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木碉，脚木足，是同一个地方，位于是脚木足河（也称草登河）与梭磨河交汇地，脚木足的藏语意为“山谷里的河坝”。“脚木足”是藏族嘉绒语的发音，红军听成了“卓木碉”，就这么一直叫下来。
长征时，脚木足属于理番县。现在，脚木足乡是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市所辖乡。
1935年8月，过草地之前，红军混合编组为左、右路军，其中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红军总政委张国焘（此前为了团结，任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将此职务“让”给张国焘）、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包括中央红军所属的红军总部部分人员和红一方面军的第五军（军团）、第九军（军团），以及红四方面所属的总指挥部的部分人员和第九军、第三十一军、第三十三军等；右路军由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率领，包括中央红军所属的中央纵队、红一方面军的红一军（军团）、红三军（军团）和红四方面军所属的总指挥部的部分人员和第四军、第三十军等。
右路军过草地后，中央红军所属的中央纵队和红一方面军的第一军（军团）、第三军（军团）改编为陕甘支队，随即单独北上，而红四方面军所属的总指挥部的部分人员、第四军、第三十军等被张国焘强令返身再过草地，未能北上；左路军则还未走出草地即退回，也未北上。
当中央率领陕甘支队单独北上后，张国焘在下阿坝格尔登寺召开了“川康省委积极分子会议”（史称阿坝会议），通过了《关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决议》，攻击中央北上“逃跑”，是机会主义等等，为分裂党而作思想、组织上的准备，也为他强令四方面军南下造舆论。
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白莎（脚木足乡白莎藏寨，又称为白赊藏寨）若布洛寺召开了分裂党和红军的军以上高级干部会议（史称“卓木碉会议”，因当年此间是松岗土司属地，也有称“松岗会议”的），参加会议的高级干部主要是未能北上的红四方面军一些干部和中央红军的一些干部，包括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罗炳辉、何长工、周纯全、曾传六、傅钟、李特、余天云、刘志坚等几十人。
在卓木碉会议上，张国焘再次批判中央的北上方针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会议上决定了北上陕甘的方针，与会的张国焘是表示赞同的），宣读了《关于成立第二中央的组织决议》，宣布成立“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中央政府”“共青团中央”。在会议上宣布张国焘为“中共中央主席”“中革军委主席”。同时成立的还有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
为了壮大“第二中央”的声势并拢住在红军中有声望的领袖，张国焘还宣布朱德等人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张国焘还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博古的党籍及中央委员，撤销他们的工作，并下令通缉。免职并查办杨尚昆、叶剑英。”
张国焘为了增加反对中央的气氛，特意布置在会场上悬挂起横幅，写着“反对毛、周、张、博向北逃跑”，还张贴了一幅画得很蹩脚的漫画，画面上，一只大啄木鸟嘴里叼着4只虫子，注明虫子是“毛”“周”“张”“博”。张国焘得意地说：“‘卓木碉’这个名字很吉祥。卓木碉，啄木鸟嘛！我们要做一只革命的大啄木鸟，要把红军中的蛀虫从革命事业这棵大树中啄出来！”〔可惜当时没有照相机，不能把这幅漫画拍摄下来！〕
画出这只大啄木鸟表明了张国焘对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洛甫）、博古（秦邦宪）的鲜明态度！
其时，张国焘的“资本”颇为雄厚——张国焘（张特立）在中共一大上担任主持人时，毛泽东只在会议上担任记录员。1928年，中共奉共产国际之命在苏联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会后，张国焘被共产国际无限期留在苏联“学习”，其间，他和瞿秋白会见过斯大林。张国焘于1931年初从苏联回国，任中央政治局常委，赴鄂豫皖根据地，主持党政军全面工作，他还任中共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在他领导下，红四方面军拥有兵马强壮的八万余人，而中央带领的红一方面军经历二万里征战，会师时只有军容不整的两万人……。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又增加了红军总政委的头衔。他能没有想法吗？
历史已经证明，卓木碉会议上出现的这只大啄木鸟，尽管给与会的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并没有完成它的“使命”。我们看看徐向前写在《历史的回顾》中关于卓木碉会议的相关段落：
“会议由张国焘主持。他的发言，蛊惑人心，欺骗性很大。大意是：中央没有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实行战略退却，是‘政治路线错误’，而不单是军事路线问题。一、四方面军的会合，终止了这种退却，但中央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无端指责四方面军。南下是终止退却的战略反攻，是进攻路线，而中央领导人被敌人的飞机、大炮‘吓破了胆’，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继续其北上的‘右倾逃跑主义路线’，直至发展到‘私自率领一、三军团秘密出走’，这是‘分裂红军的最大罪恶行为’。他攻击中央领导人是什么‘吹牛皮的大家’，‘左’倾空谈主义，说他们有篮球打、有馆子进、有捷报看、有香烟抽、有人伺候才来参加革命；一旦革命困难，就要‘悲观’‘逃跑’等等。他宣布中央已经‘威信扫地’，‘失去领导全党的资格’，提倡仿效列宁和第二国际决裂的办法，组成新的‘临时中央’，要大家表态。
“另立‘中央’的事，来得这么突然，人们都傻了眼。就连南下以来，一路上尽说中央如何如何的陈昌浩，似乎也无思想准备，没有立即发言表态支持张国焘。会场的气氛既紧张又沉闷，谁都不想开‘头一炮’。张国焘于是先指定一方面军的一位军干部发言。这位同志长征途中，一直对中央领导有意见，列举了一些具体事例，讲得很激动。四方面军的同志闻所未闻，不禁为之哗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责备和埋怨中央的气氛，达到了高潮。
“张国焘得意洋洋，要朱德同志表态。朱总的发言心平气和，语重心长。他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和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
“张国焘又让刘伯承表态。刘讲了一通革命形势相当困难的话，弦外之音是要讲团结，不能搞分裂。张国焘为此怀恨在心。不久，便将刘的参谋长职务免去，调他去红军大学工作。
“张国焘见朱德、刘伯承都不支持他，脸色阴沉，但不便发作。接着，就宣布了‘临时中央’的名单，以多数通过的名义，形成了决议。还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党籍。‘临时中央’的主席，自然由他担任。这样，张国焘的反党行为，就发展到了高峰。”
张国焘希望在四方面军中有着举足轻重作用的总指挥徐向前能表个态。表情严肃的徐向前在会上始终没有发言，也没有举手表决，头一回遇上如此严重的党内斗争，他保持了沉默，手中紧握着那根竹烟袋杆，坐在一边“叭嗒叭嗒”吸个不停。
朱德在会下专门与张国焘作了一次长谈，倾心相告：“我说国焘同志，你这个‘中央’不是中央，你要服从党中央的领导，不能另起炉灶，闹独立性。”张国焘坚持劝说朱德出马：“总司令，你最好能出个面，帮我做一些新的中央的工作。毛泽东他们应该承认我们这个中央是合法的，是全党的唯一领导。”朱德的态度非常坚决：“这绝对办不到！国焘同志，你听我再次劝说一句，事情不要做得太绝了，留下一点转圜余地，对党对红军对你自己绝对有百利而无一害。我说别的话如果你没有记住，那么，请你记住今天我说的这一句话：‘给自己留下一点转圜余地’。”朱德的话令张国焘沉默良久，但他记住了朱德“转圜余地”的这句话，近40年后，他还把这句话写进了自己的回忆录中。
张国焘的分裂活动，破坏了党一贯的组织原则，破坏了党的统一，分裂了红军。有文章指出，卓木碉会议是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背离党中央走得最远的一步。卓木碉会议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大举南下，完全背离了党中央的北上陕甘的方针。
如今，白莎村若布洛寺早已无存，只留下残壁断垣、残存的几堵石墙（下图）。
我们重走长征路，专门去了白莎村（下图）。村中的藏族同胞都知道张国焘的大名，但我们问起张国焘的旧居是哪一家，他们都嗤之以鼻，手都懒得指一下。
附：张国焘另立的“中央”的结局
张国焘另立“中央”后，以“党团中央”的名义致电“彭毛等同志”：“（一）此间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二）你们应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三）一、四方面军名义应取消。（四）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的政权组织报来，以便批准。”〔“彭毛”即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政委毛泽东〕
而中共中央没有立即回应张国焘的电报，直至中央红军结束长征后的1935年11月17日，才电示张国焘不得冒用“中央”名义。就这样，张国焘另立的“中央”一直到1936年6月6日才被迫取消。
张国焘取消另立的“中央”，主要原因是不得人心，朱德、刘伯承等对其坚决斗争以及坚定北上的红二、红六军团即将前来，还有一个原因是来自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化名张浩，林彪的堂兄）的声音，他由苏联经外蒙古潜回国内到达陕北。他带来的电报密码使中断的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又重新建立起来，他带回共产国际的有关指示，表明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信任，称“中国党在国际有很高地位，被称为除苏联外之第一党”，“全苏联全世界都称赞我们的长征。”
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在小范围公开了长征途中在俄界（今高吉村）作出的《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
张国焘同志自同中央决裂后，最近在四方面军中，公开的成立了他自已的“党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与“团的中央”。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党中央除去电命令张国焘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外，特决定在中央委员会内公布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俄界决定。
中央政治局
一九三六年一月廿二日
1936年1月24日，张浩又一次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致电张国焘：“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见毛泽东同志，询问一、四方面军通电甚少，国际甚望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的关系。我已带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再者，我经过世界七次大会，对中国问题有详细新的意见，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传达。”张国焘回复一封长电，分“甲、乙、丙、丁、戊、己”，历数毛泽东等人的“机会主义”表现，仍然批评中共中央的“北上路线”。他的这封电文还是以其“中央”的名义发出的，其用意无非是求得张浩的承认或默许。张浩接电后即复电说；“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的政治路线”，“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并且指示：“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共产国际代表的态度，使张国焘坐不住了。徐向前回忆说：“张国焘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心里着慌。特别是张浩来电，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肯定中央北进路线是正确的，高度评价中央红军的英勇长征，这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无疑是当头一棒。这个时候，陈昌浩也转变了态度，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孤家寡人的张国焘，被迫‘急谋党内统一’。朱总司令和大家趁机做他的工作。我们还是老主意：取消这边的‘中央’，其他分歧意见，待日后坐下来慢慢解决。”
1936年5月20日，张浩同毛泽东等致电朱德、张国焘等，除告之国内外形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外，还说：“过去的分歧不必谈，唯一任务是全党全军团结一致，反对日帝和蒋介石……中央与四方面军的关系可如焘兄之意暂时采取协商方式。”迫于大势所趋，张国焘于6月6日在甘孜的炉霍宣布取消他的“第二中央”。7月，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并共同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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