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m.weiming.info/zhuti/Military/47515265/
一九九三年八月十一日
序 言
六十年代初全国为之震动的“信阳事件”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把这一事件的历史
真相如实地反映出来，并对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及经验教训进行分析和总结是我多年的
夙愿。进入晚年又患癌症，作为当时信阳地区第一书记的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来完成这一
工作。
在病床上，经我回忆口述由我女儿路霞记录整理出《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
教训》一文。希望通过此文尽可能客观地再现这一历史事件的真相，阐述我对这一事件
的看法。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信阳事件”的发生和发展是五十年代末特定的政治背景
下，左倾路线在河南推行的必然结果。社会组织形式的变化，人民公社这个时代产物的
出现，促使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变化，造成了社会生产力和物力资源、人力资源
的极大破坏，死人事件的发生也成必然。虽这类事件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有发生，但遭遇
特大旱灾的信阳就成为其中较突出的一个地区。它的发生和发展是社会的、政治的乃至
自然的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现在回忆和分析这一事件的意义就在于为后来的领导
阶层，为后人提供一个反面的教训。
因为各种原因，这篇文章现在才写出来，它的面世如能给人们了解事件真相以帮助，使
人们从中得到一点有益的启发，这就是我这个三六年参加革命的老人，当年信阳事件的
当事人、见证人的最大愿望了。
“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
一九六0年春，全国许多地方相继出现了大量饿死人的问题。信阳地区饿死人的情
况向党反映最早。党中央首先查了信阳饿死人的问题，把信阳作为一个典型处理，并称
之为“信阳事件”。事实上，称“信阳事件”是不确切的，因当时饿死人的问题，是全
国普遍存在的；把“信阳事件”中的大批干部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更是错误的。实际
上“信阳事件”是执行党的左倾路线的结果，是五九年庐山会议的直接恶果。正如胡耀
邦同志所讲的“它是我党建国以来重大政治事件之一”。时隔三十余年，我们党应该有
勇气正视这个问题，应反思这一事件发生、发展的历史根源和和社会根源，从中吸取深
刻的经验教训。
那么，“信阳事件”发生、发展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是什么呢？
第一，从河南来说，错误地开展反潘、杨、王运动把河南的工作引向了一个左倾错误的高潮。
1957年春，在省委四次全会上，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传达当时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
恢的讲话。邓的讲话中说：河南没有人性，群众饿着肚子讨荒（逃）要饭，河南打肿脸
充胖子，吹如何如何丰收。潘复生强调说：合作化搞快了，搞糟了，要纠偏。并说：河
南西北高，东南平，灾情多，生产很落后，丰收年略有结余，常年只能自给自足，灾年还得向
外求援，不能征购太多，不能只顾任务，不顾政策，把群众口粮购走。当时列席会议的
地委县委书记谈了河南群众的灾荒情况，要求省委减轻征购任务，发放救灾粮款，并立即派
代表去中央反映情况。
省委四次全会后，潘复生起草了十二条宣传要点，宣传入社自由、退社自由、雇工自由
、借贷自由等，并通报当时临汝群众闹社事件和洛阳某地吃树叶、观音土等灾情，支持
群众。这在干部群众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继之，省委五次全会召开。会议开始时，各地委书记汇报多数群众对潘复生的十二条宣
传要点是欢迎的。不料会议结束时，吴芝圃代表省委党小组在会议上揭发了潘复生同志
，说：潘复生十二条宣传要点是错误的，是反对合作化的纲领，反映了地主、富裕中农
的情绪，潘是反对统购统销，反对合作化；实际上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现在潘复生对自
己的错误已作了自我批评。当时在会议上就展开了对潘复生的批判，会后让潘复生下农
村去调查研究。省委要求各地委把潘复生的错误传达到县社。这在全省范围中引起强烈
震动，使左倾思想在河南得以迅速发展。
1958年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河南代表团在大会的发言中（杨蔚平），以“
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河南的主要危险”为题目，揭发批判了潘复生在河南反对农业合作
化，反对统购统销，唯条件论，制造悲观情绪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中央在会上撤销了
潘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和军区政委的职务，在河南全省群众中公开开展了反对潘复生的运动。在批判
潘的过程中联系潘展开了对杨珏、王庭栋的所谓错误的揭发和批判。与此同时，河南省
委发起了全国着名的放卫星运动，以放卫星当炮弹，反对潘的右倾。河南省办起了小麦
产量展览馆，各地区农业局长带技术人员在省里办各自的版面，省农业厅长组织各地区
农业局每天向县里打电话落实亩产量，各地区互相观望攀比，小麦亩产量很快由110斤
增长到200多斤。这样，边放卫星边提高亩产量，开了大放卫星大刮浮夸风的先例。当
时在全省范围内到处抓小潘复生，插红旗，拔白旗，刮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把
河南的左倾思想推向了高潮。
在反潘、杨、王的基础上，1958年秋，在河南实现了人民公社化、食堂化、掀起了大
办钢铁运动。
河南的第一个卫星是遂平县委书记赵光的试验田，亩产1千多斤。这是河南日报记者
到当地采访，根据村干部的汇报放的，试验田的主人赵光竟然不知道。遂平嵖岈山人民
公社韩楼大队妇女队长亩产3400多斤的卫星，也是河南日报记者亲自采访后放的。地委
，县委均是看了报才得知的。西平城关公社放了亩产7300多斤的卫星，是由公社党委直
接报给河南日报社的。河南日报当时是分管农业的书记史向生批的。史曾打电话问我是
否有这样的情况，我说不知道。为慎重起见，我问了县委书记，他也不知道。我又派地
委办公室主任王秉林带一个工作组去调查，当时因麦已收打完毕，他召开了一个社队干部和老农座谈会，
并看了标本麦穗、粮食堆。回来后他把调查所得情况如实向省委作了汇报。第二天，河
南日报上就放了卫星。当时省委常务副书记杨蔚平对放卫星有个总结，把放卫星说成是
社会发展的规律：放卫星打破了社会发展的平衡，使后进者向先进者赶上去，然后又放
新的卫星，使新的后进赶先进。吴芝圃在《中州评论》上发表了《哲学的跃进和跃进的
哲学》一文。杨蔚平还在省委扩大会议上讲：这几年总结了一条经验，春季布置，夏季
检查，秋季批判，产量就上去了。事实上，河南的粮食是如何上去的呢？
1958年秋，省委召开地委书记会。会上大家汇报各地的产量，本来就有些浮夸。吴芝圃
听后仍很不满意，认为地委书记留的余地太大了，产量决不只这么些，他指定戴苏理主
持会议和地委书记再座谈一下，把产量再搞搞。地委书记都知省委嫌少，想让增加，就
都拿起算盘，佯装算亩产，实则互相攀比。结果全省产量算到了500多亿斤（原报300亿斤）。
吴芝圃高兴地说：这才接近实际，实际还留有余地。
会后吴芝圃到中央开会，向毛主席汇报河南全省产量500亿斤，大丰收（当时全国7000
亿斤产量）。毛主席也很满意地说：大家可能留有余地，实际不是那么多，留点余地好
嘛！
当时河南省副省长彭笑千，计委主任邵文杰，农业厅长冯鸣臬等6同志曾向省委反映产
量有浮夸。吴芝圃在会上批评道：“这些是秋后算账派，思想跟不上形势。”结果这几
个同志在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反右倾时，全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
1959年春，在豫东商丘、豫北新乡造成严重的饿死人现象。河南省委并没吸取经验
教训，却向中央写了饿死5000人的假报告（实际十几万），当时信阳就曾支援他们每个
地区1亿斤粮食。对饿死人的地区领导，只当工作问题轻描淡写地作了批评。然而他们
对反映饿死人和浮夸问题的领导干部，则当右倾机会主义批判，说成是造谣、扩大化，
是给三面红旗抹黑。
这样颠倒是非，使整个河南的左倾思想愈演愈烈，在干部中造成错觉，造成人们思想的
混乱，使大家失去了辩别是非的能力，人人自畏，个个看领导意图行事，说假话。从而
形成了在河南全省范围内饿死人的思想根源。
。。。。
春节期间，公安局年终统计，全区死人18万4千多人，除掉正常死人10万，饿死人为8万
。我让公安局全部向省里汇报。可是正月初八，省委召开六级干部会议布置生产和生产
救灾工作，粮食厅厅长王秉章去找我，说信阳地区外调粮食计划没完成，要抓一下，赶
快完成。我说我们已没粮食吃，不能再调了。吴芝圃把我叫到他家谈话说：“宪文同志
，粮食调购是中央统一安排，你必须服从，你需要粮食我供给。”
会上吴芝圃讲：河南省有灾情，群众生活有困难，我们要自己解决，不向中央开口要粮
食。有问题依靠群众解决（实际上是反瞒产），瓜菜代。
3、4月份，吴芝圃要去中央开会，他和宋致和找我谈话说：宪文同志，信阳死了些人，你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向中央
写个报告检讨一下就行了，不要有思想顾虑，我提出死人数字怎样报的问题，他说不要
调查，死人问题调查不清楚，越查越多，让县委书记估计报一下就行了。
回地委后，我召开县委书记会议，让大家报死人数，统计结果非正常死人8万4千人。省
委加个批语：报告中央通告全省，并加一句注释：包括一部分正常死亡。当时固始县委
向中央民政部、卫生部报告饿死人数、浮肿病人数，要求中央支持。
省里很生气，立即打电话命令：固始县死了4万人，要做检讨，受批评，地委路宪文也有责任，要写检讨。当时
省里仅存11亿斤粮食，我向省里要了两亿五千万斤，省里给了两亿斤。我令各县打开仓
库，除留下城镇供应口粮和种子外，全部拿出救济群众。
五月，省委召开夏粮征购会议，这时灾情已停止。中央派纪检会处长李坚带领一个小组
到信阳检查。他找我谈话说：“死人不是8万，10万也不止，20万也不止，推算有30万
人”“你为什么不揭省委，你有那么大的本事，能顶得住吗？”
我把这些给省委汇报了。他们说：这些办事人员就不了解中央意图，毛主席说了，死了一些人是工作问题，要
总结经验教训，一般不要处分人。
。。。。。
选择“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选择“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