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〇年初，为躲避“九七”大限，我冒着当黑市居民之险，举家从香港“旅游”来了美国。当时正是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门大屠杀事件”之后，很多人从电视直播和报刊中目睹中共出动军队、坦克镇压学生和市民的真相，对香港回归没有信心，纷纷用脚“投票”离开了这个曾经的“东方明珠”。很感谢美国政府的人道关怀，国会通过了“六四”特赦法案。因我们是大陆出生属于特赦范围，不久也拿到了绿卡。但语言不通，又无可在美国社会实用的一技之长，为生计，我先后做过餐馆打杂、毛衣厂烫工等工作。这些工作既辛苦，时间又长，且环境沉闷，一时之间看不到前途在哪里，心中一片茫然。好在工作都是独立进行的，不用太打扰别人，为了排遣内心的闷郁，我有时会一边工作一边很轻声地哼一些过去会唱的歌曲，也算是苦中作乐、藉以打发时间吧。 刚开始，我是想到哪首歌就哼那首。一次我有意识地按歌曲流行的时序来哼，从我最早会唱的歌哼起，一直哼到离开大陆，甚至香港的一些粤语歌。这样就不仅是哼歌，同时也成了一种回忆。以后我就常常这样做，且不断添加新想起来的歌曲。而每当我哼到一首歌时，那首歌流行时代的情景也会油然浮现在眼前。这样由头哼到尾，就恍如将共和国的历史重新检视了一遍。思前想后，感触良多。其中有几首歌在我生命历程中还具有特殊的地位。它们与我当时特殊的经历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每当我哼它们时，心中就会泛起一种异样的感觉，其中的甜酸苦辣，也唯有自己知道。这些歌曾伴随我成长，融入了我的生命。它们不但反映了某一年代的特征，也记录了我人生的足迹。
一
我在虚岁五六岁的时候就已会唱好几首歌。这倒不是我有什么唱歌天才，实在那个时代可称是中国历史上歌曲最大众化的年代，听得多了，不会唱的也会唱，即使唱不全，也能哼几句。那是一九五〇年代的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不久，张爱玲曾戏称这个新生的政权是“秧歌王朝”，可见唱歌的普及非同一般。可以说，当时中共宣传任何政治任务，都是以歌曲来开路的。正是这样铺天盖地、密集的歌曲宣传攻势，才使我这个才五六岁的小孩也学会了不少歌。也正因为歌曲被赋予了政治宣传的任务，这些歌都带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征。例如当时有一首歌颂新中国成立的歌《歌唱祖国》，到处传唱。这大概也是我最早学会唱的歌曲之一。我对这首歌十分喜爱，犹记得第一段歌词是：“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宽广美丽的土地，是我们亲爱的家乡。英雄的人民站起来了，我们团结友爱坚强如钢。” 那首歌充分地表达了广大人民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新中国的祈望。当歌声从无线电喇叭或镇上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中播放出来时，那雄壮豪迈的歌声虽已过了一个甲子，但只要一想起来就仿佛仍在耳边迴响。那时侯我家有一个五灯收音机，父亲常用它来听新闻、听评弹。我所居住的小镇上当时还没有广播站，有线广播站是一九五八年开始设立的，但那个年代政治运动多，每当上级政府有什么重大的政治宣传任务，或者镇上要开大会，就会临时用扩音机拖一根电线，沿街在电灯杆上装几只高音喇叭，对全镇广播。这首歌我就是从喇叭里学会的。
记忆中我最早学会的歌中还有一首叫《解放区的天》。这是为配合新政权建立而作宣传的流行歌，其歌词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呀呼嗨嗨依个呀嗨 …… ”这是一首典型的秧歌歌，其节奏与秧歌的舞步合拍。那时街上经常有游行队伍，里边总有一队跳秧歌的年轻女子。跳舞的人两人一横排，腰里用红绸带系一个红漆的小腰鼓，两根棒棰尾部也各系了一条红绸带飘着，进两步，退一步地边跳边唱，唱的就是那首歌。我们小孩子多数就站在自己家门口看热闹，看了几次，也就会唱了。
那时，我们小孩唱这些歌并不真的明白这些歌的意义。但后来慢慢长大了，我就开始有点怀疑当时的那些大人，他们是否也真的相信“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虽然从好几幅拍摄于当时的照片看，那些跳舞的女子和举着红旗游行的人们，他们脸上的笑容那么灿烂、纯真，我相信他们那时侯确实是这样认为的。但后来的事实表明，我们都上当了。中共建政以后政治运动就一个接一个不停，整了一批人又整一批人。搞运动成了执政者震慑人民的法宝。用毛泽东后来的一句话表达，就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那些手握整人大权的人越来越专横，越来越听不得人民的批评。权力不受约束，于是贪污腐化泛滥。以致现在的中国大陆竟然出现这样的民舆：说如果将中共所有干部排了队统统枪毙，中间或许有人是冤枉的；但如果一个隔一个枪毙，肯定有不少漏网的。贪官污吏这样多，社会政治环境这样丑恶，试问这个“天”还会是“明朗的天”吗？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前夕，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在与毛泽东交谈时委婉提醒毛，说贵党将来若执政，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规律。毛信心十足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不能不说当时毛泽东这个回答是对的。但是，从其后来的所作所为看，他是食言了。从现在中共已将“维稳”、即防控人民造反作为执政最大的挑战和任务这一点看，他们自己也清楚，他们这个政权犹如坐在火山口上，不知火山何时会爆发；也如一叶扁舟飘荡于波涛汹涌的大海之上，不知何时一个巨浪拍来，瞬间就会令他们粉身碎骨。由此看来，中共非但没有跳出黄炎培说的这个历史规律，而且同过去的朝代相比，或许还是短命的。昔贾谊作《过秦论》分析貌似强大的秦皇朝何以二世而灭，结论是“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我以为这个结论用在中共政权身上也适合，需要增加的一条是“以倡议民主、欺骗人民起家，而不给人民民主也！”
毛泽东没有执政时就知道民主是好东西，当初他们号召人民推翻国民党的理由之一就是国民党不民主。为什么他们自己执政后也与国民党一样，甚至比国民党更独裁呢？我想这里面肯定有一种或几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比人们表面看到的更深刻的规律在起着作用。而在这些更深刻的规律中，我认为有一条就是人性。人们常说某个国家现在由某某党在执政，我却认为与其说是一个政党在执政，不如说是一群人在执政。而既然是人，就受人性的制约。人性有各种弱点和弊病，其中最大的弱点就是私欲。对于这一点，中共其实也是认识到的，所以他们提倡“大公无私”，要人们“斗私批修”。但是，由于他们不承认有普遍的人性而只承认阶级性，同时他们把自己排除在普通人之外，自诩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是“彻底地为人民服务”的。于是他们总是以“革命者”自居，总是想去革别人的命，而很少想到也需要革自己的命。因而他们执政之后不是在制度上设法防堵人性中的私欲泛滥，尤其针对执政者如何避免他们以权谋私，以私妨公，不迷信自己的“自疗”功力，虚心学习世界各先进国已有的经验，通过分散权力、充分发扬民主、开放舆论接受舆论监督、政府官员由人民任免、建立问责制度等方法来相互监督和约制，而是反其道而行之，以所谓的“阶级斗争”来实行专制统治，以“舆论一律”来禁绝来自人民的批评声。其结果必然是掌权者得不到有效监督和制约，从而私欲泛滥，权贵横行，公义不申，冤狱遍地，社会迅速走上对抗和亡败之路。看现在的中共，维稳经费超过国防经费，显然他们是将人民当成了他们主要的敌人了。于是整个社会再也不是当初那种旭日初升、朝气蓬勃的兴旺景象，而是一副“忽喇喇大厦将倾”，“昏惨惨黄泉路近”的末世情怀。回首前尘，能不令人浩然兴叹！
一九五〇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十月，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式入朝参战。“抗美援朝”的歌曲如“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以及“嗨啦啦啦啦嗨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地上开红花，中朝人民力量大，打败了美国兵啊” 就大流行起来。当时还有一首歌 “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了日本狗强盗，消灭了蒋匪军”，也很流行。这首歌可能是从解放战争流传下来的。那时“解放战争”刚结束，“抗美援朝”战争就接上了。在政府的号召下，我们镇上还有周围乡下有不少人参军去了朝鲜。出发前，他们集中在我家附近一家叫“袁同济”中药店的后面，那里有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子后面是一座有着高高围墙的大宅院，估计以前是哪个大地主的。那些志愿军就住在里边。每天清晨，有一个解放军军人站在“袁同济”门前的大石桥上——我们叫它“圣堂桥”——“滴滴嗒嗒”地吹小号。凄厉的号声穿透冬天凛冽的空气传得很远。白天，“袁同济”药店门口经常有一大群穿土黄色志愿军条纹棉军衣的人，胸前挂一朵大红花，在那里进进出出，几乎热闹了整个冬天。数年后停战了，志愿军陆续归国。归来的人作为复员军人都由政府安排了工作。我认识的就有好几个。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有好几个都是地主家庭出身，说明当时参加志愿军对家庭成分要求还不严格。有少数立功的则留在部队当了官。其中有一个是我同学的姐夫，家里原是开水糕店的，没参军前我也见过，就是在朝鲜立了功，后来在军队中做了很大的官。据说退休时在中共上海市委还挂了个委员的头衔。至于当年从我们这儿出去的人中有没有战死在朝鲜的，或被俘没有归国的，这我就不清楚了。
当时，中共在“抗美援朝”问题上撒了好多谎。比如中共为欺骗人民支持“抗美援朝”，一直说是因为南朝鲜李承晚匪帮和美帝国主义侵略了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并想进一步侵略中国，中国才出兵“抗美援朝”的。中共对中国老百姓特别是农民则说：美帝国主义者侵略朝鲜，是将朝鲜作跳板，最终目的是要打到中国来，让蒋介石捲土重来。而一旦蒋介石回来，你们刚分到手的土地就会被地主收回去。所以，你想保你的土地，保你的家，就要参加志愿军，只有到朝鲜去打败了美帝国主义，蒋介石就回不来了。那时候很多人相信这样的宣传。若干年后，我才开始怀疑“保家卫国”这个说法。因为假若美国真要帮国民党打回大陆，东南沿海什么地方不好登陆，不好打，非要绕道朝鲜再从东北往南打？这不是“城头上出棺材——兜远路”吗！数年前，我在一份有关中共党史的杂志上看到一篇资料证实我的怀疑是对的。这篇资料揭露：一九七〇年十月，北朝鲜首相金日成访华。毛泽东在接见他时谈到了当年“抗美援朝”动员人参加志愿军一事，毛对金说：我们“把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结合起来，叫‘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你如果不提‘保家卫国’，他不赞成啊，他说，只为了朝鲜人，不为中国人还行啊？所以我说是为了保家卫国嘛，就是你要保家，你要卫国，要到那个地方去保，那个地方去卫。”当时，北方老解放区土地改革已经完成几年，新解放区土改也大多已完成，南方土改正在进行。许多过去无地的农民刚分到土地不久，或正要分到土地，都欢喜得不得了，正指望着它从此过上好日子，甚至发家致富呢！所以，毛泽东是看准了农民的心理，才提出了“保家卫国”口号的。这样，动员人参军就容易了。
中共还一直说“抗美援朝”志愿军打了胜仗。那时我们也都相信。及至多年后我去了香港看到有关书籍，才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战争基本是打了个平手，但志愿军伤亡惨重。中共说是死了十八万。可西方国家统计远不止此数。前苏联的统计更多，说中国志愿军死亡了一百万。二〇〇九年中共总理温家宝访问朝鲜时去志愿军烈士陵园吊唁，曾这样说：“安息吧！几十万英灵！”几十万和十八万，那是差了几倍的。我想温家宝身为中共的总理，总不会胡说八道去“灭自己威风”的吧？而不管死了多少，这些人死得值得吗？“美帝国主义”没有打中国，他们是为了金日成的野心而死在异国他乡的。这些死亡的人，除了部分是战死的，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冻死病死的。当年，有些志愿军部队没有冬衣就被派到冰天雪地、正是隆冬零下几十度的朝鲜去作战，结果一下子就冻死冻伤了好几万人。光是长津湖一役，第九兵团战斗伤亡一万九千二百多，冻死冻伤竟达二万九千多，总计伤亡近五万，超过实际参战人数一半以上。这些志愿军部队其中有不少原来是国民党军队，是在解放战争中投诚中共的。因此也有人怀疑中共将这些缺乏必要装备的原国民党部队派去朝鲜战场，意在借刀杀人。也因此停战后有不少志愿军战俘——其中大部分是原国民党军——选择去了台湾。
因为抗美援朝，中共不得不暂停正在筹备的攻打台湾的计划；也因为中共出兵朝鲜打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美国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从此以后几十年来中共军队都无法越台湾海峡一步，使“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空喊了几十年至今还毫无结果。还有，因为“抗美援朝”，中共欠了苏联大笔的债务。当年，我曾听到民间有个传说，说“抗美援朝”中苏两国帮金日成打南朝鲜“统一祖国”，是为了尽“国际主义义务”，中苏两说好了是中国出兵，苏联出武器。所以我们一直以为志愿军使用的武器弹药都是苏联无偿供给的。这个谎言直到十年后才被中共自己戳穿。六十年代初中共为了解释大饥荒发生原因，说是由“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造成的。而中共欠“苏修”的债，其中就包括了“抗美援朝”时苏联提供给中共军队的枪支弹药和各种装备的费用。
当时，中共为了筹集朝鲜战争的经费，发动全民“捐献飞机大炮”。那时地主、富农打倒了，社会上比较有钱的是民族资产阶级，因此捐钱主要是让各私营工商业者捐钱。其次是各机关、学校、工厂等有工资收入的人捐钱，拿不出现金的，在以后的工资里扣。还有一种方式是街头募捐，我见过很多次。街头募捐的七、八个人一组，最前面两个人撑一个红布横额，上面写“抗美援朝募捐”之类的大字，随后一左一右两个人提一只栲栳或箩筐走在中间，再后面是几个敲锣打鼓的。他们一路前行一路向路人和商家要求捐钱。街头募捐得来的数额可能不太大，因几次募捐队伍从我家门前经过，我见箩筐底部的钱不多，且多是些面额壹佰元、贰百元、伍百元（旧币，等于一九五五年币制改革后的一分、贰分、伍分）的分钱，角钱很少，还不及隔壁“圣堂”节日里烧香客捐的香油钱多。这当然是我的误会。其实政府靠“捐献”筹得的钱总数还是很庞大的。据有关统计资料：截止到一九五二年底，全国捐献的金钱，达到人民币五亿四千七百万元（新币。旧币五万四千七百亿元）。用这笔钱可以购买飞机三千七百一十架。这些钱大部分是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一些大、中资本家拿出来的，大约占了捐款总额的百分之七十。不过光这笔钱还不能解决战争带来的财政赤字，于是毛泽东在高岗、薄一波等人的“启发”下，以资本家“偷税”、“漏税”为理由，搞了个“三反”“五反”运动，在全国工商界头上狠狠地敲诈了一笔“退税”、“罚款”。据《陈云传》，其总数达到三十六亿元人民币（新币）。这才解决了因朝鲜战争军费大量激增引起的严重财政赤字问题。
那么，毛泽东这么热心帮助朝鲜金日成，是真的基于共产主义国际义务吗？据我看，可能并非如此。毛泽东其实是想借此机会插手朝鲜事务，并借援朝抗美的机会控制朝鲜，让朝鲜像过去历史上曾经的那样，成为“中华帝国”的附属国。对于毛泽东的这个野心金日成也是觉察的。所以朝鲜战争尚未结束，金日成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全面清除劳动党和军队中亲华的势力，甚至一度将志愿军烈士陵园也毁掉。不过关于这个问题说来话长，以后有机会我将在另外的文章中详细讨论。
在“抗美援朝”时期还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大约是在一九五二年时候吧，政府突然大力宣传要民众防止美帝的“细菌战”，说美帝国主义派飞机飞到中国来，投下细菌炸弹，散布细菌。我见到政府张贴在街头墙上的宣传画，画了一个开裂了的炸弹，里面飞出许多苍蝇、蚊子，还有好多跳蚤和老鼠。图中还有一张小圆图，里边是一条条罗丝状的细菌。一天上级政府派来几个穿白大褂的医生来我们镇上，说是检查有没有美帝投下的细菌。那天已记不得是不是星期天，反正我没上学，因此听到消息就赶去看热闹。当走到镇最东边那座惠世义学桥的桥堍下，这几个医生在河边石驳岸石缝的一棵草上发现一种白色的东西，于是小心地用镊子采下来放到一个小瓶子里，说要带回去化验。虽然当时我就知道这白色的东西不过是一种蚜虫吐的丝，在秋冬季节的田野里很常见，但仍相信抗美援朝期间曾经发生过“细菌战”。直到前几年，我才知道了这个所谓的“细菌战”根本是“子虚乌有”。现在大陆出版的比较严肃的史书，对此已闭口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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