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德辉：被枪杀的长沙大儒
本刊记者 刘念国／整理
叶德辉（1864—1927），字焕彬，号直山，又号郋园。祖籍苏州吴县，因幼年随父至湖南，遂注籍为长沙人。清光绪十八年（1892），他考中二甲第九十五名进士，旋授吏部主事；同榜进士中有不少近代名人，如蔡元培、张元济、赵熙、赵启霖、蒋廷黻等。在吏部供职不过两年，他便告假归里，自此不再出仕。
但是，不做官好办，事亲养家，日常经济问题如何解决？叶德辉早有盘算。其父本是商人，在当时长沙的黄金地段——坡子街， 拥有一间旺铺叫做“叶公和”酱园，一向生意兴隆。及至叶德辉衣锦回乡，且不说利用自己的身份去做官商勾结、牟取暴利的事，至少能避开一般商人经常遇到的无妄之灾，以保证家族生意的“可持续性发展”。当然，叶德辉之弃官从商，即在西风渐染的清末，也是一桩“另类”的事情。
传统中国士大夫或不讳言利，其上者讲经世济民之学，为国谋利；其下者，则不免营私舞弊，追逐一己之利。但是，不论上等下等，一般而言，都耻言商业，更不必说亲自参与商业经营。这自然是受了重农贱商传统影响的结果。叶德辉则不信这一套。据其弟子的记叙，他非但不耻言商业，甚至“耻言高尚，以为高尚乃无用之别名”。在那个时代，什么是“高尚”呢？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才是“高尚”；书读得好，能中进士入翰林，居恒一卷在手，暇则弄月吟风，不亲俗务，口不言钱，这才是“高尚”。叶德辉竟以此为耻，可见他的特立独行，可见他的思想开放。但是，他并不以商业盈利为人生目标。对他来说，拥有丰厚收入的最大好处，在于可以专心治学、不为他累。以学术为志业，聊适我心；不以学术为职业，借敷我口。
那么，叶德辉的学术水平又如何呢？传统学问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评价学人，大皆看他的经学造诣如何。然而清代学风不同于前代，学者喜治小学（音韵、训诂、文字之学），于是，评价某人的学术，多看他在小学上的成就。叶德辉在小学方面的著作，有《说文读若字考》、《六书古微》等书。近代学者杨树达是叶德辉的弟子，评价乃师著述，仅许以“编摩之久，用力之勤”８个字，赞扬他的勤奋，却避而不谈他的成就；另一位学者张舜徽（叶德辉的同乡后进），不必为尊者讳，遂直言叶德辉“于群经、小学所造均浅，虽有述造，未足名家”。
杨、张是近代以来屈指可数的小学大师，评价如此，叶德辉的正统学问水平可想而知，不算高明。然而，话又说回来，毕竟清代经学、小学的成就太大，任何人要出类拔萃，绝非易易。叶德辉不能在这个领域出人头地，实在不必遗憾。何况，他自有一门学问，惊世骇俗，堪称一代之冠，这就是他的版本目录之学。
他的《书林清话》、《书林馀话》、《观古堂书目》及《郋园读书志》，在当时是版本目录之学的名著，在今日则已成为学林的经典。
除了总结经验供后人借鉴，他还乐于刻书，善于刻书，这在书籍流通远不如今日方便的传统中国，更是一桩大功德。因此，他自赞“海内诵其著述”，不是虚言。
至于自赞“遐荒识其姓名”，说的是叶德辉与日本学者的交往。清末，日本人来华访学之风甚盛，到了湖南，非见不可的人有３位——王闿运、王先谦及叶德辉。三人中，叶德辉年最少，风头最劲，试看他与诸桥辙次的笔谈，可见一斑。诸桥氏恭维他，说：“湖南是清末学者之渊丛，若曾文正公、王闿运、王先谦诸先生，概观之于历代儒林传中，不易多得。而今皆凋谢（时为1920年，曾与二王皆已死）。此间独有先生之学深识高，固是湖南学界之幸，抑亦中国学界之幸也。”
对此，叶德辉欣然领受，还俨然把自己当作价重鸡林、名播东海的白居易。然白居易犹有不及叶德辉之处，那就是叶德辉不仅有在外的名声，还有异国的徒弟。
他比较欣赏的日本弟子有两个。一是得了他“曲学”真传的盐谷温，其人在中国著名，最通俗的事迹就是陈西滢指控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整大本地剽窃”了盐谷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当然，据学者考证，这并非事实。另一位，是得了他“小学”真传的松崎鹤雄，其人在日军侵华时参与保护江南“嘉业堂”藏书，有功于华夏。此外，他主办《辽东诗坛》，刊载叶德辉之死的真相，澄清流俗谣传，亦可谓有功于师门。其他与叶德辉交往频繁的学者，则有永井久一郎、白岩龙平、竹添光鸿、盐谷时敏（盐谷温之父）、岛田瀚、后藤朝太郎等日本文化名人。
叶德辉既有这么多的日籍友人、徒弟，可想而知，他对日本这个国家极有好感。然而，终身没去过日本的他，对这个国家的想象、理解，又是如何发生的呢？也许，从叶德辉写于民国3年的一句诗，能探得一些消息。诗赠日本人山田饮江，云：“南苑风光皆逆旅，东京物望若神仙。”“南苑”，指民国首都北京，在叶德辉的笔下，首都竟是“逆旅”（旅舍），那么，套句俗词儿，他的“精神家园”又在何处？对句即是答案——日本。他何以对日本推崇若是呢？首先，日本于甲午一役战胜清国，国人对这个“蕞尔小邦”不得不刮目相看，叶德辉不能例外。10年后，日本又战胜俄国，这是世界近代史上黄种人首次打败白种人，对所有中国人来说，又是一个大震撼，叶德辉亦不能例外。其次，日本维新，成效卓著，但仍保留帝制，这对自觉“丧国”（取消帝制）、“亡天下”（民国代清）的叶德辉来说，更是一个震撼。原来，辛亥革命并不具有天然合法性，帝制与现代化并非格格不入。第三，他在国内接触的日本人及日租界景物，无不令他触景生情，恍然古典中国。
此外，叶德辉对日本的观感，还可用近代交通史、学术史的研究成果作背书。（1898—1910这10年，被学者称为近代中日交往的“黄金十年”）。革命党几乎以日本为反清大本营；保皇党也寄踪东瀛，受到庇护；国内新旧各派，皆能从邻邦的改革实践中获取营养。因此，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中国读书人，对当时“扮演了持久的建设性而非侵略的角色”的日本，多少都抱有好感。叶德辉不能超越时代，对日本人青眼有加，又何怪乎？
国人皆欲杀
但是，正因处身吊诡多变的时代，兼具天生孤往的性情，“天子呼来不上船”、“剩有文章惊海外”（叶德辉谓日本“无不知有鄙人者”）的叶德辉，才会屡屡面对“国人皆欲杀”的人生险境，以至最终丧命于“国人”之手。
叶德辉曾写诗自况，云：“九死关头来去惯，一生箕口是非多。”所谓“箕口”，用他弟子的话说，就是“欲言则言，欲行则行，不知趋时，亦不知避谤”；用张之洞的评语，则是“叶某不庄”——叶德辉对这条评语很满意，喜曰：“此一字荣褒真可谓之知己。吾非不端，又非不正，平时每与讲学论事，杂以诙谐，其为不庄甚矣，岂非吾一生定评哉。”
曾经亲接叶德辉风采的同乡后辈胡耐安，写过一段生动的文字，有助于吾人了解叶德辉的“不庄”，其辞曰：“（叶德辉）身干修伟，满脸麻斑。语言诙谐，有些话用长沙方言说来，更足令人遐思而神往。难得的是他兴之所至，便尽量地绝不保留地无忌讳地快意地说，不拘忌于说话的场合，听话的是何许人，调门儿又高，绘影绘声，洵称大胆。”正是因为“兴之所至，便绝不保留地无忌讳地快意地说”，叶德辉才惹出不少“是非”，才往鬼门关上“来去”徘徊。
戊戌变法时期，湖南是全国推行制度改革最迅猛的省份，也是新、旧两派以政见相争最为激烈的省份。叶德辉作为旧派领袖，其名载诸历史教科书，即在此时。然通常所说的新旧之争，总认为旧派在地方上则官绅勾结，与朝廷则互通情报，上下并举，合力“绞杀”新兴势力。其实，若以湖南为例，平情而论，则知旧派如叶德辉之徒，当时实在是进退维谷，苦苦支持。
首先，旧派绝不敢公然反对改革。因为变法之诏由皇帝颁布，地方官绅俱有奉遵执行的责任与义务。紫禁城里或有表里不一的政治暗战，但是，千里之外的士绅，何能了然于心？如此，旧派若公然反对，就是欺君犯上，其罪甚大，微臣万万不敢也。其次，旧派的力量不足以阻挠改革。须知当时主持变法的是湖南巡抚，襄助变法的是名满天下的精英分子（梁启超、黄遵宪等），他们有行政权力，有舆论阵地（报纸与学堂、学会）。旧派有什么呢？几支笔，几张嘴而已。他们联名上书，巡抚置之不理；他们编写《翼教丛编》，销路与影响都不足抗衡康、梁师徒的著述；乱说乱动太招人厌，旧派还不免遭受政治上的倾轧，甚或有性命之虞——梁启超即尝试请皇帝降旨，杀了王先谦与叶德辉；事虽不行，但可想见，其时做一个旧派并非多么愉快的事。而更加深入研究当时情势，还可发现，旧派并不反对“真正的”西学，并不全盘抵制改革，他们真正反对的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康（有为）学”，以及新政其名、渔利其实的资源分配方式。
经历两次鸦片战争、一次中日战争的惨败，若说传统士大夫还不懂得“船坚炮利”的好处，那是侮辱他们的智商。由此，若说当时确有一批士大夫，虽然自居保守，但亟欲探求西方列强臻于富强之奥妙，绝非信口乱道。甚至，素常认他是顽固已极反动已极，但在中西文化、政治的比较上，他的见识或还高于新派。譬如，叶德辉对“保（孔子）教”问题，发言即较康有为中肯。康氏主张变法而不忘“保教”，众所周知。
叶德辉则说：“孔不必悲，教不必保。忠信笃敬，可以达于殊方；魑魅魍魉，可以消于白昼。汉制虽改而不改，民权不伸而得伸，由乱世而升平而太平。”不怕说改制，不讳言民权，对传统充满自信，姑不论其说之确否，至少看得出他的开通。至于具体的中外交接、工商合作，叶德辉所持立场简直比新派还新。譬如，以新派自居也被公认为新派的熊希龄，曾连续数年不断举报叶德辉串合外国人，偷卖中国矿产，意欲置之死地，其实，叶德辉不过应邀为一宗中奥合作开矿的合同作公证而已。此外，对于比要求变法的新派更为激进的革命党，叶德辉的态度更是迥异于寻常所说的保守党、顽固派。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唐才常发动武昌起义失败，随后，湖广总督张之洞电促湖南巡抚俞廉三在本省搜捕党徒，叶德辉即向俞氏进言，说，“此辈书生无非受人诱惑”，“何忍出于穷搜”？并出据保释了不少党人。如此义举，简直可称之为“革命的同路人”。
如上所述，清廷未亡之时，叶德辉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意见，或与政府不尽一致，集中体现于戊戌前后的言行。但在他自己看来，这是谋国的孤忠，问心无愧；而自政府各级代表看来，他并未逾越效忠帝制、遵信儒家的范围，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必动用暴力解决他的问题。及至民国肇造，叶德辉的不合时宜、好作谠论就有点危险了。
民国元年10月，开国元勋黄兴回到故乡，湖南都督谭延闿为了向他表示敬意，将长沙坡子街口的德润门更名为黄兴门，将坡子街更名为黄兴街。听到这个消息，叶德辉很生气。他在感情上对前朝或曰对君主制极为留恋。他无力阻止中华民国的成立，但是，“吾辈虽居草莽，岂无故国之思”？纪年不用民国年号，穿戴不用“胡服”（中山装、西装之类），交往不用新式礼节；这是他寄托“故国之思”的惟一办法。在这个相对封闭的“符号体系”内，他可以维持旧日的生活方式，以“遗民”自居，聊尽余生。他人可以尊称黄兴为开国伟人，叶德辉不妨认他为“乱臣贼子”，只要不以思想、言论定罪，双方尽可相安无事。如今，却要将故国旧称“以一时一人之名义，轻相改署”，无疑伤害了他的感情。更叫叶德辉着恼的是，他家的住宅、店铺就在坡子街上，一旦改名为黄兴街，那么，他的日常生活就不得不被“黄兴”及其代表的中华民国所侵扰，原本勉强达成的遗民与新国家之间互不干涉的微妙平衡就此被打破。是可忍，孰不可忍，叶德辉很生气。
但没等他发泄怒火，极有风度的黄兴在湖南政府做出更名决定后不过一个月，便致函谭延闿，婉言谢绝将德润门、坡子街改称黄兴名号。谭氏对此表示理解，随后，两处地名恢复了原称。按说此事告结，不应再起波澜，谁料叶德辉意犹未已，于次年写了一篇《光复坡子街地名记》，沿街散发，对黄兴进行激烈的人身攻击。他在文中时而将黄兴贬为“妇人女子”，时而将黄兴拟为“鸡公鸭婆”，他先做铺垫，说苏州城有个胥门，乃因吴人为了纪念伍子胥的冤死才如此命名，其事“不祥甚矣”。如今，“黄兴年方强仕，富贵薰蒸，善颂善祷者固当急去之（谓黄兴门之号）以助其长年，而乃不谙典故如此，馀何问焉”！这句话不啻诅咒，十分恶毒。然而，叶德辉并未因这分“口业”付出代价。这不是他的侥幸，而是黄兴的宽厚有以致之；或者说，这是革命成功后的一段时间内，言论自由的权利受到保障。
不过，没多久，叶德辉再次攻击政府长官，差点杀身成仁，这回的苦主是湖南都督汤芗铭。汤氏继谭延闿为都督，上任之后，一则大肆诛杀国民党员，前任财政司长、警察局长、会计检查院长等人，只因挂了党籍，被他一律枪决；一则紊乱财政，随意更变币制，导致商家纷纷倒闭。叶德辉见义勇为，为民伸冤，致函杨度，托其将汤氏劣迹转告总统袁世凯。不巧的是，《亚细亚报》主编看到这封信，欣赏“其文之峭厉”，自作主张，为之刊布。汤氏大怒，乃于民国３年春间抓捕叶德辉，欲行杀害。叶德辉的朋友易培基闻信，立即告知黎元洪，请他出面营救；随后，徐世昌、徐树铮、叶恭绰、李燮和等达官名流纷纷致电湖南，严诫汤芗铭，不要轻举妄动；甚至，前此欲对叶德辉下杀手的熊希龄与梁启超，也来声援他。最终，托各路贵人之福，叶德辉逃过一劫。
身受两枪，一中头部，一中心部
然而，当北伐战争的枪声打响，当北洋军阀势力即将消亡，当国共合作、团结工农的局面逐渐形成，时局的发展终于超出了叶德辉能够理解的程度，也超出了他的师友能够控制的程度。
北伐军进入湖南以前，国共合作下的农民运动已经迅速发动。毫无疑问，作为改造社会的重要力量，湖南农民协会在襄助革命、推行民主、改善民生等方面，贡献甚大。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历史著作对之推扬备至不足为奇，国民党方面的史学家也说：“北伐的胜利实赖革命的武力与民众运动的结合。武力握于国民党之手，民众运动大都由中共领导。”蒋介石作为北伐军总司令，于民国15年8月11日到达长沙，看到“一路民众欢迎，农民协会组织最为整齐”，不由慨叹：“将来革命成功，湖南当推第一。”北伐军控制湖南后，农民运动的发展就更令人惊叹了。但是，在追求平等、实现均权的过程中，农民协会轻于使用暴力的霹雳手段，不免令人遗憾。叶德辉之死，就是产生这份遗憾的一个因素。
民国16年4月11日，湖南省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根据《湖南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组织条例》第九条及《湖南省审判土豪劣绅暂行条例》第一条暨第二条，将他定性为“著名反动领袖及著名土豪劣绅”，判处死刑，并没收其财产。
署名同意判决叶德辉死刑之委员，为吴鸿骞、冯天柱、谢觉斋（即谢觉哉）、戴述人和易礼容，符合规定。其中，吴鸿骞时任湖南省高等检察厅厅长；冯天柱时任湖南省高级军法官；戴述人、谢觉斋都是当时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监察委员；易礼容则是湖南农协负责人。
4月11日下午4点，叶德辉被押往长沙县浏阳门外识字岭，明正典刑。据其子叶尚农称，叶德辉“身受两枪。一中头部，一中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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