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毛泽东发出殷切邀请。尼克松暂时不能成行
1972年6月17日，5名男子在华盛顿水门大厦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安装窃听器被捕，其中一人是尼克松竞选班子的成员。尼克松虽以压倒优势连任总统，但水门事件越搞越大，最后，大陪审团把尼克松定为掩盖水门事件的同谋者，要求尼克松交出有关录音带。尼克松虽然一直否认自己参与策划水门事件，但有口难辩，他将面临被国会弹劾的威胁。不得已，尼克松于1974年8月9日辞职，由副总统杰拉尔德·福特继任总统。
尼克松辞职后，带着落寞和疲惫回到加利福尼亚。才不过几天，就意外收到了周恩来的电报，电报表达了周总理对尼克松的始终如一的良好祝愿，同时，总理还希望尼克松再次访华。两个月后，当尼克松因患静脉炎住院时，毛泽东亲自打来了电话。毛泽东通过翻译告诉尼克松，他认为尼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他还说中国在任何时候都欢迎尼克松来访。这让心绪不佳的尼克松感到无比温暖。
早在7月份，福特旨在签署赫尔辛基协议的芬兰之行便使中国十分恼火，有些问题中国政府及毛泽东需要和尼克松交流或要通过尼克松访华来表达。8月中旬，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主任黄镇又给尼克松带来了毛泽东语气更为迫切的邀请:如果尼克松的身体状况允许的话，毛泽东希望尽早见到他。这个邀请使尼克松的中国之行的愿望更加强烈起来。他马上给基辛格打了电话，说只要福特不反对，他就准备于9月份动身前往中国。然而，基辛格认为，如果辞职不满一年的前总统，在现任总统福特本人访华之前就再度访华的话，会让新政府很难堪。尼克松觉得基辛格的话很有道理。当即同意再等一段时间。不过他向基辛格暗示:这种等待不会太久。
基辛格深深理解尼克松的心情，他从中斡旋，很快取得中国方面同意。1975年12月1日，福特抵华访问，开始了为期4天的访华之行。12月2日下午4 时15分，毛泽东会见了福特一行。毛泽东虽显老态，然而思维敏捷。当福特表示中美两国有必要进行平行的努力来取得对双方都有好处的结果时，毛泽东以幽默的口气告诉福特:“我们没有本钱，就是放空炮。就是骂娘，我们有点本钱。”毛泽东继续发挥他的幽默天性，对福特说:“你们的国务卿干涉我的内政。他不要我去见上帝。上帝的命令他敢违抗啊！上帝请我，他说不让去。”陪同前来的基辛格笑着接过话茬说:“如果你和上帝在一起，你们结合的力量就太大了。”在此之前，福特与邓小平进行了实质性的会谈。福特向中国方面表示，鉴于美国国内的政治形势，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需待 1976年美国大选后再仿照“日本模式”采取行动，要求中方承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对此，中国方面表示，按照“日本方式”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前提是美国必须接受中方提出的“废约、撤军、断交”三原则，但美国与台湾之间的民间贸易关系可继续保持。至于台湾问题的解决方式，中国方面重申应由中国自己来决定。
对福特此行，中国政府方面在欢迎同时也表现出些许冷淡，因为福特对苏联的态度值得玩味，尤其是不久前福特与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紧紧拥抱，更对比出中美两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进度缓慢，因为当时中苏关系仍处于冰冻期。新上任的副总理邓小平警告福特不要想念苏联人。邓小平说:“关于缓和的花言巧语，掩盖不了战争危险不断增长的严酷现实。”所以，尽快邀请1972年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前总统尼克松访华，其象征意义不言而喻。
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女婿戴维先行访华打前站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与尼克松的接触还在保持着。在尼克松尚不能立即动身的情况下，中国邀请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女婿戴维访华。戴维是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孙子，和朱莉都是总统的后代。福特访华返回美国几天后，中国给朱莉夫妇打来电话，并告诉他们，毛泽东有可能会见他们。这一消息，使朱莉夫妇很激动兴奋，他们马上就同意了。
12月29日凌晨，朱莉和戴维飞抵北京。他们带来了尼克松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笔信。遗憾的是，周恩来当时正因癌症住院，并且生命垂危。到北京后46 小时，即1976年新年来临前不到1小时之际，毛泽东召见朱莉和戴维夫妇，地点在紫禁城毛泽东的书斋里。在黄镇陪同下，这两个年轻人来到毛泽东的书斋。当他们进门时，两名助手扶起了毛泽东，灯打开后，戴维的凝视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问:“你在看什么？”“我在看您的脸。”戴维说，“您的脸的上半部很…… 很出色。”听完译员的翻译，毛泽东说:“我生着一副大中华的脸孔。”
毛泽东端详着他俩，问:“总统先生的腿怎么样了？”“好多了。”朱莉回答。“好好保养他的腿，他说过还要爬长城呢。把这个话转告总统先生。”戴维插话:“他已经不是总统了。”“我乐意这么叫他。”……毛泽东转而对朱莉说:“马上写封信给你爸爸，说我想念他。”“我这句话，可以登报。”他补充说。“现在，在美国，”戴维沉吟道，“反对我岳父的人很多，还有人强烈要求审判他。”“好，”毛泽东说，“我马上邀请他到中国来访问。”然后加重语气说:“马上。”毛泽东又转向朱莉:“信里再加上一笔，说我等待你父亲再次来中国。”
朱莉递上了尼克松写给毛泽东的信，由担任译员的唐闻生翻译。毛泽东伸手从唐闻生手中将信拿了过来，他竟然能用英语清楚而准确地念出信中的日期:1975年12月23日。在听完对信的翻译后，毛泽东对朱莉说:“你坐的沙发就是4年前你父亲坐的那张。”朱莉拍了拍扶手，环顾了一下这张沙发，就站了起来，对毛泽东说:“主席，我想同戴维换换座位，这样，他就可以说也坐过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座位了。”毛泽东点了点头，看着这两个可爱的年轻人动作迅速地交换座位，就爽朗地哈哈大笑。毛泽东和年轻的美国客人交谈了近一个小时，兴致依然不减。尽管中方的工作人员觉得已经超过了预定见面的
时间，一再示意朱莉和戴维，时候不早了。但是，毛泽东却觉得意犹未尽，连连摆手，要这两位美国年轻人再坐一会儿。当朱莉和戴维打算告辞时，毛泽东把双臂放在沙发的扶手上，对朱莉说:“你父亲来时，我会等着他的。”
当朱莉夫妇起身告辞时，毛泽东主席重复了他对尼克松的邀请。他说，我等待着你们父亲的来访，并将手沉重地往沙发旁边一挥以示强调。当中方陪同领着这两个青年走向门口的时候，毛泽东同他俩一道走了几步。这是他近来接见外宾时都没有作出过的行动。毛泽东在同朱莉和戴维握手告别时说:“你们是年轻的，再到中国来访问吧。10年以后它将是了不起的。”
回国后，朱莉、戴维对毛泽东这样写道:“十里之外，就可以呼吸到他的个性。”
在华期间，朱莉和戴维受到的待遇是他们想象不到的，用当时一家报纸的话来说就是“破格的待遇。……这对不担任政府高级职务的人来说是前所未有的。”中国甚至为他们举行了新年午宴。席间，邓小平对他们说，我们从来不把“水门事件”看得很严重。与朱莉夫妇的告别宴会则是由黄镇主持的，黄镇在祝酒辞中引用了尼克松的一句话:“离任以后，我才发现了谁是真正的朋友。”他说，“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他们的老朋友的。” 临走时，中国政府送给朱莉夫妇礼物，要他们转交给尼克松。这个礼物是一只装在精美丝盒里的生日蛋糕。
尼克松访华引起世界瞩目
在朱莉和戴维离开中国不到一个月，1976年2月6日，新华社播发了一则《公告》，内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先生和夫人于1976年2月21日，即在第一次访问四周年之后，再次访问中国。他们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这一消息不但轰动了美国，而且引起世界瞩目。普遍议论的是:美国总统福特于1975年12月1日至5日访问了中国，刚刚两个月，为什么中国政府又邀请这位“不光彩的前总统”访华？1976年又是美国大选年，2月24日福特在新罕布什尔州共和党预选中争取候选人资格，为什么中国政府安排尼克松于2月21 日到达北京？对此，人们有种种猜测。
2月17日晚，美国广播公司高级记者，美国驻联合国前大使约翰·斯卡利从圣克利门蒂报道说:“尼克松先生在这次访问期间将同他在1972年一样由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主席接见。这次访问将由一批美国记者陪同采访。这是一个肯定的迹象。表明中国人认为这次访问是一个重要事件。因此，在新罕布什尔州竞选运动的最后几天，肯定会刊登许多照片以提醒选民在尼克松执政时期的情况，而那时同中国的关系比今天远为友好。”
英国《泰晤士报》发表社论称:“在福特总统正式访问北京之后没有多久，中国人现在就给了这个失去总统职务、而且信誉扫地的人以这样的荣誉”，这就“引起了美国各种非常不同的政界人士的伤心和批评”。但是“中国人是无视这种批评的”，因为他们“对过去两年中同美国关系正常化的缓慢进程感到失望”，“假如尼克松继续执政，本来是会一切顺遂的”。现在美国政府认为，“对华关系归根结底远不如同莫斯科的关系重要”，而“尼克松已表明，他准备顶住俄国人”。因此，“让他继福特总统之后这么快进行议程，显然是表明中国对华盛顿的现行政策感到不悦。”
合众国际社2月22日电称:中国总理周恩来已经逝世，第一副总理邓小平又被“打倒”，华国锋“出人意外地被任命为代总理”。因此，邀请尼克松夫妇访华的决定必然是毛泽东作出的，也只有毛泽东才会作出这种“谁也想不到”的决定。
在尼克松看来，由于他在总统任内打开了通往中国的大门，而他辞职后美中尚未建交，他认为自己有理由再次访问中国，为促进美中关系正常化继续努力。他在给《时代》周刊专栏作家威廉·萨菲尔的一封信中曾写道:“1972年我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因为我认为，要想有太平洋地区和全世界的持久和平，就必须在美中之间建立起一种崭新的、建设性的关系。我相信在今天，这样一种关系比4年前更为重要了。我期待着再次会见中国领导人。”
然而，尼克松访华的活动却使福特政府如坐针毡，因为此时总统竞选活动正处于关键时期，尼克松的访华行动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他们内部许多人认为“将是灾难性的”，甚至有人指责尼克松这是对中国的“阿谀奉承”。但卸任后的尼克松已经是平民身份，他们也不好限制其自由，所以虽然不满也无可奈何。
尼克松在任时，为其前任约翰逊总统安排的待遇是出门旅行可以使用军用飞机，还配有通信设备和医护人员。他也指望福特给他同样的安排。但是，情况并不如他意。他辞职后最后一次乘坐“空军一号”飞返加利福尼亚，白宫方面就有人要向他索取费用，这曾很令他生气。中国方面获悉后，决定派中国的专机迎接尼克松。这架中国刚买的波音707型新飞机，与尼克松就任总统时乘坐的波音707型“空军一号”是同一个机型。这使尼克松感到非常高兴。
1976年2月20日，尼克松在帕特、布伦南，两名通信联络专家、15名特工人员以及他的海军看护兵罗伯特·邓恩的陪同下，离开圣克利门蒂乘车前往 50英里外的拉克斯。此时，一架崭新的、中国民航波音707型专机正停在拉克斯机场。乘着这架专机来的是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朱传贤。
18个小时以后，飞机在当地时间下午10点16分到达北京。机场上迎接他们的是挥动着塑料花束的300名“群众代表”。新任命的代总理华国锋、外交部长乔冠华以及黄镇等几十名高级官员迎接他。
由于时间关系，机场的欢迎仪式很简短，不一会儿，一列红旗牌轿车已经来到了1972年尼克松下榻的18号国宾馆(钓鱼台)。这与他4年前任总统时的安排一样。尼克松不由得感慨良多。
次日早晨，尼克松拜访了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向她表示慰问。尼克松说:我同周总理进行过长谈。他知识渊博，逻辑性强，坚毅，是世界上伟大的谈判者。他彬彬有礼，不是大喊大叫，用温和而简练的语言表达出坚定的信念，这比拍桌子、强加于人有效得多。
尼克松说:毛主席、周总理能和我们相处得如此之好的原因之一是，我们双方谈话都不用外交辞令，不把我们的分歧轻描淡写，一笔带过；相反，我们不避免争论，把观点放到桌面上，分清哪些是分歧，哪些是共同点。对一致的地方，双方互相合作，这是和平谈判取得进展的唯一方法。写在文件上的东西，甚至签署了的文件都是不能算数的。只有双方坦诚相见，才能取得真正的谅解。因此，上海公报是真正有历史意义的，是永存的。
中午，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来到宾馆告诉尼克松，毛泽东将在第二天会见他。午餐和短暂的午休后，尼克松同华国锋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会谈。会谈完休息片刻，尼克松前往人民大会堂出席华国锋为他举行的国宴。
国宴上的热烈气氛使尼克松情绪很好。一切都和当年他是总统的时候一模一样:一样的布置，一样的尊敬，一样的礼仪，就连餐桌上的10道菜也和当年一模一样。宴会临近结束时，尼克松起身发表了一个简短的讲话:“全世界人民的未来，取决于我们两国为世界各国的安全稳定，以及为人类的和平事业而作出的通力合作。而这种合作必须是可靠的，可能的，并且是富有决心的。”然后，显然是指1972年发表的上海公报，尼克松继续说:“当然，或许有人以为单凭签署一个原则性的声明，或举行一次外交会议就能带来永久和平，这一看法未免过于天真。”
虽然只是个简单的祝酒词，但美国甚为关心。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记者评论说:“尼克松在祝酒词中强调了上海公报的精神和中美友谊”，“这个宴会回答了关于尼克松先生进行访问的原因的一些问题。”美国广播公司的记者评论说:“这篇讲话带有实际的政治家气概。中国人喜欢它，美国人是否会接受尼克松正在为自己确定的作用，这还要以后再看。”
到第二天早上，尼克松的这一讲话就惹出麻烦来了。不管他当时指的是什么，白宫认为这是对他们的指责。就在那天晚些时候，美国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秘书内森宣布说尼克松只是一个以个人身份进行访问的“平民”，他的声明并不比其他任何人的更有分量。不过内森没有想到，他的这番话马上使正在新罕布什尔州作竞选巡回旅行的福特陷入了窘境。当福特在一所中学作竞选露面时，一个学生站起来问道:如果尼克松真的只是一个平民，那福特“为什么不像对待其他美国公民那样让他受到控告，而要特赦他呢？”
福特一下子面红耳赤。“前总统很不光彩地辞职了，”他冷冷地答道，“这对他来说，是个很严厉的惩罚。”
其实，无论福特政府再怎么强调尼克松是平民身份，强调他没有政治任务，但他的访华毕竟不同寻常，这是无需争辩的。他们也在密切关注着尼克松的访华活动。
受到毛泽东长达1小时40分钟的接见
与此同时，尼克松的访问正在继续进行。宴会后的第二天上午，他参加了一个农业展览会。他随手拍了拍那些猪的模型，对梯田模型也很赞赏。离开展览会后，尼克松直接去拜访毛泽东。尼克松在回忆录中介绍了毛泽东会见他的情形。
1976年我再次到中国访问时，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已经严重恶化了。他的话听起来就像是一些单音字组成的嘟哝声。但是他的思想依然那样敏捷、深邃。我说的话他全能听懂，但是当他想回答时，就说不出来了。他以为翻译听不懂他的话，就不耐烦地抓起笔记本，写出他的论点。看到他的这种情况，我感到十分难受。无论别人怎样看待他，谁也不能否认他已战斗到最后一息了……
震颤性麻痹症的袭击使毛的动作全部僵化了。……在我们会晤结束时，秘书们把他从椅子上扶起来，搀着他陪我走向门口。在电视灯光和摄像机要记录我们最后的握手时，他却推开了助手们，自己站在那里向我们告别。
尼克松又在另一本回忆录里记述道:
他的思维依然敏捷，但一次严重的中风使他失去将思想化作语言的能力。这位富有领导魅力的共产党领导人曾运用他的革命思想推动了一个国家并改变了这个世界，但他现在却连要一杯水都十分困难……他在起始于四年前的我们两国实现新关系方面起到无可比拟的作用。在会谈中，我说，我们必须继续合作，不仅在我们两国之间，而且要在全世界所有国家之间寻求和平……在他刚嘟哝出半个字时，他的脸就憋得通红。他的译员试图将他那含糊的话译成英语。毛泽东掌握的英语足以使他明白她没有理解他的意思。他生气地摇摇头，一把抓过她的笔记本，用中文写下他的话。她大声地用英语念道: “和平是你们唯一的目标吗？”我没有料到他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稍稍停顿之后，我答道:“我们应该寻求正义的和平。”
后来尼克松在文章里提到:“我们在同中国共产党人打交道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他们是革命家，相信他们的利益和理想应是值得为之战斗和牺牲的，如果我们用一种一味强调需要和平的说教来回答毛的问题，中国人会认为我们犯了错误，甚至更坏，他们将会把我们看成白痴。最终，他们会说，加入和平真是我们唯一的目的，那么我们随时都可以用投降来达到我们单纯期望的和平。因此，一定要向中国人重申，我们也有我们为之奋斗的价值……”
他们的会谈进行了1小时40分钟。会见结束时，尼克松送给毛一只由已故美国烧瓷大师博姆烧制的瓷熊猫。看上去消瘦虚弱的毛泽东则以绿茶代酒为他干杯。
在会晤结束时，秘书们把毛泽东从椅子上扶起来，搀着他陪尼克松走向门口。在电视灯光和摄像机拍摄时，毛泽东推开了秘书，自己站定向尼克松他们告别。
2月23日下午，新华社发表消息说:“毛泽东主席今天会见了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和夫人及其随行人员约翰·布伦南。”“会见时，毛主席和美国客人一一握手，对他们前来我国访问表示欢迎，并且同尼克松先生就广泛的问题进行了友好的交谈。谈话结束后，毛主席请尼克松先生回国以后向福特总统转达他的问候。”
新华社还发表了毛主席同尼克松握手时的照片。
按多年惯例，毛主席会见外宾时不让外国记者在场。他们立即根据新华社的上述消息发出电讯，并转发了照片。美联社称:“毛泽东主席今天中午会见了理查德·尼克松，使这位前总统重温担任总统极盛时期的情景。”合众国际社称:“这是尼克松和这位82岁高龄的中国领导人的第二次会见，第一次会见是在4年前他抵达中国后不久。”路透社:尼克松同毛主席“进行了1小时40分钟会谈”，“只比福特总统去年12月同毛的会谈少10分钟。”
美国三大电视网迅速播放了中国摄影师拍摄的《毛泽东主席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彩色电影。
会见后，尼克松回到宾馆，向接待人员兴奋地说:今天能同毛主席就当前国际重大问题进行长时间的广泛的交谈，感到非常愉快。他说，使我惊讶的是，毛主席如此高龄，思想仍如此明晰敏锐，对当前国际重大问题仍如此关切注意。历史上何去何从的伟大之处，就在于精神和思想的活力。毛主席就是充满思想活力的伟人。
访华的意义值得人们细细体味
以后的两天里，尼克松主要是与华国锋继续会谈。华和其他的中国领导人一样，不满意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展缓慢。
按照商定的日程，尼克松和夫人于2月26日离北京去桂林访问，他们于2月25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华国锋、乔冠华等应邀出席。
尼克松向中外来宾致祝酒词。这次讲话比较长。他说:“我当然感到非常荣幸，能够有机会再次见到毛主席……特别是在同毛主席的会谈当中，讲述了今天世界所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使我获益匪浅。”
尼克松说:“在1949年之后的20多年的时间里，在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横着一条鸿沟……我们两国几乎没有任何接触，而只有冲突和潜在冲突及对抗。4年前，两国领导人得出结论认同，已经到了在这条1。6万英里宽、22年长的鸿沟上架设桥梁的时候。”
尼克松说:“我们之间的政治制度不同，我们外交政策的某些方面不同，在我们国家利益的某些方面也不相同。但另一方面又有着利益相同的方面，而这方面比我们利益不同的方面要重要得多。我们不得不说，当我们决定架设或者说开始架设这样一条跨越鸿沟的桥梁的时候，这是一项很困难的工作，有人认为几乎不可能。但正如毛主席所说，‘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因此当我们想到他的这些话时，当我们考虑这个问题时，我们就敢于登攀，我们就开始架设这座桥梁。”
尼克松说:“我们在这项巨大的工程中取得了一些进展。它还没有完工。仍然有许多工作要做，但我们决心要把它完成。我们必须完成它，决不能失败。”他说，“因为我们想念我们担负着使命，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在建设一个新世界的过程中设法共同努力。在这个世界中，所有的国家，不分大小都有机会选择自己独立自主的方式，并在不必担心任何外国侵略的情况下生活，这就是我们两国共同的目标。”他最后说，“我们已经开始架设一座巨大的桥梁，这座桥梁一头在加利福尼亚的金门，另一头在北京的天安门。我们在架设这座桥梁的时候，将牢记这是一座建立在伟大的中国人民和伟大的美国人民之间的互相谅解、互相尊重和持久的友谊的桥梁。”
应邀出席宴会的外国记者作了报道和评论，其中有:“尼克松又发挥了他的专长，不看笔记发表了一篇相当长的讲话”；“尼克松讲话的主题是需要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建立更密切和更有效的联系”；“尼克松说，中美两国利益相同的方面比利益不同的方面重要得多”； “尼克松在结束对北京的4天访问时预言，中美两国将共同努力来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人们在听尼克松讲话时，决不会想到他已不再是美国总统了。例如，他在谈到架桥时说，对于这项巨大的工程，我们必须继续下去，我们决不能失败”；“他引用了毛主席的诗句:‘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尼克松在北京逗留的最后一个夜晚是颇为愉快的。按照中国的习惯，尼克松为东道主举行了答谢宴会。他一边品尝着精美的菜肴，一边谈着政治，谈着美国和中国。谈到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时，尼克松说:“我们还没有把桥架好，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是我们决心完成它。为了我们今天在大学里看到的那些青年，为了像他们一样的美国青年以及全世界的青年，我们必须完成这项工作，而不能失败。”
由于其他美国人都没有会见过华国锋，因此自从华在机场迎接了尼克松，并花了近9个小时与他会谈之后，尼克松的行踪愈来愈引人注目了。虽然美国强调尼克松只是以平民身份去中国访问。但是，对尼克松的访华内容，他们却越来越希望知道内幕。最后，基辛格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当然希望了解尼克松此行的性质与结果。”这与他和福特在过去两周里所说的调子显然不同了。
中国政府安排尼克松尽可能的多参观旅游一些地方。在访问了桂林、广州、从化之后，尼克松先生和夫人由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朱传贤陪同，于2月29日下午乘中国专机离开广州回国，从而结束了这一举世瞩目的中国之行。
法新社记者比昂尼克评称:“尼克松在中国似乎一天天变得更加愉快和自信。这要归功于中国领导人给予他的心理上的电休克疗法。另外领导人给他一种政治上复活和恢复青春的治疗。”
3月5日，“世界各地14名中国问题专家”在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聚会，研究尼克松访华的意义。据合众国际社报道，在会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的安德鲁·内森博士说:“中国人邀请尼克松是既向美国也向俄国发出的一个信息。这个信息说，我们肯定利用美国作为对俄国的抗衡力量。尼克松是传递这个信息的理想人物，因为他曾是利用美国抗衡俄国的政策的象征。”英国伦敦大学《中国季刊》主编迪克·威尔逊说: “我认为，将来在世界史中回忆起尼克松的，主要是他对华工作，而不是水门事件。”他说，“中国人认为尼克松在改善中美关系方面所做的事情，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他们是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的，而不是像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那样在日常的基础上看事物。”
然而，在尼克松第二次访华不久，在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在患病后经过多方精心医治无效，于0时10分在北京逝世。
《人民日报》在《极其沉痛地哀悼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的通栏标题下，连续多日刊载外国元首、政府首脑、兄弟党和友好人士等的唁电。9月14日《人民日报》在这一专栏内，以《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发表声明》为题，刊载如下文字: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三日讯
圣克利门蒂消息: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九月九日就毛泽东主席逝世发表声明。
声明说:“毛泽东主席逝世了，终年八十二岁，结束了他毕生的长征。他是一位具有非凡勇气和思想坚定的人，他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后几天。”
尼克松说:“作为代表完全不同的哲学和观点的领导人，我们一九七二年在北京会见时都认识到，中美友谊已成为对于我们两国的利益都是必不可少的了。”
“我对于他不仅对本国人民的问题，而且对世界形势的客观现实都有深刻的了解这一点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我们在那时建立的新关系应当归功于他的这种高瞻远瞩。”
“在今年二月二日(按:应为二十三日)我最后见到他时，他再次表现出了这种高瞻远瞩的眼光。”
毛泽东逝世后两个月，(1976年11月)美国举行大选。人们普遍认为，在职总统福特享有种种有利条件，定能赢得大选，结果却败给了民主党候选人卡特，这与毛泽东破格邀请美国“不光彩的前总统”尼克松访华有关。卡特政府改变了福特政府的对华政策，“认为中美两国建立合作关系会大大加强远东局势的稳定，并有利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同苏联竞争，从美国战略地位考虑，美中关系正常化是十分可取的。”经过双方努力，1978年12月16日晚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这为尼克松访华以及同毛泽东的会晤画上圆满的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