株连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环境形成的反人性规则，在1949年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承袭延续，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后果和影响。在北大反右运动中，株连令不少无辜者落难，株连的过程及其种种反应，也昭示出当年荒诞的政治生态与变异的人性。
家庭出身的株连
1957年1月18日，针对1956年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等风潮以及国内各地的闹事、思想动荡等问题，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高等学校的学生，据北京市的调查，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以及富裕中农的子弟，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还不到百分之二十。全国恐怕也差不多。……在一部分大学生中间，哥穆尔卡很吃得开，铁托、卡德尔也很吃得开。”“学生中间跟我们对立的也不少。现在的大学生大多数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其中有反对我们的人，毫不奇怪。”在此时，毛泽东并没有反右运动“引蛇出洞”的部署，但是，将出身不好的大学生作为反对势力的定位，严重影响到半年后反右运动的操作。
北大历史系55级1班学生党支部书记郭罗基回忆：反右开始时，就在学生中进行左、中、右排队，排出右派来，交积极分子点名。排队是不断变化的，如沈元，一开始党支部排队是中右，上级点名后成了右派。
这种排队，当然要根据言论态度，但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出身。
物理系53级右派学生张戴铭回忆：他的父亲在国民党时期曾担任县长，省特派员，1949年后，父亲出逃香港，后去台湾。叔叔被镇压。因家中财物被没收，张戴铭靠亲戚接济，从长沙一中考入北大物理系。因为自己的出身，张戴铭言行谨慎，1957年鸣放时，他从未参加辩论，也没有参与任何活动。但是，他感觉“班里已经把我内定为右派了，是因为我的出身”，他说“1957年去工厂实习，没让我去”，“长沙一中的几个同学都告诉我，北大有人找他们，让他们揭发我”。“我们宿舍经常夜里聊天，说一些鸣放的情况，我说起我有一个表兄在武汉大学，来信问我北大的情况，我说我没关心这个，我给他拍了照片过去。”“结果暑假以后，陆平当校长了，我马上被划为右派，罪名就是我那个给武汉表兄寄的照片”。
中文系53级学生胡安良回忆：我是1954年因院系调整跟随王力先生从中山大学转到北大的。我一直担任班上的班主席，学习成绩也很好。但我父亲是国民党青红帮的，当过区党部书记，肃反的时候，他被抓去劳改。父亲一出事，材料转到北大，我的班主席就被免了。
1957年，胡安良面临毕业，他没有参加任何鸣放活动，因品学兼优，毕业分配已经落实到武汉大学。然而，他即将离校之际，突然被莫名打成右派。胡安良说：系里让我去在我划右派的材料上签字，我看到材料上写着：胡安良对党抱有深刻的阶级仇恨，利用党整风，成立整风小组，向党进攻。我看了以后，非常气愤，我说我对党没有阶级仇恨，也没有成立什么整风小组。我拒绝了签字。但是，胡安良还是被划成右派，分配也被改派到边远的青海民族学院。
有的学生干部和积极分子，为了把出身不好的同学划成右派不择手段。物理系56级学生贾保成，舅舅是地主被镇压，父亲因不明原因的历史问题入狱，他知道自己的身份，不愿参与政治，只想好好读书，将来做一个科学家。但作为一个既不积极，也不活跃的普通学生，他却被党委派来的人专门动员到座谈会上发言提意见，后来被班干部捏造罪名划为右派。
物理系56级女生高湘华，父亲是国民党时期浙江大学法律系教授，肃反时被打成历史反革命而缧绁入狱。高湘华属于高考“不宜录取”的学生，但在1956年向科学进军的大环境下，她因高考成绩极其优异被北大物理系破格录取。高湘华在学校谨言慎行，鸣放时更是沉默不语。但班上的积极分子不曾放过这个无辜的女生，有人窥见她给友人寄信，竟利用职权开锁取信，在信中找出一句什么话，上纲上线演绎成“煽风点火，企图推翻党的领导，反攻倒算”，生生将她打成了右派。
有所谓右派言行的人，如果出身不好，则罪加一等，必须追溯到其父辈祖辈，哪怕连见都没见过。
郭罗基回忆：他作为支部书记，不得不主持对沈元的揭发批判，最后总结发言时，“我起草了一个发言稿，讲一通套话，说是“沈元由于不注意世界观的改造，以至堕落为右派分子”云云。上级在审查我的发言稿时说：不对！你认为他是从好变坏的吗？他是从坏变得更坏。所以不能说他是逐渐堕落的过程，而是变本加厉的过程。当时我已是惊弓之鸟，就怕上级说我“右”，只好听他分析。
“沈元的父亲在抗日时期任职国民政府交通部官员，那时才三十多岁，想来是个能干人，修筑滇缅公路时因公牺牲。我的领导说：‘他出身在反动官僚家庭，本质上就不好。你们班上出身于贫下中农的同学，有他那样的思想吗？
“我还有点不服气，我说：‘沈元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领导说：‘沈元是不是吃剥削饭长大的？’我无话可说。领导问我：‘你同意不同意修改发言稿？不同意就换人讲。’”
1958年初，北京大学作为高校鸣放发源地，被追加右派指标。各系都不得不再打出一批右派。出身不好的师生又有一批成为“冤大头”。
时任哲学系助教郭兰芳的女儿武才娃回忆：反右补课时要求哲学系教师再打两个右派，郭兰芳在鸣放时从未发言，但因为父亲在镇反中被镇压，就不幸成为充数的两个右派之一。
郭罗基也回忆了他们班反右补课中的荒唐事：因为实在无法再找出一个右派，而又不能不完成任务，于是有人说同学孙敦新像右派，因为他是地主出身，于是找出几条似是而非的言论，孙敦新即无辜落网。
当时北大的学生和年轻教师大多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有些人的父辈是高级知识分子。而高级知识分子是反右中被重点整肃的对象，因此，一些学生的家长在反右中成了右派，直接株连到子女。化学系56级学生薛慰灵的父亲是著名药学家薛愚，西语系英语专业56级学生孙建秋的父亲是著名电影教育家、中国记录片之父孙明经，薛愚和孙明经都在反右中被打成右派，株连到上大学的子女。薛慰灵和孙建秋在接受笔者采访时都说，自己被划成右派，受父亲牵连的因素很大。历史系54级著名右派许南亭的落难也多少受到时任民建秘书长的父亲许汉三的影响。
政治运动中，出身的“红”与“黑”能左右一个人的命运，有人因出身“黑”而倒霉，也有人因出身“红”而幸免于难。
俄语系55级原本准备划卢运发为右派，卢支持林希翎，在林希翎来北大演讲时曾与她握手，这在当时是严重的右派行为。但有人提出卢运发出身好，家里是三代产业工人，于是卢运发被保护过关。
物理系气象专业54级女生陈海莲，被认为言论“比右派还右派”，她来自江西萍乡，了解底层百姓生活，说“农民苦”“工人苦”，并坚持认为自己没错。因为她出身于矿工家庭，没有被扣上右派帽子。
与陈海莲同年级的党员女生闫冰如，为人正直，对反右很有看法，认为把提意见的同学划为右派是非常错误的，并直言“现在的党已不是我心目中的党了”，以她的言论划为右派绰绰有余，但考虑到她是工农速成中学保送入学的数名学生中唯一完成学业的产业工人，于是没有把她划为右派。
亲属和夫妻、情侣的株连
北京大学的右派中，有一些是有亲属关系或夫妻、情侣关系的，笔者了解的情况如下：
1.亲属右派
兄：郭定一（物理系55级学生）
弟：郭家一（数学系55级学生）
兄：裴家麟（中文系助教）
妹：裴虎叉（化学系实验员）
2.夫妻右派
梁钰文（俄语系助教）
樊振环（数学系54级学生）
侯建儒（经济系助教）
姚光曙（中文系53级研究生）
岳麟章（马列教研室教员）
崔一华（马列教研室教员）
关明波（人事处学生科职员）
寇德璋（留学生办公室助教）
3.情侣右派
陈成钧（物理系54级学生）
龙伟丽（物理系54级学生）
沈迪克（物理系54级学生）
梁成金（化学系54级学生）
张锡锟（化学系54级学生）
段瑜瑛（化学系54级学生）
蒋文钦（中文系54级学生）
韩其慧（中文系54级学生）
文秉勋（中文系54级学生）
孙 复（中文系54级学生）
孙文铄（中文系54级学生）
张 玲（中文系54级学生）
朱承立（西语系法语专业54级学生）
聂罕娜（西语系法语专业54级学生）
这些具有亲属和伴侣关系的右派笔者直接采访到的不多，不能完全了解到他们划右派的原因，但在所调查的范围中，固有一些是因为三观一致，有类似言行而同时划右的，但也有一些是受到无辜的株连。
据姚光曙的同学陈贤英回忆，因丈夫侯建儒被划为右派，姚光曙为丈夫抱屈，因此也被划为右派。
情侣右派的株连情况更严重一些，龙伟丽1957年鸣放时正因病休学在广州家中，根本没有参加鸣放。但她听说男友陈成钧被划为右派，颇为不解，写信给自己的一个中学同学表示了不解和不满，结果被补成右派。
沈迪克是以“谈谈”笔名写出重磅大字报的著名右派，女友梁成金则不关心政治，没有发表任何言论，仅因为与沈迪克的关系就被划为右派。
中文系的韩其慧与梁成金一样，也是因为与被划为极右的男友蒋文钦划不清界限而被打成右派。
化学系张锡锟在鸣放中比较活跃，女同学段瑜瑛是学生干部，奉命帮助张锡锟，结果在接触中对张锡锟产生好感，成为一对情侣。段瑜瑛为自己的爱情付出了划右派的代价。
在反右的重灾区西语系，朱承立也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极右派，女友聂罕娜虽然也参加了西语系同学的一些活动，但本人并没有特别的言论，因为朱承立的牵连，聂罕娜也被打成极右。
北大有些右派落难是由于校外亲属的株连。
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女由于家庭影响，受到高等教育的比例比较大。北大不少学生有兄弟姐妹在其他高校就读，在政治运动的冲击中，就出现了这样那样的瓜葛。
化学系53级学生傅国强在反右中本来安然无事，已经顺利毕业留校任教。但因他在鸣放中给就读于哈工大的弟弟傅丰祥写信，谈到一些北大鸣放中的情况，结果傅丰祥被划为右派，哈工大把傅国强给弟弟的信作为材料转到北大，傅国强马上被补划为右派，下放到门头沟农村劳动，后又到京西煤矿劳动改造，受了20年的磨难。
无独有偶，同是化学系53级学生的金星，也遭遇了与傅国强同样的经历。金星的哥哥高云龙（随母姓）当时是中央美院雕塑系研究生，金星在校时是校排球队员，有时进城打比赛，因北大在郊外较远，就住到中央美院哥哥处。
鸣放期间，金星到哥哥那里，会讲到一些北大鸣放的情况，结果高云龙被划为右派，他的同学向北大举报金星曾到美院煽风点火，此时金星已毕业分到上海交通大学，北大将金星打成右派的材料追到上海交大，金星被补成右派。作为“有政治问题”的人，被强制动员到新疆石河子农学院教化学，每次运动都受到冲击。
同样无辜的还有生物系的助教于豪建，因丈夫是清华的教师，被划为右派，其兄是去台湾的国民党将军，即使于豪建没有片言只语的言论，也没能逃脱被打成右派的命运。
北大划了数百名右派，校外亲属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株连。西语系助教黄继忠是鸣放中非常活跃的人物，后来成为极右，其妻子乔无远是《工人日报》记者，受其株连也被打成右派。
数学系55级右派郭家一向笔者回忆：鸣放中他把在北京中央建筑工程部工作的姐姐郭冠一叫到北大来看大字报，结果不仅他和哥哥郭定一都被打成右派，牵连姐姐也成了右派。
株连高压下的困境与悲剧
不愿与右派一刀两断的亲人或恋人即使没有打成右派，受到的压力也是难以想象的。
中文系著名右派沈泽宜的妹妹沈蓉蓉是北大俄语系学生，反右时在俄语系55级就读，她没有任何出格言行。但据俄语系55级校友陈立柱回忆，当时开会批判右派，如果沈蓉蓉在场，经常会把与俄语系毫无干系的沈泽宜拎出来批判一番，以敲打沈蓉蓉，无辜的沈蓉蓉只能默默无语，忍辱含垢。
物理系气象专业54级学生马鹤年打成右派后，刚开始交往的女友同级同学王淑静受到极大压力，她回忆说：我和马鹤年是初恋，当时刚刚开始交往，我连他宿舍都没去过。我在反右时没有任何言论，结果马鹤年被打成右派了，把我拉出来，让我揭发他, 可是我没听他说过什么，揭发不出来。当时胡启立把我们情况相同的几个人召集去开了一个会，让我们跟右派划清界限。可是我没听马鹤年讲过什么，怎么划清啊？像有的人那样表态揭发什么的，我实在做不出来。结果说我跟右派划不清界限，把我划了个中右。
王淑静的同学谢齐强回忆：当年王淑静坚持要跟马鹤年在一起，任凭组织和同学一再劝告，她毫不动摇，并表态说：要跟马鹤年一辈子。一位学生干部说：王淑静要跟马鹤年一辈子，那她一辈子也就完了。
图书馆系56级李修宇被打成右派后不甘屈辱，跳楼自杀未遂，受伤住院。与他刚开始交往的女友戴淑娟被组织委派去医院看望，戴淑娟批评了李修宇的自杀行为，并带回了李修宇的认罪书。但回来后莫名被指为“与右派谈恋爱不向组织汇报”“与右派订立攻守同盟”，因此被取消预备党员资格。
西语系英语专业55级学生陈玉麟被划为右派，对其有好感的女生阮季霆被团支部书记马瑜亮找去谈话，让其揭发陈玉麟，本来就对反右的残酷氛围惊恐不已的阮季霆感到压力山大，当晚就在北京大同酒家卫生间喝来苏水自杀身亡。
一些情深意笃的夫妻和情侣为了避免株连带来的灭顶之灾，使家庭或恋人的关系得以维系，可谓煞费苦心。数学系助教刘时衡划为右派后，在职工业余学校工作的妻子华炳荣受到单位的警告。
刘时衡回忆：一天炳荣在回家后极紧张地告诉我，她所在的职工业余学校通知她，明天要以团支部的名义开会帮助她，要求她在思想上与我划清界限。这是一个不祥之兆，……看看再有不到两个月便将临产的妻子，想到即将来到人世的孩子，我意识到不能再有丝毫麻痹，如果她再掉入陷阱，这个即将是三口之家的家庭便将趋于毁灭。我幸亏从她以往的言谈中，大体了解到她所在单位几个头面人物的概况。我说服了她，让她先睡觉，我替她写这份检查，但要她一会儿重抄一遍，不然，万一有人要收走或者哪怕是偷看她的这份检查，后果就不堪设想。刚清晨6点，我便唤醒了她，在她抄完这份检查后我把原稿烧掉。幸而华炳荣出身贫寒，属于苦大仇深的工人阶级，又在刘时衡帮助下，把检查做得很深刻，总算幸运过关。
生物系54级学生赵明蓟划为右派，女友杨端明确表示划清界限，并积极投入反右，避祸过关。在60年代初赵明蓟摘帽后，杨端重续旧情，嫁给了赵明蓟。数学系54级学生陈孝萱被划为右派，同班同学、女友李梅云为之伤心哭泣，结果遭到批判。李梅云默默守护着这份爱情，毕业后，陈孝萱被分配到黑龙江，李梅云随同前往，两人结为连理。
刘时衡、赵明蓟、陈孝萱是幸运的，他们的爱人在他们最艰难的岁月里，用忠贞的爱情给予他们极大的慰藉。更多的情侣在压力下被迫分手。在残酷的环境下共患难需要巨大的勇气，对分手离去的一方不应苛责。但是，对于众叛亲离的受难者来说，爱人的绝情而去往往是致命的打击。化学系55级右派郑光第与恋人陈某某是同年级同学，两人已是山盟海誓的情侣。但郑光第划右后，陈某某立即与他划清界限。郑光第始终放不下这段感情，在经历了数年劳教改造终于摘帽后，他去找陈某某，试图重续前情，但却被陈某某拒之门外。郑光第受到致命打击，在此后发现自己的罪人烙印实际上无法去除后，他选择自杀，告别了这个令他无所留恋的世界。
北大双双划右的恋人陈成钧和龙伟丽、蒋文钦和韩其慧、文秉勋与孙复、朱承立与聂罕娜都在高压下分道扬镳。而在巨大压力中结为伴侣的沈迪克与梁成金、张锡锟与段瑜瑛、孙文铄与张玲最终都因种种原因未能白头偕老，时代的残酷不知造成了多少有情人劳燕分飞的悲剧，影响了他们一生的命运。
株连与作恶
对株连的恐惧不仅使人对受难者绝情，还会激发人主动作恶。
物理系56级学生陈运鸿回忆，当时与他同宿舍的同学黄某某和吴某某反右时特别积极，极力要把同学打成右派。他因为与几个右派同学关系比较好，被黄某某和吴某某当成假想敌，无端怀疑他应该也是右派。为了挖出他的右派证据无所不用其极，经常在宿舍里谩骂、拍桌子恐吓，包括扣除他的助学金。后来右派同学告诉他，黄和吴还动员右派揭发他以立功赎罪，最终因为实在找不到他的右派言行，他也没有出身问题，而逃过一劫。
2016年，56级入学60周年聚会时他遇到吴某某，他问吴当年为什么那样对待他，吴某某马上表示道歉，并答非所问地说：我哥哥当时已经被划为右派。“他担心他哥哥会影响他的前途，竟不惜诬赖别人”，陈运鸿说。
有些学生干部以构陷的手段人为制造株连。
54级右派学生何廷枢回忆：我从中学起，一直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中学时是华南师大附中学生会副主席，进北大以后，担任过班长、总干事。鸣放时，曾写过大字报，对胡风问题在法律上作何解释，反保守是否存在主观主义等提出质疑，但何廷枢为此做过检查，并批判了为胡风翻案的刘奇弟。然而在反右结束时的1958年2月4日，仍被宣布为右派。
何廷枢说：我家庭清白，父亲是律师，我一直是要求进步的学生，可是宣布我为右派时，班级团支部书记曹文举说：何廷枢是国民党混进我们队伍中的异己分子，他父亲被我们镇压。他一贯思想反动，对共产党有刻骨仇恨。我听了这颠倒黑白的污蔑，忍无可忍站起来反驳他：我父亲健在，没被镇压。我没有刻骨仇恨，我也不是一贯反动，中学时就要求进步。我反驳后，被开除团籍，受到劳动考察的处分。
可怕的株连还会被官方机构利用，生发出种种极其荒谬、违背人伦的手段，在株连使落难者的家庭面临灭顶之灾的岁月，北京大学竟然给右派学生家长发送通知书，告知其儿女被划为右派。中文系54级学生张元勋、56级右派学生江之浒保存了这份通知书。
中文系新闻专业54级学生刘发清回忆：1958年4月，我母亲接到北大寄来的一封盖着公章的信，通知“家长先生”，说我“在整风期间猖狂地向党进攻，堕落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学校为了给他悔过自新重新作人的机会，决定给予留校察看之处分，留校学习，进行考察。学校除负责对其加强教育外，希望家庭配合学校对该生进行教育。”没有文化的母亲接信之初，异常高兴，但她不识字，只能请邻居代读，因此，我这本村有史以来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天之骄子”无脸见江东父老倒八辈子霉的事，传遍全村。
物理系气象专业55级闫秉耀，西语系法语专业54级夏曙蕾，均告诉笔者，他们的父母也曾收到这样的通知书。闫秉耀说：我家在上海，也收到通知了，当时我并不知道，暑期回家妈才拿出来给我看。我敢说百分之百的家长都收到了，我要是没回家，也就不知道，因为不光彩，家长收到也不张扬。夏曙蕾说：北大给划右学生家长发通知我是在毕业分配后回南京家中母亲告诉我的，学校将通知寄给了父亲工作单位人事部门，再转交给父亲的。我因怕父母担忧，划了右派当时没敢告诉家里，父母为不给我增加压力知道了也不问我。
这种往右派伤口上撒盐，往父母心坎上捅刀子的举措似乎是北京大学的独创，笔者调查了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大等学校的右派处理，都没有这样的方式。
北大著名的右派学生林昭有感于自己的一些同学因一腔报国情而含冤入狱，在1962年曾给时任北大校长陆平写了一封万言书，文章中追溯了北大是“五四”运动的摇篮，具有讲科学、民主并为之奋斗的传统，写到陆平作为北大校长的神圣职责，她呼吁校长应该去解救反右之后入狱的北大学生们，她激愤地责问：在军阀统治的时代，蔡元培先生尚能为学生仗义执言，你为什么不能？
林昭的激切责问或许是远远脱离了当时的现实，任何人在陆平校长的位置上都不可能去解救入狱的学生。然而，向右派学生的家长发通知书却绝非官方的统一规定，如果北大校方对右派学生多一分怜悯之心，完全可以避免将这噩耗无情地告知家长，让家长蒙受来自校方的羞辱和打击。
这一纸冷酷的公文是北京大学的耻辱，愿母校永远记取并引以为戒。
对划清界限的反思与救赎
株连的底层逻辑是具有血亲或姻亲关系的人都会具有相同、相似的立场与观念，这种逻辑通过历次政治运动中各种手段的强化，使很多人潜移默化地接受。由此，逃避株连也就演化为积极主动的划清界限的行为。
反右中党内著名右派沙文汉和陈修良的女儿沙尚之是化学系57级学生。她在入学以后，在批判右派分子的会上主动发言，表示与父母划清界限。她说：“三十多年前就从事革命的父母亲堕落成右派分子，对我来说不能不感到惊奇和痛心，但是，我终究和她们划清了界限，在这些问题上，我的立场是不能模糊的。…….我虽然是他们的女儿，可是，我有我的政治前途，决不能因为私人情面，父母之爱而把最重要的一面抛开不理，……这是大是大非，在这些问题面前，我经常鼓励自己，叫自己要坚定，必须和他们划清界限。我深信这样做是正确的，我一定能够坚持到底，我失去的是两个敌人，得到的是广大人民。”
60多年后，沙尚之回顾当年时说，当年我是团干部，我的认识就是如此，还在大饭厅广播出来。晚年的沙尚之对当年有深入的反思：“十八岁和八十多岁，我们经历了苦难也明白了历史真相。”
沙尚之退休后以大量精力整理父母留存的书信、笔记等历史资料，无偿提供给需要的历史研究者。
前面提到的西语系法语专业学生右派聂罕娜，出身于基督教家庭，父亲是牧师，1949年之后，聂罕娜接受无神论思想，反对父亲的宗教职业，离开家庭，追随革命。在受到株连成为右派经历磨难之后，聂罕娜重新皈依基督教，晚年以照顾老人，照顾教友，为教友送终为自己的志业。
在早年，她们以划清界限、逃离家庭的方式远离了可能株连她们妨碍进步的父母；而在晚年，她们以走近父母、承袭父母精神遗产的方式完成了人性的回归与救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