始终不愿直接面对傅钰年，在签订协议时也写得清清楚楚是‘傅熹年为首的七人代表傅钰年等四人签订协议’……基于上述事实可见，傅熹年作为共有财产的保管人和领取人以及众人的长兄，没有主动向全体共有人公示真实的发还情况，反而有所隐瞒，没有尽到其应尽的责任和义务，直接造成了日后乃至今日的矛盾和纠纷的形成。”
“在此并非目无尊长，只想代表诸位手足们对傅熹年提出一些意见：对于这场旷日持久的纠纷，如果是因老辈人或是这辈人之间的恩怨也好，隔阂也罢，以傅家赋予的身份和地位，作为众人的长兄是完全有责任和义务去化解隔阂、消除矛盾和误解的。如果因为是祖父长孙的缘故有老观念的原因或者是学术上的需要，多留些个(文物)其实大家都是能理解的，是完全可以放到明处来讲的，如果自己首先不相信别人又怎能让别人相信理解自己呢？不妨心存宽厚以对多一份担当。”
“希望本案的上诉人和被上诉人都能够念及一脉相承的手足之缘，老辈人把财富积累留存下来的目的绝然不是为了让子孙们相疑相怨到如此地步的。彼此间留些许余地和体面也就对得起老辈人的初衷了……这场纠纷的真正解决之道在于，只有化解才能了结。对于二审法院希望能够摒除一审的武断、杜绝一审的偏颇，尊重事实、因势利导的促成傅家各成员在垂暮之年达成和解，为社会的和谐、家庭的和睦尽到应尽之责。”
还有一事不明，文革抄家的东西，为什么还能找到原主归还呢？象八国联军在北京抢的东西，即使想还也不知道是从谁家抢的了。文革时期抄家的红卫兵抄完家，自己就没藏点？都如数上交，还做好标记，这是谁家谁家的？
ZTZTZT
民国教育总长后人争夺2万件文物 打官司27年
民国教育总长傅增湘留下2万余件古玉、藏书等文物。为了这些遗产，傅增湘的后人打起了官司，被称为“新中国最大析产纠纷”。自1983年首次起诉至今，这场纠纷历经27年悬而未决。昨天上午，此案在市高院二审开庭。
此案的原告是傅增湘三子傅定谟的子女，以傅定谟的女儿傅钰年为首；被告是傅增湘长子傅忠谟的儿子傅熹年(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为首。
在1983年，傅钰年等就起诉了堂兄傅熹年。1985年此案撤诉，傅钰年等被法院告知，傅家的物品在“文革”期间被没收，当时还没有清退完，他们可在清退完毕后再起诉。在2004年的“傅钰年瀚海秋季拍卖会”上，傅家家藏的红山文化玉龙形钩拍得253万元的高价；红山文化黄玉兽首虫身坠的成交价则是132万。2005年，傅钰年等认为，伯父傅忠谟一方的子女隐瞒了祖父留下的大量祖产，于是向市一中院起诉，要求析产并分割这些祖产。
傅钰年说，父亲傅定谟先于祖父傅增湘离世，当时，她们兄妹4人都还年幼，与伯父傅忠谟一起生活。1949年祖父去世后遗产一直处于共有状态，由伯父傅忠谟和堂兄傅熹年负责掌管。“文革”期间，傅家曾被抄家。“文革”结束后，西城区有关部门对傅家财产予以清退，仅清退清单上列出的退还古玉就多达900余块，加上藏书、家具、印章等总共2万余件文物。
法院了解到，1971年11月29日开始，西城区政府有关部门开始清退查抄傅家的财物，到1989年8月3日全部清退完毕，共发还傅家财物17885件24箱13捆1匣。其中大部分财物有名称有编号。
去年2月，市一中院做出一审判决，认定傅增湘印章40枚及日记等为傅增湘后人的共同财产，由傅熹年负责保管；画佛像条一件、崇祯字条一件、《妙法莲华经》七件、续《资治通鉴》一本归傅钰年等四兄妹共有；同时驳回傅钰年其他诉讼请求。
截至下午5点，此案尚未审理完毕，将于今天继续。
傅增湘有多少财产？天价古玉拍卖引发遗产纠纷
傅增湘
两块古玉的拍卖竟然引发了尘封半个世纪的家族财富之争——这个家族就是光绪戊戌年进士、民国教育总长傅增湘的傅氏家族。昨天，傅增湘的孙辈为了近3万件文物的归属对簿公堂，财产价值之巨难以用数字衡量，堪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大遗产纠纷案件。
事件回顾
傅增湘家谱
想要清楚故事的来龙去脉，首要捋清傅增湘的家谱。傅增湘是光绪戊戌年进士，授翰林编修，曾任贵州学政、直隶道员、直隶提学史。民国时，任教育总长、徐世昌大总统顾问、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五四运动”因支持北京大学学生和校长蔡元培而被迫辞官，从此脱离官场，潜心收藏古籍、字画、文玩、校勘古籍等。
傅增湘一生育有三子二女，暮年只存二子，长子傅忠谟、三子傅定谟。傅定谟先于傅增湘病逝，遗下二男二女四人，分别为傅嵩年、傅钰年、傅颀年和傅延年。傅增湘去世后，傅家由长子傅忠谟掌管财产，仍是一个大家庭，没分家。依靠祖产，傅家仍过着优越的生活，直至1966年文革抄家，几万件文物被抄走。1971年国家开始逐步归还傅家财产，1974年傅忠谟去世，傅家的财产由傅忠谟长子、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傅熹年掌管。从此，长子和三子的儿辈开始为了如何分割文物展开了将近20年的诉争。
“八五协议”分割财产
据原告之一傅延年介绍，1980年6月23日，傅熹年写信给在外地工作的大堂弟傅嵩年，信中告之文革抄家所有文物等已被红卫兵毁灭，只返回一些破衣烂衫，祖父财产只剩房产一处和变卖祖父宋元版书籍的余款存折一份，共1.4万元，并要求傅嵩年带着其他堂弟妹的全权委托书到北京与他商讨祖产分割。1980年8月17日，傅嵩年带着弟妹的全权委托书到北京商讨并签订了祖遗产房产和变卖宋元版古籍余款的分割协议。这是傅家第一次进行析产。
然而，傅嵩年等堂弟妹发现，国家返还的文物和财产并不像傅熹年信中所说那样少，感觉受骗，四堂弟妹便于1983年向西城法院起诉傅熹年五兄妹侵吞祖遗财产。庭审时，傅熹年向法院反映，还会有大批财产退还。法院遂以标的不清、无法分割为由，要求四堂弟妹撤诉。
1985年3月22日，傅熹年再次主持财产分割，两房共有7人参加，并签订了协议书，双方称之为“八五协议”，虽然傅钰年既没有出席也没有授权，但是名字仍被写在了协议书上。傅延年表示，该“协议书”的核心是：1974年退还的古籍、祖父遗产之外的玉器、铜器、金银器属于傅熹年为首的一方，傅熹年为继承祖父的学术，“少量”留存祖父的书籍和文物，其他文物，如书籍等归傅嵩年一方。根据这份协议，傅家两房分割了4000余件家产。
“当时没有财产清单，我们再次信以为真，后来发现，傅熹年一方至少侵吞了85%的遗产。而且有继承权的兄弟姐妹没有全部到场，因此‘八五协议’应是一份无效的协议。”傅延年这样认为。
天价古玉拍卖
再次引发遗产纠纷
被排除在“协议”之外的傅钰年却是第一个发现“问题”的。傅钰年爱人告诉记者，2003年，他们偶然得知傅熹年拍卖了两块古玉，分别为傅家家藏的古玉龙钩、兽首虫身坠，这两块古玉拍卖价格高达385万元！此时，傅钰年才从傅嵩年等人处得知了“八五协议”。傅钰年认为，伯父一房的子女隐瞒了包括大量古玉在内的巨额祖产，侵犯了包括她在内的多人对祖父遗产的依法继承权，于是在2005年向市一中院起诉，要求析产并分割祖产。
案件焦点集中在傅家到底有多少文物？市一中院从西城区档案馆调取了当年落实政策发还财物清单，出人意料的是，清单足有200多页，涉及到2万多件文物，包括古籍1.2万多册、玉器、铜器、字画等，其中不乏张大千的西园雅集图卷、启功画册、黄宾虹扇面，还有北魏至唐宋的拓片77张……据业内人士介绍，保守估计这批文物价值至少几个亿。
这份清单公布后，原被告阵营发生显著变化，两房对立之势再次形成。傅嵩年、傅延年同意傅钰年重新析产的诉讼请求，而傅熹年一方则予以拒绝，傅熹年宣称，有1000多件财产已经灭失。面对账目上的空缺，傅熹年还称：“归还的是父亲傅忠谟的财产，不是祖父遗产。”对此，傅钰年认为，傅家自傅增湘始，一直没分过家，不成文的实行着长子管理制，因此，无论是傅忠谟还是傅熹年，都只是财产的管理者，而不是所有者。
经过四年的审理，市一中院认为案件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并认定“八五协议”有效，驳回了傅钰年的诉讼请求。
庭审焦点
继承案还是析产案？
“八五协议”是否有效？傅增湘到底有多少财产？
不服一审判决，傅钰年、傅嵩年和傅延年一起向市高级法院上诉。昨天，案件在十一法庭公开审理。傅嵩年、傅钰年爱人和傅延年作为上诉人悉数到场，傅熹年一方则只有代理人出庭应诉。
“准确地说，我们这个不是遗产继承案件，而是析产案件。”庭审一开始，傅钰年的律师就先为案件“定性”。律师认为，傅家三代从没有人提出过分家，因此孙辈都享有继承权根本无须法律确认，现在需要法律确认的是到底如何分割遗产，所以本案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对此，傅熹年的代理人坚持认为案件属于继承范畴，其认为，根据继承法第8条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傅增湘于1949年10月死亡，如果主张继承遗产应当在1969年10月前提出，现在早就超过了诉讼时效。
针锋相对的，傅钰年律师也引用了《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表示“继承的诉讼时效按继承法规定。但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的，视为接受继承，遗产未分割的，即为共同所有”。律师认为，由于傅家实行长子户主制，所以傅增湘或者傅忠谟去世，其子孙辈没有主动表示放弃遗产，就应该视为继承，所以傅家不存在遗产纷争。
引起傅家财产纷争的以253万元拍卖的红山文化古玉龙钩。（资料照片）
“八五协议”是否有效？
傅钰年虽然没有参与“八五协议”，但名字赫然在列，这样的协议是否有效。一审时，傅熹年提出，傅嵩年和傅延年对傅钰年构成表见代理，所以协议有效，法院也认可了这个说法。代理人解释说，表见代理是指行为人虽无代理权，但由于本人的行为，造成了足以使善意第三人相信其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与善意第三人进行的、由本人承担法律后果的代理行为，因此傅嵩年构成表见代理的法律要件，“八五协议”应该有效。
昨天庭审时，傅钰年的爱人对这项判决十分不满。“傅家共有11个子女享有继承权，但是参加‘八五协议’的只有7个人，有两个人明确表示放弃继承，但是傅钰年没有。”傅钰年爱人说，傅钰年当时没有去北京，也没有授权兄弟代她与会或签署协议，如果别人假冒她签字的协议都能有效，这样的判决怎么能让人信服？傅嵩年和傅延年也作证说，确实没有得到授权，协议不应该生效。
傅熹年的代理人不同意这种说法。“根据以往分割财产或者诉讼来看，傅嵩年都是傅定谟一系的代表，所以傅熹年很容易认为‘八五协议’也由傅嵩年代理。”
傅增湘到底有多少财产？
案件的重中之重就是傅增湘到底留下了多少遗产。傅延年称，傅增湘去世后，给傅家留下了庞大的家产，还留下了财产的清册和账本以及日记，这些都由傅忠谟夫妇所掌管，他们去世后，即为傅熹年掌管。“一审时，在我们的要求下傅熹年提供了部分复印的日记，但残缺不全，可能爷爷留下多少财产只有傅熹年知情，他不说，将永远成为一个谜团。”傅延年说，仅按市一中院调取的清单算，傅熹年已经侵吞了大部分遗产。
傅熹年的代理人表示，日记大部分毁于文革，并不是傅熹年故意隐瞒真相。对于发还的财产，代理人认为，其中大部分属于傅忠谟，傅嵩年等人本来就无权继承，而且据傅熹年称，1169件古籍和文物因各种原因灭失。
“傅熹年何许人也？他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中国考古协会理事、国务院全国书画鉴定组成员、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在文博界被认为是大师级的人物。一位大师级的文物专家，竟然在傅家析产案诉讼中莫名其妙地‘灭失’了1169件古籍和文物。‘灭失’的文物去哪了，总不能一句‘忘记了’就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吧？”当天庭审在傅延年一番充满讽刺的答辩中结束。今天，该案还将继续审理。
傅颀年寄语：
望垂暮之年达成和解
虽然身为傅嵩年的亲妹，傅家最小的女儿，但傅颀年并没有追随亲兄弟，站到上诉人一方，而是和傅熹年一起成为了被上诉人。昨天，她并没有亲自出庭，而是让儿子代为宣读答辩状。这份答辩状与其说是为案件而写，倒更像一份对双方的寄语。截取部分内容如下：
“由于家庭关系不睦的原因，傅熹年等人始终不愿直接面对傅钰年，在签订协议时也写得清清楚楚是‘傅熹年为首的七人代表傅钰年等四人签订协议’……基于上述事实可见，傅熹年作为共有财产的保管人和领取人以及众人的长兄，没有主动向全体共有人公示真实的发还情况，反而有所隐瞒，没有尽到其应尽的责任和义务，直接造成了日后乃至今日的矛盾和纠纷的形成。”
“在此并非目无尊长，只想代表诸位手足们对傅熹年提出一些意见：对于这场旷日持久的纠纷，如果是因老辈人或是这辈人之间的恩怨也好，隔阂也罢，以傅家赋予的身份和地位，作为众人的长兄是完全有责任和义务去化解隔阂、消除矛盾和误解的。如果因为是祖父长孙的缘故有老观念的原因或者是学术上的需要，多留些个(文物)其实大家都是能理解的，是完全可以放到明处来讲的，如果自己首先不相信别人又怎能让别人相信理解自己呢？不妨心存宽厚以对多一份担当。”
“希望本案的上诉人和被上诉人都能够念及一脉相承的手足之缘，老辈人把财富积累留存下来的目的绝然不是为了让子孙们相疑相怨到如此地步的。彼此间留些许余地和体面也就对得起老辈人的初衷了……这场纠纷的真正解决之道在于，只有化解才能了结。对于二审法院希望能够摒除一审的武断、杜绝一审的偏颇，尊重事实、因势利导的促成傅家各成员在垂暮之年达成和解，为社会的和谐、家庭的和睦尽到应尽之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