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185：“华东八室”之513特务案（二）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23年第05期
作者：魏迟婴、东方明
第七章、 清宫佛袍
准备好的两步棋，只用上了一步。
陶庸君以食客身份在“丁兔儿酒肆”最里面的一个座头上落座。其时是下午3点，整个店堂就他一个食客。丁丰过来招呼，陶庸君自我介绍，把邢开先的条子和崭新的释放证一并递过去。丁丰接过，只朝释放证上瞥了一眼，道声“原来是孙先生”，就把释放证递还。陶庸君意识到先前邢开先介绍丁丰的情况时，似乎还说少了一样——他的阅读速度跟“华东八室”侦查员有一比，说是“一目十行”一点儿也不夸张。
转眼间看完条子，丁丰的目光转向陶庸君:“邢老师傅在里面还好吗?拳还在练吗?”
这个问题陶庸君事先没想到。不过他自己就是练武之人，跟邢开先见面时也说到过拳术，总算可以应付一下:“监狱里面规定是不能练拳习武的，不过邢老师练的是八卦掌，不占地方，有个犄角旮旯也能随手比画两下，他每天瞅准机会就活动活动，当然不能让管事的发现……”
这个回答毫无破绽，丁丰露出欣慰的表情，随手把那张纸条撕成细长条，放在一旁的烟灰缸里。陶庸君正盘算着怎样把话题转到“采访”上，丁丰主动开腔言归正传:“不知孙先生为何对那起十二年前的旧案感兴趣?”
这个，陶庸君早就想好了:“在里面空闲时，经常跟邢老师傅胡磕牙瞎聊天，当然是他说得多——他的刑警经历只怕少有人比。那天他说到荣大旅社母子旅客失踪案，我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寻思这是现实生活中的好故事啊，可以写一篇小说哪!遗憾的是，邢老师傅只知道前半截，他们第三探组奉命继续办理之前的那起凶杀案去了，荣大旅社的案子转给了四牌楼派驻所。邢老师傅说，后来这个案子是丁先生领衔承办的，不知可否跟我说说接下来的调查情况?”
丁丰仰头看着天花板，似是陷入回忆之中，片刻，收回目光，长长吁出一口气:“我这个人吧，不信鬼神。我手上有人命。那年头儿不像现在，江洋大盗、土匪黑帮，甚至街上的小流氓，动不动就能亮出把家伙。刑警办案，难免不经历几次你死我活的场面，死在我手里的少说有五六个。邢老师傅也是这样。我们不信鬼神，但相信世界上确实有运气这种东西。运气有好坏之说，荣大那宗案子就属于歹运……”
四牌楼派驻所的柳所长一接到上司的电话，就决定把这活儿交给“兔儿腿”去办，再给他派两个新警察当助手。丁丰听说是邢开先的案子，自无二话。上门接手案卷，方知只不过是让四牌楼派驻所相帮调查一下情况，脸上便显出不以为然的神情。
邢开先看在眼里，微微一笑:“小丁啊，我把话先说在前头，这案子有点儿‘梗’，你得有个思想准备。”
随即，他把第三探组掌握的情况说了说。荣大旅社在四牌楼派驻所的管段里，有关该案的情况，丁丰已有所耳闻，加之他的理解力超强，对于第三探组的案情分析和调查思路，他深以为然。
于是，丁丰就带着两个还没到二十岁的小警察投入了侦查。旧时警界的规矩，协查是否顺利，要看私人关系。比如甲地向乙地、丙地的警局请求协查，乙地警局相关人员和甲地的办案人有私交，那就会像对待自己的案子一样卖力。丙地警局并无甲地办案人员的熟人朋友，那就公事公办，同样是做，效果肯定差远了。
丁丰自然知晓业界的这股风气，对两个小警察说:“你们起草一份协查通知，去所长那里盖个章，到邮局发往周边诸地同行那里就行了，有没有结果看运气，我看多半是指望不上。咱们三个还是踏踏实实进行布控，如今这年景不安稳，道上朋友弄到了东西都喜欢尽快变现，落袋为安嘛。把赃物换成金银钱钞掖在怀里，即便回头被抓到，也可以死扛着不认。抓贼拿赃，你拿不到他的赃，怎么治他的罪?”
布控的第一步，先得知道具体有些什么赃物。可是，许秋琴母子是连人带皮箱一起失踪的，此刻恐怕只有许氏的家属才清楚那口皮箱里放了些什么东西，那就只好向其家属调查了。许秋琴的丈夫许崇杰是汪伪“特工总部南京区”的科长，丁丰寻思，跟这种角色打交道，闹不好会惹一身麻烦，不如去一趟许秋琴在上海郊区七宝镇的老家。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镇江是江苏省会驻地。尽管如今南京政府跑到了重庆，而丁丰供职的警务机构也改称“丹徒县警察所”了，但到了上海郊区，好歹也算是“省城下来的”(沪郊当时属江苏省管辖)，当地警察局不说热情协助，也不至于明目张胆磨洋工。
这么想着，丁丰铺开纸笔，准备起草出差报告。这时，四牌楼派驻所柳所长领着一个西装革履、气度不凡但脸色明显灰暗的三十来岁男子进来了。
此人正是许崇杰，他是特地从南京赶来了解当地警方对其妻儿失踪案的侦查情况的。当然，这只是放在台面上的理由。
前面说过，他是中共地下党正在策反的重要对象。如果其妻儿抵达镇江后没有出事，这会儿应该已经被中共方面秘密护送到苏北根据地了，而他则转换身份、弃暗投明，成为中共的秘密情报员。没想到，昨天上午突然接到两个下属的电话，许秋琴母子下落不明!更要命的是，他还没正式与中共方面建立起联络渠道，中共地下党随时可以联系到他，他却没法儿主动跟人家联系。他担心中共方面可能还不知道这个消息，那就只有自己出面应对了。
毕竟是资深特工，他知道此刻绝对不能乱了方寸。妻儿失踪当然是要命的事，而失踪背后的深层原因，则是自己准备反水投向中共。这个秘密一旦被汪伪特工总部察觉，不但妻儿没了，自己也会万劫不复。许崇杰尽量让自己的表现符合一个刚刚得知妻儿失踪的丈夫形象，同时也不失一个长期从事情报工作的特工的冷静沉稳，挨个儿联系上司、同僚、下属，请他们设法相帮寻找妻儿的下落。先营造好氛围，他再面见上司，请假赴镇江了解破案进度，自是获准。
当下，丁丰向许崇杰介绍了四牌楼派驻所接手该案后的情况，以及目前的调查方向。正准备询问许秋琴携带的那口皮箱里装着什么物品，许崇杰何等精明，已经意识到对方要提什么问题，主动开口:“据兄弟所知，内子出门所携物品不外是些替换衣物、洗漱用具，再就是随身的首饰、应急的钱钞，首饰就那么一两件，钱钞也不会多带，就为防个万一，还有嘛……”说到这儿，许崇杰突然打住。
丁丰说:“许科长应该知道，干咱们这一行的，必须为苦主严格保密，这是行规，也是职业操守，请许科长放心，丁某以人格担保，您今日向我透露的情况，绝对不会从我丁某的嘴里传出去。”
许崇杰微微颔首:“实不相瞒，还有一件东西，价值嘛，不太好说，对于有些人来说价值连城，对于另一些人，也许就一文不值了。说起来，这东西也算是衣物，不过是一件特殊的衣服——佛袍。”
起初丁丰以为无非是古玩字画之类，没想到是这么一件东西，不由得大感兴趣:“在下愿闻其详。”
许崇杰与妻子许秋琴同宗同族，而许氏宗族系上海郊区的望族，打从明朝末期就迁到了这里，及至清朝咸丰年间，辉煌了近两百年。许秋琴所属的家族分支尤其厉害，不但出过文武官员，还有学术、医术、占卜术方面的专家。这些前辈往往都是“不鸣则已，鸣必声响不凡”。不凡到什么程度?官阶不一定很高，但都深受皇室器重，经常被接到京城里，为皇亲贵戚提供各方面的咨询。
这种辉煌一直保持到太平天国失败，朝廷接到举报，说许家有人跟长毛有过接触。这可是谋逆大罪，几番调查下来，并无任何证据，但许家的钱财被折腾得差不多了，人也死的死、残的残、失踪的失踪。许氏宗族就此一蹶不振。当然，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不少许氏后代手头都有老辈留下的传家之宝，许秋琴出嫁时带到夫家的那件紫色佛袍就是其中之一。
按许崇杰的说法，他实在看不出这件佛袍有什么特别之处，只不过比寻常织物的质地更细密些、色泽更鲜亮些，还有就是据说无论存放多久，即使不放防虫的药丸也不会遭虫蛀(但这一点未经证实，他也不知道妻子保存这件佛袍的时候放不放药丸之类)，仅此而已。受志怪小说和茶馆艺人口头文学的影响，许崇杰曾经脑洞大开，问妻子这件佛袍里是否隐藏着什么藏宝图或武功秘笈之类，许秋琴嗤之以鼻。
那为何妻家对这件佛袍如此珍视呢?许秋琴曾骄傲地向他透露，雍正皇帝还是雍亲王的时候，穿着这件佛袍拜祭过家庙。许崇杰大大不以为然，如此说来，不过是一件清宫大内流落民间的日常生活用品而已，这在民国时期社会上并不鲜见。他也向古董掮客咨询过，对方说如果能够证明的确是清宫里流出的，不管哪个皇帝穿过，也许值个几千大洋。但如何证明是皇宫里的用品呢?这就有点儿麻烦了。所以，这东西属于有价无市，说起来珍贵，却难得有人愿意花大价钱收藏。
但许秋琴却把这件佛袍视为珍宝，平时轻易不肯示人，每逢外出，只要是在外面过夜，那就必须随身携带，唯恐有失。这次她携子远行，自然是要带上的。昨天，许崇杰已经往沪郊老家拍发了加急电报，询问这件佛袍是否还在，他母亲说亲眼看见秋琴出门前打点行装时把佛袍放在皮箱里了。
在许崇杰看来，这应是许秋琴的随身物品中最值钱的一件，其他财物，大抵也就是妻子平时佩戴的金戒指、金项链、浪琴女表和不多的一些现钞了。
丁丰寻思，如若布控赃物的话，戒指项链手表并无明显特征，主要还是应围绕那件紫色佛袍进行。可问题是，一般贼人销赃，最热门最好出手的是金银珠宝贵重细软，其次是古玩字画之类，至于佛门器具，有点儿太冷门儿了。对这样一件佛袍进行布控，会不会产生效果?
鉴于许崇杰的特殊身份，往下的侦破路数不能瞒着他，丁丰遂向许说了说自己的担心。许崇杰知道刑警破案就像他们干特工的收集情报，难以预料的情况比较多，当下表示理解，留下两条哈德门香烟说是犒劳刑警弟兄们，又给了丁丰一张名片，办案中如果遇到难题不好解决的，随时可以跟他联系。
送走许崇杰，丁丰召来两个小警察，吩咐他们分头前往市内各古玩铺子旧货商店，以及城隍庙、文庙、车站码头等地摊比较集中的地方--走访。他自己当然也没闲着，要在茶馆酒肆约见眼线耳目，布置他们寻找佛袍的线索。
从形式上看，丁丰这种安排已经面面俱到了，但效果如何，他不敢乐观。他干了这么多年刑警，还从来没遇到过布控佛袍这种情况，之前也是闻所未闻。
绑架是重罪，更何况是绑架母子俩，除非贼人事先吃准了许秋琴的皮箱里有什么值得豁出去干上一票的宝物，哪有还没弄清楚人家的皮箱里装着什么东西就下手的?如果真的是为了这件佛袍搞出这么大动静，那一定是有什么特殊的缘故，既然如此，贼人哪可能轻易把赃物出手?
因此，丁丰并不看好这个案子，找不到线索实属正常，若是被自己找到，那真的要烧高香了。不料，这个案子当真邪门。丁丰中午召集几个眼线耳目请他们吃了顿饭作了布置，当天晚上竟然就有效果了，而且是一举人赃并获!
第八章、黄金搭档
立下这桩功劳的是两个二十岁出头的小痞子，就是天津卫地面称为“混混儿”的那种角色。一个名叫曾大全，另一个是曾的嫡亲舅舅吴望福，年龄却比外甥小几个月。旧时社会上这种情形较为普遍，人们对此早就见怪不怪，但这对郎舅待在一起，还是让人感到忍俊不禁。
外甥曾大全身高架大，一米八的个头儿，二百多斤的分量，却长着一张娃娃脸。这小伙儿一身懒肉，平素里甚至连眼睛都舍不得花力气撑大，从早到晚都是眯着一条细缝儿。不仅不爱动，还不喜欢言语，能用哼哼代替说话，那就绝对不会开腔。他的声带可能是被过于累赘的脂肪压制住了，这么高大一条汉子，说话却细声细气，宛若蚊鸣。
而那个比曾大全小了几个月的老舅吴望福正好相反，整个身形可以用“小巧玲珑”来形容，不光是个头儿小，五官四肢也小，比例倒不曾失调。吴老舅喜欢说话，别看他的模样儿显得袖珍，开口那声音，只怕连梁山泊好汉黑旋风、花和尚之流都会暗吃一惊，若是在人耳畔说话，简直声如炸雷。
这一大一小一胖一瘦一对郎舅就像秤杆和秤砣，整日价摽在一起。使人觉得不解的是，按惯常的思维，这二位中拿主意的应该是吴望福，小个子那副言行举止，一看便知是浑身机灵处处伶俐的角色。可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不论大主意小主意，竟然都是一副憨样儿的外甥曾大全拿的。
要说这对郎舅的家境，应该还算不错。两人家里都是做生意的，曾大全的老爸曾谋富是镇江地面上有名的棺材铺老板，人称“曾棺材”。他跟官府有关系，地面上凡是有凶杀案、处决死囚、寒冬“路倒”、投河上吊的尸体，都是“曾记棺材店”供货。吴望福的老爸是中医，医术一般，却对命相颇有研究，而且名声在外，不但镇江本地，就是南京、常州、无锡、苏州等周边城市里设摊开馆的算命卜卦从业者，每到年节都会集资给他送礼。
有这样的背景，这对郎舅混社会就有天然基础，但据中医师兼命相家吴老爷子推算，这对活宝无论操何营生，都是“吃不饱饿不死”，干不出业绩却也不会惹祸。从郎舅俩十来年的人生轨迹看，吴老爷子的推算术果然非同凡响，两人成了镇江地面上的地痞混混儿。由于“曾棺材”跟官府的关系，他们被警方纳为耳目。两人业余从事侦探工作的前景也没逃出吴老爷子的推算，仍是不温不火，直到这天——就是资深刑警“兔儿腿”丁丰请郎舅俩吃了顿午餐交代了差使后，曾大全、吴望福迎来了立功的机会。
丁丰的名头在镇江的警务圈子里还是比较响亮的，曾、吴两个因为老爸跟警方有关系，干耳目还要对警方联系人挑挑拣拣，自然把“兔儿腿”作为首选。丁丰是特立独行之辈，你看中他，他还不一定看中你哩，“曾棺材”对这郎舅俩能否拜在丁丰门下没抱多大希望，不料丁丰却一口应允。自打成为丁丰的耳目以来，他俩还没给“兔儿腿”长过脸，这次终于冷不丁儿奉上了一个大大的惊喜!
凡是手头有重要案子，丁丰就没有上下班之分，吃住都在四牌楼派驻所。这天晚上也是这样，他正在宿舍里一面用花生米下着小酒，一面拿着本《福尔摩斯探案集》看得津津有味，忽有小警察进来禀报，说有人求见。什么人呢?小警察说:“是‘曾棺材’家的胖小子和……”
话没说完，丁丰就摆摆手:“行了，让他们进来。”
不料小警察还有下文:“除了这郎舅俩，另外还有三位，两个是县所的巡警，押着一个上了绑的男子。”
丁丰不免诧异:“这是什么路数?”
这还要从曾大全、吴望福两个从丁丰那里接受了访查“佛袍”的差事说起——
曾大全、吴望福看上去拿不上台面，却也不是一无是处，他们曾习练过武术，而且整整练了三年。他们的师父，是小码头土地庙的“瘸和尚”。
“瘸和尚”是个五十来岁的老僧，这人的情况有点儿复杂。严格点儿说，他未曾接受过佛门剃度，也没有经历过皈依佛门的手续，因而他的僧人身份就有疑问。可你若说他是假和尚，他竟然不知通过什么手段，一个人占了一座土地庙。虽然没什么名气，但毕竟是民国时期江苏佛教界登记在册的，并非什么乡间野庙。
土地庙面积不大，也就不过三进四门面，前后有两个院子，却是五脏俱全，院之间的夹弄两头还有两座钟鼓楼，尽管建得比岗楼还狭窄，但钟是钟鼓是鼓，跟大寺庙比没有丝毫走样，这在当时全国的土地庙里怕也是独一无二的。“瘸和尚”没有度牒，也就谈不上法号，可当地佛教界遇上大事小事，竟然按例通知他去参会议事，这就更让人匪夷所思了。不过，他对此是不大感兴趣的，大约通知七八次，他能去一两次就不错了。
他的经历就更是神秘了，没人知道他是怎么占了这座土地庙的，附近老辈人只记得原先庙里只有一名俗家庙祝，大约二十四五年前，忽有一天庙祝不见了，换了这个腿脚有点儿毛病的光头和尚，问他来历法名，他合掌念佛，笑而不答。人们干脆唤其“瘸和尚”，他倒是答应得挺痛快。
渐渐人们发现,“瘸和尚”会功夫，不是寻常的三脚猫，而是正宗的少林拳术。镇江当地国术界人士曾去拜访过，小试下来，去的七八个拳手里有一半败北。往后，就陆续有人登门拜师，“瘸和尚”一律摇头，没想到曾大全、吴望福两个活宝找上门来，他却收下了。
这二位以前曾跟人学过拳术，师傅水平有限，加上自己不肯努力，折腾了年余也没入门。此番拜“瘸和尚”为师，好像突然间转了性，不仅坚持下来了，而且一学三年。至于效果嘛，成为高手是不太可能的，但对付几个寻常*****不在话下。虽没人亲眼见他们亮过武技，不过，自打他俩成为警方耳目之后，偶尔“路见不平见义勇为”一下，抓几个扒手、流氓扭送警局，那是不折不扣的“扭送”，不幸被他俩扭住的家伙，多半手臂脱臼，哭爹叫娘。
这样的事有过那么两三次，他俩在当地混混儿口中就升级为“曾哥”和“吴哥”了，都说曾哥吴哥精通少林擒拿手，千万别去惹他们。曾大全、吴望福能收集到别人收集不到的信息，当然也与他俩在混混儿中鹊起的声望有关。
却说这天午饭后，曾大全、吴望福接下了丁丰交办的差事，两人打着酒嗝出了小酒肆，吴望福不知应该找谁去打听那件紫色佛袍的信息，问外甥，曾大全不语，站在路边倚着电线杆，双目微阖，眼看着就要打瞌睡了。老舅见之，马上意识到外甥这是要享受一下“神仙待遇”了。
所谓神仙待遇，来自常言“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曾大全抽烟讲究档次，老刀牌、三炮台、哈德门尚能接受，其他寻常牌子一概拒绝。不过，对于曾大全来说，这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神仙待遇，他还要在香烟里“加料”，在上好的烟丝中掺入白粉。
民国时也搞禁毒，当时的主要毒品就是鸦片，人们称其为“鸦片烟”，所以禁毒也称“禁烟”。“全国禁烟委员会”主任由蒋介石亲任，山东军阀韩复渠曾因大力禁烟受到过中央政府的表彰。日本人也禁烟，不过，筹措军费的时候就双标了，嘴里喊着禁烟，暗地里给鸦片烟馆开绿灯。当然，表面文章还要做一做，寻常人想搞到毒品还是有难度的。
这“寻常人”里可不包括吴望福的老爸吴老爷子，他是中医，暗地里有进货渠道，同时又是算命界的扛把子，想孝敬他的大有人在。于是，曾大全就指使老舅设法弄点儿，时不时制作几支“神仙牌”纸烟，只是产量有限，并不是想抽就随时可以抽到的。在这方面，吴望福绝对坚持原则，因为白粉实在是太难搞到了，而且除了供曾大全享用，还有别的用途(这个稍后就要说到)。他端出舅舅的架子，规定每三天抽一支“神仙牌”，否则，老爷子一发火，你这个当外孙的应该知道后果。
其时距曾大全上次享受神仙待遇还不足三昼夜，但两人刚刚接了丁丰交办的差事，都想立个功、露露脸，给警局留个好印象，换个说法，就是让警方欠他俩点儿人情。像他俩这样的货色，以后免不了会犯事，警方欠了他们人情，他们就有个赦免的指望。
如此，老舅也就不管什么规定不规定了，掏出自制的“神仙牌”纸烟奉上一支，还划火柴恭恭敬敬给点上。曾大全把烟抽完，懒洋洋地伸了伸被肥肉淹没的腰:“小码头土地庙，出发!”
第九章、“瘸和尚”的软肋
看着曾大全往前走了老远，吴望福方才想明白，他这是要去土地庙向师父“瘸和尚”打听情况。师父是个走过三关六码头的老江湖，不管是真是假，反正是一颗光头，长年守着一座破寺庙，庙祝也好住持也好，都是他一人当家。这种角色对于佛教圈的事，料想要比寻常人知晓得多，此刻要打听佛袍，那确实是找对了人。
正这么想着，迎面驶来一辆出租马车，走在前面的曾大全突然驻步，像是嗓子痒痒似的咳了几声，他老舅马上会意，胖外甥懒得步行了，于是立刻把马车招停。
一路车声辚辚。眼看着离土地庙还有十丈之遥，曾大全又开始清嗓子。吴望福赶紧让车夫停下，车钱自然是他来付了。两人下了车，吴望福迈步直奔土地庙，曾大全却不动窝。老舅纳闷儿:“别站着了，咱们过去吧?”
这时，胖外甥终于勉为其难地开了口:“咱们谁开口说这事?怎么说合适?”
吴望福一愣，这个问题他压根儿没考虑过。“我……听你的。”
曾大全一双眼睛半睁半闭，半晌才缓缓开腔:“事由我开口，你在旁边时时看我眼色，随时予以配合。记住，师父的软肋捏在咱们手里，主要是捏在老舅你手里，只要他确实知道那件佛袍的情况，那咱俩肯定拿得住他。”
所谓“软肋”，就是白粉。“瘸和尚”原本是不沾毒品的，自从三年多前把曾大全、吴望福收为徒弟，曾大全为了让他教得尽心尽力，跟吴望福商量，说该想个办法把他给拴住，让他离不开咱俩。吴望福觉得颇有道理，可怎么个拴法儿呢?曾大全就想出这么个馊主意，吴望福既然能给自己制作“神仙牌”，那就顺手从吴老爷子那里多搞点儿白粉。每次吴老爷子收到人家孝敬他的白粉、鸦片、宝丸什么的，都是让吴望福分门别类放进石灰甏里。吴老爷子倒是没有抽一口的嗜好，只是偶尔用这些东西配点儿药，或者作为礼品打点办个事。吴望福每月挪用一点儿，应该不至于穿帮。
有曾大全这个外表憨厚，实际上心眼比筛子眼还多的徒弟，“瘸和尚”哪能不上套。一旦尝到毒品那如梦如幻飘飘欲仙的滋味，“瘸和尚”就离不开了。三年来，“瘸和尚”传授了郎舅俩若干少林功夫，是真功夫还是假功夫不甚明了，但曾、吴那手能在实战中轻而易举卸脱对手肩臂关节的手段，可是坊间百姓有目共睹的。不仅如此，白粉还让这个老江湖放下了部分“师道尊严”，几年混下来，师徒之间就像忘年交，还合伙做过几次违禁品的买卖，进项不算太多，但跟曾大全老爸“曾棺材”的生意相比，应该算是比较可观的。
渐渐的，“瘸和尚”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离不开这两个弟子了，他们几天不来，他就想得慌。白粉当然是主要因素，但跟这两个小子闲磕牙瞎聊天，也让他感觉很惬意。今天曾大全这个主意的出笼，就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
第一个反常在他俩还没进土地庙的时候就出现了，只是当时曾大全并没在意，稍后才意识到。
平时土地庙的大门整天都是敞开着的，此刻竟然关着。走在头里的吴望福在台阶前驻步，回头看着曾大全，用目光询问:这是怎么回事?莫非师父出门了?
曾大全也不回答，肥嘟嘟的下颏朝前一努，示意敲门。吴望福抬手就是一顿乱捶，里面没有回应。曾大全跺跺脚，老舅会意，抬脚就踹，里面依旧无声无息。这回曾大全恼了，亲自上阵，去路边捡了半块青砖，对着大门猛砸一气，终于把“瘸和尚”的声音给砸出来了:“哪位?来了来了!”开门一看，见是他的两个徒弟，“瘸和尚”长吁了一口气:“哎呀!我的小祖宗，有你们这样敲门的吗，简直是强盗上门来砸明火啊!今天觉得精神不济，在后院卧房小睡片刻，我这刚合上眼……”
吴望福说:“我俩路过这里，口渴了，想跟师父讨茶喝哩。”
“瘸和尚”把两人让进庙里，指指前殿廊下的竹编桌椅:“你们先坐，我去后面拿茶具，小吴上次给我送来的那两斤西湖龙井还没喝完呢。”
这是“瘸和尚”的第二个反常。曾、吴来土地庙喝茶是常事，师父都是把他们往后院领的，那里有葡萄架、银杏树，下面一坐，又安静又舒适，不比大户人家的花园差。今天师父却让他们在前面廊下喝茶，其他不说，那劣质香火味儿就闻不惯，只怕再好的茶也喝不出滋味。
难道师父这里有什么古怪?曾大全用力撑开眼皮，看着“瘸和尚”的身影消失在视线里，扭头轻声叮嘱吴望福:“一会儿你不要开口，我跟师父唠几句。”
要说这曾大全还真是个人精，就这么一转眼间，他心里已经冒出了一个多少有几分靠谱的猜测：这“瘸和尚”的来历一直藏藏掖掖，不肯告人，难道他是匪盗出身？瞧他那手功夫，确实像是经过实战锻炼的，什么一招制敌、反关节擒拿，好似怕打苍蝇一般轻巧利索。今天出现的反常，会不会和“荣大旅社”失踪案有关系？莫非是他以前道上的朋友干的？而他则是知情人甚至参与了？要是这样的话，那可不得了，没准那对失踪的母子让贼人藏在这土地庙也有可能啊.....
这样想着，“瘸和尚”已经端了一壶刚刚沏上的茶水过来了。曾大全冲吴望福使个眼色:“老舅你看，咱师父今儿个精神不振，提不起神来，是不是该给他加点儿料补补?”
吴望福外表精明，其实却是个没心眼儿的憨货，并没看出师父今天的表现有什么反常。不过郎舅俩打小就在一起厮混，长期的磨合使他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凡事听外甥的总归没错。既然事先已经商量好要用被他俩称为“一贴老膏药”的法宝对付“瘸和尚”，现在曾大全开口了，那照办就是。于是点头道:“我前天瞅个机会刚从老爷子一位上海朋友送来的‘粉’里弄了一点儿留着，那是最纯的料，不巧，今天本没打算来师父这里，没带上。不过没关系，那‘神仙牌’纸烟徒弟身边倒是有几支的。”
曾大全留意着“瘸和尚”的表情，果然，提及“最纯的料”，“瘸和尚”的双眼顿时像灯泡一样放光。
曾大全催促:“那还磨叽什么，纸烟拿一支出来先给师父抽上。那‘最纯的料’呢，你也别舍不得。我在这儿陪师父聊着，你立马叫辆三轮车回趟家，把‘料’拿来让师父尝尝。”说着，掏出一张钞票递给吴望福。
吴望福离开后，“瘸和尚”美滋滋地吞云叶雾，曾大全则尽力抗拒着“神仙牌”散发出的那股特殊气味的诱惑(“瘸和尚”不知道他也喜欢这口儿)，一边不停抽动鼻翼，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跟师父闲扯些社会新闻。这种“有一搭没一搭”当然是故意的，待“瘸和尚”把“神仙牌”抽得差不多了，曾大全把竹椅往对方跟前凑了凑，故意压低声音:“师父，不知您听说没有。昨天夜里四牌楼荣大旅社发生一宗大案，一对当天入住的母子连人带行李凭空就没影儿了!”
“没听说过。这种事跟我们出家人无缘。”“瘸和尚”成天待在寺里，消息比较闭塞。以往徒弟给他讲些坊间传闻，他总是听得津津有味，可今天却是一副丝毫不感兴趣的样子。
“听说劫走的财物中有一件佛袍是清廷大内之物，价值连城啊!”
“哈哈，哪有这样值钱的佛袍啊。”“瘸和尚”依旧不露声色。
越是如此，曾大全的疑心越重。“徒弟我也是这样想的，不就一件佛袍嘛，又不是唐三藏的那件宝贝袈裟。不过，听说那苦主不好惹——那个孩子的老爸，是南京‘二十一号’的科长，日本人跟前的大红人，手握生杀大权。这个案子惊动了特工总部，听说上海‘七十六号’、南京‘二十一号’都派人来了，还有咱本地的‘九十四号’，三路人马联手调查。今晚9点镇江要封城，全城搜查，首要目标就是所有寺庙，毕竟丢的是一件紫色佛袍嘛，肯定要到寺庙里查查了。
“瘸和尚”一个愣怔:“你怎么知道那件佛袍是紫色的?”
“听我爸的一个朋友说的。那朋友是替特高课办后勤的，说皇军的意思，这么大的行动，保不齐要动枪，跟匪徒遭遇发生枪战，备不住会死人。这几天有点儿热了，尸体搁不住，回头弄出什么瘟疫来那就更麻烦了，所以那老兄就找我爸预订棺材。”
要说这曾大全还真有两下子，他这一蒙，竟然蒙了个八九不离十。这个“瘸和尚”的确跟荣大案的案犯有些瓜葛。具体是什么瓜葛，因为接下来发生的意外，直到此刻向陶庸君转述时，丁丰也不清楚。这个“瘸和尚”的真实身份，至今没人说得上来，但丁丰相信，荣大案的案犯肯定是知晓的。
第十章、袭警劫狱
事后得知，“荣大”案的案犯有两个，为了叙述方便，按照出场次序，暂时把先出场的那位唤作案犯甲，后出场的那位唤作案犯乙。其中案犯甲跟“瘸和尚”的关系比较深，相当于江湖结拜弟兄之类。
当时镇江有水陆城门，晚上封闭，无论步行还是舟船都出不了城。两个案犯作案后，来了个一分为二，案犯甲拿着那个皮箱藏进了“瘸和尚”的土地庙，案犯乙则驾着那条作案用的小舟，载着许秋琴母子，藏匿在修船厂或者某个可以泊船的水坊，这可能是两个案犯事先就策划好了的。
案犯甲到了土地庙后，“瘸和尚”将其藏匿于后院堆放杂物的柴房里。当晚两人喝了不少烧酒，第二天午后曾大全和吴望福两个去土地庙敲门时，“瘸和尚”已经起来了，案犯甲酒还没醒透。两个徒弟冷不防登门拜访，“瘸和尚”自然不能把他们往后院引了。
“瘸和尚”事先虽然知道案犯甲负案在身但具体作了什么案子、苦主是什么人等等，一概不清楚，只以为是寻常的抢劫、绑票之类，倒也并不担心。直到这会儿听曾大全如此这般一说，才心生惧意。苦主是日伪特务，还是什么“南京区”的一位科长，这个祸闯大了!
“瘸和尚”知道日伪办案的路数，对于曾大全信口开河的所谓“今晚9点镇江要封城，全城搜查，首要目标就是所有寺庙”深信不疑。这当儿，刚吸的“神仙牌”纸烟已经起不了提神振奋的作用了，吴望福回家去取白粉的事更是丢在脑后，心想得赶紧让案犯甲离开土地庙，最好是天黑封城前逃出去。当然，眼下先得把曾大全打发走。不过要等吴望福回来之后，否则一个刚走，另一个又来敲门了，那可怎生打发?
如此，只好耐着性子等了。那情势还真叫“急惊风遇上慢郎中”，这边“瘸和尚”望眼欲穿，那边吴望福却好似断线风筝，一去不回。
后来才知道，吴望福回家取白粉时，适逢家里来了两位外地客人。估计他们跟吴老爷子的关系比较铁，加之谈的事情比较要紧，老爷子把接待点设在吴望福藏白粉的书房里。这下可就苦了吴望福。倘若换了是外甥曾大全，没准儿还会搞一出幺蛾子，来个调虎离山什么的，但吴老舅外表精明，肚里却是一包草，只好手里捧着本小说假装阅读，在外间干等着。等到下午5点，客人方才告辞。他趁老爷子出门送客的空当儿，赶紧窜进书房下手，弄到白粉后，一时又等不到马车或三轮车，只好叫了一辆靠两条腿跑的黄包车。
待吴望福赶到土地庙时，“瘸和尚”已经等得极不耐烦，可吴望福此去是给他取“料”的，而且这“料”是免费的，他心里如同火烤油煎，脸上还不能表露出来。吴望福一到，他拿到了白粉，立刻找了个借口下逐客令。
此举等于是印证了曾大全之前的猜测。两人离开土地庙，找了家靠近巷口的小饭馆。曾大全说:“老舅，我今儿个干脆破费到底了，请你喝酒!咱一边喝着小酒，一边守着巷口，我估摸昨晚在荣大作案的贼人就藏在土地庙里。刚才我已经施展了一招敲山震虎，说今晚封城搜查，因为赃物乃是一件清宫流出的佛袍，首先要搜查的就是全市大大小小的庙宇。如果贼人当真藏在师父的庙里，或者没藏人但替贼人收藏了赃物，按照咱师父的禀性，第一个念头肯定是赶紧转移嘛。所以呢，咱俩就在这儿盯着，十有八九有戏!”
这座土地庙建在一条断头巷的尽头，后面临河，没后门，进出都必须从巷子口经过，郎舅俩待在巷口的饭馆里搞蹲守，确实是个好主意。
这蹲守的时间有点儿长，守到晚上快8点，饭馆里的客人已经走得差不多了，眼看就要打烊，郎舅俩的耐心几乎耗尽，方才看见巷子里溜出一条黑影，还背着个不大的包袱。那包袱皮是黄褐色的，一看便知是佛门接待达官贵人来访时铺在拜垫上的专用物品。曾大全顿时一个激灵：“就是这小子没错!”
郎舅俩事先已结了账，当下悄没声出了饭馆开始跟踪。两人是给镇江名探“兔儿腿”丁丰做耳目的，在这方面属于半个业内角色。他们先是分别在马路两侧跟着，遇到空驶的出租马车，曾大全立刻拦下，他和吴望福一个车上，一个车下。
贼人没想到自己会被盯上，更是做梦也想不到自己马上就要栽在两个三脚猫手里了，走了没多远，拦了一辆三轮车。吴望福随即也上了马车。马车跟着三轮车不慌不忙行进，眼看快到四牌楼了，曾大全招呼车夫超车，把马车停在牌楼下面。
刚付了车费，载着贼人的三轮车也到了。吴望福拦在当道，嘴里呜里哇啦不知嚷了些什么，示意车夫停车。那贼人见是一个身高不到五尺、一脸稚气细皮白肉的“少年”拦车，不知何故，也没有防范之心，从后座上探出身子正要发问，不料吴望福突然抽出插在衣袋里的右手，一把黄沙劈面扬了过去。
贼人当即中招，一边揉着眼睛，一边喝令车夫把这“少年”揪住。车夫下车正要动手，身高架大的曾大全倏地从路旁窜出来，搡开车夫直扑三轮，当胸一把将贼人扯下车。贼人目不视物，慌乱中把手伸向怀中，也不知是想掏刀子还是手枪，反正他的目的没有达到。转瞬间，这对学过三年少林擒拿术的郎舅，已经合力卸下了他的一条胳膊，至于那个包袱，自然也不客气地没收了。
恰在这时，两名“丹徒县警察所”的巡警路过，见路边有人斗殴，当即上前喝止，把这几个人一股脑儿带到了四牌楼派驻所。
丁丰面对着这个从天上掉下来的香饽饽，自是喜出望外。派驻所当晚负责值班的副所长老王听说后，立刻穿戴端正赶过来想担任主审官摘桃子，被向来不把上司放在眼里的丁丰一口回绝。这是“丹徒县警察所”分派给丁丰的差使，言明丁丰直接对县所负责，办案期间不受四牌楼派驻所的节制，老王无奈，只得悻悻而去。
派驻所后面有个小偏院，内有三间平房，原是三个正副所长的办公室，镇江沦陷后日伪重组警务部门，那个负责此事的日本军官做事非常顶真，动不动就自己驾着摩托车风风火火赶到某个基层单位搞突袭，甚至半夜三更也会突然闯进来。四牌楼派驻所这边觉得三个头目占着一座小院办公，被“太君”查访到只怕不妥，就主动搬到前院去了，这个小偏院腾出来，做了派驻所承办专案时的办公场所，没有专案就空着。此刻，小偏院又派上了用场。丁丰让曾大全、吴望福把那贼人押进去，当然要对两个耳目大大夸奖一番，先自己拿出十枚银洋，每人五枚发了赏，说回头报到县所，肯定还有奖励，一定不会亏待这对郎舅。说得曾、吴二人满脸喜色好似得胜将军一般告辞而去。
丁丰叫来那两个小警察跟班，收拾了一间屋子作为讯问室。把案犯押进去，丁丰给他脱了臼的手臂归位，再让小警察送上烟茶。然后，摒退两个跟班，紧关门窗开始讯问。
这番招待，算是高规格的了。哪知，这个貌不起眼的案犯是个老江湖，根本不吃这一套，坐在那里抽烟喝茶一点儿不客气，只是对丁丰的提问充耳不闻。对此，资深刑警丁丰也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三天三夜不肯开口说一个字的江洋大盗他也曾遇到过，当时专案组七八个警探个个摇头，主张放弃，当然不可能把这个辛辛苦苦抓获的案犯放虎归山，而是施展手段黑掉算数。但丁丰不肯，又坚持了一天一夜，终于把堡垒攻下。因此，面对眼前这主儿，丁丰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已是午夜时分，丁丰的怀柔策略还在继续，于是掏钱吩咐小警察去外面买些夜宵，三警一犯一起吃过后，继续聊下去。
小警察周某受命去买夜宵，丁丰要上厕所，就让另一小警察节某留下看守。出于安全的考虑，丁丰用一副白铜手铐把案犯铐在椅子上。
几分钟后，丁丰返回小偏院，只见他刚才离开时亲手带上的房门大开着，屋里仍是灯火通明，可屋里的两个人只剩下一位了，而且是一具尸体——警察节某!那副之前把案犯和椅子铐在一起的手铐，端端正正地摆放在办公桌正中。
这下，惊动就不是一般的大了，不但“丹徒县警察所”，连驻镇江的日军宪兵队特高课都出动特务前来协助勘查现场。
勘查结果表明，被捕案犯应该是被同伙给救走了。同伙是从四牌楼派驻所后面那条小巷子里攀墙潜入小偏院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背朝门口坐着的警察节某，不等他作出反应就一刀扎入后心，小警察当场毙命。接着，同伙以技术手段开铐，还把手铐摆在办公桌上，以此向警方示威:别打我的主意，我根本没把你们放在眼里!
检查被害警察节某的尸体，手枪不见了，应该是被案犯顺手牵羊了，那件佛袍自然也没留下。
勘查快结束时，丁丰忽然想起了曾大全、吴望福对他说过的“瘸和尚”，赶紧带人前往土地庙。可惜晚了一步，“瘸和尚”已经被杀害了。也是刀伤，也是从背部扎入心脏当场毙命，结合现场发现的指纹足迹，可以认定凶手就是在四牌楼派驻所营救同伙杀害警察的那个家伙。
这两起杀人案，比荣大旅社失踪案要严重多了，不是镇江方面能搞定的。曾大全之前跟“瘸和尚”的胡扯成了现实,“七十六号”特工总部真的指派专家赶到镇江，会同其下辖的南京“二十一号”、镇江“九十四号”以及“丹徒县警察所”一起调查该案。一连查了个把月，却没捞到一丁点儿线索。又过了一阵儿，荣大案的苦主、南京“二十一号”特务科长许崇杰被抗日游击队击毙，这案子也就不了了之。
说到这里，丁丰连连摇头，对陶庸君说:“这是我从警多年遇到的最难办的一起案子，那两个案犯，特别是杀警察救同伙的那个家伙，应该是黑道中的精英级人物。我虽然早已退出警界，但一直对这个案子耿耿于怀，希望有机会能跟此人会会。孙先生，我的这个心愿，您也可以写到文章里。”
晚上回到“恒泰旅社”，也即十二年前发生那起母子失踪案的荣大旅社，躺在那对母子住过的客房里，陶庸君思绪万千，久久难以入睡。
白天“采访”完老刑警丁丰后，陶庸君对荣大案的关注点不知不觉中发生了转移，原先只是为了解决自己即将面临的“审干”难题，现在他认为，这是一起发生于抗战期间的涉及抢劫、绑架、凶杀等案由的系列大案，至今不知那两个案犯的真实身份，更别说那对被绑架的母子以及佛袍的下落了。
表面上看，该案的起因与政治有关，即苦主许崇杰与我地下党之间的联系，但陶庸君觉得，似乎没有理由认为那对母子的失踪、佛袍的失窃以及“瘸和尚”的死亡与政治有关。那两个案犯有可能是江洋大盗一类的角色，尤其是杀警察救同伙后来又杀了“瘸和尚”的那个，心思缜密、手法熟练、行动果断，而且心理素质极佳，是个非常厉害的家伙。
令人费解的是，根据刑事犯罪心理学的说法，成功的案犯往往喜欢复制自己的成功，使用类似的手法反复作案，有的还要故意留下明显的“到此一游”痕迹，或者干脆是自己的名号、信物，以制造影响，提高自己在江湖上的地位。可是，这两个案犯打自在镇江弄出那么大动静之后，竟然就此销声匿迹，江湖上再也没有他们的声息了。
据邢开先和丁丰两个当时镇江地面算得上数一数二的老刑警所知，不论之前还是之后，长三角范围内再也没发生过类似的刑案。这就留下了一个十二年后仍然具有思考意义的问题:他们藏到哪里去了?
当然，也许他们已经遭遇不测，毕竟干的是刀头舔血的营生，即便没落到警方手里，也可能被江湖同道来个黑吃黑。如果是这样倒也罢了，可陶庸君认为这种可能性太低。他倾向于两人还活得好好的，而且已经洗白了身份。不过，即便洗白了身份，这种人也不可能安安分分当良民的，日伪警察追查得紧，按当时江湖上得罪了日本人的匪盗的通常做法，他们多半要寻求日本人对头的保护，投向国民党一方。
国民党的特务机构诸如军统、中统、二厅(当时叫军委会二厅，抗战胜利后改称国防部二厅)对这样身手不凡的高手尤其重视，别说他们是在沦陷区作的案子，哪怕是国统区，只要不是在投效机关当地发生的，都可以揣着明白装糊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先把人收下再说。收下之后，就算警方查到他们头上，也没有派员前往特务机构捉人的胆子。
若是两个案犯走了这条路，也有在某次行动中殒命的可能。死了还则罢了，无非是社会上少了两个祸害。陶庸君担心的是，恶人命大，他们参加国民党特务机构后，平安度过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国民党特务机构在组织路线上讲究“此一时彼一时”，到什么山砍什么柴，临到“淮海战役”失败，着手在华东地区布置潜伏特务搞“敌后斗争”时，这两个家伙无疑是最佳人选!
以这二位的作案手段和心理素质，再加上长达十年的正规特务训练和实践，简直可以说是“脱胎换骨”，此时他们再作什么案子，那就不是荣大旅社失踪案或者干掉个把小警察那种级别了，而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特大政治案件，比如策划组织暴动、暗杀要员、对重要设施实施爆炸等破坏活动。
陶庸君越想越感到后怕，忽然就觉得自己的肩头变得沉甸甸的。能否澄清自己的“历史问题”、即将进行的“审干”能否顺利通过、今后自己是否可以继续留在“华东八室”，都属于微不足道的个人问题，而搞清楚那两个罪大恶极的案犯是否已成为潜伏特务，是否正准备进行重大破坏活动，那才是重若千钧的大事。如此，此番镇江之行的任务，就不再是“尽量查明”，而是“必须查明”!
可是，线索已断，往下进行调查，必须先从眼前这团乱麻中理出线头，这线头该怎么寻找呢?
窗外市河里传来一阵橹桨声，由远而近，从隐约可辨到清晰入耳。生长在江南地区的陶庸君凭经验听出那是一条乌篷船，这种船以双脚蹬橹作为动力，江南人又唤其“脚划船”。听着橹桨声经过客房后面渐渐远去，陶庸君脑海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十二年前那两个案犯劫走许秋琴母子俩时，为避免引起市河两岸商家住户的注意，使用的也应该是这样一条中间船舱被蒙得严严实实的乌篷船。
乌篷船航行时，有一个人蹬橹就够了。邢开先介绍勘查情况时，也说现场只发现了一个案犯留下的痕迹。但陶庸君认为，绑架案一定是两个案犯合伙干的。另一个案犯可能没有进入房间，也许是守在河埠的石阶上，或者躲藏在乌篷船里面。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作案目标有两个人其中一个还是学龄前儿童，不能保证他会像其母那样服从。另外，把目标逼上船后，必须有人看守。别的不说，母子俩大喊大叫或者弄点儿异响出来，被两岸居民听见，没准儿就要报官了。
那条作为作案工具的乌篷船的来源，十二年前的刑事卷宗中没有记载。陶庸君分析，至少进屋实施绑架的案犯不是长期在水上讨生活的人比如渔民或跑水上运输的船民。据陶庸君的经验，常年生活在船上的人，要在摇晃不定的甲板上站稳，脚底的受力面积当然是越大越好，长此以往，其脚掌要比常人稍宽，而刑事卷宗中的现场照片表明，案犯的鞋印与常人无异。由此推测，案犯使用的这条船的来路，可能是向熟人商借，不过，鉴于他们作的这起案子影响之大，应该估计到警方会大力侦缉，而借船太容易留下线索，相比之下，偷船更省事，不易留下后患。
如此，陶庸君就找到了一个调查方向——
民国时江南地区县以上的行政机构都设有船舶管理所，对本地的公私非农用船只进行管理，包括船籍登记、每年必须交纳的税费催收记载、协助警方在侦查案件时提供船舶信息等等。这项规定在日伪统治前期不但继续实施，而且予以强化。
陶庸君寻思，如果作案用的乌篷船是案犯窃得的，作案后多半会被富有反侦查经验的案犯抛弃。但镇江紧挨长江，水域面积比较大，失主不太可能很快就找到失窃的船只。那就得赶紧报警了，除了指望警方尽快找回船只，还得有警方受理报失的书面凭证，以便向船舶管理所有个交代。否则，你说船丢了，而船舶管理所却认为你是逃避纳税，那可就麻烦了。失主只要报了案，手头有了警方出具的报失单，就可以去船舶管理所进行报失登记。
陶庸君的打算就是设法查阅船舶管理所的档案记载，找乌篷船的失主了解一下案发前后的情况，也许能发现些端倪。
此外还有一个方向，就是调查“瘸和尚”其人生前的情况。案犯甲作案后携赃物连夜躲藏到土地庙里，说明他对这个假僧人非常信任，说是生死之交也不为过。陶庸君相信，只要能够查到“瘸和尚”的生前情况，就有希望顺藤摸瓜了解到两个案犯的相关线索。
那么，应该怎样进行调查呢?毕竟“瘸和尚”已经死了十二年，而在他活着的时候，包括他的两个徒弟在内，都没人知道他的底细。
陶庸君的主意就打在这两个徒弟身上。不管他们是依旧在镇江生活，还是去了外地，总归要有个去向，他们的家人亲戚应该知道。找到这两个人，让他们回忆当年和“瘸和尚”相处时的各种细节，总能了解到一些蛛丝马迹的。
同时，可以到镇江市佛教协会查阅档案，看是否有那座土地庙的相关记载。一般说来，既然是正规的土地庙，听说“瘸和尚”还经常接到当地宗教界一些活动的邀请，那总是要记上一笔的。“瘸和尚”是庙祝也好，住持也罢，按照解放前的规矩，档案记载中应该留下其介绍人或担保人的信息。只要找到这个人，就有希望获得“瘸和尚”的初步情况了。
上述两个方式，陶庸君反复权衡，决定明天先去找丁丰。这是出于“一事不烦二主”的考虑，再者，既然产生了对那两个案犯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特务的担心，不到迫不得已，陶庸君也不想多开辟一条保密性得不到保证的渠道。
次日，也即4月3日，陶庸君从上海赴镇江的第四天一早，他动身前往鱼行桥堍“丁兔儿酒肆”。哪知，等待他的却是一个坏消息——丁丰死了!
第十一章：最后一位顾客
1952年4月3日午前，陶庸君离开下榻的恒泰旅舍，前往鱼行桥堍丁兔儿酒肆。远远就看见酒肆门前聚集着一群人。小酒肆只有一个门面，店堂里寥寥几副座头，坐满也不超过二十人，陶庸君寻思，就算是丁丰的生意好，也不至于那么多人排队等着进去吃饭吧?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酒肆店门紧闭，店堂里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儿声响。丁丰的这家小酒肆，除了他这个店主，只有一个帮厨打杂的老头儿。昨天陶庸君“采访”时得知，那老头儿因为家里办丧事向他告了假，这几天只有丁丰一个人里里外外张罗。这种情况下，按说丁丰应当早点儿到店里做准备，怎么现在都快到饭点了，店里还是一片黑灯瞎火?不对头啊……
陶庸君穿过马路走到近前，只听围观群众议论纷纷，有人说会不会丁老板今天有事，临时停业一天。这个说法马上遭到其他人的反驳，丁先生是个重规矩守信用的生意人，每次临时停业都事先张贴告示，免得人家在店门口白等耽误时间。这么晚了还不开门，好像不是睡过点儿的问题了，别是出了什么事吧……
有人叫了声“民警来了”，原来是管段寿邱派出所的一个民警下巷子经过，见状自是要上前查问。听说情由，便分开人群来到店门前，一边敲门一边大声问:“里面有人吗?”
半晌，里面还是没有反应。遂让人从附近商店借来一架竹梯，架在店门上方的玻璃窗下，回身环视众人，指了指其中一位小个子年轻人:“这小伙儿的身坯应该进得去，劳驾帮个忙。”
那青年甚是积极，当即捡了半截砖头攀梯而上，砸碎玻璃，侧身爬了进去，下到地面从里面打开了店堂门。民警拦住正要一拥而入的人群:“我和这小伙子一起进去看看，其余人请不要入内，万一出了什么意外，必须保护现场的!”
民警和小个子青年进到内堂那个只有三四平米的小间一看，丁丰躺在床上，脸色灰白，早没气了。
陶庸君在外面听到那小伙子的惊叫：“死了！”，转身就走。昨天下午他刚来找丁丰了解荣大案的情况，怎么当晚人就死了?陶庸君意识到，丁丰之死不会是因为什么毛病发作引发的猝死，而是遭了暗算。
陶庸君随即去了附近一家邮电所，如同上次一样拨通了那个一年到头全天二十四小时畅通的保密电话。还是那个柔和的女声，待陶庸君报出密码后，问他需要什么帮助。陶庸君说:“我要马上面见镇江市公安局董必成局长，马上!”
“好的，请您三分钟后再打来。”
三分钟后，陶庸君再拨打这个电话，对方告诉他:“请即刻前往镇江市公安局，董局长在等您。”
董必成青少年时代在上海做过裁缝，曾加入帮会。参加革命后，利用帮会身份开山收徒，混迹于三教九流之中。抗战期间，他以帮会活动为掩护，运用党的统一战线法宝，在伪军、伪自卫团的上层人物中动员策反，颇显成效。抗战后期，他出任江苏沙沟县公安局长。解放战争中，任华中二分区行动队大队长，后又任高邮独立团团长，在高邮、宝应、兴化地区开展武装斗争。解放后，任镇江市公安局长。如此丰富的人生经历，可以说董局长也是一个“老江湖”。
董必成刚接听完来自上海的保密专线电话，第三科科长俞轩叩门而入，向他汇报说，刚接到寿邱派出所的报告，鱼行桥堍丁兔儿酒肆店主蹊跷死亡，请求市局派员前往勘查。董必成马上意识到，上海来电所说的那位同志要求紧急会见，多半与这个酒肆店主的死亡有关，遂派俞科长带队前往现场勘查，他则留在办公室里，等候“华东八室”的侦查员。
这是两个“红色老江湖”的首次见面。
“华东八室”侦查员的脑子里都存着一份地图，对华东各地级以上城市公安局长的姓名、相貌、简历都有一个粗略概念。而董必成虽然不认识陶庸君，连真实姓名都不甚明了(“华东八室”侦查员每次执行任务都使用代号或者化名。比如陶庸君这次来镇江，在旅馆登记的名字就叫“孙使君”)，但“华东八室”的名头他当然是听说过的，而且之前还曾像这次接待“孙使君”一样接待过一个姓富的侦查员。大家都是干这一行的，不约而同都回避了寒暄客套，握手落座后直奔主题。
“华东八室”有严格的纪律，即便对方是镇江市公安局局长，陶庸君也不能透露自己此行的任务，甚至连些许话缝儿也不能留。他此刻向董局长介绍的情况简而又简，说自己奉命赴镇江调查一桩案子，丁丰是其中的一个知情人，昨天自己先去监狱找服刑犯人邢开先外调，根据邢提供的情况，又去丁兔儿酒肆跟店主丁丰接触，今天上午再次去找丁意欲补充调查，丁丰却已独死店中，这绝非是什么巧合。
老公安董必成马上领会了陶庸君的用意，当下表示:“老孙同志，你看针对丁之死我们往下应该怎么做?是把案子秘密移交给你们华东八室呢，还是按照常规路数仍由镇江方面处理，或者干脆由你主持侦查，市局的人力物力随时听候调遣。”
陶庸君对此已有过考虑，当下略一沉吟：“董局长，调查案子您是内行。我供职于华东八室，主职是收集情报，其间如果需要调查刑案，一般自己能做的就做了，没有条件做的，就得麻烦地方上支援了。像丁丰这个案子，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
陶庸君的想法是，由镇江市局出面组建专案调查组，组长由董必成担任，副组长由董局长指定。陶庸君自己并不参与该案的具体侦查，但需要了解每天的侦查进展。为避免引人注目，董必成安排一名联络员专门负责跟陶庸君的联系。陶庸君如果有紧急情况要跟董必成沟通，就直接见面。董必成自无二话，全面配合。
当天上午10点，由董必成任组长、第三科治安股张道成股长任副组长的专案组正式成立。当时镇江市公安局一共有四个科，第三科又称“行政科”，治安股归第三科管辖，负责刑事案件的侦破。这个专案组包括董、张两位正副组长在内一共九人，此外，还有一位“幕后高参”陶庸君。
当晚8点，董必成指派裴苏作为联络员前往陶庸君下榻的旅馆，通报法医解剖以及现场勘查情况——
镇江市是地级市，公安局的规模不大，没有单设的法医室。不过，民国时期镇江是江苏省府所在地，国民党警察局的规格是按照省城来定的，自然跟一般的地级市有区别。其他不说，在吸纳人才方面就独具优势。
借着这个便利，解放后成立的镇江市公安局虽然没有设立专门的法医科室，却有两名不错的法医。其中一名是留美海归，曾在美国攻读法医专业，毕业后因战事滞留在美，反正无事可做，就接受当地警局的聘用，给美国一个警察局当了两年法医，之后才辗转回国。因此，这位法医不但具有相当的实践经验，见识也十分广博。这天对死者丁丰的解剖，就是由这位法医主刀。
解剖结果当场就给出了，法医认定丁丰死于中毒。至于致死药物，当时国内非常罕见，许多业内人士甚至连听也没听说过。这是美国一家制药公司按照保密处方生产的化学合成毒药，英语简称“MK”。这种毒药无色无味，进入人体两小时后发作。中毒者起初的症状是感到口渴，喝下较多的水或者饮料后就会产生睡意，几分钟后就会进入熟睡状态，继而由熟睡直接过渡到死亡，哪怕连翻个身的机会都没有，死得毫无痛苦。
毫无疑问，这是间谍用来搞谋杀的毒药，对丁丰下毒手的，多半就是美蒋特务了。
死者胃内的残留物表明，丁丰在死亡三个小时前曾喝过酒，吃过三样自己酒肆的特色菜肴。不过，厨房以及他死亡的那间小屋里没发现其他人出入的痕迹。他喝的是一瓶当地酒坊酿造的白酒，名唤“酒疯子”，属于中等档次，一斤装的瓶子喝去了一半。
现场收拾得很干净，除了半瓶白酒还放在店堂角落那副座头的筷子筒旁边，其他诸如使用过的杯筷盘碟，都洗得干干净净，放在厨房一侧的专用架子上。桌椅、地板、店门拉手都被擦拭过，地板上除了丁丰本人的脚印，没有其他痕迹。
稍后不久，那位帮厨的老头儿忙完家里的事回来了，据他反映，往常每天营业结束后，哪怕再晚再累，丁老板也要帮着他把店堂和厨房收拾利索才回家。丁平时都是回家住的，赶上天气不好或者时间实在是太晚了才睡在店里。
专案组随即进行案情分析，初步排除了丁丰服毒自杀的可能——
首先，丁没有厌世情绪，缺乏自杀的理由。
其次，据其妻子儿女的说法，丁一向比较乐观。作为一个老刑警，见多了生死无常，他对世事看得要比常人通透得多，否则，凭他的能力，无须如何钻营，做个侦缉队的副职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可他连个探组的组长都不愿意当。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收日伪镇江警局，丁丰在抗战期间虽然供职于伪警局，但拒绝担任任何职务，不过是一个普通警员，因而未受到追究。接收官员对此颇为赞赏，不但打算留用，还要给他安排个职位，他却激流勇退，留下一纸辞呈，离开警界去经营小酒肆。他对妻子说过，这些年下来，他看惯了城头变幻大王旗，根据国民党接收官员的作派，他判断国民党的统治怕是也长久不了，为其效力不值得。
另据在小酒肆帮厨的老头儿反映，前几天午市后空闲时，丁老板与其喝茶闲聊，说他打算把正在上初中的一对双胞胎儿女培养成大学生，最近到处打听本城“肚子里有货”的数理化高人，准备重金聘请他们为儿女补习功课，一个对生活寄予如此厚望的人，怎么会自杀?
再有就是，即便丁丰出于目前专案组未知的原因选择自杀，他也没有获得这种名曰“MK”的毒药的渠道。他是刑警出身，见过的听说过的死法儿多了去了，想自杀有的是办法，何必大费周章去弄这种难能到手的药物?
如此，专案组认为丁丰死于他杀。
陶庸君听裴苏说到这里，心里又补充了一条丁丰不可能自杀的理由——当天下午丁还在接受被其尊为“老师傅”的邢开先“狱友”的“采访”，讲述十二年前那桩轰动一时的荣大案。凭着华东八室侦查员“老孙”的那份眼力，丁若是有什么异常情绪、自杀倾向，怎么可能发现不了?
陶庸君问裴苏:“专案组下一步准备怎么走?”
裴苏说:“专案组已经开始分头走访包括死者家属、亲朋好友、周边街坊和酒肆的常客，指望能够获得线索。董局长让我给您捎话，希望听听您的意见。”
陶庸君点点头:“你把带来的现场照片留下，我要仔细看看，明天再跟专案组联系。”
送走裴苏，陶庸君关上房门，端坐桌前，审视那些现场照片。董局长考虑得很周到，随同照片送来的，还有一个用于刑事勘查的高倍放大镜。
看完照片，陶庸君又看了现场勘查报告和平面图，注意到裴苏刚才介绍情况时未言及的一点——店门内侧司必灵锁的旋钮和保险按钮上留下的均是丁丰的指纹。这家小酒肆唯一的进出通道只有店门，后面的厨房有窗户，但窗框上的金属栅栏完好，没有被撬过的迹象。
上述情况表明，丁丰应是在送走最后一个客人后死亡的，而非丁已中毒倒下，然后还有人离开。因为店门是从里面锁上的，最后离开的人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而且门内侧的锁具上亦未发现丁丰以外的指纹。
据此，陶庸君试着还原案发过程——
当晚酒肆营业结束后，丁丰和一个可能是应约而来抑或突如其来的客人一起喝过酒。他下厨炒了三个菜，开了一瓶“酒疯子”白酒。这人肯定是丁丰熟识且颇有交情的朋友，也可能是酒肆的熟客，不过这回，他是来要丁丰性命的。在跟丁丰喝酒的过程中，他在丁丰的酒杯里下了毒，也即美国制造的间谍毒药“MK”。
毒药的发作时间是在两小时后，因此凶手并不着急，下毒后继续喝酒吃菜，跟主人聊了一会儿，这才告辞而去。丁丰送走客人后，照例收拾店堂和厨房，一切料理停当，毒药也开始发作了。他喝了不少水，疲倦感随即袭来，便进入小间躺倒在床上。这一倒，就再也没有起来。
那么，这最后一个客人是谁呢?跟丁丰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要置丁丰于死地?他杀人的动机是否跟当天下午自己对丁丰的“采访”有关?
从裴苏介绍的情况看来，专案组的侦查路数是准确的，认定了丁丰之死系他杀，并着手对丁丰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查。不过，丁丰经历复杂，社会面上的交际肯定比较广泛，和他关系密切的人不在少数，专案组不一定能很快发现线索。
陶庸君总觉得，丁丰之死的背后，有当年制造荣大案的那两个案犯的影子，如果真如自己的推测，当年两人作案后亡命天涯，参加了正在招兵买马的国民党特务组织，解放后又潜伏在镇江当地，那么，他们杀害丁丰的目的就不言而喻了——断掉警方手中可能的线索，为即将进行的重大破坏活动扫清障碍。
如此，陶庸君就有了一种迫在眉睫的紧迫感，必须尽快侦破这起谋杀案，才能揭晓谜底，制止重大破坏活动的发生。可是，如何协助专案组加快侦破进度呢?思来想去，还是没有头绪。
陶庸君轻叹了一口气，把半支香烟摁灭在烟灰缸里，又拿起放大镜，查看桌上的那些现场照片。之前，陶庸君已把这些照片翻来覆去不知看了多少遍，本也没抱多大希望，不过，曾经的摄影师生涯让他注意到其中一张照片的瑕疵——拍摄这张照片的民警在按下快门的瞬间可能手抖了，对焦略显模糊。拿过这张照片细看，陶庸君终于发现了一个疑点。
照片拍摄的是丁丰生前最后一顿晚餐的用餐处，也就是位于丁兔儿酒肆店堂角落里的那副座头。昨天陶庸君去酒肆“采访”丁丰也是坐的这副座头。丁丰在张罗开这家酒肆时，店面和店堂的装修都是他自己设计的。店堂面积不大，所以他不打算像一般的饭店那样采用清一色的木制桌椅，而是特意定制了一种可以折叠的钢木结构桌椅，既让食客感到舒适，又节省店堂的空间。
应该说，丁丰不但刑侦水平一流，经营餐饮这些年来的可圈可点之处也不少，但这些桌椅的设计却是一个败笔:一是制作成本高;二是比全部以木材制作的桌椅分量重，店家也好食客也好，都觉得移动不便;三是设计不合理，使用过简易折叠桌椅的人都知道，这种桌椅方便是方便，但稳定性差一点儿，尤其是折叠桌子，桌面容易发生摇晃。为防止客人一不小心把桌子掀翻，他又给钢制桌腿加了横档。这么一来，牢固倒是牢固了，可食客在用餐期间有东西掉落弯腰去捡的时候就麻烦了，因为那根横档的存在，食客必须离开座椅，大半个身子钻进桌子底下，而店家自己清扫收拾起来也颇为麻烦。不过，待丁丰发现这些问题时，已是木已成舟，无法挽回了。
此刻，陶庸君在照片上发现的疑点，就跟丁丰当初的这个设计有关。可是，照片拍摄得有些模糊，即使用高倍放大镜也看不清楚。
来来回回端详半晌，陶庸君看得头晕脑胀，依旧不得要领，只得把放大镜扔到一边。他实在太累了，打算先睡一觉，等下半夜醒来继续进行。那就不是待在旅馆房间里看照片了，他要趁着黑夜的掩护，悄然前往丁兔儿酒肆实地查看。
第十二章、夜潜酒肆
下半夜2点多，一条黑影出现在丁兔儿酒肆对面的巷子口，正是夜访谋杀案现场的“华东八室”侦查员陶庸君。他侧耳细听，暂时隐身，待一支夜间警民联防巡逻小组从马路上走过后，这才离开巷子，迅速穿越马路，来到酒肆门前。
酒肆店门紧闭，贴着镇江市公安局的封条。陶庸君从怀里掏出一个扁形小酒瓶，拧开盖子，仰脖往嘴里啜了一口，对准封条喷过去，让酒水均匀洒落。稍等片刻，动手轻轻把封条一端揭下来，让它悬挂在店门上。两张封条都这般对付，他又掏出特制的开锁工具，很快就把司必灵锁打开，轻轻推门入内……
陶庸君在酒肆里待了大约半个小时，离开时，把封条重新粘上。
五个小时后，刚刚上班的镇江市公安局局长董必成接到“老孙”的电话，电话内容乍听上去有些莫名其妙:“79加1。目标:小个子，正患轻度感冒，可能有鼻炎。”
董必成先是一愣，继而分辨出那是“老孙”的声音，再往下想，“79加1”，那就是“八十”——“八室”的谐音。所谓“目标”，那就是疑犯了，而“小个子”云云，则是疑犯的特征!
想通了这一点，董局长不由得大吃一惊:乖乖!仅仅是听了联络员的情况介绍，看了现场照片，隔了一晚上，这个“老孙”就能描述出疑犯的特征，简直太神啦!怪不得去苏南行署公安局参加会议时，黄赤波局长总是念叨“华东八室”如何了得，果然是出手不凡啊!
可是，“老孙”是怎么判断出凶手是小个子的?现场不是没发现凶手的脚印和指纹吗?至于凶手正患感冒，可能还有鼻炎，更是让人匪夷所思。董局长思来想去也没有头绪，心中暗叹:同样是干这一行的，看人家“老孙”，真是“人比人，气死人”……
董必成虽然也算得上是个老公安，但毕竟受区域的限制，经手的案件类型相对单一，同行之间也没时间进行交流。话说回来，即使有交流，大伙儿都是“土”字号的，又能交流出什么高精尖内容呢?所以，董局长也不往下想了，立刻让专案组副组长张道成通知开会。
会上，董必成当然不能说到“华东八室”，更不能提“老孙”。他先是让众人就下步工作发表意见，然后下令:“今天继续走访，一会儿我让秘书科设计油印表格发给大家，每位同志都须根据表格上的项目，详细填写走访对象的各项情况，不论是否有疑点，一个不漏!都听明白了?好，散会!”
却说陶庸君这当儿也没闲着。他目前所在的位置，跟董必成的直线距离不过二十多米，两人在镇江市公安局的同一幢办公楼里，董局长在二楼东侧的局长室，他则在一楼西侧第一科材料股副股长裴苏掌管的材料室里阅读资料。董局长指定他作为和陶庸君单线联系的联络员。
昨晚，陶庸君夜潜丁兔儿酒肆命案现场，果然有收获。他检查了“采访”丁丰时坐过的那副座头，打开微型手电筒，对照那张有些模糊的照片，寻找他认为可能是凶手留在桌腿上的那处污渍。
照片上无法分辨的这处污渍，在聚光手电的照射下异常清晰——那是一块指甲盖大小的不规则痰迹，黄中带着一丝浅绿，早已凝固。根据其水分散发程度判断，应该就是昨晚丁丰和疑凶一起喝酒时留下的。陶庸君随即作出进一步的推断，吐痰的家伙正患伤风，西医的说法是感冒。痰迹黄中带绿，中医见之会说是肺热所致，西医则会得出“绿脓杆菌感染导致支气管炎”的结论。
为什么陶庸君认为痰迹是凶手留下的呢?因为丁丰是这里的主人，这家小酒肆就相当于他的家，他那么一个爱清洁的人，每天晚市过后都要里里外外亲手打扫，怎么可能在自己家里随地吐痰?再者，前天午后陶庸君“采访”丁丰时，两人也是一起喝酒用餐，印象中丁丰说话声音清亮，整个过程不曾清过一次嗓子，即使抽的是特别呛人的劣质雪茄，也没有任何影响。倒是陶庸君不习惯这种烟叶的味道，被呛得咳嗽不止。
这一切都表明，酒肆主人身体状况良好，并无一丝伤风的症状。一个午后还没有任何症状的人，一般情况下不至于在八小时后的晚间突然感冒。而且，根据痰迹的浓度，也即西医所说的绿脓杆菌感染程度，也不是在短短八小时内就可以生成的。
痰迹位于餐桌四根金属腿靠近店门一侧那根的下方，离地面约三十厘米。陶庸君在座位上坐下，发现以自己一米七一的身高，在正常坐姿的状态下，根本没法儿把痰吐在那个位置。看来这人的个子要比他矮。矮多少呢?陶庸君继续降低坐姿，可不论他再怎么降低也无法做到，除非是以一种非常别扭的姿势。问题是，疑凶正在跟丁丰吃饭喝酒，即便是想吐口痰，也不至于这样，那不是有病吗?再说了，如果他不担心丁丰反感的话，稍微扭头吐在地面上就好了，何必非要吐在桌子腿上?
这种反常引起了陶庸君的兴趣。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才导致凶手把痰吐在这个位置?他索性钻到桌子下面，脑袋在桌肚、桌面之间反复升降移动，最后得出结论:疑凶只有把头部降低到差不多与桌面平齐，才能够做到。
这就奇怪了。当着丁丰的面，这主儿到底想干啥?
自打凶杀案发生后，酒肆就处于全封闭状态，而且已经封了十几个小时，空气不流通，加之陶庸君这一番折腾，把桌椅缝隙里常年积攒的灰尘扬了起来，陶庸君鼻腔一阵发痒，就要打喷嚏。担心被外面的过路人发觉，他赶紧捂住鼻子。就是这个动作让陶庸君茅塞顿开，原来如此!
前面说过，丁丰在设计这些折叠餐桌时，为稳固重心，给钢制桌腿加了横档。这种设计导致客人捡东西时，不得不起身离开座位，钻到桌子底下。很有可能疑凶喝酒时不留心把筷子之类的东西掉到桌子下面了，他弯下身子想捡，可由于横档的存在难以做到，只得先起身绕到桌子一侧，再弯下腰来。他正患感冒，而且一直有慢性鼻炎，这么一弯腰，导致他不由自主打出一个喷嚏，随着喷嚏带出的一口粘痰，就这样落在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位置上。
由此，陶庸君得出结论，疑凶是个大约一米六的小个子，正患着感冒，而且可能有慢性鼻炎，容易发生过敏性反应。
这，就是陶庸君夜潜酒肆的收获。他认为这个收获对于专案组访查疑凶应该有着缩小排查范围的作用。
第二天一早，陶庸君再次来到市公安局。当然不是想当面报告董局长，而是打算循着专案组的调查轨迹另做一番工作——查阅警方的内部资料，寻找丁丰生前交往的那些亲朋好友中跟江湖帮会有瓜葛的人物。
丁丰已离开旧警局七年，这七年间他一直在经营酒肆，一般说来跟外界的交往会大幅度减少(开一家小酒肆是不用建立江湖关系的)，只有以前的江湖朋友才会找他，当然不会是叙旧，这些人进入新社会后，恨不得他们的“旧”全部被忘个精光，因为一旦“叙”起来，没准儿就成了别人的检举揭发材料。不为叙旧，那就是有事相商。凶手赶在夜市结束后来访，而且跟丁丰一边喝酒一边聊，那这事情应该是比较重要的，而且要聊一段时间。
陶庸君想先摸一下镇江解放前江湖帮会以及黑道人士的情况，以便帮助专案组对排查出来的对象进行甄别。裴苏根据他的要求，把他领进材料股的库房里。陶庸君在裴苏离开后，先给董局长打了个电话告知相关情况，然后开始翻阅资料。
这一待，就是八个小时，饿了就让裴苏从食堂取来两个馒头充饥。傍晚时分，董必成让联络员裴苏通知“老孙”来分局见个面有事相告，这才知道原来“老孙”竟然就“潜伏”在自己身边。
董局长向陶庸君通报的情况是:根据你上午的电话提示，专案组已经找到了一个基本符合疑凶特征的嫌疑人。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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