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在农场的“小五界”搞了半个月，终于开花结果。6月21日，中学教师闪红旗贴出了第一张针对本校“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字报，各单位派出上千人参观学习，一时间孵化大楼成了867农场的宝塔山。这位倒霉的“走资派”不是别人，正是校长兼支部书记苏启尚。
经过“反右”的洗礼，普通群众没谁敢带头写大字报攻击党委。就算有北大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在前作示范，人们还是害怕共产党搞“引蛇出洞”。闪红旗是1963年来场的首批北京青年，他们与未来的“老三届”知青大部队不同，里面有相当一部分高干子弟，甚至父母就在中南海。这些人自愿到北大荒来，不是为了扎根边疆干一辈子，而是为了快速获得政治资本，回去即可“天降大任”。“文革”一来，他们没法打如意算盘了，但仍拥有常人所不具备的优势——熟悉首都政情，先知先觉，因此往往比“中心小组”先一步看到运动方向。
高干子弟大都心机很深，自知农场并非久待之地，轻易不显山露水，不过他们身边总会附着一些平民子弟，有的颇有“青云之志”，敢于在运动中当弄潮儿，闪红旗即其一也。他的这张大字报让石书记惊惧不已，生怕引起连锁反应，冲击到总场部，于是马上派出工作组，进驻农场中学控制局面，同时借口“内外有别”，不准校外人员再来参观。工作组阵容强大，由公安局、法庭、武装部、监委和机关党委的干部组成，组长则是刚刚就任农场副书记的汤平。
本年3月，就在我去京写稿的当儿，沈阳军区某团500多名转业军人来场，领队即为政委汤平。这批人肩负着特殊使命：当时中苏边境形势紧张，他们过来组建“兵团值班分队”，相当于二线部队。平时的生产劳动只是做做样子，他们主要在底下组织军事训练，所以是能够拿枪的一批人，有别于以前的退伍老兵。石书记迷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对汤平大加笼络，让他扮演“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角色。
其实汤平新来乍到，在农场并无根基，也不了解各方关系。石书记尽管委以重任，仍不敢完全放手，于是在背后使出纵横手段，一方面把苏启尚免职，调离中学，一方面对闪红旗实施招安，提拔为教导主任。与此同时，让工作组把全校140多名教职人员圈起来，先搞“背靠背”揭发，然后对“重点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目的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以免再出第二个闪红旗，把矛头指向当权派。
“文革”初期的主战场在学校，这一点无论对北京还是对867农场都一样。并且867农场的出牌路数与北京也是一样的，皆由上级派出工作组进驻学校、取代党委，然后关起门来搞“官办”文化大革命。工作组是刘少奇的看家法宝，王光美当年搞四清时整出来的“桃园经验”，也被工作组搬进了校园。其时北大党委因为聂元梓等人的“第一张大字报”已经垮台，学校由工作组掌握大权，确定“重点人”，然后组织批斗，各地纷纷效仿。“重点人”都是一些无权无势的老师和群众，由于发表过错误言论或有历史问题而被揪出来。这与“反右”大同小异，属于炒冷饭。
“重点人”里面自不会有“五·一六通知”所说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遑论级别更高的“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并不是完全不明白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用意，而实在是“屁股决定脑袋”——当权者怎么可能把自己揪出来？所以只能抛出一大堆牛鬼蛇神，借以转移斗争大方向。后来官修文化大革命十年史，把刘少奇打扮成懵懂无知而被毛泽东下了套的可怜角色，其实经不起推敲。就连先前《海瑞罢官》与中共高层之间的牵连，也属于“莫须有”，而非“完全无”。政治利益的驱动，经常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刘少奇搞“文革”，只能用“反右”的套路来搞，而绝不可能“踢开党委闹革命”，那不是搞到自己头上来了吗？
做官的逻辑，上下皆然。石涛不需要刘少奇面授机宜，也会如法炮制。何况刘少奇这期间确实下过多项指示，所以垦区搞文革或许比北京慢半拍，但方向和做法却不会有什么大分别。事实上，连“内外有别”都不是石涛的发明，而是刘少奇、邓小平为了工作组进驻学校而制定的“中央八条指示”里面的第一条，目的就是防止“文化大革命”的大火从校园蔓延到社会上去。
然而运动一旦开始，总是愈演愈烈，朝着失控的方向发展。“重点人”斗得群情激昂，让叶林枫这样的“问题人物”再也隐藏不了。他们失去人身自由，下了班也不能回家，而只能在学校办公室里过夜；白天则要接受无休止的批斗。叶林枫有一次遭到学生殴打，额头上鼓起老大一个“金包”。眼看丈夫遭受虐待，葛芹异常愤怒。她虽是女流，可比老叶刚强，从不会忍气吞声。她串连了六名年轻教师（其中有两名北京青年），写了一张针对工作组的大字报，指责他们压制革命群众，要求“取消束缚我们革命手脚的一切框框”，开门搞运动。
“大楼里发现反革命大字报！”汤平一得到报告，马上组织手下对小葛等人进行围攻，走廊、教室、宿舍都贴满了针对他们的大字报。石书记也亲临大楼，召开工作组紧急会议，要求把星星之火扑灭在燎原之前。但这七人并不示弱，一周之内又连续写出两张大字报，而且把矛头抬高，对准了总场党委，说他们派出工作组镇压群众造反，与中央精神背道而驰。
此时已进入8月，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并在天安门广场高调接见红卫兵，从刘少奇手中夺走了“文革”指挥棒，派驻工作组的做法遭到否定。但是农场天高皇帝远，一时还要勉力支撑。为了维持自身合法性，工作组换了个驻校名目：对全体教师进行40天的“反修防修集训”。集训方式还是斗批结合：“先横扫，后竖扫，两类矛盾一齐揭，人人过关。”尽管大门紧闭，工作组仍怕出现“内乱”，于是动用专政手段，大搞“红色恐怖”，各人腰间都别把手枪，并让红卫兵举着红缨枪，在校园里来回巡逻。
工作组搞到9月底，实在没法再搞下去了，于是根据两个多月来的运动成果，把所有教职人员划分为四类：一二类是表现好和较好的干部，三类是犯有错误的干部，四类则是右派分子。这也是刘少奇搞四清的标准作业程序。叶林枫和小葛成了理所当然的右派夫妻，连同其余40名三四类人员被下放到生产队劳改。工作组随后换了一副招牌——“赤卫队指挥部”，继续驻校，控制局势。千名师生每天刷出上百张大字报，批判走资派和各路牛鬼蛇神，但没有一张是冲着场党委去的。石书记很清楚：青卫山上这个人口密度最大的单位稳定住了，他的统治才能稳定，为此他是不惜使用专政手段的。】
867农场搞的“红色恐怖”，与北京血腥的“红八月”相比，实在太文明了。据官方统计，在这一期间，“首善之区”有1772人被第一代红卫兵（即所谓“老红卫兵”）和大兴县贫下中农打死。此外还有很多人自杀身亡，其中最知名的当属作家老舍。不过这里需要小记一笔的，是曾经深刻影响过老烟命运的黄绍竑。
建国之初，黄绍竑“弃暗投明”，在共产党治下任政务院委员、人大常委、民革中央常委等职。1957年“鸣放”过程中，他说了一些不太中听的话，诸如：“党不应该没有通过人民、通过政府，而直接向人民和政府发号施令”、“就司法方面来说，百分之二、三的错误案件，在全国范围内不知要造成多少人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受劳动教养的据说有两万人，大多数既够不上刑事犯罪，已经劳动教养了一年多，应该定出一个整个的解决办法，不宜拖下去。”
这些放在今天多半仍属“厥词”的言论，令他毫无悬念地被打成右派。尽管事后获得摘帽，但文革一来，黄绍竑仍然难逃厄运。1966年8月31日，在家被抄光、人被毒打之后，他用一把剃刀切断了自己的颈动脉，享年70岁。
2023-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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