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标志着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最初的批判文化学术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扩大到了社会各个阶层。当时，谁也没有料到这场“大革命”竟然一革就革了十一年；也很少人料到“文革”会演变成“武斗”；一大批自以为“老革命”的中共干部会成为“老反革命”和“走资派”；而早已战战兢兢的民族资产阶级，几乎一个不“漏网”地遭到抄家、批斗，补上了地主阶级在“土改”运动中被“挖浮财”这一课。
当年，我们家也未能幸免此抄家厄运。抄家给我留下了痛苦的记忆，至今无法忘怀。作为国家《宪法》明文列入“人民”范畴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文革中无端被抄家，这不仅是个人之痛，也是民族之痛、国家之痛；不仅是个人之耻、国家之耻，其实也是执政党中共之耻。这样的事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毛泽东曾说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来一次。那么我们今后能否防止这样的事再次发生呢？这是每一个关心中国命运的人都不得不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然而，文革刚过不久，就有人说要“向前看”，说不要斤斤于个人的恩怨，似乎不忘文革这一段历史就是气量狭小，不识大体。文革成了讨论、研究的禁区。提出这种主张的人好像忘了什么叫“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个古训，也好像忘了中共过去一直在教育人的“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句列宁的名言。事实上，他们是在要求人们做选择性的忘记。这是毫无道理的。这绝不是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因此我坚决不认同这种“向前看”的主张。我以为，那些热衷“向前看”的人，若非糊涂就是缺心肝，又或者是心虚，因为当年抄家作恶很可能就有他的份。为此，早在好多年前我就想写一篇关于我家被抄家的文章，但当时只写了一个草稿，没有完成。到了二〇一六年，文革发生已五十年了，我才将它完成，但没有发表。最近我将初稿修改了一下发表出来，也算是对文革的另类纪念吧。
（一）
说到文革抄家，不能不先说一下红卫兵。因为当初执行对资产阶级抄家任务的，主要就是红卫兵。也不能不说一下中共发动这个抄家运动的目的。这场革命明明标榜的是“文化”大革命，怎么一开始就来了个抄家运动？未免让人有“挂羊头，卖狗肉”之嫌。
关于红卫兵，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对他们并不陌生；但是，对于文革后出生的人了解的恐怕就不多了。因此这里就需要稍加解释一下。一九六五年，毛泽东经过长期密谋和准备，在十月由上海《文汇报》发表了一篇姚文元撰写的、题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据称，发动文革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党和国家“变修”的问题。但实际上这是一场党内权力斗争。毛泽东要打倒国家主席和排名第一的党副主席刘少奇。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5·16通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正式发动。五月底、六月初，北京市几所高干子弟比较集中的中学，如清华附中、北大附中、北京四中、师大女附中等学校，有部分学生开始组织一个小团体。当时，中共严禁民间结社，他们几个中学生敢大胆成立组织，当然与他们的高干家庭出身有关，也与他们早就从父母那里看到中共内部文件，知道“阶级斗争”的动向有关。他们将他们新成立的组织取名“红卫兵”，第一表明他们的“红色血统”，第二表明他们的政治立场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他们公开宣称：“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我们就是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因此，红卫兵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表明它是个极左思潮的产物。
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亲自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表示热烈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使红卫兵组织一下成为全国城乡大、中学校中出身“红五类”（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学生仿效的榜样。出身的优越感，党的最高领袖的支持，加上从小接受的阶级斗争教育，铸成了他们胆大包天，敢于横行无忌的作风。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检阅红卫兵和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师生代表，在百万人的注视下接受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红卫兵代表宋彬彬赠送的红卫兵袖章，使红卫兵立马取得类似封建社会“御前侍卫”或德国希特勒手下“冲锋队”、“党卫队”那样的特殊地位。而毛泽东在询问了宋彬彬的姓名后说：“什么‘文质彬彬’，要武嘛！”也向全国红卫兵明确地传达了一个崇尚暴力的讯息。其实，还在毛泽东接见宋彬彬前十多天，宋彬彬，这个父亲贵为中共东北局书记的高干子女就已经与一批同样是高干子女的同学——包括邓小平的三女儿邓榕，在“反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口号下，对学校领导、老师们大打出手了。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就是在八月五日这天被她们打死的。所以，宋彬彬他们已经够“武”的了，而毛泽东还要他们更“武”。据说宋彬彬因此立即改名宋要武。一个杀人凶手，没有受到法律应有的制裁，反而荣耀地登上天安门城楼接受“最高领袖”的检阅，其中的含义再清楚不过了。于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暴力革命”也就伴随着红卫兵运动迅速席卷全国。
在六六、六七、六八年这段时间内，“红卫兵”是毛泽东推动文化大革命，发挥宣传队、突击队作用最得力的工具。可以说，没有红卫兵，毛泽东的文革能不能顺利发动起来，能不能搞这么大规模，都是很成疑问的。红卫兵运动的掀起带来了三股以暴力为特征的邪风：
第一股是武斗风。自红卫兵出世，他们无论在批斗所谓的“牛鬼蛇神”，或“破四旧”和抄家时，都不乏暴力。虽然，这是违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 “要文斗不要武斗” 的规定的。但是，由于“伟大领袖”首先违反了它，提倡“要武”，而中共各级党组织和“公、检、法”又包庇、纵容红卫兵的暴力，因此红卫兵的暴力从来没有得到过有效制止。据当时不完全统计，仅北京市区一地，在恐怖的“红八月”中红卫兵就活活打死了一千七百多人，打伤的不计其数，而打人者没有一个受到法律的制裁。相反，若有人胆敢反抗红卫兵暴行，立即会被“无产阶级专政”。北京曾有一对名叫李文波和刘文秀的老夫妇，因家庭成分小业主被红卫兵抄家。因红卫兵百般折辱他们，他们愤而反抗，用菜刀砍伤了红卫兵。结果闯下大祸，丈夫李文波被逼跳楼自杀，妻子刘文秀被“公、检、法”抓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中共还将这个消息立刻在报上公布。这无异是中共在公开表态支持红卫兵的暴力，以专政力量威胁人民不得反抗。所以，在当时这种社会环境下，面对红卫兵的暴行，除非抱定决死的勇气，否则只能逆来忍受。
第二股风是“破四旧”风。六六年八月八日，中共公布“十六条”。“十六条”说：“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于是红卫兵立即走上街头，将他们认为属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简称“封、资、修”的文物、典藉、古迹，无情的加以破坏、毁灭，其规模比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不知大了几百倍。许多代表中华历史、文化、艺术的瑰宝从此永远消失。
而这第三股风就是抄家风。红卫兵们在揪斗“牛鬼蛇神”和“破四旧”时发现，那些“牛鬼蛇神”和资产阶级家庭，不但有大量“四旧”物资，而且有金银珠宝等物。这不仅令他们眼红和垂涎，也促使他们迅速调整目标，在进行“破四旧”的同时，又发起一个专门为收刮钱财为目的的抄家运动。而中共也迅速发现了这一条“财路”。 各地党委纷纷举办“红卫兵功绩展览会”，展示红卫兵抄家的“丰硕战果”，鼓励红卫兵们更广泛、更积极地去抄家。《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公开为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叫好，说“一切藏在暗角里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锐利的眼睛。这些吸血虫，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被红卫兵拿出来展览了。”于是抄家风就迅速刮遍全国城乡各地。那些抄家者像篦子篦头虱一样，要把他们眼中的“吸血鬼”、“寄生虫”所隐藏的金银财宝都篦出来。有些被抄的人家被不同的红卫兵组织一拨一拨的抄了好几遍。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抄家运动虽遍及各类“剥削阶级”和“牛鬼蛇神”，但重点则是民族资产阶级，此外还有社会上“三名三高”（名作家、名演员、名教授和高工资、高稿酬、高奖金）人物和归国华侨和侨眷家庭。原因是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在地主、富农、官僚资产阶级被打倒以后，除了中共的高中级干部，就数民族资产阶级和这些人比较有钱了。而归侨和侨眷家庭普遍被抄，除了他们家中有外汇和“洋货”令人眼红，他们还有“里通外国”的嫌疑。这是红卫兵来抄家的好藉口。
“抄家风”的高潮在一九六六年的八、九两个月。当时全国各地城市、乡镇、农村，被抄的人家究竟有多少，我相信中共有过统计。因为当时中共的党政机构、公安系统都还在正常运转，不统计乃是失职。只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个数字至今还不见公布。我在网上见过一个数字，说是一千万户。我以为这个数字是大大被缩小了的。当时全国八亿人口，去掉小孩和部分老人，即以四亿人算，按中共惯用的“坏人”占百分之五的比率计，“坏人”就有二千万，涉及的家庭就差不多有二千万户。这二千万户人家在文革中大多都逃不脱被抄家的命运。文革前我曾在我们县城城郊公社的一个大队“蹲点”。一九六七年初我又去这个大队住了一段日子。在大队部我看到堆放在那里的一些物资，都是些破破烂烂的箱子、碗橱，桌子。我估计这些都是从这个大队的地主、富农家抄来的。这些家庭其实早在“土改”运动时就被抄过家，现在已经是家徒四壁仍不免再次被抄，说明凡属“阶级敌人”的家庭一个也不会放过。但是，这些抄来的东西根本不值几个钱，在统计抄家“战果”时没有意义，因此我估计这些被抄的人家可能不会被计算在“抄家”户数之内的。如果这个推想符合实际，那么网上说的这个一千万户，应是单指为了在“经济效益”而被抄的人家，亦即是有别于地、富家庭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三名三高”、归侨、侨眷等人家。
而无论是一千万户、还是二千万户，这些被抄家的人家百分之八十以上属于地、富、反、坏、右、资的家庭应该不会太离谱。这些人是文革受害最大的群体，其受害时间之长，受害程度之深，均非文革中受害的“老干部”们所能比拟的。我以为这是后世欲了解文革抄家的人首先要弄明白的一个基本概念。但时至今日，这个庞大群体在文革中受迫害的情形，还是被大众所忽视。除了八十年代的“伤痕文学”对此稍有揭露外，媒体报道较多、因而大众比较熟知的大多是一些“老干部”和社会上知名人士受迫害的情况。这中间的差别，不仅仅是因为“新闻价值”不同，其实也反映了中共的媒体，即使在最开明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报道上仍划有一道明确的阶级界线。在他们心目中，地主、资产阶级遭到迫害、遭到抄家，仍是不应批评、谴责的。很不幸，我的家也是这一千万或二千万户被抄的人家之一，而且是属于没有“新闻价值”的家庭。于是我们这些家庭的悲惨遭遇，如果自己不说那就无人知晓了。如路边被人踩倒的一棵小草，一只被踩死的蚂蚁，没人会注意。然而佛说：众生平等。世界《人权宣言》也说：“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人人有资格享有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藉或社会出身、财产、出身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难道不是吗？这棵小草，这只蚂蚁，它们原来也是有鲜活的生命和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的，凭什么他们的受害就可以被忽视呢？文革抄家，被抄去的不仅仅是财物，还抄去了他们应有的政治待遇、社会地位、人生尊严。以我本人为例，当时不仅家里金钱财物被抄走，还受到过搜身的侮辱。这一段人生经历，如果我们自己不说，无人会替我们说，这段历史就会从此被永远湮没。所以，我撰写本文的目的，还不仅仅是为自己的遭遇鸣不平，也是为整个文革受害的家庭群鸣不平。
文革结束以后，中共将抄家和一系列文革错误行动归结为“极左思潮”泛滥。这样说自然也有一定道理。但仅是这样的认识我认为是远远不够的。从根本上说，发生文革和抄家运动，这是中共坚持“共产革命”的必然结果。然而，共产革命的本质是什么呢？是他们宣称的为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贫富，全民共创、共享社会财富的极乐世界吗？非也！从共产革命的历史看，从一开始它就是一场煽动穷人用血腥暴力劫掠富人财产的社会动乱。而煽动者则乘机夺取政权，取代原来的社会统治者。列宁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在夺取政权后，几乎是立即用暴力剥夺了地主、富农和资本家的全部财产。为了防止抵抗和报复，又将他们大量地予以肉体消灭。中共早期的“土地革命”以及建政初期的“土地改革”，也以杀戮为主要手段，以达到其公开掠夺地主财产的目的。一九五六年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名为“赎买”，其实也是无偿掠夺。中共在几乎不花分文的情况下，以“公私合营”的名义吞占了原本属于民族资本家私有的工厂、商店。这次文革抄家也不例外。虽然，文革中对地、富、反、坏、右、资家庭抄家是一个普遍的行动，但重点是民族资产阶级，还有社会上“三高三名”及有“海外关系”的人家。个中原因就是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环顾当时整个中共社会，除了中共高中级干部，就数这些人家比较有钱了。所以这次抄家运动虽然也包裹了一层“阶级斗争”的外衣，但实际上是一场以收刮金钱为目的的公开抢劫。中共的收获是丰硕的。据一个不完全统计，从一九六六年六月至十月初，全国红卫兵抄家上交国家的现金、存款和公债券就达四百二十八亿元人民币，黄金一百十八万八千余两，古董一千余万件。其中仅上交的现金、存款和公债券一项，就差不多等于一九六五年的国家财政收入总额（一九六五年国家财政收入约四百三十亿元）。如果加上黄金、古董等物的价值，这个数字就更加庞大了。有人说其总价值达到二千五百亿元人民币。而这还只是红卫兵上交国家的数字，被他们中饱私囊的还不计在内。当年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每次接见过后工作人员都会在现场捡到红卫兵掉落的金条。这在当时是公开的“秘密”。而以杀戮和掠夺开头的所谓“革命”，是决不会结出合乎“公平”和“正义”的果实的。“革命”胜利的结果，不过是胜利者在打倒了地主、资本家以后自己取代了地主、资本家的地位。这一点，已有无数的事实证明。
中共在文革中发动抄家运动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巩固政权。秦始皇一统江山后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江山永固，万世一系。毛泽东也一样。他因为恐惧某些执政的共产党人因为地位改变而迷失了“继续革命”的方向，被地主资产阶级“拉出去，打进来”，成为地主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从而危及他的权力地位，危及共产党的江山。于是他在高叫“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同时又提出“防修反修”的口号。他怀疑传统的文化在官员“变修”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坏”作用，於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要把所谓“封、资、修”的思想文化统统铲除。由于中共在一九五六年的“对私改造”中，没有像“土改”对待地主那样予以彻底的剥夺，允许民族资本家保留了自己的住房和金银财物不予没收，部分资产阶级还能过着相对比较富裕的生活，这不仅令毛泽东和中共干部们眼红，也感到害怕。在他们看来，资产阶级手中的金钱不仅是他们对共产党员实施“拉出去、打进来”的“诱饵”，也是他们进行“复辟资本主义” 活动的经费来源。只有予以彻底的剥夺，才能使”红色江山”更加安全。于是到文革又补上了“抄家”这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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