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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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
１９６７年一月下旬，为了防止“一月风暴”引起的全国大乱影响到
军队，林彪和几位老帅制定了“军委八条命令”，得到毛泽东的批准。
同时，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在不同的场合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作法提出
了指责。从１９６７年２月中旬开始，各地军方以“军委八条命令”
为依据，对造反派冲击军队的过激行为进行反击，将大量的造反派群
众组织打成反革命，有的地方采取了开枪镇压、大规模逮捕等极端手
段。因而形成了“二月逆流”，使文化大革命出现重大的逆转。
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对文化大革命的指责。当毛泽
东发现文化大革命变成了“镇压反革命”运动时，他通过中央文革发
动造反派群众组织对“二月逆流”进行反击。不久，林彪也表态支持
文化大革命，并且配合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需要制定了“军委十条命
令”，在事实上否定了先前的“军八条命令”。此后，文化大革命再
度出现大的反复。
毛泽东在为各地造反派群众组织平反、迫使军队转向支持造反派的同
时，也考虑到稳定军队。鉴于林彪支持文化大革命的表态，毛泽东决
定以林彪及其老部下为依靠来实现稳定军队的目的。
一、“二月逆流”前的文革局势
二、“二月逆流”在中央和地方的表现
三、反击“二月逆流”
四、反击“二月逆流”的后果和影响
五、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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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逆流”在中共官方的话语中也称为 “二月抗争”［１］，［２］。
在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是这样定义的：
“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
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
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
受到压制和打击。”［３］
现在人们说起“二月逆流”，直接想到的就是“大闹京西宾馆”、
“大闹怀仁堂”，但实际上并不仅止于此。事实上，由于“大闹”的
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在当时还有一定的权力，还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
在军队有实权和影响，更由于“二月逆流”之前、“二月逆流”期间
军队的一些作法一度得到毛泽东的认可，林彪的支持，所以，“二月
逆流”的在全国各地的影响比仅仅是“大闹”要广泛的多，波及到全
国许多省，在很多地方“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变成了‘镇压反
革命运动’”。［４］
接下来的“反击二月逆流”同样也不仅仅是毛泽东对“大闹”的斥责，
也包括中央和地方的各个方面的一系列的活动。
“二月逆流”和“反击二月逆流”是文化大革命中两个猛烈的急转弯。
造成这种反复的决定因素当然是毛泽东本人。在这段时间里，林彪的
所作所为也是颇为复杂的，决不是像中共官方所描述的那样，是“林
彪、江青一伙掀起的‘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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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月逆流”前的文革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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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进行到１９６７年１月中旬，各级党政机关基本上全部瘫
痪。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带动下，夺权浪潮席卷全国，逐渐波及到
军队。根据毛泽东“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指示，军队开始
介入各地的文化大革命。
军队要不要搞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对这一点地的态度是肯定的，他在
《五一六通知》中指出“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
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
他们的职务。”，“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
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 ... ”［６］
以后毛泽东本人不断地重复自己的这个观点。
１９６７年１月３０日，毛泽东在一个批语中写道：“党、政、军、
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
子、 变质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都自己跳了出来，是大好事。
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倒，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
［７］
那么军队中那些人是“走资派”呢？１９６７年２月３日，毛泽东在
接见外宾时说：“我们的军队也不是没有问题的。象贺龙是政治局委
员，罗瑞卿是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８］
至于军队的文化大革命应该怎样搞，冲击和动乱达到什么程度，毛泽
东的态度则是犹豫的，常常是模棱两可，前后不一。
例如，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５日，《中共中央批转军委、总政关于军队
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中指出：“军队院校领导和教
职员中，确实有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家伙，一定要借文化大革
命的东风，把他们揪出来，彻底斗，彻底批。”［９］
这就使文革的动乱波及到军队，先是军队院校成立了各种造反组织，
踢开党委闹革命，把矛头指向本单位的当权派。随后四处串联，使部
队文体单位、机关、医院纷纷动乱起来，冲击上级军事机关，以至于
冲击各军、兵种司令部、国防部、中南海。
另一方面，毛泽东也明白搞文化大革命，需要军队的支持，因此军队
需要一定程度的稳定。所以，也有“不准许冲进解放军机关及所属部
队，也不许到部队串联和散发传单”的指示［１０］，以及“我认为
十三个军区不要同时搞，要有前有后”，“军队要支持地方革命左派
进行夺权斗争，因此军队和地方文化大革命要叉开”的想法［１１］。
基于毛泽东的不确定的态度，副统帅的林彪的办法一是“口头上紧
跟”，二是“行动上推托”。
“口头上紧跟”表现在“一切请示主席，一切遵照主席的指示办事”，
“对主席的指示要坚持执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１２］
“行动上推托”则是尽量少表态，尽量回避矛盾。对此，张云生在
《毛家湾纪实》中有具体的描述：
当北京航空学院的造反学生到国防科委揪斗赵如璋的时候，国防科委
副主任罗舜初请示林彪该怎么办，林彪的答复是：“不用答复。”
［１３］［１４］
当秘书汇报各省、市委受到造反学生的冲击时，林彪说：“不要再讲
了。”［１５］
当军队院校的学生冲击国防部时，叶剑英和刘志坚报告林彪，希望
林彪给出处理的指示，而林彪则对秘书说：“我没什么，就让他们
去处理吧！”［１６］
尽管如此，林彪心目中的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心目中的文化大革命
是不一样的。林彪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可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是“升一批人的官，罢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１７］。林
彪在以后的行动中处处体现出这一点。
毛泽东要的是“天下大乱”［１８］，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
的“一场大革命”［１９］，这就不仅仅是要“升一批人的官，罢一
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而且要将机构整个砸烂。中央文革、
红卫兵（保守的和造反的）［２０］、造反派都是毛泽东实现“天
下大乱”的工具。
林彪在这一点上与毛泽东有根本的区别。尽管林彪在口头上紧跟毛泽
东、附和毛泽东，尽管毛泽东砸烂了党和政府的机构，军队的机构在
整个文化大革命当中虽然受到冲击，虽然有过局部的瘫痪，但是始终
没有整个地砸烂。要将机构整个砸烂，这一点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
文化大革命宗旨。具体到军队，毛泽东既有“砸烂”的一面，也有
“稳定”的一面；林彪则始终是强调和坚持“稳定”的一面。
后来参与“二月逆流”的几位老帅和副总理是积极支持文化大革命的，
对于整肃刘少奇也是赞成的。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后的人事变动可以
看到：不仅仅是刘少奇从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林彪上升到第二位，还
有除了陶铸、陈伯达、康生上升到政治局常委以外，李富春也进入常
委；
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都进入了政治局（谭震林、陈毅、李先念已
经是政治局委员）；［２１］
陈毅、叶剑英、徐向前在１９６６年１月由中央军委常委升任军委副
主席（聂荣臻已经是军委副主席）。［２２］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具体作法有些意见，
而且用中央的官样文章的话语公开表达出来。［２３］
在“稳定军队”这一点上，林彪与几位老帅和副总理的意见是一致的。
所不同的是几位老帅和副总理的倾向表现得比林彪要明显一些，林彪
在言词上要更显得“紧跟主席”。
林彪与几位老帅和副总理的分歧在于“升哪些人的官，罢哪些人的官，
保哪些人的官”。实际上几位老帅之间也是有分歧的。例如下面我们
会看到叶剑英和徐向前在这一点上的对立。
基于中央领导层的这种态度，随着文化大革命在全国的展开，军队在
１９６７年１月开始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冲击。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任何组织、团体、个人，不论出于何种原因，包
围、冲击国家机关、军事机构都是违法犯罪的行为，都应该受到法律
的制裁。但是，由于毛泽东将政治凌驾于法律之上，认为“对反动派
造反有理”［２４］，于是任何行为只要带上“革命”、“造反”的标签
就可以横行无忌，就可以冲击一切。
如果说对于１９６６年８月前后红卫兵的暴行，毛泽东还可以赞赏、
林彪与几位老帅和副总理还可以沉默的话［２５］，到了１９６７年
的２月，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被揪斗的人已经不计其数，其中许许
多多的人遭到毒打和虐待，省、部级以上的干部中已有张霖之、赵尔
陆、陶勇被斗致死，阎红彦、卫恒自杀。即使毛泽东还可以沉默，林
彪与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已经不能没有愤慨之意了。
如果说对于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前后，各级党政机关受到的冲击毛泽东
还可以拍手称快、林彪还可以回避矛盾、几位老帅和副总理还只能发
点牢骚的话，到了１９６７年２月各级军事机关受到冲击，连吴法宪、
李作鹏、邱会作都因造反派的揪斗而“东躲西藏”，而且各地军队的
负责人如许世友、韩先楚已经气愤已极的时候，他们谁也无法袖手旁
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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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月逆流”在中央和地方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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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逆流”在中央的表现有：
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９日和２０日的“大闹京西宾馆” ；
１月２８日，“军委八条命令”的颁布；
２月１１日和２月１６日的“大闹怀仁堂”。
为了表现“老一辈革命家同林彪、江青一伙的斗争”［２６］，中共
官方对这些事件进行了黑白两极化的曲解，尤其歪曲了林彪在其间
的作用。而对于几位老帅和副总理以及周恩来的一些言行则作了掩
饰，因为这些言行在官方后来的观点中是“缺点错误”或者“违心的
话”。
“二月逆流”在全国各地则表现为军方对造反派的整肃和镇压。如果
说中共官方对“二月逆流”在中央的表现作了曲解的话，那么中共官
方对“二月逆流”在全国各地的表现则是加以掩盖，因为这里有许多
复杂的矛盾、血腥的场面，即使完全按照中共官方的说法来看，也很
难分清“敌我双方”和“谁对谁错”。
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９日和２０日的“大闹京西宾馆”，其焦点是关于
揪斗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其实质是文革在军队中造成的动乱应当达到
什么程度。
毛泽东本人对于“文革在军队中造成的动乱应当达到什么程度”是不
十分确定的，对于是否要打倒萧华也是犹豫的，这种犹豫一直持续到
１９６７年的夏季才见分晓。
中央文革一方，出于自身的机构的利益，希望把文革的烈火烧到军队，
把动乱的程度加大，所以支持揪斗萧华。而出席会议的军队的领导，
则有不同的打算：军方作为一个整体，出于自身的机构的利益，希望
军队稳定。在机构稳定的前提下，要“升一批人的官，罢一批人的官，
保一批人的官”。那么，升哪一批人的官，罢哪一批人的官，保哪一
批人的官，不同的山头又有不同的想法。在“大闹京西宾馆”的具体
场合，叶剑英希望保萧华，而当时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是
站在中央文革一边，赞成揪斗萧华的。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以及其他
一些人，由于过去的一些个人因素，也是这个态度。
因此，在“大闹京西宾馆”的过程中，既有军方整体与中央文革的对
抗，也有从徐向前和叶剑英的对抗体现出来的军队各山头之间的矛盾。
中共官方的说法是在与中央文革的对抗中“徐帅一掌拍在茶几上，把
茶杯盖震落在地。叶剑英怒不可遏，用拳头连连捶击着桌子”。
［２７］
实际情况是徐、叶两人在是否要揪斗萧华的问题上拍茶几、捶桌子，
相互对抗。
《叶剑英传》中隐讳地写到了这一点：“过了一会儿，萧华来了，徐
向前问他，昨晚到哪里去了。萧华躲躲闪闪。徐向前生气地对萧华说：
‘你是胆小鬼！你怕什么？他们能把你吃掉吗？’他盛怒之下，拍了
桌子，把茶杯盖子和碟子都摔了。”
叶剑英“也大声地说：‘他昨天半夜里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
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说话间接捺不住满腔怒火，
猛拍桌子，伤及右掌。散会回家以后，端茶杯觉得右手无力，秘书陪
他到军事科学院门诊部拍了片子，才发现右手掌骨远端骨折。”
［２８］
《徐向前传》的描述是：“肖华到会后，讲了头天晚上被抄家的经过。
徐向前气得拍了桌子，茶杯盖子摔到地上。叶剑英气愤他说：肖华是
我保护起来的，如果有罪，我来承担！说着，也拍了桌子，伤着了手
骨。接着‘大闹京西宾馆’一说就传扬开了。”［２９］
当时在场的吴法宪后来证实：“作为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出于
责任，和陈伯达一起批评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于是引起两位元帅之间
的对抗。”［３０］“与会的军中高级将领见两位老帅对拍桌子，谁
也不敢说话，有的见势不好干脆溜走了，一时会场大乱。”［３１］
对此，王年一含蓄地说道：“军队高级将领的抗争极为复杂”。
［３２］
林彪的本意是保萧华，认为“萧华是总政治部主任，不能轻易点名打
倒；这样大的事必须请示主席”。但是由于毛泽东的态度不断反复，
所以代表林彪出面的叶群的态度也不断反复，直到 1 月２０日深夜毛
泽东表态保萧华。［３３］
此后，林彪和江青大吵一场［３４］，甚至说“叫他们也来打倒我好
了”［３５］。
１月２２日，毛泽东接见了军方高级将领，“一方面要求军队要站在
革命派一边，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另一方面又耐着性子听取了军
方将帅们诉说挨整被斗的情形，表态说要抓紧战备，要稳定，要团结，
不要分裂。”［３６］参加过接见的陈再道后来说他当时得到的印象
是：毛主席“对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是反感的，认为这里面‘一定有
坏人’。”“我当时的理解，主席的意思是要我们以退为进，做到有
理、有利、有节，退避三舍、四舍还不行，就要硬一点，就要执行军
委八条命令，追究冲击军事机关的坏人。”［３７］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军委在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８日颁布了“军委八条
命令”［３８］。照中共官方的说法是：“经过老帅们的努力，
终于起草了军委八条命令，分送给毛泽东和林彪，毛泽东把叶剑英、
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帅清去，一起对八条命令作了仔细研究。
他认为八条很好，并提出不准搞‘喷气式’，不准戴高帽子的规定。
林彪也表示同意。”［３９］
王年一的说法是：“徐向前当时是全军文革下组组长，提出要制定这
个文件”［４０］。然后引用了徐向前在他的自传《历史的回顾》里
的描述。徐向前的原话如下：
“我们心急如焚，几次打电话找林彪，他都不见。我实在憋不住了，
干脆去‘闯宫’。一月二十四日晚饭后，坐车直趋林彪住地毛家湾。
林彪的秘书见我突然到来，不便阻挡，领我去会客室，林彪、陈伯达
正在交谈。我开门见山，向林彪讲了目前军队的混乱状况，说：军队
要稳定，这样乱下去不行，要搞几条规定，如不能成立战斗织织、不
能随意揪斗领导干部、不准夺权等。林彪连连点头，说：是的，军队
不能乱，我同意军委发一个文件。当即由他口述，秘书记录，整理了
七条。接着，他说请叶、聂来研究一下。陈伯达便起身告辞。叶聂来
后，都赞成七条。确定由叶、聂和我去钓鱼台，征求中央文革的意见。
我还特意打电话给陈毅同志，请他到钓鱼台开会，多一个人多一份力
量嘛。
我们到钓鱼台，中央文革的人都在，陈伯达也在。他们把周总理也请
来了。我讲了产生这个文件的因由，让人念了文件内容，经反复讨论
获得通过。”
“‘七条’送到毛主席那里审批，毛主席提议交住京西宾馆的各大军
区负责同志讨论一下，征求意见。大家讨论中，鉴于昆明军区曾反映
过有的高干子女参与抄民主人士的家，影响不好，建议增加一条严格
管教子女的内容。我们采纳，‘七条’遂变成了‘八条’。一月二十
八日下午五时，林彪和我一起去中南海将‘八条’送毛主席审批。毛
主席完全同意，当场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林彪拿到批
示后，对毛主席说：‘主席，你批了这个文件，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
啊！’据我观察，林彪当时有自己的算盘。他是国防部长，主持军委
工作，军权在握，军队大乱特乱，向毛主席交不了帐，对他不利嘛！”
［４１］
张云生的说法与此有很大的不同：林彪“于１月２０日晚紧急约见叶
帅、徐帅、聂帅和杨代总长，商量对策。根据大家的讨论，林彪归纳
了九条，经他口授，林办秘书记录并整理出来，交给当夜召开的中央
军委、中央文革联席会议讨论，准备以军委命令的形式公开发布。”
．．．“第二天早晨，叶帅打电话给林办。叶帅说：‘我们昨晚在钓
鱼台讨论军委命令的稿子，争论非常激烈。我们拿去的九条，通过了
七条。’．．．”
“中午，钓鱼台发来一份铅印的军委命令草稿清样。这就是昨天钓鱼
台会议讨论通过的那七条。林彪听说后，立即约见主席。主席当面表
示同意这七条，并提议再加一条，加强对干部子女的教育。这就是后
来传遍全国全军的那个军委‘八条命令’。”［４２］
《徐向前传》的说法与徐本人的说法大致相同，但是也指出草案最初
时“九条”而不是“七条”，在钓鱼台“经讨论改为七条”。“后来，
林彪把七条报到毛泽东主席那里，主席批示：‘所定七条很好，照
发。’又批示：‘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问题’。根据毛主席
的指示，将修改后的八条交住在京西宾馆开会的各大军区领导人讨论。
１月２８日，徐向前陪同林彪到毛主席住处，毛主席同意照发。林彪
很高兴，对毛主席说：‘你批了八条，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
［４３］
《聂荣臻传》的说法：“作为军委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这时实在
坐不住了。１月２４日晚，他和聂荣臻、叶剑英先后来到毛家湾林彪
住地，向林彪陈述了军队不能再这样乱下去的理由，要求规定出一些
条条，以稳住军队。当晚，经反复研究，拟定了一个军委命令初稿，
林彪同意后，叫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三人拿着这个命令初稿去征
求中央文革的意见。中央文革的讨论会一直开到夜里３点多钟，周恩
来也参加了讨论。江青等人知道这已经经过林彪的同意，没有多说什
么。第二天，就将命令初稿送请毛泽东审定。１月２８日下午，毛泽
东特地把林彪、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儿位老帅请到中南
海，详细地进行了研究，并在命令初稿的基础上又加上了‘要严格管
教好高干子弟，不得任意抄家’的内容。接着，毛泽东亲自批发了这
个文件。”［４４］
《叶剑英传》的说法是：“叶剑英主持军委碰头会议，同其他几位军
委领导同志反复商量，一致认为无论如何要稳住军队。叶剑英说：
‘我们军队要搞个法，搞个命令，搞个章程，不能把军队搞乱了。’
聂荣臻说：‘不能再乱下去了，军队要有个限制才行。’１月２４日
晚，徐向前、叶剑英和聂荣臻先后到毛家湾林彪住地，向林彪提出军
队要有个限制，要尽快搞个条令和规定。林彪同意，拟定了一个军委
命令初稿，送中央文革讨论，又报请毛泽东批示。毛泽东亲自找几位
元帅进行研究，最后审定批示‘很好，照发’。”［４５］
对比以上几种说法：张云生认为“军委八条命令”在林彪的积极倡导
下形成的；徐向前本人、《徐向前传》、《聂荣臻传》、《叶剑英传》
都说是林彪在徐、聂、叶的要求下拟定的，其中关于每个人的作用，
说法各有不同。虽然说法各有不同，但都认为是林彪拟定在先，毛泽
东批准在后，而不是中共官方说的几位老帅拟订、毛参与研究批准后，
“林彪也表示同意”。而且从徐向前叙述的“万岁万岁万万岁”来看，
林彪内心是非常希望有这么一个命令的。
２月１１日和２月１６日的“大闹怀仁堂”的直接诱因是：毛泽东在
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就陶铸被打倒一事批评了江青和陈伯达。
会后李富春将消息传播出去，再加上林彪与江青大吵，几位老帅和副
总理受到了鼓舞，也觉得该出出气了。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的：“大
闹怀仁堂，是借我批评文革小组的东风。”［４６］
王年一、高文谦、纪希晨等人的书中均有关于这两次会议的部分内容。
其中陈毅的话颇有意味。据王力说：在周恩来和康生对会议记录作最
后整理时，陈毅认为记录歪曲了他的一些话，要求删去，被周恩来拒
绝。［４７］
“二月逆流”在全国各地体现为军方对造反派的全面回击，在很多地
方表现为“二月镇反”。中共官方对此完全不提，似乎文革中根本没
发生过这回事。王年一的书中略说了“二月镇反”几个例子［４８］，
但没有指明“二月镇反”是“二月逆流”在各地的表现。事实上“二月
镇反”是文革中有极大影响的事件。
各地军方负责人在面对文革初期的混乱局势都感到非常的困惑，当军
队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冲击时，他们的困惑已经变成了不满和愤怒。
“军委八条命令”使压抑已久的军方拿到了反击造反派的尚方宝剑，
纷纷对包围、冲击军队的造反派进行回击和镇压。除了“八条命令”
之外，中央军委常常还有针对但地具体问题的电报、命令或通知，支
持当地军方的打击造反派的行动［４９］。
各地军方根据《军委八条命令》和针对各地的具体命令，对造反派进
行了不同程度的“镇压”，很多地方都抓了人。广东、福建、安徽、
河南、湖南都抓捕了造反派骨干，取缔了一些造反派组织。其中抓人
较多的有湖北、四川：武汉抓了两、三千人［５０］，四川抓了近十
万，仅成都就抓了两万［５１］。对抗最为激烈的是青海，发生了
“二二三流血惨案”［５２］。
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毛泽东对各地镇压情况的具体态度，但是
据推测毛应该是默认的。因为在这段时间里，军队如此大规模的行动
没有毛的认可是不可能的；同时，官方的舆论工具也对军队的行动表
示了支持：
２月１８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彻底粉碎反革命逆流》“对那
一小撮反动的首恶分子，要坚决镇压，绝不留情。”
２月２４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
柱石》“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军委制定的方针政策，就是无产阶
级的最高纪律。”“必须严格地、坚定不移地遵守这个最高纪律。”
又例如，中央文革对于镇压湖南的造反组织“湘江风雷”是表态支持
的［５３］。
所有这些，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毛泽东是不可能不知道的。
由于毛泽东没有明确的表态，紧跟毛泽东的林彪也不明确表态。
对此，张云生写道：“主席最初对（赵永夫处理）青海事件是持肯定
态度的。因为主席已有过内部指示：对那些肆意以武力反对和冲击解
放军的右派群众组织，当一再的说服工作和忍让态度不能奏效之后，
可以进行镇压。”［５４］
“‘二二三’当天，赵永夫通过电话向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
英元帅报告，说占据报社的人开枪寻衅，军队反击，胜利地平定了
‘反革命暴乱’。叶称赞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但不知为什
么消息到了西宁大街上，‘叶副主席’变成了‘林副主席’。秘书向
林彪报告说，西宁传说‘林副主席来电：你们打得对，打得好。’林
彪听了一笑了之，不加评论，不置可否。”［５５］
军方对造反派的打击也是很极端的，造成不少的冤案。军方照样只有
政治观点，没有法律概念。有时为了夸大造反派的违法行为，甚至采
用栽赃陷害的手法。［５６］［５７］
到了１９６７年的３月，各地的形势显得稍微平静一些了。这时已经
有上海、黑龙江、山西、山东、贵州五个省、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５８］。在一些激进的造反派被镇压的省份，军方也在考虑解放一
些领导干部，依靠保守派或温和的造反派来建立革命委员会。如果照
当时这种局势发展下去，文化大革命可以按毛泽东的预想，在“二、
三、四月看出眉目来”［５９］
如果按１９６７年３月的状态结束文化大革命的话，其结果与后来在
１９６８年９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实际上的结
果所差无几：
军方在革命委员会中起主导作用，配上一些文革前的领导干部，群众
组织会在革命委员会中有一些代表，但没有本质意义上的作用。
略有不同的是：当时军方选择的群众组织代表是来自保守组织或温和
的造反派组织；而后来实际上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时候，群众组织代表
来自温和的或激进的造反派组织，不过这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群众
组织代表在革命委员会中起的作用实在是很有限。而且，不论是来自
温和的还是激进的造反派组织，大都在接下来的“清理阶级队伍”、
“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等运动中被清洗了出去，有的还又
重新进了监狱。
然而毛泽东对这样的结果并不满意，认为这样的文革结局是“反革命
复辟”，他要反击这股“从上至下各级都有”的反革命复辟逆流。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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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击“二月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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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大闹怀仁堂”是 2 月１６日下午，当晚张春桥、王力、姚文
元整理了会议记录，几小时后，毛泽东召见了他们，听取了汇报。
２月１９日临晨，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会前曾“通知林
彪去参加。林彪以‘身体不好’为由请假，派了叶群作为他的代表。”
［６１］
毛泽东在会上发了“无产阶级的震怒”［６２］，对谭震林等人严厉指
责，说“你们就是要搞宫廷政变，你们就是要刘、邓上台，中央文革
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的决议，百分之九十七八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
文革，我就反对谁，十一中全会决议你们都举手通过了。为什么执行
起来有抵触呢？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大闹怀仁堂，就是要搞
资本主义复辟。要对文化大革命发难。”［６３］
其中有一句话的确是说到了点子上：“十一中全会决议你们都举手通
过了。为什么执行起来有抵触呢？”
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
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
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６４］
毛泽东此话的用意完全在于离间林彪与其他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将林
彪拉到自己一边。所谓“他的地位也不稳当”、“有人要夺他的权”，
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事。
为了拉拢林彪，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之前曾“特意把叶群找来单独谈话，
作了工作”，“并特许叶群今后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而后“又专
门指派江青代表他去做林彪的工作”。［６５］
毛泽东向林彪发出的这些信息，在一个月之后得到了林彪的回应。但
在当时，林彪的反应仍然任然是被动的。例如：
在第二次大闹怀仁堂之后，谭震林给毛和林彪写了内容大致相同的信
表示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６６］，而林彪也就只在上面批写了“谭
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６７］
在当时的条件下，这并不是什么严重的指责，并没有上纲上线。
又例如：２月２０日，当江青和王力向林彪汇报１６日“大闹怀仁堂”
的情况时，林彪也就“只讲了两句话：‘徐向前不能代表解放军。陈
伯达只是一个书生。’”［６８］
毛泽东在对几位元帅和副总理的“大闹”进行反击的同时，也开始注
意到全国各地出现的军方镇压造反派的现象，认为“从上至下各级都
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的现象，值得注意。”［６９］
与此同时，中央文革也积极行动起来，发动造反派起来策应。
首先是在北京，３月１４日，首都红代会举行十万余人的示威游行，
主题是“痛击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示威中的口号有：
“坚决打退从上到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把反攻倒算的谭震林
揪出来斗倒斗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
谁”、 “打倒谭震林”。［７０］［７１］
反击浪潮随后逐渐传到全国各地，各地造反派纷纷喊出口号，要揪出
当地的“谭震林式的代表人物”，例如：武汉要救出“武老谭”陈再
道［７２］，广州要“抓广谭实际上就是抓黄永胜、刘兴元”［７３］。
当林彪明确地知道了毛泽东反击“二月逆流”决心以后，开始响应。
１９６７年３月２０日，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
［７４］。林彪在这次讲话中没有直接提到“复辟逆流”，也没有直
接对几位副总理和老帅提出指责。林彪以他独特的方式为文化大革
命作了辩护，讲出了“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成绩是最大、最
大、最大”的名言。
这篇讲话应该是代表林彪本人的看法的，根据秘书长云生的回忆：尽
管秘书和叶群、林立果一起为林彪的这次讲话准备了稿子，但是，
“林彪大都没有照用。他有他自己的一套。”［７５］本文认为：林
彪“三二〇讲话”是支持毛泽东反击“二月逆流”的表态。
毛泽东对林彪的“三二〇讲话讲话”非常满意。４月７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通知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
席指示，林彪同志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讲话录音，应向中国人民解
放军人员和全国红卫兵播放。
林彪同志的讲话，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报告，对指导当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指导人民解放军正确
地介入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动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两条路线的
斗争中进一步取得胜利，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７６］
４月２４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又将这份讲话的整理稿正式印发全国。
３月２５日，在处理青海问题的会议上，林彪明确表态认为“青海问
题是一个大案件，是实行法西斯的大镇压”、“是一个反革命政变”、
“是带枪的刘邓路线”。
在解释前一段时间的不同态度时，林彪说：“前几天我们没有调查清
楚，只听了赵永夫的谎言。原来他们把问题完全弄颠倒了。”
“赵造谣说：我给他们打电话，总理也打了电话，（总理插话：根
本没有那样的事）。他说打电话‘打得好’，都是捏造。”
与此同时，林明确地表明了自己对军队的看法：“我们的部队大多数
是好的，但确有坏人，不但青海有，总政、总参、总后，各军也
有，．．．”，“三个总部、空军、海军确有坏人。如果不是文化大
革命，空军就会被坏人夺了权。他们不是把地位、人选都安排好了吗？
海军主持工作的几个人也会被夺权。他们利用文化大革命向我们猛烈
进攻。总后也是这样，黄克诚，洪学智和他们的爪牙，就抓了邱会作
同志的小辫子，邱会作同志小偷小摸的事有，应该烧，但邱会作是个
好同志。总政也有，总参也有，都是坏份子。”“这场文化革命的斗
争，是阶级斗争，不是宗派斗争。空军的成均就是要夺权的，这是贺
龙搞的，这些坏家伙，你不斗倒他，他就斗倒你，不是什么宗派斗争。
你想躲也是不行的，想防御也是不行的，只有进攻，这是不以人们意
志为转移的。我们一定要认真地进行文化大革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命进行到底。”［７７］
这是林彪就“升哪些人的官，罢哪些人的官，保哪些人的官”向毛泽
东发出的信息反馈。林的信息以后得到了毛的正面回应。
从三月下旬开始，文化大革命又出现了明显的逆转：
１９６７年３月２４日，中央发出了《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其中
专门提到了“毛主席和林彪同志三月十一日对青海问题进行调查的批
示”，决定为造反派“八·一八”平反，将“赵永夫隔离收审”［７８］。
３月２７日，中央发出《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４月１日又转发该
决定的附件，其中规定规定：“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
织”、“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仅仅因为冲军区
和对军区提意见，或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夺权有不同意见，而被打成
‘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被捕的，应一律释放，通缉令，应一律
取消。”［７９］［８０］
４月２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８１］。
4 月 6 日，中央军委发出的《十条命令》中规定“对群众组织，无论
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
只能进行政治工作。”“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
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
为反革命组织。”“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
右，概不追究。”［８２］这样就在实际上否定了１月２８日的《八
条命令》。
“军委十条命令”是林彪主动制定的。张云生在《毛家湾纪实》中说
是林彪当着黄永胜的面口述的，“他一边思索一边说，黄永胜也偶尔
插上一句半句，我做了记录”，最后，林彪“向我布置：‘把他整理
一下誊清后给叶群，让她送文革去讨论一下。”“这正中了钓鱼台那
些人的心意，因此中央文革很快就通过了。”［８３］
面对中央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态度，各地军方开始显得不知所措，
随后在执行中央决定的时候都有不同程度的抵触情绪，但是大都还是
执行命令，释放了抓捕入狱的造反派。在面对毛泽东和中央文革要求
他们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且要转向支持造反派的问题上，
行动各有不同，中央对他们的处理也各有不同。例如：
福州军区、广州军区和湖南省军区、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军区都做了检
讨，中央对他们的检讨都持肯定的态度。［８４］
对另外有些军区则进行了改组，如内蒙古军区［８５］和成都军区
［８６］。
也有的军区一直对中央的指示怀有抵触情绪，其中抵触情绪最大的当
然是武汉军区。直到５月中旬，武汉军区虽然释放了大部分被捕的造
反派骨干，但仍没有释放一些主要负责人。同时拒绝认错检讨，并且
仍然坚定地支持保守派。后来为了解决武汉问题，毛泽东亲自南下，
终于酿成震惊中外的“七二〇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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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反击“二月逆流”的后果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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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无产阶级的震怒”之下，几位老帅和副总理“一个个面面
相觑，没人敢吭声”。［８７］
“毛泽东责令：陈毅、谭震林、徐向前‘请假检讨’，并分别同他们
几个谈话。”“２月９日，周恩来、李富春同陈毅谈话，传达毛泽东
的批评。由李富春、李先念、谢富治同谭震林谈话；由叶剑英、李先
念、谢富治同徐向前谈话。”［８８］
此后，“根据毛的决定，中央政治局从２月２５日到３月１８日，在
怀仁堂连续召开了七次政治局生活会，批斗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
人。”［８９］被批判斗争的甚至还包括这些人的家属。
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反击“二月逆流”直接后果是几位老帅和副总理
“靠边站”，“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了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国
务院碰头会”来决定党和国家的大事。为此江青曾取笑说：“你周恩
来也得来开我们这个碰头会，因为你那个碰头会已经不起作用了。”
［９０］周恩来也只好说：“以后你们做决定，我给你们办事。”
［９１］
由于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只是反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某些作法，并不是反
对文化大革命，所以毛经过考虑，认为还是需要这些人：一来刘少奇
的案子还没最后搞定，二来这些人在各地军方中还有相当的影响，所
以，毛泽东接下来又对这些人做了一点安抚：请他们到自己家里开
“团结会”，说几句安慰的话，让他们于１９６７年的“五一节”在
天安门亮相。
既然毛泽东要做好人，林彪也就没有必要作恶人。在得到毛的同意之
后，林彪派黄永胜和吴法宪到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家去告知他们：毛已
同意“解放”他们了。但是，谭震林仍然没有得到“解放”。［９２］
除谭震林以外，其他六位在１９６９年的中共“九大”都进入了新的
中央委员会。
毛的这些做法与他对各地军方负责人的做法是一致的：
尽管各地军方对造反派的镇压要比文革初期的工作组厉害得多得多，
打击面也广的多，但是毛对他们的态度却是比对工作组缓和的多，只
是说：“许多外地学生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
和军委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认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
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军事机关一事，却看得太严重
了。”［９３］
又例如对成都军区，毛泽东说：“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
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
了，但他们改正也快，．．．现在另一种思潮又起来了，即有些人说，
他们那里军队做的事都错了，弄得有些军队支左、军管、军训人员下
不得台，灰溜溜的。遇到这种情况，要沉得住气，实事求是地公开向
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另外，向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
育，使他们走上正轨。我看现在这股风，不会有二月那样严重，因为
军队和群众都有了经验。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
的。”［９４］
毛泽东在纠正各地军方对造反派的镇压，为造反派平反的同时，一面
要求军队转向支持造反派，一面要求造反派不要和军队对立，要求各
造反派群众组织团结起来实现“大联合”“三结合”。
尽管４月６日颁发的“军委十条命令”在事实上否定了先前的“军委
八条命令”，毛泽东还是希望“过去的八条，现在的十条结合起来是
对的。”［９５］并且要求造反派：“我们要遵守‘八条’，解放军得
遵守‘十条’”。［９６］
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不得不考虑稳定军队的具体办法，首先要考虑
的就是通过那些人来稳定军队。王年一曾就此指出：
毛泽东在１９６７年４月间定下了一个秘而不宣的决策：“借重林彪
及其老部下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稳定北京军内的局势。意
图是：通过稳定北京军内的局势，达到稳定全军的局势的目的；通过
稳定全军的局势，达到稳定全国的局势的目的。．．．大概以
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３日为起点，实行了这个决策。”［９７］
这个决策体现在对“五一三事件”的处理。“五一三事件”的经过情
形，王年一、纪希晨、严家其［９８］都有叙述，张云生的《毛家湾
纪实》中专门有一章介绍［９９］。王年一的文章《“五一三”事件
— 一场大有来头的小型武斗》［１００］的分析尤为精辟。
在处理“五一三事件”的过程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林彪坚决地支
持了保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保守派，即“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
而中央文革却一反常态，没有继续支持他们以前一贯支持的反对吴、
李、邱等人的造反派，即“三军冲派”。
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决策，一向“被动”的林彪不可能这么坚决地支持
某一派群众组织，一向支持造反派的中央文革也不可能这么迅速地转
向的。
本文要专门指出的是：毛泽东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策、之所以决定
“借重林彪及其老部下”来稳定军队，是和林彪积极支持反击“二月
逆流”的态度分不开的。
林彪在支持反击“二月逆流”的时候给毛泽东发出过信息，对于升哪
些人的官、罢哪些人的官、保哪些人的官，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五一三事件”前后，毛泽东对于林彪的信息给与了回应。回应的结
果是：在空军，保了吴法宪的官；在海军，升了李作鹏的官；在总后，
保了邱会作的官。［１０１］
不仅仅是如此，在各大军区的人事变动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哪些人升
官：
１９６７年３月，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梁兴初升任成都军区司令员；
１９６７年５月，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调任成都军区政委；
１９６７年７月，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曾思玉升任武汉军区司令员；
１９６７年７月，武汉空军副司令员升任武汉军区政委（连升三级）。
［１０２］
毛泽东的这种有利于林彪的回应，是林彪坚决支持反击“二月逆流”
的结果。
所以林彪后来说：“坏人斗好人，好人挨了整，邱会作同志被总后当
权派中的一小撮坏人搞了一个多月，几乎被整死。海军的李作鹏、王
宏坤、张秀川也是被整。吴法宪也是这样。过去你们吃了苦头，现在
尝到甜头。”［１０３］
我们也可以从这里看出，毛泽东依靠林彪等人来稳定军队的重要性。
如果当时不是依靠吴、李、邱等人，以及“三军无革派”的话，军队
各军、兵种、各总部仍将是一片混乱，到“七二〇事件”爆发时局面
将变得无法收拾。
以后毛泽东和林彪的一段对话，颇有意思：
毛泽东对林彪说：“现在有一种说法，要抵制错误的领导。这在群众
中是可以的，但在军队中不能这样。如果各人都按个人的意见办，军
队怎么能打仗？军队各人都按个人的意见办，这样军队就不象个样子
了。还是你说的：‘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林彪回答说：“这两句话是很普通的两句话。还是主席说得好，‘在
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要说对
的就执行，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对，行动起来各行其是，不就乱了套了
吗？”［１０４］
但是，反击“二月逆流”以后的文化大革命形势并没有按照毛的主观
愿望发展，还真是“乱了套了”。
毛的初衷是：军队支持造反派，造反派团结起来，解放一批干部，实
现“大联合”、“三结合”，成立革命委员会，达到天下大治。然而，
局势的发展却是：
群众组织并没有团结起来，反而更加对抗，在“二月逆流”中受到镇
压造反派组织与协助过镇压的保守派组织势不两立，例如在武汉；有
些地方保守派组织已经瓦解，但是造反派组织又分裂成对立的两大派，
仍然势不两立，例如在成都。
军队也卷入了群众组织的纷争，支持某一派，甚至不同的军队系统支
持不同的群众组织。在解放干部的问题上，也是如此，不同的群众组
织要解放不同的干部，有些干部支持这一派，另外一些干部则支持那
一派。
于是不同的军队系统之间的矛盾、不同派系的干部之间的矛盾、与群
众组织之间的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局面更为复杂。
军队和造反派的矛盾、造反派和保守派的矛盾、造反派中间不同组织
的矛盾、不同的军队系统支持不同的群众组织、不同的群众组织要解
放不同的干部，所有这些都被冠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甚
至“国共两党的斗争”，使对抗越来越激烈，一直发展到１９６７年
七、八月的全国性大武斗，真如林彪所说“‘文化大革命’，变成武
化大革命喽！”［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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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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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本文简述了文革中的“二月逆流”、以及林彪在这段时间的言行，
综上所述，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二月逆流”既表现为“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不同的会议上
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也体现为各地军
方对造反派实行的镇压。
“二月逆流”的产生，在最初阶段时得到了毛泽东的默许、林彪的支
持。作为各地军方镇压造反派的依据的“军委八条命令”，是在林彪
的主导下、几位老帅的参与和促成下拟定的，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
当毛泽东认为“二月逆流”的结果将导致否定文化大革命时，他又对
“二月逆流”进行了反击，并且拉拢林彪加入反击。林彪“被动”了
一段时间之后表态支持文化大革命，具体表现有“三二〇讲话”、三
月二十五日针对青海问题的讲话、制定“军委十条命令”。
鉴于林彪对文化大革命的支持，毛泽东决定以林彪及其老部下为依靠
力量来稳定军队。“五一三事件”的处理结果体现了毛泽东这一决策。
原载《百年林彪》纽约：明镜出版社，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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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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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金春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第二版）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第１５２页
［２］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第三版）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第１３０页
［３］《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
１９８１年６月２７日
［４］《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
中发［６７］１４７号文件 １９６７年５月７日
［５］同［２］，第１４５页
［６］《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中发［６６］２６７号文件 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
［７］毛泽东《对谭震林关于国务院农口几个单位情况报告的批语》
１９６７年１月３０日
［８］毛泽东《接见卡博和巴卢库时的谈话（节录）》
１９６７年２月３日
［９］《中共中央批转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的紧急指示》
中发［６６］５１５号文件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５日
［１０］《中央军委转发毛泽东、林彪同意南京军区党委紧急请示中的
三条意见》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３日
［１１］毛泽东《对军队文化大革命的指示》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７日
［１２］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３日
［１３］张云生《毛家湾纪实》北京 春秋出版社 １９８８年，
第２６页
［１４］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８年，第８０页
［１５］同［１３］，第４０页
［１６］同［１３］，第５８页
［１７］同［１２］
［１８］毛泽东《给江青的信》１９６７年７月８日
［１９］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就〈文汇报〉、〈解放日报〉夺权
事件的谈话》１９６７年１月８日
［２０］“天下大乱”最初是由红卫兵“破四旧”、抄家、揪斗“牛鬼蛇
神”开始的，后来在冲击各级党政机关的过程中，红卫兵分化为主动
冲击的“造反派”，和反对大规模全面冲击的“保守派”或称“保皇派”。
［２１］《中共中央关于八届十一中全会选举结果的通知》
中发［６６］４００号文件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４日
［２２］《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１９２１－２００３》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
［２３］同［１４］第１２３至１２５页
［２４］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
［２５］虽然林彪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几次天安门讲话中都赞扬了
红卫兵的行为，但本文并不认为这些讲话就是林彪本人的意思。这些
讲话都是毛泽东授意、别的人写成、林彪照本宣读。
［２６］同［２］第１３９页
［２７］同［２］第１３３页
［２８］军事科学院编写组《叶剑英传》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第４０９页
［２９］国防大学编写组《徐向前传》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１９９１年，第３２１页
［３０］金秋《权利的文化－文革中的林彪事件》（英文本）
斯坦佛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年，第９５页
Jin Qiu. “ The Culture of Power:
The Lin Biao Incident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３１］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纽约 明镜出版社 ２００３，
第１９６页
［３２］同［１４］，第２０７页
［３３］同［１３］，第６５至６８页
［３４］同［１３］，第１６３页
［３５］同［３１］，第１９７页
［３６］同［３１］，第１９６页
［３７］陈再道《武汉“七二〇事件”始末》
载国防大学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
北京 １９８８年
陈再道的说法不确切，军委八条命令在这次讲话之后。不过从
这里也可以看出：各地军方打击造反派也曾得到过毛的许可，至少在
陈再道是这样理解的。
［３８］《中央军委八条命令》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８日
［３９］同［１］，第１５３页
［４０］同［１４］，第１９５页
［４１］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１９８７年，第８２８页
［４２］同［１３］，第７６页
［４３］同［２９］，第３２２页
［４４］北京军区编写组《聂荣臻传》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１９９４年，第３４４页
［４５］同［２８］，第４１０页
［４６］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２００１，第２６９页
［４７］麦克法奎尔、沈迈克《毛的最后革命》（英文本）
哈佛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
MacFarguhar, Roderick and Michael Schoenhals
“ Mao ’ s Last Revolution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第５４１页
［４８］同［１４］，第２０２页
［４９］例如：在１月２８日命令颁布的当天，军委发出了给新疆军
区的电报，而后有在２月１１日在此发出措辞颇为强硬的电报，说：
“新疆军区对公然违抗毛主席批准的中央军委命令的分子执行纪律是
完全正确的。全体指战员、革命师生、革命工人、革命干部都必须支
持这个正确措施。希望所有包围新疆军区机关的革命群众都自觉地回
到本单位去，向违抗中央军委命令的现象作坚决斗争。否则，一切后
果，由冲击新疆军区的人员负完全责任。”（《中央军委给新疆军区
党委的二封电报》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８日、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１日）
三天以后，“福建前线部队”发表公告，表示要“对那些证据确凿的
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对不执行中央军委命
令者，坚决实行纪律制裁！”２月６日，中央军委将此公告转发各军
区“望参照执行”。（《中央军委转发福建前线部队公告》１９６７年
２月６日）
２月８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对冲击广州军区各造反派的命令》，
命令冲击广州军区领导机关的造反派“立即撤退。．．．否则，一切
后果由你们负责。”
２月１５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制止昆明各军事学校机关冲击军区
的通知》指出：昆明军区“所采取的措施，是完全正确的。你们应当
坚决捍卫和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军委的八项命令，立即退出后勤大院。
．．．否则，你们中间的负责人，要对这一行动负责。”
２月１７日，中央军委公布《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八二
六”战斗团的信》，信中指出：“如果你们继续围攻成都军区，一切
严重后果，由你们完全负责。”
［５０］《戚本禹王力接见湖北代表座谈纪要》
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５日
［５１］《中央首长接见四川地区代表时的讲话》
１９６７年４月３日
［５２］丁抒《文革首次血案——青海“二·二三事件”》
载《华夏文摘》第三三八期ｚｋ０３０５ａ
［５３］《全军文革办传达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湖南“湘江风雷”、
“红旗军”的批示》１９６７年２月４日
［５４］同［１３］，第９６页
［５５］同［１３］，第９２页
［５６］同［５２］
［５７］《中央首长第四次接见青海代表会议纪要》
１９６７年３月２４日
［５８］同［２］，第１６７页
［５９］周恩来《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１９６７年３月１３日
［６０］毛泽东《关于要注意反革命复辟现象的批语》
１９６７年２月２８日
［６１］同［１３］，第９５页
［６２］同［３１］，第２０７页
［６３］同［４６］，第２７８页
［６４］同［１４］，第２１６页
［６５］同［３１］，第２０５页
［６６］同［１３］，第７１页
［６７］同［４６］，第２７４页
［６８］同［４６］，第２８０页
［６９］同［６０］
［７０］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首都红卫兵》
１９６７年３月１５日
［７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新北大》
１９６７年３月１６日
［７２］同［３７］
［７３］叶曙明《迟泽厚访谈（节录）》
载《华夏文摘》增刊第四六六期ｚｋ０５１１ｅ
［７４］林彪《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６７年３月２０日
［７５］同［１３］，第１０１页
［７６］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
《关于播送林彪同志讲话通知》
中发［６７］１２３号文件１９６７年４月７日
［７７］林彪：《关于青海问题的指示》１９６７年３月２５日
［７８］《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青
海问题的决定》
中发［６７］１１０号文件１９６７年３月２４日
［７９］《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
中发［６７］１１２号文件１９６７年３月２７日
［８０］《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及附件》
中发［６７］１１７号文件１９６７年４月１日
［８１］《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
１９６７年４月２日
［８２］《中央军委十条命令》１９６７年４月６日
［８３］同［１３］，第１０６页
［８４］例如：从１９６７年４月３０日中共中央《关于福建问题的
意见》可以看到：“福州军区党委和韩先楚同志最近表示，．．．：
除证据确实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外，‘尽速放出被押人员，从速为被取
缔的革命组织平反’”，所以“中央认为，韩先楚同志采取这个措施是
好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欢迎韩先楚同志的这些表示和措施。”同时，
告诉造反派：“不要组织群众冲军区。冲军区是不宜的，不对的，”
但对以往的冲击事件“不予追究”。
针对广州军区和湖南省军区、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军区的类似文件：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批发
“广东省军管会关于前段支左工作的教训和下一步的做法”
和“湖南省军区关于贯彻广州军区首长指示的情况报告”》
中发［６７］１５１号文件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４日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批发
的山东省军区党委“关于向革命群众公开检讨支左工作中
的错误的情况报告”》
中发［６７］１７５号文件１９６７年６月４日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军委文革小组批发
“济南军区党委给山东省革命群众的一封信”》
中发［６７］１８２号文件１９６７年６月１２日
［８５］《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
中发［６７］１２６号文件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３日
［８６］《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
中发［６７］１４７号文件１９６７年５月７日
［８７］同［３１］，第２０７页
［８８］同［４６］，第２７９页
［８９］同［３１］，第２０９页
［９０］同［３０］，第１０５页
［９１］同［３１］，第２１２页
［９２］同［３０］，第１０６页
［９３］毛泽东《在中央关于安徽问题决定稿中加写的一段话》
１９６７年４月１日
［９４］毛泽东《印发四川省释放被捕、拘留、收容审查人员情况
报告的批语》１９６７年４月２３日
［９５］毛泽东《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
１９６７年４月２０日
［９６］毛泽东《对上海市革委会的指示》１９６７年５月
［９７］同［１４］，第２８６页
［９８］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６年
［９９］同［１３］第１１２页－第１２４页
［１００］王年一《“五一三”事件 — 一场大有来头的小型武斗》
载《华夏文摘》增刊第二五五期ｚｋ０１０４ａ
［１０１］“九一三事件”以后梁兴初、刘丰受牵连而罢官，见［２２］
［１０２］１９６７年６月，李作鹏任海军第一政委，见［２２］
［１０３］同［２］，第１５７页
［１０４］林彪《关于加强军队组织纪律性的指示》
１９６８年５月２８日
［１０５］同［１３］，第１０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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