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去探望我本科毕业时的系主任和任课老师老两口儿，疫情的缘故已经有四年多没有去看两位老人家了。过去系里的同学或领导来探访的不绝于途，我都是那个给开车的角色，因此获得了x师傅的绰号。
老系主任桃李满天下，有一对儿一脉相承的徒子徒孙正在同时担任母校的副校长，而且是徒孙先当，徒弟后当。我们粗算一下，他的徒子徒孙中有三位很有可能在老先生的有生之年中当上院士。
哦，老爷子是95后，老太太是90后。（我国内的硕士导师，是00后，去年刚走）。
老爷子80年代做访问学者的那所大学，就在附近半小时车程左右，上个世纪末我在那里做过博士后。
继老先生之后任系主任的X教授，也曾在这所美国大学做过访问学者，可惜x教授英年早逝。这先后两位系主任的夫人也都是我的本科任课老师，都是讲课水平一流（当然，她们还是比不上疫情中英年早逝的润涛阎在他的博文写过的、后来从政的那位教授，他也是我的本科任课老师，他的授课水平是超一流！）。
X教授逝世后不久他的夫人W教授就成为了院士，著名院士！建国70周年大庆的时候，大大在大会堂接见全国著名的科技工作者，从新闻联播上看，接见大厅的大门一开，全场顿时掌声雷动，大大健步走上前首先与W院士热情握手。当时我的同事是与有荣焉！
我所在的系，号称中国永远的第一，去年被软科评上世界第三，今年被评为宇宙第二。居然在当年有两个系主任不远万里相继来这里做访问学者，美国的这所大学理应也与有荣焉！
扯远了，书归正传。
老先生老太太和我在六个多小时中聊了很多话题。
其中包括老太太多次朗声叮嘱我来回中美之间一定要注意说话，千万不能被任何一方抓住把柄。
聊着聊着，就聊到了57年反右时我们系的四个右派是如何当成右派的。
带我本科毕业设计的M老师，广东中山人，讲一口客家普通话，他是西南联大毕业的，是解放前入党的地下党员。所以五七年整风一开始，他凭着老资格有底气，就贴出来系里的第一份大字报，指出系领导中存在的一系列官僚主义问题，真可谓谔谔铮士！既然M老师他主动第一个跳了出来，不久以后反右开始后的第一顶右派帽子就扣在他头上了，成了他的二十多年的紧箍咒。
M先生人特别好，我是第一次在他们家吃到的冰镇西瓜，在1985年。我后来读硕士、读博士、做博士后、做企业、做教授，都与当初我的本科毕业设计工作有关联，我一直尊重他感恩他！M先生七十多岁就去世了，他的儿子比我低一届，长相与M先生酷似。
L老师，也是我的本科任课老师之一。L老师是系里著名的风流才子，反右运动之前系里派他到大连进修，随苏联专家学习专业知识。他回来以后就趾高气扬、眼高过眉，居然对领导们说你们以后都要听我的。他一个党外人士，这也太不拿自己当外人了。第二顶右派帽子非他莫属了。他儿子是我的本科和研究生同学，几年前的一天，我收到这位同学的电话，说他回国了，因他父亲去世，可是那时候我恰在美国。
以上两位我的本科老师，两个右派，一位是太拿自己当内人了，一位是太不拿自己当外人了！
还有一位T老师，他妻子是民国大总统曹锟的孙女之一，这就够敏感的了。他还有一位解放后在北京中南海大内做保卫工作还是个领导的妹夫，属于消息灵通人士。在1957年反右运动之前就对同事说过中苏关系并没有报纸电台上宣传的那么好。这属于在错误的时间讲了正确的事情，反右运动过程中被同事揭发，他不当右派还轮谁来当？T老师在改开后学术和工程应用两方面都做的是风生水起，现在老先生还活得杠杠的，他的学生还有一两个有提院士的可能。
第四位右派N最悲惨，他那时候还是研究生。我们系差不多是中国最大的系，偌大的一个系搞了那么长时间反右运动才揪出来三个右派也未免太少了，系领导们压力也特别大。这时候这位研究生说话了，他对同学说咱们系好人多。问题是反右运动就是要从好人里面找出来坏人啊，该同学赶紧把他说的话反映给了系领导。校领导逼得紧，系领导们正发愁完不成指标呢，见有主动送上门来的，那就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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