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驻防制度，是清朝入主中原之后，确立的用以监视汉人，控制四方的祖制。虽然说，这个制度连同驻防在外的八旗兵，早就看不住天下了，但是，一直到清王朝咽下最后一口气，这个制度依旧维持着。其间，进行过多次改革，力图让驻防八旗重振雄风，花大价钱买来洋枪洋炮，外聘洋教练加以训练，但大抵一点用都没有。
其实自鸦片战争以来，八旗兵无战斗力的弊病就逐渐暴露。二百年前入关时的一群猛士如何就成了一群废柴？其实如果将一群人置于高高在上的地位，管吃管喝管住管钱花，什么都不让做，一放就是两百年，结果都是不言而喻的。尤其自打湘淮军兴起后，八旗兵连以往出兵做做样子的事都免了。
不事生产，不用训练，不必打仗，但待遇却十分优厚，就是一寻常兵丁，每月也有四两饷银，还不算粮米供应。除了当兵之外，还有油水特足的关丁、漕丁和盐丁可做。这些差事，是专门留给旗人的特权。如果旗人还断文识字，有点文化，那么做官的机会要比汉人至少大一百倍以上。打江山坐江山的天大好处，落在一个小小民族头上，让满人享尽了福，过足了瘾，但养尊处优，人也就废了。
尽管满人处处享有特权，但并不特别招普通民众嫉恨。原因之一是这些游牧民族后代仍有祖先粗犷豪放的基因，有钱就花，大多不斤斤计较，买东西不屑跟人讲价，钱花没了就赊账，再不就当当。于是这些满大人就难免当几回冤大头，人家几厘能买到的，他们得花一分，所以汉人多乐意与旗人做买卖。高层的亲贵如此奢费，还能扛住，反正有的是房子土地，而下层兵丁一月四两的，就只能寅吃卯粮了。其实这样的收入，在精打细算的汉人家庭都可以活得很滋润了。
不做事的八旗子弟，吃饱了能做的，往往就是各种玩儿。什么遛鸟、斗蛐蛐，听戏，唱戏，还有喝茶、抽大烟等等。所谓骑射之事早置之脑后了。杭州驻防八旗的一个八旗子弟曾回忆说，当年整个杭州旗营，只有他父亲一个人会骑马。当然满人也有个别人开店做生意的，但都会对人说，这哪是买卖，闹着玩呢。
八旗新军
甲午战争以后，清廷开始重视军事现代化，也很想把八旗兵“现代”一番。可是练八旗洋枪队时，那些八旗老爷们把洋枪锁在柜子里，看都不看，只有上面来人视察了，才发枪拄在那里，站一站队，装装样子。过后，洋枪还是装进柜子里。一个八旗兵回忆说，他练了六年的洋操，只放过三枪，连枪的构造是什么样都不知道。
八旗装备洋枪队后，依然毫无起色，太后和皇上都不死心，到了庚子赔款以后，朝廷开始搞新政，编练新军的时候，又开始练八旗新军。尽管待遇极好，装备优良，全军上下，制服鲜亮，军官佩戴进口的指挥刀，走起路来，威风凛凛。可八旗老爷们，就是不好好练。开始时出操出工不出力，后来连出工也雇人顶替。广州驻防八旗新军三个营，一千七百多名士兵，练了两年，新来的将军费了很大力气，搞了一次实弹射击，所有官兵全算上，能射中靶子的，数来数去没几个。
辛亥年，革命党人在广州动作频频。来自马来半岛的革命党人温生才，单枪匹马，想谋刺清朝大员，本来定的目标是水师提督李准，结果却杀了署理广州将军的旗人孚琦。孚琦当时坐在八抬大轿里，前去看飞机表演，周围十几个全副武装的新军亲兵护卫，结果却让温生才一个人从容行刺。时人记载，温生才直闯轿前，当头一枪，孚琦尚能言语，大叫救命。“旗兵以事起仓促，相顾错愕。该刺客续放一枪，复中头部，将军即不能言。旗兵互相走避。”一口气逃出老远。接下来温生才又放了两枪，看清了孚琦已死，这才从容逃走。
孚琦的夫人知悉详情后感到非常愤怒，要追究随从护卫的责任。没想到其中一个领头的协领因受到惊吓，回家后昏迷不醒，经家人灌救才活过来，却依旧语无伦次，孚琦的夫人只好作罢。
孚琦
1911年4月，革命党人发动广州起义时，抵挡起义军的主力并非八旗兵，尽管广州驻军中旗营占了大半，其中还有两三千新军，德国产的克虏伯大炮和马克沁机枪都有，出面的却是汉人张鸣岐和李准率领的汉人巡防营。
到了这年十月，武昌起义爆发后不久，广州很快也就光复了。广州旗营官兵眼睁睁看着自家的江山垮台，一枪不放。开始民军还有点担心，到后来才发现旗兵真正是银样蜡枪头。八旗新军往往是坐在家里，等着民军前来收编，然后遣散。广州八旗新军如此，北京的八旗禁卫军也是如此，在革命到来的时候，只有协统良弼表示要抵抗，等到良弼被革命党人炸死，就再也没有人吱声了。统领冯国璋表示，禁卫军待遇永远不变，他们就心甘情愿地承认了大清完了的事实。
革命党人当初宣传排满，似乎杀气腾腾，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报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仇。革命到来之时，市面风传革命党白盔白甲，替崇祯皇帝戴孝，要杀光所有的满人。（鲁迅小说《阿Q正传》里有类似描写）。所以八旗驻防之地，尤其是那些位于城市之中的满城，无不恐慌之极。为了抵抗义军，于是架枪、拉炮，上岗。有的还加紧训练，充实军官。只是八旗老爷兵，已经做闲人多年，临时抱佛脚，再怎么急也没有用。好在即使是革命党，其实对满人没那么大的仇恨，排满仅是宣传而已。只要满人不抵抗，很少无端杀人的。多数满城里的旗兵，例如杭州、广州、南京都没有抵抗，满人大抵无恙。
广州满城地图
也有例外如西安，满城里有2万人，发生了激烈的抵抗。结果在革命党攻破满城过程中，双方均有大量伤亡。据《时报》主编李禄摩太在《亲历晚清四十五年》中说，“1911年10月22日，陕西省首府西安爆发了可怕的流血事件，一万五千名满族人(有男人、女人还有孩子)都被屠杀。”
这个数字无疑是被夸大了，但媒体的不实报道确令满人吓得魂不附体，大量满人开始连夜改姓，爱新觉罗家改姓金，瓜尔佳改姓关，钮钴禄改姓朗等.…对外都不敢说自己是满人。
西安满城
其实敢于抵抗革命大潮的八旗兵在全国范围内都是寥寥无几，除非驻防的将军死活要打，例如福州。
武昌起义一爆发，驻防将军朴寿就开始整顿旗营，充实军官，加强训练。凡十三岁以上的男子，人手洋枪一支，子弹三百发，妇女发小刀一柄，发誓跟汉人决战。可惜将军的励精图治稍微晚了点，福州的旗营跟其他的旗营没有两样，缺员太多，且多为老弱病残，扛不动枪，能扛起的也不会用。满城之外起义的新军大炮一响，这边就不战自溃，连将军衙门都空无一人了。其实，新军那边，炮也放的乱七八糟，漫无目的。但是旗人怕炮，炮一响人就没了。不一会儿，旗营的白旗就挂出来了。在开战之初还豪气满满的将军，这会儿只能躺在椅子上，一言不发，任凭部下缴械投降。据当日在场的旗兵回忆，投降的白旗上，还写了四个大字“愿缴军械”，过一会儿，起义军进来，带走了朴寿，并杀了他。
据《清史稿》记载，“宣统三年，省城民军起，（朴寿）率防军与搏，火器猛利，民军几不支。然民军虽被创，辄随时募集，防军以猛斗故，伤亡多，卒败溃。朴寿被执，受挫辱，不屈，遂肢解之，弃尸山下，其死状为最烈云。”
其实《清史稿》的说法不实，朴寿或许被宰首了，但绝没有肢解，尸体也没有被丢弃山下，而是装进了棺材里。福州的革命党人很文明，凡是放下武器的旗兵，一律不杀，交了枪，还发给一元大洋。对不及走的旗人，还专门成立了旗民生计筹备处，给他们发粮米。
以往革命党在跟立宪派争论的时候，往往强调破坏，鼓吹大乱。但是，一来革命其实是革命党和立宪党人联合发动的，二来即使革命党人，除了少数出身会党等人，大抵是读书人，还未脱旧日绅士的风范，其实从心里也不乐意破坏与杀戮。革命尚未成功之时，革命的旗帜已从排满，变成了“五族共和”的五色旗，满人名正言顺地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一员。这体现了革命党人的高瞻远瞩及宽广胸怀。其实，如果各地驻防八旗与满城兵民早早地知道革命就是这么回事，连那极少数的如西安、福州等地抵抗或许也不会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