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北洋时期的时段划分，史学界一直有很多不同的声音。为了避免可能引起的歧义，我们今天强调的是北洋集团统治中华民国的时期，即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1912—1928。对于这一时期，我们可以用“一二三四五六”等几个关键词来总结：一个领袖，二届国会，三场战争，四段时期，五大总统，六位总理。具体而言：
一个领袖：袁世凯；
二届国会：民二国会、安福国会；
三场战争：直皖战争（1920），直奉战争（1922），第二次直奉战争（1924）；
四段时期：1912—1916（袁），1916—1920（皖），1920—1924（直），1924—1928（奉）；
五大总统：袁世凯（1859—1916）、黎元洪（1864—1928）、冯国璋（1859—1919）、徐世昌（1855—1939）、曹锟（1862—1938）；
六位总理：唐绍仪（1862—1938）、段祺瑞（1865—1936）、靳云鹏（1877—1951）、梁士诒（1869—1933）、颜惠庆（1877—1950）、王宠惠（1881—1958）。
护法的基础：法统
在为上述“一二三四五六”做名词解释之前，我们首先要熟悉一个在北洋史上被反复运用的词语——法统。
一般认为，北洋时期在1923年颁布所谓“曹锟宪法”之前，北京政府是没有宪法的，只有民国元年（1912）颁布的《临时约法》，史称“民元约法”。其实不然。
民国元年非但制订约法，还颁行了《国会组织法》及附带的参众两院议员选举法。次年十月，又颁行《大总统选举法》。这三个文件构成民国初年的宪政根基和法统来源。可以说，此三部法律合一，即是宪法。
当然，就完善度而言，地方政制与基本国策在这些文件中是付之阙如的。但宪政本来就是各方利益争衡竞进，乃逐步合拢固化的过程，制宪宜粗不宜细，就是这个道理。
上述宪法体系，即是所谓的“法”。
根据上述宪法体系，民国二年（1913）初，由省议会、地方团体、华侨组织和全国选民公开合法地选举出参议员、众议员，组成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史称“民二国会”。
再由国会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黎元洪为副总统。由民二国会和正副总统为主构建的共和中国宪政体系，即是所谓的“统”。
简而言之，所谓的“法统”，就是民元约法、民二国会，以及正副总统。
下面，我们来解释“一二三四五六”。
一个领袖
袁世凯。天津东南七十里，在天津和大沽之间，有个小小的铁路站，1895年，袁世凯在这里督练新军，史称“小站练兵”。三年后，袁世凯新军和其他两支京畿部队一起归荣禄管辖，因当时荣禄是北洋大臣，所以人称“北洋三军”。这是袁世凯系统冠名“北洋”的开始。
袁世凯精明能干，对人又慷慨大方，和蔼可亲，而于清末思想进步，倡言改革，因此无论军内、政界还是外交方面，都人望很高。但是宣统元年（1909）他被摄政王罢黜回乡的时候，北洋系统对于朝廷一无异动——这证明，无论政治基础还是军事基础，他都没有后人想象得那么牢靠。
二届国会
民二国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华民国首届是为袁世凯加冕而诞生。一旦袁氏当上正式大总统，国会即被其解散。1916年袁氏去世后，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并恢复国会。但仅一年以后，国会又被迫解散，由于当时是民国六年（1917），这届国会史称“民六国会”。
部分议员愤然南下，团结在孙中山周围，于广州召开非常会议。由于不足法定人数，非常国会在广州补选许多议员，当时是民国八年（1919），因此这届国会史称“民八国会”。
到1922年，吴佩孚为了解决法统难题，又力捧黎元洪复职，并恢复民二（民六）国会。至于民八议员，则被排除在外，仅发放每月四百元的津贴予以安抚。
安福国会。1917年夏，因是否对德绝交进而参加欧战问题，直接导致府院分裂，张勋又乘机进京复辟清朝。于是黎元洪被迫解散国会，并辞职出京。国务总理段祺瑞原本就非常厌恶这届国会，在他马厂誓师“三造共和”之后，并不想予以恢复。
由于民二国会中梁启超领导的进步党议员不多，因此梁氏建议说，共和既以覆灭，如今重造，那么之前的法统就不足为据，不如先设立临时参议院，再于全国举行大选，产生新一届国会。段氏依计行事，并牢牢操纵选情。
由于选举具体经办者是段氏嫡系安福俱乐部，因此本届国会史称“安福国会”。这届国会选举徐世昌为总统。1920年直皖战争以段氏势力失败而告终，安福国会自然消灭。
三场战争
直皖战争。爆发于1920年，一方是段祺瑞的皖系，另一方是曹锟及其手下大将吴佩孚，张作霖在侧旁支援威胁皖系。战争几天之内便以皖系失败而告终，段祺瑞再一次退出政治舞台，北京出现以直系为主而直奉共治的局面。
直奉战争。共治终于产生矛盾，两年以后，吴佩孚和张作霖发生武装冲突，张氏败退关外。从此直系独掌政权。起先，由吴佩孚引导，政治倒是上了正轨。徐世昌退位，黎元洪复职，民二（民六）国会恢复权力。但仅一年时间，曹锟野心大盛，逼退黎元洪，并巨额资金贿赂国会议员，使自己当选总统。
第二次直奉战争。张作霖在关外厉兵秣马，卧薪尝胆。由于曹锟的贿选使得天下哗然，1924年，他于直系开战。吴佩孚手下将领冯玉祥早就首鼠两端，见战况对于直系不利，即倒戈一击，攻击北京，自称“首都革命”，史称“北京政变”。
四段时期
1912—1916年，袁世凯掌权时期。最先他是临时大总统，1913年当选正式大总统。然后废除国会和国务院，大权独揽。他制订约法，总统任期达十年并可连任，还能指定接班人。
权力如此之大还不满足，1915年底以“国民代表大会”的名义操弄民意，使自己成为皇帝，年号“洪宪”。但各地军政力量奋起反抗，北洋内部又不团结。终于八十三天就放弃皇帝称号，郁郁而终。
1916—1920年，段祺瑞掌权时期。袁世凯死后继任大总统是黎元洪，但实权掌握在段祺瑞手中。1917年，他先是逼退黎氏，冯国璋代任总统。然后扶植安福国会，并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而自己在幕后掌握这个国家的走向。
但是冯国璋、徐世昌和黎元洪不同，都是具有资历和实力的北洋元老。因此段祺瑞苦心孤诣，行事并不顺畅。
1920—1924年，曹锟掌权时期。这四年爆发了三场战争，显示北洋系统已经四分五裂。前两年还是徐世昌在台上，曹锟下属吴佩孚经常干涉中央，张作霖非常不满。直奉战后，黎元洪复位，却被曹锟势力逼退，进而贿选。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1923年公布宪法，这也是中华民国在大陆三十八年间，仅有的两部宪法之一。
1924—1928年，张作霖掌权时期。北京政变以后，曹锟被拘禁，张作霖大军入关，势力达到长江流域。前两年，张氏尚能尊重临时执政段祺瑞；后两年，段祺瑞因政变下台，张作霖独掌北京政府大权。而吴佩孚的注意力已经不是宿敌张作霖，而是曾背叛过他的冯玉祥。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自1916年后，西南各省从来是独立行事，不再尊奉北京政府号令。在西南版图上，各省要么护法革命，组建新的中央政府；要么联省自治，阻止中央势力干涉。其中以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力量最为强大。
二十年代初尤其是1922年直奉战争以后，为了对付直系，国民党与奉系、皖系秘密结盟，暗中形成孙、段、张“铁三角”，使得吴佩孚疲于应付。北京政变等影响民国史进程的大事，背后都有“铁三角”的影子。
五大总统
袁世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在辛亥革命时借助同盟会力量逼迫满清皇室放弃政权，并由孙中山手中接过临时大总统。然后他主办国会选举，其目的之一就是使得自己能够名正言顺担任正式大总统。但其后利令智昏，竟然称帝，遭到全国军民之共弃。
不过在北洋系统中，他一直享有崇高威望，被目之为“共主”。他去世以后，北洋系统再也没人有如此资历和声望来统御全局，于是北京的军政势力开始渐渐分裂。
黎元洪。海军出身，辛亥革命时期正好是驻军于武昌的一名协统（旅长）。作为一名对于反满革命毫无接触的清朝军官，何以那么快就反正，还成了革命军的首脑，这个问题至今还令史学家百思不得其解。
黎元洪诨号“泥菩萨”，但关键时刻却刚毅不屈。比如他于北洋大军的进攻下坚守武昌，比如洪宪称帝、张勋复辟，他都能威武不屈，拒绝加诸于他的封号，显示出其对于共和制度的忠诚。
因此，在大多数士绅眼中，他一直是民国立宪政体的人格化代表，1917年继任总统和1922年复任总统，就是很好的证明。在民初坚持的法统中，他就是“统”的象征。
冯国璋。在北洋三杰中，冯国璋的确能力最弱。但王士珍谦虚闭关，段祺瑞清高冷傲，反而突出了冯氏的胸怀宽广，质朴可亲。
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黎元洪继任，他被国会选举为副总统。一年后黎氏被迫辞职，他代行总统职务。身为总理的段祺瑞曾经和黎氏决裂，没想到老朋友冯国璋做了总统，他依然不能合作。
好在总统任期届满（第一届正式大总统袁世凯1913年10月10日上任，任期五年，1918年10月9日任满；袁世凯死，黎元洪继任；黎元洪辞职，冯国璋代理），他也乐得退出政坛，从此不问世事。据说他死后，段祺瑞送来的挽联是这样说的：“正拟同舟共济，何期分道扬镳”。
徐世昌。从“法统”来看，徐世昌是中华民国第二任总统，但是选举他的安福国会合法与否，当时已经大起争议。西南的所谓“护法各省”是绝不承认的，直接称他为“北廷伪总统”，北洋内部的直系，尤其是吴佩孚对此也颇不赞同，公开发布通电的时候，从不称徐世昌为总统。
但徐毕竟是北洋元老，在前清又是、东三省总督、内阁协理大臣（第一副总理），在辛亥之前，可谓是汉人为官最高者，因此威望极高，无可撼动。而且他年纪已老，对国事或权位并不热衷。所以当吴佩孚稍微施加压力，他就非常迅速主动的辞职下野，归隐林泉。
曹锟。他是个《三国演义》中刘备式的人物，所幸有英武强悍的“关羽”襄助，那就是吴佩孚。吴在1922年觉得要解决南北争端，必须恢复民元法统，即实践民元约法，恢复民二（民六）国会的地位，黎元洪复职。
事实上，此时黎氏复职也没什么法律依据了，而民二议员已经产生十年，事实上如何还能代表全国民意？而此时曹锟一帮亲信亲属急于“最高问题”的解决，也就是推曹氏做总统。如此，黎元洪和整整五年前一样，仅当了一年总统，又被赶下了台。
此时的国会议员已经贪腐不堪，以索要“津贴”为代价，愿意留在北京为曹锟背书。就这样，曹氏家族花了一千多万银元，把曹锟捧上总统大位。但也仅仅一年，他就被其下属吴佩孚的下属冯玉祥监禁，政治生命也就到此为止了。
六位总理
唐绍仪。共和中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当时只有他能够团结左右，并联上下。因为他属于北洋元老，又长期得到总统袁世凯的信任；而之于国民党，他既是领袖孙文的香山县同乡，基于自身履历，对于其人的全球化视野和多元化追求，也非常同情。
只是1912年的中国百废待兴，唐绍仪身为国务总理，既对如何处理同总统的关系毫无章法，也并不耐烦国会对其的制约质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仓促下台，已经意味着共和制度的人格化破产。
段祺瑞。段祺瑞最尴尬的地方，在于有人脉而无人才，有下属而无部属，有军权而无军队，有疆土而无领土。一个军阀所当有的客观要素，他都没有；一个领袖所当有的客观要素，他都具有——然而他偏生以军阀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来操控局面，使得中国急剧恶化，沦入军阀化的政治深渊。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对军阀最为深恶痛绝的段祺瑞，使得中国走入军阀时代，直到十年后被蒋中正挽救和终结。
靳云鹏。军人出身，终身对其恩主段祺瑞忠心耿耿，甚至在袁时代就因为替段氏发声而不惜忤逆袁世凯乃被撤职。而且靳云鹏还长期联络西南系的国家主义者，以乘时为段氏所用。
但可惜段祺瑞性格刚猛急躁，又长期被身边宵小蒙蔽而不自知。最重要的是，其人在政制（而非政治）上缺乏经验和远虑，导致对靳云鹏的贡献长期漠视，到最后甚至反目。靳云鹏是长期被忽视的宪政人才。
梁士诒。这位广东三水人是前清的进士翰林，入民国后则是最重要的公府财金幕僚和内阁行政官员。辛亥革命对满清具有摧毁性的作用，阻断了三百年的异族统治和二千年的君权制度。而越是艰难的否定，越是需要顺畅地承接，尤其是司法、行政、民生、外交等行政事务不能中断。梁士诒无疑就是这种顺利承接的人格化代表。
清末的进士翰林是文官系统中人才精华所在，若成为“遗民”，则保有个人清誉；若为民国所用，则利国利民。
颜惠庆。他是一名毫无意识形态面目的职业外交家，也可以说是中国外交史上第一位脱离政治取向的职业型官僚。成熟的文官系统向来有“政务官”和“事务官”
之分，后来国民政府也以此在内阁部委中设立“政务次长”和“常务次长”。
百年以来，中国的职业官僚屡屡被卷入政治漩涡而未能发育出一支干练老成的独立系统。所幸无论北洋还是南府，对于颜惠庆等职业官僚都非常敬重，虽然毫无大老推毂，一样引进重用。这也是政治清明的一个表现。
王宠惠。他是清末文人革命家的代表人物，对传统文化比较隔膜，西化、基督化、法治化，都在他身上有着深刻的烙印。他同时也是革命家进入政治事实后逐渐产生方法论调整的显然的例子。
中国的革命既是波澜壮阔的使命，也是各说各话的话题。“娜拉出走之后”命题使得身在革命之中而无法旁观的孙文门徒必须对现实政治作出选择。王宠惠以自身的担当和责任交出了完美的答卷，让后人同样对看似暴躁轻率的革命者，充满了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