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抗美援朝”运动是全国一等一的大政治运动，只有“土地改革运动”的规模可与之相比。在我们家乡，“土改”几乎是与“抗美援朝”同时进行的。有一首歌大多是在斗争地主、开公审大会时唱的，用的是我们苏南地区的方言，因此很有地方特色。歌词曰：“大家看一看呀那哈，大家想一想呀那哈：地主，搭仔农民，到底是啥人养活仔啥人那哈？嘸没吾伲来种田，天佬（上）勿会落白米，半夜睏，五更起 …… ”可惜这首歌我现在已经记不全了。当年土改运动具体怎样进行的我年纪还小不太清楚；但斗地主，开公审大会枪毙地主的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公审大会好像隔不多久就会召开一次。我们乡的公审大会都是在镇上颜安中学操场上召开的。这是镇上最大的一片空地，可以容纳一、二千人。开会时，操场南边会用粗毛竹和木板搭起一个半人高的台，台正面上方拉一条红布横幅，写几个“公审大会”之类的大字。台上并排放二三张学校的课桌，桌子后面有二三条长凳，坐几个干部模样的人，可能还有准备在台上控诉的人。台四周插了好多面红旗。台下第一排则是几个被绑着公审的地主，由背枪的民兵押着。另外会场四周也有背枪的民兵巡逻。大会开始时，有人指挥大家反复地唱这首歌，然后有人讲话，接着大会进入控诉阶段，台下的地主常常被拉到台上示众。每次开会结束，总是要枪毙一个、二个人，罪名是“恶霸地主”。据说那时候枪毙人，不必要收集罪证和以法律量刑、报上级批准那套程序，只要乡里几个主要干部商量好了，大家点了头，通报一下上级就可以杀人了。那时我对看开公审大会的“热闹”很起劲，也常跑去看。但对枪毙人的场面很害怕，往往到大会快结束要枪毙人前，就先偷偷溜回家了。不过，我虽没有亲眼看过杀人，我们学校一些年纪较大的学生却常常会在学校里起劲地谈论最新一次杀人的细节，让我补充了没敢亲见的场面。据他们说，有一次枪毙人，行刑的人开了一枪，犯人中弹扑倒在地，行刑人以为他死了，施施然走上前去察看，不料犯人突然又爬起来向前飞奔，行刑人一时之间不知所措，呆呆地站着不动，等了一会才醒悟过来，赶紧拉枪栓追上去瞄准再补了一枪，才把犯人打死。又听他们说：行刑的人对怎样杀人也有研究，如果要将犯人的屍体打得很可怕，就会事先将子弹尖放在鞋底磨几下，这样会将犯人身体打出一个大窟窿来。有一次他们用这样的子弹打犯人的脑袋，将犯人的天灵盖也打爆飞到半空，脑浆四溅。这些血淋林的杀人场面，常听得我胆颤心惊。
没收地主的土地，枪毙地主，罪名是“剥削”。中共说地主出租土地收取租米是不劳而获，是“寄生虫”；而穷人之所以穷，都是被地主“剥削”穷的。当时我们乡里不知是谁编了一首打油诗，以长工身份控诉被地主“剥削”后的穷困。我记得其中几句：“前世勿修，投（投胎）在泖口（我们乡一个在泖河边的大村庄）。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夜里睏觉，破瓦爿当枕头。豆腐干大小被头，盖了上头，没有下头，盖了中间，没有两头……。”长久以来，我也一直认为地主出租土地以收租米为生，这就是剥削，就是罪恶。可是等我稍大一些，特别是一九五六年父亲去了香港后，父亲购买的建设公债每年对号码兑现的事由我来做以后，一次我突然想到公债有利息，还有人们存款在银行也有利息，这利息不也是不劳而获的吗？与地主出租土地收租有什么本质不同呢？为什么这样的“剥削”政府就允许，还要动员人们储蓄将钱存到国家开设的银行去，说多少钱存一年可得多少利息，多存钱可以支援国家建设，而地主出租土地收取租米的“剥削”就不能允许，是罪恶，非但要没收他们的土地财产，甚至要枪毙他们？其中的道理谁能解释得清吗？过了若干年，我三姐结了婚，她的公婆当年都是从天津乡下农村到上海做工的童工出身，是所谓“响噹噹”的“无产阶级”。一次听我三姐夫的父亲说，他们当年从天津乡下来上海做童工，都是两手空空身无分文的。但省吃俭用，过了几年就积了一点钱。再几年成家时，正好有营造公司集资买地盖房子，他们也买了一个单位，就是现在住的这二楼二底的简易楼房。多年来生儿育女，一家人生活虽说不上富裕，但也不致冻饿。有几个一起来的同乡，因为好吃懒做或染上了毒瘾、赌瘾，结果到“解放”也是光棍一条。由此我明白了中共宣传的所谓“剥削”，内中也有很大的虚假成分。一个人穷，原因很多，不能都把它推给“剥削”。那个诉说睡觉被头太小、用破瓦当枕头的长工，我想大概率不会是个勤劳节俭的人。那时我也已经参加工作几年了，经常和农村中的基层干部打交道，发觉有不少所谓的“土改干部”，以前其实是农村中的“二流子”，甚至是地痞、流氓，就因为他们出身贫苦，斗地主积极，被中共看中吸收入党，成了中共的基层干部。
“土改”运动将地主的土地无偿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但我们不是农民的城镇居民居然也能从中分到了一点好处。那就是政府举行的贱卖“胜利果实”大会。“胜利果实”是指从地主家中没收来的衣服、家具等生活用品。政府将此类物品集中了以低价卖给大众。这种做法与周立波在《暴风骤雨》中描写的东北地区的土改有所不同，倒与文革中政府通过供销合作商店出卖抄家物资的做法相似。记得当时我与我父亲也去出卖“胜利果实”的场地参观过，最后花一元钱买了一张矮凳一样的小方桌，是用很好的硬木做的，买来供我们小孩吃饭写作业用。还有一只铜丝绕成的罩子，不知原来是做什么用途的，因为便宜，记得好像只有五角钱，也顺手买了。这个罩子我们曾经用来做养小鸡的罩子，也做过放在煤球炉上面烘衣服的烘笼。到一九五八年“大炼钢”时才被国家作为“废铜烂铁”收购了去。
在“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运动的同时，中共还发动了一个“镇压反革命”运动。这三个运动当时统称“三大运动”。也许是镇压反革命运动是一个十分恐怖、十分血腥的运动，不适宜大肆宣扬，因此记忆中中共好像没有用歌曲来作宣传。但是，我对这个运动我还是有印象的。当时三不时召开的“公审大会”，除了枪毙“恶霸地主”，也枪毙“反革命”分子。当时我们镇上有几个在国民党时期担任过镇长之类职务的都被枪毙了，还有几个商会的头头，如一个姓张的，一个姓龚的，也是以“反革命”罪枪毙的。文革后我见到毛泽东当时做的批示，各地枪毙人以及枪毙的数字都是他分配下去的。枪毙人不是按其罪行，而是按当时当地的政治需要。在他的笔下，人的生命不过是一个百分比的数字。
当年，除了“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是中共歌曲宣传的重点，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中苏友谊，强调共产主义阵营团结的重要性。记得那时有一首歌叫做《全世界人民心一条》，歌词是：“胜利的旗帜哗啦啦的飘，千万人的呼声地动山摇，斯大林——毛泽东，毛泽东——斯大林，像太——阳——在天空照。红旗在前面飘，全世界人民路一条，争取人民民主，争取持久和平，全世界人民——心一条！ ”这首歌与“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一样，也是我最初会唱的几首歌之一。在写本篇回忆的时候，我上网查了一下有关资料，发现现在的歌词和原来的歌词有所不同。原来的歌词我记得是“斯大林——毛泽东，毛泽东——斯大林”，现在被改成了“毛泽东——斯大林，毛泽东——斯大林”。这是不对的。在当年苏联是中国的“老大哥”，斯大林是全世界共产党的领袖，所以即使在中国，斯大林的威望和政治地位也要比毛泽东高，怎么可能歌词中两次都把毛泽东放在斯大林前面！
那时侯上街游行，大多要抬领袖的画像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凡只抬中共领袖像的，则毛泽东、朱德两个像并排，或毛前朱后；若是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像也抬出来的话，则马克斯、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在前，毛泽东排在最后。如果只抬斯大林、毛泽东两个人像的，则斯大林在前，毛泽东在后。这样的次序，没有人敢搞错。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斯大林去世，三月九日莫斯科举行葬礼，中国城乡都特地临时安装高音喇叭实况转播葬礼情况，北京动员了六十万人举行追悼会，其隆重程度堪称空前。犹记得那天下午刚好有一对新人到乡政府去登记结婚，我们一群小孩子适逢放学在街上遇见，便跟着去乡政府看热闹。等到这对新人登记完毕，刚走出乡政府大门仅几步，突然街上的高音喇叭响起来了，万里之外的莫斯科斯大林的葬礼正进行到默哀三分钟。此前，中共早就通知老百姓，斯大林下葬时中国老百姓也必须默哀三分钟。所以这对新人和陪同的大人们听到喇叭声都立即原地站定低头致哀。对此我们学校老师也有嘱咐，但我当时竟忘了，及至看到大人们突然站定了不走于是也不敢动，和其他孩子照他们的样子也低头默哀，然后才记起今天是举行“斯大林爷爷葬礼”的大日子。在那时，连我们小孩也知道，斯大林是比毛泽东地位更高的领袖，全世界共产党都要听他的话。因此，斯大林死了在中国就有如死了“太上皇”。而《全世界人民心一条》这首歌原来的歌词，第一句将斯大林放在毛泽东前，第二句放在后，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已经照顾到了中国人对本国领袖的感情。反而改动后的歌词除了不符合当时实际，在声调音节上也不顺。
写到这里，我刚好看到一本张泽石著的《我的朝鲜战争》，可为旁证。朝鲜战争中，张泽石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被拘禁在南韩巨济岛战俘营。一九五三年三月六日那天，他从美军《星条报》上看到斯大林去世的报道。消息传开，第二天战俘营中中朝战俘们在地下党组织的指挥下，集体开了一个追悼会，还唱了朝文的《斯大林元帅》之歌。其歌词有这样的文字：“人类的太阳，照耀千秋，斯大林元帅……”管理战俘营的美军上尉托雷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人、朝鲜人对苏联人的斯大林如此尊敬。张泽石告诉他：“斯大林首先是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象征，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代表。”从朝文的《斯大林元帅》的歌词、还有张泽石回答美军的话，我们可以想见当时斯大林在共产国家的地位有多崇高，即使在中国或北朝鲜，斯大林的地位也是高过毛泽东、金日成的。
大约很多在这个年代之后出生的人并不知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曾经有一段时期，中共的国策是向苏联“一边倒”的。什么叫“一边倒”呢？按我的理解，不仅仅是偏向或倾向，而是完全投向苏联怀抱，唯苏联为马首是瞻。那时候中共公开的宣传，说苏联是我们中国的“老大哥”，而实际的做法犹如中共的“老子”。斯大林是中国人的“太上皇”。任何一个苏联人来到中国也会高人一等。据说那时来中国帮助中国建设的苏联专家，有些其实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但在中国的技术人员面前，无论他们发表什么意见，领导都认为是对的，比中国的技术员高明，真有“放个屁也是香的”那种味道。总之，任何人不能说一句苏联不好的话。一九五七年有一些自以为是真话直说的知识分子，就是因为说了几句对当年苏联红军在东北强奸妇女，把大量工厂、铁路设备拆了运回苏联等话，被毛泽东这个“儿皇帝”打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所以，那时候在对待苏联问题上的政治风气，与后来毛泽东跟苏共反目后的情形是完全相反的。不要以为几年后毛泽东反对“苏修”了，《九评》中敢批判苏共“老子党”了，一些干部也敢骂赫鲁晓夫是“黑秃”了，就以为毛泽东是一贯坚持民族独立，坚持各国共产党一律平等的民族主义者。其实根本不是这样的。在中共早期，中共仅仅是国际共产的一个支部，要接受国际共产的指导，也接受苏联的经济援助。一九三一年至三五年间，中共在江西瑞金成立的国中之国，名称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发行的货币上印的头像不是中国人，而是苏联的列宁。一九三一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共立即作出决议，要求全党不是保卫中华，而是“武装保卫苏联”。原因是从沙俄时代起 苏联在东北就有巨大利益。日本占领东北，排斥了苏联势力，于是中共这个“儿子党”就要跳出来叫嚷“保卫苏联”了。所以，请大家认真想一想：这样的党会是民族主义的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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