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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西路军兵败河西走廊，两万多人几乎伤亡殆尽，是上个世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中的一次重大损失。
关于这次挫折的原因，在193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指出：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
是什么人“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呢？
而当时对于受到张国焘影响的并犯了错误的红四方面军相关干部，党中央没有采取打击报复的政策，而是要“教育”和“帮助”，即便对于始作俑者张国焘，也没有开除他的党籍，而且还保留了其中央的工作（《处理张国焘错误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张闻天，1937年3月31日）。
但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因为时任西路军的一些领导和相关人员的谈话及回忆，1937年做出的关于西路军为何失败的原因被推翻，西路军问题在时隔40多年后引起了新的争议。
其典型说法有：
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
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是党中央、毛主席过草地以前就决定的。当时，共产国际也愿意援助，二百门炮都准备好了，我亲眼看见的。西路军的行动不是执行张国焘的路线，张国焘路线是另立中央。西路军的失败也不是因为张国焘路线,而主要是对当地民族情绪、对马家军估计不足；（《关于西路军问题的几次谈话》1981年11月至1983年1月）
1977年的那篇文章说是张国焘擅自命令四方面军过河的，西路军失败是执行张国焘路线的结果。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的确是我率领四方面军过河的，这是毛主席、周恩来、张闻天来由决定的，是中央军委的命令。我和先念见过面，谈过这件事。他也说是中央决定过河的，不是张国焘擅自决定的。（《关于红四方面军历史上几个重要问题的谈话》1982年8月14日）
不管怎么样，张国焘是可以稍微松一口气了，他背上的历史包袱可以稍微丢掉那么一点了。
但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如果没有全面地了解当时复杂的情况，仅根据几篇电文和命令，那的确可以把责任甩到党中央和毛主席身上，但事实却不然。在这方面，成都的双石曾做过详细的考证，笔者在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文件之后也发现，关于西路军问题，还是1937年做出的结论更靠谱。
当时中央的确有打通苏联的战略考虑，1936年6月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商讨打通苏联的计划，并拟定两条线路，一条是经宁夏绥远向北，另一条是出河西走廊向西。但这是针对红一和红十五军团的命令，红四方面军当时尚在川西，正在准备北上。
1936年8月23日，毛泽东等电询红二、四方面军，是否可以考虑红二方面军在甘南、甘中策应，而红四方面军独立进至甘西、青海，直至新疆。而且也致电在共产国际的王明，为了巩固现有根据地，要进攻宁夏和向河西发展，并请求共产国际支援。
但当时全国政治形势急剧变化，即便中央有打通苏联的战略考虑，却不一定直接绑定西路军后来的行动。而根据现实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如何打通苏联，亦会做出响应的调整，而且及其依赖苏联援助的方向和政策。
8月30日，中央致电红二、四方面军，商讨冬季前行动计划，提出逼蒋抗日、联合东北军、打通苏联等方针。
9月11日，共产国际来电，同意中央占领宁夏和甘肃西部的计划，但反对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以免脱离中国主要区域。
9月14日，中央制定了宁夏战役计划，计划两个月拿下宁夏，并致电红二、四方面军，做出了相应部署，要求红四方面军占领静宁、会宁等地，控制西兰大道，以免使胡宗南部切断红一、四方面军的联系，但西进甘肃要等到宁夏战役完成获得苏联帮助之后。
但此时张国焘又开始犹豫动摇，不是北上配合红一方面军作战，而是要西渡黄河。北上还是西进，两方通过电报展开争论，张国焘再一次上演了分裂红军的大戏，中央和张国焘的斗争再一次达到了高潮。
9月15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致电徐向前等人要求开展渡河演习，准备向西进发。
同日，徐向前回电，答复相关准备工作，并首次提出从永靖一带西渡黄河。
9月15、16、17日，毛、周等连续致电朱、张，要求红四方面军迅速北出占领西兰大道以界石铺为中心的静宁、会宁、定西段。
9月18日，因为四方面军对于中央的命令未作回复，毛泽东致电彭德怀：
两次电达朱、张,要其速占界石铺，尚未得复。打击胡军，须以四方面军为主力，在其部署与决心未明之前，一军团主力暂时宜在现地待机。
可以看出张国焘对宁夏战役的迟滞与破坏。
9月19日，毛、周、彭再次致电朱、张等人，强调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
张国焘的态度使前方的指挥彭德怀感到非常难受，他在19日致电毛、周，指出“三个方面军迅速统一指挥问题，商量态度不便作战”。可见当时中央和朱、张部是“商量”的关系，因为朱、张分别是红军的总司令和总政委，具有指挥部队的权力。而在10月10日这一权力更加明确，红军总部朱德、张国焘被授权
“依照中央与军委之决定，指挥三个方面军之前线作战事宜。三个方面军对朱、张两总之报告，及朱、张对三个方[面]军之电令，均望同时发给中央军委一份，以密切前后方联络。
所以后来指挥四方面军西渡黄河的命令究竟是来自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还是来自以朱、张为首的红军总部，还需要细细考证。
9月16至18日，经中央连电催促，张国焘被迫在岷县三十里铺召开西北局会议，讨论红四方面军行动方向问题，陈昌浩坚持北上，张国焘西渡黄河的计划被否决，西北局决定红四方面军按中央部署进行静宁、会宁战役。
9月20日，朱德致电毛、周，表示张国焘同意北进。
但张国焘又搞出了幺蛾子，于9月20日找到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领导，仍然坚持西渡黄河。徐向前回忆道，他们觉得从军事观点来看，张国焘的意见并非没有道理，于是当场改变了行动部署并调动部队准备渡河，并致电朱、陈。张国焘还命令未经他签字的电报一律不许发出，不许别人同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发生联系。
9月22日，朱德复电张国焘表示“大为诧异”，希望张国焘坚持原计划。同时朱德又将变故电告中央和通报红二方面军，“我是坚决遵守这一原案（指北上静、宁），如将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
为什么当时很多命令是朱德和张国焘联名下达的呢？
因为红一、四方面军在1935年会师之后，为了团结张国焘，给了他一个红军总政委的头衔，而朱德是红军总司令，他俩共同率领左路军行动。为了维护团结，在毛主席率领的右路军先行北上之后，朱总司令留在了张国焘的左路军中，很多决策是张国焘操纵制定的，朱总司令只好少数服从多数。
9月22日，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电告中央和红二方面军，要求西渡黄河，并强调“时机紧迫，千祈采纳”。但是在中央来电之前，张国焘就电令红五军准备渡河了，可见张国焘的独断专行到了什么地步。请求中央“采纳”不过是客气一下，实则是给中央下了命令。
9月25日，红二方面军的领导贺龙、任弼时等人也着急了，给张国焘等人发报，要他们停止擅自行动，顾全革命大局，要三个方面军协调一致才不致被各个击破。
同日，彭德怀致电中央，要求同红二方面军建立单独联系，同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张国焘动摇北上方针，是害怕胡宗南部队侧击，以及三军会合后他的军事、政治领导会破产。
毛复电彭，张国焘以率领部队西进，并无奈的表示：此事只好听他自己做去。
26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中央和红二方面军，指出西渡黄河的好处，并粗暴地通知：现部队已按此决定调动，不便再更改，千祈采纳。
张国焘之心，路人皆知！什么是张国焘路线，还不明显吗？
张国焘还发电假惺惺地表示如果中央不同意他们西进，请“明令停止。
在中央明令张国焘北上之后，先头调查行军路线的徐向前发现渡河计划难以实行，于是向朱德、张国焘做了报告，张国焘被迫北上。
可以想象，如果不是天公不作美，张国焘就会率部西进，提前进入河西走廊，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三军会宁会师了。这一时期的电报往来完全可以揭示当时复杂的情况和张国焘的小九九。
通过这一时期的电报可以看出张国焘分裂红军建立独立王国的企图仍然很明显，并且可以操纵红四方面军的去向。张国焘西进的目的非常明显，彭德怀看得很清楚，打通苏联不过是一个借口。
按某些人回忆的逻辑，中央当时想打通国际，西路军就是执行了中央的命令。可张国焘很明显地也要打通国际，并且违反中央的命令西进，为什么西路军就不是受了张国焘路线的影响呢？
打通苏联，争取共产国际的援助是中央的既定战略，但究竟如何打通，无疑还得中央制定具体的决策。而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擅自西进，真的是在执行中央的意图吗？
上文讲到，1936年9月27日，张国焘指示红四方面军违反中央军令变北上为西进的行动因渡河不便而停止，同时在中央三令五申之下，红四方面军遂继续北上执行静会战役（宁夏战役的一部分）计划。
宁夏战役计划紧锣密鼓地开展。
为什么要夺取宁夏呢？
当时陕甘苏区在敌军的步步紧逼下日益缩小，红军的财政、粮食等均十分困难,而占领宁夏则可解决上述困难。
1936年9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在致朱德、张国焘、贺龙、任弼时的电报中进一步指出:红军今后“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不论在红军发展上，在全国统一战线上，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
由下图可以看出，红军面临敌军追击，要想顺利北上进行宁夏战役计划，必需对南敌进行打击。
10月9日，红一、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
10月11日，中央发布十月作战纲领（即宁夏战役计划），指示红四方面军以一个军准备渡河，11月10日前完成渡河准备工作，主力进行防御，防止敌军北进。
为统一指挥起见，同日中央发布命令，指示张国焘和朱德以红军总政委和总司令名义，依照中央和军委指示，统一指挥前线三军，并要求三军报告和朱、张电令发给军委。但张国焘却利用权力，屡次指挥红四方面军违反中央命令，为西路军的失败埋下种子。
10月14日，朱、张致电中央及军委，表示他们和徐、陈完全同意十月作战纲领。但事实证明，张国焘不顾大局，致使宁夏战役流产。
张国焘急于三十军渡河，要求20日开始偷渡，但中央复电要求准备充分之后再渡，建议延迟三十军渡河时间。
10月22日，蒋介石飞抵西安，不日将抵前线督军，国军以30万的优势兵力向红军大举进攻，企图将红军消灭于黄河以东。会宁、静宁等城被敌军占领，红五军副军长罗南辉在阻击战中壮烈牺牲。
战局突变，首要任务是击破南敌，党中央及时调整了宁夏战役计划。
10月24日，毛、周致电彭德怀，要求他于张国焘会面时商洽，指示三十军迅速渡河抢占黄河西岸，但九军暂不渡河。
10月25日，红三十军全部渡河，可以认为是执行了中央的指示，但红九军渡河则是违背中央意图先斩后奏。
成都双石考证：
10月25日，红三十军全部渡河，徐向前、陈昌浩决定“九军决今夜跟进渡河”。
同日，中央再电朱、张、徐、陈，再申“先南后北”方针，要求以九军之外另一个军跟进渡河，九军用于对付南敌，待“南敌确实受严重打击后”，“从中宁渡河”。
同日16时，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做出部署（彭德怀称该电是发后才给他看的），提出四方面军主力（三个军）渡河。
26日1时半，中央在得知九军正渡或已渡的消息后，指示“三十军、九军过河后，可以三十军占领永登，九军必须强占红水以北之枢纽地带，并准备袭取定远营”，同时重申“先南后北”方针：“等二三日后如真实胡敌无北进之意，再以一个军渡河不迟。目前，瞬[封]南村敌应取击破手段，仅取抗击手段不够”。
当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决以三十、三十一、九三个军迅速渡河”——三十一军也要过河，并称他们自己当日17时也将过河指挥。
当日17时，朱德、张国焘批准徐向前、陈昌浩建议——注意，仍然不是中央！
当晚21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同时再次重申“先南后北”方针，表示不同意三十一军渡河：“四、五、三十一军，二方面军，应以打胡为中心，仅抗击不够，打法可采诱敌深入”。
可以看出，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明显违背了中央指令，并且毛主席指出张国焘有放弃宁夏战役计划而西进凉州的企图。但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还不满足，要求中央将方面军全部西调。
依旧引用双石整理的相关电文：
27日5时，在中央三令五申之下，朱德、张国焘令“四方面军除三十、九两军及指挥部已过河外，其余各部应停止过河”。
同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及中央，“提议四方面军全部渡河”，“如果一、二方面军可单独完成宁夏战役计划，无须我们在技术力量上配合时，提议四方面军亦须全部渡河”，要求中央“重决速示”。
28日，聂荣臻、左权、彭德怀等分别向中央报告张国焘“以各种方法破坏打击追敌计划”、“以各种方法使我不能与徐陈见面”、“更企图将总部移乾盐枱堡使育英不能与其他干部会谈”、“前廿五日间以朱张彭三人发电给徐陈贺任，发后才给我看，一种阴谋强奸式的，以后联名电报作为无效”。
同日，中共中央在收到徐向前、陈昌浩要求“重决速示”电报后，发出紧急呼吁：“目前我们正处在转变关头，三个方面军紧靠作战则有利，分散作战［则]削弱，有受敌人隔断并各个击破之虞。更不能达到扩大苏区，扩大红军，把红军提到新阶段，争取抗日统一战线胜利之目的。”
此后，徐、陈又命红五军西渡黄河，斩而不奏，只是向张国焘做了汇报。张国焘还拟以同样方式调三十一军渡河，在大约晚上9时发出下面的电文，并限定时间要求中央回复。
中央回电时已过了张国焘限定的时间，只好表示同意。
此后因为国民党军进攻猛烈，而胡宗南部尤为猖獗，红军不得不集中兵力先打胡部，这就是海打战役。30日，中央指示彭德怀此役中打拉池和西安州是尔后宁夏战役之屏障，万万不可失。军情紧急，指示三十一军必须由西向东打，因而三十一军未能西渡黄河。
但张国焘表面同意，却密令红四、三十一军脱离预设战场，致使红军主力右翼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海打战役计划流产。此后国民党军割断了河西部队和河西红军主力的联系，宁夏战役也无法继续进行。
同日，林育英向共产国际报告张国焘破坏海打战役计划：“中央军委屡次命国焘坚决打击南面追敌，只有停顿南敌之追击，方能北取宁夏，但国焘畏敌过右，始终不愿执行命令，欲北进取得接济后再打南敌”。
林育英在这里还是有个不大不小的误判：其实张国焘连北进都不愿意，他孜孜以求的，还是西进。
这就是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的全过程，西路军悲壮的征程也即将开始。除了红三十军西渡是为了宁夏战役计划而执行了中央的命令外，红九军和五军西渡则是张国焘路线的产物。在此过程中，张国焘的个人野心暴露无疑，而红四方面军的相关领导也应负相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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