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吸取“匈牙利事件”“教训”，主动设计了一个“引蛇出洞”的圈套，要求知识分子向党提意见，然后发动反“右派”斗争，把大批敢于向党提意见的知识分子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解决了这个“隐患”以后，毛泽东意气风发，难得地出国亲自去莫斯科参加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这个会上，他发表了著名的“东风压倒西风”论；扬言不怕核子战争，说中国有六亿人，死了一半还有一半。因为赫鲁晓夫说他们苏联要在十五年内在各种重要产品产量上赶上并超过美国，于是毛泽东不甘自弱，也誇下海口，说中国要在十五年内赶上并超过英国。于是毛泽东人还未回国，《人民日报》已经奉命开始鼓吹“大跃进”。为了给“大跃进”加一把火，毛泽东又在党内发动反对保守思想的反“右倾”斗争。结果两个“右”一反，就反出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运动。
当年，为了鼓吹“大跃进”，中共推出了不少歌曲予以配合。有一首《戴花要戴大红花》的歌最流行，电台广播里唱，开大会表决心、“打擂台”争放“高产卫星”时也唱。其歌词是：“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唱歌要唱跃进歌，听话要听党的话！”四句口号式语言简洁明了，易学易唱，一时间无论男女老幼几乎都能开口就唱。关于这首歌，我也查了一下网上资料，发现现在歌词也被改了，“唱歌要唱跃进歌”，被改成了“唱歌要唱革命歌”，把“跃进”两个最关键的字去掉了，真是不知所谓。因为这样一改就改掉了这首歌的时代特征。文化大革命以后，“毛式革命”被人唾弃，人民公社也被解散了，“大跃进”成了中共头顶上的“癞疤”，所以极力想掩盖掉它。但这是掩盖不了的。因为仅仅改一首歌的歌词是不行的。“跃进歌”不但五八年有，五九年也有。那时我读的学校是半工半读的农业中学，学校不设音乐课，但老师却特地教了这首歌。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我已记不得，但至今还记得这首歌的曲调，而且记得歌词开头的两句是：“一九五九年呀，更是个跃进年呀！…….”事实上，中共不仅在一九五九年鼓吹“继续跃进”，到六〇年仍在鼓吹“跃进”。只不过五九年这首“跃进歌”很短命，大约到五九年夏天以后就没人唱它了。因为我们家乡的大饥荒在那时开始了。人都吃不饱，谁还有心情继续唱“跃进”歌？
一九五八年，除了鼓吹“大跃进”的歌十分流行，还有两类歌也非常流行，一类是鼓吹社会主义的和“三面红旗”，包括歌颂人民公社的；还有一类是歌颂毛泽东的。先说前一类歌。这类比较有代表性的如《社会主义好》、《公社是棵常青藤》等。尤其这首《社会主义好》，虽然是口号式的歌，不好听，但因为“政治正确”竟成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五八年九月我们家乡成立人民公社以后，很快又成立了公社有线广播站。每天早上五点钟开播，用的开播曲就是它。以后直到文革开始开播曲才改为《东方红》。在我们上海地区，有一首用沪语唱的歌《老太婆看见六样机》也很流行。其辞曰：“老太婆活到六十几，从来也只看见老婆鸡。人民公社实在好呀，亲眼看到六样机：拖拉机来抽水机，插秧机来轧稻机，电动机来电话机，只只机器本事大（发音如“杜”）呀，啊莲呀，啊莲呀，啊莲花落呀，那个莲呀莲子花花落，哎呀哎哎哟。” 由于歌词腔调引人发笑，在我记忆中也留有深刻印象。据说过去跑街卖唱的有一支曲子叫《莲花落》，我不知这首歌是否就是用了这《莲花落》的曲子配了新词创作的。
至于歌颂毛泽东的歌，当时最流行的莫过于《毛主席来到咱农庄》、《毛主席是咱社里人》等。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还出现了专为毛泽东诗词谱曲的歌曲《蝶恋花·答李淑一》、《沁园春·雪》、《忆秦娥·娄山关》和《菩萨蛮·黄鹤楼》。这都是时任沈阳音乐学院院长李劫夫的杰作。在此之后，歌颂毛泽东的歌曲就渐渐多起来了，如《浏阳河》（一九五九年）、《毛主席派人来》（一九六〇年）、《挑担茶叶上北京》（一九六〇年）。对这种现象我以为可看作稍后出现的“崇毛热”的先兆。
说起一九五八年，那真是个疯狂的年代。那时我刚就读初中一年级，就赶上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这是五八年“大跃进”运动的一个重点。我还清楚记得：那年下半年，中共提出年内钢铁产量要比一九五七年翻一番，达到一千零七十万吨。街上贴了许多宣传标语“一天等于二十年”，“钢铁元帅要升帐”，“全民动员，大炼钢铁”等等。全国城乡立即掀起一个全民大炼钢的高潮。我们学校也建了几座“小高炉”。这“小高炉”是怎么建的呢？说来很可笑，就是拾一些旧砖，垒一个一公尺左右宽、差不多一人半高的圆锥形的东西作炉体，外面用烂泥巴涂得不透气。炉顶留一个一尺多宽的口子用以冒烟，底部一侧开一个烧火添柴的炉口，大约一尺见方。炉体的底部则是用破的陶缸片，下面垫几块砖做成的。炉体内一层隔一层放我们那里出产的一种叫“狗屎铁”的含铁物质和敲碎的石灰石，好像还加一点煤块，然后在炉底用木柴不停地烧。炼一炉铁，需要连续烧几天几夜。这“小高炉”晚上添加柴火的工作都是由年纪较大的同学去做的，我们年龄较小同学的任务是白天去找青石即石灰石，并把它敲成小石子，还有就是找当柴火的木材。我们那里没有山，也没有树林，找木材比较难。但找不到木材“小高炉”就要熄火。于是我们就去砍路边、河边的小树或树枝，拆学校里的桌椅和地板烧。我们学校原来是一所耶稣教堂，有很多长的木椅子，教堂的地板也是木板铺的，都能拆了撬了来烧。反正为了“钢铁元帅升帐”，谁也不敢说这样做不可以。这些“小高炉”大多建在镇周边的空地上、小河边，或单位的院子内。因此一到晚上，小镇四周就到处是红彤彤的火光，连天上的星光也黯淡了。“小高炉”烧上几天几夜后停火，把炉体外壳扒掉，里面的狗屎铁已烧结成“沙琪玛”那样的东西。这就算是炼成的铁了。其实这根本不是铁，一敲就粉碎了。但当时我们那里的“小高炉”都是这个样子，炼出来的铁也一个样子。大家将炼出来的东西放在箩筐里抬着往公社送，还要写大红喜报，敲锣打鼓地报喜。而公社干部也一本正经地称重量，登记簿册上报。到年底，报纸上说已经胜利完成了一千零七十万吨钢铁任务。只不知道我们炼出来的东西是不是也计算在内。
一九五九年春天，与很多学校一样，我们也种了一块水稻试验田。因为毛泽东说农业提高产量要抓住八个环节，即改良土壤、多施肥料、兴修水利、推广良种、深耕密植、防治病虫害保护植物、改革工具、加强田间管理，被人归纳为“土、肥、水、种、密、保、工、管”八个字，称为农业“八字宪法”。为了贯彻这“八字宪法”，很多地方劈山造田，大兴水利。这些大工程我们当然做不到，于是就在深耕密植、多施肥料上下功夫。那年春夏之交正是插秧时节，老师带领我们深耕土地。要耕多深呢？提出的口号是七市尺。这还不算最深的，因为报纸上刊登的先进事例，还有深耕一丈多的。挥舞十几斤重的铁鎝深翻土地，我们年纪小的学生根本体力不够，好在有一批年纪较大的农村学生，但他们也翻不到七尺，大约翻到三、四尺左右，人站在低处已只剩个头和半截胸部在地面了。我们那边的地下水位高，翻到三四尺深，底下已成水坑，泥浆四溅，人人好像泥猴子一般。我们比较幼弱学生的任务是将前一段时间割草弄来的草肥丢到深坑里，然后耙一层土下去，再丢一层草。结果将地表的熟土都填到了深处，生土却翻到了面上。而究竟施了多少肥下去，恐怕老师也没有统计。至于插秧密植又要密到什么程度呢？要求是一寸半间距乘一寸半行距。插秧我们年纪小的也能做，但一寸半乘一寸半的距离实际很难掌握，这样的密度秧株与秧株已快碰到一起，可是老师的要求是只能密不能稀，于是我们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能插多密就插多密。到了秋天，稻棵已长得没有行距间距。因为通风不良，施肥太多，稻秆都细细的、软软的，稻叶却疯涨，抽了穗不结籽。整片稻棵都呈灰白色，好像是受潮朽坏了的陈年稻草，倒伏在田中，颗粒无收，倒是赔掉了好几十斤种子。当年的大跃进，大多都是这样不符科学、不讲成本的蛮干。
当时政府还宣传：人民公社是通向共产主义的金桥，“大跃进”一天等于二十年，共产主义的幸福生活，只要大干几年，不久就可以实现。共产主义生活是个什么样子呢？中共给我们描绘的美景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点灯不用油，种田不用牛”。可怜无知的老百姓并不知道，一直被政府宣传为“腐朽没落”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人民早已过着“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生活了。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刚成立时，农村每个社队都办了食堂，实行过短暂一段时间“吃饭不用钱”的生活。政府宣传说这也是共产主义生活的一个方面，我们已经比苏联先一步进入了共产主义。因为可以畅开肚子吃，有些农民吃的肚子滚圆，割稻腰也弯不下，个别的连路也走不动。可惜这种吃饭不要钱的幸福生活仅仅过了二、三个月就停止了。不久“大跃进”的恶果显现。我们那里是到了一九五九年下半年，大饥荒才开始临到我们小镇人头上的。人们都沉默了。人人关心的是吃，怎样能尽量多吃一些，让肚子饿得好过一些，不要被饿倒了甚至饿死了。在那段大饥荒的日子里，除了每天早晨公社广播站开播时照例要播一次《社会主义好》，我不记得那时还有什么歌曲流行。人都快要饿死了，哪里还有力气精神唱歌？不知为何，那时公社广播喇叭中倒是经常播放越剧《红楼梦》的唱段，那段徐玉兰唱的《宝玉哭灵》常常听得人满心凄凉。
到一九六二、六三年，中共开始公开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有一首《我们走在大路上》和一首《高举革命大旗》成为流行歌。那时人们还没有完全从大饥荒中恢复元气，精神上也多是萎靡不振的。大饥荒刚开始的一、二年，中共对何以会有大饥荒的原因不作任何解释，但此时开腔了，说大饥荒是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造成的。中共还说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高举马、列主义大旗，坚持原则，开展与苏共修正主义集团的斗争，展现了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范。现在，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的重任，已经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身上。”这一番话又将不少头脑简单的人，特别是年轻人骗得激情澎湃，觉得“苏修”真可恶，觉得我们有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真自豪，“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为了马列主义大旗不倒，饿几年肚子也值得，困难再大也不怕。而这两首歌可说正是应运而生。《我们走在大路上》歌词有三段，其第一段歌词是：“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毛主席领导革命队伍，披荆斩棘奔向前方。向前进，向前进，革命气势不可阻挡！向前进，向前进，朝着胜利的方向！”《高举革命大旗》的歌词开头几句是“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革命时代当尖兵。哪里有困难，那里有我们，赤胆忠心为人民。……”这些歌的歌词慷慨激昂，曲调气势磅礴，确实很能激发人的豪情壮志。不过当后来我知道一点大饥荒的真相后，从内心产生了厌恶和鄙视作者的情绪，觉得这种骗子实在太无耻了！
一九六四年，大陆音乐舞台上出现了两组大型组歌，一个是《长征组歌》，一个是大型音乐舞蹈剧《东方红》。《长征组歌》由时任中共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作词，总政文工团和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谱曲，共有十首歌曲。《东方红》全剧分八场，有歌曲三十九首，由总理周恩来亲自导演。一九六五年拍成彩色电影在全国上映后，其中很多歌曲迅速成为流行曲。尤其男歌唱家胡松华演唱的《赞歌》，和西藏女歌唱家才旦卓玛演唱的《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最得人喜欢。人们喜欢他们的歌倒不在歌词，而是他们唱得实在好。特别是才旦卓玛的嗓音，也许是来自空气清新雪域高原的原故，清纯嘹亮，得天独厚，有一种特别的穿透力。而她唱歌所用的感情也似乎特别真挚。这也许与她的农奴出身有关。因此听她唱歌与听别的歌唱家唱歌，感觉就是不一样。此后凡她唱的歌，几乎首首受欢迎，首首成为流行热歌。特别是《翻身农奴把歌唱》、《唱支山歌给党听》、《在北京的金山上》、《远飞的大雁》等，学唱的人特别多。这些歌歌词的内容除了歌颂中共，大多是歌颂毛泽东的。其实《东方红》全剧三十九首歌，几乎都是颂扬毛泽东的。这对于当时正在形成的“崇毛热”，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重大作用。崇毛歌曲对大众的感染力，要远比干巴巴的“语录”强得多。在中共历史上，刘少奇在中共“七大”开“崇毛”先河，到文革林彪将之推上最高峰。而期间周恩来对“崇毛”所起的作用却往往被人忽视。然而我却以为，他的作为虽不愠不火且十分低调，但潜移默化，攻心为上，起的作用实不容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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