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北京，是一座巨大的露天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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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前的北京，是一座巨大的露天厕所

2017-10-27 谌旭彬独立智库

图：八国联军进入紫禁城

1900年夏，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然后，他们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座巨大的露天厕所之中。

满街屎尿的北京

戏曲名家齐如山，在这座巨大的露天厕所中生活了多年。据他所见，清末之时：

“北平城内，……各大街之甬路，都是高与人齐，矮者也有三四尺高，两旁的便道也很宽，但除小商棚摊之外，其余都是大小便的地方，满街都是屎尿。一下雨则都是水洼。”

名妓赛金花，在接受刘半农的口述访谈时也说：

“北京的街道，那时太腌臢了，满街屎尿无人管。洋人最是嫌腻这个，便下了个命令，叫住户各自打扫门前的一段，倘有一点污秽，查出来是先打后罚，他们这种办法，固然太厉害些，可是北京的街道却赖以洁净了许多。后来西太后回銮抵京，看见街上比从前又整齐，又干净，很是喜欢，很夸赞洋人们能干。”

慈禧有没有“夸赞洋人们能干”，不得而知。但八国联军对北京城这座露天大厕所深恶痛绝，却是实情。联军入京时，一名叫做“仲芳”（这是此人的字，其姓、名不可考）的读书人，居住于宣武城南椿树二巷之“丛桂山房”，留下了一部日记，载有颇多联军强迫北京市民改变随地大小便陋习的情形。如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月初九日记：

“德国在通衢出示安民，内有章程四条，其略曰：一德界内粮食，禁止出界外贩卖；一各巷街道令各户修垫平坦，打扫干净；一无论铺户住户，每日门前于七点钟各悬灯一盏，至十一点钟止；一各街巷俱不准出大小恭，违者重办。”

联军不许随地大小便，对北京市民的日常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七日，仲芳氏记：

“近来各界洋人，不许人在街巷出大小恭、泼倒净桶。大街以南美界内，各巷口皆设公厕，任人方便，并设立除粪公司，挨户捐钱，专司其事。德界无人倡办，家家颇甚受难。男人出恭，或借空房，或在数里之外，或半夜乘隙方便，赶紧扫除干净。女眷脏秽多在房中存积，无可如何，真所谓谚语‘活人被溺蹩死’也。”

颇多实在憋不住继续随地大小便者受到了联军的严惩。十一月十六日，仲芳氏记：

“各国界内虽不准在沿街出恭，然俱建设茅厕，尚称方便。德界并无人倡率此举，凡出大小恭或往别界，或在家中。偶有在街上出恭，一经洋人撞见，百般毒打，近日受此凌辱者，不可计数。”

联军不只关注随地大小便。对京城随地堆放垃圾的现象，也同样深恶痛绝。十二月十八日，仲芳氏记：

“惟烈风时起，尘沙败叶吹满门，必须时刻扫除干净，否（则）遇洋人巡查，即遭威吓。又炉灰秽土，街前不准堆积，无处可倒，家家存积院中。英美各界，均有公捐土车，挨门装运。惟德界无人倡率此举，似亦缺事耳。”

次年春夏之际，联军陆续撤离北京。北京市民再度获得随地大小便、随处堆放垃圾的自由。仲芳氏深感愉悦，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五月十四日记：

“城内城外各段地面，即归还步军统领衙门五城巡缉，近日尚称安静，抢盗之案亦不甚多。……各街巷扫街、泼水、点灯、倒土、出恭、夜行等事，暂多松懈，不甚严查究责。究竟我兵同气连枝，互相怜悯，不比洋人横暴耳。”

随处便溺的其他城市

八国联军侵入之前，市民随地大小便的现象，实非京城独有。

在上海，郑观应1890年代之所见是：

“余见上海租界街道宽阔平整而洁净，一入中国地界则污秽不堪，非牛溲马勃即垃圾臭泥，甚至老幼随处可以便溺，疮毒恶疾之人无处不有，虽呻吟仆地皆置不理，惟掩鼻而过之而已。可见有司之失政，富室之无良，何怪乎外人轻侮也。”

在山东营口，因俄国人强迫中国市民清理随地所拉之大便引发激烈冲突，《大公报》1902年曾刊文打抱不平。其文称：

“查街除秽之俄兵，每见途巷之中，墙垣之下，有遗留之粪溺，皆不肯用铁锹掇除，辄逼迫左近商民，以手捧掬远移焉。……职是之故，深结众怨。后复有派人以手捧粪之事，遽被华民捧粪污，掷俄兵面目，遂远遁焉。俄人之看待华民，直奴隶之不若也。”

俄兵强迫随地大便的国人用手捧粪，国人则把粪扔到俄兵脸上，冲突由此而起。据文章语气，作者对俄兵的痛恨，远超过了对国人随地大小便的厌恶。

在山海关，同据《大公报》的报道，1905年禁止随地大小便后，民众频频抱怨生活不方便：

“人言藉藉，多称不便。缘各胡同内，皆系住户，距厕较远，既不得随意便溺，左近又无官厕……”

在天津，王锡彤1898年的观感是：

“道路之污秽，街巷之狭隘，殊出情理外。沿河两面居民便溺，所萃不能张目。”

美国人阿林敦则称：“

（天津）直到1900年都被说成是厦门之外中国最肮脏的城市。”

图：1896年，李鸿章访问英国与Lord Salisbury（左）、Lord Curzon（右）合影。李鸿章也很了解西方国家的城市卫生状况

缺位的公共服务

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北京，当是中国近代史上首次全城禁止随地大小便。

这种全城禁止，纯以武力威慑为后盾。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曾见到“另一国人士为了宣扬他们清洁的信条，射杀任何在公众场所便溺的人”

联军控制下的天津，也是同样的情形。天津文化人士储仁逊，曾目睹一名外国士兵在发现一名十余岁的中国少年随地大便后，用刺刀威胁少年以双手将大便捧至指定之处。

如此种种，与前引仲芳氏日记中所言“在街上出恭，一经洋人撞见，百般毒打”相一致，足见联军禁令的执行力度确实很大。

可惜的是，重返京城的清廷，并无意继承八国联军留下来的那些公厕。

相比需要政府出资的公厕，他们更喜欢联军留下来的用于维持治安的巡捕制度，以及由道路两侧居民出资、出力维持的路灯制度、道路洒扫制度。

据统计，直到1911年，北京城区仍只有官建公厕3座，私建公厕5座。

在天津，联军撤退后，负责接收的袁世凯虽然保留了官厕，但这种官厕，并不等同于公厕，据储仁逊讲，大便须收五文，小便须收两文。

1902年，《大公报》如此报道联军离开后的天津：

“洋官经理时，街道极为洁净，刻下则粪溺狼藉，又复旧观矣。”

1904年，《大公报》又报道：

“（天津城内）来往行人任便当街撒尿，并无人禁止。”

以上，既非欲“美化八国联军”——其侵略性质毋庸置疑；也非欲“丑化国人”——城市居民排泄物的处理，终究是一项须由政府统筹提供的公共服务。

清廷高层并非不知北京城是一座巨大的露天厕所，也并非不知西方国家的城市卫生是如何情状——1860年年代，奉旨出洋的斌春、张德彝、志刚等人，已见识过巴黎的“净无尘埃”、英国厕所的“时时洗涤，极精洁”；1870年代，奉旨出洋的李圭、刘锡鸿，也已见识过伦敦的“洁净无秽气”，东京的“河渠深广洁净，道路开阔，时时洗涤之，经过处无纤毫秽物也”

但在清末所有的新政举措中，公厕始终缺席。即便是八国联军在北京实施了公厕制度，清廷也无意继承和延续。近年来，颇多学者和著作谈及晚清新政，多惋惜其改革诚意被革命所中断。然而，这样一个连公厕这类最基本的公共服务，都无意好好向民众提供的政府，欲证明其改革有诚意，恐怕也是很难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