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治安：全国55万右派"摘帽"时的一波三折

来源: malpenn 于 2021-08-24 14:27:28 [档案]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次 (33960 bytes)

1978年5月3日，我受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凌云指派，到“摘帽办”工作。

“摘帽办”是中央五部为处理反右斗争遗留问题而成立的办事机构，由中共中央统战部牵头，中组部、中宣部、公安部和民政部均派员参加

烟台会议

“摘帽办”是为贯彻“11号文件”而成立的。

1978年春，中共中央统战部起草了《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由于时任中组部领导拒绝签名，只好由统战部、公安部两部联署，于4月4日上报中共中央。第二天，报告即获批准，这就是中发[1978]11号文件。文件下发到中共县以上党委。

这个报告是在“两个凡是”的气氛下形成的，带着严重的历史伤痕，虽然提出要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但又重申了1962年的规定：“对右派分子一般不搞甄别平反，只有个别完全搞错了的，即完全没有右派言论和行动的人，才实事求是予以更正。”上报的报告中，还有一句“绝不允许右派分子翻案”。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主持讨论时，删去了这句话。

1978年5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五部联合成立了摘帽工作领导小组。中组部副部长杨士杰、中宣部副部长廖井丹、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公安部副部长凌云和民政部副部长李金德为小组成员，童小鹏牵头，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中组部部长胡耀邦经常关心过问。

领导小组之下设立了相应的办事机构(俗称“摘帽办”)。“摘帽办”设在中央统战部，由统战部四局局长郭彤任办公室主任，统战部工作人员刘小萍负责实际工作，五部各派1~2名工作人员参加，还从北京、河南、湖南等省市借调了几名干部。鼎盛时，“摘帽办”共有十几名工作人员。

6月14日至22日，五部在山东烟台召开了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会议，讨论制定贯彻“11号文件”的《实施方案》。

出席会议的，多是从“牛棚”和监狱中解放出来的“走资派”，对右派多有同情。但是，面对这个禁区，又矛盾重重，心事重重。与会者都认为，搞错的不是个别，而是一大片。但如何才能既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又解决实际问题?还有些人是当年的反右积极分子，此时既有内疚，又有担心。

因此，会上出现了两种对立意见。有人主张，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重新审议右派案件。有人主张，不能以现在的政策翻过去的案，应遵照中央以往的规定，只摘帽子，一般不搞甄别平反。会上争论激烈。

6月22日，公安部副部长凌云主持闭幕会议。他原是1961年成立的“改造右派分子工作领导小组”的成员，1962年因摘帽面过大，受到过中央批评。有了这一教训，他就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劝告与会者，不要搞甄别平反。

凌云讲完后，中组部副部长杨士杰发言：再不能通过我们的手去制造新冤假错案，也不能因为我们的疏漏，使历史上的冤假错案长期不得解决。他主张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错多少改多少，全错的就全部改正。

他的话音刚落，全场响起热烈掌声。后来听“摘帽办”里的中组部成员讲，胡耀邦说：“老杨头在烟台会议上放了一炮，放得好！”

烟台会议没有争出结果，《实施方案》带回北京，仍处于讨论中。

55号文件

胡耀邦见此情况，提议再开一次有关部门领导人会议，重新审议右派问题。

1978年9月，会议在北京民族文化宫8楼举行。除摘帽领导小组成员杨士杰、廖井丹、童小鹏、凌云、李金德仍然参加外，中共中央统战部长乌兰夫、中宣部部长张平化、公安部长赵苍璧、民政部长程子华出席，中组部部长胡耀邦因公请假，由副部长杨士杰代表。

在当时“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气氛下，几位重量级人物敞开思想，各抒己见。他们都认为，对右派分子的摘帽问题，上下都没有阻力。但对平反问题，他们却疑虑不少，最担心的是：“如果50多万右派都改正了，全党会不会乱了套?”“全都改了，会不会否定反右斗争?”

上午休会后，杨士杰找来了一份1963年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监委关于甄别平反情况的报告。下午的会议上，他拿出这份报告说，1962年为党员、干部695万人平反，取得了弄清是非、增强团结、促进生产的效果，如今解决50万人的问题，怎么会“乱套”呢?部长们都结合本部门实际情况，发言支持杨士杰的观点，都认为右派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地解决。

会议决定，立即以五部名义，补充修改《实施方案》，增加了“关于改正问题”一节，规定了“不应划为右派而划错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生活困难的给予补助”；“原是共产党员，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的人，应予恢复党籍”；“原是共青团员的，应撤消开除团籍处分”等极为重要的内容。

9月17日，中共中央以中发[1978]55号文件，批转了《实施方案》。后人称之为“解放55万人的55号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