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明、清朝等历史时期，曾有一个特殊群体一一来华的基督传教士。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东正教等教派，其中以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来华为多。传教士是历史上中西文化科技交流的主要媒介。在近代史上，他们对推动大清国的改革和发展起到了特殊的作用。本文将重点介绍在清末社会动荡与历史转折时期的艰难环境下，传教士们是如何以个体之力将现代医学实践引入中国的广大地区并大幅度地改善了底层人民的医疗卫生条件的过程。他们还积极推广现代医学教育和推动清政府及后来的民国政府建立了现代医疗卫生行政管理体系。而对传教士在中西方关系中的历史定位及评价这个近代史上的大课题则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历史发展到今天，现代医学已经成为健康的生活质量必不可少的社会保障！在今天的中国，人们大都能够享受到现代医学带来的先进医疗技术和服务。从新生儿的出生，到年迈疾患告别这个世界，每一个人的一生都离不开医院和医疗。从天灾地震到人身意外，装备先进医疗器械设备的医务人员总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救援，这些都充分地体现着社会的文明，现代医学的进步和发展。
现代医学是在西方工业革命后与科学进步同步发展和完善的。大致在1805年，现代医学理念和技术开始被引入中国的。经过两个多世纪的曲折发展，今天的中国现代医学体系发挥着重要的社会保障职能。
西方工业革命前的各种医学理论统称为西方古典医学，其特点为：在经验和观察与思辨推理的基础上形成，其代表之一是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的体液平衡理论 (Humoral Theory)，即用体内液体与固体的互动来解释人体功能及疾病。这与中国传统医学的阴阳五行平衡理论很相似。
随着工业革命兴起和不断的科学发明和发现（如显微镜，进化论，细胞学和遗传学等)，西方医学家开始用一种实验证明为主的全新方式来审视健康和疾病，从而在古典医学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成为了现代医学体系。
在18世纪，医学家就已经解剖了大量尸体，对人体结构和病理观察形成了清晰的认识。如意大利病理解剖学家G.B.莫尔加尼(1682～1771)于1761年发表《论疾病的位置和原因》一书，详细地描述了疾病影响下器官的变化。
到了19世纪初，在生理学、细胞学、遗传学、诊断学新知识新技术的基础上，人类对疾病又有更深入的了解。在预防医学药理学等方面也出现许多突破，如牛痘疫苗接种和从植物中提取奎宁吗啡等。这些医学的新发现，新知识和新技术同时也被传播和应用到世界各地。
但同时期的中国，现代医学的推广应用却遇到了极大的障碍。清王朝从1720年起因为与罗马教廷之间的＂礼仪之争＂而实行严历的禁教和闭关锁国政策，如严禁传教士来华传教，一经发现，地方官员可先斩后奏；又如严禁大清国民教授西洋人学中文或出售中文书籍给他们，否则是违法当以重刑处罚其中一条是流放至新疆。来华传教士历来是西方科技发展和文化交流的使者，这就导致了清王朝从1720年始到1840年鸦片战争的一百多年里，中断了与西方交流和对世界的基本了解，大清国与当时世界快速发展的潮流完全脱离。
既使在最严历的闭关锁国政策下，也总是会有不顾个人安危去传播文明和进步的先驱者。在1805年牛痘天花疫苗接种技术传入中国使无数百姓得益就是一个例子，这也是现代医学传入中国的起始。
虽然现在人类已消灭了天花，甚至今天连医学院也不再教授这一疾病。但历史上，天花曾是一种世界流行和致死率很高的烈性传染病。18世纪中，仅在欧洲死于天花的总人数就在1亿人以上，又如乾隆二十八年(1763)，北京天花流行，仅数月之间因此而死亡的儿童就达到1万7千人。
1798年，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发明了安全可靠的牛痘天花疫苗接种，1801年，欧美国家开始全面推广天花接种。仅在4年后的1805年，英属东印度公司船队医生皮尔逊(Alexander Pearson)带入牛痘苗至澳门。他在数月内便接种了外籍及当地居民近千人。在当地华人富商郑崇谦支持下，皮尔逊又到广州在民间推广预防接种，一年内接种儿童数千并撰写一本介绍痘苗种植法的书，其名为《????咭唎新出种痘奇书》。此书介绍了此病传染特点、痘苗延续、保存，接种及注意事项并配有详细图解，堪称第一本来华的现代医学教课书。
皮尔逊还在民间教授华人学习种痘法，学生中海南人丘熺被誉为佼佼者之一。仅仅丘熺一人＂经予手所种小儿，不下万千，皆根基长养，以致娶妻生子，不能悉数＂。到了1830年代时，广东地区的天花已无流行趋势，仅有散发病例可见成果斐然。皮尔逊的学生还携痘种入闽川及江浙设局种痘。虽然自宋朝起就有人用活天花病毒吸入鼻腔直接感染来接种。“苗顺者十无一死，苗凶者十只八存”，说明接种的致死率可高达20%！自安全可靠的牛痘疫苗传入中国后，再无人用这种活病毒直接感染来预防天花。后来牛痘疫苗接种术又从中国传至日本和韩国。
1807年由英国伦敦布道会派遣的基督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1782-1834)到澳门及广州传教。他开始学习汉语并独自完成了对《新约全书》的翻译，由于严历的禁教政策，他不能公开传教。受过医学训练的马礼逊决定用开免费诊所的方式来赢得当地百姓的信任和好感，进而使百姓皈依基督教。1820年他与英属东印度公司的两位船医李文斯敦(J. Livingstone)和郭雷枢(Thoma R Colledge)在澳门开办诊所，所内还雇用一名中医坐诊以扩大服务范围。数月后李文斯敦医生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如此描述: “我很高兴地报告，马礼逊博士开始的诊所，已经做了很多好事，不少中国病人已经得到医治。有300个经已康复的病人＂3年后因马礼逊返英述职而该诊所停业。马礼逊于1827年返回澳门后，又与郭雷枢医生开设了一所眼科医馆，可容纳40住院病人。从1827年到1832年的5年中，共治疗患者4000多人。在1833年，郭雷枢将该眼科医馆移至广州后也大受欢迎。因为是免费，＂病家常以水果、鞭炮等为酬；也有写信谢其恩重如山，情深似海＂。马氏与郭氏开办诊所是西医在华开诊所的最早记录。在澳门和广州商埠行医和秘密传教的过程中，传教士们也发现在中国传教活动有相当的障碍，这不仅是因为清政府的禁教政策，还有东西方文化差异和民间对宗教的冷漠。郭雷枢认为：“中国人传统文化中的实用主义很强，用信仰和追求等理念很难打动他们。应该通过治愈华人的疾病和改善他们的世俗境遇从而展现神的慈善和人道，这样才能有效地感化中国人，并引导他们产生出对上帝的信仰”。1835年他在《中国丛报》上发表了著名的“关于雇请开业医生作为传教士来华的建议(Suggestions with regarding employing medical practitioners as missionaries to China)＂的文章。郭雷枢在文中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医疗传教”(Medical Mission)的理念并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告诫西方各教会在中国的传教特点和方式与其它国家和地区的情况不同，呼吁派遣传教医生而不是单纯的传教士来华。这对后来的一百多年里西方各教会在华行医传教活动影响深远，甚至对近代中国历史及政治也产生了特殊的影响。
1835年，美部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美国最早的海外宣教团体)派遣的耶鲁大学神学和医学毕业生伯驾(Peter Parker, 1804年－1888年)来到广州。伯驾是第一位既是正规医生也是传教士的来华西方人。在1836年，郭雷枢，伯驾和美国宣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等在广州成立了“中国医学传教会”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即博医学会。后来该医药会在协调与沟通许多医生传教士在华行医传教发挥了极大作用和帮助。
伯驾医生在广州城外仅限外国人居住的商埠内(相当于今日的特区)开设了第一所以治疗眼疾为主的正规西医院，叫做【普爱医院】(Pu Ai l-Yuan，博济医院的前身)。后来还有郭雷枢，白地文，柯克司，渣甸及安德逊等英美医生抽暇相助此院。该医院建筑为三层楼的规模，内设接待室、诊病室、配药室、手术室及留诊室，仅接待室就可同时容纳200人候诊。第一年就诊治病人二千一百多，第二年中每日有二百到三百病人的门诊量，最高时可达每日六百人以上。为了提高效率，在病人进门后，按先后顺序领取竹片制成的长方形号牌，然后病人就在候诊室等待叫号，循序进入诊疗室。据说这就是今天中国医院普遍采用的＂挂号制度”的起始。
普爱医院虽是以治眼疾为主的专科医院，但从广州及周边地区慕名前来的求医者甚众，从麻疯病、象皮病、疝气到肿瘤等各类疾病都有。伯驾在中国近代医学史上创造了不少重要的首次记录：如切除乳癌，膀胱结石清除，扁桃体切除术及病理尸体解剖及教学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使用乙醚麻醉(1847年)与氯仿麻醉(1848年)。这两项麻醉法均是在西方开始用于临床后的次年在中国的首例试用。当时的医学新技术新医疗器械都由在美的教会总部通过定期的航轮送到广州。广州的病人得到的医疗服务水平与欧美几乎同步。
普爱医院对每个患者都有详细的病历记录，包括编号、姓名、性别、年龄、籍贯、处方用药、治疗效果、手术种类及时间的长短，连取出的肿瘤或结石的大小等都有详细的记录(这些病历记录现在仍保存在耶鲁大学医学院图书馆内)。
后来到广州主持禁烟的林则徐也从普爱医院得到治疗。林则徐患有疝气，困扰已久，来广州后尤甚。但作为一个堂堂钦差大臣岂可屈驾露体与西洋人而求助？于是就找了一位有身材相似者作为林则徐的替身去普爱医院。伯驾按替身者的身材为林则徐制作了半打疝带以减除疝气痛苦并按照替身者对林则徐的描述而判断林有哮喘病也捎了一些袪喘药给林则徐，而林则徐后来回赠水果等物。伯驾虽未见林则徐本人，但专为林则徐立下一个病历，病历编号为6565：＂疝气，林则徐，钦差大臣＂。此外伯驾与林则徐颇有交往，林则徐曾向伯驾打听海外有无禁烟的方法及药品，伯驾则收集了有关鸦片危害生命等海外资料转交给林则徐。伯驾还曾赠予林则徐地图、地理书和一个地球仪。在鸦片战争爆发之际，伯驾还给林则徐写了一封信，详细阐述了他对中英局势的看法，并对清政府的禁烟立场，及鸦片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痛苦，深表 理解与同情。
伯驾在华行医十余年中，先后诊治过病人计53,000余众，病人中从两广总督耆英等众多清朝官员到贫民乞丐，所有治疗均为免费而且不分贵贱皆细心救治，医院一切开销为教会资助和慈善捐款。在给每个病人治疗前，伯驾等医生都会为病人祷告上帝的恩赐，然后才进行手术，当痊愈后再同病人一起祷告感谢神的保祐，对病人及家属宣传基督教教义。还每个周日都在医院内做礼拜，参加者一般在百十人左右。
因为普爱医院治病行善，广州官府对这种半公开传教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传教士们也认识到，若要广泛地解除中国人的疾病痛苦必需培养中国医学人才不可，开始以收徒传授的方式，训练医院内华人助手掌握西方医学知识及一些操作。这样伯驾培养了第一批中国医学＂学徒＂。在1838年，就已有三名非常出色的年轻华人助手，其中之一叫关韬。关氏聪敏过人掌握技术及操作很快，一年后即巳成功实施二十多例白内障手术，还为病人成功地切除一个重达3磅的瘤子，关韬品行及医术颇得伯驾信任和赏识。后有四川总督慕名邀请关韬到千里之外的成都给他做白内障手术。在1856年，清政府授予关韬玺品顶戴军医，到福建的清军中担任军医，成为中国第一个西式军医。
伯驾前后共培养十多位类似关韬的中国医生。伯驾也有建立医学校从而系统培训中国医学生的打算，但一直未能实现。直到1866年，该医院才设立附属“博济医学校”，这是中国最早的西医教会医学校。在1886年招收的学生中有一名20岁的青年人名叫孙逸山，后改名为孙中山。而博济医学校则是今天的中山医科大学的前身。
当时居住在澳门的传教士及西方医生不过20人左右。他们是仅有的能用中文交流和了解中国文化习俗的西方人。正值中国历史巨变的前夜，他们都不可避免地代表各自所在国参与了与清王朝的鸦片战争不平等条约的起草和翻译。从基督教的信仰和普世价值来说，西方传教士们对鸦片贸易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和反对，其中以美国的传教士尤甚，但是当这些西方传教士的母国利益与大清国的利益相冲突时，他们又都是站在各自国家的立场上主张扩大侵华权益。例如后来弃医从政的伯驾被任命为美国公使后，为了能与英法得到同样的侵华利益曾提议派兵进驻台湾，但被美国务院否定。
1844年，裨治文和伯驾等参与了《中美望厦条约》的谈判。伯驾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他与从负责谈判的最高官员两广总督耆英到多数谈判代表以前就有很多私人交往，甚至连一些代表的父母都曾是伯驾的病人，以至后来有人认为清政府代表团中有人向伯驾事先通报了清政府的谈判底线云云。
《中美望厦条约》是中美第一个外交协定。让美国获得了英国在《南京条约》中所攫取的一切不平等特权。而传教士们长期反对鸦片贸易的努力也反映在此条约中。第33条明文禁止任何美国公民“……携带鸦片及别项违禁货物至中国者，听任中国地方官自行办理治罪，合众国官民均不得稍有袒护；若别国船只冒合众国旗号做不法贸易者，合众国自应设法禁止。”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在与清政府签订的条约过程中则一直强迫清政府开放鸦片自由贸易。
《望厦条约》还包括了一系列《南京条约》中没有的条例。例如第17条规定美国人可以在五个通商港口的城镇(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购买地产来建商务所需，医院，教堂和墓地。当时伯驾在日记中写道：" 我们谈到条约草案第十七款，关于' 美国人民得在通商口岸租地自行建楼经商，以及医院和殡葬之处' …… '医院 ' 与' 殡葬' 之间加入了' 与礼拜堂' 的字样……当这个有楔子作用的' 与礼拜堂' 字样加入中美条约成为第十七条款时，我感到单为成就这一点而服务，虽一生勤劳也是值得的。" 所以《望厦条约》首次将清政府的禁教政策打开了缺口，让清政府对开放传教并保护传教作了承诺。随后中法《黄埔条约》也有类似要求，以致次年道光皇帝被迫放弃禁教政策而谕：" 天主教既系劝人为善，与别项邪教迥不相同，业已准免查禁。""各省地方官如滥行查拿，即予以应得处分"。明令各地官员不得刁难传教活动否则应得处分。
第十八条《文化条款》“准合众国官民延请中国各地方人民等教习各方语音，并帮办文墨事件……并准其采买中国各项书籍”。从此以后大清国民可公开教授西人学汉语及岀售中文书籍而不被治罪，中西方文化科技交流得以全面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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