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即声称“曾有八千万人西移”。（注：［美］格兰姆·贝克著：《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三联书店 1987年中译本，第228页。）目前海外研究抗战史的学者则大多同意张嘉首先提出来的5000 万人的说法。（张嘉著：《旋风式的通货膨胀》，《工商经济史料丛刊》（一）、（二），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实际上早在抗战期间，美国派往中国的军事观察家格兰姆·贝克就提出疑问，并作出“至多不过两千万人”的估计。（格兰姆·贝克：前引书，第229页。）陈达教授则估计为 1350万，其中由沦陷区24 个重要城市撤退到后方的约有350万，另有大约1000万人会由其故乡迁出。（陈达著：《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3—94页。）陈彩章根据国民政府救济委员会于1938—1942年间运送后方的难民数及大后方各省市收容救济难民人数，估计在“千万人左右”。（陈彩章著：《中国历代人口变迁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46年重庆版，第 112页。）这一说法被不少研究者采用。值得注意是王洪峻、李世平的研究成果，他们根据解放前后有关大后方的人口统计和战时移民主要集中于重庆、成都等大城市的客观事实进行推理，对千万人之说也表示质疑，并作出各自的估计，一说不超过560万，一说入川移民约200万人，而且主要是由国民党政府机关、军队及工商业企业、文教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及其有关人员，还有一部分遭日军进攻的大城市、交通线和附近中小城市的人口。（王洪峻著：《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粮食价格》，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3—44页；李世平著：《四川人口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07—212页。）
以上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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