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492年通常被看作是世界历史的一个分水岭——这一年，哥伦布带领西班牙船队发现了美洲。从这个时候开始，西方的全球性大国开始崛起，整个世界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主宰的秩序里；而伴随着西方世界的崛起，在过去一千年的时间里领先欧洲的中国则相应地开始衰落，最终在几百年后也被迫进入了西方主宰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当中。因此无论是西方的史学权威，或者中国的官方喉舌，都把这个时间看作是西方崛起的开始。
然而，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西方的崛起不可能是突然发生的巨变，它必然首先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酝酿和量变，才会最终演变成飞跃式的质变。也就是说，西方人不可能在1492年那一夜之间突然成为先进的文明，然后在其后短短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就跨入了近代，实现历史性的飞跃。西方的崛起不是偶然事件，而是一个必然事件。要真正搞清楚西方崛起的必然性，就必须在更早的时代去探究其根源。这个问题，也就是我们这篇文章所要讨论的内容。
让我们首先从更大的历史视角来比较东西方历史的发展。从史前猿人的时代开始，欧洲与中国的文明进程基本就处于齐头并进的状态，在某些历史断面上，西方甚至领先于中国——这种状态一直到公元五世纪日耳曼蛮族大举入侵罗马帝国才告结束。由于日耳曼蛮族在入侵罗马帝国时将辉煌而灿烂的古希腊-罗马文明破坏殆尽，而西欧的新主人——日耳曼人本身的社会发展状况又极其落后，因此西欧在进入中世纪之后的最初几个世纪里必然会出现文明大倒退的状况。从公元五世纪到公元十一世纪，西欧在政治上实际上一直处于动荡、整合的阶段。由于各日耳曼人国家是由原始部落联盟直接发展而来，这就决定了各日耳曼人国家在政治发育上的先天不足，这也就导致了西欧中世纪前期封建领主制度的产生和畸形发展，统一的中央王权始终受到极大限制。另一方面，在日耳曼各国逐渐皈依基督教之后，特别是八世纪法兰克王丕平献土、建立教皇国之后，罗马教会的势力大为增强，基督教会内部的五大教会互相制衡的局面被打破。到1054年东西教会大分裂之后，罗马教会独霸西欧，教皇成为西欧各国的太上皇，王权被进一步削弱。这样的局面使得西欧社会的进步在罗马教会和封建领主制度的双重禁锢下变得举步维艰。相比较罗马时代，西欧的文明发展在这几个世纪里不但没有进步，反而倒退了。而同一时期的中国，在六世纪重新完成了国家统一，到八世纪中期，东方式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发展到了顶峰。其后虽然经历了晚唐和五代的混乱，以及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但到北宋年间，中国的经济、文化、科技发展仍旧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如果我们用曲线图来表现这一时期的中国和西欧，事实上就是一个不间断地向上，而另一个则大幅度向下，这样的反差最终使得两条平行线变成了高峰与低谷，也让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人产生了“老子祖上也曾阔过”的良好的自我感觉。
如上所言，西欧在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落后于中国，归根结底是文明的断层造成的，而绝非因为什么中国文化的优越性。一直以来，与中国文明比肩的是希腊-罗马文明。而日耳曼人就象是闯入罗马这个豪门大户的强盗，他们把罗马人的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全部砸烂摧毁，然后成为这个已经残破不堪的屋子的新主人。此时的中国是一个成熟的中年人，而统治西欧的日耳曼人则是刚刚会说话的幼儿，前者无论在知识、经验以及财富上都是后者难望项背的，所以，这样的“领先”既不公平，更没有什么意义——中国文明的所谓“领先”，本质上仍然是在原地打转。尽管物质性的财富在不断增长，但增长的方式却没有发生划时代的变化，依然停留在农业时代。在科技的领域，尽管中国产生了伟大的“三大发明”（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但整个社会却没有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而在文化思想领域，儒家思想一统天下的局面没有丝毫改变，甚至诞生了程朱理学这样的极端化的儒学流派，新的思想和文化却没有发展的丝毫空间。这一切都注定了“领先”的中国无法产生划时代的质的飞跃，最后平庸地走向老年，直到被进入青年时代的西欧超越。
历史发展到公元十一世纪，西欧的政治格局基本上已经稳定下来，封建制度基本成熟，西方人开始从谷底慢慢上升。1095年，在教皇以宗教狂热煽动之下，西欧发生了十字军东征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西欧基督教国家发动的十字军战争是西欧封建制度达到成熟之后的必然产物。由于到公元十一世纪，西欧各国的政治格局基本稳定下来，封建制度基本成熟，土地的有限性与人口增长的无限性就产生了深刻的矛盾。尤其是西欧封建制度中的长子继承制，使得大量的封建领主的后代失去了继承土地和财富的机会。而与中国不同的是，西欧封建制度下，基本上只有世袭这一唯一的成为封建领主的途径。所以当体制内的道路已经被堵死之后，那些渴望财富和土地的西方人，就只能通过侵略富庶的东方来寻找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而罗马教会也试图利用西方世俗的这种对财富的渴望实现征服东方的目标，因此，十字军战争就应运而生了。
十字军东征前后进行了八次之多，到1291年，十字军丧失了在东方的最后一个据点，历时近200年的十字军战争终以西方人的惨败而告终。经过近200年的战争，西方人几乎没有获得一寸东方的土地，企图通过对外侵略扩张来解决问题的道路又被堵死了。然而，这场失败的战争在某种意义上却成了促进西方飞跃的催化剂。首先从宏观的战略层面看，西方在这次对外扩张的企图失败之后，被迫转入了战略上的全面收缩。这样一来，反而促使西方人不得不从自身去寻找变革的方法。从史前时代起就靠着侵略、战争求发展的日耳曼人，现在也开始坐下来思考了——这于是成了日耳曼民族成长的转折点。其次，十字军战争的失败，使罗马教会的威信大大下降了。在十字军战争之前，罗马教皇是西欧各国的精神领袖，是国王们的“父亲”。1095年，在教皇的号召之下，西欧各国有数十万的封建领主、骑士和平民参加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然而，随着十字军战争的不断失败，教皇的号召力也在不断下降，参加的领主和平民越来越少。1204年，发动第四次东征的西欧十字军，竟然在威尼斯的教唆下攻击并洗劫了同样信奉基督教的东罗马帝国，而罗马教会居然对这样的事件表示了赞赏，甚至还坦然地参与了战利品的分赃，这就充分暴露了自命神圣的罗马教会的邪恶本质。之后的四次十字军东征，响应的人不断减少，以至于到最后再也组织不起新的十字军了。十字军战争之后，西欧各国的宗教狂热逐步消退，转而更加注重追求世俗利益，这就为后来逐步摆脱罗马教会的禁锢打下了思想上的楔子。第三，也是最直观的影响便是，在这次战争中，火药、印刷术和罗盘这三项源自中国的伟大发明藉蒙古人和阿拉伯人之手传入了欧洲。尽管这三项伟大发明在中国已经诞生了两三百年，但中国社会却并没有因为这些伟大的发明而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而当它们一旦被欧洲人所掌握，就迅速显示出了威力，在其后两百年的时间里深刻改变了西欧社会，使欧洲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除了以上三条，作为意大利城市共和国代表的威尼斯，通过十字军战争沉重打击了自己的主要对手东罗马帝国，在战争中大捞了一笔，使得自身的力量大为增强。这就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意大利城市经济的发展，并在其后使意大利各城市成为文艺复兴的发源地。
1291年之后直到1492年之间的整整两个世纪的时间里，欧洲整体上似乎沉寂了下来。这一时期，俄罗斯人在蒙古人的残暴统治下呻吟；东方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兴起，其势力咄咄逼人；西欧各国大多忙于整理内部事务，或者彼此之间征战不休；黑死病袭击欧洲；气候恶化，欧洲的农业生产下降……从公元前五世纪的希波战争到此时为止，欧洲的力量仿佛进入了历史上最萧条的一个时期。面对东方崛起的强大力量，西方表现出的更多的是疲于招架的狼狈。但是，就在这表面的沉寂之下，欧洲却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技等诸多领域酝酿着种种将在日后产生巨大影响的变化——
在政治领域，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战争。1337年，英国与法国为了争夺富饶的纺织地区佛兰德尔，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这就是著名的百年战争。这场战争的开始阶段，其性质与中世纪西欧各国的绝大多数战争没什么区别——即封建领主之间为了争夺土地、人口、财富而发生的骑士战争。但是，随着战争的不断发展，其性质却发生了改变，这场战争逐渐变成了一场法兰西民族抵抗外来侵略、争取自由的民族战争——或至少是带有民族意识的国家战争。圣女贞德的出现，其实就是这种民族精神觉醒的直观体现。到1453年，法国终于取得了百年战争的胜利。通过这场战争，各封建领主的势力在战争中大为削弱，法国国王的力量则大为增强，法国从一个封建领主林立的地理概念，变成了一个真正具有独立民族意识的中央集权的国家。而在中世纪的西欧，人们普遍是没有民族与国家的概念的，更多的是领主属民的意识。但现在，法兰西民族国家的出现让欧洲人的民族意识开始萌动了，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大潮由此拉开了序幕。而民族国家的意识一旦从封建割据和宗教思想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就将为西方大国的崛起备足思想精神上的动力。
在经济领域，西欧的城市经济率先在意大利取得蓬勃发展，而城市经济的发展又为新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土壤。事实上在同时期的中国，城市经济的发展远较意大利为优，从理论上说中国应当自然地先于意大利产生资本主义的萌芽，并且产生最早的资产阶级。然而中国的城市有一个先天性的劣势，那就是远不如意大利的城市自由。中国城市是作为大一统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的一部分存在的，这就决定了它们既无法脱离小农经济社会这个大的土壤而独立发展，也无法突破重农抑商的传统意识，更无法在政治上取得突破。而意大利的城市大多是以独立的姿态存在的，这就使它们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摆脱封建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影响。在这个前提下，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新兴的商人阶层和工场主阶层也开始崛起，社会结构随即发生了变化。到十五世纪，实际上意大利城市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开始产生了。
在思想文化领域，一场冲破中世纪思想禁锢的文化运动——文艺复兴运动以意大利为中心在西欧扩展开来。文艺复兴运动表面上看是以恢复希腊-罗马优秀的文化为原动力，实际上正是意大利城市经济发展以后，人们相应地产生新的文化要求的体现。如前所述，十字军战争打破了西欧各国的宗教狂热，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世俗利益，这种变化在经济更为发达、社会更为活跃的意大利城市体现得尤为明显。而以神学为中心的中世纪宗教文化却与这种诉求背道而驰，这就必然引起有着新的文化要求的人们的不满。他们以恢复希腊-罗马文化为口号，事实上却摈弃了希腊-罗马文化中浓厚的神话色彩，而把“人”的地位加以突出，从而形成了所谓的“人文主义”。和中国儒家的所谓“以人为本”的“人文思想”不同，文艺复兴中的这种“人文主义”更注重的是对人的天性的解放、人的欲望的满足以及人的自身价值的尊重。这种“人文主义”思想经过了之后十六、十七、十八世纪的发展和演进，终于发展成了全新的西方普世价值观。伴随着文艺复兴的开展，人们对于罗马天主教会的腐败统治也开始进行思考，并终于在十五世纪首先由捷克的胡斯教授发出了改革教会的第一声呐喊。这场旨在建立廉洁教会的改革运动最后引发了一场“胡斯战争”。尽管这场改革运动最后归于失败，胡斯教授和他的信徒也被送上了火刑架，但它的精神已深入人心，最终成为了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先声。
在科技领域，由东方传入的发明开始变成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十三世纪末火药传入欧洲之后，欧洲人就对其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并且在1307年就研制出了第一种金属管型火器。到十四世纪晚期，法国军队已在百年战争中大量使用火炮来进行攻城作战。到百年战争后期，火炮基本已取代了传统的投石机等机械动能武器，成为西欧军队必备的武器装备。火枪的发展同样迅速，从十四世纪前期出现最早的火铳，到十五世纪初欧洲人就已经进一步发展出了具有先进的击发装置的火绳枪。在火器的领域，西欧实际上已经后来居上，只用短短一百多年的时间就超过了已经发明了火药六百年的中国人。同时，欧洲人独立发明出了比中国的活字印刷术更为先进的谷腾堡印刷术——这一技术到了近代反成为中国学习的技术；又在中国罗盘的基础上发展出了更为先进的航海罗盘。再加上西欧在灌溉技术和冶炼技术领域所取得的重大进步，到十五世纪末，西欧实际上在科技领域已经赶上并超越了那个曾经领先他们的东方大国——中国。
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世界在十字军战争结束之后的两百年里，在看似困境和沉寂的状态下取得了多么巨大的成就，现在还需要一个外来的推动力，西方的力量就将走向爆发。
这个外来的推动力最后还是由来自东方的力量提供的。1453年，强大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攻占了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至此，延续了一千多年的东罗马帝国宣告灭亡。更为严重的是，西欧与东方的传统贸易路线从此被土耳其人掐断了，西方人不得不去寻找一条新的通往东方的道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葡萄牙人在十五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了航海事业。到1488年，葡萄牙人已经到达了非洲大陆的最南端——好望角。1492年，刚刚取得了长达七百多年的收复失地运动最终胜利的西班牙也派出了探索东方的船队，最终他们发现了美洲。于是，一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探索未知世界的大航海时代来临了。
纵观西方大国崛起之前一千多年——尤其是巨变发生前夜的两百年历史，我们不能不感慨历史的真相：当我们每每沉醉于在中国的鼎盛时代“遥遥领先于西方”这个事实时，我们却总是忽略了西方当时正处于文明断层的谷底时期的事实。另一个事实是，在中国“领先”的时代里，我们既未能改变自己也未能改变世界。而西方文明在经历了两百年的准备之后，就一举超越了“千年老大”的中国，而且极其深刻地改变了自己，更改变了世界。尽管我们可以把这尴尬的事实归咎于蒙古对中国的入侵，但蒙古人的入侵并未象日耳曼人入侵罗马那样彻底摧毁中国文明，他们仍然基本完整地继承了中国文明的传统，因此找蒙古人当替罪羊显然是不具有说服力的。这再次证明了上文的观点——西方在中世纪前期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落后于中国的原因只是文明断层，而绝非文化上或智慧上的差异。一旦后罗马时代的西方人走向成熟，他们迸发出的力量就非保守的、缺乏活力的中国文明可比。，甚至我们已可断言：中国的“领先”只是“偶然”，而西方的领先却是“必然”。
一颗巨变的前夜射出的炮弹，在飞过了漫漫的历史长河后，将于1840年在中国人的头上炸响……
然而，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西方的崛起不可能是突然发生的巨变，它必然首先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酝酿和量变，才会最终演变成飞跃式的质变。也就是说，西方人不可能在1492年那一夜之间突然成为先进的文明，然后在其后短短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就跨入了近代，实现历史性的飞跃。西方的崛起不是偶然事件，而是一个必然事件。要真正搞清楚西方崛起的必然性，就必须在更早的时代去探究其根源。这个问题，也就是我们这篇文章所要讨论的内容。
让我们首先从更大的历史视角来比较东西方历史的发展。从史前猿人的时代开始，欧洲与中国的文明进程基本就处于齐头并进的状态，在某些历史断面上，西方甚至领先于中国——这种状态一直到公元五世纪日耳曼蛮族大举入侵罗马帝国才告结束。由于日耳曼蛮族在入侵罗马帝国时将辉煌而灿烂的古希腊-罗马文明破坏殆尽，而西欧的新主人——日耳曼人本身的社会发展状况又极其落后，因此西欧在进入中世纪之后的最初几个世纪里必然会出现文明大倒退的状况。从公元五世纪到公元十一世纪，西欧在政治上实际上一直处于动荡、整合的阶段。由于各日耳曼人国家是由原始部落联盟直接发展而来，这就决定了各日耳曼人国家在政治发育上的先天不足，这也就导致了西欧中世纪前期封建领主制度的产生和畸形发展，统一的中央王权始终受到极大限制。另一方面，在日耳曼各国逐渐皈依基督教之后，特别是八世纪法兰克王丕平献土、建立教皇国之后，罗马教会的势力大为增强，基督教会内部的五大教会互相制衡的局面被打破。到1054年东西教会大分裂之后，罗马教会独霸西欧，教皇成为西欧各国的太上皇，王权被进一步削弱。这样的局面使得西欧社会的进步在罗马教会和封建领主制度的双重禁锢下变得举步维艰。相比较罗马时代，西欧的文明发展在这几个世纪里不但没有进步，反而倒退了。而同一时期的中国，在六世纪重新完成了国家统一，到八世纪中期，东方式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发展到了顶峰。其后虽然经历了晚唐和五代的混乱，以及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但到北宋年间，中国的经济、文化、科技发展仍旧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如果我们用曲线图来表现这一时期的中国和西欧，事实上就是一个不间断地向上，而另一个则大幅度向下，这样的反差最终使得两条平行线变成了高峰与低谷，也让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人产生了“老子祖上也曾阔过”的良好的自我感觉。
如上所言，西欧在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落后于中国，归根结底是文明的断层造成的，而绝非因为什么中国文化的优越性。一直以来，与中国文明比肩的是希腊-罗马文明。而日耳曼人就象是闯入罗马这个豪门大户的强盗，他们把罗马人的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全部砸烂摧毁，然后成为这个已经残破不堪的屋子的新主人。此时的中国是一个成熟的中年人，而统治西欧的日耳曼人则是刚刚会说话的幼儿，前者无论在知识、经验以及财富上都是后者难望项背的，所以，这样的“领先”既不公平，更没有什么意义——中国文明的所谓“领先”，本质上仍然是在原地打转。尽管物质性的财富在不断增长，但增长的方式却没有发生划时代的变化，依然停留在农业时代。在科技的领域，尽管中国产生了伟大的“三大发明”（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但整个社会却没有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而在文化思想领域，儒家思想一统天下的局面没有丝毫改变，甚至诞生了程朱理学这样的极端化的儒学流派，新的思想和文化却没有发展的丝毫空间。这一切都注定了“领先”的中国无法产生划时代的质的飞跃，最后平庸地走向老年，直到被进入青年时代的西欧超越。
历史发展到公元十一世纪，西欧的政治格局基本上已经稳定下来，封建制度基本成熟，西方人开始从谷底慢慢上升。1095年，在教皇以宗教狂热煽动之下，西欧发生了十字军东征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西欧基督教国家发动的十字军战争是西欧封建制度达到成熟之后的必然产物。由于到公元十一世纪，西欧各国的政治格局基本稳定下来，封建制度基本成熟，土地的有限性与人口增长的无限性就产生了深刻的矛盾。尤其是西欧封建制度中的长子继承制，使得大量的封建领主的后代失去了继承土地和财富的机会。而与中国不同的是，西欧封建制度下，基本上只有世袭这一唯一的成为封建领主的途径。所以当体制内的道路已经被堵死之后，那些渴望财富和土地的西方人，就只能通过侵略富庶的东方来寻找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而罗马教会也试图利用西方世俗的这种对财富的渴望实现征服东方的目标，因此，十字军战争就应运而生了。
十字军东征前后进行了八次之多，到1291年，十字军丧失了在东方的最后一个据点，历时近200年的十字军战争终以西方人的惨败而告终。经过近200年的战争，西方人几乎没有获得一寸东方的土地，企图通过对外侵略扩张来解决问题的道路又被堵死了。然而，这场失败的战争在某种意义上却成了促进西方飞跃的催化剂。首先从宏观的战略层面看，西方在这次对外扩张的企图失败之后，被迫转入了战略上的全面收缩。这样一来，反而促使西方人不得不从自身去寻找变革的方法。从史前时代起就靠着侵略、战争求发展的日耳曼人，现在也开始坐下来思考了——这于是成了日耳曼民族成长的转折点。其次，十字军战争的失败，使罗马教会的威信大大下降了。在十字军战争之前，罗马教皇是西欧各国的精神领袖，是国王们的“父亲”。1095年，在教皇的号召之下，西欧各国有数十万的封建领主、骑士和平民参加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然而，随着十字军战争的不断失败，教皇的号召力也在不断下降，参加的领主和平民越来越少。1204年，发动第四次东征的西欧十字军，竟然在威尼斯的教唆下攻击并洗劫了同样信奉基督教的东罗马帝国，而罗马教会居然对这样的事件表示了赞赏，甚至还坦然地参与了战利品的分赃，这就充分暴露了自命神圣的罗马教会的邪恶本质。之后的四次十字军东征，响应的人不断减少，以至于到最后再也组织不起新的十字军了。十字军战争之后，西欧各国的宗教狂热逐步消退，转而更加注重追求世俗利益，这就为后来逐步摆脱罗马教会的禁锢打下了思想上的楔子。第三，也是最直观的影响便是，在这次战争中，火药、印刷术和罗盘这三项源自中国的伟大发明藉蒙古人和阿拉伯人之手传入了欧洲。尽管这三项伟大发明在中国已经诞生了两三百年，但中国社会却并没有因为这些伟大的发明而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而当它们一旦被欧洲人所掌握，就迅速显示出了威力，在其后两百年的时间里深刻改变了西欧社会，使欧洲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除了以上三条，作为意大利城市共和国代表的威尼斯，通过十字军战争沉重打击了自己的主要对手东罗马帝国，在战争中大捞了一笔，使得自身的力量大为增强。这就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意大利城市经济的发展，并在其后使意大利各城市成为文艺复兴的发源地。
1291年之后直到1492年之间的整整两个世纪的时间里，欧洲整体上似乎沉寂了下来。这一时期，俄罗斯人在蒙古人的残暴统治下呻吟；东方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兴起，其势力咄咄逼人；西欧各国大多忙于整理内部事务，或者彼此之间征战不休；黑死病袭击欧洲；气候恶化，欧洲的农业生产下降……从公元前五世纪的希波战争到此时为止，欧洲的力量仿佛进入了历史上最萧条的一个时期。面对东方崛起的强大力量，西方表现出的更多的是疲于招架的狼狈。但是，就在这表面的沉寂之下，欧洲却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技等诸多领域酝酿着种种将在日后产生巨大影响的变化——
在政治领域，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战争。1337年，英国与法国为了争夺富饶的纺织地区佛兰德尔，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这就是著名的百年战争。这场战争的开始阶段，其性质与中世纪西欧各国的绝大多数战争没什么区别——即封建领主之间为了争夺土地、人口、财富而发生的骑士战争。但是，随着战争的不断发展，其性质却发生了改变，这场战争逐渐变成了一场法兰西民族抵抗外来侵略、争取自由的民族战争——或至少是带有民族意识的国家战争。圣女贞德的出现，其实就是这种民族精神觉醒的直观体现。到1453年，法国终于取得了百年战争的胜利。通过这场战争，各封建领主的势力在战争中大为削弱，法国国王的力量则大为增强，法国从一个封建领主林立的地理概念，变成了一个真正具有独立民族意识的中央集权的国家。而在中世纪的西欧，人们普遍是没有民族与国家的概念的，更多的是领主属民的意识。但现在，法兰西民族国家的出现让欧洲人的民族意识开始萌动了，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大潮由此拉开了序幕。而民族国家的意识一旦从封建割据和宗教思想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就将为西方大国的崛起备足思想精神上的动力。
在经济领域，西欧的城市经济率先在意大利取得蓬勃发展，而城市经济的发展又为新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土壤。事实上在同时期的中国，城市经济的发展远较意大利为优，从理论上说中国应当自然地先于意大利产生资本主义的萌芽，并且产生最早的资产阶级。然而中国的城市有一个先天性的劣势，那就是远不如意大利的城市自由。中国城市是作为大一统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的一部分存在的，这就决定了它们既无法脱离小农经济社会这个大的土壤而独立发展，也无法突破重农抑商的传统意识，更无法在政治上取得突破。而意大利的城市大多是以独立的姿态存在的，这就使它们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摆脱封建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影响。在这个前提下，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新兴的商人阶层和工场主阶层也开始崛起，社会结构随即发生了变化。到十五世纪，实际上意大利城市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开始产生了。
在思想文化领域，一场冲破中世纪思想禁锢的文化运动——文艺复兴运动以意大利为中心在西欧扩展开来。文艺复兴运动表面上看是以恢复希腊-罗马优秀的文化为原动力，实际上正是意大利城市经济发展以后，人们相应地产生新的文化要求的体现。如前所述，十字军战争打破了西欧各国的宗教狂热，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世俗利益，这种变化在经济更为发达、社会更为活跃的意大利城市体现得尤为明显。而以神学为中心的中世纪宗教文化却与这种诉求背道而驰，这就必然引起有着新的文化要求的人们的不满。他们以恢复希腊-罗马文化为口号，事实上却摈弃了希腊-罗马文化中浓厚的神话色彩，而把“人”的地位加以突出，从而形成了所谓的“人文主义”。和中国儒家的所谓“以人为本”的“人文思想”不同，文艺复兴中的这种“人文主义”更注重的是对人的天性的解放、人的欲望的满足以及人的自身价值的尊重。这种“人文主义”思想经过了之后十六、十七、十八世纪的发展和演进，终于发展成了全新的西方普世价值观。伴随着文艺复兴的开展，人们对于罗马天主教会的腐败统治也开始进行思考，并终于在十五世纪首先由捷克的胡斯教授发出了改革教会的第一声呐喊。这场旨在建立廉洁教会的改革运动最后引发了一场“胡斯战争”。尽管这场改革运动最后归于失败，胡斯教授和他的信徒也被送上了火刑架，但它的精神已深入人心，最终成为了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先声。
在科技领域，由东方传入的发明开始变成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十三世纪末火药传入欧洲之后，欧洲人就对其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并且在1307年就研制出了第一种金属管型火器。到十四世纪晚期，法国军队已在百年战争中大量使用火炮来进行攻城作战。到百年战争后期，火炮基本已取代了传统的投石机等机械动能武器，成为西欧军队必备的武器装备。火枪的发展同样迅速，从十四世纪前期出现最早的火铳，到十五世纪初欧洲人就已经进一步发展出了具有先进的击发装置的火绳枪。在火器的领域，西欧实际上已经后来居上，只用短短一百多年的时间就超过了已经发明了火药六百年的中国人。同时，欧洲人独立发明出了比中国的活字印刷术更为先进的谷腾堡印刷术——这一技术到了近代反成为中国学习的技术；又在中国罗盘的基础上发展出了更为先进的航海罗盘。再加上西欧在灌溉技术和冶炼技术领域所取得的重大进步，到十五世纪末，西欧实际上在科技领域已经赶上并超越了那个曾经领先他们的东方大国——中国。
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世界在十字军战争结束之后的两百年里，在看似困境和沉寂的状态下取得了多么巨大的成就，现在还需要一个外来的推动力，西方的力量就将走向爆发。
这个外来的推动力最后还是由来自东方的力量提供的。1453年，强大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攻占了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至此，延续了一千多年的东罗马帝国宣告灭亡。更为严重的是，西欧与东方的传统贸易路线从此被土耳其人掐断了，西方人不得不去寻找一条新的通往东方的道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葡萄牙人在十五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了航海事业。到1488年，葡萄牙人已经到达了非洲大陆的最南端——好望角。1492年，刚刚取得了长达七百多年的收复失地运动最终胜利的西班牙也派出了探索东方的船队，最终他们发现了美洲。于是，一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探索未知世界的大航海时代来临了。
纵观西方大国崛起之前一千多年——尤其是巨变发生前夜的两百年历史，我们不能不感慨历史的真相：当我们每每沉醉于在中国的鼎盛时代“遥遥领先于西方”这个事实时，我们却总是忽略了西方当时正处于文明断层的谷底时期的事实。另一个事实是，在中国“领先”的时代里，我们既未能改变自己也未能改变世界。而西方文明在经历了两百年的准备之后，就一举超越了“千年老大”的中国，而且极其深刻地改变了自己，更改变了世界。尽管我们可以把这尴尬的事实归咎于蒙古对中国的入侵，但蒙古人的入侵并未象日耳曼人入侵罗马那样彻底摧毁中国文明，他们仍然基本完整地继承了中国文明的传统，因此找蒙古人当替罪羊显然是不具有说服力的。这再次证明了上文的观点——西方在中世纪前期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落后于中国的原因只是文明断层，而绝非文化上或智慧上的差异。一旦后罗马时代的西方人走向成熟，他们迸发出的力量就非保守的、缺乏活力的中国文明可比。，甚至我们已可断言：中国的“领先”只是“偶然”，而西方的领先却是“必然”。
一颗巨变的前夜射出的炮弹，在飞过了漫漫的历史长河后，将于1840年在中国人的头上炸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