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媒体的多样化，使人感到时间不够用，想学习的东西到处都是，想欣赏的东西也太多，每每想起这样的状况，自然而然就只能安慰自己，慢慢熬，等孩子们长大以后出门就好了，就可以有更多的业余时间挖掘，培养和维护自己的爱好。
然后岁月像一把杀猪刀，没有几年的功夫，体力不如以前，明显的变化是视力下降，眼花了还不算，感觉眼睛经常干涩，视野里总有几个黑线团在挪动，一会儿是一个圈，一会儿是一条小虫儿，一会儿又成了带爪的蜘蛛，上下左右转圈地爬，开始是一只眼睛里有，过了一年另外一只眼里也爬起了蜘蛛。最令人吃惊的一次是在去年入冬时一个晚上，去昏暗的洗衣房干活，突然在右眼角处闪过一条一条金色光线，本以为是错觉，赶紧闭目休息一下，过后还是一条条金光闪烁而过，于是打开一下谷歌搜索，才知道如果这种类似情况加上视力模糊应该马上看眼科急诊，严重后果会导致视网膜病变脱落而失明。第二天早上八点赶紧去看家庭医生，紧接着被推荐到医院眼科，巧的是正好有空位可以10点半看急诊，去了医院后被滴了括瞳孔的药水，经过检查后眼科医生说没有什么严重眼病，这是身体以及眼睛正常的老化过程。心中的一块石头落地，放松一下后又感到一种无奈的悲哀，没有想到从年轻到中年再过来，身体变化是这样子莫测，如果母亲在身边或者还在人世，起码可以从她的经历了解一些人生变老的细节。
我们这一代人出国早， 江河湖海，披荆斩棘，闯荡天涯，也学了，也做了，身心疲惫，真不想再经历风雨了，只想在温暖明媚的阳光下，听着喜欢的音乐，伺弄几盆花卉，戴上老花眼读些年轻时就久慕的书。
一想到听音乐，还得说起70年代的收音机。记忆中第一个收音机是木头盒子，褐色的，前面的喇叭被发黄的布料遮着，小时候纳闷那东西里面怎么出声音呢？然后转一个按钮即调那条细棍，就可听到不同内容的声音。后来父亲买了一个很大的带2套短波的半导体收音机，非常有名的上海的牌子，好像用了父亲半个月的工资。记不得是七几年，辽宁广播电台开始有评书播放，中央电台则经常播放相声，广播剧场，在固定时间段还播放十五到二十分钟的音乐节目。
现在想起来，是收音机的节目给予了我很多文化启蒙。那时每天放学回家吃中午饭，父亲会按时打开收音机，我们一起听刘兰芳的评书，岳飞传，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后来还有王刚，他好像是个演员，但是他讲故事非常吸引人，喜欢他的夜幕下的哈尔滨，牛邙等故事，那几年几乎天天不断地听，每到且说下回分解，就感觉不过瘾，从评书里了解到了一点中国历史名著，这在四人帮打到前是不可能的事，除四旧把古典文学打入冷宫，人人无书可看。
那时候也热衷听相声，就喜欢候宝林，马三立的老相声，讲的是老北京老天津的事儿，还记得一段相声说他骑个破自行车，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我笑到肚子疼。经历过十年样板戏的单调歌功题材，白衣蓝裤黑鞋的素装时代，定量分配米面油盐酱醋肉蛋鱼豆糖的贫瘠，这样的自行车是稀奇货，谁会笑得起来呢？因为那十年根本不存在笑料，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买起自行车，人人都在为能吃上一口白米饭，一个月半斤肉而活着，什么事值得做成节目播放让吃不饱的人一笑呢？
中央广播电台的周末广播剧场节目最让我刻骨铭心，莎翁的王子复仇记，艾米莉?脖朗特的呼啸山庄, 夏洛特?脖朗特的简爱，大仲马的悲惨世界,还有电影叶赛尼亚，永不消失的电波，蝴蝶梦，红与黑... 算是补偿了一部分十年里无法接触的世界文学作品。当时被那些译制片的播音员说话的声音迷住了，他们在发音那些角色的名字时丝毫不会用中文一个字一个字的说，而是用外文的拼法直接道来所有电影里角色的名字，我觉得那些名字发出的声音特别美伦美俏，悄悄地跟着重复，后来学英语节目开始播放了，才明白了译制片里播音员读的名字就是外语的直接发音，于是我就跟着广播节目学外语。
那台收音机有两个短波段，放学后写完作业就设法找喜欢的广播台，就发现有莫斯科人民广播电台中文节目，朝鲜人民广播电台中文节目，日本NHK中文节目，台北广播电台时有时无，最好玩儿的是有美国之音竟然教英语八百句，可是信号不稳定，有时杂音干扰，必须调节一下按钮，所以那个时候的我放学后一个人在家里忙得不亦乐乎，如果是放寒假和暑假，就更是靠着收音机度过寒冷和酷暑的假期，短波节目驱使我少年时代的好奇心，增加了不少文化知识和经历。
中央广播电台曾经在每天的11点多钟定点播放古典音乐节目，由于天天上学，不能总听到这个节目，但是一旦放假，这是必不可少，不能错过的重要的一刻优美动听的音乐，莫扎特，贝多芬，柴科福斯基，门德尔松，巴赫，威尔第，普契尼，比赛特，德沃夏克，肖邦，约翰斯特劳斯...
小夜曲，小步舞曲，圆舞曲，弦乐，管弦乐，交响乐，歌剧，轻歌剧，芭蕾舞剧...我像一块海绵，汲取着，吸收着，慢慢长大读完初中。
后来考入省重点高中，每天和时间赛跑，读书作业一大堆，可到了周末还是情仲于广播节目。后来班上来了一些插班生，现在才明白，人家考不上，可以走后门开学后照样进入重点学校，其中两个女生家在音乐学院。陶任秀是个清秀的女孩，坐我旁边，我们就成为了好朋友。放假的时候去她家玩，知道了她父母都是部队转业干部，和音乐专业无关，她妈妈是声乐系主任，非常慈祥的一位阿姨，陶任秀是领养的孩子，生母是她的姨，来自农村。陶任秀说话很轻，基本没有东北口音，这可能与在音乐学院这类高等院校环境长大有关，她的眼睛睫毛又黑又长，经常看起来含情脉脉，班上一些男生总朝着她看，我与她同桌，个头差不多高，都带近视眼镜，也顺便招来一些男生的秋波，我很害羞，不敢看男生，下课间有时悄悄猫一眼，看看是谁看我，是谁看陶任秀，结果是给我送秋波的男生学习成绩不好，整天油头滑脑，因为他头发梳理出小背头，肯定抹了发油，看起来像电影里的汉奸，穿着打扮也是笔直的裤线，戴着小毛围巾，根本不是中学生的样子，像个社会上的小流氓打扮。我越气，他越频频看我，一直到毕业后才逐渐缓过来这种讨厌一个人的心情。而钟情于陶任秀的男生却是一个响当当的男子汉大丈夫模样的人，吴琳很高很壮，五官端正一张娃娃脸，就是腿有一点里弯，但是很不明显。他有着大大咧咧的性格，做广播体操时十分卖力气，好像拳头使劲向上会举过天，感觉他腿使劲地踢出会把绿胶鞋一同踢掉似的。他所有科目成绩都属于中上，但是最棒的是英语，无论是听说写，我和吴琳都是老师的最好学生，英语课上提问时，老师基本点名让我和吴琳阅读或者回答问题，我座位后面的学习委员有时会冒出一句，这英语，发音怎么这么好呢？我一直只喜欢学英语，其它科目越学越不感兴趣。后来高中毕业后吴琳进了四川军医大学，我去学制药，陶任秀没有考上大学。
大学第一个暑假去看陶任秀，她没有考理工文科，而是进了音乐学院的师范学院学习，那种科目就是给学院的子弟们开办的学科，两三年读完后去幼稚师范学校当音乐老师，其实她的性格就决定了她适合做这种工作，我相信她是个很耐心很善良的老师。
令我不解的是她悄悄告诉我她那时已经有了男朋友，是个声乐系的男高音学生，陶任秀让我见到了她的男朋友，一个浓眉大眼的男生，和他说一些话后感觉我还是很腼腆，不好意思说什么，突然间他扯起嗓子唱了一句大海航行靠舵手，那个洪亮的声音，震耳欲聋，吓我一跳，也感觉心要跳出来了，同时也特别佩服他有这么好的嗓子。他们俩在一起时，亲亲热热，我在旁边有些多余的不舒服感，但是那个阳光男孩就是和我见过的其他男孩子不一样，他的眼神和举止言谈永远是包含着友情和关怀，像个大哥哥，然而和陶任秀，则是一片柔情，难怪只有20岁的陶任秀爱上了大3，4岁的他。可惜我记不得他的姓名了。
其实我记忆犹新的是寒假又去做客，我借了他们的一盘磁带，因为近水楼台，陶任秀家里藏有一些音乐磁带，上大学时为了学英语，我已经拥有了一个磁带式录音放音机，在他俩新婚的房间里，写字台上有一盘歌剧茶花女全剧磁带。我犹豫不决的样子被好朋友看出来了，于是在那个寒假里我第一次从头到尾听了人生第一个歌剧。茶花女最有名的是男女高音混唱的祝酒歌，我还没接触过其它的唱段，糊里糊涂地听了一遍后，还是最喜欢祝酒歌，但是舍不得马上就还回磁带，想着继续听广播电台节目的古典音乐节目，总会有一天介绍茶花女其它的唱段，也确实等到了这一天，广播剧场即播放了茶花女，后来还播放了波希米亚人的著名唱段:冰凉的小手.再见到陶任秀两口子时，还没等问他是否能给我唱一段冰凉的小手，陶任秀已经让我大吃一惊，22岁的她要做妈妈了! 我懵懵懂懂的不知道说什么，在他们俩面前我肯定又无趣又童真，毫无人生经验，但是他们还是热情邀我经常去做客，后来的假期里又去看望陶任秀，抱她可爱的小女儿，小妞妞一双眼睛像爸爸，睫毛像妈妈，又黑又长，小人儿就像个布娃娃娇嫩如水，没有纸尿布的年月，生个孩子总归不易，房间里面挂满了联合国旗般的尿布，我不想打扰他们忙碌的生活，那一次好像是最后一次在他家做客。也是第二次还回茶花女的磁带。
现在回忆起来，出国后一次都没回去看他们，其实很想念他们，疫情前回国曾经在网上搜索到陶任秀的工作地址电话，但种种顾虑使我不敢轻易联系她，将近40年没有联系了，她怎么样了，还在吗？她一定做了奶奶或者外婆了。
80年代末出国后来到不是说英语的国家，很为难，怀念家乡，怀念母语，于是又买个带短波收音机，希望能听到中央广播电台，但是天涯海角的距离，信号不好，还是断断续续，于是每次回国探亲返程的行李箱里少不了带回的是音乐，儿歌，故事，电影录像和磁带; 后来自己买个照相机，摄像机拍孩子们， 每次回国给父母亲看孙孙的国外生活，再后来买CD盘，DVD盘，设想人生如果没有这些文化娱乐活动，无法想象做为一个人，生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现在网络信息如此发达，纵然天涯海角，人们都可以在手机屏幕上视频聊天，有数不清的频道接受各种文化的熏陶，享受人类历史文明的作品，走近世界各大博物馆，在家里的屏幕上看各大剧院的实况演出，在地铁上看体育比赛，用手机听世界名著， 和我们当年出国时孤独难熬的岁月比起来， 何止天壤之别，接受世界文化和文明的洗礼不就像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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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岁月像一把杀猪刀，没有几年的功夫，体力不如以前，明显的变化是视力下降，眼花了还不算，感觉眼睛经常干涩，视野里总有几个黑线团在挪动，一会儿是一个圈，一会儿是一条小虫儿，一会儿又成了带爪的蜘蛛，上下左右转圈地爬，开始是一只眼睛里有，过了一年另外一只眼里也爬起了蜘蛛。最令人吃惊的一次是在去年入冬时一个晚上，去昏暗的洗衣房干活，突然在右眼角处闪过一条一条金色光线，本以为是错觉，赶紧闭目休息一下，过后还是一条条金光闪烁而过，于是打开一下谷歌搜索，才知道如果这种类似情况加上视力模糊应该马上看眼科急诊，严重后果会导致视网膜病变脱落而失明。第二天早上八点赶紧去看家庭医生，紧接着被推荐到医院眼科，巧的是正好有空位可以10点半看急诊，去了医院后被滴了括瞳孔的药水，经过检查后眼科医生说没有什么严重眼病，这是身体以及眼睛正常的老化过程。心中的一块石头落地，放松一下后又感到一种无奈的悲哀，没有想到从年轻到中年再过来，身体变化是这样子莫测，如果母亲在身边或者还在人世，起码可以从她的经历了解一些人生变老的细节。
我们这一代人出国早， 江河湖海，披荆斩棘，闯荡天涯，也学了，也做了，身心疲惫，真不想再经历风雨了，只想在温暖明媚的阳光下，听着喜欢的音乐，伺弄几盆花卉，戴上老花眼读些年轻时就久慕的书。
一想到听音乐，还得说起70年代的收音机。记忆中第一个收音机是木头盒子，褐色的，前面的喇叭被发黄的布料遮着，小时候纳闷那东西里面怎么出声音呢？然后转一个按钮即调那条细棍，就可听到不同内容的声音。后来父亲买了一个很大的带2套短波的半导体收音机，非常有名的上海的牌子，好像用了父亲半个月的工资。记不得是七几年，辽宁广播电台开始有评书播放，中央电台则经常播放相声，广播剧场，在固定时间段还播放十五到二十分钟的音乐节目。
现在想起来，是收音机的节目给予了我很多文化启蒙。那时每天放学回家吃中午饭，父亲会按时打开收音机，我们一起听刘兰芳的评书，岳飞传，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后来还有王刚，他好像是个演员，但是他讲故事非常吸引人，喜欢他的夜幕下的哈尔滨，牛邙等故事，那几年几乎天天不断地听，每到且说下回分解，就感觉不过瘾，从评书里了解到了一点中国历史名著，这在四人帮打到前是不可能的事，除四旧把古典文学打入冷宫，人人无书可看。
那时候也热衷听相声，就喜欢候宝林，马三立的老相声，讲的是老北京老天津的事儿，还记得一段相声说他骑个破自行车，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我笑到肚子疼。经历过十年样板戏的单调歌功题材，白衣蓝裤黑鞋的素装时代，定量分配米面油盐酱醋肉蛋鱼豆糖的贫瘠，这样的自行车是稀奇货，谁会笑得起来呢？因为那十年根本不存在笑料，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买起自行车，人人都在为能吃上一口白米饭，一个月半斤肉而活着，什么事值得做成节目播放让吃不饱的人一笑呢？
中央广播电台的周末广播剧场节目最让我刻骨铭心，莎翁的王子复仇记，艾米莉?脖朗特的呼啸山庄, 夏洛特?脖朗特的简爱，大仲马的悲惨世界,还有电影叶赛尼亚，永不消失的电波，蝴蝶梦，红与黑... 算是补偿了一部分十年里无法接触的世界文学作品。当时被那些译制片的播音员说话的声音迷住了，他们在发音那些角色的名字时丝毫不会用中文一个字一个字的说，而是用外文的拼法直接道来所有电影里角色的名字，我觉得那些名字发出的声音特别美伦美俏，悄悄地跟着重复，后来学英语节目开始播放了，才明白了译制片里播音员读的名字就是外语的直接发音，于是我就跟着广播节目学外语。
那台收音机有两个短波段，放学后写完作业就设法找喜欢的广播台，就发现有莫斯科人民广播电台中文节目，朝鲜人民广播电台中文节目，日本NHK中文节目，台北广播电台时有时无，最好玩儿的是有美国之音竟然教英语八百句，可是信号不稳定，有时杂音干扰，必须调节一下按钮，所以那个时候的我放学后一个人在家里忙得不亦乐乎，如果是放寒假和暑假，就更是靠着收音机度过寒冷和酷暑的假期，短波节目驱使我少年时代的好奇心，增加了不少文化知识和经历。
中央广播电台曾经在每天的11点多钟定点播放古典音乐节目，由于天天上学，不能总听到这个节目，但是一旦放假，这是必不可少，不能错过的重要的一刻优美动听的音乐，莫扎特，贝多芬，柴科福斯基，门德尔松，巴赫，威尔第，普契尼，比赛特，德沃夏克，肖邦，约翰斯特劳斯...
小夜曲，小步舞曲，圆舞曲，弦乐，管弦乐，交响乐，歌剧，轻歌剧，芭蕾舞剧...我像一块海绵，汲取着，吸收着，慢慢长大读完初中。
后来考入省重点高中，每天和时间赛跑，读书作业一大堆，可到了周末还是情仲于广播节目。后来班上来了一些插班生，现在才明白，人家考不上，可以走后门开学后照样进入重点学校，其中两个女生家在音乐学院。陶任秀是个清秀的女孩，坐我旁边，我们就成为了好朋友。放假的时候去她家玩，知道了她父母都是部队转业干部，和音乐专业无关，她妈妈是声乐系主任，非常慈祥的一位阿姨，陶任秀是领养的孩子，生母是她的姨，来自农村。陶任秀说话很轻，基本没有东北口音，这可能与在音乐学院这类高等院校环境长大有关，她的眼睛睫毛又黑又长，经常看起来含情脉脉，班上一些男生总朝着她看，我与她同桌，个头差不多高，都带近视眼镜，也顺便招来一些男生的秋波，我很害羞，不敢看男生，下课间有时悄悄猫一眼，看看是谁看我，是谁看陶任秀，结果是给我送秋波的男生学习成绩不好，整天油头滑脑，因为他头发梳理出小背头，肯定抹了发油，看起来像电影里的汉奸，穿着打扮也是笔直的裤线，戴着小毛围巾，根本不是中学生的样子，像个社会上的小流氓打扮。我越气，他越频频看我，一直到毕业后才逐渐缓过来这种讨厌一个人的心情。而钟情于陶任秀的男生却是一个响当当的男子汉大丈夫模样的人，吴琳很高很壮，五官端正一张娃娃脸，就是腿有一点里弯，但是很不明显。他有着大大咧咧的性格，做广播体操时十分卖力气，好像拳头使劲向上会举过天，感觉他腿使劲地踢出会把绿胶鞋一同踢掉似的。他所有科目成绩都属于中上，但是最棒的是英语，无论是听说写，我和吴琳都是老师的最好学生，英语课上提问时，老师基本点名让我和吴琳阅读或者回答问题，我座位后面的学习委员有时会冒出一句，这英语，发音怎么这么好呢？我一直只喜欢学英语，其它科目越学越不感兴趣。后来高中毕业后吴琳进了四川军医大学，我去学制药，陶任秀没有考上大学。
大学第一个暑假去看陶任秀，她没有考理工文科，而是进了音乐学院的师范学院学习，那种科目就是给学院的子弟们开办的学科，两三年读完后去幼稚师范学校当音乐老师，其实她的性格就决定了她适合做这种工作，我相信她是个很耐心很善良的老师。
令我不解的是她悄悄告诉我她那时已经有了男朋友，是个声乐系的男高音学生，陶任秀让我见到了她的男朋友，一个浓眉大眼的男生，和他说一些话后感觉我还是很腼腆，不好意思说什么，突然间他扯起嗓子唱了一句大海航行靠舵手，那个洪亮的声音，震耳欲聋，吓我一跳，也感觉心要跳出来了，同时也特别佩服他有这么好的嗓子。他们俩在一起时，亲亲热热，我在旁边有些多余的不舒服感，但是那个阳光男孩就是和我见过的其他男孩子不一样，他的眼神和举止言谈永远是包含着友情和关怀，像个大哥哥，然而和陶任秀，则是一片柔情，难怪只有20岁的陶任秀爱上了大3，4岁的他。可惜我记不得他的姓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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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忆起来，出国后一次都没回去看他们，其实很想念他们，疫情前回国曾经在网上搜索到陶任秀的工作地址电话，但种种顾虑使我不敢轻易联系她，将近40年没有联系了，她怎么样了，还在吗？她一定做了奶奶或者外婆了。
80年代末出国后来到不是说英语的国家，很为难，怀念家乡，怀念母语，于是又买个带短波收音机，希望能听到中央广播电台，但是天涯海角的距离，信号不好，还是断断续续，于是每次回国探亲返程的行李箱里少不了带回的是音乐，儿歌，故事，电影录像和磁带; 后来自己买个照相机，摄像机拍孩子们， 每次回国给父母亲看孙孙的国外生活，再后来买CD盘，DVD盘，设想人生如果没有这些文化娱乐活动，无法想象做为一个人，生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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