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历史事件”探究之二

二、抗日烽火燃齐鲁（上）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大举进攻华北——侵占领平津之后，调集三十余万兵力，沿平绥（北京—包头）、平汉（今北京—汉口）、津浦（天津—浦口）铁路线大举进攻，企图一举拿下冀、察、晋、绥（绥远省，今内蒙古中部）、鲁五省，以便控制黄河以北广大地区。战至9月上旬，华北国民党军在津浦北段的战事不利：日军第十师团于11日攻占马厂，22日突破二十九军等部的防线，连续攻占姚官屯、沧县（州）和德州。
由于此时华北日军尚未完全部署完毕，兵力不足且在山西陷入苦战，再加上其时阴雨连绵，不得不暂时放缓了南下的进攻速度。但侵华日军的军事攻势缓了下来，政治攻势却立刻活跃起来——根据史料记载，是年9月的一天，臭名昭著的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秘密潜入济南，以日军不轰炸济南等条件利诱韩复榘，并许诺只要山东宣布中立、不与日军作战，侵华日军将不进攻山东。
时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路军指挥韩复榘，其所部与在北平与日军血战的二十九路军同出一门——均源自冯玉祥的西北军，一直密切注视着时局的变化。目睹国民党军的节节败退，韩复榘虽然有些踌躇但还不想投降——从后来给其夫人的信来看，他并不想留下“汉奸”的千古骂名。在共产党人张经武和张友渔以及余心清、刘熙众、王志远等爱国人士的劝导下，韩复榘没有接受土肥原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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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复榘（图片取自网络）

8月22日至25日，中共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在敌后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中共山东省委随即于9月制定了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和组织抗日武装的十条纲领，指出发动武装起义和建立由党直接领抗日武装是当前最迫切的任务；在山东国民党军队开始撤退、日军尚未到达或立足未稳之时，是发动武装起义的最好时机；起义部队可打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或“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旗号，并以“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的口号，筹集抗日经费及枪支弹药。
是年10月3日，沿津浦路南下的日军占领德州，随即于11月向平原、禹城和济阳逼近！此时前线告急，韩复榘亲率其精锐的手枪旅前去支援。但由于是仓促上阵，又被内奸出卖，韩复榘在济阳的一个小村庄里被来袭的日军包围，死伤惨重，几乎被俘。在后续部队接应下，韩复榘才乘坐着一辆三轮摩托，狼狈逃窜回济南。此后的韩复榘成了惊弓之鸟，当日军追至黄河北岸、占据鹊山时，韩复榘立即下令将济南北面的黄河大铁桥炸毁。
由于日军的到来，冀鲁边各县的国民政府大员们纷纷逃离，一时间各种游杂武装纷纷出现。在中共鲁北特委的组织与推动下，乐陵、无棣、宁津、庆云、盐山等县地方武装集结到盐山的旧县镇，组成上千人的“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由于其时中共尚未完全公开，加上该军成分复杂，真正被中共控制的武装只有三百来人。但这支武装与周围地主民团武装有极大的不同，它有鲜明的抗日救国纲领，比较严明的群众纪律，部队战士和干部都是过着极艰苦的生活，推选共产党人邢仁甫、范普泉分别为司令和政治部主任。这支部队敢于同日伪军作战，并获得一些胜利，振奋了广大群众抗日救国积极性。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山东第六行政区（聊城）的专员范筑先——经我党派去的张维翰及赵伊坪做工作，明确表示拥护中共的主张并欢迎派干部予以协助。随后，省委派出张郁光、张承先、齐燕铭、任仲夷、成润、牛连文等中共党员，前往范部工作。在我党推动下，范筑先于11月19日向全国发出铿锵有力的通电：“既自倭奴入寇，陷我华北。铁蹄所致，版图易色。……。誓率我游击健儿和武装民众，与倭奴相周旋。成败利钝，在所不记，鞠躬尽瘁，亦所不辞。……。俾能抗战到底，全其愚忠。”经范将军登高一呼，他的抗日游击司令部收编了众多游杂武装，最多时编成三十多个支队共六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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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筑先视察抗日武装（图片取自网络）

12月13日，侵华日军开始由齐河与济阳以东，准备分两路渡过黄河。此时韩复榘的抵抗意志已十分薄弱，提前做好了南撤的各项准备。恰在此时，蒋介石又将原配属给他的重炮旅调走，使其更有了南逃的借口。12月22日夜，当日军从清河镇以南开始抢渡黄河时，韩部仅象征性的抵抗一下随即向南狂奔。27日，日军进占济南，随即又于31日进占泰安；另一路占据周村（属淄博）后，然后沿胶济线向推进。随即国民党军驻防胶济铁路东段的第五十一军仓皇向徐州方向撤离，青岛的沈鸿烈也于29日率领其海军陆战队及青岛政府机关等撤向临沂一带。时至来年1月，青岛、烟台及整个胶东地区全部落入敌手。
随着日军开始向山东腹地发起进攻后，中共山东省委立即在各地发动武装起义：12月24日，胶东特委以昆仑山游击队为基础，在文登领导发动了天福山起义，建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一大队。之后，队伍很快得到发展，共编为第一、二、三、五、七、九等六个大队，以理琪为司令员，林一山为政治部主任。
12月26日，省委委派姚仲明、廖容标与进步人士马耀南等，在长山、桓台、临淄交界处的黑铁山，举行抗日武装起义——宣布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由廖容标任司令，姚仲明任政委，赵明新任政治部主任，马耀南任行动委员会主任兼参谋长。翌年1月8日，起义部队夜袭长山县城，消灭敌“维持会”武装三十余人。19日在小清河击沉日寇汽艇一艘，击毙包括将、佐级军官各一人在内的十二人。2月，又在周村西部的三官庙与敌激战一昼夜，毙伤日伪军近百人。这些胜利，大大鼓舞了老百姓的抗日热情，队伍很快发展到两千多人，后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由马耀南出任司令员。
12月29日，中共鲁东工委及寿光县委的张文通及马保三带领部分党员群众，在寿光县的牛头镇举行抗日武装起义。队伍被命名为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队第八支队，下辖第一、三、五、七中队及特务中队和骑兵分队，共七百余人。由马保三任总指挥，韩明柱为副总指挥。同日，中共鲁东工委书记鹿省三等在魏县北部，也发动了抗日武装起义——被命名为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队第七支队，冯国祥任司令员，鹿省三任政治委员。两支部队共同在鲁东地区打击日伪军，很快发展到约两千人。之后，中共鲁东工委决定合编为八路军鲁东游击指挥部，由马保三、韩明柱分任正副司令员，鹿省三任政委。
1937年11月，张北华、远静沧等受省委派遣，到泰西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利用取得的一批民间枪支，组织了一支群众自卫武装。泰安沦陷的第二天，在夏张镇与肥城进步人士葛阳斋组织的武装汇集在一起，组成“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共二百余人编为三个队，由张北华任主席，葛阳斋任副主席，远静沧任政治部主任。之后连续对日伪军及伪政权发起攻击，部队在战斗中不断成长壮大，很快发展到下辖十七个队三千余人，后该部被编为巴伦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只可惜在4月的一次作战中，远静沧英勇牺牲！
1938年元旦，黎玉、林浩在红军干部洪涛、赵杰等协助下，在徂徕山大寺组织领导了抗日武装誓师大会，宣布成立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由洪涛任司令员，黎玉任政治委员，赵杰任副司令员，马馥塘任经理部主任。起初部队仅辖两个中队、五十余枝枪、一百来人，随着莱芜、新泰、泗水等地的党组织发动的抗日武装前来会合，队伍迅速发展到七百多人。随即在寺岭村及四槐树、谷里两次伏击日军，炸毁敌寇汽车两部，毙伤敌一部。此后第四支队声名大振，又将莒县、兰陵县抗日武装编入。
此后，鲁南的沛县、藤县、峄县及胶东掖县和益都、临朐等地的党组织，也纷纷举行武装起义，分别组建“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纵队”、“胶东游击第三支队”及“八路军鲁东第十支队”等抗日武装。其中“胶东游击第三支队”发展最快，不到两个月即发展到三千七百余人，成为其时中共在胶东的一支最大的抗日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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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领导的这些抗日武装成立伊始，随即展开游击战——专门袭击小股日军及其辎重队。尤其在是年3月的台儿庄战役时，各地抗日武装积极配合中国军队进行破袭战——如泰西起义部队破坏泰安以北万德车站附近的铁路与公路，颠覆敌寇弹药车一列、毙伤押车日军二十余人，造成津浦铁路十余天无法通车；冀鲁边抗日部队破坏一段津浦铁路，并攻克庆云、乐陵两座县城；清河起义部队破坏胶济铁路西段一处道轨。尽管这些战斗规模不大，歼敌数量也不多，但却使得共产党八路军在山东大地威名远扬！不仅开辟了山东抗日的大好局面，也为之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以及八路军部队的进入，打下了十分坚实的基础。
尽管这一系列起义都取得了成功，但黎玉等却没有丝毫懈怠或自满——其时山东的党员还只有两千多，如何来领导这些起义队伍，对中共山东省委来说是个挠头的问题。虽然黎玉等也按照红军的规矩，积极开展政治工作，但这毕竟是个陌生工作。再加上由于党员有限，队伍的成分复杂，国民党势力也在争取和分化这些队伍。因此如何把这些队伍建设成党领导下，统一认识、统一意志的抗日队伍，就成为山东省委的首要任务！1938年1月，中共中央给山东省委发出指示信，要求将发动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为中心工作，重点放在鲁中地区，顺势依靠新泰、莱芜、泰安、邹县努力向东发展。
山东沦陷初期，由于侵华日军忙于南下作战，只是通过设点来维持南下交通线，日伪政权也未能在第一时间建立。而国民党原有的县乡一级政权，由于跟随韩复榘亡命逃窜，基本已不复存在。因而整个山东、尤其是鲁南地区，出现了一个权力真空——日、国、共三方势力，都想尽快地占据这个真空地带。可就在这三方的势力进驻之前，山东就涌现出了大量的地方武装，其中既有民团势力，也有土匪武装，还有各种会道门的武装。中共山东省委就是在这种复杂情况下，建立自己的抗日武装及根据地雏形。
1938年初韩复榘被国民政府枪毙后，蒋介石决定重新设立山东省政府——随即任命原第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兼51军军长的于学忠，接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兼山东省政府主席。但于学忠只愿接受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一职，不愿兼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因此向蒋介石举荐同样出自原东北军的沈鸿烈。沈鸿烈出自东北军且有留日的背景，此前在青岛主政六年，熟悉山东的政、军、民情。鉴于这些情况，蒋介石于1938年1月23日，匆忙任命沈鸿烈为第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并兼任山东省府主席。
沈鸿烈刚接任之时，可谓窘迫至极：济南、青岛等城市和津浦、胶济两条铁路沿线地区早已沦陷，韩复榘留下的所谓省政府残缺不全——百分之九十五的县级政府不复存在，散落在山东的国民党武装虽有几十支却都自立为王不听其指挥，而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迅速发展壮大到两三万人。所以沈鸿烈上任伊始，立刻凭借其所谓合法政府的名义采取“防共、溶共和反共”方针，通过向各区委派专员、县长等手段，企图限制和破坏共产党和亲共的抗日力量。
实事求是地说，沈鸿烈从政多年，是很有些统治经验的，非常明白军队对政权的重要性。上任后利用职务之便，以整军为名将周围散落的国民党部队进行整编，企图置于他的统一指挥之下。其时受国民党控制和影响的各种大小股武装，达十五万人之多。这些“草头王”虽然并不完全听从沈鸿烈的指挥，但在反共等根本利益上却是一致的。依仗在政治上、军事上的优势，沈鸿烈开始大肆打击和排挤中共及亲共的武装力量，并不断制造反共摩擦。
初时出于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良好愿望，加上尚未完全看清沈鸿烈的险恶用心，中共山东省委对沈鸿烈采取了一定的忍让态度——例如有些已经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接受沈鸿烈的命令后又予以撤销。没想到中共的忍让态度却适得其反，沈鸿烈反而利用各种阴谋手段，很快获得了战略上的有利地位。沈鸿烈的如意算盘是自己躲在背后，将共产党、八路军推向平原地区和铁路沿线，直接面对日军的进攻。
中共山东省委很快就发觉沈鸿烈的这一系列做法的真正用意，实际上就是采取一箭双雕的伎俩——让中共的抗日力量在前面与日军争斗，他躲在后面抢夺中共已建立的根据地和抗日政权！如此一来，中共山东省委只能采取断然措施，利用各种手段与其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然而中共在山东的实力毕竟还很弱小，所建立起来的武装分散在各地，且大小不一、缺乏相互间的联络与配合。在周围其他势力、尤其是反共势力的压迫下，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发展十分困难。
当时，中共在山东掌握的武装力量虽然已经发展到三万多人，可不但在数量上远不及国民党在山东的力量，而且这些刚起义的部队成分复杂——人员多为起义的农民、原国民党军的散兵游勇以及争取过来的地方武装。正如黎玉所言：“由于起义部队军政干部缺乏，武器落后，战斗经验不足；兵员多为农民和争取过来的地方武装，游击习气浓厚，平均主义倾向浓厚；加之民主政权建立较晚，没有稳定的后方，部队分散，交通不便，联络不畅，给养不足，各区起义部队的发展存在许多困难。怎样尽快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加强起义部队之间的协调指挥，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注1）这些不利情况使山东省委深切感受到，亟需一支有战斗力的正规部队，作为敌后发展的主力和骨干力量，方能促使中共在山东抗战的大好局面，得到进一步发展。
1938年2月，山东省委在新泰的的刘杜召开会议，研究落实中央指示的具体部署，确定将四支队分编为两个大队分头向南北发展。此外，为了解决上述那些深层次问题，决定黎玉赴延安，当面向中央汇报山东的工作情况及面临的困难。临行前，省委一致决定由林浩代理省委书记，并兼任第四支队政委。随后赵杰、景晓村等率领第二大队南下至费县的万寿宫附近，黎玉在冯平、郅润清、高其贵等同志陪同下，经抱犊崮进抵徐州。用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四支队的护照，乘坐西行的军用列车前往延安。
根据黎玉回忆，一路颠簸，4月初方经西安到达延安。向刘少奇和张闻天汇报后，又去见了毛泽东。黎玉汇报了山东党组织和抗日游击队的发展状况后，再次提出给山东选派干部的请求。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山东的工作，指出了山东敌后抗战发展的方向及注重根据地建设的指示后，答应先派郭洪涛等带一批军政干部到山东。“随后，又要我到武汉向周恩来同志汇报，并告诉我向周恩来提出要罗炳辉同志到山东工作，……”（注2）
可惜的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或考虑，罗炳辉却不愿意到山东工作——“所以党中央又决定改派张经武、江华、吴克华、胡奇才、徐斌洲、吴仲廉等同志以及抗大、陕北公学一批毕业学员共近200人支援山东。8月间，我和张经武同志、江华同志带领这批干部返回山东敌后。”（注3）“从此，山东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和山东抗日游击队战争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注4）
在黎玉返回山东之前，中共中央根据山东省委的要求，决定派郭洪涛率领经过抗大学习培训的五十名干部——其中军事干部有杨国夫、高锦纯、钱钧、何光宇、王彬、周赤萍陈宏、吴瑞林等，地方干部有段君毅、霍士廉、王子文、潘维周苏杰、刘建忠等，并专门配发了两部无线电台和报务人员，以解决之前山东省委与中央的通讯联络问题。临行前，毛泽东接见了赴山东的全体干部，并做了重要指示。强调要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和独立自主原则，要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毛泽东的这段指示，显然针对的是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主张。
大概是由于山东省委归华北局领导，郭洪涛与霍士廉又一起去见了刘少奇——“刘少奇同志对我讲，山东敌占区国民党已恢复政权，鲁西北的范筑先和我党共同建立了抗日根据地，这个形式很好，要我转告山东省委驻鲁西北代表张霖之同志，坚持这个方向；并指示我到山东再找第二个、第三个范筑先式的人物搞统一战线，建立共同抗日根据地。另外，他还谈到苏鲁豫皖边特委离河南省太远，我去后，即归山东省委领导。”（注5）
1938年4月的一天，郭洪涛一行乘坐三辆卡车离开延安，踏上奔赴山东抗日前线的旅程。途径洛川休息一夜后，与第二天抵达西安后，下榻在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经办事处与国民党当局交涉后，换上八路军服装，领了八路军护照，乘火车抵达河南省的浏河车站，徒步行进到山东曹县——恰好台儿庄战役取得胜利后，李宗仁与白崇禧的司令部也转移到这里。当时还是国共合作蜜月期，李、白二人邀请郭洪涛一行以八路军名义，出席他们的祝捷大会。郭洪涛应邀出席，并在会上发表简短讲话。
注释：
注1：见《黎玉传记》之“四、驰骋抗日沙场（上）”。
注2、3、4：见《黎玉回忆录》，第150页。
注5：见《郭洪涛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第125、126页。

二、抗日烽火燃齐鲁（下）

郭洪涛的讲话，博得了与会者的热烈掌声，表明了对共产党、八路军坚决抗战的认可。但国民党顽固派沈鸿烈却认为郭洪涛是在为八路军扩大影响，尤其听到他们是要到鲁中去建立敌后根据地，更是感到会对他的政权（统治）产生威胁，于是当晚便指使其公安厅长来到郭洪涛等的住处，声称对郭洪涛一行的安全不负责任。为了防范国民党顽固派的暗害，安全将党的这批干部带到根据地，郭洪涛决定尽快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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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洪涛（图片取自网络）

沈鸿烈系湖北天门人，自幼聪慧好学。1900年府考中秀才，遂执教于府学。1904年入武备学堂，后参加湖北新军。1905年春，公费赴日本海军学校留学。入学当年便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夏毕业回国后，参加辛亥革命——参与策动长江下游清廷海军起义。1912年，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海军部军机处参谋。尔后参与创建东北海军，官至东北海军副总司令、代总司令。1930年9月，蒋介石将东北海军编为中华民国海军第三舰队，沈鸿烈被任命为第三舰队司令。
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后，东北海军没有被统一到中央海军军部，故其军费开支始终从东北地方财政收入中列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海军虽然安全撤至青岛等地，但却丧失了财政来源。其时，以凌霄为代表的东北海军高级将领多次向沈鸿烈建议夺取青岛的行政权，以解决军费来源问题。但工于心计的沈鸿烈以军人不宜干政为由加以拒绝，其后却通过“崂山事变”独揽了东北海军的大权，也迫使当时任青岛市市长的胡若愚辞职。张学良为安定东北海军的军心，解决军费问题，遂任命沈鸿烈为青岛市代理市长。
由于系代理市长，难以改编财政预算。正当沈鸿烈彷徨无计之时，突然得到蒋介石的召见！出于控制东北海军及制衡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势力考虑，蒋介石试图笼络沈鸿烈。在经过一番交谈，老蒋对他甚感满意，遂提出三个条件：1、东北海军可全部开到青岛。2、沈为市长后，可以从青岛税收中直接拨充军费。3、升其为中央执委。沈鸿烈听后禁不住心花怒放！一反过去的态度——“九·一八”事变后曾痛骂过老蒋，当面表示坚决服从蒋总裁并拥护到底。1932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发布沈鸿烈的任职命令。
实事求是地说，沈鸿烈被任命为市长后，不仅在青岛的发展和建设上颇有建树，而且在对日关系上处理得当——通过虚与委蛇及软硬适度的方式，基本化解了日方的各种阴谋诡计。“七七”事变后，日本人企图不战而拿下青岛：一边开来大批军舰到青岛海面，摆出随时攻占青岛的架势；一边通过日驻青领事许诺，只要归附日本便可就任华北民政总长。未料到沈鸿烈拿在青岛的日本工厂作为要挟，又以紧急备战姿态摆出不惜一战的姿态！终使日方的伎俩无法得逞。但沈鸿烈在其任内，也忠实执行国民党中央反共亲日方针，多次破坏中共组织，逮捕共产党人，并镇压工人罢工与学生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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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中戴眼镜者为沈鸿烈（图片取自网络）

此次被任命为山东省府主席之后，沈鸿烈及其省政府尚未敢进入山东腹地，还待在山东西南角上的曹县。故郭洪涛立即向范筑先第六区驻省府办事处求助，该办主任何白沙其时虽还未加入中共，但却是中共山东省委派到范筑先处的。第二天一早，何白沙安排一辆大卡车将郭洪涛一行一百多人分两次，一直送到一百多公里开外的黄河边上。郭洪涛等迅即乘小船北渡黄河，从寿张县（今阳谷县寿张镇）继续北进。途径鲁西时，郭洪涛派人请来鲁西北特委书记张霖之，向其传达完刘少奇有关与范筑先共建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后，然后便东渡黄河进入泰西，与西区抗日自卫团的主席张北华等见了面。
郭洪涛等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后，确定组建泰西特委，由延安来的段君毅担任书记，万里、孙光及张北华任委员，李国厚、张正福等军事干部留下工作。5月20日，郭洪涛一行终于抵达泰安南上庄的山东省委驻地。第二天省委召开干部大会，郭洪涛传达完毛泽东关于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后，作了《为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而奋斗》的报告。会议还讨论制定了《发展和坚持山东游击战争的战略计划》上报中央批准。根据中央的决定，郭洪涛为省委书记，林浩任组织部长，景晓村为秘书长。数天后徐州失守，根据八路军将向苏豫皖挺进的战略部署，中央决定将山东省委扩大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
由于日军的向西推进，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在曹县也待不下去了。沈鸿烈率领他的海军陆战队及警察总队护卫省府机关及其人员，一路经郓城、阳谷、东平来到东阿县黄河以南地域驻扎下来。大概是初来乍到，东阿系范筑先的地盘——属山东第六行政区，此时已根据中共鲁西特委的意见，将第六区抗日游击司令部改为鲁西北抗日游击总司令部。故沈鸿烈顺应时势，按照国民特别大会通过的《抗日建国纲领》，制定了八条施政方针——即所谓的“八大政策”。为了表示合作抗日的诚意，在恢复和重建山东四十个县政权的过程中，同意由中共推荐的孙瑞夫、曹漫之等四人，分任胶东地区的蓬莱、黄县、栖霞及招远等四县县长。出乎沈鸿烈意料的是，其后胶东成为八路军较早得到发展的地区。
其时范筑先不仅收编了打着抗日旗号的土匪、民团及国民党军散兵游勇，还在共产党人的协助下收复了三十二个县的国土——其中只有十二个县战前归聊城第六专员公署管辖，其余的县均属其它专区的。而且范筑先随即便任命十名共产党人，到冠县、莘县、寿张、范县、馆陶、邱县等县担任县长。这当然使得沈鸿烈大为不满！因而专门给其它专区的县长们下密令，不准他们与共产党八路军和人民抗日团体合作。随后，又因临清第四专区专员韩多峰（原西北军将领）效仿范筑先，沈鸿烈不同范筑先商议直接撤了韩多峰的职。但由于其时范筑先抗日气势正旺，沈鸿烈对范老将军有些无可奈何。
此时中共方面的各项工作，却开展的如火如荼！郭洪涛到来后，将我党掌握的基干部队恢复和使用八路军游击队的番号，并对各地起义武装进行初步整编——除冀鲁边和鲁西北两个地区的武装之外，其余共编为七个支队和抗日义勇军第一、第二总队：
原活动于沂水、莒县一带的第四支队第六大队，扩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二支队，在鲁东南地区活动；清河区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第五军改编为第三支队；鲁中的抗日联军独立第一师恢复使用第四支队番号；胶东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与胶东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合编为第五支队；泰西区的抗敌自卫团与汶上县起义部队合编为第六支队；奉命由胶东返回寿光、昌邑地区的鲁东抗日游击第七、第八支队番号不变；鲁南和湖西的起义武装仍然沿用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和第二总队的番号。
7月4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苏鲁豫皖边区省委上报的《发展和坚持山东游击战争的战略计划》，随即边区省委在鲁中创建以沂蒙山区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向北以淄博山区为依托，开创清河区游击根据地；向南创建抱犊崮山区抗日根据地；向东创建沿海地区抗日根据地；在津浦路西建立梁山泊和微山湖两块根据地；在胶东创立以大泽山为中心的根据地。此外，为了解决各方面急需的干部，决定建立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
此此期间，中共在湖西地区（微山湖以西）主导的抗日起义烽火又取得了发展：3、4月间，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在丰县、沛县、萧县、砀山一带，鲁西南工委在单县、金乡一带，分别建立了抗日武装。随着徐州失守，日军沿陇海路西犯，位于陇海路以北、津浦线以西的湖西地区完全处于敌后。6月13日，各处抗日武装齐聚丰县以南的尹小楼，组建成“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李贞乾任总队长，王文彬任政委，队伍很快发展到两千多人。时至6月，新扩大的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领导下抗日武装，已发展到四万多人。
进入是年7月，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决心开始南下，开创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恰在此时，传来鲁南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在藤县东地区，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第七游击纵队司令申从周及当地反动地方武装共3000多人的围攻，于是边区省委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郭洪涛亲率第四支队第二、三两个团，前往支援鲁南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另一路由林浩率领四支队第一团及教导队和政治部，到蒙阴的坦埠与廖容标所带一个团会师后，继续深入沂蒙山区，寻找适合建立根据地的区域。林浩这一路由泰安至莱芜，而后经平邑过费县，几经辗转进入沂水的岸堤村。林浩等决定队伍在此安营扎寨，等候郭洪涛等的到来。
郭洪涛率领的南下部队虽在藤县东部的冯卯一带，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申从周的游击第七纵队，但终因周边敌强我弱处境不利，郭洪涛等决定撤离——义勇军第一总队由抱犊崮西部山区东部的临、郊、费、峰边地区转移，开辟新的抗日游击根据地。郭洪涛等率部借道第三区（临沂）保安部队防区——经郭子化同志提前派人找时任第三区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张里元联系，经费县退入到沂水的岸堤村。郭洪涛等到达后不顾疲劳，随即便通宵达旦地召开省委会议，研究在岸堤村周边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问题。
岸堤建村，始于1300余年前的唐初。得此村名，是由于汶水东流，注入沂河，坐落在两河交汇之处的右岸之故。据说，此地正是诸葛孔明的故里。早在大革命时期，我党就在此撒下了红色的火种——1927年春，一批共产党员开始革命活动，建立了中共沂水支部。省委会议认为，岸堤地处蒙山中心，周边峰峦叠嶂，地势险要，河道纵横，贯穿其间，不仅易守难攻而且进退自如——向南可以连接抱犊山区，向北可以辐射胶济沿线，向西可以控制津浦铁路，向东可以廻旋于沿海各地。这里不仅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而且已与国民党行政区专员张里元及当地一些开明士绅建立了较好的统战关系，是一个理想的抗日根据地的所在。因此会议决定，就在这里创建中共山东抗日中心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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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堤（红圈处）地理位置及周边地形（截自腾讯电子地图）

为了限制中共的发展，独霸对山东的管理权，沈鸿烈密令国民党顽固派同中共武装搞摩擦，借以抢夺我党控制的地盘。其时国民党军在山东的主力为石友三第六十九军——由其原一八一师扩编而成，于是年6月分别进驻新泰、泰安、莱芜山区及沂水、莒县等地。中共边区省委针锋相对，通过我党在石部工作的张友渔等与该部协调关系，达成互不摩擦团结抗日的协议：我方给石部提供粮食，石部支持我四支队在鲁中的抗日活动。
正当沈鸿烈等国民党顽固派一门心思地想方设法对付共产党的发展时，没料到驻鲁日军从其背后插了一刀——其时沈鸿烈所辖武装力量为其海军陆战队三千人及警察总队三千人，加上省政府各机关人员足有八千多人，因此进入东阿后不久就被发觉。由于此处距离济南仅有一百五六十华里，于是日军派出重兵进行奔袭！当日军重兵突然兵临城下之时，沈鸿烈所部立马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幸好背后不远处就是渡口，在其海军陆战队等的拼命掩护下狼狈逃到黄河北岸，进入范筑先部的腹地以求庇护。
是年9月，黎玉同张经武率领三百多名青年干部和红军干部离开延安后日夜兼程，一路经陕西、山西、河北三省的长途跋涉，终于回到山东——进入鲁西北重镇聊城。黎玉、张经武一行三百余人进入聊城时，受到了中共鲁西北特委和范筑先所部的列队夹道热烈欢迎。当黎玉将毛泽东主席的亲笔信，亲手交给范筑先的时候，“近六十岁的范老高兴异常，非常激动地抖动着花白胡子，使劲握着我的手连声说：‘感谢毛主席的关怀，感谢毛主席的关怀！’与此同时，我还把从延安带来的武汉版的毛主席著作《论持久战》一书，分别送给范老和张郁光等同志各一册。”（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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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筑先将军戎装照（图片取自网络）

对于范筑先积极与中共的合作，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仇视和不安！因此，沈鸿烈采取软硬兼施的策略，企图挑拨范与中共的关系，但均遭到了范筑先的严辞拒绝。沈鸿烈等贼心不死，用金钱厚禄收买范的部下——收买了范筑先的参谋长王金祥以及各支队的顽固分子。可惜的是，由于范老在政治上有正统观念，顾虑与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的关系，对顽固派的本性认识不足，未能及时采取果断措施，因而埋下了不幸的种子。
1938年10月，日军经过广州、武汉等战役后，虽然取得了事变以来的局部胜利，但由于中国军民坚决抵抗，无法达成迅速结束侵华战争的目的。此时整个战线拉的过长，兵力和补给等困难日渐凸现出来，侵华日军本部不得不将速战速决的侵华战略，转而改为“确保占据地区，促进其安定；以坚强的长期围攻姿态，扑灭残余的抗日势力”——将参加武汉会战的兵力大部回调，集中“扫荡”我敌后抗日根据地，企图将山西、河北、山东游击战争的烈火扑灭，巩固其占领区后方统治。山东地处太行山脉的东面，是联结东北、华北、华中和华东的枢纽，境内又有津浦、胶济两条铁路和运河。因而侵华日军于1938年11月11日，在济南组成第十二集团军，随即便展开对山东抗日武装的“扫荡”。
驻山东日军首先将矛头对准的，就是范筑先的第六区——进攻鲁西北的日军主力，主要为第——四师团秋山旅团千叶联队，由济南经平阴、东阿分三路向聊城进攻：中路为平田大队，先头部队约三百余人配属骑兵及炮兵，乘坐汽车、坦克十余辆，在两架飞机空中掩护下直扑聊城。其余两路，分别从禹城经高唐和大名金滩镇，扑向聊城。11月12日，日军到达东阿境内，迅疾北渡黄河，开始向聊城推进。14日，日军先头部队进至聊城东部的陈口附近，随即开始对聊城展开包围。
对于日军的来犯，中共鲁西北特委建议范筑先退出城外指挥，相机打击敌人。范召开了军事会议，布置了战斗任务，准备运用八路军的战术包围歼灭敌人。可惜由于李树椿（时任国民党山东民政厅长兼鲁西行辕主任）及王金祥的拖延，致使范筑先将军被困在孤城。当时聊城四面环水，极不易突围，经一天一夜的激战，敌军依仗优势兵力和强大的火力，出动了飞机和坦克，最后攻破了城池。15日上午十一时城破，鬼子先从东门打进来，接着四门皆破，开始巷战。至下午四时许，城完全陷落了。身负重伤的范筑先将军为避免被日军俘虏毅然自戕！与范老将军共同战死的，还有中共党员张郁光、姚第鸿及七百余名官兵。
在此前的8月，范老将军的次子、青年挺进大队长范树民，就在一次作战中英勇牺牲！所以，范筑先将军一家，称得上是满门忠烈。对于范老将军与我党亲密合作，坚持抗战、不怕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共产党人从未忘记——“1947年1月1日，聊城解放，我军入城部队全体官兵向范筑先将军墓立正、敬礼。1953年清明节，聊城党政军民举行隆重移灵仪式，将范筑先将军遗骸移至邯郸晋冀鲁豫烈士陵园，群众自动抬棺挥泪送别。”（注2）范筑先将军壮烈牺牲后，由于我党在第六区尚未占据优势，所部随即被分化——大部跟随原参谋长王金祥公开反共，鲁西北的大好抗战形势逆转！
此前，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因惧怕日军的扫荡，范筑先将军又不肯与其一起反共，感到在聊城一带难以立足，故率部逃到了鲁北惠民。没想到在八路军肖华的挺进纵队面前又碰了一鼻子灰，只好率其海军陆战队残部及其省府机关等向东跑到沂水东里店，占据了沂鲁山区。沈鸿烈的用心十分险恶，不仅躲到我沂蒙山根据地的后面，而且将我鲁中与胶东地区的联系隔断。此后沈鸿烈以此地为其中心，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指挥山东各地大大小小的国民党顽固派，不断进行反攻摩擦活动。为此，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不得不针锋相对，将清河区的第七、八支队调至沂水、临朐一带。
12月，根据全国抗战的新形势，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做出了115师主力挺进山东的决策。于是，肖华率领343旅旅部及685团一个营，以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的名义，率先进抵冀鲁边地区。随后115师第685团主力于10日由太行山南下，一路马不停蹄于月底进至湖西地区，随即便对伪救国军第一军王献臣部进行打击。王献臣绰号王歪鼻所部有四千多兵力，但主力一千多人随王逆盘踞在丰县崔庄一带，几遭685团全歼——王逆与剩余的少数残兵败将在日军接应下，狼狈逃进丰县县城里去了。之后根据上级命令，685团与苏鲁支队合并，改番号为苏鲁豫支队，很快发展到一万三千多人。
1938年12月19日，115师师部根据中共中央的进一步指示，率领第686团冒着漫天飞舞的大雪，踏上了由晋西向山东挺进的征程。1939年元旦，由晋西灵石出发的115师师部和686团，抵达八路军总部驻地——晋东南屯留县常村镇进行整训。整训完毕本应继续向山东进发，可由于当时的八路军（第十八集团军）受阎锡山的第二战区的节制，而山东则属于第五战区。因此，八路军总部领导顾虑到国民党政府大约是不会同意115师主力到山东去的，故而命令115师师部和686团暂缓入鲁。
此前冀鲁豫皖省委已于12月27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统一指挥我党在山东领导的武装力量（不包括冀鲁边及湖西地区）。由张经武任指挥，黎玉任政委，江华任政治部主任，王彬任参谋长。下辖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支队，八路军路东游击指挥部——包括第七、八支队（调入鲁中后合编为第一支队），第十二支队以及苏鲁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一总队和特务团等部。全纵队共有两万四千五百余人，标志着山东人民抗日起义武装已由分散游击队，成为在战略上统一指挥的游击兵团。
注释：
注1：见黎玉《忆毛主席让我带信给范筑先的经过》一文。
注2：见赵建民《忠诚报国 浩气长存—纪念民族英雄范筑先将军》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