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185：“华东八室”之513特务案（一）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23年第05期
作者：魏迟婴、东方明
第一章、 “华东八室”
上海市海南路的“香港大宝丽公司驻沪办事处”，是一幢三层尖顶小洋楼。在解放初的上海，这样的建筑并不罕见，路过的行人难得会对它多看一眼。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特殊身份——“华东八室”的秘密驻地。
1952年春天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华东八室”副团级侦查员陶庸君刚走进驻地二楼的办公室，就接到内线电话：领导有请。
“华东八室”于1949年5月组建，最初的驻地在苏南小城丹阳，这里同时也是三野司令部和华东局的临时驻地。所谓“华东”，顾名思义，指的是中共中央华东局社会部，至于“八室”，这是后来的叫法，组建初期，因这个部门的领导是甄真同志，内部称其为“甄办”。
当时这类以部门领导的姓氏命名的机构很多，在华东局社会部，名气最大的要数老政保马重德执掌的“马办”，其下辖的“华东特案组”破获了一系列大案要案，在上海乃至整个华东地区都赫赫有名。不过，业内一致认为，“甄办”的名气虽不如“马办”，但若论功勋，应该不在“马办”之下，其神秘感和传奇色彩,甚至还略强于“马办”。
其中原委，容稍后交代，这里要先说一下“甄办”变成“八室”的过程---
“甄办”说是正处级建制，但只有十名成员。除了执掌者甄真，还有八名侦查员，以及秘书齐准鸣。别看人少，但这八名侦查员都是军官身份，级别还不低，副团级的陶庸君在其中只是垫底，另外七位中，五位正团、一位副旅、一位正旅。至于被人背后称为“甄老头儿”的甄真，则是一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秘角色，有人说他是正师，也有人说他是副军甚至正军，众说纷纭，却没人说得清此公的底细。
要说甄老头儿的资历，当真令人咋舌——1924年入党，参加了上海的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二三十年代曾在上海活动过的中共元老如周恩来、陈云、赵溶(康生)、聂荣臻、陈赓等都知晓他。这种知晓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听说过”而是熟知，因为他曾为这些领导做过警卫、交通、后勤等工作。后来，甄真去江西中央苏区从事政保工作，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
1935年6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委陈云同志奉党中央之命，在部队路过四川省天全县灵关殿时秘密离开长征队伍，经成都、重庆抵达上海，随后又从上海秘密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通报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甄真是陈云由四川至上海途中的四位秘密警卫之一，完成这项重大警卫任务后，甄真留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根据组织安排，甄真划归李克农领导。
一晃十二年过去，1949年仲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前夕，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秘密召见甄真，指示他去华东局社会部工作，担任即将组建的一个秘密情报部门的主官。尽管甄真没上过一天学，文化程度不高，多年来从事的也是一些具体工作，压根儿没当过什么“主官”，但组织上认为他完全有能力胜任。之所以如此，和甄真的复杂经历有关。
十五岁时，甄真就在洋轮上打工，即国际海员，精通多门外语，尤其是英语，虽说仅限于口语，书面上有欠缺，但在当时也算是了不得的人才了。回沪上老家后，他加入青帮，和青帮大亨杜月笙同为“悟”字辈的师兄弟，在江湖上有广泛的人脉，投身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参加两万五千里长征，历尽艰难险阻，经受了枪林弹雨的考验。其后，又长期从事隐蔽战线工作，收集情报、锄奸策反、地下交通，积累了丰富的敌后斗争经验……这些，在课堂里是学不到的。
李克农让甄真执掌的这个部门，名义上是华东局社会部下辖的一个处，实际上受中央社会部和华东局社会部双重领导。中央社会部方面，甄真直接对李克农负责。这个部门的八名侦查员由甄真挑选，要求是具有十年以上秘密工作经历的资深政保，对党忠诚，文武兼备，具有多次独立执行特殊使命的经历。名单确定后，由组织上审查定夺。
毕竟是老政保，甄真马上意识到这个处级部门即将执行的任务非常重要，心情自是激动。李克农还告诉他，这个部门的工作原则是双单：“单打独斗，单线联系”。部门的一应办公用项、活动开支以及装备器材等，由甄真直接向中央社会部申请下发，跟华东局社会部不发生关系。考虑到公文流转的需要，组织上还为甄真配备了一名秘书——齐准鸣，小齐同志曾在北平从事地下工作，被捕入狱期间经受过生死考验，革命意志坚决，又是北大高才生，文化水平高，还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
如此，这事就这样说定了。甄真即刻着手准备，至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甄办”已经正式成立，本文主人公陶庸君就是由甄真遴选、李克农拍板的八名侦查员之一。可以想象以甄真这种堪称前辈级的老资格，加之其执掌的这个部门的特殊性质，“甄老头儿”也好，“甄办”也好，在业内想不出名都不行。
但从事情报工作，“出名”是大忌，甄真遂向领导建议，给部门改个名称。若是华东局社会部下辖的其他各处，哪怕同样是资深老政保的“马处”马重德向上级提出这种要求，估计也得打回票。可是，甄真同志这么轻描淡写似的随口一提，领导当场点头:“你想改个什么名称?说来听听。”
甄真早已胸有成竹:“我这个摊子，靠的就是那八位侦查员，他们是无名英雄，从事的工作既艰巨又危险，而且多是单打独斗。用上海滩俚语说，他们就像一只只“独角蟹”，而“甄办”就像江南人口中的“螃蟹洞”。我建议，不如改称‘八室’。”
严格来说，“甄办”实际上是中央社会部下辖的部门，出于开展工作方便的考虑，“寄生”在华东局社会部名下。部领导对此自是心知肚明，所以甄老头儿这么一说，当天就上了部务会议的议事专题，顺利获得通过。次日即下达内部文件，宣布“甄办”更名为“八室”。当然，还得向中央社会部上报备案，组织手续总是要走一走的。
从此，就有了“华东八室”之称，但内部还是习惯于称其为“甄办”。这个，甄真就没办法了。好在“八室”的办公地点不在华东局社会部驻地，跟其他处办不扎堆，部门之间几无交集，一年到头也鲜有打照面的机会。
第二章、“七十六号”的摄影师
却说这天陶庸君一上班就接到领导的电话，暗忖是有任务下达，三步并作两步直奔顶楼。“八室”驻地挨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淞沪警备司令部营房，是一幢独立的小洋楼，三层楼房之上有一个塔尖样的阁楼，“八室”主任甄真的办公室就在这里。
甄真身居高位，外表倒是没有一丝一毫的官威，平时总是一副乐呵呵的笑模样。陶庸君进门时，甄老头儿正跟秘书小齐交代着什么。见陶庸君来了，小齐收起笔记本，跟他招呼一声，出门下楼而去。甄真一指墙边的沙发，示意陶庸君坐下，亲自动手给他沏了一杯茶:“这是一位杭州老友托人捎来的梅家坞龙井，小陶你尝尝。”
陶庸君揭开杯盖闻香气的时候，甄真从写字台一角的金属文件筐里取出一个牛皮纸袋。陶庸君寻思看来自己猜得不错，是有新任务要下达了。谁知甄真一开口，却把他闹了个激灵:“小陶啊，这次体检，咱们‘八室’发现一个病号。实话实说吧，你被查出生了痨病，就是肺结核。”
“啊!我有肺结核?!不可能吧，我这身体……”
甄真打断他的话:“你先看看这份体检报告，还有X光片。”说着，他从牛皮纸袋里取出胶片，又顺手打开台灯。
陶庸君不无惊奇地发现，甄主任对X光片的熟稔简直不亚于一名呼吸科的西医。当下，甄真对片子上显示的影像作了一番解读，最后得出结论:“你这毛病已经有两三个月了，目前处于早期向中期的过渡阶段，病情发展得有点儿快，估计跟前一阵子你没日没夜扑在那起清查内奸的大案上有关……”
陶庸君是1936年初参加革命的，当时他是沪上公共租界英商“欢乐斯照相馆”的一名照相师，经常被外籍老板派往租界警务处巡捕房帮着拍摄重要卷宗材料，借着这个便利，为地下党收集了不少情报。1940年春，他奉命打入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还是干照相的老本行，直到抗战胜利。
“七十六号”是什么地方?说是龙潭虎穴也不为过，这期间陶庸君经历的惊险多了去了，早已生死看淡，心理素质那是一流的。初时的震惊过后，他对于自己患了当时的医学几乎无法对付的“准癌症”肺结核的噩耗，倒也并未太过放在心上:“主任您也知道，我多年习武，身体素质一向优秀，应该没什么大毛病，会不会是医院搞错了，把其他什么人的片子算到我头上了?要不，我去医院复查一下?”
甄真脸上似笑非笑:“小陶，你在打什么主意?”
“报告主任，我以为您叫我上楼来，是准备交代新任务的!”
“小陶啊，这么跟你说吧，我昨天下午接到后勤处的通知，也以为是搞错了，立刻扯着金处长陪我去了趟广慈医院。医院非常重视，指派分管副院长去放射科查询。你看，这片子角上有编号，跟你体检表上的编号相符。我记得那天我们‘八室’的同志是一起去体检的，你是不是排在第六?你看，这编号正是第六个。那还能有什么问题，肯定是你嘛!况且，内科医生在你的体检报告上也写着听诊结果:‘有间歇性浊音’，总不可能两个科室都弄错了吧?”
听主任这么说，陶庸君寻思，看来是不会错了，去复核也没多大必要了。不过，自己的确没感觉身体有什么不适啊……想了想，他向领导请示:“即便有点儿小毛病，我也可以克服，领导有什么任务尽管交代，轻伤不下火线……”
甄真轻轻一摆手:“那是战争年代，现在已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了，讲究‘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话最早是列宁老爷子说的，毛主席也说过，我们共产党员都要照办嘛。再说，最近‘八室’的工作不像前一阵那样紧张忙碌，我给你一个月假期，你干脆去外地溜达溜达散散心，权当休养。听说你跟什么寺的武僧还有什么山的道士有交往，那就趁这个机会，会会武林老友，顺便也好向人家请教治病养生之道，回头说不定我还要向你求教哩!”
陶庸君对于组织上的这个安排非常意外，这种休病假的方式，简直闻所未闻嘛!莫非主任此举还留着后手?
甄真那双老江湖的火眼金睛是何等厉害，只一瞅便看穿了陶庸君的想法，他端起暖壶给陶庸君的茶杯里续水，不紧不慢地说:“另外，你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去做一桩事情。不过有言在先，这不是组织上交办的任务，而是为你自己去做……”
陶庸君越听越不明白:“为我自己?我从来没向组织上提出过解决什么私事的要求呀!”
“你是没提出过，但现在组织上提出了你的一桩事儿，当然不是私事，而是公事，这桩公事如果处理不好，对你小陶可是大大不利!”
要弄清甄真所说的这桩“公事”，先得说说陶庸君以前的一段经历——
1940年3月底，汪精卫在南京组建汉奸政府。在这之前的1939年9月初，特工总部业已成立，该特务机构所在地位于上海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七十六号，因此，“七十六号”就成为其代称。七十六号成立伊始，正副主任李士群、丁默邨、唐惠民之下，设主任秘书、外事秘书、会计主任以及总务科、警卫大队、三个行动大队、租借警卫队和直属行动组等。
不到半年时间，“七十六号”已经出具规模，形成所谓的“八处四室”，即第一处、第二处、第三处、第四处、机要处、总务处、电务处、情报处，以及督察室、专员室、审讯室、化验室。此外，还有专司行动的两个部门，即行动总队和警卫总队。
“七十六号”迅速扩张，当然少不了招揽各路“人才”，其中不乏公共租界跳槽过去的原巡捕房捕探，有人就向特务头子李士群推荐了经常为租界巡捕房拍摄照片的英商“欢乐斯照相馆”照相师陶庸君。其时“七十六号”的专业技术人员极度匮乏，当然也包括专司拍摄以及处理照片的专职照相师，李士群当即派人前去招募，被陶庸君婉拒。
随后，陶向组织上汇报此事，受到了组织上的重视，认为这是一个打入“七十六号”的好机会，估计“七十六号”不会轻易放手，很有可能还会来找他，遂指示陶庸君，届时可以应允临时帮忙，但无意正式加盟。
组织上的研判是准确的。1940年春汪伪政权成立后，“七十六号”果然又来人了，而且这个人的来头之大，出乎所有人意料——警卫总队长吴四宝亲自来“欢乐斯照相馆”拜访陶先生，说是有位大人物向“七十六号”推荐了“你这位摄影技艺高超的专家级人才”。这个大人物，就是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
陈氏出身马来西亚华侨巨富家庭，自幼过着非常优渥的生活，照相当然是少不了的消遣，她曾专门拜师欧洲某摄影名家学习。孙中山先生由日本来到马来西亚，在槟城建立了同盟会分会，陈璧君积极参加同盟会的活动，其间曾为孙中山拍过一些照片——几十年后，部分流散民间的照片出现在海外的拍卖会上。
抗战爆发前，汪精卫、陈璧君夫妇就在沪上有公馆，平时经常驱车或者乘坐沪宁客车的头等包厢从南京赶到上海度周末。陈璧君天性散漫，不时轻车简从出没于上海滩南京路、霞飞路、南市老城厢等地段的大街小巷。除了购物，就是四下寻觅新冒出的江南小吃摊头，按照现在的话说，就是“吃货一枚”。偶尔也会进照相馆看看，说是领略“中国最新摄影潮流”，丹很少作为顾客坐在镜头前拍几张——她自持内行，眼界高，寻常摄影师的技艺根本不入她的法眼。
但凡事都有例外，忽一日，陈璧君路过公共租界南京路英商“欢乐斯照相馆”，被橱窗里展示的一张西方贵妇的放大彩色照片所吸引。当时已有彩色照片，是用美国柯达胶卷拍摄的，拍摄后需把底片邮寄美国冲扩。这张照片据说是一天前刚从美国寄达，展示出来后颇吸引路人眼球，纷纷驻足观看。
陈璧君在轿车里见这家照相馆橱窗前人头攒动，便知必有稀罕照片展示。于是吩咐司机把轿车停在附近弄堂，下车后步行来到照相馆前。她不愧是行家，在人群外只一瞥就暗自惊叹，当下便进了店堂。随从唤出洋老板，陈璧君一副高冷派头：“外面那张柯达彩照可是贵号拍的？照相师是哪一位？叫他出来。”
这张照片正出自陶庸君之手，小伙子长相一般，气质平常，往人前一站，令陈璧君大感意外。不过，她是老江湖，知道“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跟陶庸君聊了聊这张照片的拍摄和后期处理情况，觉得这青年不简单。陈璧君问他:“你知道我是谁吗?”
陶庸君在十里洋场的外国照相馆谋生，一双眼睛自是非同一般，当然认得出来:“想必是汪夫人。”语调甚是恭敬，但神情却显得淡定。
陈璧君欣赏的就是这份淡定，认为这是一个优秀摄影师必须具备的素质，当即请这位名不见经传的摄影师为自己拍摄一张艺术照。
如此，陶庸君算是跟陈璧君有了一份微不足道的交集。正是这份交集，成全了组织上向“七十六号”安插情报员的意图。
其后不久，陈璧君随汪精卫逃亡越南，侥幸躲过“军统”特务的暗杀。再次回到上海时，她已经是伪国民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院长的夫人了。前往参观“七十六号”时，李士群提及缺少专业技术人员，她马上就想起了陶庸君，遂向李士群推荐。
此前，李士群曾派人前去招募陶庸君，遭到拒绝。其时的上海滩，敢于拒绝“七十六号”邀请的人屈指可数，何况这个拒绝之人还只是个默默无闻的摄影师。但考虑到陶庸君毕竟住在租界里，而日本和英美还没撕破脸，“七十六号”的手也不好伸得太长，李士群只得作罢。现在有了陈璧君的推荐，他又派“七十六号”警卫总队长吴四宝出面去做陶庸君的工作。
吴四宝是帮会流氓出身的杀人魔王，李士群派其出马，算是对陶庸君的看重，同时也是一种无声的警告——上次让一个寻常特务前往约请，遭到拒绝，这回来的可是吴四宝，看你还敢端架子?李士群知道吴四宝脾气暴躁，特地再三关照千万不能发火。吴四宝自是觉得奇怪，这个拍照的究竟是何方神圣，值得李主任如此重视?
有吴四宝这个大魔头出面，当然是一说就成。吴四宝只当是自己面子大，同时认为陶庸君也相当识相，给了自己面子，加之陶庸君是李士群特别看重的人，从此他对陶也是另眼相看、关照有加，无形中为陶的秘密工作提供了便利。
陶庸君就这样跟“七十六号”搭上了关系，不过，他只同意“帮忙”，借口是照相馆的洋老板待自己不薄，他不能撂挑子另起炉灶。对于李士群来说，一个照相师供职与否、技术高低，他压根儿不感兴趣，他看重的只有一点:让汪夫人满意。故而，陶庸君提出的要求，他不仅全部开绿灯，甚至还为陶庸君的照相室弄了个编制——隶属于机要处的第一秘书组，简称“一秘组”，同时授予陶庸君少尉军衔。本来还要派几个人给他打下手，陶庸君婉拒，说“一秘组”的活儿不多，他一个人干得了，偶尔人手不够可以临时借调。其实陶庸君是担心身边人多眼杂，露了马脚。
“八室”主任甄真要跟陶庸君说的这件事，就发生在“一秘组”成立后不久。
那是一个秋日，组织上下达了一桩任务，让陶庸君设法找个由头，去镇江出一趟“七十六号”的公差，以此为幌子，把一对母子护送过去。这趟差事听上去很简单，至于护送的那对母子是什么人、为何需要护送，组织上没有交代，陶庸君当然也不打听。他只知道服从命令，坚决执行。
于是，他就向“七十六号”机要处打了个报告，说要去镇江、南京走一趟，熟悉一下那里的人头，以便日后开展工作。这份报告顺利通过，因为之前李世群、丁默邨都曾发过话，让陶庸君有空就去周边转转，熟悉情况，顺便指导一下工作，提高当地特务的摄影技术水平。
1940年9月25日，陶庸君在上海北站登上了开往镇江的火车。护送对象是一位三十来岁的母亲和她的儿子，母子俩的穿着打扮、言谈举止，似是中产阶层，尤其是那位母亲，一看便知是接受过正规教育的，文化水平至少是初中。
按照组织上的要求，陶庸君无须跟这对母子直接接触。车票是组织上事先买好的头等座，同一排，中间隔着一条过道。途中如果护送对象没受到日军、伪警察或者地痞流氓的刁难，陶庸君就不必出面。只有在发生意外情况母子俩不能解决时，才需要陶庸君亮一亮特工总部的证件。其时“七十六号”在江南地区的气焰堪称“如日中天”，陶庸君那张机要处的派司，别说伪军伪警，就连“皇军”也得买几分账。
整个旅途一切顺利，未发生意外情况。列车抵达镇江车站，下车时陶庸君在前，那对母子在后，走的是贵宾通道。检票口的日本特务以为他们是一家子，见陶庸君亮出“七十六号”的派司，立刻挥手放行。出站后，陶庸君叫了两辆三轮车，吩咐车夫前往四牌楼“荣大旅社”。事先组织上有交代，已为这对母子在该旅社订了房间，陶只需将其安全护送至旅社，办妥入住手续，这桩任务就算完成了。
陶庸君自我感觉这个任务完成得很妥帖，把母子俩送到“荣大旅社”安顿好，即刻离去。之后，就要装装样子了。他先是跟“九十四号”(即汪伪特工总部下辖的镇江站，因总部以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门牌作为代号，下辖各站有样学样，均以门牌作为代号。镇江站的驻地在正东路九十四号，故称“九十四号”)机要科取得联系，抵达镇江后的一切接待事宜概由他们负责。在镇江待到第三天，他又去了趟南京的“二十一号”(即“特工总部南京区”机关驻地颐和路二十一号)认了认门头，次日方才返沪。
回沪当晚，组织上即约见陶庸君，详细了解了此次执行护送任务的一应情况。来人是一个富家太太模样的中年妇女，跟他谈话时显得非常严肃，陶庸君意识到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对方没透露，他也就只能严格遵守纪律，没敢询问。这种情况，在此后多年的秘密工作中，陶庸君曾数次遇到过，知道肯定“事出有因”，只不过这个“因”与其没有关系，所以组织上也就到此为止了。
屈指算来，这件事距今已经有十二个年头了。让陶庸君意想不到的是，此刻甄真说到的陶庸君可能面临的麻烦，竟然就是因此而起!
第三章、清白需自证
十二年前执行那桩护送任务后，陶庸君曾对那对母子的身份作过猜测，自然没有结果，思维仅仅停留在“应该是自己人”上面。现在，甄真告诉他，那个年轻母亲姓许名秋琴，是沪郊七宝古镇一没落大户人家的女儿，本人是小学教师，其丈夫是她的同族兄长，名叫许崇杰，黄埔军校出身，后来跟戴笠混，是“复兴社”早期成员。
全面抗战爆发前夕，许崇杰奉戴笠之命跳槽追随汪精卫。稍后汪伪“七十六号”组建，他被任命为“特工总部南京区”负责情报工作的一名科长。许崇杰的秘密身份很快就为中共地下党情报人员查知，组织上经过反复考虑，认为可以将其作为策反对象，遂着手开展工作。当然，具体是哪一级组织的哪个人经办的，甄老头儿也不可能知晓。
策反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许崇杰同意为中共提供情报，但提出一个条件——以“探亲”为名，把自己的妻儿转移至抗日根据地。他深知情报工作的危险性，前一分钟不知道后一分钟会发生什么意外，他在南京一旦出事，也许还有机会撤往解放区，但远在上海的妻儿肯定来不及。组织上认为许崇杰的这个条件应该满足，于是指令上海方面转移许秋琴母子，最终，这桩活儿落到了陶庸君头上。
陶庸君把许的妻儿一路安全护送到组织指定的四牌楼“荣大旅社”，帮母子俩办理入住手续，亲眼看着他们进房间安顿好才离开。至于往下那对母子前往何处，由何人照应，那就不是他该操心的了。
直到此刻，陶庸君才从甄主任口中得知，自己完成任务离开后，当天下半夜，组织上指派的秘密交通员前往“荣大旅社”接人，却扑了个空，许秋琴母子俩竟然凭空消失了!
由此，引发了严重后果。许崇杰没有按约接到妻子抵达苏北根据地后发给他的密函，认为中共方面“言而无信”，妻儿下落不明更让他抓狂，他自然而然把这个责任归到了中共头上，从此不再跟中共方面有来往，反而死心塌地追随汪逆，在“清乡运动”中作恶多端，最终在战斗中被击毙。
本来，这件事已经成为一段历史了，陶庸君执行任务回沪后也曾接受过组织上的审查，当时的结论是他与此事无关，可如今的形势又不同了。
根据中共中央相关决定，准备在党内开展“审干运动”。像华东局社会部(其时已改称华东局公安部)这样的重要部门，对此自然极为重视。“华东八室”受中央社会部和华东局双重领导，作为“八室”主官的甄真，消息渠道当然灵通。日前，他被召往北京，跟李克农部长有过一次面谈，意识到即将开展的“审干运动”可能是中共历史上规模最大亦最为严厉的一次。根据他对“华东八室”所有部属历史情况的了解，认为小陶同志十二年前的那次镇江之行在审查中可能属于比较麻烦的项目——倒不是怀疑陶庸君有问题，而是说他“没有问题”缺乏过硬的证据！
甄真在1949年春夏之交奉命组建“华东八室”时，跟陶庸君等部属从未见过面，也没有听说过他们的名字。在组建“八室”的过程中，才开始接触他们的档案，了解他们的历史情况，然后逐个谈话，再把人选名单上交组织审查。能够成为“华东八室”的成员，所经历政治审查的级别至高可以想见，甄真相信陶庸君不会有问题，可是，陶庸君档案中那段镇江之行的记载，确实是一个隐患。
相关材料表明，陶庸君还在返沪途中，组织上就获悉了许秋琴母子莫名失踪的消息，立即对此进行追查，派员跟陶庸君谈话。其时上海华界已经被日军占领，在那种形式下，谈话内容不允许形成书面材料，全凭当事人记忆。事后，那位主持谈话的女同志向组织汇报，认为可以排除对陶庸君的怀疑，那对母子的失踪应该另有原因。但这个汇报同样是口头的，直到几年后才形成书面材料，保存于秘密档案中。
根据即将进行的“审干运动”的最新规定，这次审干采取的方式是干部自己填写表格，须将各个历史阶段的一应情况一五一十写清楚，证明人一个也不能少。然后，由组织上进行审查，审查中一旦发现疑点，并不马上外调，而是先谈话，让当事人自己举证。组织上根据当事人的举证，再派员调查核实。
如此，陶庸君要想证明自己这段历史的清白，就不能仅凭档案中那段简短得只有两三行字的记载，还需要当时那位主持追查的女同志出来作证。可是，那位女同志在对陶进行审查后不久奉命前往皖南，在那场震惊全国的事变中不幸牺牲了……
这就是甄真的担心所在。陶想通过审查，必须补充新的证据。而且，这些证据得由小陶自己填写在表格上，然后由组织上调查核实。也就是说，这段历史是否能查得清楚，关键不在组织，而在陶自己。
通常，这种党内机密是不能向被审查对象透露的。但甄真清楚陶庸君并无问题，可是如果不提前准备好相关证据，到审查时没问题也会变成有问题，那小陶的前途就堪忧了。于是，甄真就想出了一个组织上不提倡、但也没有明令禁止的变通办法——让陶庸君自己去搞证据。小陶是搞情报工作的，收集证据、寻找证人是强项，料想应该不成问题。碰巧这次干部体检时发现陶庸君患了肺结核，甄老头儿干脆给小陶批了一个月的假，拨给旅费，命其再作一次镇江之行。
将一应情况跟陶庸君讲清楚，甄真叮嘱:“小陶同志，你听明白了没有?明白了，那好，赶紧执行吧。不要以为这是老头子我护短，搞部门主义、山头主义，这可是关系到党的队伍永葆纯洁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你所有的历史情况，只要有条件查的，这次都要查个明白。记住，这不仅仅是你自己的私事，同时也是革命队伍的公事，一定要认真对待。只有找到相关证据，这次审干你才能顺利通过，否则……当然了，也不会把你当敌人看待，你还是革命同志，干部级别大约也不会降低，不过，‘八室’肯定是不能待了，华东局公安部也待不了，估计会把你打发到哪个机关去看大门。你想去看大门吗?不想，那就把这个事办踏实了再回来!”
陶庸君哪敢掉以轻心:“报告主任，您说的我都记在心里了。我正想着要去一趟镇江呢。当初习武时，有个师兄叫季靖的，对医道、健身、养生都很精通，后来去镇江竹林寺出家了，我去看看他，正好向他求教祛病之法。”
甄真跟陶庸君握手:“在外面有什么情况解决不了，随时给我打电话，就像平时出差一样。哦，对了，我还请医院给你配了西药，带上，记得每天吃。希望一个月后你回来时，既找到了证据，又恢复了健康，到时候我请你上燕云楼吃烤鸭!”
第四章、故地重游
建国初期的铁路列车速度比较慢，行驶期间临时停车的情况也比较常见。这天，从上海到镇江的火车，一路停停走走，折腾了将近五个小时方才抵达。好在秘书小齐给陶庸君订的是软座票，他倒不觉得辛苦，旅途中除了打瞌睡，就是考虑此番去镇江应该如何寻找证据。但列车上毕竟嘈杂，旅客们大呼小叫、小孩儿哭闹、列车员叫卖商品，广播喇叭也不消停，他始终难能集中精力。
车抵镇江，陶庸君提着旅行箱下车出站，叫了一辆出租马车,前往四牌楼“恒泰旅社”——即十二年前的荣大旅社。据说当年许秋琴母子出事后，“荣大旅社”让人给砸了，老板吓得赶紧把旅馆折价盘了出去，一家人离开镇江，再也没回来过。新老板盘下“荣大”，重新装修一番，改名“恒泰”。
这十二年间，陶庸君虽然数次到过镇江，但都未作盘桓，连旅馆所在地段四牌楼也没去过。此番前来，算是旧地重游，加之摊上肺结核，又遇到一个弄不好就讲不清楚的“审干”，自是别有一番感慨。
时值仲春，风和日丽，正是旅游时节。但因“三反五反运动”方兴未艾，政府倡导节俭之风，出来旅游的人不多，旅馆生意清淡，恒泰旅社的账房先生请陶庸君自己挑选下榻的房间。陶庸君下意识地选择了十二年前许秋琴母子入住的那个房间，房间位于旅社后侧，朝东临河，他还记得当年旅社的每个房间都有一个有些文化含量的雅号，该房间好像唤作“雅苑”，如今则称为“东一号”。房间内部还是原先的模样，十几平方，内设一张大床、一个立式衣橱、一套桌椅，临河的窗下置楠竹茶几椅子一套。
陶庸君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回想着十二年前把许秋琴母子护送到这家旅馆时的情景。记忆中，那位年轻女教师情绪稳定，表情淡泊，微微显出一丝忧郁。她的儿子倒是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手里拿着在火车上购买的竹制机关枪，这枪的侧边装着一个钢丝手柄，轻轻转动即会发出“哒哒哒”的声响，孩子就拿着竹枪在房里跑来跑去，不住地“射击”，嘴里还叫着“打坏蛋”“打恶狗”。母亲生怕那张小嘴里冷不防爆出“东洋人”之类的敏感词汇，赶紧将其喝止。
许秋琴随身携带的行李极为简单，就是一口七八成新的手提牛皮旅行箱，大约两尺长、尺半宽，箱体有与底部相连的活络皮带扣。这口皮箱看似沉甸甸的，一路上许秋琴经常换手，陶庸君提出由自己帮她提着，许婉拒。在上海北站和镇江火车站的站台上，都有执勤的日伪军警拦下检查，不过，他们看了陶庸君的证件，也就挥手放行了。陶庸君估计这口皮箱里放着贵重细软，此行很有可能是一趟“永久性出走”，箱子里的东西应该是女主人再三权衡后选定的——不能带得太多，以免引起怀疑。
陶庸君记得许秋琴提着皮箱进屋后，先是将其放在衣橱里，想想不妥当，又放在床下，但看她那神情，犹自一百个不放心。陶开口告辞时，她的目光正盯着床头里侧靠墙壁的位置，估计是准备把箱子放到床上。不管她最终决定把箱子放到哪个位置，也就不过搁了几个小时。当天夜里，母子俩就连人带箱无影无踪了。
那个夜晚究竟发生了什么?
房门被叩响，旅社老板进来送水，说敝号提供一日三餐，餐费另行结算，可以开入发票，若有需要尽管吩咐。陶庸君就要了荤素各一个小菜，封缸酒一瓶。
酒菜很快送到，陶庸君把临河一侧的细竹窗帘垂下，独坐茶几前，在往来小舟橹桨的“吱呀”声中，一边喝酒，一边试着对十二年前那个夜晚许秋琴母子的神秘失踪进行分析。对于“华东八室”的侦查员来说，这种分析实属小菜一碟。他们原本就是擅长单枪匹马收集机密情报的角色，许多意外情况只能独自处理，没人可以商量。此刻，陶庸君就是把这桩活儿作为一项正式任务来看待的——
两个大活人，神不知鬼不觉不见了踪影，他扳着手指列出了四种可能性:一是私奔，二是雪藏，三是诱拐，四是遇害。
之所以首先怀疑是私奔，源于甄主任介绍情况时曾经提及，许秋琴与其丈夫是同宗族亲，据说婚前接触不多，婚后其夫君终日在外面忙碌，两人之间的感情不能以“如胶似漆”来形容。陶庸君据此假设，会不会许秋琴有婚外恋的情况，对方可能是其供职学校的同事或以前上师范时的同窗之类，平时利用丈夫长年不大回家的便利频频幽会，其感情已经达到了“直教人生死相许”的程度，不过其特务夫君被蒙在鼓里而已。这次其夫突然命其携子秘密出走，她面临着和情人永远分离，当然难以接受，遂悄然跟男方密商对策，最后决定来个私奔。
青年男女间的这种情况，在民国时期的大都市比较普遍，以此为素材的小说、戏剧、电影不胜枚举，也在无形中成为婚外热恋男女的仿效样板。
再说雪藏。这是陶庸君根据许秋琴之夫许崇杰的特务职业特点作出的推测。许崇杰准备接受我方策反，但他对我方的了解毕竟只是表面上的，加上其作为职业特工必备的那份小心翼翼，可能对地下党组织的安排并不放心。反水这种事，相当于押上自己的身家性命进行一场豪赌，许崇杰不能不反复权衡、再三斟酌，否则一旦发生差错，就是万劫不复。因此，许崇杰不打算把所有的筹码都押在一注上，自作主张搞了一个双保险——在我方秘密将其家眷安全护送至镇江后，安排自己的亲信把妻儿秘密转移到某个只有他自己知道的安全所在雪藏起来。至于之后发生了什么意外，导致许崇杰和妻儿失去联系，恐怕连他自己也弄不清楚了。
再说诱拐。许秋琴虽然是成年人，心智成熟，又是老师，但毕竟没什么社会经验。加之陶庸君离开之后的那几个小时，她是独自带着孩子，也许会成为人贩子之流的目标。所以，陶庸君考虑到了诱拐的可能性。可话又说回来，许秋琴之前肯定受到过叮嘱，在旅馆等待期间不要外出，更不要随便给陌生人开门，除非对上暗号。在这种情况下，被诱拐的可能性是极低的，但毕竟也是一种可能。
最后一种推测，就是这对母子当晚在荣大旅社遇害了。为何遇害?陶庸君寻思多半是歹徒见财起意，也就是说，许秋琴母子很可能在入住旅社之前就被人盯上了。具体是什么时候盯上的呢?陶庸君排除了在上海北站上车以及途中被盯上的可能。以陶庸君接受的反跟踪训练，在这么长一段时间里若是被人盯上，肯定会被他发现。况且，执行这样的机密任务时，组织上出于万无一失的考虑，应该会另外指派隐蔽力量作为附加保护秘密随行。别说寻常小蟊贼，即使是国民党“军统”、“中统”，汪伪“七十六号”乃至日本宪兵队特高课的特务，也难逃隐蔽力量的法眼。
那么，会不会是在镇江地面上被盯上的呢?陶庸君认为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据说荣大旅社的老板莫老三早年是“长江兄弟”(当时活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江匪)出身，还拜过帮会老头子为师，会不会是他给“道上弟兄”通风报信，或者干脆自己操刀，临时干了回老本行?但也有疑问，如果真是这种情况，事后凭许崇杰南京“二十一号”日伪特务机关科长的威势，镇江当地的日伪警察为何没能把这起案子给破了呢……
一瓶酒喝完，陶庸君已经有了主意:这个案子在当时的镇江社会上肯定是有不小影响的，也许还有人能回忆起来。但在此之前，可以先设法查阅一下档案资料，看看其中有没有线索。
第五章、别跟陌生人说话
起初，陶庸君并没打算动用其“华东八室”侦查员的特权去公安局查访，而是直奔市图书馆查阅十二年前的报纸。他把事发前后十天半月的报纸都翻了一遍，发现几乎每家报纸动辄都是整版的治安类新闻，有的还配发了图片和社会各界的评论，可就是没找到一篇有关荣大旅社失踪案的报道，这就奇了怪了!
看来，得换个方式进行调查了。换什么?离开上海前，甄主任叮嘱过他，“在外面有什么情况解决不了，随时给我打电话，就像平时出差一样”。不过，重点不是打电话，而是：像平时出差一样。
这里面是大有讲究的。甄主任所说的电话并非寻常意义上的电话，而是进行秘密调查工作的一种特别手段。整个华东地区各级公安机关的侦查员，不管是否穿制服，不管属于哪个级别，可以动用这种特别手段的只有“华东八室”，连大名鼎鼎的华东特案组都没这个资格。那么，陶庸君是如何使用这个特别手段的呢?
离开市图书馆后，陶庸君步行了十来分钟，招了一辆三轮车前往邮电局，在营业窗口办理了“国内长途电话自拨”业务的手续。然后，进入靠墙排列的一个空着的电话亭，拨了一个电话号码。这个号码一年到头一天到晚永远是一拨就通，对方虽是一个温和的女声，却并无任何客套，只有两个字:“请讲!”
陶庸君轻声报出了由数字和英文字母组成的密码——这是“华东八室”侦查员专用的绝密暗号，按照规定，不管是否使用过，每天午夜必须更换，换什么数字、字母，事先都有指令，而且只能记在脑子里，不能落在纸面上。此刻，陶庸君报出密码，对方静默了几秒钟，应该是在核对，随即，女话务员开腔了:“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陶庸君说:“我想通过镇江市公安局查阅一桩母子旅客失踪案的相关情况，该案发生于1940年9月25日，地点在该城四牌楼‘荣大旅社’……”
话务员是经过特别训练的，陶庸君在电话这头不紧不慢开腔，她同时进行速记，待陶庸君说完，她也记录完毕，说了声“请过五分钟再来电”就挂断了电话。
五分钟后，陶庸君再次拨打电话，报出密码。对方告知，可随时前往镇江市公安局查阅卷宗。
陶庸君随即赶往位于正东路的镇江市公安局。根据华东局公安部的规定，设在上海的那部神秘电话在接到陶庸君的求助后，应在第一时间急电镇江市公安局局长董必成(如果董不在镇江，则由组织指定的临时代理领导处理)，以华东局公安部的名义下达指令，要求镇江方面紧急提供协助。镇江方面包括董必成局长在内，只知晓这是来自华东局公安部的指令，对于来人的姓名、身份、此行使命等情况一概不知。局长也无须出面接待，指令下属照办即可。
陶庸君来到市局大门口，亮出证件，就立刻被在此等候的第一科(秘书科)材料股副股长裴苏引领到一间空办公室，办公桌上放着一个牛皮纸卷宗袋，表面沾着灰尘和霉斑，袋口的白色蜡线已经泛黄，密封的火漆干硬开裂，估计稍稍一扯就会脱落。卷宗袋外面有国民党镇江市警察局接收专员和解放后镇江市军管会公安处接管小组的印鉴，裴苏告知，自1945年国民党接收后，这份案卷就没有拆开过。
待裴苏离开，陶庸君使用“华东八室”特配的打火机式微型照相机，对卷宗袋表面的几处痕迹细节进行拍摄，然后拿出穿在钥匙圈上的袖珍旅行剪刀，小心翼翼拆开口袋，取出里面的材料和照片，逐页查阅。
这份刑事卷宗的制作者是汪伪政权“镇江县自治委员会”下辖县级警务机构的侦缉队，该警务机构于1938年春设立，起初叫“镇江县公安局”，同年9月改称“丹徒县警察所”，1941年4月又改为“镇江县警察局”。“荣大旅社”失踪案发生时，负责镇江地面治安管理的是“丹徒县警察所”，承办该案的是侦缉队第三探组，具体承办人是第三探组组长邢开先及三个刑警——屠大友、祖仁行、李应丰。
陶庸君花了两个小时审阅了这份刑事卷宗基本了解了当时的侦办情况。
1940年9月26日，即陶庸君护送许秋琴母子抵达镇江入住“荣大旅社”的次日上午7点多，两个身形剽悍的青年男子来到“荣大旅社”。这二位一姓闵，一姓包，系汪伪“特工总部南京区”的两名特务。他们是受其上司许崇杰的指派，大老早搭乘京沪头班(此处“京”指的是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快车赶来的。为防走漏消息，中共地下党没有把当晚转移许秋琴的消息告知许崇杰，而许觉得让妻儿待在镇江有点儿不保险，遂派来两个部下照应，万一有变，可随时把妻儿送往南京。这两个部下是许崇杰的老跟班，对许非常忠诚，向来被许视为心腹。他们认识许秋琴母子，许的儿子管他俩叫“爷叔”。
闵、包两个进了“荣大旅社”，账房一看二人穿着作派，就知来头不小，不敢怠慢，起身相迎。那二位往靠墙茶几旁边的椅子上一坐:“大老早打扰，不好意思。麻烦先生差人去看看昨天入住贵号的许太太母子是否起床了，如果已经起来了，就代为通报一声，说有闵、包两个弟兄前来拜访。如果还没起床，千万不要惊醒他们，我们就在这里坐等。另外，请把许太太入住贵号的一应费用结算一下，有我们会钞。”
账房先生遂指派一个茶役去了内堂。茶役轻叩房门:“太太您起来了吗?”连唤三声，屋里没有动静。提高嗓音又唤了两声，依然如故。手上略微用力往门上拍了一掌，房门竟自动开了。茶役定睛一看，房内哪有什么人影?
闵、包两个闻讯，二话不说便一前一后直奔内堂。只见房间里一切如常，连床上的卧具都保持着昨天入住前的样子，可见这对母子昨晚根本没在这个房间里过夜。闵、包两个毕竟是干特务的，立刻问茶役昨天许太太入住时携带了什么行李。茶役摇头，说他昨天休息，没来上班，不清楚客人的情况。于是，二人揪着茶役去了账房间。
账房先生闻听这对母子昨晚没有在客房过夜，此刻连人带行李都不见了，顿时头大，赶紧禀报老板莫老三。莫老三是“长江兄弟”出身，杀人劫财的活儿估计没少干过，后来金盆洗手，拜镇江、扬州一带颇有名气的“一江三天帮”金老大为师，若干年头儿下来，成了江湖上蛮兜得转的主儿。听说在自己开的旅店里发生了这等事，当即破口大骂，只是谁也无法分辨他骂的是什么人。
闵、包两个说:“老板，你光是骂人也不解决问题，眼下要紧的是把人找到，赶你看是不是报警啊？”
莫老三说:“您二位是外埠来的吧?没听说我莫某是何许人物?‘荣大’遇到事就报警，那我这旅社还怎么开?我莫老三还怎么在场面上混?”
“那你说怎么办?”
“放心!人少不了，行李也不会丢。这事我见多了，兴许这位许太太玩了一招‘月下私会后花园’，跟哪个小白脸私奔了……”
闵、包两位哪听得了这个?莫老三话还没说完，就挨了一顿老拳。包某随即亮出家伙，喝令老板账房伙计一概不得离开，闵某出门去附近找了家有电话机的商号，拨打南京长途，向许崇杰报告情况，询问是否立刻报警。许崇杰闻言震惊:“你们先待着别动，我这就给镇江打电话。”
许崇杰在南京“二十一号”当特务科长，自有一份牛劲儿，把电话打到县警察所，开口便是:“我是南京‘二十一号’，叫你们所长接电话!”
哪知，镇江的伪警察跟当地特工总部“九十四号”素来不睦，而且警察所所长是留日警务专业出身，跟驻镇江的侵华日军头目有同窗之谊，既然跟特工总部“九十四号”尿不到一块儿，干脆来个凡事不买账，饬令下属凡是遇到“特”字号的一律“秉公行事，不得徇私”。如此，接听电话的那位秘书便打起了官腔:“请问你是哪位?有何贵干?”
许崇杰老婆儿子失踪，急得连跳长江的心都有，哪有心情跟他闲扯?“我要报急案，我的……”
秘书不等他说完，立刻打断:“我们这里是县所，不直接受理报案。根据规定，你要先找案发地的派驻所。”言毕，就把电话挂了。
许崇杰火冒三丈，当即致电“九十四号”一位掌管行动的把兄弟蒋股长，让他“给警察所一点儿颜色看看”。蒋股长跟警察所积怨甚深，经常发生纠纷。本想借机带人去警察所搞个打砸什么的，但又顾忌在那里办公的一个日本顾问，寻思东洋人惹不起，于是退而求其次，去砸了那家出事的“荣大旅社”。
当下，他带了七八个下属，荷枪实弹直奔“荣大”，二话不说进门就砸。莫老三虽有帮会背景，但“九十四号”他是惹不起的。惹不起躲得起，他瞅个机会奔后门逃之夭夭了。
那汉奸蒋股长不愧是干特务的，领着几个爪牙把“荣大旅社”从外堂砸到内堂，从账房砸到伙房，唯独没动昨晚许秋琴母子俩入住的那个客房。毕竟要保护现场，这事再怎么弄得乱七八糟，最后刑警总是要到场来勘查的。不但不砸，还搬了把椅子坐在房间门口，免得他们一离开，谁再趁机把现场给破坏了。
一会儿，刑警果然来了，就是“丹徒县警察所”侦缉队第三探组以组长邢开先为首的那四个。许崇杰给“九十四号”蒋股长打过电话，寻思这只是出口气，案子还得抓紧时间调查，得把老婆儿子给救回来啊!况且，此事涉及他投奔中共的重大机密，谁知道背后会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千万不能意气用事，万一露了马脚，别说老婆孩子，自己的小命也难保。
想来想去，还是直接搬出日本人帮着解决镇江这边的问题吧。出了这么大的事，如果自己还藏着掖着，难保不引起日本人的怀疑。于是，他求见长驻南京“二十一号”的日本顾问小畑少尉。一说情由，小畑随即把电话打到镇江，侦缉队遂指派第三探组侦办该案。
根据陶庸君查阅的这份卷宗看来，第三探组还真把这桩惊动了“太君”的案子蛮当回事的，现场勘查非常细致。那个年代的刑警，无论技术手段还是勘查设备，其简陋可以想见，但第三探组还是获取了除许秋琴母子以外的另一个男子的足迹和指纹。
看到这里，陶庸君感觉有点儿不可思议，他们为什么没有发现自己留在客房里的痕迹?再往下看了第三探组刑警询问旅社账房先生和茶役的笔录才弄明白，“荣大旅社”有规矩，晚饭后茶役进入每个入住旅客的房间送开水、铺床时，还得清扫一遍地面，他的足迹料想是给茶役扫掉了。
而且陶庸君记得，十二年前执行那桩护送使命时，担心天气晴雨不定，他特意选了一双刚从永安公司买的球鞋。而卷宗里现场照片上的鞋印，却是半新的打了橡胶车胎掌的布鞋，脚码也比他大了两号。结合同时从现场提取的那个男子的指纹，第三探组刑警判断这是一个身高大约一米七五的男子，有一双孔武有力的大手。
“荣大旅社”后面有一条小河，许秋琴母子所住房间的窗口正对河面，窗台上有干了的水渍。刑警据此分析，嫌犯驾驶小船停在许秋琴母子入住客房的窗下，手中拎着竹篮或网兜，里面盛装着某种犹在滴水的物品。他先是在外面跟许秋琴隔窗说话，然后由许秋琴打开后门放其入内。
时值仲秋，刑警认为竹篮里装的应该是新鲜菱角、鸡头米(即芡实)之类。江南地区这个季节日夜都有人叫卖此类时鲜，估计许秋琴晚饭后闲着无事，听见窗外河上有人叫卖菱角、鸡头米，就开窗询问，看过商品，觉得质量价格均能接受，遂决定购买。可是，这种交易隔着窗户就能进行，她怎么会贸然把一个素不相识的男子放进来呢?这个疑问是陶庸君在阅卷时提出的，卷宗里并未见到那四个刑警对此有什么说法。
有句话叫做“别跟陌生人说话”，这是坊间民众日常生活中总结出来的处世经验。可是，许秋琴似乎对此不以为然，她不但跟陌生人说话了，还打开临河的后门让人家进来了。联想到她此次出行的背景——地下党和“七十六号”之间的博弈，更是让人匪夷所思。当然，这是十二年后陶庸君阅卷时的疑惑，第三探组的刑警是想不到的。
往下发生了什么可想而知:嫌犯进屋后，即把许秋琴逼住，命其提了那口皮箱，带上孩子一起从后门离开，上了他那条小船。
这一去，母子俩就再也没了音信。
那么，承办该案的汪伪“丹徒县警察所”侦缉队第三探组又是怎么开展侦查的呢?他们定下了两个调查方向:一是了解许秋琴那口小皮箱里装着什么东西，对赃物进行布控;二是请相邻的南京、常州、无锡、苏州等城市的警务机构协助，对当地烟花行院、孤儿院和拐卖妇幼人口的犯罪团伙进行调查。
这两条措施的用意非常明显:他们认为这是一起见财起意的抢劫案件，案犯胆大心黑，恶事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彻底，不但把皮箱内的财物搜刮一空，还本着“利益最大化”的思路，把这对母子一并掳走，卖给烟花行院和需要领养男童的大户人家。
陶庸君干的是情报工作，跟刑事侦查有区别，但这两个行当也有相通之处，既然陶庸君能够跻身赫赫有名的“华东八室”，如果让他改行当刑警，料想也是业内精英。陶庸君认为，卷宗上体现出来的第三探组四个刑警的案情分析以及侦查路数，还是颇为专业的，照此调查下去，应该能摸到些线索。
让陶庸君感到意外的是，这份刑事卷宗上的内容到此为止，往下的调查就没有下文了……
第六章、第三探组的老探长
整份卷宗外表完整无缺，严封密缝，陶庸君陶庸君没有料到它会中途打住，更微妙的是，卷宗里对此竟然没有任何说明。思忖片刻，抄起电话打给先前接待他的镇江市公安局第一科材料股裴副股长。
裴苏匆匆赶到，了解情况后也是愁眉苦脸。陶庸君建议:“能不能打听一下当初办案的那四个旧刑警如今的去向，直接向他们了解一下情况?”
此事归人事股管，人事股也属于第一科，王洪宝科长兼任股长。裴苏应该是猜到了陶庸君的隐蔽工作身份，没把陶庸君引领到第一科的办公室，而是给王科长打了个电话汇报情况。没多会儿，王洪宝夹着两本硬封面厚册子过来了，一本是原国民党镇江市警察局的警员名册，另一本是抗战胜利后接管过来的本地汪伪警察机构的警员名册。
名册显示，第三探组的四个刑警中，屠大发、祖仁行于1943年奉命承办急案，风雨之夜冒险划小舟渡长江时发生翻船事故，双双殒命。李应丰在抗战胜利后去了南洋——他本是华侨，战后出国继承遗产，改行经商了。只有组长邢开先还在镇江地面上待着，不过已经失去自由。抗战胜利后，他被国民党警察局留用。镇江解放前夕，他奉命协助国民党“保密局”驻镇江的特务机构抓捕中共地下党，虽然不过是画了张草图，而且那七个中共地下党员事先得到消息及时撤离，党组织未受损失，但到了解放后，这笔账还是要算一算的。算下来的结果是，时年五十岁的老刑警被人民政府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现在镇江监狱服刑。
王科长随即和镇江监狱协调外调事宜，一个电话就搞定了。
邢开先个头儿不高，体型瘦削，一双眼睛很是有神。陶庸君见之马上断定:“邢探长，您是习练内家拳的吧?”
对方呵呵一笑:“这位公家同志好眼力。我家是三代八卦掌练家子，可惜传到我手里，功夫都快练没了。”
看得出，邢开先的心态不错。如果不是在监狱，现场拍摄一张照片给别人评判，估计多数人都会以为活得不太滋润的是副团级侦查员陶庸君，而邢开先那副神情气色，反而像是交了好运
邢很健谈，刚坐下不等陶庸君开腔，就主动报上自己的姓名、年龄、案由、罪行、刑期，接着问道:“不知这位公家同志找我有何贵干?若是需要了解什么历史案子的情况，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华东八室”的掌门人甄真，乃是一个精通世故、对世间人情理解得通达剔透的高人，他曾给下属解释过他所理解的“江湖”——“旧时的所谓江湖，就是新时代的社会，包括社会现象和活跃在社会大舞台上的各色人等，古语说‘人情练达即文章’，就是这个意思，你们有机会要好好体会。”本着这个观念，甄主任只要有空，就要跟下属唠叨唠叨他肚子里藏着的江湖掌故。
陶庸君自认为是“八室”八名侦查员中悟性最差的一个，甄主任把他们称为“八只独脚蟹”，他则自称是其中最小的一只“小蟹”。不过，长期耳濡目染，在面前这个镇江地面的老江湖邢探长看来，陶庸君举手投足都带着浓浓的江湖气，不由得对他高看了几分。
接过陶庸君递过来的香烟，老探长一边吞云吐雾一边回忆:“荣大旅社的那起案子，确实是我们几个经手的，到现在有十多年了吧……”
在当时的镇江地面上，邢开先即便算不上“神探”，也是业界公认的刑侦好手。凡是被上头认为比较重要的刑案，都交给他去办理，或指导其他探组展开侦查。荣大旅社失踪案发生前两天，第三探组刚刚接手一起凶杀案，还没理出个头绪，就接到警察所所长的命令，让他们暂停凶杀案的侦查，先把荣大旅社的案子查清楚。所长嘱咐，这案子来头不小，不但镇江“九十四号”的特务打砸了案发现场，据说镇江侵华日军最高长官熊本中佐也拍了桌子。
第三探组接手后对现场的勘查情况、案情分析以及往后的侦查方向，陶庸君已经通过查阅案卷有了大致了解，但为什么突然就没下文了呢?
邢开先回忆，他们正要着手同时展开赃物和诱拐两方面的调查，驻警察所的日本顾问不知哪根筋搭错了，这个原本对业务从不过问，整日只是喝酒饮茶看报听收音机打发日子的主儿忽然下令，让他们把之前那起凶杀案对付下来。日本顾问是直接向邢开先下达的命令，邢开先有点儿蒙圈，这跟所长的意思满拧啊。他会说几句日语当下连说带比画地请示:“本探组正在调查的那起失踪案，是暂停调查呢，还是移交其他探组?”
日本顾问皱起眉头:“那起失踪案的调查进行到哪一步了?”
邢开先遂介绍了一番。日本顾问点点头:“失踪案还是由你们第三探组负责承办，但不必自己去调查，侦查方向不是有了吗，那就让旅社所在地的派驻所去调查就是了。那个荣大旅社归哪个派驻所管?”
“四牌楼派驻所。”
日本顾问下令:“让四牌楼派驻所先查着，等有了线索再作计议。要是到时候你们手里的凶杀案破了，你们就接手调查。要是没破，那就由他们继续办着。就这样定了，执行吧！”
如此，第三探组商量出来的侦查思路，就由四牌楼派驻所去落实了。往下，第三探组给那起凶杀案黏住了，再也没接触过这个案子。不过，邢开先这样的老刑警，只要稍加留心，镇江地面上的事，他总是能听到些的，况且据邢开先所说，这事后来闹得有点儿大，他想不知道都难。他是老江湖，又是资深刑警，不能乱伸手的规矩自然懂，有关此案的细节，若是有人在他面前提起，他就听着，若是无人提起，他也不刻意打听，如此，只是了解到一些零零碎碎的情况——
第三探组的侦查思路，四牌楼派驻所的确是照着落实的。不过，对镇江周边城市诱拐妇女儿童犯罪团伙的调查，因各地警务机构消极怠工没有收到任何反馈。布控赃物这一块儿，四牌楼派驻所倒是认真做了，不仅有所发现，还因此出了桩大事故。至于具体发现了什么线索，因为案子闹大了，甚至引起日军宪兵队特高课的关注，派驻所方面没有向邢开先透露，邢开先自然也不会主动去问，直到现在他也不清楚。
这个案子最终未能侦破，也就谈不上结案。四牌楼派驻所对该案的调查形成了几份笔录，但因稍后“丹徒县警察所”改为“镇江县警察局”，原所长调到常州去了，也就没有人向四牌楼派驻所催问调查材料之事，不知该所是否还保存着。
那么，该如何了解四牌楼派驻所的调查情况呢?老探长建议陶庸君跑一趟大西路，找一个绰号“兔儿腿”的小酒肆店主打听。他还特意叮嘱，最好不要跟那位仁兄言明是来外调的，可以另编一个由头。为什么呢?因为这位“兔儿腿”脾气不大好，认死理，他不认的主意，即使阎王爷也劝不回来。
陶庸君自然要问个清楚:“这位仁兄是怎么个角色?他怎么知晓十二年前那桩失踪案的调查情况?”
“他就是当初四牌楼派驻所主持失踪案调查的负责人。”
老探长介绍，这位“兔儿腿”叫丁丰，四十岁出头，国民党杭州警校刑侦专业毕业生。毕业成绩据说令校方一言难尽，商量来商量去，还是手下留情，本该肄业的，勉为其难给了个毕业，至于推荐什么的，那就别想了。丁丰却是自我感觉良好，觉得天生我材必有用。这想法也并非一点儿不着调，杭州警校是民国三大警校之一，毕业生都是预订的。回到镇江老家，他前脚刚进门，后脚警局就派人递请柬，要为他接风。一顿老酒吃完，丁丰就成为正式警官了。
这位仁兄之所以有个“兔儿腿”的诨号,是因其天生擅跑，而且耐力极好。警校运动会的赛跑项目，不论短跑长跑接力跑，只要他报名，冠军就相当于装到他衣兜里了。入职警局之后，上峰才意识到，这小子的长处不仅是能跑能跳，而且头脑活络，特立独行，惯于走旁门左道出奇招。具有这种特点，又是从事刑警工作，想不创点儿业绩出来都难。
破过几桩案子，丁丰在业界有了点儿小名气。如果他肯拍上峰马屁，在侦缉队混个队长副队长的也有可能。不过，此人性格怪僻，对上峰桀骜不驯，对同僚倒是热情，不过有时开玩笑开过头，容易惹出事来。所以，活儿干得再好也当不了官。好在他也不在乎，甘愿当一个普通刑警，有活儿干活儿，没活儿呼朋唤友饮酒喝茶，倒也逍遥自在。
不久抗战爆发，国民党警察局成了汪伪的警察所，他就动起了辞职的心思。可经不住同僚挽留，只得继续干下去，但拒绝担任任何职务，直到日本投降，他也不过是个普通刑警。也正是因此，待到抗战胜利国民党接收日伪警局，他不但没有受到追究，上面还提出让他继续留任，丁丰婉拒。离开警局后，他在渔行桥堍开了个小酒馆，名曰“丁兔儿酒肆”。
陶庸君一边听邢开先介绍，一边在心里构划如何跟这个前警界怪人打交道。待邢开先说完，他问:“这位仁兄跟你关系怎样?”
“还过得去。在镇江的刑警里，我是唯一一个他见面必称‘老师傅’的同僚。”
“那就好办了!烦请你给我写一纸条子，就说我是你的狱友，以前是干记者的，因酒后伤人判了两年，和你一个监房，比较投缘。最近刚从镇江监狱出来，多次听你说过丁兄的事迹，动了采访他写点儿东西的脑筋，希望他看在你的面上，提供点儿方便。你看这个由头行不行?”
邢开先点头:“可以!”
陶庸君做事细致，想到对方不是寻常之辈，不能马虎，结束外调后就给市局董局长去了个电话，提出两个要求，一是让监狱出一份释放证，二是让他把整个监狱参观一遍，否则万一丁丰问到蹲监狱的细节，那就穿帮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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