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

问：“地主家的土地，是怎么来的？难道是抢来的？

不也是祖上一点点的努力，从中农、富农，进化成地主？”

答：“...与中国的高利贷制度是分不开的。

村镇中最有气派的房子总是当铺。银行是为富人开的，当铺则是为穷人开的。当铺老板大都是地主或与地主有联系的商人。当铺是兼并农民土地的最常用的工具。

我在河南一个只有四千多亩地的村子里看到，一个地主占有近二千亩地，绝大部分是通过当铺吞并的。

这种交易只有在农民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做得成。农民急需填充饥腹，利息再高也不得不借债。在 蒋介石统治时期，利率增长到了惊人的程度。一九三二年，农民借一百块钱，到年底要还一百二十五块钱。一九三六年，就要还一百四十块至一一百六十块钱了。抗战期间，利率猛涨到三个月百分之百，用粮食计算。

负债农民的境遇有时是骇人听闻的。作者在河南见过一位农民，他在春播前向地主借了一百斤小米，借约规定，到了秋收时节要还两百斤。他后来还不起这么多，就请求宽限，答应来年秋后还三百斤。可是因为遭灾，到期还是还不起，他只得把自己的地抵押出去，最后结果是丢了四亩地。由于这个原因，母亲和两个孩子就饿死了。为了区区一百斤粮食的债务，竟赔了四亩地和三条人命。

“好年地里收谷，歉年家里生财。”

山西穷苦农民这句悲愤的歌谣，确切地反映了地主和富农利用灾荒聚敛土地、钱财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