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原警卫排长何福圣自述

作者：罗学蓬　　　　　　　　　　　　　　　　带刀侍卫

或许是因为缘分，在今年召开的重庆市政协全会上，市府参事室一位列席此会的老参事?前国民党起义将领?对我说：“小罗，你是专门写文章的，我给你介绍一位老人，保证你能从他身上写出篇大文章来。”“谁﹖他是干啥的﹖”我问。“他叫何福圣，从通江来重庆看望儿孙的，过几天就要回去了。他跟了张国焘六年，从警卫员一直干到内卫排长，张国焘叛逃时才在西安火车站和他分手。”

我一听大喜过望，当即向老参事表示希望能尽快地与他见面。在老参事的帮助下，第二天我即“逃会”赶到了重庆下游的望江机器厂，并未费力，便在一片宿舍区里找到了何福圣老人。　　　　　　　　　　　　　　　

 

第一章  拜师

我叫何福圣，是１９１３年出生的。老家河南省光山县仁和集，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之地，当年也算个热闹的去处，有大小店铺四十来家。我爹何玉渊在当地是个小有名气的草药医生，在集上开有一家药酒局，医治跌打损伤、恶疮杂症，生意不错，家里还算殷实。爹对我要求很严，六岁时就送我上私塾，从《百家姓》、《三字经》发蒙，回到家里，还教我点拳脚功夫。闲了，爹还教我认草药，学推拿按摩，背《汤头歌》。这点肤浅的医道，没想后来竟派上了大用场。

我满十岁那年，爹在堂屋里摆上酒席，让我拜邱固元为师，随他习武。邱固元师承僧门高手，拳脚器械无一不通，内功尤为了得，曾在一个赶集日里当街一拳打死一头疯水牛而名声大噪。拜师那天，我家洁净的小院里，一张八仙桌上摆满了鸡鸭鱼肉，虽然味道不及省城里的大餐馆，却也是大盘大碗，地道的农家风味。十二位师兄也全随师傅来了。按照武行规矩，我趴在地上向邱固元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响头。

师傅端坐椅上，仔细看了一下我，才徐徐说道：“文以评心，武以观德。打拳学功夫，第一要讲武德，福圣，懂么﹖何谓武德﹖就是要尊师重道，敬长爱幼，除贪祛妄，戒淫忌狠，而切戒恃强凌弱，见利忘义……”

师傅滔滔不绝地说了一长串，见我神情懵懂，似还不能理解，遂转过话题说道：“福圣，让我先看看你的拳脚吧。”

我自小随父练武，自以为已算个会家子了。当下不慌不忙走到院坝中间的空地上，凝神调息，猛然一跺脚步，“刷刷刷刷”地打了一套南派“黑虎拳”，出拳中不时以气催力，“嗨、嗨”怒吼，收式后，弯腰低头，双手垂立，按照父亲先前教好的话，恭敬说道：“徒儿功夫浅薄，还请师傅指教。”师傅侃侃言道：“你的拳虽然打得劈里啪啦，虎虎生风，但不过像戚继光所斥责的‘周旋左右，满片花草’而已。为啥呢﹖因你行拳走步，旁若无人，全无攻防意识，唯求显技逞巧。这样的花拳绣腿，如果拿到江湖上跑滩卖艺倒也罢了，但离上乘功夫就差得太远了。”　　　　　　　　　　　　　　　

第二章  投红

我在邱固元手下足足学了七年功夫，这时，我已长成个高大壮实的小伙子，而且功夫在三十多名师兄弟中也算得佼佼者，粗如胳膊的寿烛，我一拳挥去，烛火离拳尺余便倏然熄灭。胸前最薄弱的剑突处，可以承受两人抬起圆木的猛烈撞击。拉开架式，三条壮汉也难以近身。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向共产党人突然挥起了屠刀，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区的反动民团也大开了杀戒。当地的共产党人不甘心束手就擒，任人宰割，纷纷拉起了武装，啸聚山林。这片历朝历代的三不管地区顿时枪声遍野，血雨横飞。

如此纷乱动荡的局面下，各集镇村寨也纷纷组织起保民团，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深沟高垒，严防遭到外来势力的侵袭。

我师傅因武功高强，门徒众多，也被公推为仁和集保民团团总，手下有保丁二百余人，枪四十余支。

我虽年未弱冠，但因武功出众，也被师傅提拔为保镖，整日不离师傅左右。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徒弟们除了每日照常习武，还增加了军事技能，尤其是射击、投弹、刺杀、擒拿的训练。

就在这一年的冬月里，国民党军队开来围剿红军。保民团是以保境安民为重任的，过去既不招惹红军，也不得罪白军，而这次白军大部队一开进山来，就逼着各地保民团表态，究竟是打白旗还是打红旗。

一九三一年三月里的一天，鄂豫皖一带大名鼎鼎的“老三十团”团长王树声特意前来仁和集武馆拜望我师父。他带了一个班的红军，有长枪也有短枪。

我师父很佩服这位二十来岁的“少年将军”。为了显显自家气派，也特地挑选了我和黎清财六个精神抖擞的师兄，一式的青布对门襟黑短褂，一色崭新的驳壳枪，齐整整地立在他两边。

王树声给我师父带来两包二十两重的云土作见面礼。我师父也大方，马上吩咐我和黎清财掏出腰间手枪，另附带三百发子弹，回赠王树声。

接下来，师父设宴款待王树声，我们一帮师兄师弟则在外面的大坝子上陪红军士兵。送走王树声的当天晚上，师父就叫我们把仁和集上的三百多名保丁全部通知到武馆院子里。师傅当众宣布，他已接受王树声团长的劝告，把仁和集保民团的保丁拉到新集去参加红军，不愿跟他走的，他不勉强，愿意跟他投红的，回去安排一下，天一亮就出发。这里需要说明一点，我师傅投红，是有原因的。

我师傅表面上与国军周旋，暗地里也和红军有来往。一次一支路过仁和集的白军部队在镇上抢了几家店铺，奸污了不少女人，连我师傅的妹子也给糟蹋了，所以我师傅一提到白军，就恨得咬牙切齿。

师傅宣布投红的第二天上午，八十多个追随者跟着他离开了仁和集，当晚便赶到了“老三十团”的驻地新集?今河南新县政府所在地?附近的一个叫摩崖湾的小村子里。带去的人被编为特务连，师傅任连长，我虽当上个班长，但实际上仍给师傅当保镖。那一年，我才刚满十八岁。

就在参加红军没多久，我就接连经历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红军进攻高家寨，师傅战死。第二件事是当上了张国焘的警卫员。　　　　　　　　　　　　　　

 

第三章  带刀侍卫

夜里，王树声叫伙房宰了一只鸡，给我饯行。看得出，他舍不得我走。

次日一早，我得意洋洋地走马上任，当上了战友们开玩笑说的“御前带刀侍卫”。

那时我怎么也没想到，我踏上的竟然是一条充满了风雨泥泞的人生道路。大概满天下的警卫员都有“星星跟着月亮走”的共同心理吧——自己保卫的首长地位越高，自己也就越觉得光彩。

虽然我干的仍旧是警卫员的工作，可给张国焘当警卫员，地位就大不一样了。比方说，其他首长的警卫员不能进会场，而张国焘的警卫员，就能随便进出了。

人都是有虚荣心的，尤其是像我这种十七八岁的小青年，又是习武之人，就更有点“御前带刀侍卫”八面威风的样子。

张国焘那时刚满三十五岁，已经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副主席、中央派往鄂豫皖苏区的全权代表，是鄂豫皖苏区顶天立地的第一号人物。

新集那次党代会开得很长。中间，张国焘做了个大报告，主要是谈纠正红四军中的游击习气，反对军阀作风。这个报告就像一把火，马上烧到了曾中生、余笃三、邝继勋、许继慎一帮高级首长的身上。

第一次目睹这种狂热的、面对面的党内斗争，使我大吃一惊?在军内外有着崇高威望的鄂豫皖苏区军委会书记曾中生、红四军政委余笃三、红四军军长邝继勋、原当过军长现任十一师师长的许继慎，全都成为了激烈斗争的对象。他们都是鄂豫皖苏区的创始人，曾中生是张国焘之前上海中央派来的全权代表，许继慎是黄埔一期生、著名战将，连敌人听到他们的名字也都惧怕几分。可张国焘一个报告，就把他们搞得像土豪劣绅一样威风扫地，满面无光。

有的代表愤怒地指责他们两月前指挥攻打高家寨，造成红军伤亡上千人而告失败的事情，要他们承担责任，作出检讨；有的代表斥责他们纵容部下破坏群众纪律，使红军丧失了大批群众的支持。

曾中生、余笃三等人起初还辩解，可越辩解越激起了代表们的愤怒，上千人高呼口号，弄得他们汗流浃背，狼狈不堪。

我当时并不知道，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名义上的总书记是武汉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但实权却掌握在王明的手中。

但是我却知道，自从张国焘来到鄂豫皖，自从红四军改编为红四方面军以来，张国焘在鄂豫皖军民之中的威望可说是如日中天，中央赋予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其一，其二，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红四方面军成立，到一九三二年六月的八个月的时间里，他坚持“不停顿进攻”的战略指导思想，红四方面军南下，北上，东进，西征，接连克黄安，打商潢，夺苏家埠，占潢光，歼敌六万余人，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根据地向外扩大到东起舒城附近，西迄京汉铁路，北濒淮河，南至黄梅、广济的广大地区，面积达四万余平方公里，人口约三百五十万，并建立了十六个县级的苏维埃政权。四次战役的巨大胜利，苏区的蓬勃发展，使张国焘的威望，到达了顶点。　　　　　　　　　　　　　　

 

第四章  肃反信号

党代会结束后，在这次会上受到冲击的部分干部被降职。不久，在为中央调来的干部陈赓?接替徐向前任第十师师长?、李特?任军委会参谋主任，不久升任副参谋长?、傅钟?任军委会政治部主任?、黄超?任军委会秘书长?接风时，我听到他们把话题扯到了毛泽东身上。

张国焘评价毛泽东在井冈山采用的是宋江在梁山泊聚义的那一套做法，缺乏现代无产阶级革命的气息。他对这帮初来乍到的部下说：“我能像毛泽东那样，仿佛自己是个纶巾羽扇，身怀无字天书，装作未卜先知的军师吗﹖或者说，既然要领导农民起义，自己就必须农民化一点﹖”张国焘先向部下提出问题，引起大家的重视和思考，马上又自答道，“不，我认为不可为，也不屑为。共产主义，显然是一种先进的革命思想，而毛泽东搞的那一套梁山泊主义，却包含着封建迷信等等农民叛乱思想，两者如何能混为一谈﹖当然，如果用毛泽东的眼光来看我，也许会认为我这个人太不懂得共产主义的中国化了。”

我注意到新来的首长们听了张国焘在这番话，似乎都有一点诧异，但又不好说什么。在介绍苏区情况时，张国焘还说：“在鄂豫皖的红军中，严格地讲，还没有真正的共产党。他们长期执行的是非布尔什维克的错误路线，党内充满了地主、富农、高利贷者，甚至土匪流氓都大量混进了党内。特别是在领导干部中，始终是打着共产党的旗号，脚踏两只船的投机分子占了绝对的优势。”

这样的话，我还听到张国焘在另外的场合多次讲过。没过多久，我才明白这是他为开展肃反运动发出的信号。

九月，张国焘终于掀起了大规模的肃反运动。保卫局忙于四处抓人，每天都有一批批“改组派”、“ＡＢ团”、“第三党”分子落网并遭到处决。

这时，张国焘患上了肠道感染，上吐下泻，身体虚弱，已经卧床不起。

而一场“重大事件”，就在此时发生了。

有一天上午，沈泽民、陈昌浩、蔡申熙、周纯全、李特等首长神色匆匆地赶到原新集县衙张国焘的住处，齐集在他的床头，召开一个紧急会议。红军总医院派来的医生护士被请了出去，警卫排长叶南生知道我懂一点医道，便安排我进屋临时担任张国焘的护理。于是，我从他们的谈话中了解到，红四军曾中生、许继慎等人从英山前线给军委会一份报告，坚持红军渡过长江南下作战，而这一意见，则与军委会制定的作战计划相逆。

首长们情绪激烈，严厉谴责曾中生、许继慎等人目无上级的做法。

军委会参谋长蔡申熙建议立即采取紧急措施，火速派陈昌浩赶到前线接替曾中生红四军政委的职务，并纠正军队领导的错误。

张国焘补充道：“我以为陈昌浩此番前去不仅是接替曾中生任红四军政治委员，同时还应赋予他中央分局和军委会全权代表的身份，这样才能放手处理这一严重事件。除了撤掉曾中生，制止红四军渡江南下的行动，必要时还可以放弃英山、浠水一线，将部队带回苏区。在这样的时刻，保住军队比保住地盘更重要。至于许继慎，则由昌浩同志相机予以解决。”

第五章  徐向前的妻子也被肃掉了

黄超根据张国焘的意见，马上起草了正式的决定和命令，然后，所有参加这次会议的领导还共同签名写了一封致红四军高级将领的信，鼓励他们擦亮眼睛，站稳立场，分清是非，严守党的纪律，和曾中生为首的错误路线作坚决的斗争。

陈昌浩带着一个警卫连立即出发。几天后，张国焘不顾医生的劝阻，躺在担架上坚持到了白雀园——邝继勋师部。张国焘的目的很明确，因为在他的心目中，邝继勋和曾中生许继慎同属一伙，他来此就是为了防患于未然。他和邝继勋进行了个别谈话，还分别召见了团以上的指挥员，要他们拿出态度。而一到夜间，警卫排则荷枪实弹，通宵不眠，以防不测。

我们到达白雀园的第三天，陈昌浩由前线送来了报告，一切都已经按照军委会命令顺利执行，红四军已经与敌脱离接触，正由英山、浠水经由金家寨开回白雀园整训。又过了几天，陈昌浩亲率一支先头部队，押送曾中生、许继慎和另外两百多名红军指挥员回到了白雀园。他兴奋地向张国焘报告，他这次前去，不仅制止了反党行动，而且还破获了一起重大的反革命阴谋案件。幸亏国焘同志英明果断，及时派他以全权代表的身份前去予以处置，否则，这次肯定要出大乱子了。原来，陈昌浩捧着“尚方宝剑”离开新集后，花五天工夫赶了七八百里路程，到达驻在沂水县城的红四军军部后，立即将中央分局的决定和军委会的命令向军队高级将领宣读，接管了红四军的指挥权，然后立即调部队包围了第十一师师部，并亲自率领保卫局人员进入师部搜查。

师部特务连欲反抗，被许继慎制止。谁知这一搜，竟然搜出了许继慎欲投敌叛党的罪证。在师部参谋吴成文保管的公文箱里，搜出了国民党特务头子、原许继慎黄埔一期同学曾扩情给他的一封劝降信和一份无线电通讯密码。陈昌浩当即将许继慎和吴成文押回军部，连夜突审。红四军的高级将领也全部通知赶来参加。吴成文因信件密码俱在，只好承认自己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任务是策反许继慎率部投诚。但鉴于时机尚不成熟，尤其是在他之前许继慎曾将曾扩情派来劝降的两名信使连人带信交给了军部，他便一直未敢行动，而是静待时机。

许继慎则断然否认他有叛党投敌之嫌。他的辩词是相当有力的。他说：“如果我真的打算投敌，我就不会把曾扩情给我的劝降信和送信的两个特务上交军部，这一点，徐向前总指挥和曾中生政委可以作证。”而在此重要关头，曾中生已经失去了作证的资格，徐向前虽竭力强调“许继慎不会有问题”、“这完全是国民党特务搞的反间计”，可是，他的证词不为陈昌浩所相信——在张国焘陈昌浩等人的眼中，徐向前也同样属于不可靠的人。果不其然，没过多久，我就听师兄郭清才说，徐向前的妻子程训宣也被保卫局抓起来了。

关于自己的妻子，徐向前是如此回忆的：“一九三二年反四次‘围剿’时，我在七里坪一带打仗，战局异常紧张，我无法回家看她，让警卫员把袜子拿给她补一补，好行军作战。警卫员回来悄悄地对我说：”程训宣被抓走了，人家说她是改组派。‘她的命运如何，我不得而知，也不便过问，听候组织’审查‘就是了，还是打我的仗。部队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后，我一直打听她的消息，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告诉我。一九三七年到延安，才听说她和王树声的妹妹等一批人都被杀害了。我就问周纯全，’为什么要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她有什么罪过﹖‘周说：“没有什么罪过，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嘛。’”　　　　

第六章  肃反狂潮

九月下旬，徐向前率领部队全部到达白雀园，就在敌人从四面八方压来的时候，红军开始了一场内部的大整肃。张国焘在一次团级以上的干部参加的肃反动员大会上强调：“我们面临的最危险的敌人不在战场上，而在我们身边，在红军内部。尤其是像许继慎、庞永梭?第十一师政委?、周维炯?第十一师副师长?这样的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掌握了红军指挥权的反革命分子。”他号召红军指挥员们立即开始全面肃反，要从“无处不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去寻找反动线索，从日常生活的言行中去发现反革命分子”。他斩钉截铁地说：“经过彻底整肃的红军即使数量会减少，我们也在所不惜?因为，剔除掉的是糟粕，保存下来的是精华。这样的红军，才是党所需要的最忠诚、最坚定、最布尔什维克化的战士，由这样的战士组成的红军，是铁的军队，是任何敌人也不能战胜的?”这次肃反动员大会后，红军中立即掀起了一股肃反的狂潮。红军在回撤途中，各师各团就已逮捕了数百名嫌疑犯，白雀园会议后，肃反更是遍及红军与苏维埃中的每一个角落，一时间红军与苏维埃政权中似乎到处都是“ＡＢ团”、满眼只见“改组派”、“第三党”，肃清反革命的声浪高唱入云，不仅师团级干部握有生杀大权，甚至连连排级干部也都可以随意抓人、毙人，而且杀人者与被杀者全都人人自危，有的上午还担任执行队员，下午即被其他的人“执行”掉了。

十月初回到新集没几天，张国焘就下令解决先期被押回新集关在保卫局监狱中的许继慎、周维炯、庞永梭等人。并派军委会秘书长黄超前去监督执行。

许多党史材料上都认为许师长他们被张国焘秘密杀害于河南光山县白雀园，连《红四方面军战史》上也都是这样写的，时间是一九三二年十月里。

时间没错，我记得很清楚，我们下河滩时，路边柑子树上的果子都快熟了。但地点肯定不对，许师长他们不是死在白雀园，而是死在新集的河边。那天夜里月色昏暗，六名警卫员都把机头打开，提在手上前后夹着黄超往河边走去。

我们下河坎时，河滩上已经布好了警戒线。执行队员大概有近百人，手里拿着大刀和梭镖，也有枪。被杀的有三十来个。周维炯临刑前坚决不肯跪下，把他按下去，他又挣扎着站起来，最后被一刀砍死。庞永梭被大刀砍、梭镖捅，死得十分痛苦。

许继慎是最后一个被带下河滩的，他一看见满河滩的尸体，就转过脸对黄超吼道：“黄超，有你来，很好。我有句话，你给张国焘带回去。”

黄超说：“用不着了，任何人也救不了你的命。”

许继慎说：“不是救我的命，是救红四军的命……”

黄超大喝道：“把他带下去?”

执行队员们一拥而上，架起许继慎就往河滩上拖。

许继慎扭过脸大叫：“黄超，你回去告诉张国焘，国民党蒋介石打不垮我红四军，他打得垮?他一个人就把红四军干掉了?”

许继慎死得最惨，他是被马活活拖死的，浑身被拖得血肉模糊。　　　

第七章  兵败柳林河

有个现象如今回想起来也让人很难理解，张国焘自己就是个大知识分子，懂三种外语，过去曾是北大学生会的领袖，党的“一大”主持人，后来又在莫斯科东方大学讲过课，还听说好多中央的高级首长都当过他的学生，可他偏偏就最不放心知识分子。他在许多会上再三强调：“工农干部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党可以原谅三分；假如是知识分子犯了同样的错误，就应当加重三分，这是很正当的办法。”

他的这种观点很容易被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工农干部们所接受，以至于在整个苏区中一度造成了极端反知识分子的倾向。

到十月底，由于国民党大军已经突入了根据地，霍邱县城失陷，才迫使肃反告一段落。许多来不及被处决的指战员也都从监狱中被放了出来，马上组编成突击队，开上前线迎敌。

但红四军此时已元气大伤，加上张国焘来后推行的一系列“左”倾路线极大地伤害了群众的利益，恶化了红军、苏维埃与群众的关系，当红军在军事上连遭重创以后，苏区有的群众反水，士兵在前线携械投敌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使红军的处境面临从未有过的艰难。国民党正是看准了这一点，兵分三路直驱苏区腹地，迫使红军主力与之决战。

苏区军民拼命抵抗，但是，这次他们面对的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数量众多，武器远比红军精良，天上还有飞机助战，苏区军民很难阻挡住敌人的进攻，每日数次传到总指挥部的战报令人揪心，红军人员不断伤亡，苏区地盘不断缩小。

终于传来了更大的噩耗，霍邱县城失陷，据守该城的第七十三师除少数人随师长邝继勋突城逃出外，几乎全军覆没，地方武装队与运输队也被敌人俘去。

张国焘怒不可遏，对邝继勋欲以军法从事，经蔡申熙力劝，邝继勋虽暂时保住了性命，责成他戴罪立功，蔡申熙则赶往前线协助邝继勋收拾残局，将第七十三师残部与第七十四师合并，仍称七十三师。

为避免和强敌决战，红军在苏区的地盘上和敌人兜圈子。可是在柳林河，终于被敌人前堵后追，爆发了一场大血战。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较量，战斗的激烈程度连红军中的高级将领们也感到惊讶。陈赓师长当时就说：“柳林河战役比任何一次内战都更为猛烈；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激烈程度，也毫不逊色。”

红四方面军两万余官兵面对的是卫立煌的八万兵马。大战一展开，红军方面所有能投入战斗的力量都用上了，没有一支预备队。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由警卫们保护，坐镇柳林河指挥所。

这次战斗中的一个突发情况把我们一帮警卫员吓了个半死。　　　

第八章  撤离鄂豫皖

有一股敌人来势凶猛，突破了红军阵地直向指挥所冲来。那一刻，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都在指挥所里，如果被敌人俘去后果不堪设想，而整个指挥所的战斗人员不足一百人。

敌人已近在咫尺，叶南生率警卫排一个反冲锋，把敌人压趴下了。所有的人都拿起武器投入了战斗。连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也都拔枪向敌人射击。黄超和一帮参谋人员已经开始烧毁文件。

在这种时候最紧张的肯定是我们几十个卫士，我们不担心自己的死活，惟一担心的是首长的安全，首长被打死了，挂彩了，或是被敌人俘去了，卫士就没脸活了。

徐向前就是这一刻左肩骨被子弹击穿的，他的警卫员漆树仁吓得哭喊起来，被叶南生一个耳光扇去，漆树仁醒悟过来，伸了个舌头，赶紧向敌人开火。

幸亏这股乱冲乱突的敌人并不知道他们前面是红军中的什么人物，遭到反击后没有全力进攻。再加之左侧的余天云师长虽未得到命令，发现情况不对后，亲自率人火速赶来救援，才使指挥所转危为安。

战斗从头一天下午开始，一刻不停地打到第二天中午，红军终感不支，遂仓促撤出战斗，向新集方向退走。

柳林河大战，红四方面军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伤亡连同被俘的人数在三千以上。

在镇外的一户农家里，张国焘主持召开了紧急的中央分局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只有少数中央分局的委员，以及各机关的留守处负责人。

张国焘简略地介绍了苏区面临的险恶局势，决定任命原三十六团团长，负伤未愈的徐海东为鄂豫皖军区指挥部总指挥，全权领导苏区内所有地方武装，采取游击战术保卫苏区。红四方面军则伺机冲破敌人的包围，转移到外线作战。中央分局、省委，以及苏维埃机关里的干部分派到各县各区加强指导，至于各县区的党和苏维埃机构，则转入地下，或上山打游击。

安排妥当，张国焘第二天上午即前往新集西北四十余里的晏家河，赶上了大部队。

敌人已在这里堵住了红军的去路，并摆开了欲与红军大战一场的架势。

张国焘在陈昌浩徐向前的陪同下登上高地视察前线的情况，看见敌人正在构筑野战工事，纵横十来里的区域内屯着大量敌军，当地的村庄住不下，还在田野里、坡地上立起了许多帐篷。几位最高首脑马上商议，决定停止和正面敌人交战，迅速脱离晏家河地区，向平汉路以西转移。部队突然撤出阵地，向东经白雀园向安徽的金家寨冲击，在英山打了一仗，再由英山转头西行，到了黄安以南的高桥。红军侦知河口一带敌军大部都已推进到七里坪方面去了，便决定移师河口，伺机突破平汉路。

这时，追敌已经尾随而来，担任掩护的蔡申熙，就是在河口一仗阵亡的。

河口对张国焘来说是块不祥之地，他在这里连折了两员大将，死了蔡申熙，伤了陈赓。　　　　

第九章  伤痕累累

红四方面军在敌人的包围圈中东冲西撞，在根据地中兜了一个大圈子。十月八日，部队又被敌第一师、第八十八师迎头堵住了，数小时的激战引来了越来越多的敌人。

张国焘沉不住气了，十月十日，他主持在黄柴畈召开了少数领导人参加的紧急会议，会上，张国焘决定放弃鄂豫皖根据地，将红军主力转移到外线作战的主张受到了沈泽民坚决猛烈的抨击。

沈泽民批评张国焘的军事策略是“逃跑主义”，他认为这样做的结果是丢失了根据地，丧失了群众的支持，最终只能将红军主力拖散拖垮。他激动地表示，与其让敌人逼散逼垮，不如回头与敌军作孤注一掷轰轰烈烈的大决战。

虽经张国焘竭力解释，沈泽民决不妥协，这位曾经担任过中宣部长的人物言辞犀利，咄咄逼人，弄得张国焘下不了台。更令他恼怒的是几位在晏济河军事会议上赞同他的意见的人物，此时的态度也变得暧昧起来。

张国焘扫视了一下大家的脸，以强硬的口气说道：“现在是非常时期，不同意见，留到以后有条件再争论，总指挥部制订的行动方案，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一切责任，由我向中央承担。”

沈泽民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站起身大声吼道：“国焘同志，此次重大行动涉及到红军和苏区的生死存亡，你不能太武断，在党内搞个人独裁?”

张国焘怒不可遏，猛地一拍桌子厉声喝道：“沈泽民，你不要太猖狂?我是中央全权代表，分局书记，我能解决你的问题?”

谁都明白如此声色俱厉的公开威胁意味着什么，大肃反的阴影在许多高级干部的心中尚未完全消散。全场顿时变得像一潭死水，只有傅钟不满地嘀咕了一句：“这是党的会议，有话好好说嘛，不要用威胁的口吻。”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一日深夜，伤痕累累的红四方面军杀开一条血路，向西而行，由广水和卫家店之间越过了京汉铁路。

蒋介石很快便判明了红军的去向，号令各路纵队紧紧撵了上来。

对这支处于强敌重重包围之中，不仅丧失了根据地，更严重的是，对丧失了群众支持的疲乏之师来说，随时都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第十章  风雪漫川关

十一月初，在追敌三面赶来的情况下，总部决定，由漫川关进入汉中。漫川关是千峰万壑的秦岭山中的一个小镇，周围都是两千米以上的大山，仅有几条羊肠小道通往山外，地形十分险要。十一月十一日，红军来到了漫川关，老百姓不是跑了，就是躲进了深山里，留下的都是些老头老太太。

根据派出的侦察人员报告，敌陕军三个团已经占据漫川关前面的山头防守，堵住了红军前进的道路；敌第四十四师已占领了漫川关左侧一线，对红军进行拦截；而尾随而来的敌第六十五师、五十师也追至漫川关以东，断了我军的退路；敌第四十二师正由漫川关以北向南压迫，基本上形成了对红军的包围。

强敌如林，而红军连续行军作战，很长时间没有休整与补充，战斗力已大大减弱，加上地形对红军非常不利，山高壑深，回旋余地狭窄，兵力无法展开，如果稍有不慎，就可能招致不堪设想的后果。红四方面军的命运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张国焘向奉召而来的指挥员们通报情况和敌情后，明确指出：“我军没有后勤，没有补充，又处在如此险恶的地形条件下，要死守是不可能的，那样最终只能被敌人各个击破，最后导致全军覆没。我的意见是，分散突围……”

“分散突围”四字一出口，指挥员们无不震愕?但是，张国焘那种“非常时期不容讨论”的独断作法，以及大肃反留下的后遗症，使他们不敢直抒自己的胸臆。

许许多多的目光，不约而同地凝聚到了徐向前清瘦的脸上。

徐向前大口大口地抽着旱烟……他非常清楚自己在张国焘心中的位置，政治上他属于“异己分子”，甚而将他的妻子也抓起来，审查，至今死活不知。然而在军事指挥上又离不开他，所以只好让他掌着这枚“帅印”。可是，他这方面军的总指挥，事无巨细，必须要张国焘的坚定支持者、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点头才能通过，好在陈昌浩对他还算尊重，对他的工作也能给予支持……

正因为他心中雪亮，所以在张国焘面前，他从来是不多言不多语的，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用在指挥作战上。可现在，他再也不能保持沉默。

徐向前开口了：“我看，分散突围，只能是死路一条。”有人屏息静听。

“卫立煌、胡宗南、萧之楚全都扑上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分散突围即等于全军溃散，红四方面军将不复存在，不如集中突围，来一个鱼死网破?”

陈昌浩也道：“国焘同志，向前同志的意见应当考虑，集中突围好比一块肉，敌人想吞也吞不下，如果把肉切开，正好让敌人一口一口地吃掉。”

张国焘揉着下巴想了想说：“分散突围，我也知道不是上策，可是……啊，向前同志，你还是详细地谈谈你的想法吧。”

徐向前走到桌子前面，用竹烟竿指着摊开的地图进一步说道：“敌人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把我军逼进从康家坪到任岭的这十余里的一道狭长的深谷之中，然后逐步挤压，最后一举歼灭我们。现在敌人的包围圈基本上已经形成，但是，并未形成坚不可摧的铁桶，我们必须当机立断，置之死地而后生，马上从敌人布防的薄弱环节实行突围。而敌人的薄弱环节，就在敌四十四师两个旅之间的接合部，这个叫做垭口的地方。我们马上组织一支敢死队，杀出一条血路，保障我全军通过。”

张国焘问：“谁来率领这支敢死队﹖”

“我来点将，让十二师三十四团团长许世友上。”　　　

第十一章  突破垭口

张国焘最终同意了徐向前的意见。

当高层意见统一后，徐向前与陈昌浩立即带上警卫员，策马赶往任岭，来到了许世友的团部。

一看到两位首长的神色，许世友就清楚一定又是遇上了严重的敌情。

果不其然，徐向前扼要地向许世友介绍了敌我双方的态势，交待了任务，然后，紧紧地握着许世友的双手说道：“世友同志，全军安危在此一举，作为全军的敢死队，你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夺取垭口，只许成功，不能失败?”

许世友望着徐向前那充满信赖和期待的目光，斩钉截铁地说道：“请两位首长放心，三十四团只要不拼光，就一定为全军杀出一条血路?”

夺取垭口的战斗打响后，一营冒着暴雨般的子弹，迎着炮弹连续爆炸的火光，勇猛地向垭口冲击，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又冲了上去。

眼看着第一次攻击受挫，许世友拔出驳壳枪大吼道：“警卫连也全跟我上?拿不下垭口，我们四方面军就全完了?弟兄们跟着我，冲啊?”他带着敢死队员和警卫连的小鬼，一个冲锋，扑上了垭口，机枪连和二营、三营也紧跟着冲了上来。敌人的包围圈终于被敢死队撕开了一道血淋淋的口子。

垭口一仗，三十四团差不多打光了。一营冲上去时三百一十四人，战斗结束时只剩下八十二人。二营撤离阵地时，有两个班的十多名老战士由于长时间爬卧在冰天雪地里，已被严寒夺去了生命。

大部队刻不容缓地跟上来，时间就是生命，为了以最快的速度通过垭口，部队能精简的东西全扔了。行军锅被砸成了碎片，一些瘦弱的骡马行动迟缓，立即被推下了山涧，连那些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山炮和迫击炮，此时也不得不炮口对着炮口地炸成了废铁。

徐向前与陈昌浩站在小路边，亲自指挥部队迅速通过垭口。子弹的尖啸声中，不时传来他们焦急的声音：“快，快一点。”

敌人也深知垭口一丢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凭借兵力和装备上的优势，又发狂似地向垭口冲来，想把缺口重新堵上。战斗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双方都竭尽了全部力量在拼杀。枪声已分不出节奏，炮弹也听不出啸声。四面大山仿佛在微微发颤。当敌人的两个旅重新合拢时，得到的只是红军扔下的一堆破烂。

红四方面军突破垭口，翻山越岭，攻占陕军把守的竹林关，又一次从敌人的包围圈中钻了出来。接着折向西北，以两昼夜急行军二百多里的速度，进抵商县西五十余里的杨家斜，然后又南下北折，分左右两路纵队突然出现在关中大平原上。

早在红四方面军进入秦岭之际，敌人就狂妄地宣称：“自古秦岭‘七十二岫护潼关，七十峪保长安’，红军不死于炮火，就死于冻馁。”可是，敌人万万没有想到这样一支连遭各路大军围追堵截，长途征战的疲弱之师，居然从包围圈中突了出来。

西安之敌对红军的出现十分恐慌，赶紧调孙蔚如的第十七师赶至王曲、子午镇一带阻击。紧拉着，在漫川关扑了空的敌第一师、六十五师、五十一师、三十五师也赶了上来，敌第二师与第四十二师则沿陇海线向红军逼近。

红军刚突破了一个包围圈，可眼前，敌人又布开了一个更大的口袋。红军无路可走，只好又掉头往秦岭山脉的崇山峻岭。毕竟，大山是摆脱追兵的最好的地障。十二月三日，红军于周至县的辛子口出发，再次进入了秦岭山脉的崇山峻岭。　　

第十二章  小河口“逼宫”

对历史而言，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九日，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陕西南部城固县小河口，那一个连着一个的山峰，一条接着一条的深涧，在冬日的乳白色雾气中涌动着，隐现着，如同一座座澎湃的洪峰。

一场大雪白了山川，也给山沟里一幢破破烂烂的土房子披上了银装。

一张刚毅的脸膛被马灯照耀着。他就是曾中生，他带着伤痛，冒着生命危险率先挺身而出，在这里召集一个秘密的会议。

土房里人影幢幢，先前联络的高级干部们都勇敢地出现了。邝继勋、余笃三、王振华、朱光、刘杞、傅钟、舒玉章、还有一位女将——张琴秋，所有人都知道他们今天要讨论什么，所有人也都清楚，他们今天的行为在张国焘眼中，无疑会被视为一次“逼宫”……空气仿佛已经凝固。

“同志们，我们已经陷入绝境，部队在流血，在大量地消耗，官兵们怨声载道。再这样下去，等待我们的是死亡，是毁灭?”曾中生首先发言，语气沉痛而又透着悲壮。但眼下他关注的是有人谎报了军情，欺骗了中央，应当迅速地派人向党中央报告其真相。

郁积在心头的怨愤像潮水般冲决了堤岸……与会者全都慷慨陈词，一致赞同派人去向党中央反映张国焘放弃鄂豫皖根据地，实行无目的无计划的退却，反映他的军阀主义的领导作风，请求党中央立即采取果断措施加以纠正，挽救危亡中的红四方面军。

当决定向中央写信一事决定下来后，有的同志提出，眼下离党中央路途遥远，担心还没有送到，部队就已经遭到了灭顶之灾。

由于意见不一致，这群血气方刚的将领最后放弃了派人送信前往中央，而改由与会者签名，由曾中生以书面形式向张国焘直接陈述大家的意见。他们认为这是光明磊落的表现，也希望张国焘看完联名信后能改变态度，从谏如流，吸取教训。

这亦是我党历史上的一次著名的《意见书》。

曾中生是被担架抬着来见张国焘的。他委婉地陈述了大家的意见，然后呈上了意见书。张国焘看完意见书后，铁青着脸说，他感谢同志们如此直率地给他提意见；他对自己尚未意识到的不良作风深感震惊；他提议马上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他一定会正确地对待同志们的金玉良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干部会议是第二天上午举行的。张国焘以一种大丈夫的坦荡和谦恭，接受曾中生等人的批评，诚恳地承认自己诸多错误和不足；还宣布成立前敌委员会，以示加强集体领导。接着，又委任曾中生为西北革命军事参谋长……

如果说此前参加“小河口”会议的同志们还有些忐忑不安的话，张国焘的态度，不仅让他们放心，甚至让他们感动。

然而，当他们不久以后发现这只不过是张国焘见自己处境孤立，玩弄两面派手法以图缓和大家的情绪时，已经迟了。

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鲜血、是生命。

第二天，部队继续南行。当红军前锋抵达秦岭出口处的新口子时，敌孙蔚如第十七师两个团突然以密集的火力挡住了红军的去路。先头部队红军第十师一个冲锋，就把敌人打得抱头鼠窜，乖乖地让出道路。

当天晚上，部队赶到了沙河营一带的汉水西岸。

为了争取时间，总部决定全军徒涉过江。陈昌浩、徐向前亲自沿江选定了徒涉地点，带头破冰下水，率领全军涉江。

这时，从鄂豫皖一直尾追红军的胡宗南第一师已被甩在了遥远的关中，肖之楚的四十四师和刘恩茂的第六十五师因贺龙领导的红三军活跃在鄂陕川边境，也调向了安康地区。南郑一带仅有孙蔚如的第十七师一部驻守，兵力空虚，对红军已构不成威胁——这就是说，我们终于摆脱了西征以来极为被动的局面！　　　

第十三章  雪夜过巴山

１９３２年１２月，无数匹战马从四面八方奔来，汇聚到一个小村里。一张从敌人手中缴获的报纸，促使红四方面军总部在西乡县钟家沟召开这次团以上的干部会议。

和往常一样，依然是张国焘主讲。他首先总结了部队西征以来的情况，嘉奖了许世友的三十四团和其他作战有功的部队，接着便宣布了翻越大巴山，挥戈川北，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定。

这消息不啻是一颗重磅炸弹，在会场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离开鄂豫皖后，战斗频繁，行踪飘忽，广大指战员迫切希望能得到暂时的休整。现在刚把敌人甩掉，来到这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可板凳还没有坐热，又要去爬雪山，太出人意料了。

摆脱了敌人的追击，看上去张国焘的精神也好了许多。他笑眯眯地解释道：“汉中地区南与巴山毗邻，北与秦岭相接，既是陕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又是通往四川与西北的枢纽，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这点军事地理学的知识，《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早就告诉我们了。可是，我现在要告诉你们大家的是，川北比陕南地势更险要，物产更丰富，回旋区域更广阔。而且四川军阀林立，目前刘湘与刘文辉正在川西大战，四川的大小军阀几乎都卷入了这场规模空前的大混战之中，川北的防守十分空虚，正是我军入川的大好时机。既然有这么好的有利条件，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１８日夜里，命令下达了，一点钟开饭，两点钟集合出发。

出发前，政治部主任张琴秋对大家说：“同志们，漫川关我们闯过来了，秦岭我们爬了两次，大巴山也一定能够过去?”

“出发?”

叶南生排长指挥着我们几十名卫士，不断地用稻草垫在张国焘等首长的前面，以保证他们不出意外。可就这样，首长们仍被摔得像个雪人似的。

记不清爬过了多少悬崖峭壁，总算离山顶不远了。这是最艰难的地段，上面是又高又陡的峭壁，下面是幽深莫测的山涧，稍有不慎，就会被摔得粉身碎骨。狂暴的山风吹得我们摇摇晃晃，站立不稳，棉桃大的雪花打得人睁不开眼睛。官兵们只好手脚并用，彼此扶持，艰难前行，终于爬上了山顶。这时天已经黑了，又走了三四十里才宿营。荒凉的山顶上，白雪皑皑，没有一间房屋，我们只好在雪地上露营，挖一个雪坑，当是“房屋”，垫一把谷草，就是“床铺”，战士们一把炒米一把雪，一口口地吞下去。半夜里，迷迷糊糊的我被惊醒了，我睁眼一看，见陈昌浩政委大声喊着：“起来，不要睡了，大家都活动一下，再睡下去会冻死人的。”

张国焘跺着脚，一边伸展着双臂，一边问身边的卫士们：“我给你们提个问题，等到全国解放了，你们打算怎样来收拾这大巴山﹖”

叶南生说：“我要修一条公路，让大家坐着汽车过去。”

我说：“要是我啊，干脆把这大山炸平，种上庄稼，叫它给咱们出大米。”

大家活动一阵，又睡了一会儿，一夜就这么折腾了好几次。可第二天起来一看，还是有一些战友被冻死在冰天雪地里。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在不是冰便是雪的下山路上，更容易摔筋斗出意外。天气虽然好起来了，但是悬崖峭壁不断出现，碰到这些地方，我们就解开绑腿拧成绳子，从岩上放到岩下，让张国焘等首长们一个接着一个地拉着绳子往下滑。为了保证首长们的安全，还得在他们腰里拴上一根绳子。首长下完后，卫士们再下。２１日上午，队伍终于翻过了天险大巴山，来到了山脚一个叫做岔口的小镇子。

总指挥部住进一家茶馆后，张国焘叫我们几个卫士马上到街上去找几个老百姓来了解情况。张国焘亲切地向客人们说明，红军是共产党领导之下纪律严明的军队，是专门为穷苦人打天下的。他还对客人们说，如果谁有路子和田颂尧联系，也请给他捎个话，红军到这里来不是和他为敌，而是和他作朋友的，红军现在暂时有困难，希望他能帮一把，今后他若有难，红军也可帮他，望他不要心存顾虑。　　　

第十四章  火烧瓦斯铺

张国焘说完后，陈昌浩、徐向前也都作了补充。陈昌浩的湖北话，张国焘的京片子他们听得懂，而徐向前的山西口音就让他们大感吃力了。接下来，主人请客人们谈谈当地的情况。

四川人由于长期生活在军阀彼此拼杀，战乱纷争的环境里，养成了察言观色，随机应变的才干，而且尤擅辞令。这帮烟鬼在过足烟瘾，酒足饭饱后，更是说起来头头是道。他们提供的方方面面的情况，令红军领袖们极感兴趣。

当天夜里，为了拟定“红四方面军入川纲领”，首长们忙了足足一个通宵。

总部在岔口镇住了大约一个星期，得到前锋部队已攻占通江县城的消息后，才离开岔口镇向通江县城进发。越往南边走，沿途集镇越加热闹。

总部在瓦斯铺宿营时，田颂尧派来的特务放火烧镇子，企图转嫁于红军，没想反倒弄巧成拙，帮了红军一个大忙。

火是清晨烧起来的。当时，总部和随行部队千余人正在镇子外面的田坝上整队集合，准备出发，镇上忽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街房多是木头结构，遇火即燃，火势很快便蔓延开去。官兵们立即冲进镇子救火，抢救财物。张国焘，陈昌浩一时成了“消防大军”的指挥员。经过大家奋勇扑救，保住了全镇大部分房屋商号，为居民救出大批财物。还有好几个红军战士在救火中负了伤。

镇上的居民在红军开到之前大都逃到附近的山上去了。留在家里的都是老人小孩。起火的时候，逃避的人仍不敢回来，聚集在山头上心急如焚地观望，后来见红军真心救火，才鼓足勇气纷纷赶回来参加救火。大火扑灭以后，红军又把抢救出来的财物一一退还给原主，并积极安顿灾民。群众目睹了这一切，大为感动。就在这时候，镇子外面的老百姓抓住了两个纵火嫌疑犯，并把他们带进了镇子。

经陈昌浩亲自审问，这两个家伙承认火是他们放的，田颂尧派他们来放火烧镇子，是想嫁祸给红军。陈昌浩当即下令将这两个特务枪毙在街口上。老百姓人心大快，消息飞快地传遍各地，从此各地群众再不相信红军杀人放火的谣言，听说红军要来也不再像过去一样闻风而逃了。

一杆大旗重新抖擞威风，像一团火焰映红了千里大巴山。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八日，担任全军前锋的七十三师先头部队二一七团进入通江县境内的两河口，击溃四川军阀田颂尧部一个营，在此建立了红军入川后的第一个工农革命政权。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上午，天上飘着雨雪，红四方面军总部抵达了川北通江县城。这是红军西行以来所占领的第一座县城。为此，张国焘下令举行隆重的入城仪式。

我们这支被迫放弃根据地，转战数千里，已不足万人的疲惫之师，形象已变得的确狼狈不堪。许多战士穿着沿途补充来的各式各样五颜六色的绸缎衣裤和姑娘媳妇的红绿夹袄。还有披着破烂被子、毯子的。那时正是大巴山上的严冬，夜里能冻死人的。头上的帽子也是千奇百怪，礼帽、毡帽、瓜皮帽啥都有。人人面孔黝黑，头发又长又乱，满脸胡须。像啥﹖不太好形容，反正红军一到，把当地的老百姓全吓跑了。　　　

第十五章  战云滚滚

到了通江城外的河边，红军官兵奉命整理军容，将完整一些的军装集中起来给入城的队伍穿。这样总算整齐一些了。红军战士扛着枪，排成六人纵队，高唱着军歌走在城里的大街上。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总部首长骑着高头大马，频频向两边被组织起来的群众挥手致意。

这样的场面也让我们这些当兵的振奋不已。这一路上，我们吃了多少苦经受了多少磨难，死了多少弟兄?如今，总算寻到了一块落脚的地方，可以稍微喘一口气了。

通江县城依山傍水，城里还有一条军阀田颂尧修造的水泥大道和一座中山公园。在公园里，有一幢一楼一底木结构古色古香的宽房大屋，以前是县长的宅邸，现在成了红军总部所在地。

当时的四川，军阀割据，四分五裂。刘湘占有川东及重庆一带，刘文辉占有成都、川西及西康一带，邓锡侯占有川西北一带。川北为田颂尧、刘存厚、杨森三个军阀割据。田颂尧占有通江、南江、巴中、仪陇、南部等二十六县，势力最为强大。刘存厚占有万源、达县、城口和宣汉等县。杨森占有营山、渠县、广安和岳池等县。而这些军阀们在各自的防区里横征暴敛不说，还强迫人民大量种植罂粟，以缴大烟土代替赋税。而大量种植罂粟的另一恶果，就是当地男人普遍吸毒，农业手工业则主要由妇女承担。所以俗话说“要吃通江饭，婆娘打前站”，指的就是这种情况。正在川西坝子上争城夺地的田颂尧万万没有想到会有一支红军大部队出其不意地杀进他的老巢，占了他的地盘，他当然不会善罢甘休，马上调兵遣将，准备向我们大举进攻。

四川军阀本与蒋介石貌合神离，怕蒋介石借追剿红军入川，攥取主川大权。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怕蒋介石，更甚于怕红军。所以当红四方面军最初进入四川北部时，刘湘为首的一帮军阀立即联名致电蒋介石，表面上主动请缨，同仇敌忾，保证“穷全省之兵，将共匪剿灭”，而骨子里则是以此为借口，将胡宗南、肖之楚等中央军拒之门外。

而已被红军痛打了几棍的田颂尧也有心计，他既痛恨红军进入他的防区，更害怕引狼入室，日后给自己造成更大的后患，更加之他手中还有近四万兵力，根本没把红军放在眼里，以为对付区区万余从鄂豫皖逃窜出来的“赤匪残兵败将”绰绰有余。所以反对其他军阀派兵进入他的地盘内剿匪，只要求他们分摊军费份额则可。

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七日，蒋介石委任田颂尧为川陕边“剿匪”督办，并拨给子弹百万发，飞机四架，军费二十万元。

一天上午，我见陈昌浩、徐向前和从前线匆匆赶回来的第七十三师师长邝继勋、政委甘元景、政治部主任韩继祖等到张国焘的办公室开会。

一会儿黄超秘书长出来叫我上供给处拿几包烟送进去。当我回来把烟送进屋时，见张国焘正飞笔写信。我放下烟后出来站在门口。不一会儿，听见张国焘在叫我，我又赶紧进屋去。

顿时，我感到很奇怪，这些我全都早已认识的首长一齐把目光落到我的身上，好像打量着一个陌生人似的。张国焘笑着说：“怎么样﹖何福圣这副相貌，不会丢我们红军的脸吧。要精神有精神，要气派有气派，而且还会武功。”　　　

第十六章  血战空山坝

十七日，张国焘在通江县空山坝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集中主力首先歼敌左纵队十三个团的部署，徐向前与陈昌浩亲临前线指挥。

空山坝地区海拔一千米至两千米，境内群峰林立，古树参天，退可以据险固守，进可以居高临下，是一个非常有利于反“围剿”作战的地区。

五月二十一日凌晨四时许，红军冒着瓢泼大雨开始了全面反攻，将敌左纵队第四师王铭章部五个团、独立师刘汉雄部三个团及覃世科旅三个团、何瞻如部两个团共计十三个，分割包围在通江北面的余家湾、柳林坝地区，于二十四日全歼敌七个团，击溃六个团，毙伤敌旅长以下近五千人。红军乘胜猛追，先后于二十日收复南江，二十九日收复通江，六月六日收复巴中，直追敌到仪陇。接着我军收复长池、木门、旺苍坝，歼敌一个旅的大部，并继续分别乘胜追击直抵苍溪、广元城下。另一条战线上，红九军、红三十军向驻守营山的二十军杨森部发动猛攻，连破杨森七道纵深防线，占领营山县城。随后，又占领嘉陵江左岸蓬安县属的周口镇。

刘湘闻讯，急调重兵驰赴邻水、大竹、渠县，增援杨军。因刘湘所派援军已进驻渠县，十月十六日，红四方面军便转向刘存厚防区达县、宣汉、万源、城口等地进军。十九日攻下宣汉，二十日克达县，刘存厚弃城逃走，二十一日占万源，直抵城口近郊。

自本年五月红四方面军开始反攻至十月，师行所及，势如破竹，先后击溃田颂尧、杨森、刘存厚三路大军，声威所播，直使全川军政当局无不感到惊恐。

七月，根据木门会议决定，将红四方面军原四个师扩编为四个军，许世友因战功卓著，升任第九军副军长兼二十五师师长。这次扩编，不少人都注意到，曾中生、余笃三、邝继勋等红四方面军的元勋均被张国焘冷落一旁，闲置不用。

八月十二日，红军挟大胜之威趁热打铁，开始进行仪?陇?南?部?战役。

十月下旬，由王维舟、杨克明领导，并配合红军解放宣汉、万源的川东游击军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合，随即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由王维舟任军长、杨克明任政委、罗南辉任副军长。

至此，红四方面军已达五个军八万余人。

在这次反围剿作战期间，还发生了一件非常荒唐可笑，但对我们这次作战以及今后的发展很有利的事情。

民国初年，通江县苦草坝青年农民张昌祥领导过一次劫富济贫式的农民暴动，被官府血腥镇压下去后，张昌祥不知是死于乱军之中，还是远走高飞了，反正从此后再无下落。二十年后，突然有一个姓张的男人带着红军浩浩荡荡地开到通、南、巴，同样是专门整地主豪绅，帮助穷人。苦草坝一带的人很快便传出消息，说如今这个姓张的男人肯定就是当年的农民暴动领袖张昌祥，他大难不死，在外得神仙点化，脱胎换骨，现在又领着神兵回来了。这种说法在具有浓厚封建迷信色彩的老百姓中间影响力非常大，很快便传遍了整个通、南、巴地区。如果张国焘不是苦草坝的张昌祥，为什么他会带着大军开到大巴山来﹖而且视大巴山为家园，对穷苦人爱护备至视作亲人﹖

第十七章  张国焘成了“真命天子”

那个年代的人，满脑袋神权命运旧观念，不能理解为什么会有一支与他们祖祖辈辈所见所闻过的部队截然不同的红军，而这支红军全中国那么多地方不去，偏偏要到这通、南、巴来﹖在他们的意识中，无论什么样的军队开到这块地方总是胡作非为，闹得人心大乱鸡犬不宁，惟独这支红军一反其它军队所为，专替穷人说话撑腰打抱不平。还把地主老财家的土地财物分给穷人，盘古开天地，哪里听说过这样的事﹖他们不懂共产党是怎么一回事，也不懂苏维埃政权是怎么一回事，总希望能找出一个具体的“人”来证明这一切。由此一来，所有的谣言都集中到了张国焘身上，沸沸扬扬地把张国焘说成是“真命天子”。前方越是打胜仗，这种传言在后方更容易被群众所接受。

一天下午，我突然听见大门口传来嘈杂的说话声。正在屋里议事的张国焘和黄超也听见了，叫我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下了木楼，出了宅院，往公园大门口走去。一眼，便看见门口围着许多老百姓，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正在和站岗的特务营的战士说着什么。特务营长徐泽明已经到了门口，人多嘴杂，声音听上去很激动。我赶紧跑到大门口问是怎么回事。徐泽明还没来得及回答，老百姓见我背着杆盒子枪，以为我是个当官的，就纷纷拥上来和我说话。

原来，他们都是苦草坝的人，其中就有那位传说中的农民领袖张某的妻子孩子父母，其余的，也都和张某沾亲带故。他们说，他们从苦草坝一大早走路到这通江城里，就是想看看张国焘是不是他们的亲人。我向他们解释了几句，可他们谁也不信，表示不亲眼看看张国焘，决不会回去。没办法，我只好返回去报告。张国焘听了很重视，对黄超说：“这不是一件小事，我不去向他们解释清楚，老百姓要把我当成个陈世美传开了，对我们今后的工作恐怕就有影响了。”

为了确保安全——因为那段时间反动组织在苏区四处大搞暗杀、破坏，连我们在德汉的后勤军火基地也给他们炸掉了——警卫排长叶南生带着二十几个警卫员换上便装先到了大门口，分散到人群中，我和黄超才陪着张国焘出来。

我们走到大门口时，围观的人群已经挤得人山人海。老百姓都奔着喊着来看“真命天子”。

几名警卫员从旁边一家茶馆里借来一张方桌。张国焘站上去，微笑着扫视了一下黑压压的人群，声音响亮地说道：“老乡们，你们看清楚了，我就是张国焘，一个人所共知的共产党员、红军战士，不是什么经过神仙点化脱胎换骨的真命天子。我也不是你们四川人，而是江西萍乡人，生于一八九七年，今年三十六岁……”那位满怀希望前来寻夫的农妇“哇”地一声大哭起来，还哀哀连声地说：“不是他，不是他，他比我男人高得多，胖得多，也白得多……我连我男人……都认不出来么﹖”旁边却也有执迷不悟的人给她打气：“那倒说不准，神仙点化过的人，当然带富贵相了，你要一眼就能把他认出来，还叫脱胎换骨么﹖”接下来，张国焘利用这个机会向群众宣传共产党和苏维埃是怎么回事，说明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专门为穷人打天下的军队。可是，无论当过大学教授的张国焘再怎么会讲，老百姓仍然对他的话半信半疑。这个带有浓厚迷信色彩的讹传，风靡了整个川北根据地，客观上在征粮派款，动员群众当兵，支前等工作上给了初来乍到的红军一定的帮助。

第十八章  巴山英雄当上了省主席

一九三三年二月里，张国焘在他的办公室里接见了因独自射杀一头老虎而名震一方的“巴山英雄”熊国炳。

熊国炳的谈话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他说：“我是个才进党的人，共产党叫我干啥子我就干啥子，莫得二话说。”然后，他顿了顿，怯生生地问，“张主席，这苏维埃……到底是个啥东西嘛？我还硬是把它弄不明白。”

张国焘解释说：“国炳同志，我这样给你讲你恐怕容易明白一些。你们四川人不是把穷人叫做干人么，苏维埃，就是干人的政府，苏维埃主席，就是这政府里掌印把子的人，也就是干人的头儿。县苏维埃政府的主席，和过去的县长一样大，省苏维埃主席呢，就好比一省之长。我们现在就是要请你出来当这个省长，你明白么？”

熊惊呆了，半晌才回过神来说：“我是个大巴山上打猎的，只会放枪不认得字，咋个当得了省长？”

张国焘鼓励他：“干人的政府，就需要你这种有威望的干人来掌印把子。有红军支持，有共产党给你撑腰，你一定能够把这主席当好。”

熊国炳上任后很快便以事实来证明了他并不是一件“摆设”。他出面组织群众，很快建成由通江到巴中、南江和陕南、宣汉、达县的四条交通干线；在毛洛镇、沙河、城西建造了百米长的便桥；还动员组织了五万多人，疏通了由巴中到江口、江口到苦草坝的河道。这些建设，对战时物资运输、兵员调动、人民必需的商品流通，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九三五年春天红四方面军撤离川北根据地时，总部指示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为了争取广大群众对撤离的理解，以省苏的名义发布一个布告，把红军撤离苏区，北上抗日的理由向群众宣传。

熊国炳把两位新补选取的副主席余洪远与祝义亭叫来，在桐油灯下熬了一个通宵，你一句我一句硬是凑了出来。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发布的最后一份布告，长达九十二句，全是顺口溜，堪称是一件独特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

我是一九三五年夏天在长征途中才和熊国炳成为好朋友的。张国焘在甘孜被迫取消“第二中央”，宣布北上以后，将随军撤离的地方党的各级机构和苏维埃政府的干部全部编入军队。

我在万源娶的老婆叫熊顺芝，四川人特别讲究认“家门”、攀“竹根亲”，熊国炳就成了我的大舅倌。

十月中旬，红四方面军抵达甘肃会宁，再次与红一、红二方面军会师。月底，四方面军奉中央军委之命强渡黄河，但因船少敌机轰炸猛烈，未能全部过去。十一月十日，中央电令已过黄河的红军组成西路军，任命陈昌浩、徐向前、李特、熊国炳、李先念等十一人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后西路军惨败，也就再无熊国炳的消息了。

谁知到了一九五九年的春天，我和熊国炳居然在大巴山上重新见面了！当时，我是被当作大叛徒张国焘的余孽被押解回乡交群众管制的，住在我老婆娘屋里。也就是这竹峪关。四月里的一天，有个姓皮的中年汉子来竹峪关找我，自称是熊国炳的外侄，说熊国炳还活着，从大西北回来探亲，听说我在竹峪关，很想见见我，约我第二天到洪口乡与竹峪关之间的桥溪口乡场上会面。

那一夜，我在床上像烙烧饼似的翻过来翻过去，根本无法入睡，就盼着天快一点亮，能够早一些见着这位老朋友。天未破晓，我就和熊国炳的外侄出了门。竹峪关离桥溪口二十来里地，等我们赶拢，场上已经很热闹了。我一进场口，眼睛便到处看，走到鱼市坝，一眼，我便认出了熊国炳。他站在茶馆门口，一双眼睛也在找我。“喂，熊大哥。”我招呼了他一声，压住心中的激动，装出一副平静的样儿向他走去。“何老弟来了。”熊国炳看见我，眼睛一亮，也不动声色地说，“兄弟，里头请，我茶都喊好了。”过去，我们都曾经是这块地面上风云一时的人物，尤其是熊国炳，谁个不知，哪个不晓？可二十几个年头过去，却再没一个人认得出这个纯粹农民打扮，坐在破烂拥挤的乡间茶馆里悄悄会朋友的老头子，就是昔日大名鼎鼎的“巴山英雄”、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熊国炳了。　　

第十九章  最后一个军礼

坐下后，我望着满面皱纹，白发苍苍的熊国炳，说出的第一句话就是：“熊大哥，你老了哟?”说完这句话，我鼻梁发酸，熊国炳眼睛也红了。

他说：“老弟，我比你好，不管咋说，我现在还有公民权嘛。”他显然怕我伤心，又安慰我说，“不过，对你我这种从死人堆堆里爬出来的人来说，还有啥子受不了的呢﹖要紧的，是活下去，活下去总会有出头的那一天的。”他先问我会宁分手后我这些年来的情况，我一一向他说了。他对我跟随张国焘从延安跑到西安，最后在西安火车站终于和跟了六年的张国焘分手重回延安，以及我如何冒死从南泥湾劳改营逃出的经历听得尤为仔细。听完后，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骂道：“*****的张国焘这一跑，把我们四方面军的弟兄全坑了。”

随着熊国炳的讲述，我才知道了他这些年来里极不寻常的经历。

那次西征，是在无后方，无给养，无武器弹药补充，无群众支援的困难境况下仓促进行的。又面对善在荒原戈壁作战的骑军的追杀，因此连吃败仗，部队伤亡惨重。

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三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石窝召开了师以上的干部会议。当陈昌浩宣布西路军已经失败，无法完成党中央赋予的打通河西走廊的任务时，全体将领失声痛哭。

陈昌浩随即又宣布了两项决定，一是陈昌浩、徐向前二人由精悍卫队护送，离开部队回潜陕北；二是由王树声、李先念等组成新的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率领余部分兵三路，各自杀出重围。

西路军余部化整为零后，受到强悍凶残的马家军的围追堵截，大部分官兵血洒荒丘，情状异常惨烈。

一天，熊国炳率领两百多名后勤机关人员，又被蜂拥而来的敌军骑兵包围了。血战至黄昏，除熊国炳外，部下或阵亡或被俘。身中两弹的熊国炳奋力跃上马背，突出重围，不料坐骑又被紧追不舍的敌人击中，他跌倒在雪地上昏了过去，被马家军拖到裕固族人的毡篷里拷打审问。熊国炳只承认自己是红军的伙夫，什么也不知道。毡篷的主人是个小头人，，见他年纪大，向马家军求情放过他，他才幸免于难。

后来，熊国炳养好了伤，来到了甘肃酒泉，却见到处都张贴着悬赏捉拿“赤匪要犯”的布告，他也名列其上。他于是改名张炳南，声称自己是到西北做生意途中遭到土匪洗劫，进了一家酱园铺当帮工，晚上则到附近的一所道观里去栖身。

当酒泉解放，解放大军开进城里时，已经两鬓花白的熊国炳挤在欢迎的人群里，禁不住热泪盈眶。

后来，人民政府调查流散的红军和苏维埃人员，熊国炳在调查表上填写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过去的职务。但不知是何原因，当时仅把他当作一般流散红军对待，只发给了五十块银元和四石小麦作为一次性补贴。他没有向政府申诉，他已经习惯了老百姓的生活。后来他被安排到酒泉县人民医院当一个非正式编制的勤杂工。

熊国炳这一次携妻子回通江老家，也没去找当地政府，万里迢迢回来只是尽尽人子之孝。他的父亲已经过世，母亲和他大妹住在一起。

我听完后颇替他不平：“你为啥不去北京找找他们﹖”

熊国炳的回答，着实令我震惊?“这事也想过，想开了，也就算了。老弟你想想，当年和我们一起长征的弟兄，死了多少﹖特别是我作为西路军的一个领导成员，对西路军的全军覆没也有责任，我怎能厚着脸皮去找政府的麻烦﹖再说，我脱离革命这么多年，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好，去北京找他们，不是让他们为难吗﹖”我俩从上午一直谈到傍晚，才依依不舍地分手。

自那以后，因我怕连累他，没和他通过一封信。

第二年的十月，我突然收到了他儿子从酒泉寄来的信，说他父亲死了，是饿死的。

当夜，我拿上一沓纸钱，爬到屋后山坡上焚烧，并向着西北方向久久地敬了一个军礼，为战友送行。我在心里默默地念叨：“永别了，大舅倌?永别了，巴山英雄?”　　　

第二十章  肃反根源

红军队伍迅速发展壮大，根据地不断扩大巩固。但是，正当红军羽翼丰满之际，张国焘又在川北开展了一场较之鄂豫皖更大规模的肃反运动。

解放后的许多党史文章，千篇一律地把张国焘搞的川北大肃反全盘否定掉了。认为这场大肃反纯粹是张国焘借肃反为名，翦除异己，而且肃反和张国焘的个人品质有直接的关系。

我作为川北大肃反的一个亲历者，再加上半个世纪的时光已经使历史多少显露出一些曾经被人为地掩饰掉的东西，所以有理由认为，中国红色根据地的大肃反与领袖人物的个人品质并无多少直接的关系，这股滥捕滥杀之风的源头远得很，它在莫斯科，在斯大林身上。

在那样一个时代，指导中国革命的政治路线并不是由中国人制定的，它的制定者是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不过是共产国际领导之下的一个“支部”而已。而共产国际惟谁的马首是瞻﹖那就是斯大林。那时候的斯大林，正在苏联大搞肃反，杀得党内军内苏维埃内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上行下效，共产国际领导之下的各国共产党，无一遗漏地都搞起了大肃反运动。

另一方面，在当时阶级斗争激烈到你死我活的情况下，张国焘他不搞肃反行吗﹖那时候严峻的现实是，在川北苏维埃各级地方政权和根据地区域内的确有一些公开的或秘密的反革命分子在猖狂地活动，反动豪绅组织的“盖天党”、“白扇会”，更是利用封建迷信，公然进行反革命武装活动。

我随便举几个例子，你就知道这些活动在我们根据地区域内的敌人有多么猖狂。

赤北县解放不久，县苏维埃的干部们正在城中心的土台子上举行宣传活动，动员老百姓踊跃参加疏通江口到苦草坝的河道，支援红军后勤运输。突然间枪声大作，混在老百姓中间的“盖天党”分子掏出枪来，向着台上的县苏维埃干部猛烈射击。与此同时，另一彪人马冲进了保卫局赤北县监狱，与犯人里应外合，将县保卫局长与十三名守卫斩尽杀绝，救出了被关牢里的犯人。

一九三三年八月，在新成立的红二十九军内部，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与外敌勾结，发动了震惊全根据地的“马儿崖事变”，将军长周其均、政委胡甫庸等将领几乎斩尽杀绝后率部投敌。

如此猖獗的反革命活动，采取严厉的手段予以镇压是完全必要的。

问题并不在于张国焘该不该大搞肃反，而在于这次肃反仍和以前一样搞得漫无边际，不少坚贞的革命者仅因被无端猜疑，就被送上了断头台。

更为荒唐的是，有的保卫干部竟以识字多少、手上有无茧疤、皮肤是黑是白，来判断好人坏人，吓得读过书的人装着不识字，皮肤白的拿土往脸上抹。

而且，张国焘本人刚愎自用，完全容不得半点不同的意见，凡在重大问题上稍与他相逆，便被视为异己，而大肃反便成了他翦除“异己”的良机。像曾中生、邝继勋、余笃三、张琴秋等就是他的眼中钉，因为他们都曾公开反对过张国焘。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在小河口，张国焘强咽下了一口气。可是，红军进入川北站稳脚跟后不久，他便开始对反对派下手了。曾中生、余笃三被投进了监狱，邝继勋先被夺去兵权，将其调往赤江县任空头的指挥长，不久又派保卫局的一队士兵赶到赤江，以“通敌罪”将这位红四方面军的创建人之一的英勇战将逮捕，五花大绑押送到通江洪口乡关帝庙关押起来。　

第二十一章  目睹邝继勋蒙难

而所谓的邝继勋“通敌”的内幕，我是完全清楚的。

就在我作为张国焘的信使到鹰哥咀面见敌师长罗泽洲之后不久，张国焘也亲临邝继勋师视察。在离开师部张国焘准备上马时，他对邝说：“看来我给田颂尧写的信不起作用，你过去在川军中当过旅长，军营中袍泽故交多，你是不是也给他们写封信？即使不能动员他们倒戈，能争取他们保持中立也是好的。”

邝继勋想了想说：“谢德堪过去在成都时与我拜过把子（结拜弟兄），这次也带兵来了，我可以给他写封信试试。”

可是，这样一封写给川军旅长谢德堪的信件，却莫名其妙地落到了张国焘的手上，成了邝继勋通敌的“铁证”。

依然是黄超监斩，依然是我们警卫排的人跟随。我们吃过晚饭后从通江骑马出发，赶到洪口乡已经是九点来钟，天已经黑透了。

作为政治保卫局关押重要犯人的监狱关帝庙，孤零零地立在场头。

监狱的负责人简单地汇报了解决邝继勋的手段，便带领我们和早准备好待命的执行队员，来到了东厢房。

在昏黄的马灯下，我一眼便看见了在木栅栏里关着的邝继勋。他没戴军帽，头发又长又乱，像一蓬荒草，一件破旧的没有领章的深蓝色军团装，空空荡荡地笼在他那瘦削不高的身子上。

邝继勋一眼看到黄超深夜里带着一队荷枪实弹的红军来到牢房里，便明白大限已到。他身子震了一下，赶紧站起来，向墙边的一张破桌子前走去。

执行队长打开牢门，大声喝道：“邝继勋，张主席叫你去一下。”

邝继勋回过头来，满面怒气地说：“同志们，我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看在我过去为革命出生入死的份上，请给我一点时间，我留下几个字再走。”

执行队长不耐烦了，催促道：“不要啰嗦，，出来！”

站在木门外的黄超开口了：“等一下，他要写什么，让他写。”

邝继勋得到许可后，在破桌前坐下来，铺开一张给他写交待的纸，拿起毛笔，想了想，挥笔写道：“中生、琴秋同志，我先走一步了。请你们多加保重，如活到胜利，请向党中央报告，邝继勋是革命的，是含冤而死的……”

写到这里，他把笔在墨碗里蘸了蘸，似有很多话要写，可是，他没有写下来，愣了片刻，他毅然将笔一丢，起身说道：“走吧。”

几个执行队员一拥而上，把邝继勋的双手反捆上，推到了关帝庙后面的院子里。

我当时并不知道，以“右派集团头子”等罪名被张国焘下令抓起来关在保卫局监狱（今通江中学）中的曾中生、余笃三此时也被转押到了这里。

而余笃三只比邝继勋多活了五天。

大约一年后，我奉张国焘的命令，到那座庙里去找负责人取曾中生写的书稿。书稿是用毛笔写在“金壳纸”（一种土制的草纸）上的厚厚的一摞，题目是《与“剿赤军”作战要诀》。

不久，这部书稿就印刷成册，发给全军排以上的干部学习。书的第一页上有张国焘写的一段话：“本书甚有价值，红军干部应人手一册再三探讨之，并提出书中需要讨论之点来讨论。”

不久，曾中生又写出了另一本《游击战争要诀》。张国焘依然如法炮制。正因为曾中生有利用价值，所以直到一九三五年九月在卓克基时，张国焘才下令将他处死。　　　

第二十二章  重赏之下

张国焘既然是川北红军中的第一号人物，当然也就成为四川军阀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千方百计地想把他除掉。

一九三三年十月，刘湘出任“四川省剿匪总司令”后，即在全川各地城镇乡村通衢渡口广贴告示，悬赏十万大洋买张国焘的脑袋。

告示贴出后仅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红军保卫局就接连破获了两起企图暗杀张国焘的案件。

一起是张国焘前往巴中检查工作时，路经通、巴两县交界处小场双鸡岭时，被埋伏在旅栈中的杀手从楼上扔手榴弹伏击。卫士胡学柱，倪锐锋牺牲。幸张国焘无恙。

一次是杀手装扮成菜农混进通江公园，藏于树上，深夜潜至总部，幸被起床小便的参谋周世岳撞见。

所有落入红军之手的亡命之徒，一律被处以极刑。

张国焘的安危，成了总部首长最为关切的问题。在一次由黄超主持的保卫工作会议上，连在前线指挥作战的陈昌浩、徐向前也特地赶回来参加。

参加这次会议的，除陈昌浩、徐向前以及刚接替周纯全?周调红四军任政治委员?担任总部保卫局局长的曾传六四位首长外，就是总部警卫排排长我、分局警卫团团长皮信义、总部特务营营长徐泽明。

曾传六局长就前一段时间里连续破获的两桩谋杀张国焘案件的情况作了详细的介绍。陈、徐二位首长当即决定，从第九军中抽调一个团分散驻扎在通江县城，白天黑夜上街巡逻，并在码头、城门设立多处哨卡，检查过往行人。保卫局派出大批侦察员，以各式各样的身份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而总部所在地的中山公园，共设置了三道防线，将总部木楼围得像铁桶一样。警卫团负责围墙以外，特务营负责围墙以内，最后一道防线，则由我们警卫排组成。

但是，虽然作了如此精心细致的安排，刺杀张国焘的行动却仍然在我们眼皮底下发生了。

那是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四名刺客在大庭广众之下向张国焘开了枪。张虽然大难不死，但枪声一响，可把我们这帮警卫吓掉了魂?事后得知，谋杀张国焘的主凶，是刘湘军中的武术教官，江湖上人称“贺神腿”的贺朝正。

贺朝正在巴蜀武林中不是一个无名之辈。二十四岁那年，他曾在成都青羊宫举办的首届“全川国术擂台赛”上一路过关斩将，最后在决赛中败给荣昌县人蓝伯兮，夺得了一枚银章。此后二十年，贺朝正杀过人坐过监，出狱后先给熊克武当卫士，孙中山逝世后，熊克武率三万川军子弟长征上万里前往广东，却被蒋介石、汪精卫等设鸿门宴囚禁于虎门炮台。川军被打散后，贺朝正逃回四川，又被刘湘聘去担任二十一军军官教导团的武术教官。

这次贺朝正率队潜入苏区，是因为悬赏公布后长达一年的时间里，他听到前去刺杀张国焘的人均未得手。十中有九未能生还，不禁起了冒死一搏的念头，既贪图那白花花的十万大洋，也想在刘湘面前露上一手。

贺朝正主动向刘湘请缨，刘自然同意。贺朝正知道仅凭自己的力量断难成此大事，遂将三名过去的弟兄招来，组成一个小组，前往苏区。

这三名弟兄也全非等闲之辈，会武功，精射击，胆大心狠，得着这样一个发大财的机会，欣然随贺前往。

一九三四年底，红四方面军苦战数月，粉碎刘湘的六路围攻，攻克川北重镇绥定，占领著名的盐城南部后，十二月十一日，川陕省第三次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通江县城里的列宁小学召开，到会代表一千五百多人。因为刚打了大胜仗，会场上充满了喜庆气氛，还特地邀请了绥定的洪祥戏班来为会议演出。

洪祥班在接到红军的邀请，收拾衣箱准备前往通江时，却有四名不速之客登门拜望班主金泰合与名角金童儿。　　

第二十三章  杀手混入红都

来人正是贺朝正与他的三个兄弟。他们化装成采购银耳的成都客商，从杨森控制下的南充进入红区绥定，原准备次日潜入通江，却听说洪祥班第二天也要前往通江为红军演出。贺朝正一想，既是为红军演出，很可能张国焘也要出席。而且演戏时人多，枪响之后全场必然大乱，脱身的可能性也要大得多。于是他们便找到了金家父子，称有要事前往通江，望能混在戏班里进入，并许诺事成之后给他们每人一千大洋。更令金家父子心花怒放的是，贺朝正当下掏出一根金条，作为定金。

金氏父子虽然并不清楚他们此行是去刺杀张国焘，但却明白肯定是干与红军作对的事情。也知那可是九死一生的买卖，但抗不住黄灿灿金条和白花花银元的诱惑，便答应帮忙。

十二月十日，洪祥班来到通江，住进了南门口曹成贵开的客栈。红军通知金泰合，洪祥班次日晚间为会议演出。夜里，贺朝正与三名刺客关在屋子里商量。金氏父子见他们鬼鬼祟祟的样子，不知要捅出啥大祸事，心中也难免发虚，越想越害怕，最后，父子俩拿定主意，得先为自己寻条退路。而在通江城里，能为他们帮忙的，就只有袍哥舵把子张国隆了。

事不宜迟，金童儿换了件竹布长衫，出门喊了一乘轿子，就往张国隆家中赶去。

张国隆，绰号“莽脑壳”，长得膀大腰圆，横眉粗如扫帚。此人出生于贫苦人家，自小性情暴躁、豪强霸道，话不投机便要拔刀拼命。

后来，张国隆领着一帮兄弟，专事拦路抢劫、打家劫舍等各式“文”抢武掠，并四处招兵买马，网罗各地土匪，势力渐渐扩大。

辛亥革命时，张国隆的队伍已经发展到了两百多人，也顺应潮流，参加了由袍哥组成的“同志军”，向清王朝政权进攻。通江的国民政府刚一成立，张国隆就被任命为分管军事的最高指挥官。张国隆选了一个黄道吉日，头戴博士呢帽，腰挂德国左轮，上穿墨青大褂，下着紧口缎裤，带着队伍得意洋洋地开进城里。

张国隆此后又出任了通江袍哥舵把子的角色，在官匪之间、红黑两道上左右逢源。

红军到来之前，通江城中有权有势的人物都吓得往绥定、南充跑。张国隆不仅不跑，红军进城后，他竟然设下宴席，邀请张国焘等首长赴宴。张国隆向张国焘丢了个“拐子”，大大咧咧亲亲热热地说：“红军主席你看，这通江城里有钱有势的人全跑了，就我留了下来。为啥﹖就因为你我都姓张。主席你叫张国焘，哥子我叫张国隆，只可惜不是一个妈屙出来的亲亲两兄弟。你说，我两个拜个把子好不好﹖”

如此一个臭名昭著的黑道人物，竟然提出和红军的最高领导人磕头烧香同结金兰之交，弄得陪同张国焘前去赴宴的黄超、傅钟、曾传六等首长，以及我们几名卫士，在一旁气也不是，笑也不是。

金童儿眼下去找张国隆，是因为这个龙头大爷是个典型的川戏迷，尤其喜欢看金童儿主演的《皮金滚灯》。

金童儿当然不敢把贺朝正等人混进他的戏班进入通江准备谋事的内幕向他透露半分，他只是说他这次来通江为红军演出之前，母亲突患重病，他心里放心不下，请张大爷帮忙给他在宕水河边准备一条小船，明晚演完戏后，他和父亲马上登船，连夜顺江而下，赶回绥定。这等小事还不容易，张国隆动动嘴皮子，吩咐手下的红旗管事一声，就算成了。　　　　　　　　　第二十四章  一场小雨救了张国焘的命

那晚洪祥班演的是大戏《白蛇传》，刺客们本来打算演到“水漫金山寺”，锣鼓齐鸣，闹闹腾腾，鱼兵虾将一齐上台的时候，四名身穿戏装的刺客便拥上台去，一齐向距台口仅咫尺之遥的张国焘等红军高级首脑开枪，然后击灭煤气灯，在黑暗中趁乱逃出。

谁知道人算不如天算，老天爷帮了张国焘的忙，让刺客们自以为万无一失的计划泡了汤。

看过川戏《白蛇传》的人都知道，全戏要演近三个钟头，到“水漫金山寺”时，已经是要结束的时候了。

而那晚开戏后还不到一个钟头，天上就下起了雨，雨虽不大，可毛毛雨能湿衣裳，加之时令已入冬季，风雨交加，冷得很。我把预先带去的一把红油纸伞撑开，替张国焘遮雨，张马上回过头叫我把伞收了，还低声说了一句：“再看一会儿我们就回去，反正这川戏我也听不太懂。”

我见他头发全淋湿了，有些着急，说：“要走现在就走嘛，淋狠了，会生病的。”

张国焘眼镜上的玻璃片让雨水打湿了，他不停地用手指在镜面上揩。大约又过了十来分钟，首长们都起身离去，我和尹中富，还有傅钟的警卫员小田紧紧跟上。刚出人群，我又把伞撑开，罩在张国焘头上。

就在这时候，只听“嘭嘭”几声枪响，和我们走在一起的小田一下子倒了下去。

原来，身着戏装画上脸谱的四名刺客看见张国焘等红军高级首脑突然起身离去，一时没了主意。

为首的贺朝正一咬牙，说道：“这么好的机会，不能让他走了。弟兄们，打?”他掏出手枪，一把撩开耳幕，对准红油纸伞下便打。

枪声一响，满场顿时大乱。紧跟着，两盏煤气灯几乎同时被击灭。

离我们不远的卫士像闪电一样蹿上来，用自己的身体组成屏障，将几位首长簇拥在中间。所有的卫士都将手枪提在手中，机头打开，一边保护着首长快速向大门走去，一边警惕地观察着四周的动静。

我当时的第一个反应是大喊一声：“有刺客?”然后将伞扔掉，抽出手枪，拉着张国焘的手疾步向大门口疾跑。

我心里非常清楚，子弹是冲着张国焘打来的，我唯一的任务是保护张国焘尽快脱离险境，回到总部。

黑夜里，枪声响得像爆豆子一样。值勤的战士发现是身着戏装的人在开枪，便呐喊着不顾死活地冲了上去，戏班子的人全成了红军射杀的目标。

我们簇拥着张国焘等首长刚出大门，布置在四处流动警戒的卫士们也都跑拢了。一看见张国焘活着走在我们中间，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这场枪战的最后结果是，四名刺客当场被击毙三名，贺朝正开枪自杀时，枪中已无子弹。洪祥班三十六人，除金氏父子在开戏前以回客栈拿演出道具为借口，离开学校逃脱外，当场被打死二十六人，剩下八人，也全部被抓获。

天还未亮，保卫总局便来电话向张国焘报告，金泰合父子均已抓到。

原来金氏父子借故离开学校后，马上去江边上了小船。谁知船到小庙沱一带，却被红军的巡江船抓获。巡江的红军怀疑二人是敌军探子，就把他们弄到岸上审问。开初金氏父子嘴巴很硬，到了下半夜，金泰合的烟瘾发了，难受得直往墙上撞。红军就把在船上缴获的他的鸦片和烟具拿出来，摆在桌上，还故意烧了颗烟泡子，让他闻闻那香味，告诉金泰合，几时说实话，几时就让他抽个够。没过一会儿，金泰合为了抽烟，就啥都吐了。

那一晚，张国焘守在电话机旁，听取来自各方面的报告。他不睡，我们谁也不敢闭一下眼。

得到贺朝正被生擒的报告后，他猛地一拍桌子，拿着话筒对担任主审工作的曾传六吼道：“押赴市曹，公开大辟?要杀出我们红军的威风来，要让刘湘知道，我张国焘是杀不死的?”

既然张国焘明确指示“押赴市曹，公开大辟”，贺朝正的脑壳这下就绝对保不住了。

可是，砍个人的脑壳很容易，要“杀出红军的威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第二十五章  如此下场

为追求这威风，保卫局确实也动了一番脑筋。他们像翻老古董一样，好不容易才打听到前朝时候在通江县衙门里一个专门砍了二十年人脑壳的职业刽子手至今还活在人世，不仅活在人世，而且如今仍住在通江城里?这人叫袁占山，虽已近花甲之年，却天生一副出色的身架、出色的脸膛子，和一大把堪与关公媲美的长胡子。尤其是那一大把油润黑亮，全无一根杂毛的美髯，在胸前拂摇飘洒，更活脱脱地显出一股令人敬畏的神气。

袁占山在县衙门专司砍脑壳的活儿时，还带了两个徒弟，一个叫肖国明，一个叫韦中英，民国以后实施新政，不用砍脑壳了，所以就被砸了饭碗。肖国明回到老家万源开了家木器行，后来参加了川东游击军，在战斗中牺牲了。韦中英则在通江南门口开了家肉铺，由杀人为业改成了杀猪谋生。

我师兄黎清财那时已在保卫局当上了局机关保卫连连长，一大早，他亲自到河街去把袁占山请到保卫局。讲定酬金。袁占山脚还没跨出保卫局大门，红军保卫局的布告已经贴上了街。

布告一上街，已经沉寂了二十来年的袁占山重新又成为了通江城里的头号新闻人物。

且说袁占山从红军保卫局回到茶馆，立即把他徒弟韦中英叫来吩咐，马上去找一吊铜钱，顺便去米市街面馆预订三十个馒头备用。之后，袁占山叫堂倌白老幺打开铺板，自己泡了一壶浓茶，在堂口正中那张桌子的位上坐下，一面喝茶一面对白老幺发话道：“老幺，你马上帮哥子我放出话去，明天要砍那贺朝正，可不是个等闲之辈，过去在成都青羊宫擂台上打个银章的，还当个熊大将军?克武?的卫士，再不济也算得条好汉哩。就说我袁占山要卖这好汉的人血钱和人血馒头，事完之后，哥子我赏你两个大洋作酒钱。”白老幺连忙作揖说：“兄弟我谢了，跑腿算我的。”

第二天上午，城里城外的老百姓把通往通江河边的几条街都挤满了，由我师兄黎清财率领的红军警卫队、监斩官、从前进剧团调来的四名号手早已在保卫局院内的坝子上列队站好。

袁占山也带着挎着装上铜钱和馒头的大口袋的徒弟韦中英早早地赶来候差。两人均从衣箱底翻拣出当年做职业刽子手时的装束，全身披挂，看上去与旧戏舞台上的刽子手一般无二。

那一天张国焘并未露面，我们一帮不当值的警卫都出了中山公园，聚在下河坝的街口等着看稀奇。

不到十点钟，满城百姓忽听得保卫局方向吹起了长号，犹似有人在喊“挨刀——?”“挨刀——?”号声由远而近，前面两名红军战士各举一块高脚牌子，一块上写着“贺匪朝正”一块写着“如此下场”。高脚牌后面四面战士手持军号，不断吹奏出凄厉的声音，再后又是一排荷枪实弹的士兵。中间的站笼里则是赤裸上身五花大绑背插斩标的贺朝正，笼车后面就是挺脑凸肚、大摇大摆迈着步子的袁占山。他头上缠着青丝帕包头，左耳边吊起“指天恨地”的包头尾子，上穿密门对襟紧身，下穿蓝色兜裆裤子，脚缠裹腿，脚蹬满耳红花草鞋。身后，则是双手捧着拐子刀的徒弟韦中英。后面又是一排持枪士兵，最后还有个骑马的监斩官，一路缓缓而来。

这时，河滩上的法场上早已布满武装士兵，将闲人驱散。队伍终于顺着陡峭的石阶下了河坎，来到了法场上。在河边铺上了一块红毡。

这时，只听骑在马上的监斩官一声令下：“成散兵线散开?”随队伍下到河滩上的士兵便齐齐地散开像梅花桩一样站起，端着步枪警戒，法场上顿时杀气腾腾。

两名士兵上前打开站笼，将贺朝正挟持着走到红毡中间，士兵抽掉了他背上的斩标，那贺朝正竟冲着袁占山咧嘴一笑，说道：“大哥，兄弟只求你给我做利索点。”

袁占山点了点头，一个箭步上前站在贺朝正身后，左手掌一拍贺朝正后颈窝，说声：“贺哥是值价的，我不会让你尸首分家的。”

话音未落，右手一拐子刀“嗖”地过去，只见贺朝正脑壳向前一耷，已挂在了胸前。

血从颈汩汩涌出后，韦中英赶紧把散穿起的铜钱在血滩里几丢几滚便糊满了鲜血，然后把馒头往血滩里一倒一铺就全成了人血馒头。

当警戒撤除后，河坎上的老百姓犹如开闸的洪水般涌向河滩，有看热闹的，有恭维袁占山的，也有不少人围着韦中英抢购血钱和血馒头，一会儿工夫，便一抢而光……　　

第二十六章  结婚奏鸣曲

红军越战越强，使正在亲自挂帅向江西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的蒋介石心惊胆战，又于七月急任刘湘为“四川剿匪督办”，拨给他军费二百万元，万余枪支和五百万发子弹，督令刘湘发动对川北红军的“围剿”。

而此时的刘湘，正与他的叔叔刘文辉争夺主川大权。他坚持“剿赤必先安川”，百般推诿，迟迟不肯就职，蒋介石除了干瞪眼，也真拿他没有办法。

直到九月刘文辉败走西康，刘湘见“安川”目的已经实现，这才以四川军政大权集于一身的霸主身份，唱着“统一政令”的高调，在成都就任“剿匪督办”。接着就调兵遣将，准备向红四方面军大举进攻。

刘湘将川中各军编为六路，十月十五日，他任命邓锡侯为四川“剿匪”军第一路总指挥；田颂尧为第二路总指挥；李家钰为第三路总指挥；杨森为第四路总指挥；王陵基为第五路总指挥；刘存厚为第六路总指挥，纠集全川大小军阀兵马，分六路向川北杀来。

六路围攻阵线，西起广元，经蓬安、岳池，东迄城口，长逾千里，使用了二十余万兵马，另外还出动了拥有五架飞机的飞行队助战。

刘湘以为稳操胜券，不料各路纵队各怀鬼胎，步调不齐，行动参差，红军抓住这一契机，突然于十月十九、二十两日攻占宣汉、达县，顿使刘湘慌了手脚，立即飞往重庆为参战部队打气。

面对三倍于我之强敌，红军仍然采取了“收缩阵地，保存军力，创造机会，待机歼敌”的战略思想。

战斗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中旬刘湘发起第一期总攻开始，一直打到第二年的六月，红军才在万源县的大面山最终与敌血战七十余日，彻底改变了战场态势，然后，集中兵力发起全面反攻，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四川六路军阀，刘湘在一败涂地之后，不得不致电蒋介石“请罪”下台。

粉碎刘湘六路围攻战役胜利结束后，红军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红四方面军兵强马壮，根据地也扩展到二十二个县，成为川北根据地的鼎盛时期。

鼎盛时期，却出现了新问题，许多从老苏区入川的红军干部，想趁战事稍停时成个家。当时的情况也确实有它的特殊性。一方面，红军以不足万人之旅，连战连捷，战无不胜，仅一年多时间，便打下了一大块地盘，兵多将广，粮弹充足，在广大苏区群众中树立了崇高的形象。另一方面，在有着浓厚封建迷信思想的老百姓看来，凡人的军队要取得这样了不起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只能从神的角度去找答案，张国焘不是经神仙点化后脱胎换骨回来的“真命天子”吗，那么，“真命天子”麾下的兵马，自然就是一支“神兵”了。正因为如此，当时被查处的一些包括恋爱在内的“桃色案件”，大都是女方或是其父母居于主动地位。鉴于胜利后出现的这一特殊情况，总部为了淡化老红军的思乡情绪，稳定部队，也为了更好地维护红军的形象，索性变“堵”为“疏”，将消极因素化为积极因素，增进军民间的感情，遂下发了允许红军指挥员与当地群众结婚的文件。并在年龄、军龄、职务上作了一系列严格的规定。这个文件一下达，顿时在军队和地方上同时掀起了一股结婚的高潮。红军中的年轻未婚军官们一下子成了“抢手货”，地方上的姑娘都以自己能成为一名红军家属而自豪。

陈昌浩就是那段时间里和张琴秋结婚的。张琴秋原来的丈夫沈泽民是她在莫斯科学习时的同学，留在鄂豫皖打游击，牺牲了。当时像陈昌浩这样的大首长结婚，也简单得很，买点糖块，称点茶叶就行了。各路大军的首长们赶来贺喜，也不兴送礼。那晚上陈昌浩和张琴秋还站起来唱了两首苏联歌曲，用俄语唱的，一句我也没听懂，可大家全鼓掌，图的是个热闹劲儿。　　

第二十七章  千古之“谜”

一九三五年六月中旬，刚刚粉碎了敌人的六路围攻，兵强马壮的红四方面军却主动放弃了辛辛苦苦创建起来的川陕根据地，再一次踏上了长途征战之路。

由于建国以后极不正常的人为因素，使这原本清清楚楚的事实，几乎成为了中共党史上的一个千古之“谜”。

众所周知，川陕根据地大发展的时期，是在遵义会议之前，而那时候，毛泽东同志正遭受到排挤，把持中央大权的是博古、李德等人。

如果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历史，历史将成为后人的笑柄。事实上，川陕苏区一直被四川军阀重重包围，外面的消息很难传进来，而通、南、巴更是四川最偏僻落后的地方。当时日本侵略中国，由东三省扩展到华北，而一般川北的老百姓还懵懵懂懂地啥都不知道，存在于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共产党，要不是四方面军宣传，老百姓仍然闻所未闻。在四川人看来，四川就是一个大国，他们关心和谈论的，都是关于四川的人和事，莫说毛泽东，甚至连“国民党”、“三民主义”、蒋委员长是谁也都搞不清楚。在他们眼中，刘湘、刘文辉、杨森、田颂尧的官就是最大的了。

这是群众的一方面，而当时川北的军队和共产党，是在张国焘的绝对领导之下，他是党中央派来的“天字第一号人物”，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正因为他的权力太集中，而这种权力又绝对不会受到任何制约，所以便使他原本就已十分顽强的自信心，更加迅速地膨胀起来。

了解这一点，才能进一步了解以后的张国焘，以及红四方面军的大撤退。

当时在川北群众和红军中确实存在只知张国焘，而不知党中央其他领袖——自然也包括毛泽东的现象。换句话说，张国焘就等于是党中央。

第二个重要的问题：红四方面军主动撤离川北苏区，并不是张国焘个人的意志。

因为，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二日，刚刚经蔡泽贞主任修好的红四方面军的无线电台收到了遵义会议之后新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给红四方面军发的一封电报，这份电报直到三中全会以后才得以解密。电报明确指示：“你们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的进攻。”

正是这份电报，才使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们得知江西红军和中央已经脱离瑞金根据地，正向西行动。而在此之前，由于红四方面军的无线电台损坏，很长一段时间已与党中央失去联系。

这一消息令总部首长们大为震动，立即举行高级干部会议，讨论应对措施。

由于首长们认定中央苏区的丧失是整个苏维埃运动遭到沉重打击的表现，是红军的惨败，所以红四方面军刚刚取得的这一场大胜利也难以使首长们的心情振奋起来。

而且，就在这次会上，责怪中央的情绪很大。我听见陈昌浩在会上气愤地吼道：“博古这家伙，怎么连招呼也不给我们打一个就跑了﹖”

张国焘建议检讨红四方面军今后的方针，他认为川北是挤掉了汁的柠檬，单凭这里要求大发展是不可能的。而且中央苏区丧失后，川北红军即成众矢之的，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和四川军阀肯定会联合起来，向川北进攻，以红四方面军目前的力量，是保不住苏区的，与其被敌人赶走，不如保存力量，主动撤走，西出接应中央红军，与之汇合。　　　

第二十八章  入主中枢

当时的情况也的确不容乐观，中央红军的失败，被国民党大肆宣传，还用飞机向川北苏区撒传单。被打败的各路军阀也好像被打了一剂强心针，纷纷卷土重来。蒋介石亲自主持制订的“川陕会剿”计划已着手执行，除组织庞大的参谋团入川监督，协调并参予指挥川军进攻外，并调集胡宗南、萧之楚等嫡系部队和西北军孙蔚如部进入川境，对川北苏区形成了四面包围的态势。

这次会议并没有形成决议，但是，张国焘的意见就是“最高指示”。

会后，总部各部门便开始为撤离作准备。总部要求对中央红军失利以及中央苏区已经丧失等消息严密封锁，强调中央红军是远比川北红军强大得多的部队，为寻求更大的胜利，正在进行战略大转移。红四方面军必须采取行动接应中央红军，川北苏区可能暂时会忍受敌人的骚扰。

张国焘不惜放弃地盘转战千里去支援中央红军，张国焘可以在会上举出若干冠冕堂皇令任何人也不能反对的理由——而且他实际上也正是这么做的——可是，我从张国焘离开川北急于与中央红军汇合的表现，却隐隐地产生一种感觉；张国焘当初是以戴罪之身到鄂豫皖走马上任的，最终鄂豫皖根据地却丢失在他手里，红军主力也丧失过半，他当然不好向中央交待。到了川北后，却连战皆捷，红军变得兵强马壮，根据地飞速发展，而恰恰在这样的时候，中央红军却遭到了严重的挫折，被迫离开了根据地，有着强烈领袖欲的张国焘此时率领一支如此强大的军队去与长途跋涉疲惫不堪的中央红军汇合，既可表现“勤王”之意，又可以救世主的身份入主中枢，以军队作后盾加强他在中央的分量，提高他的地位。以张国焘的个性和思想，他是不会甘心于独处一隅，拥兵自重的。

当然，张国焘从未在任何场合任何人面前明确地表露过这样的意思，但是，他在后面的种种表现却加强了我的这种感觉。

红四方面军中的下层官兵和苏区群众不具备我这样的条件，他们更多的宁愿把领袖人物想像成神而不愿把他们当成人。而在我这样的警卫员眼中，特别是高级首长的内卫心目中，这些领袖人物既伟大，也平凡，人所共有的优缺点他们也都有，只不过凡人百姓的优缺点不碍大事，而领袖人物则不然。

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七日深夜，总部撤出通江县城，当我随着首长们回首那一片粼粼黑瓦时，大家都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感情，毕竟，我们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两年多时间，这块土地上浸透着我们的鲜血，也留下了我们无尽的思恋……

根据党中央的战略部署，红四方面军总部一方面发起陕南战役，以迷惑敌人，隐蔽我军的战略意图，一方面积极投入强渡嘉陵江的准备工作。

三月二十九日，红三十军八十八师第二梯队两个团陆续渡江，扩大战果，旋即兵分两路，向敌师部所在地东岳庙（今东青场）进击。与此同时，红三十一军一部在鸳溪口、石锣湾强渡成功，从侧右向北进击，红九军主力在苍、阆交界处涧溪口强渡成功，沿八庙、盘龙、东岳庙向剑阁方向进击。到三月二十九日中午，红四方面军大部队架浮桥过江，迅速向敌阵地两翼席卷。至此，国民党军阀惨淡经营三个多月的六百里江防，一夜之间被我红军彻底突破了！

红军渡江以后，势如破竹，一天就向敌纵深挺进近百里，红四方面军由此挥师北上，踏上了万里征程。建国后，塔子山下的渡口被命名为“红军渡”，并立碑记事，一九八○年七月七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定“红军渡”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一九八四年，苍溪人民在塔子山上重竖丰碑，永昭后人，由已八十三岁高龄的徐向前元帅亲书“红军渡”碑名。　　　

第二十九章  大撤退

红云崖上的巨幅石刻“赤化全川”模糊了，转眼间隐入一片大火与烟雾之中。

火是红军放的，一场通天大火喷吐着火舌，舔着大巴山，在熊熊地燃烧着，火焰呼啸着贪婪地吞食着草舍、竹林，又漫过青石板小路，朝着人口密集的乡场、镇子扑去。

红军撤出川陕根据地时，张国焘命令三个团在后面掩护撤退，以“坚壁清野”为名，把沿途老百姓的房屋全部烧掉。

就这一道命令，使千佛岩到威州这一百七十余里的民房全都被烧光了，造成人民群众对红军的极大不满。这一决策上的重大失误造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也直接导致了奉命留在川陕根据地坚持武装斗争的刘子才部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轻易地被敌人斩尽杀绝。

而执行这一任务的，就是大巴山人民多年来不惜用生命来捍卫的自己的子弟兵——过去的川东游击军，现在的红三十三军。

这支军队的军长是王维舟。

身为一军之长，王维舟接到这样的命令时也曾震骇不已，也曾冒死向张国焘建议取消这样的命令。

可是，他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在川陕苏区，张国焘金口玉言，他的任何一句话都是天条圣旨，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稍有违逆，轻则削去兵权，重则人头落地。

巍巍的大巴山是他和战友、部下们的家乡，他们已经在家乡的莽林深涧里和敌人战斗了九个年头，可张国焘一纸命令，无数战士流血换来的川陕根据地，就这样白白断送了。久经考验的三十三军，难道就这样听任张国焘的摆布？带着团团疑虑，王维舟不得不率军撤离这血肉相连的红土地。

广大的指战员同他一样，也是一步一回头，抽泣声此起彼伏……

红三十三军为全军殿后，可令王维舟愤怒与尴尬的是，张国焘把烧毁民房的任务交给他的部队来完成。张国焘不会不清楚，红三十三军是巴山人民的子弟兵啊，他们怎么下得了手？

可是，军令如山倒，作为下级，他别无选择。

命令最终是由王波的九十三师去执行的。

那是人民军队的历史上最为独特凄惨的一幕，红军战士们手持火把，泪流满面，不忍动手，老百姓嚎哭连天，跪下一大片，苦求红军不要放火。

王波心如刀绞，一抹泪水大吼道：“烧！先把值钱的东西搬出来再放火！”

火烧起来了，红军退到哪里，哭声响到哪里。

王波脚一跺，跑到副军长面前诉苦。

“妈的，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咋能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哟！”

罗副军长说：“这是方面军总部的命令啊，上级说得很清楚，为了推迟敌人的进攻，给进入苏区的敌人制造困难，有利于我军安全撤退……”

王波吼道：“我不同意这种做法，烧毁的大多数是贫苦农民的房子，豪绅地主的房子并不多，也不顺路，我们烧了，走了，穷人怎么办？敌人还会以此为借口，大肆宣传我们共产党杀人放火，在政治上只能有利于敌人，不利于我军呀！”

罗副军长说：“你讲这些道理，王军长都在电话里对张主席说了，可结果反倒被狠狠地刮了一顿胡子。”

王波说：“我们不能公开反对，可是……也有办法对付上面啊。”

“怎么对付？”

“反正张主席他们已经走得老远了，我们一路上只烧些草堆堆，掩人耳目，能向上面交差就行了。”

罗南辉完全同意，而且说他和王维舟都是坚决反对张国焘的放火政策的，只不过处在他俩的位置上，提提意见可以，不敢不执行命令。他还说：“张国焘一直对我们三十三军有偏见，王军长和我在很多事情上也只有委曲求全。”

作者：罗学蓬　　　　　　　　　　　　　　　　带刀侍卫

或许是因为缘分，在今年召开的重庆市政协全会上，市府参事室一位列席此会的老参事?前国民党起义将领?对我说：“小罗，你是专门写文章的，我给你介绍一位老人，保证你能从他身上写出篇大文章来。”“谁﹖他是干啥的﹖”我问。“他叫何福圣，从通江来重庆看望儿孙的，过几天就要回去了。他跟了张国焘六年，从警卫员一直干到内卫排长，张国焘叛逃时才在西安火车站和他分手。”

我一听大喜过望，当即向老参事表示希望能尽快地与他见面。在老参事的帮助下，第二天我即“逃会”赶到了重庆下游的望江机器厂，并未费力，便在一片宿舍区里找到了何福圣老人。　　　　　　　　　　　　　　　

 

第一章  拜师

我叫何福圣，是１９１３年出生的。老家河南省光山县仁和集，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之地，当年也算个热闹的去处，有大小店铺四十来家。我爹何玉渊在当地是个小有名气的草药医生，在集上开有一家药酒局，医治跌打损伤、恶疮杂症，生意不错，家里还算殷实。爹对我要求很严，六岁时就送我上私塾，从《百家姓》、《三字经》发蒙，回到家里，还教我点拳脚功夫。闲了，爹还教我认草药，学推拿按摩，背《汤头歌》。这点肤浅的医道，没想后来竟派上了大用场。

我满十岁那年，爹在堂屋里摆上酒席，让我拜邱固元为师，随他习武。邱固元师承僧门高手，拳脚器械无一不通，内功尤为了得，曾在一个赶集日里当街一拳打死一头疯水牛而名声大噪。拜师那天，我家洁净的小院里，一张八仙桌上摆满了鸡鸭鱼肉，虽然味道不及省城里的大餐馆，却也是大盘大碗，地道的农家风味。十二位师兄也全随师傅来了。按照武行规矩，我趴在地上向邱固元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响头。

师傅端坐椅上，仔细看了一下我，才徐徐说道：“文以评心，武以观德。打拳学功夫，第一要讲武德，福圣，懂么﹖何谓武德﹖就是要尊师重道，敬长爱幼，除贪祛妄，戒淫忌狠，而切戒恃强凌弱，见利忘义……”

师傅滔滔不绝地说了一长串，见我神情懵懂，似还不能理解，遂转过话题说道：“福圣，让我先看看你的拳脚吧。”

我自小随父练武，自以为已算个会家子了。当下不慌不忙走到院坝中间的空地上，凝神调息，猛然一跺脚步，“刷刷刷刷”地打了一套南派“黑虎拳”，出拳中不时以气催力，“嗨、嗨”怒吼，收式后，弯腰低头，双手垂立，按照父亲先前教好的话，恭敬说道：“徒儿功夫浅薄，还请师傅指教。”师傅侃侃言道：“你的拳虽然打得劈里啪啦，虎虎生风，但不过像戚继光所斥责的‘周旋左右，满片花草’而已。为啥呢﹖因你行拳走步，旁若无人，全无攻防意识，唯求显技逞巧。这样的花拳绣腿，如果拿到江湖上跑滩卖艺倒也罢了，但离上乘功夫就差得太远了。”　　　　　　　　　　　　　　　

第二章  投红

我在邱固元手下足足学了七年功夫，这时，我已长成个高大壮实的小伙子，而且功夫在三十多名师兄弟中也算得佼佼者，粗如胳膊的寿烛，我一拳挥去，烛火离拳尺余便倏然熄灭。胸前最薄弱的剑突处，可以承受两人抬起圆木的猛烈撞击。拉开架式，三条壮汉也难以近身。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向共产党人突然挥起了屠刀，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区的反动民团也大开了杀戒。当地的共产党人不甘心束手就擒，任人宰割，纷纷拉起了武装，啸聚山林。这片历朝历代的三不管地区顿时枪声遍野，血雨横飞。

如此纷乱动荡的局面下，各集镇村寨也纷纷组织起保民团，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深沟高垒，严防遭到外来势力的侵袭。

我师傅因武功高强，门徒众多，也被公推为仁和集保民团团总，手下有保丁二百余人，枪四十余支。

我虽年未弱冠，但因武功出众，也被师傅提拔为保镖，整日不离师傅左右。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徒弟们除了每日照常习武，还增加了军事技能，尤其是射击、投弹、刺杀、擒拿的训练。

就在这一年的冬月里，国民党军队开来围剿红军。保民团是以保境安民为重任的，过去既不招惹红军，也不得罪白军，而这次白军大部队一开进山来，就逼着各地保民团表态，究竟是打白旗还是打红旗。

一九三一年三月里的一天，鄂豫皖一带大名鼎鼎的“老三十团”团长王树声特意前来仁和集武馆拜望我师父。他带了一个班的红军，有长枪也有短枪。

我师父很佩服这位二十来岁的“少年将军”。为了显显自家气派，也特地挑选了我和黎清财六个精神抖擞的师兄，一式的青布对门襟黑短褂，一色崭新的驳壳枪，齐整整地立在他两边。

王树声给我师父带来两包二十两重的云土作见面礼。我师父也大方，马上吩咐我和黎清财掏出腰间手枪，另附带三百发子弹，回赠王树声。

接下来，师父设宴款待王树声，我们一帮师兄师弟则在外面的大坝子上陪红军士兵。送走王树声的当天晚上，师父就叫我们把仁和集上的三百多名保丁全部通知到武馆院子里。师傅当众宣布，他已接受王树声团长的劝告，把仁和集保民团的保丁拉到新集去参加红军，不愿跟他走的，他不勉强，愿意跟他投红的，回去安排一下，天一亮就出发。这里需要说明一点，我师傅投红，是有原因的。

我师傅表面上与国军周旋，暗地里也和红军有来往。一次一支路过仁和集的白军部队在镇上抢了几家店铺，奸污了不少女人，连我师傅的妹子也给糟蹋了，所以我师傅一提到白军，就恨得咬牙切齿。

师傅宣布投红的第二天上午，八十多个追随者跟着他离开了仁和集，当晚便赶到了“老三十团”的驻地新集?今河南新县政府所在地?附近的一个叫摩崖湾的小村子里。带去的人被编为特务连，师傅任连长，我虽当上个班长，但实际上仍给师傅当保镖。那一年，我才刚满十八岁。

就在参加红军没多久，我就接连经历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红军进攻高家寨，师傅战死。第二件事是当上了张国焘的警卫员。　　　　　　　　　　　　　　

 

第三章  带刀侍卫

夜里，王树声叫伙房宰了一只鸡，给我饯行。看得出，他舍不得我走。

次日一早，我得意洋洋地走马上任，当上了战友们开玩笑说的“御前带刀侍卫”。

那时我怎么也没想到，我踏上的竟然是一条充满了风雨泥泞的人生道路。大概满天下的警卫员都有“星星跟着月亮走”的共同心理吧——自己保卫的首长地位越高，自己也就越觉得光彩。

虽然我干的仍旧是警卫员的工作，可给张国焘当警卫员，地位就大不一样了。比方说，其他首长的警卫员不能进会场，而张国焘的警卫员，就能随便进出了。

人都是有虚荣心的，尤其是像我这种十七八岁的小青年，又是习武之人，就更有点“御前带刀侍卫”八面威风的样子。

张国焘那时刚满三十五岁，已经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副主席、中央派往鄂豫皖苏区的全权代表，是鄂豫皖苏区顶天立地的第一号人物。

新集那次党代会开得很长。中间，张国焘做了个大报告，主要是谈纠正红四军中的游击习气，反对军阀作风。这个报告就像一把火，马上烧到了曾中生、余笃三、邝继勋、许继慎一帮高级首长的身上。

第一次目睹这种狂热的、面对面的党内斗争，使我大吃一惊?在军内外有着崇高威望的鄂豫皖苏区军委会书记曾中生、红四军政委余笃三、红四军军长邝继勋、原当过军长现任十一师师长的许继慎，全都成为了激烈斗争的对象。他们都是鄂豫皖苏区的创始人，曾中生是张国焘之前上海中央派来的全权代表，许继慎是黄埔一期生、著名战将，连敌人听到他们的名字也都惧怕几分。可张国焘一个报告，就把他们搞得像土豪劣绅一样威风扫地，满面无光。

有的代表愤怒地指责他们两月前指挥攻打高家寨，造成红军伤亡上千人而告失败的事情，要他们承担责任，作出检讨；有的代表斥责他们纵容部下破坏群众纪律，使红军丧失了大批群众的支持。

曾中生、余笃三等人起初还辩解，可越辩解越激起了代表们的愤怒，上千人高呼口号，弄得他们汗流浃背，狼狈不堪。

我当时并不知道，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名义上的总书记是武汉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但实权却掌握在王明的手中。

但是我却知道，自从张国焘来到鄂豫皖，自从红四军改编为红四方面军以来，张国焘在鄂豫皖军民之中的威望可说是如日中天，中央赋予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其一，其二，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红四方面军成立，到一九三二年六月的八个月的时间里，他坚持“不停顿进攻”的战略指导思想，红四方面军南下，北上，东进，西征，接连克黄安，打商潢，夺苏家埠，占潢光，歼敌六万余人，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根据地向外扩大到东起舒城附近，西迄京汉铁路，北濒淮河，南至黄梅、广济的广大地区，面积达四万余平方公里，人口约三百五十万，并建立了十六个县级的苏维埃政权。四次战役的巨大胜利，苏区的蓬勃发展，使张国焘的威望，到达了顶点。　　　　　　　　　　　　　　

 

第四章  肃反信号

党代会结束后，在这次会上受到冲击的部分干部被降职。不久，在为中央调来的干部陈赓?接替徐向前任第十师师长?、李特?任军委会参谋主任，不久升任副参谋长?、傅钟?任军委会政治部主任?、黄超?任军委会秘书长?接风时，我听到他们把话题扯到了毛泽东身上。

张国焘评价毛泽东在井冈山采用的是宋江在梁山泊聚义的那一套做法，缺乏现代无产阶级革命的气息。他对这帮初来乍到的部下说：“我能像毛泽东那样，仿佛自己是个纶巾羽扇，身怀无字天书，装作未卜先知的军师吗﹖或者说，既然要领导农民起义，自己就必须农民化一点﹖”张国焘先向部下提出问题，引起大家的重视和思考，马上又自答道，“不，我认为不可为，也不屑为。共产主义，显然是一种先进的革命思想，而毛泽东搞的那一套梁山泊主义，却包含着封建迷信等等农民叛乱思想，两者如何能混为一谈﹖当然，如果用毛泽东的眼光来看我，也许会认为我这个人太不懂得共产主义的中国化了。”

我注意到新来的首长们听了张国焘在这番话，似乎都有一点诧异，但又不好说什么。在介绍苏区情况时，张国焘还说：“在鄂豫皖的红军中，严格地讲，还没有真正的共产党。他们长期执行的是非布尔什维克的错误路线，党内充满了地主、富农、高利贷者，甚至土匪流氓都大量混进了党内。特别是在领导干部中，始终是打着共产党的旗号，脚踏两只船的投机分子占了绝对的优势。”

这样的话，我还听到张国焘在另外的场合多次讲过。没过多久，我才明白这是他为开展肃反运动发出的信号。

九月，张国焘终于掀起了大规模的肃反运动。保卫局忙于四处抓人，每天都有一批批“改组派”、“ＡＢ团”、“第三党”分子落网并遭到处决。

这时，张国焘患上了肠道感染，上吐下泻，身体虚弱，已经卧床不起。

而一场“重大事件”，就在此时发生了。

有一天上午，沈泽民、陈昌浩、蔡申熙、周纯全、李特等首长神色匆匆地赶到原新集县衙张国焘的住处，齐集在他的床头，召开一个紧急会议。红军总医院派来的医生护士被请了出去，警卫排长叶南生知道我懂一点医道，便安排我进屋临时担任张国焘的护理。于是，我从他们的谈话中了解到，红四军曾中生、许继慎等人从英山前线给军委会一份报告，坚持红军渡过长江南下作战，而这一意见，则与军委会制定的作战计划相逆。

首长们情绪激烈，严厉谴责曾中生、许继慎等人目无上级的做法。

军委会参谋长蔡申熙建议立即采取紧急措施，火速派陈昌浩赶到前线接替曾中生红四军政委的职务，并纠正军队领导的错误。

张国焘补充道：“我以为陈昌浩此番前去不仅是接替曾中生任红四军政治委员，同时还应赋予他中央分局和军委会全权代表的身份，这样才能放手处理这一严重事件。除了撤掉曾中生，制止红四军渡江南下的行动，必要时还可以放弃英山、浠水一线，将部队带回苏区。在这样的时刻，保住军队比保住地盘更重要。至于许继慎，则由昌浩同志相机予以解决。”

第五章  徐向前的妻子也被肃掉了

黄超根据张国焘的意见，马上起草了正式的决定和命令，然后，所有参加这次会议的领导还共同签名写了一封致红四军高级将领的信，鼓励他们擦亮眼睛，站稳立场，分清是非，严守党的纪律，和曾中生为首的错误路线作坚决的斗争。

陈昌浩带着一个警卫连立即出发。几天后，张国焘不顾医生的劝阻，躺在担架上坚持到了白雀园——邝继勋师部。张国焘的目的很明确，因为在他的心目中，邝继勋和曾中生许继慎同属一伙，他来此就是为了防患于未然。他和邝继勋进行了个别谈话，还分别召见了团以上的指挥员，要他们拿出态度。而一到夜间，警卫排则荷枪实弹，通宵不眠，以防不测。

我们到达白雀园的第三天，陈昌浩由前线送来了报告，一切都已经按照军委会命令顺利执行，红四军已经与敌脱离接触，正由英山、浠水经由金家寨开回白雀园整训。又过了几天，陈昌浩亲率一支先头部队，押送曾中生、许继慎和另外两百多名红军指挥员回到了白雀园。他兴奋地向张国焘报告，他这次前去，不仅制止了反党行动，而且还破获了一起重大的反革命阴谋案件。幸亏国焘同志英明果断，及时派他以全权代表的身份前去予以处置，否则，这次肯定要出大乱子了。原来，陈昌浩捧着“尚方宝剑”离开新集后，花五天工夫赶了七八百里路程，到达驻在沂水县城的红四军军部后，立即将中央分局的决定和军委会的命令向军队高级将领宣读，接管了红四军的指挥权，然后立即调部队包围了第十一师师部，并亲自率领保卫局人员进入师部搜查。

师部特务连欲反抗，被许继慎制止。谁知这一搜，竟然搜出了许继慎欲投敌叛党的罪证。在师部参谋吴成文保管的公文箱里，搜出了国民党特务头子、原许继慎黄埔一期同学曾扩情给他的一封劝降信和一份无线电通讯密码。陈昌浩当即将许继慎和吴成文押回军部，连夜突审。红四军的高级将领也全部通知赶来参加。吴成文因信件密码俱在，只好承认自己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任务是策反许继慎率部投诚。但鉴于时机尚不成熟，尤其是在他之前许继慎曾将曾扩情派来劝降的两名信使连人带信交给了军部，他便一直未敢行动，而是静待时机。

许继慎则断然否认他有叛党投敌之嫌。他的辩词是相当有力的。他说：“如果我真的打算投敌，我就不会把曾扩情给我的劝降信和送信的两个特务上交军部，这一点，徐向前总指挥和曾中生政委可以作证。”而在此重要关头，曾中生已经失去了作证的资格，徐向前虽竭力强调“许继慎不会有问题”、“这完全是国民党特务搞的反间计”，可是，他的证词不为陈昌浩所相信——在张国焘陈昌浩等人的眼中，徐向前也同样属于不可靠的人。果不其然，没过多久，我就听师兄郭清才说，徐向前的妻子程训宣也被保卫局抓起来了。

关于自己的妻子，徐向前是如此回忆的：“一九三二年反四次‘围剿’时，我在七里坪一带打仗，战局异常紧张，我无法回家看她，让警卫员把袜子拿给她补一补，好行军作战。警卫员回来悄悄地对我说：”程训宣被抓走了，人家说她是改组派。‘她的命运如何，我不得而知，也不便过问，听候组织’审查‘就是了，还是打我的仗。部队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后，我一直打听她的消息，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告诉我。一九三七年到延安，才听说她和王树声的妹妹等一批人都被杀害了。我就问周纯全，’为什么要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她有什么罪过﹖‘周说：“没有什么罪过，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嘛。’”　　　　

第六章  肃反狂潮

九月下旬，徐向前率领部队全部到达白雀园，就在敌人从四面八方压来的时候，红军开始了一场内部的大整肃。张国焘在一次团级以上的干部参加的肃反动员大会上强调：“我们面临的最危险的敌人不在战场上，而在我们身边，在红军内部。尤其是像许继慎、庞永梭?第十一师政委?、周维炯?第十一师副师长?这样的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掌握了红军指挥权的反革命分子。”他号召红军指挥员们立即开始全面肃反，要从“无处不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去寻找反动线索，从日常生活的言行中去发现反革命分子”。他斩钉截铁地说：“经过彻底整肃的红军即使数量会减少，我们也在所不惜?因为，剔除掉的是糟粕，保存下来的是精华。这样的红军，才是党所需要的最忠诚、最坚定、最布尔什维克化的战士，由这样的战士组成的红军，是铁的军队，是任何敌人也不能战胜的?”这次肃反动员大会后，红军中立即掀起了一股肃反的狂潮。红军在回撤途中，各师各团就已逮捕了数百名嫌疑犯，白雀园会议后，肃反更是遍及红军与苏维埃中的每一个角落，一时间红军与苏维埃政权中似乎到处都是“ＡＢ团”、满眼只见“改组派”、“第三党”，肃清反革命的声浪高唱入云，不仅师团级干部握有生杀大权，甚至连连排级干部也都可以随意抓人、毙人，而且杀人者与被杀者全都人人自危，有的上午还担任执行队员，下午即被其他的人“执行”掉了。

十月初回到新集没几天，张国焘就下令解决先期被押回新集关在保卫局监狱中的许继慎、周维炯、庞永梭等人。并派军委会秘书长黄超前去监督执行。

许多党史材料上都认为许师长他们被张国焘秘密杀害于河南光山县白雀园，连《红四方面军战史》上也都是这样写的，时间是一九三二年十月里。

时间没错，我记得很清楚，我们下河滩时，路边柑子树上的果子都快熟了。但地点肯定不对，许师长他们不是死在白雀园，而是死在新集的河边。那天夜里月色昏暗，六名警卫员都把机头打开，提在手上前后夹着黄超往河边走去。

我们下河坎时，河滩上已经布好了警戒线。执行队员大概有近百人，手里拿着大刀和梭镖，也有枪。被杀的有三十来个。周维炯临刑前坚决不肯跪下，把他按下去，他又挣扎着站起来，最后被一刀砍死。庞永梭被大刀砍、梭镖捅，死得十分痛苦。

许继慎是最后一个被带下河滩的，他一看见满河滩的尸体，就转过脸对黄超吼道：“黄超，有你来，很好。我有句话，你给张国焘带回去。”

黄超说：“用不着了，任何人也救不了你的命。”

许继慎说：“不是救我的命，是救红四军的命……”

黄超大喝道：“把他带下去?”

执行队员们一拥而上，架起许继慎就往河滩上拖。

许继慎扭过脸大叫：“黄超，你回去告诉张国焘，国民党蒋介石打不垮我红四军，他打得垮?他一个人就把红四军干掉了?”

许继慎死得最惨，他是被马活活拖死的，浑身被拖得血肉模糊。　　　

第七章  兵败柳林河

有个现象如今回想起来也让人很难理解，张国焘自己就是个大知识分子，懂三种外语，过去曾是北大学生会的领袖，党的“一大”主持人，后来又在莫斯科东方大学讲过课，还听说好多中央的高级首长都当过他的学生，可他偏偏就最不放心知识分子。他在许多会上再三强调：“工农干部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党可以原谅三分；假如是知识分子犯了同样的错误，就应当加重三分，这是很正当的办法。”

他的这种观点很容易被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工农干部们所接受，以至于在整个苏区中一度造成了极端反知识分子的倾向。

到十月底，由于国民党大军已经突入了根据地，霍邱县城失陷，才迫使肃反告一段落。许多来不及被处决的指战员也都从监狱中被放了出来，马上组编成突击队，开上前线迎敌。

但红四军此时已元气大伤，加上张国焘来后推行的一系列“左”倾路线极大地伤害了群众的利益，恶化了红军、苏维埃与群众的关系，当红军在军事上连遭重创以后，苏区有的群众反水，士兵在前线携械投敌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使红军的处境面临从未有过的艰难。国民党正是看准了这一点，兵分三路直驱苏区腹地，迫使红军主力与之决战。

苏区军民拼命抵抗，但是，这次他们面对的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数量众多，武器远比红军精良，天上还有飞机助战，苏区军民很难阻挡住敌人的进攻，每日数次传到总指挥部的战报令人揪心，红军人员不断伤亡，苏区地盘不断缩小。

终于传来了更大的噩耗，霍邱县城失陷，据守该城的第七十三师除少数人随师长邝继勋突城逃出外，几乎全军覆没，地方武装队与运输队也被敌人俘去。

张国焘怒不可遏，对邝继勋欲以军法从事，经蔡申熙力劝，邝继勋虽暂时保住了性命，责成他戴罪立功，蔡申熙则赶往前线协助邝继勋收拾残局，将第七十三师残部与第七十四师合并，仍称七十三师。

为避免和强敌决战，红军在苏区的地盘上和敌人兜圈子。可是在柳林河，终于被敌人前堵后追，爆发了一场大血战。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较量，战斗的激烈程度连红军中的高级将领们也感到惊讶。陈赓师长当时就说：“柳林河战役比任何一次内战都更为猛烈；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激烈程度，也毫不逊色。”

红四方面军两万余官兵面对的是卫立煌的八万兵马。大战一展开，红军方面所有能投入战斗的力量都用上了，没有一支预备队。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由警卫们保护，坐镇柳林河指挥所。

这次战斗中的一个突发情况把我们一帮警卫员吓了个半死。　　　

第八章  撤离鄂豫皖

有一股敌人来势凶猛，突破了红军阵地直向指挥所冲来。那一刻，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都在指挥所里，如果被敌人俘去后果不堪设想，而整个指挥所的战斗人员不足一百人。

敌人已近在咫尺，叶南生率警卫排一个反冲锋，把敌人压趴下了。所有的人都拿起武器投入了战斗。连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也都拔枪向敌人射击。黄超和一帮参谋人员已经开始烧毁文件。

在这种时候最紧张的肯定是我们几十个卫士，我们不担心自己的死活，惟一担心的是首长的安全，首长被打死了，挂彩了，或是被敌人俘去了，卫士就没脸活了。

徐向前就是这一刻左肩骨被子弹击穿的，他的警卫员漆树仁吓得哭喊起来，被叶南生一个耳光扇去，漆树仁醒悟过来，伸了个舌头，赶紧向敌人开火。

幸亏这股乱冲乱突的敌人并不知道他们前面是红军中的什么人物，遭到反击后没有全力进攻。再加之左侧的余天云师长虽未得到命令，发现情况不对后，亲自率人火速赶来救援，才使指挥所转危为安。

战斗从头一天下午开始，一刻不停地打到第二天中午，红军终感不支，遂仓促撤出战斗，向新集方向退走。

柳林河大战，红四方面军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伤亡连同被俘的人数在三千以上。

在镇外的一户农家里，张国焘主持召开了紧急的中央分局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只有少数中央分局的委员，以及各机关的留守处负责人。

张国焘简略地介绍了苏区面临的险恶局势，决定任命原三十六团团长，负伤未愈的徐海东为鄂豫皖军区指挥部总指挥，全权领导苏区内所有地方武装，采取游击战术保卫苏区。红四方面军则伺机冲破敌人的包围，转移到外线作战。中央分局、省委，以及苏维埃机关里的干部分派到各县各区加强指导，至于各县区的党和苏维埃机构，则转入地下，或上山打游击。

安排妥当，张国焘第二天上午即前往新集西北四十余里的晏家河，赶上了大部队。

敌人已在这里堵住了红军的去路，并摆开了欲与红军大战一场的架势。

张国焘在陈昌浩徐向前的陪同下登上高地视察前线的情况，看见敌人正在构筑野战工事，纵横十来里的区域内屯着大量敌军，当地的村庄住不下，还在田野里、坡地上立起了许多帐篷。几位最高首脑马上商议，决定停止和正面敌人交战，迅速脱离晏家河地区，向平汉路以西转移。部队突然撤出阵地，向东经白雀园向安徽的金家寨冲击，在英山打了一仗，再由英山转头西行，到了黄安以南的高桥。红军侦知河口一带敌军大部都已推进到七里坪方面去了，便决定移师河口，伺机突破平汉路。

这时，追敌已经尾随而来，担任掩护的蔡申熙，就是在河口一仗阵亡的。

河口对张国焘来说是块不祥之地，他在这里连折了两员大将，死了蔡申熙，伤了陈赓。　　　　

第九章  伤痕累累

红四方面军在敌人的包围圈中东冲西撞，在根据地中兜了一个大圈子。十月八日，部队又被敌第一师、第八十八师迎头堵住了，数小时的激战引来了越来越多的敌人。

张国焘沉不住气了，十月十日，他主持在黄柴畈召开了少数领导人参加的紧急会议，会上，张国焘决定放弃鄂豫皖根据地，将红军主力转移到外线作战的主张受到了沈泽民坚决猛烈的抨击。

沈泽民批评张国焘的军事策略是“逃跑主义”，他认为这样做的结果是丢失了根据地，丧失了群众的支持，最终只能将红军主力拖散拖垮。他激动地表示，与其让敌人逼散逼垮，不如回头与敌军作孤注一掷轰轰烈烈的大决战。

虽经张国焘竭力解释，沈泽民决不妥协，这位曾经担任过中宣部长的人物言辞犀利，咄咄逼人，弄得张国焘下不了台。更令他恼怒的是几位在晏济河军事会议上赞同他的意见的人物，此时的态度也变得暧昧起来。

张国焘扫视了一下大家的脸，以强硬的口气说道：“现在是非常时期，不同意见，留到以后有条件再争论，总指挥部制订的行动方案，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一切责任，由我向中央承担。”

沈泽民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站起身大声吼道：“国焘同志，此次重大行动涉及到红军和苏区的生死存亡，你不能太武断，在党内搞个人独裁?”

张国焘怒不可遏，猛地一拍桌子厉声喝道：“沈泽民，你不要太猖狂?我是中央全权代表，分局书记，我能解决你的问题?”

谁都明白如此声色俱厉的公开威胁意味着什么，大肃反的阴影在许多高级干部的心中尚未完全消散。全场顿时变得像一潭死水，只有傅钟不满地嘀咕了一句：“这是党的会议，有话好好说嘛，不要用威胁的口吻。”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一日深夜，伤痕累累的红四方面军杀开一条血路，向西而行，由广水和卫家店之间越过了京汉铁路。

蒋介石很快便判明了红军的去向，号令各路纵队紧紧撵了上来。

对这支处于强敌重重包围之中，不仅丧失了根据地，更严重的是，对丧失了群众支持的疲乏之师来说，随时都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第十章  风雪漫川关

十一月初，在追敌三面赶来的情况下，总部决定，由漫川关进入汉中。漫川关是千峰万壑的秦岭山中的一个小镇，周围都是两千米以上的大山，仅有几条羊肠小道通往山外，地形十分险要。十一月十一日，红军来到了漫川关，老百姓不是跑了，就是躲进了深山里，留下的都是些老头老太太。

根据派出的侦察人员报告，敌陕军三个团已经占据漫川关前面的山头防守，堵住了红军前进的道路；敌第四十四师已占领了漫川关左侧一线，对红军进行拦截；而尾随而来的敌第六十五师、五十师也追至漫川关以东，断了我军的退路；敌第四十二师正由漫川关以北向南压迫，基本上形成了对红军的包围。

强敌如林，而红军连续行军作战，很长时间没有休整与补充，战斗力已大大减弱，加上地形对红军非常不利，山高壑深，回旋余地狭窄，兵力无法展开，如果稍有不慎，就可能招致不堪设想的后果。红四方面军的命运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张国焘向奉召而来的指挥员们通报情况和敌情后，明确指出：“我军没有后勤，没有补充，又处在如此险恶的地形条件下，要死守是不可能的，那样最终只能被敌人各个击破，最后导致全军覆没。我的意见是，分散突围……”

“分散突围”四字一出口，指挥员们无不震愕?但是，张国焘那种“非常时期不容讨论”的独断作法，以及大肃反留下的后遗症，使他们不敢直抒自己的胸臆。

许许多多的目光，不约而同地凝聚到了徐向前清瘦的脸上。

徐向前大口大口地抽着旱烟……他非常清楚自己在张国焘心中的位置，政治上他属于“异己分子”，甚而将他的妻子也抓起来，审查，至今死活不知。然而在军事指挥上又离不开他，所以只好让他掌着这枚“帅印”。可是，他这方面军的总指挥，事无巨细，必须要张国焘的坚定支持者、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点头才能通过，好在陈昌浩对他还算尊重，对他的工作也能给予支持……

正因为他心中雪亮，所以在张国焘面前，他从来是不多言不多语的，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用在指挥作战上。可现在，他再也不能保持沉默。

徐向前开口了：“我看，分散突围，只能是死路一条。”有人屏息静听。

“卫立煌、胡宗南、萧之楚全都扑上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分散突围即等于全军溃散，红四方面军将不复存在，不如集中突围，来一个鱼死网破?”

陈昌浩也道：“国焘同志，向前同志的意见应当考虑，集中突围好比一块肉，敌人想吞也吞不下，如果把肉切开，正好让敌人一口一口地吃掉。”

张国焘揉着下巴想了想说：“分散突围，我也知道不是上策，可是……啊，向前同志，你还是详细地谈谈你的想法吧。”

徐向前走到桌子前面，用竹烟竿指着摊开的地图进一步说道：“敌人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把我军逼进从康家坪到任岭的这十余里的一道狭长的深谷之中，然后逐步挤压，最后一举歼灭我们。现在敌人的包围圈基本上已经形成，但是，并未形成坚不可摧的铁桶，我们必须当机立断，置之死地而后生，马上从敌人布防的薄弱环节实行突围。而敌人的薄弱环节，就在敌四十四师两个旅之间的接合部，这个叫做垭口的地方。我们马上组织一支敢死队，杀出一条血路，保障我全军通过。”

张国焘问：“谁来率领这支敢死队﹖”

“我来点将，让十二师三十四团团长许世友上。”　　　

第十一章  突破垭口

张国焘最终同意了徐向前的意见。

当高层意见统一后，徐向前与陈昌浩立即带上警卫员，策马赶往任岭，来到了许世友的团部。

一看到两位首长的神色，许世友就清楚一定又是遇上了严重的敌情。

果不其然，徐向前扼要地向许世友介绍了敌我双方的态势，交待了任务，然后，紧紧地握着许世友的双手说道：“世友同志，全军安危在此一举，作为全军的敢死队，你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夺取垭口，只许成功，不能失败?”

许世友望着徐向前那充满信赖和期待的目光，斩钉截铁地说道：“请两位首长放心，三十四团只要不拼光，就一定为全军杀出一条血路?”

夺取垭口的战斗打响后，一营冒着暴雨般的子弹，迎着炮弹连续爆炸的火光，勇猛地向垭口冲击，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又冲了上去。

眼看着第一次攻击受挫，许世友拔出驳壳枪大吼道：“警卫连也全跟我上?拿不下垭口，我们四方面军就全完了?弟兄们跟着我，冲啊?”他带着敢死队员和警卫连的小鬼，一个冲锋，扑上了垭口，机枪连和二营、三营也紧跟着冲了上来。敌人的包围圈终于被敢死队撕开了一道血淋淋的口子。

垭口一仗，三十四团差不多打光了。一营冲上去时三百一十四人，战斗结束时只剩下八十二人。二营撤离阵地时，有两个班的十多名老战士由于长时间爬卧在冰天雪地里，已被严寒夺去了生命。

大部队刻不容缓地跟上来，时间就是生命，为了以最快的速度通过垭口，部队能精简的东西全扔了。行军锅被砸成了碎片，一些瘦弱的骡马行动迟缓，立即被推下了山涧，连那些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山炮和迫击炮，此时也不得不炮口对着炮口地炸成了废铁。

徐向前与陈昌浩站在小路边，亲自指挥部队迅速通过垭口。子弹的尖啸声中，不时传来他们焦急的声音：“快，快一点。”

敌人也深知垭口一丢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凭借兵力和装备上的优势，又发狂似地向垭口冲来，想把缺口重新堵上。战斗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双方都竭尽了全部力量在拼杀。枪声已分不出节奏，炮弹也听不出啸声。四面大山仿佛在微微发颤。当敌人的两个旅重新合拢时，得到的只是红军扔下的一堆破烂。

红四方面军突破垭口，翻山越岭，攻占陕军把守的竹林关，又一次从敌人的包围圈中钻了出来。接着折向西北，以两昼夜急行军二百多里的速度，进抵商县西五十余里的杨家斜，然后又南下北折，分左右两路纵队突然出现在关中大平原上。

早在红四方面军进入秦岭之际，敌人就狂妄地宣称：“自古秦岭‘七十二岫护潼关，七十峪保长安’，红军不死于炮火，就死于冻馁。”可是，敌人万万没有想到这样一支连遭各路大军围追堵截，长途征战的疲弱之师，居然从包围圈中突了出来。

西安之敌对红军的出现十分恐慌，赶紧调孙蔚如的第十七师赶至王曲、子午镇一带阻击。紧拉着，在漫川关扑了空的敌第一师、六十五师、五十一师、三十五师也赶了上来，敌第二师与第四十二师则沿陇海线向红军逼近。

红军刚突破了一个包围圈，可眼前，敌人又布开了一个更大的口袋。红军无路可走，只好又掉头往秦岭山脉的崇山峻岭。毕竟，大山是摆脱追兵的最好的地障。十二月三日，红军于周至县的辛子口出发，再次进入了秦岭山脉的崇山峻岭。　　

第十二章  小河口“逼宫”

对历史而言，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九日，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陕西南部城固县小河口，那一个连着一个的山峰，一条接着一条的深涧，在冬日的乳白色雾气中涌动着，隐现着，如同一座座澎湃的洪峰。

一场大雪白了山川，也给山沟里一幢破破烂烂的土房子披上了银装。

一张刚毅的脸膛被马灯照耀着。他就是曾中生，他带着伤痛，冒着生命危险率先挺身而出，在这里召集一个秘密的会议。

土房里人影幢幢，先前联络的高级干部们都勇敢地出现了。邝继勋、余笃三、王振华、朱光、刘杞、傅钟、舒玉章、还有一位女将——张琴秋，所有人都知道他们今天要讨论什么，所有人也都清楚，他们今天的行为在张国焘眼中，无疑会被视为一次“逼宫”……空气仿佛已经凝固。

“同志们，我们已经陷入绝境，部队在流血，在大量地消耗，官兵们怨声载道。再这样下去，等待我们的是死亡，是毁灭?”曾中生首先发言，语气沉痛而又透着悲壮。但眼下他关注的是有人谎报了军情，欺骗了中央，应当迅速地派人向党中央报告其真相。

郁积在心头的怨愤像潮水般冲决了堤岸……与会者全都慷慨陈词，一致赞同派人去向党中央反映张国焘放弃鄂豫皖根据地，实行无目的无计划的退却，反映他的军阀主义的领导作风，请求党中央立即采取果断措施加以纠正，挽救危亡中的红四方面军。

当决定向中央写信一事决定下来后，有的同志提出，眼下离党中央路途遥远，担心还没有送到，部队就已经遭到了灭顶之灾。

由于意见不一致，这群血气方刚的将领最后放弃了派人送信前往中央，而改由与会者签名，由曾中生以书面形式向张国焘直接陈述大家的意见。他们认为这是光明磊落的表现，也希望张国焘看完联名信后能改变态度，从谏如流，吸取教训。

这亦是我党历史上的一次著名的《意见书》。

曾中生是被担架抬着来见张国焘的。他委婉地陈述了大家的意见，然后呈上了意见书。张国焘看完意见书后，铁青着脸说，他感谢同志们如此直率地给他提意见；他对自己尚未意识到的不良作风深感震惊；他提议马上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他一定会正确地对待同志们的金玉良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干部会议是第二天上午举行的。张国焘以一种大丈夫的坦荡和谦恭，接受曾中生等人的批评，诚恳地承认自己诸多错误和不足；还宣布成立前敌委员会，以示加强集体领导。接着，又委任曾中生为西北革命军事参谋长……

如果说此前参加“小河口”会议的同志们还有些忐忑不安的话，张国焘的态度，不仅让他们放心，甚至让他们感动。

然而，当他们不久以后发现这只不过是张国焘见自己处境孤立，玩弄两面派手法以图缓和大家的情绪时，已经迟了。

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鲜血、是生命。

第二天，部队继续南行。当红军前锋抵达秦岭出口处的新口子时，敌孙蔚如第十七师两个团突然以密集的火力挡住了红军的去路。先头部队红军第十师一个冲锋，就把敌人打得抱头鼠窜，乖乖地让出道路。

当天晚上，部队赶到了沙河营一带的汉水西岸。

为了争取时间，总部决定全军徒涉过江。陈昌浩、徐向前亲自沿江选定了徒涉地点，带头破冰下水，率领全军涉江。

这时，从鄂豫皖一直尾追红军的胡宗南第一师已被甩在了遥远的关中，肖之楚的四十四师和刘恩茂的第六十五师因贺龙领导的红三军活跃在鄂陕川边境，也调向了安康地区。南郑一带仅有孙蔚如的第十七师一部驻守，兵力空虚，对红军已构不成威胁——这就是说，我们终于摆脱了西征以来极为被动的局面！　　　

第十三章  雪夜过巴山

１９３２年１２月，无数匹战马从四面八方奔来，汇聚到一个小村里。一张从敌人手中缴获的报纸，促使红四方面军总部在西乡县钟家沟召开这次团以上的干部会议。

和往常一样，依然是张国焘主讲。他首先总结了部队西征以来的情况，嘉奖了许世友的三十四团和其他作战有功的部队，接着便宣布了翻越大巴山，挥戈川北，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定。

这消息不啻是一颗重磅炸弹，在会场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离开鄂豫皖后，战斗频繁，行踪飘忽，广大指战员迫切希望能得到暂时的休整。现在刚把敌人甩掉，来到这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可板凳还没有坐热，又要去爬雪山，太出人意料了。

摆脱了敌人的追击，看上去张国焘的精神也好了许多。他笑眯眯地解释道：“汉中地区南与巴山毗邻，北与秦岭相接，既是陕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又是通往四川与西北的枢纽，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这点军事地理学的知识，《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早就告诉我们了。可是，我现在要告诉你们大家的是，川北比陕南地势更险要，物产更丰富，回旋区域更广阔。而且四川军阀林立，目前刘湘与刘文辉正在川西大战，四川的大小军阀几乎都卷入了这场规模空前的大混战之中，川北的防守十分空虚，正是我军入川的大好时机。既然有这么好的有利条件，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１８日夜里，命令下达了，一点钟开饭，两点钟集合出发。

出发前，政治部主任张琴秋对大家说：“同志们，漫川关我们闯过来了，秦岭我们爬了两次，大巴山也一定能够过去?”

“出发?”

叶南生排长指挥着我们几十名卫士，不断地用稻草垫在张国焘等首长的前面，以保证他们不出意外。可就这样，首长们仍被摔得像个雪人似的。

记不清爬过了多少悬崖峭壁，总算离山顶不远了。这是最艰难的地段，上面是又高又陡的峭壁，下面是幽深莫测的山涧，稍有不慎，就会被摔得粉身碎骨。狂暴的山风吹得我们摇摇晃晃，站立不稳，棉桃大的雪花打得人睁不开眼睛。官兵们只好手脚并用，彼此扶持，艰难前行，终于爬上了山顶。这时天已经黑了，又走了三四十里才宿营。荒凉的山顶上，白雪皑皑，没有一间房屋，我们只好在雪地上露营，挖一个雪坑，当是“房屋”，垫一把谷草，就是“床铺”，战士们一把炒米一把雪，一口口地吞下去。半夜里，迷迷糊糊的我被惊醒了，我睁眼一看，见陈昌浩政委大声喊着：“起来，不要睡了，大家都活动一下，再睡下去会冻死人的。”

张国焘跺着脚，一边伸展着双臂，一边问身边的卫士们：“我给你们提个问题，等到全国解放了，你们打算怎样来收拾这大巴山﹖”

叶南生说：“我要修一条公路，让大家坐着汽车过去。”

我说：“要是我啊，干脆把这大山炸平，种上庄稼，叫它给咱们出大米。”

大家活动一阵，又睡了一会儿，一夜就这么折腾了好几次。可第二天起来一看，还是有一些战友被冻死在冰天雪地里。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在不是冰便是雪的下山路上，更容易摔筋斗出意外。天气虽然好起来了，但是悬崖峭壁不断出现，碰到这些地方，我们就解开绑腿拧成绳子，从岩上放到岩下，让张国焘等首长们一个接着一个地拉着绳子往下滑。为了保证首长们的安全，还得在他们腰里拴上一根绳子。首长下完后，卫士们再下。２１日上午，队伍终于翻过了天险大巴山，来到了山脚一个叫做岔口的小镇子。

总指挥部住进一家茶馆后，张国焘叫我们几个卫士马上到街上去找几个老百姓来了解情况。张国焘亲切地向客人们说明，红军是共产党领导之下纪律严明的军队，是专门为穷苦人打天下的。他还对客人们说，如果谁有路子和田颂尧联系，也请给他捎个话，红军到这里来不是和他为敌，而是和他作朋友的，红军现在暂时有困难，希望他能帮一把，今后他若有难，红军也可帮他，望他不要心存顾虑。　　　

第十四章  火烧瓦斯铺

张国焘说完后，陈昌浩、徐向前也都作了补充。陈昌浩的湖北话，张国焘的京片子他们听得懂，而徐向前的山西口音就让他们大感吃力了。接下来，主人请客人们谈谈当地的情况。

四川人由于长期生活在军阀彼此拼杀，战乱纷争的环境里，养成了察言观色，随机应变的才干，而且尤擅辞令。这帮烟鬼在过足烟瘾，酒足饭饱后，更是说起来头头是道。他们提供的方方面面的情况，令红军领袖们极感兴趣。

当天夜里，为了拟定“红四方面军入川纲领”，首长们忙了足足一个通宵。

总部在岔口镇住了大约一个星期，得到前锋部队已攻占通江县城的消息后，才离开岔口镇向通江县城进发。越往南边走，沿途集镇越加热闹。

总部在瓦斯铺宿营时，田颂尧派来的特务放火烧镇子，企图转嫁于红军，没想反倒弄巧成拙，帮了红军一个大忙。

火是清晨烧起来的。当时，总部和随行部队千余人正在镇子外面的田坝上整队集合，准备出发，镇上忽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街房多是木头结构，遇火即燃，火势很快便蔓延开去。官兵们立即冲进镇子救火，抢救财物。张国焘，陈昌浩一时成了“消防大军”的指挥员。经过大家奋勇扑救，保住了全镇大部分房屋商号，为居民救出大批财物。还有好几个红军战士在救火中负了伤。

镇上的居民在红军开到之前大都逃到附近的山上去了。留在家里的都是老人小孩。起火的时候，逃避的人仍不敢回来，聚集在山头上心急如焚地观望，后来见红军真心救火，才鼓足勇气纷纷赶回来参加救火。大火扑灭以后，红军又把抢救出来的财物一一退还给原主，并积极安顿灾民。群众目睹了这一切，大为感动。就在这时候，镇子外面的老百姓抓住了两个纵火嫌疑犯，并把他们带进了镇子。

经陈昌浩亲自审问，这两个家伙承认火是他们放的，田颂尧派他们来放火烧镇子，是想嫁祸给红军。陈昌浩当即下令将这两个特务枪毙在街口上。老百姓人心大快，消息飞快地传遍各地，从此各地群众再不相信红军杀人放火的谣言，听说红军要来也不再像过去一样闻风而逃了。

一杆大旗重新抖擞威风，像一团火焰映红了千里大巴山。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八日，担任全军前锋的七十三师先头部队二一七团进入通江县境内的两河口，击溃四川军阀田颂尧部一个营，在此建立了红军入川后的第一个工农革命政权。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上午，天上飘着雨雪，红四方面军总部抵达了川北通江县城。这是红军西行以来所占领的第一座县城。为此，张国焘下令举行隆重的入城仪式。

我们这支被迫放弃根据地，转战数千里，已不足万人的疲惫之师，形象已变得的确狼狈不堪。许多战士穿着沿途补充来的各式各样五颜六色的绸缎衣裤和姑娘媳妇的红绿夹袄。还有披着破烂被子、毯子的。那时正是大巴山上的严冬，夜里能冻死人的。头上的帽子也是千奇百怪，礼帽、毡帽、瓜皮帽啥都有。人人面孔黝黑，头发又长又乱，满脸胡须。像啥﹖不太好形容，反正红军一到，把当地的老百姓全吓跑了。　　　

第十五章  战云滚滚

到了通江城外的河边，红军官兵奉命整理军容，将完整一些的军装集中起来给入城的队伍穿。这样总算整齐一些了。红军战士扛着枪，排成六人纵队，高唱着军歌走在城里的大街上。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总部首长骑着高头大马，频频向两边被组织起来的群众挥手致意。

这样的场面也让我们这些当兵的振奋不已。这一路上，我们吃了多少苦经受了多少磨难，死了多少弟兄?如今，总算寻到了一块落脚的地方，可以稍微喘一口气了。

通江县城依山傍水，城里还有一条军阀田颂尧修造的水泥大道和一座中山公园。在公园里，有一幢一楼一底木结构古色古香的宽房大屋，以前是县长的宅邸，现在成了红军总部所在地。

当时的四川，军阀割据，四分五裂。刘湘占有川东及重庆一带，刘文辉占有成都、川西及西康一带，邓锡侯占有川西北一带。川北为田颂尧、刘存厚、杨森三个军阀割据。田颂尧占有通江、南江、巴中、仪陇、南部等二十六县，势力最为强大。刘存厚占有万源、达县、城口和宣汉等县。杨森占有营山、渠县、广安和岳池等县。而这些军阀们在各自的防区里横征暴敛不说，还强迫人民大量种植罂粟，以缴大烟土代替赋税。而大量种植罂粟的另一恶果，就是当地男人普遍吸毒，农业手工业则主要由妇女承担。所以俗话说“要吃通江饭，婆娘打前站”，指的就是这种情况。正在川西坝子上争城夺地的田颂尧万万没有想到会有一支红军大部队出其不意地杀进他的老巢，占了他的地盘，他当然不会善罢甘休，马上调兵遣将，准备向我们大举进攻。

四川军阀本与蒋介石貌合神离，怕蒋介石借追剿红军入川，攥取主川大权。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怕蒋介石，更甚于怕红军。所以当红四方面军最初进入四川北部时，刘湘为首的一帮军阀立即联名致电蒋介石，表面上主动请缨，同仇敌忾，保证“穷全省之兵，将共匪剿灭”，而骨子里则是以此为借口，将胡宗南、肖之楚等中央军拒之门外。

而已被红军痛打了几棍的田颂尧也有心计，他既痛恨红军进入他的防区，更害怕引狼入室，日后给自己造成更大的后患，更加之他手中还有近四万兵力，根本没把红军放在眼里，以为对付区区万余从鄂豫皖逃窜出来的“赤匪残兵败将”绰绰有余。所以反对其他军阀派兵进入他的地盘内剿匪，只要求他们分摊军费份额则可。

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七日，蒋介石委任田颂尧为川陕边“剿匪”督办，并拨给子弹百万发，飞机四架，军费二十万元。

一天上午，我见陈昌浩、徐向前和从前线匆匆赶回来的第七十三师师长邝继勋、政委甘元景、政治部主任韩继祖等到张国焘的办公室开会。

一会儿黄超秘书长出来叫我上供给处拿几包烟送进去。当我回来把烟送进屋时，见张国焘正飞笔写信。我放下烟后出来站在门口。不一会儿，听见张国焘在叫我，我又赶紧进屋去。

顿时，我感到很奇怪，这些我全都早已认识的首长一齐把目光落到我的身上，好像打量着一个陌生人似的。张国焘笑着说：“怎么样﹖何福圣这副相貌，不会丢我们红军的脸吧。要精神有精神，要气派有气派，而且还会武功。”　　　

第十六章  血战空山坝

十七日，张国焘在通江县空山坝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集中主力首先歼敌左纵队十三个团的部署，徐向前与陈昌浩亲临前线指挥。

空山坝地区海拔一千米至两千米，境内群峰林立，古树参天，退可以据险固守，进可以居高临下，是一个非常有利于反“围剿”作战的地区。

五月二十一日凌晨四时许，红军冒着瓢泼大雨开始了全面反攻，将敌左纵队第四师王铭章部五个团、独立师刘汉雄部三个团及覃世科旅三个团、何瞻如部两个团共计十三个，分割包围在通江北面的余家湾、柳林坝地区，于二十四日全歼敌七个团，击溃六个团，毙伤敌旅长以下近五千人。红军乘胜猛追，先后于二十日收复南江，二十九日收复通江，六月六日收复巴中，直追敌到仪陇。接着我军收复长池、木门、旺苍坝，歼敌一个旅的大部，并继续分别乘胜追击直抵苍溪、广元城下。另一条战线上，红九军、红三十军向驻守营山的二十军杨森部发动猛攻，连破杨森七道纵深防线，占领营山县城。随后，又占领嘉陵江左岸蓬安县属的周口镇。

刘湘闻讯，急调重兵驰赴邻水、大竹、渠县，增援杨军。因刘湘所派援军已进驻渠县，十月十六日，红四方面军便转向刘存厚防区达县、宣汉、万源、城口等地进军。十九日攻下宣汉，二十日克达县，刘存厚弃城逃走，二十一日占万源，直抵城口近郊。

自本年五月红四方面军开始反攻至十月，师行所及，势如破竹，先后击溃田颂尧、杨森、刘存厚三路大军，声威所播，直使全川军政当局无不感到惊恐。

七月，根据木门会议决定，将红四方面军原四个师扩编为四个军，许世友因战功卓著，升任第九军副军长兼二十五师师长。这次扩编，不少人都注意到，曾中生、余笃三、邝继勋等红四方面军的元勋均被张国焘冷落一旁，闲置不用。

八月十二日，红军挟大胜之威趁热打铁，开始进行仪?陇?南?部?战役。

十月下旬，由王维舟、杨克明领导，并配合红军解放宣汉、万源的川东游击军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合，随即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由王维舟任军长、杨克明任政委、罗南辉任副军长。

至此，红四方面军已达五个军八万余人。

在这次反围剿作战期间，还发生了一件非常荒唐可笑，但对我们这次作战以及今后的发展很有利的事情。

民国初年，通江县苦草坝青年农民张昌祥领导过一次劫富济贫式的农民暴动，被官府血腥镇压下去后，张昌祥不知是死于乱军之中，还是远走高飞了，反正从此后再无下落。二十年后，突然有一个姓张的男人带着红军浩浩荡荡地开到通、南、巴，同样是专门整地主豪绅，帮助穷人。苦草坝一带的人很快便传出消息，说如今这个姓张的男人肯定就是当年的农民暴动领袖张昌祥，他大难不死，在外得神仙点化，脱胎换骨，现在又领着神兵回来了。这种说法在具有浓厚封建迷信色彩的老百姓中间影响力非常大，很快便传遍了整个通、南、巴地区。如果张国焘不是苦草坝的张昌祥，为什么他会带着大军开到大巴山来﹖而且视大巴山为家园，对穷苦人爱护备至视作亲人﹖

第十七章  张国焘成了“真命天子”

那个年代的人，满脑袋神权命运旧观念，不能理解为什么会有一支与他们祖祖辈辈所见所闻过的部队截然不同的红军，而这支红军全中国那么多地方不去，偏偏要到这通、南、巴来﹖在他们的意识中，无论什么样的军队开到这块地方总是胡作非为，闹得人心大乱鸡犬不宁，惟独这支红军一反其它军队所为，专替穷人说话撑腰打抱不平。还把地主老财家的土地财物分给穷人，盘古开天地，哪里听说过这样的事﹖他们不懂共产党是怎么一回事，也不懂苏维埃政权是怎么一回事，总希望能找出一个具体的“人”来证明这一切。由此一来，所有的谣言都集中到了张国焘身上，沸沸扬扬地把张国焘说成是“真命天子”。前方越是打胜仗，这种传言在后方更容易被群众所接受。

一天下午，我突然听见大门口传来嘈杂的说话声。正在屋里议事的张国焘和黄超也听见了，叫我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下了木楼，出了宅院，往公园大门口走去。一眼，便看见门口围着许多老百姓，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正在和站岗的特务营的战士说着什么。特务营长徐泽明已经到了门口，人多嘴杂，声音听上去很激动。我赶紧跑到大门口问是怎么回事。徐泽明还没来得及回答，老百姓见我背着杆盒子枪，以为我是个当官的，就纷纷拥上来和我说话。

原来，他们都是苦草坝的人，其中就有那位传说中的农民领袖张某的妻子孩子父母，其余的，也都和张某沾亲带故。他们说，他们从苦草坝一大早走路到这通江城里，就是想看看张国焘是不是他们的亲人。我向他们解释了几句，可他们谁也不信，表示不亲眼看看张国焘，决不会回去。没办法，我只好返回去报告。张国焘听了很重视，对黄超说：“这不是一件小事，我不去向他们解释清楚，老百姓要把我当成个陈世美传开了，对我们今后的工作恐怕就有影响了。”

为了确保安全——因为那段时间反动组织在苏区四处大搞暗杀、破坏，连我们在德汉的后勤军火基地也给他们炸掉了——警卫排长叶南生带着二十几个警卫员换上便装先到了大门口，分散到人群中，我和黄超才陪着张国焘出来。

我们走到大门口时，围观的人群已经挤得人山人海。老百姓都奔着喊着来看“真命天子”。

几名警卫员从旁边一家茶馆里借来一张方桌。张国焘站上去，微笑着扫视了一下黑压压的人群，声音响亮地说道：“老乡们，你们看清楚了，我就是张国焘，一个人所共知的共产党员、红军战士，不是什么经过神仙点化脱胎换骨的真命天子。我也不是你们四川人，而是江西萍乡人，生于一八九七年，今年三十六岁……”那位满怀希望前来寻夫的农妇“哇”地一声大哭起来，还哀哀连声地说：“不是他，不是他，他比我男人高得多，胖得多，也白得多……我连我男人……都认不出来么﹖”旁边却也有执迷不悟的人给她打气：“那倒说不准，神仙点化过的人，当然带富贵相了，你要一眼就能把他认出来，还叫脱胎换骨么﹖”接下来，张国焘利用这个机会向群众宣传共产党和苏维埃是怎么回事，说明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专门为穷人打天下的军队。可是，无论当过大学教授的张国焘再怎么会讲，老百姓仍然对他的话半信半疑。这个带有浓厚迷信色彩的讹传，风靡了整个川北根据地，客观上在征粮派款，动员群众当兵，支前等工作上给了初来乍到的红军一定的帮助。

第十八章  巴山英雄当上了省主席

一九三三年二月里，张国焘在他的办公室里接见了因独自射杀一头老虎而名震一方的“巴山英雄”熊国炳。

熊国炳的谈话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他说：“我是个才进党的人，共产党叫我干啥子我就干啥子，莫得二话说。”然后，他顿了顿，怯生生地问，“张主席，这苏维埃……到底是个啥东西嘛？我还硬是把它弄不明白。”

张国焘解释说：“国炳同志，我这样给你讲你恐怕容易明白一些。你们四川人不是把穷人叫做干人么，苏维埃，就是干人的政府，苏维埃主席，就是这政府里掌印把子的人，也就是干人的头儿。县苏维埃政府的主席，和过去的县长一样大，省苏维埃主席呢，就好比一省之长。我们现在就是要请你出来当这个省长，你明白么？”

熊惊呆了，半晌才回过神来说：“我是个大巴山上打猎的，只会放枪不认得字，咋个当得了省长？”

张国焘鼓励他：“干人的政府，就需要你这种有威望的干人来掌印把子。有红军支持，有共产党给你撑腰，你一定能够把这主席当好。”

熊国炳上任后很快便以事实来证明了他并不是一件“摆设”。他出面组织群众，很快建成由通江到巴中、南江和陕南、宣汉、达县的四条交通干线；在毛洛镇、沙河、城西建造了百米长的便桥；还动员组织了五万多人，疏通了由巴中到江口、江口到苦草坝的河道。这些建设，对战时物资运输、兵员调动、人民必需的商品流通，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九三五年春天红四方面军撤离川北根据地时，总部指示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为了争取广大群众对撤离的理解，以省苏的名义发布一个布告，把红军撤离苏区，北上抗日的理由向群众宣传。

熊国炳把两位新补选取的副主席余洪远与祝义亭叫来，在桐油灯下熬了一个通宵，你一句我一句硬是凑了出来。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发布的最后一份布告，长达九十二句，全是顺口溜，堪称是一件独特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

我是一九三五年夏天在长征途中才和熊国炳成为好朋友的。张国焘在甘孜被迫取消“第二中央”，宣布北上以后，将随军撤离的地方党的各级机构和苏维埃政府的干部全部编入军队。

我在万源娶的老婆叫熊顺芝，四川人特别讲究认“家门”、攀“竹根亲”，熊国炳就成了我的大舅倌。

十月中旬，红四方面军抵达甘肃会宁，再次与红一、红二方面军会师。月底，四方面军奉中央军委之命强渡黄河，但因船少敌机轰炸猛烈，未能全部过去。十一月十日，中央电令已过黄河的红军组成西路军，任命陈昌浩、徐向前、李特、熊国炳、李先念等十一人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后西路军惨败，也就再无熊国炳的消息了。

谁知到了一九五九年的春天，我和熊国炳居然在大巴山上重新见面了！当时，我是被当作大叛徒张国焘的余孽被押解回乡交群众管制的，住在我老婆娘屋里。也就是这竹峪关。四月里的一天，有个姓皮的中年汉子来竹峪关找我，自称是熊国炳的外侄，说熊国炳还活着，从大西北回来探亲，听说我在竹峪关，很想见见我，约我第二天到洪口乡与竹峪关之间的桥溪口乡场上会面。

那一夜，我在床上像烙烧饼似的翻过来翻过去，根本无法入睡，就盼着天快一点亮，能够早一些见着这位老朋友。天未破晓，我就和熊国炳的外侄出了门。竹峪关离桥溪口二十来里地，等我们赶拢，场上已经很热闹了。我一进场口，眼睛便到处看，走到鱼市坝，一眼，我便认出了熊国炳。他站在茶馆门口，一双眼睛也在找我。“喂，熊大哥。”我招呼了他一声，压住心中的激动，装出一副平静的样儿向他走去。“何老弟来了。”熊国炳看见我，眼睛一亮，也不动声色地说，“兄弟，里头请，我茶都喊好了。”过去，我们都曾经是这块地面上风云一时的人物，尤其是熊国炳，谁个不知，哪个不晓？可二十几个年头过去，却再没一个人认得出这个纯粹农民打扮，坐在破烂拥挤的乡间茶馆里悄悄会朋友的老头子，就是昔日大名鼎鼎的“巴山英雄”、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熊国炳了。　　

第十九章  最后一个军礼

坐下后，我望着满面皱纹，白发苍苍的熊国炳，说出的第一句话就是：“熊大哥，你老了哟?”说完这句话，我鼻梁发酸，熊国炳眼睛也红了。

他说：“老弟，我比你好，不管咋说，我现在还有公民权嘛。”他显然怕我伤心，又安慰我说，“不过，对你我这种从死人堆堆里爬出来的人来说，还有啥子受不了的呢﹖要紧的，是活下去，活下去总会有出头的那一天的。”他先问我会宁分手后我这些年来的情况，我一一向他说了。他对我跟随张国焘从延安跑到西安，最后在西安火车站终于和跟了六年的张国焘分手重回延安，以及我如何冒死从南泥湾劳改营逃出的经历听得尤为仔细。听完后，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骂道：“*****的张国焘这一跑，把我们四方面军的弟兄全坑了。”

随着熊国炳的讲述，我才知道了他这些年来里极不寻常的经历。

那次西征，是在无后方，无给养，无武器弹药补充，无群众支援的困难境况下仓促进行的。又面对善在荒原戈壁作战的骑军的追杀，因此连吃败仗，部队伤亡惨重。

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三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石窝召开了师以上的干部会议。当陈昌浩宣布西路军已经失败，无法完成党中央赋予的打通河西走廊的任务时，全体将领失声痛哭。

陈昌浩随即又宣布了两项决定，一是陈昌浩、徐向前二人由精悍卫队护送，离开部队回潜陕北；二是由王树声、李先念等组成新的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率领余部分兵三路，各自杀出重围。

西路军余部化整为零后，受到强悍凶残的马家军的围追堵截，大部分官兵血洒荒丘，情状异常惨烈。

一天，熊国炳率领两百多名后勤机关人员，又被蜂拥而来的敌军骑兵包围了。血战至黄昏，除熊国炳外，部下或阵亡或被俘。身中两弹的熊国炳奋力跃上马背，突出重围，不料坐骑又被紧追不舍的敌人击中，他跌倒在雪地上昏了过去，被马家军拖到裕固族人的毡篷里拷打审问。熊国炳只承认自己是红军的伙夫，什么也不知道。毡篷的主人是个小头人，，见他年纪大，向马家军求情放过他，他才幸免于难。

后来，熊国炳养好了伤，来到了甘肃酒泉，却见到处都张贴着悬赏捉拿“赤匪要犯”的布告，他也名列其上。他于是改名张炳南，声称自己是到西北做生意途中遭到土匪洗劫，进了一家酱园铺当帮工，晚上则到附近的一所道观里去栖身。

当酒泉解放，解放大军开进城里时，已经两鬓花白的熊国炳挤在欢迎的人群里，禁不住热泪盈眶。

后来，人民政府调查流散的红军和苏维埃人员，熊国炳在调查表上填写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过去的职务。但不知是何原因，当时仅把他当作一般流散红军对待，只发给了五十块银元和四石小麦作为一次性补贴。他没有向政府申诉，他已经习惯了老百姓的生活。后来他被安排到酒泉县人民医院当一个非正式编制的勤杂工。

熊国炳这一次携妻子回通江老家，也没去找当地政府，万里迢迢回来只是尽尽人子之孝。他的父亲已经过世，母亲和他大妹住在一起。

我听完后颇替他不平：“你为啥不去北京找找他们﹖”

熊国炳的回答，着实令我震惊?“这事也想过，想开了，也就算了。老弟你想想，当年和我们一起长征的弟兄，死了多少﹖特别是我作为西路军的一个领导成员，对西路军的全军覆没也有责任，我怎能厚着脸皮去找政府的麻烦﹖再说，我脱离革命这么多年，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好，去北京找他们，不是让他们为难吗﹖”我俩从上午一直谈到傍晚，才依依不舍地分手。

自那以后，因我怕连累他，没和他通过一封信。

第二年的十月，我突然收到了他儿子从酒泉寄来的信，说他父亲死了，是饿死的。

当夜，我拿上一沓纸钱，爬到屋后山坡上焚烧，并向着西北方向久久地敬了一个军礼，为战友送行。我在心里默默地念叨：“永别了，大舅倌?永别了，巴山英雄?”　　　

第二十章  肃反根源

红军队伍迅速发展壮大，根据地不断扩大巩固。但是，正当红军羽翼丰满之际，张国焘又在川北开展了一场较之鄂豫皖更大规模的肃反运动。

解放后的许多党史文章，千篇一律地把张国焘搞的川北大肃反全盘否定掉了。认为这场大肃反纯粹是张国焘借肃反为名，翦除异己，而且肃反和张国焘的个人品质有直接的关系。

我作为川北大肃反的一个亲历者，再加上半个世纪的时光已经使历史多少显露出一些曾经被人为地掩饰掉的东西，所以有理由认为，中国红色根据地的大肃反与领袖人物的个人品质并无多少直接的关系，这股滥捕滥杀之风的源头远得很，它在莫斯科，在斯大林身上。

在那样一个时代，指导中国革命的政治路线并不是由中国人制定的，它的制定者是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不过是共产国际领导之下的一个“支部”而已。而共产国际惟谁的马首是瞻﹖那就是斯大林。那时候的斯大林，正在苏联大搞肃反，杀得党内军内苏维埃内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上行下效，共产国际领导之下的各国共产党，无一遗漏地都搞起了大肃反运动。

另一方面，在当时阶级斗争激烈到你死我活的情况下，张国焘他不搞肃反行吗﹖那时候严峻的现实是，在川北苏维埃各级地方政权和根据地区域内的确有一些公开的或秘密的反革命分子在猖狂地活动，反动豪绅组织的“盖天党”、“白扇会”，更是利用封建迷信，公然进行反革命武装活动。

我随便举几个例子，你就知道这些活动在我们根据地区域内的敌人有多么猖狂。

赤北县解放不久，县苏维埃的干部们正在城中心的土台子上举行宣传活动，动员老百姓踊跃参加疏通江口到苦草坝的河道，支援红军后勤运输。突然间枪声大作，混在老百姓中间的“盖天党”分子掏出枪来，向着台上的县苏维埃干部猛烈射击。与此同时，另一彪人马冲进了保卫局赤北县监狱，与犯人里应外合，将县保卫局长与十三名守卫斩尽杀绝，救出了被关牢里的犯人。

一九三三年八月，在新成立的红二十九军内部，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与外敌勾结，发动了震惊全根据地的“马儿崖事变”，将军长周其均、政委胡甫庸等将领几乎斩尽杀绝后率部投敌。

如此猖獗的反革命活动，采取严厉的手段予以镇压是完全必要的。

问题并不在于张国焘该不该大搞肃反，而在于这次肃反仍和以前一样搞得漫无边际，不少坚贞的革命者仅因被无端猜疑，就被送上了断头台。

更为荒唐的是，有的保卫干部竟以识字多少、手上有无茧疤、皮肤是黑是白，来判断好人坏人，吓得读过书的人装着不识字，皮肤白的拿土往脸上抹。

而且，张国焘本人刚愎自用，完全容不得半点不同的意见，凡在重大问题上稍与他相逆，便被视为异己，而大肃反便成了他翦除“异己”的良机。像曾中生、邝继勋、余笃三、张琴秋等就是他的眼中钉，因为他们都曾公开反对过张国焘。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在小河口，张国焘强咽下了一口气。可是，红军进入川北站稳脚跟后不久，他便开始对反对派下手了。曾中生、余笃三被投进了监狱，邝继勋先被夺去兵权，将其调往赤江县任空头的指挥长，不久又派保卫局的一队士兵赶到赤江，以“通敌罪”将这位红四方面军的创建人之一的英勇战将逮捕，五花大绑押送到通江洪口乡关帝庙关押起来。　

第二十一章  目睹邝继勋蒙难

而所谓的邝继勋“通敌”的内幕，我是完全清楚的。

就在我作为张国焘的信使到鹰哥咀面见敌师长罗泽洲之后不久，张国焘也亲临邝继勋师视察。在离开师部张国焘准备上马时，他对邝说：“看来我给田颂尧写的信不起作用，你过去在川军中当过旅长，军营中袍泽故交多，你是不是也给他们写封信？即使不能动员他们倒戈，能争取他们保持中立也是好的。”

邝继勋想了想说：“谢德堪过去在成都时与我拜过把子（结拜弟兄），这次也带兵来了，我可以给他写封信试试。”

可是，这样一封写给川军旅长谢德堪的信件，却莫名其妙地落到了张国焘的手上，成了邝继勋通敌的“铁证”。

依然是黄超监斩，依然是我们警卫排的人跟随。我们吃过晚饭后从通江骑马出发，赶到洪口乡已经是九点来钟，天已经黑透了。

作为政治保卫局关押重要犯人的监狱关帝庙，孤零零地立在场头。

监狱的负责人简单地汇报了解决邝继勋的手段，便带领我们和早准备好待命的执行队员，来到了东厢房。

在昏黄的马灯下，我一眼便看见了在木栅栏里关着的邝继勋。他没戴军帽，头发又长又乱，像一蓬荒草，一件破旧的没有领章的深蓝色军团装，空空荡荡地笼在他那瘦削不高的身子上。

邝继勋一眼看到黄超深夜里带着一队荷枪实弹的红军来到牢房里，便明白大限已到。他身子震了一下，赶紧站起来，向墙边的一张破桌子前走去。

执行队长打开牢门，大声喝道：“邝继勋，张主席叫你去一下。”

邝继勋回过头来，满面怒气地说：“同志们，我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看在我过去为革命出生入死的份上，请给我一点时间，我留下几个字再走。”

执行队长不耐烦了，催促道：“不要啰嗦，，出来！”

站在木门外的黄超开口了：“等一下，他要写什么，让他写。”

邝继勋得到许可后，在破桌前坐下来，铺开一张给他写交待的纸，拿起毛笔，想了想，挥笔写道：“中生、琴秋同志，我先走一步了。请你们多加保重，如活到胜利，请向党中央报告，邝继勋是革命的，是含冤而死的……”

写到这里，他把笔在墨碗里蘸了蘸，似有很多话要写，可是，他没有写下来，愣了片刻，他毅然将笔一丢，起身说道：“走吧。”

几个执行队员一拥而上，把邝继勋的双手反捆上，推到了关帝庙后面的院子里。

我当时并不知道，以“右派集团头子”等罪名被张国焘下令抓起来关在保卫局监狱（今通江中学）中的曾中生、余笃三此时也被转押到了这里。

而余笃三只比邝继勋多活了五天。

大约一年后，我奉张国焘的命令，到那座庙里去找负责人取曾中生写的书稿。书稿是用毛笔写在“金壳纸”（一种土制的草纸）上的厚厚的一摞，题目是《与“剿赤军”作战要诀》。

不久，这部书稿就印刷成册，发给全军排以上的干部学习。书的第一页上有张国焘写的一段话：“本书甚有价值，红军干部应人手一册再三探讨之，并提出书中需要讨论之点来讨论。”

不久，曾中生又写出了另一本《游击战争要诀》。张国焘依然如法炮制。正因为曾中生有利用价值，所以直到一九三五年九月在卓克基时，张国焘才下令将他处死。　　　

第二十二章  重赏之下

张国焘既然是川北红军中的第一号人物，当然也就成为四川军阀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千方百计地想把他除掉。

一九三三年十月，刘湘出任“四川省剿匪总司令”后，即在全川各地城镇乡村通衢渡口广贴告示，悬赏十万大洋买张国焘的脑袋。

告示贴出后仅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红军保卫局就接连破获了两起企图暗杀张国焘的案件。

一起是张国焘前往巴中检查工作时，路经通、巴两县交界处小场双鸡岭时，被埋伏在旅栈中的杀手从楼上扔手榴弹伏击。卫士胡学柱，倪锐锋牺牲。幸张国焘无恙。

一次是杀手装扮成菜农混进通江公园，藏于树上，深夜潜至总部，幸被起床小便的参谋周世岳撞见。

所有落入红军之手的亡命之徒，一律被处以极刑。

张国焘的安危，成了总部首长最为关切的问题。在一次由黄超主持的保卫工作会议上，连在前线指挥作战的陈昌浩、徐向前也特地赶回来参加。

参加这次会议的，除陈昌浩、徐向前以及刚接替周纯全?周调红四军任政治委员?担任总部保卫局局长的曾传六四位首长外，就是总部警卫排排长我、分局警卫团团长皮信义、总部特务营营长徐泽明。

曾传六局长就前一段时间里连续破获的两桩谋杀张国焘案件的情况作了详细的介绍。陈、徐二位首长当即决定，从第九军中抽调一个团分散驻扎在通江县城，白天黑夜上街巡逻，并在码头、城门设立多处哨卡，检查过往行人。保卫局派出大批侦察员，以各式各样的身份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而总部所在地的中山公园，共设置了三道防线，将总部木楼围得像铁桶一样。警卫团负责围墙以外，特务营负责围墙以内，最后一道防线，则由我们警卫排组成。

但是，虽然作了如此精心细致的安排，刺杀张国焘的行动却仍然在我们眼皮底下发生了。

那是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四名刺客在大庭广众之下向张国焘开了枪。张虽然大难不死，但枪声一响，可把我们这帮警卫吓掉了魂?事后得知，谋杀张国焘的主凶，是刘湘军中的武术教官，江湖上人称“贺神腿”的贺朝正。

贺朝正在巴蜀武林中不是一个无名之辈。二十四岁那年，他曾在成都青羊宫举办的首届“全川国术擂台赛”上一路过关斩将，最后在决赛中败给荣昌县人蓝伯兮，夺得了一枚银章。此后二十年，贺朝正杀过人坐过监，出狱后先给熊克武当卫士，孙中山逝世后，熊克武率三万川军子弟长征上万里前往广东，却被蒋介石、汪精卫等设鸿门宴囚禁于虎门炮台。川军被打散后，贺朝正逃回四川，又被刘湘聘去担任二十一军军官教导团的武术教官。

这次贺朝正率队潜入苏区，是因为悬赏公布后长达一年的时间里，他听到前去刺杀张国焘的人均未得手。十中有九未能生还，不禁起了冒死一搏的念头，既贪图那白花花的十万大洋，也想在刘湘面前露上一手。

贺朝正主动向刘湘请缨，刘自然同意。贺朝正知道仅凭自己的力量断难成此大事，遂将三名过去的弟兄招来，组成一个小组，前往苏区。

这三名弟兄也全非等闲之辈，会武功，精射击，胆大心狠，得着这样一个发大财的机会，欣然随贺前往。

一九三四年底，红四方面军苦战数月，粉碎刘湘的六路围攻，攻克川北重镇绥定，占领著名的盐城南部后，十二月十一日，川陕省第三次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通江县城里的列宁小学召开，到会代表一千五百多人。因为刚打了大胜仗，会场上充满了喜庆气氛，还特地邀请了绥定的洪祥戏班来为会议演出。

洪祥班在接到红军的邀请，收拾衣箱准备前往通江时，却有四名不速之客登门拜望班主金泰合与名角金童儿。　　

第二十三章  杀手混入红都

来人正是贺朝正与他的三个兄弟。他们化装成采购银耳的成都客商，从杨森控制下的南充进入红区绥定，原准备次日潜入通江，却听说洪祥班第二天也要前往通江为红军演出。贺朝正一想，既是为红军演出，很可能张国焘也要出席。而且演戏时人多，枪响之后全场必然大乱，脱身的可能性也要大得多。于是他们便找到了金家父子，称有要事前往通江，望能混在戏班里进入，并许诺事成之后给他们每人一千大洋。更令金家父子心花怒放的是，贺朝正当下掏出一根金条，作为定金。

金氏父子虽然并不清楚他们此行是去刺杀张国焘，但却明白肯定是干与红军作对的事情。也知那可是九死一生的买卖，但抗不住黄灿灿金条和白花花银元的诱惑，便答应帮忙。

十二月十日，洪祥班来到通江，住进了南门口曹成贵开的客栈。红军通知金泰合，洪祥班次日晚间为会议演出。夜里，贺朝正与三名刺客关在屋子里商量。金氏父子见他们鬼鬼祟祟的样子，不知要捅出啥大祸事，心中也难免发虚，越想越害怕，最后，父子俩拿定主意，得先为自己寻条退路。而在通江城里，能为他们帮忙的，就只有袍哥舵把子张国隆了。

事不宜迟，金童儿换了件竹布长衫，出门喊了一乘轿子，就往张国隆家中赶去。

张国隆，绰号“莽脑壳”，长得膀大腰圆，横眉粗如扫帚。此人出生于贫苦人家，自小性情暴躁、豪强霸道，话不投机便要拔刀拼命。

后来，张国隆领着一帮兄弟，专事拦路抢劫、打家劫舍等各式“文”抢武掠，并四处招兵买马，网罗各地土匪，势力渐渐扩大。

辛亥革命时，张国隆的队伍已经发展到了两百多人，也顺应潮流，参加了由袍哥组成的“同志军”，向清王朝政权进攻。通江的国民政府刚一成立，张国隆就被任命为分管军事的最高指挥官。张国隆选了一个黄道吉日，头戴博士呢帽，腰挂德国左轮，上穿墨青大褂，下着紧口缎裤，带着队伍得意洋洋地开进城里。

张国隆此后又出任了通江袍哥舵把子的角色，在官匪之间、红黑两道上左右逢源。

红军到来之前，通江城中有权有势的人物都吓得往绥定、南充跑。张国隆不仅不跑，红军进城后，他竟然设下宴席，邀请张国焘等首长赴宴。张国隆向张国焘丢了个“拐子”，大大咧咧亲亲热热地说：“红军主席你看，这通江城里有钱有势的人全跑了，就我留了下来。为啥﹖就因为你我都姓张。主席你叫张国焘，哥子我叫张国隆，只可惜不是一个妈屙出来的亲亲两兄弟。你说，我两个拜个把子好不好﹖”

如此一个臭名昭著的黑道人物，竟然提出和红军的最高领导人磕头烧香同结金兰之交，弄得陪同张国焘前去赴宴的黄超、傅钟、曾传六等首长，以及我们几名卫士，在一旁气也不是，笑也不是。

金童儿眼下去找张国隆，是因为这个龙头大爷是个典型的川戏迷，尤其喜欢看金童儿主演的《皮金滚灯》。

金童儿当然不敢把贺朝正等人混进他的戏班进入通江准备谋事的内幕向他透露半分，他只是说他这次来通江为红军演出之前，母亲突患重病，他心里放心不下，请张大爷帮忙给他在宕水河边准备一条小船，明晚演完戏后，他和父亲马上登船，连夜顺江而下，赶回绥定。这等小事还不容易，张国隆动动嘴皮子，吩咐手下的红旗管事一声，就算成了。　　　　　　　　　第二十四章  一场小雨救了张国焘的命

那晚洪祥班演的是大戏《白蛇传》，刺客们本来打算演到“水漫金山寺”，锣鼓齐鸣，闹闹腾腾，鱼兵虾将一齐上台的时候，四名身穿戏装的刺客便拥上台去，一齐向距台口仅咫尺之遥的张国焘等红军高级首脑开枪，然后击灭煤气灯，在黑暗中趁乱逃出。

谁知道人算不如天算，老天爷帮了张国焘的忙，让刺客们自以为万无一失的计划泡了汤。

看过川戏《白蛇传》的人都知道，全戏要演近三个钟头，到“水漫金山寺”时，已经是要结束的时候了。

而那晚开戏后还不到一个钟头，天上就下起了雨，雨虽不大，可毛毛雨能湿衣裳，加之时令已入冬季，风雨交加，冷得很。我把预先带去的一把红油纸伞撑开，替张国焘遮雨，张马上回过头叫我把伞收了，还低声说了一句：“再看一会儿我们就回去，反正这川戏我也听不太懂。”

我见他头发全淋湿了，有些着急，说：“要走现在就走嘛，淋狠了，会生病的。”

张国焘眼镜上的玻璃片让雨水打湿了，他不停地用手指在镜面上揩。大约又过了十来分钟，首长们都起身离去，我和尹中富，还有傅钟的警卫员小田紧紧跟上。刚出人群，我又把伞撑开，罩在张国焘头上。

就在这时候，只听“嘭嘭”几声枪响，和我们走在一起的小田一下子倒了下去。

原来，身着戏装画上脸谱的四名刺客看见张国焘等红军高级首脑突然起身离去，一时没了主意。

为首的贺朝正一咬牙，说道：“这么好的机会，不能让他走了。弟兄们，打?”他掏出手枪，一把撩开耳幕，对准红油纸伞下便打。

枪声一响，满场顿时大乱。紧跟着，两盏煤气灯几乎同时被击灭。

离我们不远的卫士像闪电一样蹿上来，用自己的身体组成屏障，将几位首长簇拥在中间。所有的卫士都将手枪提在手中，机头打开，一边保护着首长快速向大门走去，一边警惕地观察着四周的动静。

我当时的第一个反应是大喊一声：“有刺客?”然后将伞扔掉，抽出手枪，拉着张国焘的手疾步向大门口疾跑。

我心里非常清楚，子弹是冲着张国焘打来的，我唯一的任务是保护张国焘尽快脱离险境，回到总部。

黑夜里，枪声响得像爆豆子一样。值勤的战士发现是身着戏装的人在开枪，便呐喊着不顾死活地冲了上去，戏班子的人全成了红军射杀的目标。

我们簇拥着张国焘等首长刚出大门，布置在四处流动警戒的卫士们也都跑拢了。一看见张国焘活着走在我们中间，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这场枪战的最后结果是，四名刺客当场被击毙三名，贺朝正开枪自杀时，枪中已无子弹。洪祥班三十六人，除金氏父子在开戏前以回客栈拿演出道具为借口，离开学校逃脱外，当场被打死二十六人，剩下八人，也全部被抓获。

天还未亮，保卫总局便来电话向张国焘报告，金泰合父子均已抓到。

原来金氏父子借故离开学校后，马上去江边上了小船。谁知船到小庙沱一带，却被红军的巡江船抓获。巡江的红军怀疑二人是敌军探子，就把他们弄到岸上审问。开初金氏父子嘴巴很硬，到了下半夜，金泰合的烟瘾发了，难受得直往墙上撞。红军就把在船上缴获的他的鸦片和烟具拿出来，摆在桌上，还故意烧了颗烟泡子，让他闻闻那香味，告诉金泰合，几时说实话，几时就让他抽个够。没过一会儿，金泰合为了抽烟，就啥都吐了。

那一晚，张国焘守在电话机旁，听取来自各方面的报告。他不睡，我们谁也不敢闭一下眼。

得到贺朝正被生擒的报告后，他猛地一拍桌子，拿着话筒对担任主审工作的曾传六吼道：“押赴市曹，公开大辟?要杀出我们红军的威风来，要让刘湘知道，我张国焘是杀不死的?”

既然张国焘明确指示“押赴市曹，公开大辟”，贺朝正的脑壳这下就绝对保不住了。

可是，砍个人的脑壳很容易，要“杀出红军的威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第二十五章  如此下场

为追求这威风，保卫局确实也动了一番脑筋。他们像翻老古董一样，好不容易才打听到前朝时候在通江县衙门里一个专门砍了二十年人脑壳的职业刽子手至今还活在人世，不仅活在人世，而且如今仍住在通江城里?这人叫袁占山，虽已近花甲之年，却天生一副出色的身架、出色的脸膛子，和一大把堪与关公媲美的长胡子。尤其是那一大把油润黑亮，全无一根杂毛的美髯，在胸前拂摇飘洒，更活脱脱地显出一股令人敬畏的神气。

袁占山在县衙门专司砍脑壳的活儿时，还带了两个徒弟，一个叫肖国明，一个叫韦中英，民国以后实施新政，不用砍脑壳了，所以就被砸了饭碗。肖国明回到老家万源开了家木器行，后来参加了川东游击军，在战斗中牺牲了。韦中英则在通江南门口开了家肉铺，由杀人为业改成了杀猪谋生。

我师兄黎清财那时已在保卫局当上了局机关保卫连连长，一大早，他亲自到河街去把袁占山请到保卫局。讲定酬金。袁占山脚还没跨出保卫局大门，红军保卫局的布告已经贴上了街。

布告一上街，已经沉寂了二十来年的袁占山重新又成为了通江城里的头号新闻人物。

且说袁占山从红军保卫局回到茶馆，立即把他徒弟韦中英叫来吩咐，马上去找一吊铜钱，顺便去米市街面馆预订三十个馒头备用。之后，袁占山叫堂倌白老幺打开铺板，自己泡了一壶浓茶，在堂口正中那张桌子的位上坐下，一面喝茶一面对白老幺发话道：“老幺，你马上帮哥子我放出话去，明天要砍那贺朝正，可不是个等闲之辈，过去在成都青羊宫擂台上打个银章的，还当个熊大将军?克武?的卫士，再不济也算得条好汉哩。就说我袁占山要卖这好汉的人血钱和人血馒头，事完之后，哥子我赏你两个大洋作酒钱。”白老幺连忙作揖说：“兄弟我谢了，跑腿算我的。”

第二天上午，城里城外的老百姓把通往通江河边的几条街都挤满了，由我师兄黎清财率领的红军警卫队、监斩官、从前进剧团调来的四名号手早已在保卫局院内的坝子上列队站好。

袁占山也带着挎着装上铜钱和馒头的大口袋的徒弟韦中英早早地赶来候差。两人均从衣箱底翻拣出当年做职业刽子手时的装束，全身披挂，看上去与旧戏舞台上的刽子手一般无二。

那一天张国焘并未露面，我们一帮不当值的警卫都出了中山公园，聚在下河坝的街口等着看稀奇。

不到十点钟，满城百姓忽听得保卫局方向吹起了长号，犹似有人在喊“挨刀——?”“挨刀——?”号声由远而近，前面两名红军战士各举一块高脚牌子，一块上写着“贺匪朝正”一块写着“如此下场”。高脚牌后面四面战士手持军号，不断吹奏出凄厉的声音，再后又是一排荷枪实弹的士兵。中间的站笼里则是赤裸上身五花大绑背插斩标的贺朝正，笼车后面就是挺脑凸肚、大摇大摆迈着步子的袁占山。他头上缠着青丝帕包头，左耳边吊起“指天恨地”的包头尾子，上穿密门对襟紧身，下穿蓝色兜裆裤子，脚缠裹腿，脚蹬满耳红花草鞋。身后，则是双手捧着拐子刀的徒弟韦中英。后面又是一排持枪士兵，最后还有个骑马的监斩官，一路缓缓而来。

这时，河滩上的法场上早已布满武装士兵，将闲人驱散。队伍终于顺着陡峭的石阶下了河坎，来到了法场上。在河边铺上了一块红毡。

这时，只听骑在马上的监斩官一声令下：“成散兵线散开?”随队伍下到河滩上的士兵便齐齐地散开像梅花桩一样站起，端着步枪警戒，法场上顿时杀气腾腾。

两名士兵上前打开站笼，将贺朝正挟持着走到红毡中间，士兵抽掉了他背上的斩标，那贺朝正竟冲着袁占山咧嘴一笑，说道：“大哥，兄弟只求你给我做利索点。”

袁占山点了点头，一个箭步上前站在贺朝正身后，左手掌一拍贺朝正后颈窝，说声：“贺哥是值价的，我不会让你尸首分家的。”

话音未落，右手一拐子刀“嗖”地过去，只见贺朝正脑壳向前一耷，已挂在了胸前。

血从颈汩汩涌出后，韦中英赶紧把散穿起的铜钱在血滩里几丢几滚便糊满了鲜血，然后把馒头往血滩里一倒一铺就全成了人血馒头。

当警戒撤除后，河坎上的老百姓犹如开闸的洪水般涌向河滩，有看热闹的，有恭维袁占山的，也有不少人围着韦中英抢购血钱和血馒头，一会儿工夫，便一抢而光……　　

第二十六章  结婚奏鸣曲

红军越战越强，使正在亲自挂帅向江西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的蒋介石心惊胆战，又于七月急任刘湘为“四川剿匪督办”，拨给他军费二百万元，万余枪支和五百万发子弹，督令刘湘发动对川北红军的“围剿”。

而此时的刘湘，正与他的叔叔刘文辉争夺主川大权。他坚持“剿赤必先安川”，百般推诿，迟迟不肯就职，蒋介石除了干瞪眼，也真拿他没有办法。

直到九月刘文辉败走西康，刘湘见“安川”目的已经实现，这才以四川军政大权集于一身的霸主身份，唱着“统一政令”的高调，在成都就任“剿匪督办”。接着就调兵遣将，准备向红四方面军大举进攻。

刘湘将川中各军编为六路，十月十五日，他任命邓锡侯为四川“剿匪”军第一路总指挥；田颂尧为第二路总指挥；李家钰为第三路总指挥；杨森为第四路总指挥；王陵基为第五路总指挥；刘存厚为第六路总指挥，纠集全川大小军阀兵马，分六路向川北杀来。

六路围攻阵线，西起广元，经蓬安、岳池，东迄城口，长逾千里，使用了二十余万兵马，另外还出动了拥有五架飞机的飞行队助战。

刘湘以为稳操胜券，不料各路纵队各怀鬼胎，步调不齐，行动参差，红军抓住这一契机，突然于十月十九、二十两日攻占宣汉、达县，顿使刘湘慌了手脚，立即飞往重庆为参战部队打气。

面对三倍于我之强敌，红军仍然采取了“收缩阵地，保存军力，创造机会，待机歼敌”的战略思想。

战斗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中旬刘湘发起第一期总攻开始，一直打到第二年的六月，红军才在万源县的大面山最终与敌血战七十余日，彻底改变了战场态势，然后，集中兵力发起全面反攻，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四川六路军阀，刘湘在一败涂地之后，不得不致电蒋介石“请罪”下台。

粉碎刘湘六路围攻战役胜利结束后，红军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红四方面军兵强马壮，根据地也扩展到二十二个县，成为川北根据地的鼎盛时期。

鼎盛时期，却出现了新问题，许多从老苏区入川的红军干部，想趁战事稍停时成个家。当时的情况也确实有它的特殊性。一方面，红军以不足万人之旅，连战连捷，战无不胜，仅一年多时间，便打下了一大块地盘，兵多将广，粮弹充足，在广大苏区群众中树立了崇高的形象。另一方面，在有着浓厚封建迷信思想的老百姓看来，凡人的军队要取得这样了不起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只能从神的角度去找答案，张国焘不是经神仙点化后脱胎换骨回来的“真命天子”吗，那么，“真命天子”麾下的兵马，自然就是一支“神兵”了。正因为如此，当时被查处的一些包括恋爱在内的“桃色案件”，大都是女方或是其父母居于主动地位。鉴于胜利后出现的这一特殊情况，总部为了淡化老红军的思乡情绪，稳定部队，也为了更好地维护红军的形象，索性变“堵”为“疏”，将消极因素化为积极因素，增进军民间的感情，遂下发了允许红军指挥员与当地群众结婚的文件。并在年龄、军龄、职务上作了一系列严格的规定。这个文件一下达，顿时在军队和地方上同时掀起了一股结婚的高潮。红军中的年轻未婚军官们一下子成了“抢手货”，地方上的姑娘都以自己能成为一名红军家属而自豪。

陈昌浩就是那段时间里和张琴秋结婚的。张琴秋原来的丈夫沈泽民是她在莫斯科学习时的同学，留在鄂豫皖打游击，牺牲了。当时像陈昌浩这样的大首长结婚，也简单得很，买点糖块，称点茶叶就行了。各路大军的首长们赶来贺喜，也不兴送礼。那晚上陈昌浩和张琴秋还站起来唱了两首苏联歌曲，用俄语唱的，一句我也没听懂，可大家全鼓掌，图的是个热闹劲儿。　　

第二十七章  千古之“谜”

一九三五年六月中旬，刚刚粉碎了敌人的六路围攻，兵强马壮的红四方面军却主动放弃了辛辛苦苦创建起来的川陕根据地，再一次踏上了长途征战之路。

由于建国以后极不正常的人为因素，使这原本清清楚楚的事实，几乎成为了中共党史上的一个千古之“谜”。

众所周知，川陕根据地大发展的时期，是在遵义会议之前，而那时候，毛泽东同志正遭受到排挤，把持中央大权的是博古、李德等人。

如果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历史，历史将成为后人的笑柄。事实上，川陕苏区一直被四川军阀重重包围，外面的消息很难传进来，而通、南、巴更是四川最偏僻落后的地方。当时日本侵略中国，由东三省扩展到华北，而一般川北的老百姓还懵懵懂懂地啥都不知道，存在于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共产党，要不是四方面军宣传，老百姓仍然闻所未闻。在四川人看来，四川就是一个大国，他们关心和谈论的，都是关于四川的人和事，莫说毛泽东，甚至连“国民党”、“三民主义”、蒋委员长是谁也都搞不清楚。在他们眼中，刘湘、刘文辉、杨森、田颂尧的官就是最大的了。

这是群众的一方面，而当时川北的军队和共产党，是在张国焘的绝对领导之下，他是党中央派来的“天字第一号人物”，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正因为他的权力太集中，而这种权力又绝对不会受到任何制约，所以便使他原本就已十分顽强的自信心，更加迅速地膨胀起来。

了解这一点，才能进一步了解以后的张国焘，以及红四方面军的大撤退。

当时在川北群众和红军中确实存在只知张国焘，而不知党中央其他领袖——自然也包括毛泽东的现象。换句话说，张国焘就等于是党中央。

第二个重要的问题：红四方面军主动撤离川北苏区，并不是张国焘个人的意志。

因为，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二日，刚刚经蔡泽贞主任修好的红四方面军的无线电台收到了遵义会议之后新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给红四方面军发的一封电报，这份电报直到三中全会以后才得以解密。电报明确指示：“你们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的进攻。”

正是这份电报，才使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们得知江西红军和中央已经脱离瑞金根据地，正向西行动。而在此之前，由于红四方面军的无线电台损坏，很长一段时间已与党中央失去联系。

这一消息令总部首长们大为震动，立即举行高级干部会议，讨论应对措施。

由于首长们认定中央苏区的丧失是整个苏维埃运动遭到沉重打击的表现，是红军的惨败，所以红四方面军刚刚取得的这一场大胜利也难以使首长们的心情振奋起来。

而且，就在这次会上，责怪中央的情绪很大。我听见陈昌浩在会上气愤地吼道：“博古这家伙，怎么连招呼也不给我们打一个就跑了﹖”

张国焘建议检讨红四方面军今后的方针，他认为川北是挤掉了汁的柠檬，单凭这里要求大发展是不可能的。而且中央苏区丧失后，川北红军即成众矢之的，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和四川军阀肯定会联合起来，向川北进攻，以红四方面军目前的力量，是保不住苏区的，与其被敌人赶走，不如保存力量，主动撤走，西出接应中央红军，与之汇合。　　　

第二十八章  入主中枢

当时的情况也的确不容乐观，中央红军的失败，被国民党大肆宣传，还用飞机向川北苏区撒传单。被打败的各路军阀也好像被打了一剂强心针，纷纷卷土重来。蒋介石亲自主持制订的“川陕会剿”计划已着手执行，除组织庞大的参谋团入川监督，协调并参予指挥川军进攻外，并调集胡宗南、萧之楚等嫡系部队和西北军孙蔚如部进入川境，对川北苏区形成了四面包围的态势。

这次会议并没有形成决议，但是，张国焘的意见就是“最高指示”。

会后，总部各部门便开始为撤离作准备。总部要求对中央红军失利以及中央苏区已经丧失等消息严密封锁，强调中央红军是远比川北红军强大得多的部队，为寻求更大的胜利，正在进行战略大转移。红四方面军必须采取行动接应中央红军，川北苏区可能暂时会忍受敌人的骚扰。

张国焘不惜放弃地盘转战千里去支援中央红军，张国焘可以在会上举出若干冠冕堂皇令任何人也不能反对的理由——而且他实际上也正是这么做的——可是，我从张国焘离开川北急于与中央红军汇合的表现，却隐隐地产生一种感觉；张国焘当初是以戴罪之身到鄂豫皖走马上任的，最终鄂豫皖根据地却丢失在他手里，红军主力也丧失过半，他当然不好向中央交待。到了川北后，却连战皆捷，红军变得兵强马壮，根据地飞速发展，而恰恰在这样的时候，中央红军却遭到了严重的挫折，被迫离开了根据地，有着强烈领袖欲的张国焘此时率领一支如此强大的军队去与长途跋涉疲惫不堪的中央红军汇合，既可表现“勤王”之意，又可以救世主的身份入主中枢，以军队作后盾加强他在中央的分量，提高他的地位。以张国焘的个性和思想，他是不会甘心于独处一隅，拥兵自重的。

当然，张国焘从未在任何场合任何人面前明确地表露过这样的意思，但是，他在后面的种种表现却加强了我的这种感觉。

红四方面军中的下层官兵和苏区群众不具备我这样的条件，他们更多的宁愿把领袖人物想像成神而不愿把他们当成人。而在我这样的警卫员眼中，特别是高级首长的内卫心目中，这些领袖人物既伟大，也平凡，人所共有的优缺点他们也都有，只不过凡人百姓的优缺点不碍大事，而领袖人物则不然。

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七日深夜，总部撤出通江县城，当我随着首长们回首那一片粼粼黑瓦时，大家都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感情，毕竟，我们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两年多时间，这块土地上浸透着我们的鲜血，也留下了我们无尽的思恋……

根据党中央的战略部署，红四方面军总部一方面发起陕南战役，以迷惑敌人，隐蔽我军的战略意图，一方面积极投入强渡嘉陵江的准备工作。

三月二十九日，红三十军八十八师第二梯队两个团陆续渡江，扩大战果，旋即兵分两路，向敌师部所在地东岳庙（今东青场）进击。与此同时，红三十一军一部在鸳溪口、石锣湾强渡成功，从侧右向北进击，红九军主力在苍、阆交界处涧溪口强渡成功，沿八庙、盘龙、东岳庙向剑阁方向进击。到三月二十九日中午，红四方面军大部队架浮桥过江，迅速向敌阵地两翼席卷。至此，国民党军阀惨淡经营三个多月的六百里江防，一夜之间被我红军彻底突破了！

红军渡江以后，势如破竹，一天就向敌纵深挺进近百里，红四方面军由此挥师北上，踏上了万里征程。建国后，塔子山下的渡口被命名为“红军渡”，并立碑记事，一九八○年七月七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定“红军渡”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一九八四年，苍溪人民在塔子山上重竖丰碑，永昭后人，由已八十三岁高龄的徐向前元帅亲书“红军渡”碑名。　　　

第二十九章  大撤退

红云崖上的巨幅石刻“赤化全川”模糊了，转眼间隐入一片大火与烟雾之中。

火是红军放的，一场通天大火喷吐着火舌，舔着大巴山，在熊熊地燃烧着，火焰呼啸着贪婪地吞食着草舍、竹林，又漫过青石板小路，朝着人口密集的乡场、镇子扑去。

红军撤出川陕根据地时，张国焘命令三个团在后面掩护撤退，以“坚壁清野”为名，把沿途老百姓的房屋全部烧掉。

就这一道命令，使千佛岩到威州这一百七十余里的民房全都被烧光了，造成人民群众对红军的极大不满。这一决策上的重大失误造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也直接导致了奉命留在川陕根据地坚持武装斗争的刘子才部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轻易地被敌人斩尽杀绝。

而执行这一任务的，就是大巴山人民多年来不惜用生命来捍卫的自己的子弟兵——过去的川东游击军，现在的红三十三军。

这支军队的军长是王维舟。

身为一军之长，王维舟接到这样的命令时也曾震骇不已，也曾冒死向张国焘建议取消这样的命令。

可是，他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在川陕苏区，张国焘金口玉言，他的任何一句话都是天条圣旨，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稍有违逆，轻则削去兵权，重则人头落地。

巍巍的大巴山是他和战友、部下们的家乡，他们已经在家乡的莽林深涧里和敌人战斗了九个年头，可张国焘一纸命令，无数战士流血换来的川陕根据地，就这样白白断送了。久经考验的三十三军，难道就这样听任张国焘的摆布？带着团团疑虑，王维舟不得不率军撤离这血肉相连的红土地。

广大的指战员同他一样，也是一步一回头，抽泣声此起彼伏……

红三十三军为全军殿后，可令王维舟愤怒与尴尬的是，张国焘把烧毁民房的任务交给他的部队来完成。张国焘不会不清楚，红三十三军是巴山人民的子弟兵啊，他们怎么下得了手？

可是，军令如山倒，作为下级，他别无选择。

命令最终是由王波的九十三师去执行的。

那是人民军队的历史上最为独特凄惨的一幕，红军战士们手持火把，泪流满面，不忍动手，老百姓嚎哭连天，跪下一大片，苦求红军不要放火。

王波心如刀绞，一抹泪水大吼道：“烧！先把值钱的东西搬出来再放火！”

火烧起来了，红军退到哪里，哭声响到哪里。

王波脚一跺，跑到副军长面前诉苦。

“妈的，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咋能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哟！”

罗副军长说：“这是方面军总部的命令啊，上级说得很清楚，为了推迟敌人的进攻，给进入苏区的敌人制造困难，有利于我军安全撤退……”

王波吼道：“我不同意这种做法，烧毁的大多数是贫苦农民的房子，豪绅地主的房子并不多，也不顺路，我们烧了，走了，穷人怎么办？敌人还会以此为借口，大肆宣传我们共产党杀人放火，在政治上只能有利于敌人，不利于我军呀！”

罗副军长说：“你讲这些道理，王军长都在电话里对张主席说了，可结果反倒被狠狠地刮了一顿胡子。”

王波说：“我们不能公开反对，可是……也有办法对付上面啊。”

“怎么对付？”

“反正张主席他们已经走得老远了，我们一路上只烧些草堆堆，掩人耳目，能向上面交差就行了。”

罗南辉完全同意，而且说他和王维舟都是坚决反对张国焘的放火政策的，只不过处在他俩的位置上，提提意见可以，不敢不执行命令。他还说：“张国焘一直对我们三十三军有偏见，王军长和我在很多事情上也只有委曲求全。”

第三十章  分裂前奏

一九三五年三月底，红四方面军发动了强渡嘉陵江战役后，一月之内连克昭化、剑门关、梓桐、青川、江油、北川等地，打通了西行的道路。

此时，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红军无日不战。五月中旬，红军解放了茂县、汶川地区，还发动群众建立起一个个乡村苏维埃政权机构。

尚在江油时，张国焘就以中央红军已遭惨重失败，存亡未定，中央政府已经完全丧失了领导职权的能力为由，提出，建立一个西北联邦政府，取代名存实亡的中央政府，独立地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职责。

在汶川召开的一次师以上干部会议上，张国焘的这一意见被通过了。

五月十八日，西北联邦政府在茂县宣布成立，由红四军政治委员周纯全出任这个政府的主席，并制定了政府纲领，布告各地。三十日，张国焘又发表了《西北联邦政府宣言》。

这件事，很快给张国焘带来了麻烦，也成为后来他与中央分裂的一个重要发端。

这时，总部和西北联邦政府均已移到了北川县城，在这里住了十来天。

这地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川北本就算得是个荒凉闭塞的地方了，可和北川比起来，就如同天堂一样。这里满眼都是长满树木的大山，人烟稀少，而且是藏、汉、羌等多民族混居区。藏族占一半以上，当时称他们为“藩族”，能说汉话，生活已趋于汉化的，被称作“熟藩”，保持着原有部落语言和生活习惯的，则被称为“生潘”。“生藩”大都散居在高寒山区。北川境内，山势险要，雪山林立，道路多是顺着山壁的走向凿石而成，蜿蜒奇险，行军时常有战马掉入谷底摔死。这一带地处高寒，只产青稞和包谷。

我们到了北川，犹如到了外国，生活很不习惯。尤其是红四方面军绝大多数官兵吃惯了大米，现在改为吃糌粑，都感到头痛。

曾传六领导的政治部赶紧在全体红军中展开了教育活动，要求战士们严守纪律，不许擅杀牛羊，务必遵守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与生活习俗，与他们和睦相处，争取他们不与红军为敌。而教会战士如何吃糌粑也成为政工人员的重要工作。陈昌浩就多次亲自向战士们示范。

五月底，张国焘接到了中央红军偷渡金沙江成功的电报，即派余天云、李先念率领红三十军西进迎接。总部也离开北川县城，前移到杂谷脑（今理县政府所在地）。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四日，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红四方面军的三十军，在夹金山下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了。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抵达懋功，会见了余天云和李先念等四方面军的指挥员。

驻地一片欢腾，四方面军的各部队陆续送来了早已准备好的慰问品，主要是粮食与牛羊。

当天，一方面军在四方面军的安排下，吃了一顿可口的会师饭，菜很别致，有牦牛肉、羊肉、马铃薯片，饭是青稞、玉米面疙瘩。这是难得的美餐，大家吃得十分香甜，几乎忘记了雪山途中的疲劳。

当天晚上，双方在达维村的坝子上召开了会师联欢大会。熊熊的火焰映红了天空，映红了指战员的脸膛。大家同声欢唱着四方面军红军剧团刚刚写出的《两大主力汇合歌》。歌声震荡，掌声雷动。

同日，余天云、李先念电告总部，他们已与红一方面军在达维会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也到达达维。

张国焘当即在杂谷脑召开了一个只有几名高级首长参加的会议，统一了向中央报告的口径，然后由黄超起草，张国焘致电中央，对两军会师表示祝贺，报告了当前敌情和所属各部队位置，提出了两军会师后红军应向西或向南发展。并表示，红四方面军全体官兵正以“十二万分的热忱，欢迎我百战百胜的中央西征军”。但是，张国焘的主张被否定了。第三天，中央即回电张国焘，明确指出：“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提出了向东向北与张国焘的想法截然相反的发展方向。　　

第三十一章  巨人的握手

这是张国焘与中央分裂的前奏，看起来表现在战略进攻方向的分歧上，而骨子里则是争夺红军指挥大权的初步试探。

十七日，张国焘复电中央，再次强调：“我意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如有困难，暂时亦可向南进攻。”

十八日和二十日，中央两次电告张国焘，要他放弃西移和南下的意见，和中央保持一致，合兵北上。

二十一日，张国焘复电中央，仍然坚持南下。

最后，中央通知张国焘，要他立即赶往懋功的两河口，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电报发出后，中央即离开达维，移往两河口。

六月二十二日一大早随张国焘前往两河口的是黄超和几名参谋，一名藏族通司。我率警卫排随侍左右。

这是一次异常艰苦的长途跋涉。我们的马队足足跑了两天多，沿途虽大都是对红军怀有敌意的藏民散居区，但四方面军早已将这一带地区控制，并不担心会遭到袭击。

从地图上看，杂谷脑到两河口并不很远，但有时为了能寻找到一处马匹能涉水过河的地方，不得不跑上半天冤枉路。旅途上到处都是阴暗茂密的原始森林，空气潮湿，还散发着腐叶的臭味。莽莽的老林子里，当地人叫做海子的湖泊多极了，湖水瓦蓝瓦蓝的。飞禽走兽也不少。

我们当时只看到了它的原始、蛮荒、落后，根本就感觉不到它的美，更没有心情去欣赏这种美。谁知半个世纪后，那地方会成为举世闻名的旅游胜地。

马队白天赶路，晚上则借住在藏民家中。藏民的住处，多是石块砌成的楼屋。底层喂牛羊，屎尿遍地，黑暗又不通风。二层住人，也没窗户，下面的臭味冲上来，让人难以忍受。第三层最干净，却不是人住的地方，正中供着佛像，两壁挂着经幡，香案上摆放着祭神用的各种器具和经卷。红军有纪律，知道这佛堂是藏民家中最神圣最庄重的地方，都不敢去上面睡觉。连张国焘、黄超也只好和卫士们一起，呆在二层屋里让臭味熏。二十四日下午，天上飘着毛毛细雨，经过长途跋涉的马队突然看到一大群骑着马的红军向我们迎面奔来。等到近了，才看清是彭杨军政学校的校长何畏，三十军的军长余天云、政委李先念，九军的军长王宏坤、政委詹才芳，四军的军长许世友、政委王建安等人与卫士们。他们是特地赶来迎接张国焘的。

随他们而来的，还有三位穿灰白色军装的人（四方面军的军装是深蓝色的），为首的是一位年轻人。听介绍后方知，叫凯丰，是中央宣传部部长，代表中央与一方面军来欢迎张国焘的。

快到两河口时，我们看见路边冒雨站着数百名红军官兵，高举着庆祝两军会师的标语牌。路边还立着一个搭着油布的雨棚。看见马队走近，他们立即欢呼起来。

雨棚里这时也走出了一群红军，大约有二三十人，有的戴着军帽，有的光着脑袋，显出很随便的样子。他们加快步伐，向着马队迎了上来。还有人大声叫着张国焘的名字。张国焘在欢呼声中下马，跑步向前，和从雨棚里走出来的那群领导模样的人握手、拥抱、招呼，双方都显得非常激动。

我们这帮随从人员虽然过去也听说过“朱、毛”，也知道朱德和毛泽东都是中央首长，可就是分不出谁是谁来，赶紧向何畏、余天云等四方面军的首长们的警卫员打听，才认清了谁是张闻天，谁是毛泽东、朱德，谁是周恩来、博古、刘伯承、邓发等中央领导人。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他没戴军帽，露着很长的头发，身材比张国焘要稍矮一点，瘦一点，脸色也有些苍白。而且毛的穿着也显得宽衣大袖，很随和的样子。　　

第三十二章  与朱德的争论

而张国焘就在这时候开始对毛泽东出言不逊了。

“我听说老毛这个人在江西时总爱和中央表现得格格不入，以显示自己高人一筹，不少同志都对他有看法。我不明白，既然如此，你们在遵义会议上为什么又重新把老毛推出来执掌帅印呢？”

朱德听出这话味儿不对，严肃地说：“特立老弟，你可不要听别人乱吹风啊。老毛这个人，想事深，看事准，又不善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再加上一张嘴巴太厉害，容易伤害人，有的同志对他有意见，是在所难免的。但事实又往往证明老毛是对的。过去，博古排挤他，把他搞下去了。我们到遵义时，全军差不多快散架了，大家——包括一些过去对他有看法的同志——才认识到老毛军事上确实有人所不及的地方，所以才推他出来负责。老毛挂帅后，队伍活了，我们才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到这里来与你们会师。要还是让博古、李德他们乱搞，我们恐怕早就垮罗。”朱德这番话说得非常诚恳。

“玉阶兄，”张国焘说，“在我面前，你是老大哥了，我也一直很敬重你。有句话，我不瞒你，我认为老毛这个人有股子霸气。刚才吃饭时，大谈喜吃辣椒者，必是革命派，虽是玩笑，我也觉得不妥，不吃辣椒的博古认了真，起而驳之，让老毛着实挖苦了一顿，气得拂袖而去，我看今后和老毛共事，还得练就容天下难容之事的肚量才行。”

已近五十岁的朱德敦厚善良，也不会听不出张国焘这话的弦外之音。接下来，他便有意地把谈话更多地转到了党内团结的问题上。他说，这些年来，中央已因内部斗争而迭遭挫折，老同志已不可多得，留下来的，都是党的宝贵财富，理应倍加珍惜。如今，我们好不容易才在懋功会合，更应痛定思痛，团结一体才是。而且他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都完全相信四方面军，并不因为这些同志长期没有和中央在一起而有丝毫的疏远。

然而，朱德的这番劝告对张国焘完全不起作用。

“我对遵义会议的决议是有意见的。”张国焘直截了当地说，“为什么决议上只承认中央在军事路线上犯了严重错误，而继续确认中央的苏维埃路线是完全正确？丢掉了中央苏区，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政治路线上的错误，而这种错误当前只不过最直接地反映到军事上罢了。由此我进一步认为：现在要挽救党，挽救红军，当务之急检讨的不是军事，而是政治。”

朱德的两道浓眉紧蹙起来：“我并不认为你们的意见没有道理，不过，现在我们面临的生死攸关的问题是正确的军事策略而不是其它。一、四两方面军会合后，下一步该采取什么军事行动？至于中央工作检讨，中华苏维埃的前途等政治问题，只能留待以后缓过气来再讨论。”

“这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中央的意见？”张国焘追着问。朱德回答他：“不管我个人的意见，还是中央的意见，我认为这样做对整个红军有好处，也可能是当前惟一明智的选择。”“不敢苟同，不敢苟同。”张国焘脑袋直摇晃，“玉阶兄，我认为，军事不过是皮毛，而政治路线才是根本。”他们的谈话变成了争论，越来越激烈，声音也越来越高。到天将破晓时，朱德终于起身告辞。

两河口，本是两江会合的地方，谁知，两大中国工农红军的主力历经千辛万苦刚刚在这里会合后，马上又形成了分流之势。在接下来的一天多时间里，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周恩来、博古像走马灯一样来住所找张国焘谈话。但张国焘和他们除了争吵还是争吵，在我的印象中，他们没有一个是愉快而去的。

第三天中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出发前往毛尔盖。张国焘送他们走后，即动身赶回杂谷脑，随张国焘同行的人马加上三十军、九军、四军及彭杨军政学校团以上的干部，我们的马队比来时庞大了许多。

回到杂谷脑的第二天，张国焘主持召开了一个四方面军团以上干部参加的会议。　

第三十三章  “杂谷脑黑会”

这次会上，张国焘对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猛烈抨击令许多到会的首长目瞪口呆！他严厉地批评中央坚持北进的方针是“逃跑主义”。他说中央领导着一方面军长征，一味避敌求存，已经完全丧失了斗志。“他们人不足一万，形同乞丐，狼狈不堪”，“每人平均只有三颗护枪的子弹”。他要“四方面军的干部们，拿出爱党的热忱，拿出英勇的精神，去影响中央这种颓唐绝望的气象，去挽救兄弟的一方面军战友”。他谴责两河口政治局会议是一个早已策划好的阴谋，是毛泽东这位土游击专家和张闻天博古等留俄派联合起来对付四方面军。“他们的意图，无非是急欲控制我四方面军”。他攻击中央“不将四方面军当作嫡系部队，不视张国焘为自己人”。最后，他要求四方面军全体干部紧密团结，统一思想，和中央的错误路线作坚决的斗争。

应该承认，张国焘这个人的煽动能力是相当强的。再加上四方面军发展的历史和长期脱离中央，在张国焘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这一实际情况，绝大多数官兵自然而然地将张国焘当成了中央的化身。而连番累次地大肃反，差不多已将敢于反对他的人一网打尽，斩尽杀绝，即便还剩下几个持不同意见者，也是噤若寒蝉。广大的四方面军战士和基层指挥员的思想素质、文化素质不高，大部分是由大巴山的农民、猎户和川军投诚士兵与俘虏组成的，在他们心中，中央只不过是个遥远而模糊的概念，而张国焘则是被党中央派来的全权代表、生活在他们中间并已经被神化了的领袖。不少人还多少对他保持着几分“真命天子”的敬畏心理，因此张国焘才能够一呼百应。

我自始至终“目睹”了这次后来在中共党史上被称为“杂谷脑黑会”的会议过程。它只有一天半的时间，而且是抢在中央代表团到达杂谷脑之前紧急召开的。毛泽东等人可能考虑到张国焘在两河口期间所暴露出来的危险倾向，和他顽固坚持己见，盛气凌人的态度，所以派出李富春、刘伯承、李维汉、周兴组成中央代表团，前往杂谷脑，向四方面军的官兵传达刚刚结束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然而，张国焘已经把他所需要做的工作做到了中央代表团的前面。中央代表团到达后，虽然他们所到之处都有欢迎的笑脸，甚至官兵们敲锣打鼓到离营房老远的地方来迎接，可是，他们很快便感觉到工作遇到了强大的阻力。因为在任何地方听到的都是与张国焘意见一致的声音：中央根据地的丧失与红一方面军的失败，已经证明了中央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的错误，所以，红四方面军广大官兵强烈要求改组无能的中央政治局。到后来，他们甚至常常在夜里受到中、低级军官们的纠缠与威胁，甚至有的高级指挥员当面口出狂言，要他们把屁股坐到张国焘一边来，否则要撵他们走。有的部队还真地发生了驱逐中央代表的事件。很快，中央代表团的同志们便发现他们已经成了“最不受欢迎的人”。这样的情绪很快便在士兵中反映出来，四方面军的战士中出现了对代表团随从人员不友好的现象，如行军中故意抢道，宿营时争抢驻地，甚至谩骂攻击，有的还发展到拳脚相向……

在“杂谷脑黑会”上，经张国焘、陈昌浩一煽动，人们的情绪达到了沸点。这样的情绪也反过来给张国焘壮了胆。会议尚在进行，他就按捺不住地给中央发电，称“我四方面军官兵强烈要求中央，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同时，又以川陕省苏维埃的名义提出“必须加强总司令部，建议由陈昌浩同志担任红军总政委”。投之以桃，报之以李，陈昌浩也迫不急待地以个人的名义给朱德总司令发电，建议“张国焘同志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并给中央军委独断决行之权，否则无法顺利灭敌”。

一日之内三个非同寻常的电报到了中央，引起的震动可想而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至此完全清楚了张国焘的用心何在。但是，在当时的特殊形势下，为顾全大局，中央仍作出妥协，于七月十八日发出通知：“任命张国焘同志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免去周恩来同志红军总政治委员之职务。”

张国焘自然不会满足于红军总政委这个职务，他盯着的是毛泽东的主持军委工作这个不仅可以指挥全军实际上也能左右全党的位置。但是，中央的这一任命也让他尝到了一点甜头，毕竟，总政委离军委负责人仅有一步之遥了。于是，张国焘欣然下令拔寨起程，向毛儿盖方向集中。　

第三十四章  陈昌浩露宿荒郊

在移师毛儿盖的路上，张国焘不断地召见各军首长，甚至一些主力师的师级领导也奉召前来谈话。而所有的谈话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即，如果四方面军和中央的分歧公开化，他们将取何态度？总部前移到卓克基时，张国焘又下令各军按兵不动。他和陈昌浩等人商量后，给已经到达毛儿盖的中央拍发了一份措辞强硬的电报，要求中央立即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遴选一些新人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并在这次会议上全面检讨中央的错误。

中央很快复电，同意召开政治局会议，要张国焘速往毛儿盖参加。张国焘却自作主张，带上陈昌浩，仍由我率警卫排护送，飞骑赶到了毛儿盖。

著名的“毛儿盖会议”其实并未在毛儿盖召开，会议准确的地点是在沙窝，离毛儿盖有二十多里地的一座喇嘛庙里。张国焘一行在毛儿盖的九军军部吃过晚饭，然后驱马前往沙窝。到达喇嘛庙前的山口时，天已经黑了，全副武装的中央警卫团的战士拦住了我们。等候在这里的张闻天说：“昌浩同志怎么也来了？”张国焘回答：“昌浩同志是候补中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我认为他可以列席政治局会议。”张闻天说：“这是一次最高级别的会议，陈昌浩同志不是政治局委员，不能参加。”

张国焘无奈，只好让陈昌浩和其他的卫士在山口外等候，仅带着我跟随张闻天走进山沟。

会议是在喇嘛庙外面一座四面通风的亭子里召开的。会议依然是张国焘和毛泽东等人争论不休，而且非常激烈，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只好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党的纪律，政治局委员们举手表决。张国焘的意见被否决了。而且更令他恼火的是虽经他拼命反对，《中共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仍然被通过了。中央同时决定：一、四方面军混合编队，分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以一方面军一军团、三军团、中央直属纵队和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组成右路军，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以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和一方面军的五军团、九军团组成左路军，由朱德任总指挥，张国焘任政委，刘伯承任参谋长。中央随右路军行动。

到下半夜，会议才散。张国焘冷淡地和各位参会者握了握手，由我和另一位负责保卫的同志陪着，步出沙窝山口。

陈昌浩一见张国焘走出山口，便急不可耐地迎上前问：“主席，怎么样？”

张国焘阴沉着脸说：“他们以多打少，还能怎么样。”他脚不停步，径直往前走去，警卫们赶紧牵上坐骑，默默地跟在他和陈昌浩后面，往毛儿盖方向走去。

陈昌浩听张国焘给他讲了会议的经过后，怒气冲冲地说：“为什么中央会这样顽固地冷淡四方面军的意见？如果你进一步明确宣布中央的政治路线完全错误，中央领导破产，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如果我们的态度再强硬再严厉再激烈一些，是不是会迫使中央让步？”

张国焘说：“昌浩，你不要冲动，我心中有数，让他们表演，只要军队牢牢地掌握在我们手里，老毛他们闹得再凶，也是虚张声势而已。”

我们就这样一直走到东方发白，走回了毛儿盖。露水，把我们的军装，马匹都濡湿了。

张国焘无疑以为自己在政治上受到了重大挫折，一觉醒来后，又迫不及待地前去拜望住在这毛儿盖的王稼祥，还特地吩咐我准备礼物：几大块牛肉干巴、两条烟卷等。

张国焘带着我进去时，王稼祥正躺在床上。他在突破湘江时被敌机炸弹的碎片炸穿了大肠，经过手术治疗，用橡皮管接通腹部排泄大小便。他是躺在担架上长征的。王稼祥是政治局委员，因为有病，头一天夜里的会议他没有参加。张国焘和他曾在莫斯科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算是老朋友，见了面，都很高兴。　

第三十五章  毛儿盖“兵谏”

张国焘先关心他的伤势病情，然后向王稼祥介绍了昨晚政治局会议的情况，不厌其烦地谈到了他和中央，特别是毛泽东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的分歧。

“国焘同志，你是打算让我扮演战国时代的鲁仲连这样一个角色吧？”王稼祥打断他的话，直截了当地问。

张国焘说：“是的，我听朱德告诉我，你在遵义会议上帮了老毛的大忙。我想现在只有请你出面，老毛才可能听得进去几句。我跟他没法谈，认识相去太远，昨晚在沙窝，我们吵得比在两河口还要厉害，都拍了桌子。我看，老毛这人对我成见很深。”

“不，国焘同志，”王稼祥恳切地说，“我虽然一直躺在担架上，对你的情况，我还是很了解的。你今天请我扮演鲁仲连，我很愿意。不过，我要劝的不是老毛，而是你。我确实在遵义会议上支持了他，但这绝对不是从私人感情出发，而是经过比较才认识到，只有老毛才可能挽救红军。我现在仍然支持他，是因为他出任军委主席以来所做的一切，也确实令大家信服。你认为毛泽东对你有成见，这其实是你的错觉。”

接着，王稼祥坦诚地批评张国焘：“在两军会师之前，整个中央，包括毛泽东本人，对你都是很赞赏的。可会师以来，你都做了些什么呢？你再三坚持要中央从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作全面的检讨，难道你就不能也检讨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我坚决认为，在当前，最重要的、事关全体红军生死存亡的问题一是党内的高度团结与统一，二是树立党中央的绝对权威，任何有悖于这两个大原则的，我都不会赞成。国焘同志，你是长期肩负重任的老布尔什维克了，忠言虽然逆耳，我想你不至于反感吧？”

张国焘满怀希望而来，没想反倒被王稼祥说服开导了一通，只得悻悻告辞。

就在张国焘停留毛儿盖期间，又发生了一起极为严重的事件：四方面军的几位高级首长群起围攻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

事情的开端是，陈昌浩将四方面军驻扎在毛儿盖的几位首长召到右路军指挥部，商量好以后，然后派人去请张闻天，说有重要事情向他反映。张闻天来后，陈昌浩却以强硬的口气“劝告”张闻天，要他拿出党中央总书记的权威来，影响毛泽东等人认真听取采纳四方面军的意见。张闻天见他出言不逊，身边还有将领们助威，心中虽是愤怒，但为了维护团结，依然压着火气，向陈昌浩耐心解释、劝告。

不料，何畏按捺不住，“啪”地一拍桌子，怒气冲冲地向着张闻天大吼道：“党中央一错再错，到现在还根本不认错，我这个老共产党员，再也不信任中央了！”

何畏一发难，其余的将领们也全都一哄而上，赤膊上阵，对张闻天展开了围攻。他们纷纷质问张闻天，凭什么说毛泽东的北上主张就一定正确，张国焘的南下主张就一定错误？为什么中央对四方面军的发展壮大这一事实视而不见，反而要在《布尔什维克》上公开发表攻击张国焘的文章？他们威胁说，中央批评张国焘是不公正的，张国焘领导四方面军，不仅正确有功绩，而且深受全体官兵爱戴，如果中央继续忽视张国焘同志的意见，将引起四方面军十万官兵的重大反感。

这时，只有一只手臂的何畏甚至气势汹汹地指着张闻天喝道：“你像个什么党中央总书记？我看你简直是个汉献帝，曹操手中的傀儡！”

张闻天大怒：“陈昌浩同志，对今天发生的严重行为，你要负完全的责任！”

陈昌浩有恃无恐地回答：“我认为这是正当的行为，你们听不进国焘同志的意见，那就请听听我军高级指挥员们的意见吧。这只不过是共产党员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向中央最高负责人表达意见的一种直率方式，我希望你不要介意他们的态度。”

“陈昌浩同志，我明白了，这件事情并不是孤立的，今天这件事，我会向中央其他同志通报的。”说完这话后，张闻天拂袖而去。

陈昌浩在他身后一声嚷：“请便吧，我希望那不是你现在惟一能做的事。”

这就是“毛儿盖兵谏”的全部过程。这一事件引起了中央的高度警惕，也恶化了一、四两军官兵的关系。　　　

第三十六章  杀机毕现

在此后两个来月的时间里，毛儿盖地区成了一座庞大的兵营。红军总司令部驻扎在卓克基，但张国焘在毛儿盖住了一个多月，整天忙于一、四两军的混编工作。这时候，陈昌浩已搬到设在毛儿盖的右路军总指挥部去了。徐向前也奉命从卓克基赶来这里出任右路军总指挥之职，和陈昌浩住在一起。

两军领导之间的矛盾终于传到了下层红军官兵之中。短暂的“蜜月”结束了，双方的关系突然变得紧张起来。战士们过去见了面亲亲热热，现在却恶语相加。四方面军的官兵糟踏一方面军是残兵败将，叫化子部队，一方面军的官兵则还击四方面军是军阀、土匪部队，思想落后，作风恶劣。

不仅双方士兵公开骂架，甚至还出现了集体斗殴的现象。虽然红军组织了联合纠察队执勤，对吵架斗殴者一视同仁严惩不贷，但是，这股彼此敌视的情绪依然在看似平静的河面下暗暗涌荡。

此时，张国焘的警卫工作已经大大加强了，余天云调来一个野战营，每天在张国焘住所前面的一块荒地上“训练”。到了夜间，则派了两支以上的巡逻队在张国焘住所四周游动警戒。

我也加强了内部的保卫工作。每天夜里，我都要安排卫士轮流通宵值勤，每班四人。我则搬进张国焘寝室，同住同起。白天有人来访，我也从始至终不离张国焘左右。

那些日子里，毛泽东、张闻天、博古、朱德、周恩来等人都陆续来找张国焘谈话。他们希望能说服他，而张国焘也同样希望能说服他们。开始都是苦口婆心，而最后都是争吵一场，不欢而散。只有林彪，张国焘对他印像很好，说他像四方面军的余天云，人年轻，特别能打仗。林彪来拜访张国焘时，表现得毕恭毕敬，还送了张一匹好马。张收下了，但从未骑过，依然骑他从川北带出来的那匹青骢马。后来张国焘在康藏高原创建红军的第一支骑兵部队，以对付泽旺登登和夏克刀登的藏族骑兵时，把这马送给了四军军长、出任红军第一任骑兵部队司令员的许世友。

笼罩在毛儿盖上空的这种剑拔弩张、杀机毕现的气氛，自然引起了中央领导和一方面军首长们的强烈不安。聂荣臻元帅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就说道：“右路军组成后，有一天，我和林彪在右路军指挥部开过会留下来吃晚饭，吃了很多胡豆。右路军的政治委员是陈昌浩，他是代表张国焘的。吃完了晚饭还没有天黑，陈昌浩说：”林彪同志你可以先走，荣臻同志你留下来，我们还要谈一谈。‘留下后，他问我，你对遵义会议态度怎么样？你对会理会议态度怎么样？我说，遵义会议我已经有了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早已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我都拥护。看来，他们认为，林彪已经不成问题了，要做我的工作，要动员我出来反对毛泽东同志。谈话时徐向前同志也在场，但他在一边，在地图上划标号，正在计划作战方面的事情，他没有做声。就是陈昌浩一个人在那里高谈阔论。谈到晚上，我说，昌浩同志，我要回去了，明天还要行军。他才说，好吧，你走吧。我就带了两个警卫员，牵着一匹骡子离开了。骡子我也不敢骑，让一个警卫员牵在前面，我走在中间，一个警卫员殿后。我过去不作战时，从来没有将手枪顶上子弹的，这次我将手枪子弹上了膛，也叫警卫员将枪里顶上子弹。老实说，我怕陈昌浩整我。也怕遇上藏在藏民中的坏分子打我的冷枪。前不久，我红二师参谋长李棠萼就是走在路上被冷枪击中牺牲的。……我对林彪说，你要注意，张国焘要把我们’吃掉‘。他说，你这是宗派主义。我说，怎么是宗派主义呢？对这个问题，我们要警惕，张国焘与中央的思想不一致，我们应该想一想。我说这是路线问题。林彪反驳我说，既然是路线问题，你说他路线不对吗？那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哪？我们才几个人哪？我驳斥他说，蒋介石的人更多，难道能说蒋介石的路线更正确？这次争论，我和林彪都动了气，拍桌子把一个盘子也打翻了。“

对陈昌浩，我不能不多说几句。因为我对他一直持有一种复杂的感情。陈昌浩是和张国焘一起被派到鄂豫皖苏区的，张国焘打扮成商号老板，陈昌浩则扮成老板的“跟随”。而在此后的许多年里，他俩也的的确确像是这种主人与跟随的关系。陈昌浩对张国焘忠心耿耿，张对他也极为信任。在四方面军中，陈昌浩成了地位仅次于张国焘的二号人物。　

第三十七章  “朱毛不能分！”

这里离朱德、刘伯承的住处不到五十米，眨眼之间便已到了门前。这时，外面已经响起了喊叫声，那是徐泽明带着特务营正在解决朱、刘首长的卫士和参谋。我们用力撞开房门，冲了进去。几名战士摁亮了手电筒。我看见睡在门边一侧的白全宗和刘伯承的警卫员孟继彦已经掏枪对准我们，随我进屋的战士也全都用枪对准了他俩。我大声喊道：“白全宗，孟继彦，反抗没有用处，把枪放下！”

这时，朱德愤怒地大吼起来：“白全宗，你把枪给他们，我看他张国焘硬是敢把我吃了！”

电筒光的照射下，我看见朱德坐在床板上，眼中充满怒火。

刘伯承也起来了，盯着我说：“你们还算是红军么？红军打红军，哪个高兴？我看只有蒋介石高兴，胡宗南高兴。”

我无话可说，情急间把驳壳枪往枪套里一插，上前敬了一个礼，大声说道：“总司令，参谋长，对不起了，张主席请你们过去一下。”

紧跟着发生在张国焘屋子里的这一场大人物之间的对话。

当我把朱、刘首长“请”进张国焘屋子后，张客气地请他们坐，然后对他今晚采取的行动进行了解释，表示这样做并非他之所愿，而是为了挽救中国革命，挽救红军而迫不得已之举。心中苦衷，望他们能够理解，并对今晚的冒犯原谅。

朱、刘火气未消，直截了当地指出今晚的做法是非常严重的错误。

刘伯承说：“这是红军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恶劣事件。”

朱德说了一句很让张国焘难堪的话：“我看你是想学赵匡胤，来一个陈桥兵变，黄袍加身！”

但即使如此尖锐，张国焘依然没有因难堪而“暴跳如雷”，他仍是以请求的语气劝说他们在这场与毛泽东的斗争中，能够公开站在他这一边。

张国焘费尽口舌，得到的朱德的回答却是：“天下人哪个不晓得朱毛？朱毛一分裂，红军就完球了。”

张国焘退而求其次，要朱与刘与他一起联名通电反对中央的北上决议。

朱明确拒绝：“决议我是举了手的，我现在来反对决议，不就否定了我自己？”

张国焘苦着脸说：“玉阶兄，在目前这种危急关头，我们彼此换换位置，你会把我怎么样？”

我们在场的人谁都听懂了这是威胁——张国焘式的威胁。

朱勃然大怒：“你既然敢把我和伯承抓起来，还假惺惺说这些干啥子！要杀要砍随你，不过，我不会改变我的政治主张的！”

张国焘脸上露出了不被人理解的痛苦，悻悻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张国焘得不到二位的支持，只能怪我无能。好，天快亮了，你们送总司令、总参谋长回屋休息吧，反正，我们还有时间再谈的。”

朱、刘首长的警卫、参谋等人员此时已全部被解除了武装，集中送去了随军“劳改队”。

两位首长则由我派警卫排的战士“保护”——实际上，他俩也成了“囚犯”。

张国焘对朱、刘首长下手后，又给陈昌浩发去密电，要他采取强硬措施，率右路军掉头南下，到阿坝与左路军会合，如果这一阴谋不致因一个极其偶然因素遭致败露而终未得逞，那么，中国的现代革命史或许将会是另外一种写法了。

值此中国革命的危难关头，有两个人挺身而出，改变了历史。

一个是叶剑英。一个是毛泽东。　

第三十八章  改变历史的一刻

九月九日，张国焘的电报发到班佑时，陈昌浩正在主持一个会议。

右路军指挥部机要室里，值班机要组长陈茂生刚开始译一份从左路军红军总司令部发来的密电。

陈茂生刚译了一半，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作战科副科长吕黎平走了进来。“吕科长，你来得正好，快来看看，这份电报很奇怪。”

机要员出身的吕黎平帮助他迅速地把密电译了出来。他俩看后，大吃一惊！原来这是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的电报。电文如下：“余经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尚不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俟革命高潮到来时再向东北方向发展，望劝毛、周、张放弃毛儿盖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立即监视其行动，若执迷不悟，坚持北进，则以武力解决之。执行情况，望及时电告。”

吕、陈都是原一方面军负责情报工作的二局的人，是由叶剑英直接领导的。所以，吕黎平马上拿着电报赶到了会场，准备送给叶剑英看。

他看见陈昌浩正在台上讲话，叶剑英、杨尚昆都坐在台下第一排。吕黎平走上前去，把电报直接交给了叶剑英。叶见电报是发给陈昌浩的，便没有打开，站起身来，把电报交给正在台上讲话的陈昌浩。

陈昌浩对他摆摆手：“等一下，你没见我正忙着吗。”

由于是急电，叶剑英回到位置上便打开来看一看。这一看，顿时惊出他一身冷汗。叶剑英借口上厕所，马上赶到离会场两三百米外的毛泽东的住所，把电报给毛看。恰巧彭德怀也在。这段时间，随着张国焘对中央的态度日渐强硬，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对张国焘的亲信陈昌浩也倍加警惕，担心他搞动作。彭德怀率领三军团抵达巴西后，立刻派十一团隐蔽在离毛泽东驻地不远的地方，以防万一。彭德怀本人则每天都陪着毛泽东。此时，毛泽东看过电报，飞笔将电文抄下来，然后叮嘱叶剑英马上把电报送给陈昌浩，千万不要让陈知道他已经看过电报。叶剑英又立即返回会场，见陈昌浩仍在台上讲话，叶剑英就把电报交给吕黎平，让他候在一边，等陈昌浩一讲完话，就直接把电报送给他。

而另一厢，彭德怀见到这份杀机毕现的电报后，力促毛泽东先下手为强，将右路军中的原四方面军的高级指挥员抓起来作人质。

“这是下策。”毛泽东断然否定。

“那怎么办？我们只有七千多人，他们有三万，陈昌浩真要动手，我们打不过他们的。”

毛泽东大口抽烟。过了一会儿，他说：“你在这里等着，我先到右路军指挥部去探探虚实再说。”

彭德怀说：“你不能去。陈昌浩说不定会把你抓起来的。”

毛泽东说：“他真要动手，我呆在这里也是跑不掉的。”毛泽东当即赶到右路军指挥部，召见陈昌浩、徐向前二人。他装着一点也不知道电报的事，问：“左路军过葛曲河了吗？”

陈昌浩小心翼翼地说：“没有。刚才国焘同志发来电报，要我们南下。主席，你看怎么办才好？”

毛泽东神色镇定地说：“如果一定要南下，我的意思是中央委员会也应该开个会统一一下思想。这样吧，我马上请洛甫（张闻天）、恩来、博古他们一起开个会。”

陈昌浩万万没有想到，这是毛泽东使出的缓兵之计，以此赢得时间，金蝉脱壳。　　

第三十九章  胜利大逃亡

毛泽东回到住所，马上派人通知各位中央要员火速离开班佑，前往彭德怀的三军团驻地巴西会合。就在这里的一座寺庙中，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毅然采取紧急措施，决定编入右路军中的原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以及中央机关共七千多人，迅速脱离险境，继续北上。他说：“为了继续麻痹陈昌浩，就说中央已决定南下，但部队要重返草地，必须多准备一些粮食，所以明天天一亮官兵们就要到地里去收割青稞。否则一方面军的人大量移动，陈昌浩会发觉的。”毛泽东同时还交给叶剑英和杨尚昆一个重要而危险的任务，要他俩尽可能把二局的人和地图带出来。杨尚昆必须确保他领导的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尽量多地出来“收割青稞”。出发的命令是逐个传达到个人的，官兵们都是半夜里突然被叫醒，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凌晨两点钟，杨尚昆和叶剑英偷偷溜到指挥部，把钉在情报室墙壁上的军用地图取下来，夹在行李里带了出来。

次日早上，陈昌浩、徐向前才知道原一方面军的人马全都跑光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何畏等人先后来电话，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跑了，还对我们放了警戒，怎么办？打，还是不打？陈昌浩急红了眼，问徐向前：“打不打？”发生了如此重大的事件，徐向前也慌了神，呆呆地坐在床边，他痛苦地说：“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通知我们一声，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昌浩同志，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呀？无论如何不能打。”关键时刻，陈昌浩也表现不错，他没有行使政治委员最后拍板的权力，而是完全同意徐向前的意见。但是，陈昌浩还是作了最后的努力。他给彭德怀写了一封信，派副参谋长李特率领原四方面军红军大学的部分学员，飞马赶到巴西，力劝毛泽东回来。

毛泽东、周恩来与彭德怀此时正在半山腰的一座喇嘛寺里。李特率人拥进寺庙，高喊要面见毛泽东。出来的却是彭德怀。李特把陈昌浩的信交给他，陈在信中劝彭停止北上，回头南下。彭德怀看完信，立即拒绝。红军大学的学员举着一条“反对毛泽东逃跑”的横幅，反复呼喊着口号。要毛泽东出来回答问题。毛泽东高大的身躯出现在寺庙前的台阶下。看着这些公开反对自己的红军战士，他用浓厚的湖南口音说道：“红军战士们，党中央北上方针是正确的，南下川康条件险恶，十分不利，我希望你们能认清形势，随中央北上。当然，在认识暂时不能统一的情况下，愿意南下的南下，愿意北上的北上，我不勉强你们。”李特大喊大叫着冲上前去，六七十名军官也跟着他拥上前来，中央的军事顾问李德赶紧上前，用俄语大声招呼李特冷静。

毛泽东神色严肃地说：“我们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至于对那些暂时不愿意随中央北上的同志来说，我们只是先遣队。我们先走一步，去开辟新的根据地，等大功告成，你们什么时候愿意来同我们会合，我们随时欢迎。我相信，我们今天有分歧，要不了多久，总归会走到一起的。”

李特跳上台阶大叫道：“同志们，不要相信毛泽东的鬼话，中央的北上方针是彻头彻尾的逃跑主义路线，他们犯下了一个又一个的重大错误却始终不认错！他们丢掉了江西根据地，把八万多红军折腾得只剩下了一万多人。看看我们四方面军，到川北时只有一万多人，在张主席的正确领导下，现在已经发展到了十万雄师，谁的路线正确？谁是英雄豪杰，实践早已作出了证明，还需要用嘴巴来强词夺理吗？”

李德见李特的情绪已经冲动得完全失去了控制，于是上前紧紧抱住他。　　

第四十章  毛泽东被困巴西

两个钟头后，风波终于平息了，毛泽东处理这场风波的办法同他一九二七年秋天采取的做法一模一样。那年在井冈山上遇到一帮人闹事，毛成功地平息那场叛乱的办法就是放不愿意一起干的人回家，然后，率领愿意留下的人继续干。

张国焘接到陈昌浩发来的急电后，这一次才真的是暴跳如雷气急败坏。陈称：“毛泽东突然直接下令一、三军团以‘北上先遣支队’的名义，单独向北进发。”又称：“毛此次行动，完全是秘密的，事前未通知右路军前指，不知原因何在？”张国焘马上意识到是电报上出了问题。但究竟出在哪一个环节上，他也搞不清楚，此事直到后来在延安，党中央彻底解决张国焘问题时，他听到毛泽东称赞叶剑英“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时，才恍然大悟。

九月十一日，已经安全抵达甘南俄界，与林彪、聂荣臻率领的第一军团会合后的党中央电令张国焘“即率左路军向巴西、班佑开进，不得违误”，并要张国焘“立即答复北上具体部署”。可是，此时的张国焘已完全利令智昏，他不仅对中央的电令置之不理，反而下令所部即刻向阿坝疾进，与中央背道而驰。并电令陈昌浩率编入右路军中的原四方面军的四军和三十军以及原一方面军的五军团从巴西、包座一带折头南下，与他会合。陈昌浩果然对张国焘唯命是从，将三万多名不久前刚刚从大草地上挣扎出去的红军士兵，又带回了充满凶险与死亡的道路。

张国焘返回阿坝后，为了保证他的政治路线能得以顺利推行，又一次向不和他保持一致的同志挥舞起了血腥的屠刀。就在这里，他召开了许多表态会，每一个指挥员必须在会上公开表态，是跟他走，还是跟毛、张、周、博走。对于他放心不过的人，马上采取措施严厉处置。他下令勒死了自川北被捕以来一直拘押在军中的曾中生，把川陕省委书记袁克服也送进了随军“劳改队”。“劳改队”里的成员大都是被张国焘视作政治上的异己分子拔掉扔进来的。他们在红军战士的押送下走完了长征路。“劳改队”随总部机关一起行动。我见到的有中央派到川北苏区来的代表廖承志，有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杀害在重庆中美合作所的罗世文，有建国后担任过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的张德生，还有后来当过广东省副省长的朱光。

九月十五日，张国焘在一座喇嘛庙里主持召开了团级以上的干部大会。会场上公开打出了“反对毛、张、周、博向北逃跑”的大横幅。上午下午都是张国焘一个人讲。他把四方面军和中央分裂的责任全部推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身上。并对毛泽东的政治品质和人格进行大肆攻击。张国焘不愧是一个演讲天才，他口若悬河，声情并茂，有时还做出副饱受委屈恸不欲生的样子。绝大多数干部并不清楚这场斗争的内幕，以为真如张国焘所言——而且当时一方面军连遭重创，四方面军蓬勃发展壮大的现实已让指挥员们深信张国焘是正确的，犯错误的只能是中央。

“同志们，我们红军的道路为什么会越走越艰难？过去是李德、博古的错误，那么李德、博古已经垮了，现在又是谁的路线错误？很明显，”他指着会场上的大横幅说：“他们明知道北上走不通，还要逼着我们四方面军跟他们北上，其用心不是想断送整个红军吗？这样无知无能又一意孤行的人，还配继续做红军的领袖吗？他们已经把十万人的中央红军拖垮了，现在又企图把我们辛辛苦苦壮大起来的四方面军带到死路上去，同志们，难道你们愿意跟他们走，和他们一起完蛋吗？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同志都会勇敢地起来反对他们。现在，他们居然连招呼都不打一个就悄悄跑了，我认为跑了是好事，迟跑不如早跑，他们走他们的独木桥，我们走我们的阳关道！”张国焘的演讲极富鼓动力，因为当时四川籍的官兵中确确实实存在着不愿出川的情绪。在他们的意识中，只有这“天府之国”才是全中国最好的地方，他们的家，他们的亲人，他们的根，都在这块土地上，离开四川，他们便觉得自己成了水上的浮萍。也正因为四方面军中具有这种普遍的恋乡情结，所以张国焘才敢公开和中央对着干。于是，群情激愤，指挥员们喊出了许多反对毛泽东和党中央、拥护张国焘领导的口号。　　　

第四十一章  阳奉阴违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新任“党中央主席兼军委主席”的张国焘要露一手给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给已经到达保安的毛泽东等人看一看了。

十月下旬，八万南下红军兵分数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党岭山，攀援已遭川敌刘文辉部破坏的栈道，向宝兴、天全、芦山之敌杨森、刘文辉部发起猛攻。

到十一月中旬，宝、天、芦全部落入红军之手，几路大军已形成威逼成都之势。

在张国焘看来，只要攻下成都，控制了富饶的川西坝子，不仅可以使他立于不败之地，更重要的是，如此的现实与军事实力也足以影响共产国际对他另立中央的态度，以争取对他的承认。成者为王败者寇，此话自古皆然。篡夺党和红军大权的“成功”以及军事上取得的这一连串的胜利，使他陶醉。

谁知好梦不长，毛泽东苦口婆心地劝告未能使张国焘清醒过来，蒋介石和刘湘却做到了这一点。

而且，正是因为张国焘的南下进攻，危及到四川各路军阀的根本利益，才迫使一直与蒋介石貌合神离的刘湘，以及与刘湘勾心斗角的川中各路军头，这一次空前团结起来，死心塌地投向了蒋介石的怀抱。

刘湘的头号谋士邓汉祥先生为中国历史留下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一九三四年十月中旬，中央红军自江西突围北上，蒋介石为阻截红军，电邀刘湘到南京面商机宜。刘湘乘专轮顺长江而下，路经汉口时，邓汉祥特地从上海赶到汉口迎接。刘问邓：“你看这回蒋介石约我去南京，要谈些什么问题？”邓说：“蒋介石会对你说许多好话，但目的肯定是要利用你阻击红军西进，以期达到他所希望的两败俱伤。他还可能会借口防堵红军，调派中央军入川，以图控制川局，夺你权柄。”刘湘说：“我的处境相当困难，但我已拿定主意，红军西来，如果目的是拿下四川，我当然会与它死拼到底。如果仅仅是过路，则切不可堵截，倘战火一起，蒋必派大军入川，而我同红军作战，有百害无一利，打胜了，是帮老蒋的忙，打败了，老蒋则有理由夺我的权。所以说，防蒋，远甚于防共。”

十月二十一日上午，蒋介石接见刘湘时，提出调十个师入川协助刘湘作战，刘湘坚决不同意。最后，只同意派贺国光率参谋团入川。

红四方面军在川北曾多年与田颂尧、刘湘、刘存厚、杨森、李家钰等四川军阀作战，深知他们为争权夺利而长期勾心斗角，互相拆台。

一九三三年八月底，红四方面军发起的仪（陇）、南（部）战役狠狠打击了田颂尧，盘踞在川陕苏区南边的杨森，害怕红军紧跟着打他，赶紧派要员送来亲笔信，表示要与红军谈判，达成互不侵犯条约。

张国焘回信同意派人与杨森谈判。

谁知过了好几天，杨森却毫无动静。他在耍滑头，红军便准备动手打他了。

就在开完前线黄石林军事工作会议的第二天，杨森派来了一位姓杨的参谋长和一位姓何的副官长。据说参谋长是杨森的堂弟，副官长是他的内弟。随行的还有两参谋和一小队卫兵。为了表示谈判的诚意，杨森还特意让他们送来了一张田颂尧和一张刘存厚防区的兵力分布图。

张国焘决定，派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和总指挥部舒玉章副参谋长担任谈判代表，次日前往巴中。

傅钟建议，舒玉章是东北人，他虽是四川人，但老家在川南的舒永，对川北的情况也不很熟悉，是否抽调一位既熟悉川北，又了解杨森部队情况的当地同志参加，在谈判时可提供一些情况。

张国焘同意。傅钟进而提出，最好由政治部共青团副书记吴尚德同志去，他过去是川北地下党的交通员，对情况最为了解。

张国焘说：“那就派他去吧。”

傅钟说：“这个人我现在没法派，他被曾传六同志当‘改组派’抓起来了。小吴是巴中县人，到团委之前是少共国际先锋团的，前期打田颂尧时受了伤，出院后刚分到团委报到，就把他抓了。这是个红孩子嘛，能有什么问题。”

张国焘说：“我给曾传六打个电话，叫他把人放了。”　　　

第四十二章  百丈关前

十一月十日，刘湘接到前线“南路告急，匪军大股有直趋成都之势”的告急电报后，他对担任省府秘书长的邓汉祥说：“军情万分紧急，我亲赴前线，集中全部兵力与赤匪血战，成败在此一役。”

随后，刘湘火速调集的五十个旅，总兵力二十五万人相继赶到，投入了与红军的这一场大决战。

此役被国民党列入军史，大肆宣传，称为“百丈关大捷”。

十九日，川军以十旅重兵，集中向百丈关反扑，并组织庞大民工抢修纵深配置的碉堡群进行封锁。

二十一日，两军在百丈关展开恶战，仅这一天，我三军、九军、三十一军相继全部投入战斗，其激烈程度，可想而知。

红军像浪潮一样铺天盖地地向前滚滚涌去，连续突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越过了丢失的百丈关，攻下了黑竹关。

但是，敌人的后备部队大量地投入了战斗，在督战队的驱赶下，又向我军前锋发起了反扑。战至二十三日，红军虽经殊死抗击，仍顶不住敌人强大力量的压迫，被迫收缩至百丈关一线坚守。

张国焘向全体红军下了一道杀气腾腾的命令，“临阵脱逃者杀，动摇军心者杀，消极避敌者杀，见死不救者杀”。

张国焘不仅下达了“四杀令”，还下令枪毙了一位团长。

那是红五军团董振堂的一名部下。他的团已死伤了四分之三，子弹，手榴弹全部打光，在敌人再次发起冲锋时，他下令放弃了阵地。

坚守到二十四日上午，形势对我军更为不利，敌人更为强大的增援部队，尾随中央红军入川的薛岳、李抱冰两支纵队源源不断地赶到了。他们在江西曾长期和中央红军作战，武器装备和兵员素质远比川军为高，再加上敌人不断有飞机从成都轮番赶来助阵，在我军阵地上狂扔炸弹，红军处境，已岌岌可危。

二十五日，由于许世友兵败峡口，张国焘被迫下令全军撤出战斗，退走天、芦。

打败仗，在许世友的军事生涯中是极为少见的。对兵败峡口，许本人如此回忆道：“百丈关会战中的峡口一仗，被薛岳吃掉了一个团。这是一个失利的战斗，对这个战斗我是不负责任的，那是陈昌浩一手布置的。我历来没打过败仗，就是峡口这一仗薛岳来了七个师，总部要我在峡口扼守。我要放五个团，陈昌浩同意放一个团。他坚持己见，根本不考虑我的建议。我看争论已成僵局，只好服从命令。这个败仗，陈昌浩要负责。”许世友快人快语，如同他的为人。

然而，我们不妨事后假设一下，如果真的陈昌浩采纳了许世友的意见，在布置兵力以御薛岳时，放的是五个团而不是一个团，结局又将如何呢？

从决定整个战役胜负的军事力量来比较，敌人处于绝对优势，而且拥有强大的后勤保障。局部的看峡口之战，针对许世友的一个团，薛岳第一次冲锋就投入了九个团，红三十五团一下子就被敌人冲垮了。结果，团长、政委及团营两级主要干部很快战死，全团战士最后全部牺牲。峡口一失，敌人蜂拥突入，红军防不胜防，阵脚大乱。

此战红军虽歼敌二万余，但红军的伤亡，竟在敌人一倍以上，使军队元气大伤。

迫于无奈，张国焘只好放弃了那块看得见吃不着的肥肉——成都，退回到宝、天、芦一带山区里避战求存，暂作补充和休整。

而百丈关，更可视作张国焘命运的重大转折点。因为，他那带有孤注一掷性质的南下方针犹如一个诱人的梦，在百丈关前破灭了。

此时的蒋介石则是欣喜若狂，以为我军是江西红军和川北红军的全部，严令川军各部与嫡系薛岳、李抱冰纵队乘胜挺进，务必将中国工农红军彻底消灭在宝、天、芦一带，以彻底除掉心头之患。

薛岳志在邀功，率部单骑突进。刚经百丈关苦战未及休整的我军被迫在天全与其激战，不敌。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五日，薛岳一鼓作气攻克了天全、芦山。十六日，又打下宝兴。　　

第四十三章  流泪的夹金山

张国焘终于尝到他亲手酿下的一杯杯苦酒了。那些胜利的捷报、雀跃的欢呼、成群的俘虏、堆积如山的战利品，似乎全都已经变成了破碎的气球，而前后相距的时间，尚不到一百天。

就在宝、天、芦被敌人占领后，红军开始执行张国焘制定的《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计划》。

实际上，这是一场已遭败绩的南下红军的全面大溃败。军事上连遭败绩的现实像沉重的磨盘一样压在每一个红军指战员的心上。他们没有权利获知四方面军和一方面军以及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分裂的真正原因，但是，他们却目睹了经受了失败，而失败是任何谎言也掩饰不了的。

就在夹金山脚下，一千多名好弟兄被张国焘下令丢下了！

丢弃伤员的事，这并不是第一次，也不是从张国焘开始。我军在鄂豫皖大溃败时，霍邱城失陷邝继勋丢掉数百。柳林河血战，我军损失惨重，张国焘也只派专人将脚踝中弹的陈赓师长秘密送往上海医治，其余两百多号伤员，被迫丢掉。西行途中，一路征战，被丢掉的也为数不少。

聂荣臻元帅在他的回忆录里也写道：“最令我痛心的是，我不得不下令把受伤的战士丢掉，而在残酷的战争环境里，那实在是没办法的事啊！”

可是，我想任何一次丢弃伤员，都没有发生在夹金山脚下那一次那样惨痛。虽然过去已经几十年了，可我每一想起，眼泪就控制不住地流……当时的场面，真是太惨……太惨了。

这上千名伤员都是在百丈关、宝、天、芦一带的战斗中负伤的。他们是最勇敢的红军战士。可是，红军现在却要硬着心肠把他们丢下了。他们肯定会在毫无抵抗能力的情况下全部落入残暴的敌人之手。

没有一个伤员的精神承受得住如此沉重的打击！

没有一个不是伤员的红军战士不被这种惨烈的现实所震撼！

同时，所有的受伤的未受伤的红军指战员也都明白，这是必然的选择。

当时的情况的确已经严峻到了极点，一方面，敌人的前卫部队正在和我军担任掩护的九军战斗，激烈的枪炮声已清晰可闻。我军只有迅速翻过夹金山、党岭山进入康定、道孚、炉霍地区才能摆脱强敌的追击。而高耸在眼前的夹金山，我们已经来回翻越过两次了。此山海拔近五千米，山顶终年积雪。上山后冰天雪地，大雪纷飞，风暴夹着成团的雪花、沙石猛兽般向我们扑来，不少战士连人带物被暴风雪卷进了深涧，牺牲在这冰天雪地里。饥饿、严寒、疲劳、疾病一齐向我们袭来。在深及膝盖的雪地中行军，我们冻得肿胀的脚像穿上铁鞋似的沉重难受，每迈出一步都要用尽全身的力气。这样的艰难困苦，即便是身体强壮无病无伤的战士也难以承受，把伤员抬上去，无异于将他们送进鬼门关，而且必然会有更多的红军战士陪着他们死去。没有办法的事啊，这就是战争！已经开始登山的红军战士不忍离去。不断地回头注视着山脚下密密麻麻或躺或卧地上的一大片伤员，那是他们亲密无间的同志、生死与共的好战友啊！他们之间甚至有亲兄弟、亲父子、亲姐妹。

王心兰就是在夹金山脚下和她姐姐王心诗分手的。心诗是妇女独立团的战士，一路上背着个奶娃娃长征。在夹金山脚下，经组织动员返乡。心诗一路乞讨，回到了老家清溪，从此在大巴山上当了一辈子农民。当时才１２岁的红军剧团最小的演员心兰则是剧团里的郑开先叔叔把她背过了大雪山，才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后来郑开先在甘肃会宁抢渡黄河时被敌机炸死了。解放后，王心兰一直不忘郑开先的救命之恩，托了许多人打听他的家人消息，想给予帮助，可惜均无结果。

我们的政治工作人员全都流着眼泪，百般安慰伤员，尽量让他们安心，如敌人有杀害伤员的行为，要他们团结起来据理力争。这种安慰是惟一能做的行为，而安慰者与被安慰者全都明白，它又是完全没有用处的。那一刻，所有的人都哭了，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王树声、许世友、李先念也和战士们一样地流泪。数万名军人的哭声惊天动地，震撼着冰雪覆盖的夹金山……那是我何福圣今生今世永远也忘不掉的场面！

第四十四章  张国焘轿夫头的故事

在夹金山脚下生离死别的，其中还有一对父子。在长征途中，他们先后担任了张国焘的轿夫头。

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在为朱德总司令写的那本著名的传记《伟大的道路》中说：“张国焘是坐着轿子长征的。”

这话不假，但是，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张国焘是躺在滑竿上长征的”。因为，轿子是坐，滑竿是躺，躺在滑竿上比坐在轿子里舒服得多。两根碗口粗的长长的楠竹抬杆一抛一落，人躺在凉椅上面颤颤悠悠，跟腾云驾雾一样，视线也比坐在轿子里开阔，沿途景致，想看可随意地看，倦了，闭上眼睛，就悠然入睡。即使太阳再毒，也晒不到，顶上的篷布往前一拉，便遮挡了阳光。

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根据地时，总部机关曾招募了大批力夫、轿夫。而分到我手下归我直接领导，专门抬张国焘的，则是十六名来自南江县的轿夫。轿夫头叫刘汉章。

这十六个人全是专业轿夫，他们不仅有力气，而且更有技巧。行路时腰杆要挺得直，脚动身子不动。换肩要不停步，不能让躺在滑竿上的人有颠簸感，随着起落之势，抬杆一抛身子一侧就换过来了。行走时，前头出左脚，后头就必须出右脚，同起同落，快慢一致，步步都要踩得上点子。所以抬滑竿的人必须找好“连手”，否则坐滑竿的人躺在上面难受不说，抬的人也扯筋扯绊，又累又吃力，走不了多远就累得趴下了。

这个轿夫队归我管。每隔十天，我要去后勤部经理处领来八十块银元，按每个轿夫５元的标准交给刘汉章。而刘汉章分发给轿夫们却有所区别，不搞平均主义。

因为他们是专门抬张国焘的轿夫，生活也就比一般红军战士要好一些。宿营后，他们经常去老百姓家中买只羊，或买条狗，宰了打牙祭。

这十六个轿夫有两大特点，一是全都喝酒，二是全都抽鸦片。

鸦片由我负责分发，中午一次，晚上一次，每次一人一粒，像绿豆般大小的熟膏。瘾大的刚能过瘾，瘾小的抽不完。

说起来很可笑，我一边分发鸦片膏给轿夫们抽，一边还得动员他们戒烟。可他们吃了我发的戒烟丸照旧吞云吐雾，谁也没办法，因为不给他们鸦片抽，莫说让他们抬张国焘、杨岳卿，连他们自己也得要人抬。

杂谷脑遭空袭，刘汉章受了伤，炸弹碎片在他屁股上钻了一个洞，动不得了，按照轿行的规矩，“世袭罔替”，就由崽哥承袭了轿夫头之职。

当上轿夫头的崽哥很快便在轿夫中树立起了他的威望。那一年他才十八岁，已长得牛高马壮，力气大，技术也好，还特别讲义气。

崽哥也是这十五个轿夫中最有出息的一个，到甘孜整军时，所有随队西撤的苏维埃干部、力夫全都被编入了红军，轿夫们也随之全部成了正式的红军战士，穿上了军装，但不发枪。

崽哥仍当轿夫头，他和他的一帮兄弟们把张国焘一直抬到了保安。　

第四十五章  雪山脚下的小城

一九三六年二月下旬，我们终于翻过夹金山、党岭山，到达丹巴，再由丹巴西进，分头进入到道孚、炉霍、甘孜地区。彻底甩掉了尾追之敌。

总队纵队近千人马翻越了党岭山，下到山脚后，很快便进入了道孚县境内的龙布沟。眼前是我从未见过的奇特景象，目力所及之处如同远古荒原一般寂静，难闻鸡犬之声。就在这片对我们来说既陌生而又充满了神秘色彩的地方，却突然出现了许多冒着袅袅白气的河沟和小海子，在河沟和海子的边上，还凝聚着一堆堆雪白的石灰质物体。一路走去，我们看到已经有不少官兵在水里泡上了。

我上前用手在水里探了探，那水居然有些烫手。我兴奋地跑到滑竿前，大声报告：“主席，那水好热啊，快下来洗个澡吧！”张国焘下了滑竿，四处看了看，说：“这是温泉，我在苏联的克里米亚半岛上洗过，水里含有多种矿物质，还能治皮肤病的。”我马上安排卫士们散开，布好警戒位置，然后，首长们就脱了衣服下水去了。这时候，恰好康克清、李伯昭、何莲芝（董必武夫人）和红军剧团里的人从山沟里钻出来了。

我赶紧喊道：“嗨，嗨，女同志不要过来，这里有男同志在洗澡。”

女战士们叽叽喳喳地叫开了。一会儿，女的全跑了，一窝蜂下到了远处的一个海子里……

我和卫士们也下水了，能在冰天雪地的党岭山脚下，突然泡进滚烫的水里，那滋味，真是妙不可言。只可惜温泉能洗去征尘，却填不饱肚子，热水里多泡了一会儿，肚子就饿得更是难受。正在洗澡的时候，担任前卫的三十军军长余天云，政委李先念派通讯员快马赶来报告，喇嘛武装妄图阻截红军，已被击溃，红军已经攻占道孚县城后山上的碉堡，进入了城内，被击溃的喇嘛武装则逃到了灵雀寺里。

从温泉里爬起来，队伍一路都行走在布满乱石和散布着大大小小的温泉的河谷沟汊地方，直到出了龙布沟，才踏上了一条好似公路的大道上。藏族通司说，这是内地通向道孚的古驿道。

二月二十八日晚上约十一时，总部机关才进了道孚县城。与此同时，红军的各路部队也分别进占了道孚县境内的泰宁、玉科、扎则、瓦日等地。

过去，在国民党反动派政府的大汉族主人的统治和藏族上层反动分子的煽动下，民族隔阂很深，汉藏之间经常发生械斗。汉人把藏民大都赶到山上聚居，城镇及山下的平坝地区则为汉人所占。

在红军到来之前，国民党南京政府委派道孚灵雀寺的堪布（主持人）诺那活佛为“康藏宣慰使”，企图利用他的影响和势力，一可剪除与蒋介石面和心不和的刘文辉的地方政权机构，二可组织封建武装堵截红军。诺那活佛去康定拿着委任状，捧着大印回到道孚，即设下一计，柬请刘文辉任命的道孚县长胡人纪和刘文辉的二十四军二十一团驻道孚的官长罗玉龙，前往灵雀寺赴宴。等酒过三巡，诺那活佛掷杯为号，埋伏在两侧厢房里的喇嘛一拥而出，将文武官长擒获，随即以“国民政府康藏宣慰使”的身份，宣布将诸官撤职，然后再将部队缴械，官兵一律遣散。

鉴于道孚城中汉民居多，诺那又另委任一汉族商人熊起为县长，重新招募兵勇，组编军队。经此事变，道孚县城顿时陷入混乱之中，诺那活佛委任的县长和新编的军队没有正常的经费及粮饷来源，只得强迫向人民摊派，听说红军已到雪山那边的宝兴、天全的消息后，诺那活佛一方面在全县境内强行征派“乌拉”，集中在县城后山修筑了一座大碉堡，另一方面积极地组织各地反动喇嘛武装，准备与红军为敌，还大肆造谣诬蔑“红军杀人放火，男人逮到就宰，女人逮到就奸，小孩逮到就煮来吃，见了穿红衣服的（喇嘛）就砍脑壳”。老百姓害怕，大都躲到山上去了。但是，面对空房空屋，红军仍然严守纪律，未经主人允许，不准擅自进屋借宿。当夜，官兵们全都在屋檐下、空坝上露天宿营。

天亮后，红军的政工干部分头找群众做工作。留在家里的藏族群众见红军秋毫无犯，不少人便同红军干部们一起到附近的山上去动员老百姓回家。

张国焘总部首长则住进了国民党的县政府。

就在红军进驻道孚的第二天，灵雀寺的堪布诺那活佛却派出敢死队，在该寺四大根巴（大喇嘛）的指挥下，手持武器冲上后山，妄图夺回碉堡。　　

第四十六章  红军骑兵师

余天云、李先念很细心，不断派传令兵来向张国焘报告战况。当然，这样力量悬殊的战斗不会有不利于红军的消息传来。但是，这场战斗仍然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尤其是喇嘛们放起火来，将寺庙变成了一片火海，从上午十一点一直打到了下午三点来钟，枪声才逐渐地稀疏下去，结果是，毙伤喇嘛八百多人，红军伤亡三百多人，诺那活佛率残存的喇嘛突围向瞻化方向逃遁。但是，诺那活佛很快还是落入了红军之手。四月二日，四军打下瞻化，抓住了诺那活佛。张国焘没有杀掉他，相反对他优礼有加。一位活佛是一方藏民心中的神，诺那本人也以为自己是神，所以被俘后只求速死，决不与共产党、与红军合作。杀掉诺那活佛是轻而易举的事，只需一颗子弹。但张国焘知道这一颗子弹打出去的效果。诺那在张国焘这里当了十来天的“贵宾”，最后还是被放掉了。这就是政治，只有政治才能最有效地帮助处于险恶环境中的红军求得生存。

自从来到道孚以后，张国焘过得极不舒心。虽然红军进入康藏高原后，在军事上节节胜利，继攻占道孚之后，三十军势如破竹，一口气攻占了炉霍，进占西康东部重镇甘孜。许世友、王建安的四军打下了瞻化、色达、琅瑭等县城。虽然刘文辉和李抱冰的部队被红军重创后逃出了康藏高原，已无力向红军发动有规模的进攻，只能远远地据山观望。可是，由他率领的这支虽经巨大损失却仍拥有四万余众的军队，身处荒凉贫困的康藏高原，几乎所有的战士都在为吃而奔波，几乎所有的战斗都是因粮食而爆发。野菜成为全军主要的充饥之物，连红军总司令朱德，此时也出任“野菜委员会”的主任，整天带着一大帮人员到野外采集各种野菜试吃，经试吃证明无毒，再推广到各部队中去……数月前的威武之师竟然落到如此凄凉的境地，原本踌躇满志心比天高的张国焘，心情怎么会好得起来？

红军要生存，必须要获得粮食。可是，敌人早已采取了各种严厉手段胁迫群众上山躲避，不准群众卖一粒粮食给红军，不准群众给红军当向导或当通司，严禁老百姓以任何方式帮助红军，一经发现，满门抄斩，定杀不赦。

红军只好自己组织征粮队下乡征粮。征粮队势单力薄，下到乡间后，经常成为敌人骑兵的袭击对象。而且敌人极其凶残，对付被俘红军的手段极其毒辣，割头斩肢，剖腹挖心，从不留一个活口。为了获得粮食，红军必须首先消灭敌人的骑兵武装。就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总部决定立即组建一支骑兵队伍。

名贯三军的战将许世友临危受命，由红四军军长调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支骑兵师的司令员。

五月一日上午，旭日东升，霞光万道，三千多名身背钢枪，背插大刀的骑兵浩浩荡荡地汇聚在甘孜城外的一块宽阔平坦的大坝子上。嘹亮的军号声，战马的嘶鸣声和铁蹄声，交织成一支威武雄壮的乐曲。

在隆重举行的红军骑兵师成立大会上，许世友率领他的骑士们，接受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王树声等总部首长的检阅。张国焘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给予许世友很大的鼓励。同时又对他明确了骑兵师的两大任务：消灭敌人的骑兵，筹集粮食。　　　

第四十七章  博巴政府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显然，泽旺登登和夏克刀登把重兵集中在阿坝通往查理的要道上，正是为了阻击许世友的骑兵队伍。许世友探明情况，立即和参谋长一起召集三个团长研究确定，乘敌人尚未发现我军、毫无戒备之机，立即发起进攻，以奇袭的战术歼灭敌人。夜色沉沉，伸手不见五指。红军大部骑兵集中隐蔽待命，多路突击队迅速地接近敌营，藏兵们围着为驱赶野兽而点起的火堆，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马匹零零散散地拴在周围。

在许世友的指挥下，按照预定的时间，部队发出了攻击信号，突击队员们首先将手榴弹冰雹般地掷向火堆，随着爆炸声，藏兵与燃烧的柴火腾空而起，火星直冲天穹。敌人的马匹被炸惊了，嘶鸣着四处狂奔。敌兵们有的被炸死炸伤，有的被惊马踩踏得鬼哭狼嚎。这时，冲锋号惊天动地地响起，红军骑手们挥舞着马刀，如同无数道铁流从山沟里奔腾而出，冲进敌人的营地，左砍右劈，将敌人大部歼灭。夏克刀登坠马遭擒，泽旺登登和诺那活佛在卫兵的保护下侥幸逃脱，企图潜回老巢德格，路经马尔铛时，与当地博巴政府的赤卫队遭遇，泽旺登登被乱枪击毙，诺那活佛遭生擒。麦加尔康一仗，歼灭敌人两千多人，俘获一千三百多人，缴获战马两千多匹，并将泽旺登登藏匿在各地的大批牛羊、大量粮食及弹药缴获。被俘的夏克刀登，许世友派出一个连的骑兵，将他押送回了道孚红军总部。这是红军骑兵师组建以来打的最大一仗，也是顺利的一仗。

对于夏克刀登、诺那活佛这样有影响的上层头面人物来说，征服他们的精神远比消灭他们的肉体更为重要。在张国焘的感化下，夏克刀登终于表示愿意与红军合作。

鱼儿离开了水，便无法生存，在人烟稀少，荒凉辽阔的康藏高原上，红军官兵们依然在努力地工作着以争取人民的支持。他们英勇地肃清了与红军为敌的一支又一支封建反动武装，实行了土地革命，穷苦的汉藏农牧民第一次分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翻了身的穷人对红军发自内心地热爱，他们在红军的领导下，雨后春笋般成立了各级博巴政府，并且拿起枪来，参加博巴赤卫队，勇敢地捍卫自己的胜利果实。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五日，在各县已经成立了基层政权机构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央博巴政府。中央博巴政府设在甘孜县孔萨大楼，党的领导人是李国荣，主席为格达活佛，副主席兼军事部长，则是一个多月之前在阿坝的麦加尔康被俘的夏克刀登。　　

第四十八章  余天云跳崖

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我还是做了一件在很多年后足堪自慰的事情。我帮了朱德的警卫排长白全宗一个大忙。就在总部翻过雪山，向道孚进发的途中，我看见了由红军士兵押送着的“犯人队”，白全宗也在这支队伍里。

他当时头发老长，乱蓬蓬的，双手也和其他犯人一样被反捆着。而且肯定是由于精神上的压抑与伙食太糟糕显得十分憔悴。白全宗也看见我了，他并没有求我帮助，可是，我却于心不忍，我们都是同行，白全宗遭难，不是他本身的原因，而是为他的首长受累。我是个行武之人，怜弱之心还有一点。宿营时，我到任后勤部经理处处长的熊国炳那里悄悄弄了几斤炒青稞，两大块掉肉干巴，用干粮袋装了，然后到“犯人队”里给了白全宗。我还给押解“犯人队”的一保卫局的连长打招呼，让他行军时解下了白全宗的棕绳。

恢复了自由的朱德和刘伯承分别被张国焘委以“重任”，朱德任野菜委员会的主任，他的任务是整天带领这个委员会的二十几名同志去到漫山遍野的野草树林中发现一些可吃的种类，先试吃，证明无毒，再推广到全军。刘伯承则被派到何畏任校长的彭杨军政学校去主持军事教学。

红军总部滞留道孚期间，华丽壮观，房多院大的灵雀寺，即成了彭杨军政学校和中央党校的所在地。那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是刘希平，任党委书记的是康克清，教务长是黄火清。

本来，担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与朱德总司令一样，在四方面军中有着极高的威望，大家都知道他过去是川军中的著名将领，后来又是在苏联陆军大学毕业的惟一的中央高级军官，无论学识、资历、级别和经验都令红军各级指挥员们佩服。

但是，张国焘的一些亲信军官知道现在的刘伯承虽然名义上是红军总参谋长，实际上却是“反张派”，是作为张国焘的阶下之囚来这里服“劳役”的。他们对刘伯承心存芥蒂，于是在刘伯承教学的时候，便故意与他为难。

彭杨军政学校那时大约有三百来名学员，都是四方面军中的师团营级干部，也有少数军级指挥员，三十军军长余天云，在打下寿灵寺后，也奉召到学校受训。在学员中，他年龄小，仅二十五岁，职务高，再加上深得张国焘的信任，也就染上了一些骄横霸道的作风，而对政治上“不可靠”的刘伯承，他自然不会放在眼里。

一次上课时，他竟与刘伯承当面顶撞起来。何畏碍于军规校纪，出面制止，余天云不服，仍然在刘伯承面前大喊大叫，口出狂言，惹得刘伯承大怒，表示，不处分余天云这样的学生，他决不再上课。张国焘闻讯后赶到学校，对于余天云这种目无上级，狂妄自大的行为，他也不便公开袒护，便来了个“挥泪斩马谡”，将余天云声色俱厉地训斥了一通，命令他当众向刘伯承道歉，然后关进禁闭室反省，对刘伯承，则慰勉了一番。而余天云则把这种处理当做不能忍受的奇耻大辱。从禁闭室出来后，他一改往日个性，郁郁不乐，碰见刘伯承，则怒目相视。不久，军校随总部转移时，余天云竟在路经大金川之际突然冲出队列，跳下万丈悬崖身亡了。　

第四十九章  红军中的四川女人

中央机关加上直属纵队约有七千多人，而妇女独立师就占了两千多。她们中绝大多数是四川女人。四川女人好像特别勤劳，特别能吃苦，而且，打起仗来也不比男战士差。我想，从社会原因上看，那大概是因为四川的男人普遍吸食鸦片，家中重活累活苦活大都由女人顶着干，长此以往，就锻炼得特别能干。

红四方面军的妇女独立师，就是由这样一帮能干的女人组成的。它最初成立于一九三三年三月下旬，川陕省委抽调机关女干部一百多人加上妇女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两百来人，在通江组建妇女独立营，辖三个连，营长是苍溪人陶淑良，曾广澜任教导员。

到五月中旬，刚成立不久的“娘子军”就在粉碎田颂尧的进攻中露了个大红脸儿。当时，“娘子军”的任务是往前线赶送粮草。一天半夜，她们运粮经过通江北面的鹰龙山，正在休息，与田部一个被打垮逃跑的营遭遇，当时妇女独立营尚未参加过战斗，除干部警卫人员有枪，战士们全用大刀、长矛装备。但是，送到嘴边的这块肥肉她们不能不吃。陶淑良与曾广澜一商量，决定智取，命令各连战士把粮食担进树林里，作好隐蔽，听到信号声再一齐杀将出来。

敌人上山后方向莫辨，也未发现树林里有伏兵，又累又困，大发鸦片瘾，一声“原地休息”，便迫不及待地把枪架到一边，往地下一躺，拿出烟枪就开始吞云吐雾，大过其瘾。忽然枪声一响，全营女战士一跃而出，树影摇动，似有千军万马。众战士手执大刀、梭镖、扁担，厉声高喊：“缴枪不杀”、“红军优待俘虏”，吓得这帮早已是惊弓之鸟的“双枪兵”魂飞魄散，以为遭到了红军主力的袭击，纷纷举手投降。还未等到他们清醒过来，所有的武器已经落入女红军之手，只有少数几个家伙狡猾地伏在草丛里一动不动，趁红军命令俘虏集合时，飞快地往山下逃去了。就这样，妇女独立营没损一兵一卒，就解决了田颂尧的一个营。

红四方面军总部把这次缴获的武器，全部装备了妇女独立营，此后，又在此基础上扩编为妇女独立团，由曾广澜任团长，张琴秋任政委。红军撤离川北之际，张国焘下令把乡以上的干部全部带走，将所有游击队、赤卫队等地方武装集中起来，编成四个师，随军撤离。而从边沿区撤到中心区来的妇女干部们，连同原来的妇女独立团，则被合编为妇女独立师，辖两个团，两千余人，仍由曾广澜任师长，张琴秋任政委。西征开始后，妇女独立师直属四方面军总部。第一团为总部机动团，战斗力较强，她们全都是十六七岁到二十二三岁的女青年，每人一支上着三棱刺刀的三尺半汉阳造小马枪，十板子弹和五枚手榴弹。　

第五十章  娘子军打３个大胜仗

总部在党坝停留时，离镇数里的大山中有一座喇嘛庙，藏族群众要按时往庙里送粮、纳税，为他们出“乌拉”（服劳役）。去送粮、纳税的群众离庙三里以外就得下跪膝行，无论是酷暑严冬还是大雨滂沱，他们背上背着粮食，或把钱袋吊在脖子上，往前爬几步磕几个头，常有年老体弱者累死在途中。

妇女独立师的战士到庙外的野地上采集野菜时，庙里时常有冷枪射出。据了解，得知里面有一股五百多人的喇嘛武装，红军前卫部队路过时，他们龟缩在庙里，未敢轻举妄动，红军碍于宗教政策，也未解决他们。谁知喇嘛们竟以为红军软弱可欺，便主动开始寻衅了。妇女师坚决请战，经总部批准，同意该师的第一团前去解除这帮喇嘛的武装。

当这千余名女兵“雌”纠纠气昂昂地出发时，很多机关的同志都站在路两边为她们送行。大家的心情都不好受，打仗应当是男人的事，现在倒好，男人看家，女人反倒去打仗。可当时的情况是作战部队都部署在总部机关的前后左右，离着老长一段距离，总部机关里最庞大的武装力量，就得算她们妇女独立师，这仗不打则罢，打，还真得非她们莫属。

我当时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曾广澜师长说：“曾大姐，让你们上去打，我们这帮男子汉大丈夫的脸，真没地方放了。”

曾广澜笑呵呵地说：“你这小何，都算个老革命了，咋个还一脑壳封建残余，胆敢看不起我们女红军？”

妇女独立师上去第二天就把喇嘛庙打下来了，曾广澜还派人给总部送信，叫火速派人到庙里去搬运粮食。那次真叫是满载而归啊，缴了六百多支枪，粮食十万斤以上，还有大批砖茶、酥油、盐巴，牛、马、羊三百多头，差不多够总部人员一月之用了。

曾广澜几位干部来给张国焘汇报时，我才知道了这一仗“娘子军”们是怎样打的。她们上去后，根据敌情和喇嘛庙地形，决定采取前后夹击的战术，对敌人聚而歼之。当晚，女战士们借着夜色的掩护，开始了坑道作业，将一条条堑壕挖到了喇嘛庙跟前。天亮后，红军战士从堑壕隐蔽前进，抵近仔细观察敌人的动向和选择突破口。等到太阳升起来后，一部分女战士由堑壕运动到正面，向喇嘛庙发起佯攻，敌人则从围墙眼里向外射击。打了十几分钟后，敌人突然打开庙门冲了出来。女战士们火力远近配合，远的用机关枪猛烈扫射，近的用手榴弹猛炸，打退了敌人的突围。不久，敌人再次集中力量向外猛冲。就在庙门口打得正激烈的时候，曾广澜打出三颗信号弹，早已躲在喇嘛庙背后山上茂密树林里的女战士一见信号，立即冲出树林，居高临下从背后向敌人发起了猛攻，到处响起了手榴弹的爆炸声，正面进攻的女战士也趁敌人慌乱攻进了大门，敌人放火烧庙，准备火中突围，女战士们一边救火，一边抓俘虏，不到两个钟头，便胜利地结束了战斗。　　　

第五十一章  高原会师

这年四月底，红军总司令部接到红二、红六军团的电报，称他们已进入滇西，到达了金沙江边上一个叫石鼓的小镇，望红军总司令部速派部队接应。

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王震率领的红二、红六军团原来活跃在湘鄂川根据地，中央苏区丧失后，国民党加强了对红二、红六军团的进攻，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他们也被迫开始了北上长征。他们过去只和红军总司令部建立有密码联系，而分裂后的红军总司令部又控制在张国焘手中，所以红二、红六军团在长征途中，一直是按照张国焘的指示行事。他们并不知道张国焘已经另立了中央。

此时总部前移至甘孜，张国焘得到红二、红六军团的电报后，立即派出驻道孚的三十二军南下策应红二、红六军团北上。三十二军由罗炳辉率领，在雅江击溃敌军两团，到达理塘甲洼，阻止敌李抱冰部南进，粉碎了蒋介石南北夹击将红二、红六军团消灭在金沙江沿岸的计划，六月三日，红六军团在甲洼与三十二军会师。七日刚刚会师的兄弟部队就联手作战，一鼓作气攻克了李抱冰据守的理塘县城。

此后，红六军团与三十二军分手，向甘孜进发。这一带已是红军控制地区，一路上，红六军团受到了四方面军驻扎部队和当地博巴政府组织的群众的欢迎。三十日，前卫部队到达了甘孜的甘海子。

七月一日，随红二军团行动的总指挥贺龙、政委任弼时也率队伍到达甘海子。至此，两军团全部在甘海子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广大红军官兵并不知晓上面的斗争，在他们看来，天下的红军都是一家人，都是亲兄弟，亲兄弟见了面，自然万分高兴。甘海子会师两军官兵表现出的欢乐之情，并不亚于一年前在懋功达维的会师。但是，张国焘的权欲心又一次发作了。他电令红二、红六军团北上到川康高原与他会师，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将这两个军团控制在他手中，增强他与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抗衡的资本。会师后，他马上派出若干个工作组，渗入到红二、红六军团中，散发反对党中央的文件，煽动两军团官兵对中央的不满。

岂料，张国焘的做法受到了强有力的抵制。统率二、六军团的贺龙总指挥一个命令，将张国焘派去的若干个工作组全部“礼送”出营。

张国焘也采取了他习惯性的做法，不断地召见红二、红六军团的高级指挥员，摸清他们的立场，对他们送枪送马，封官许愿，甚而企图撤换不明确表态与他在政治上保持一致的将领。　　

第五十二章  面对面的斗争

就我亲见，张国焘至少单独和任弼时、关向应、王震、肖克、贺炳炎、卢东生、甘泗淇、张子意等十人以上的高级指挥员谈过话。但是，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的态度令张国焘满意。这些人都明确地向张国焘表示，希望能尽快离开川康高原，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任弼时和张国焘谈话的次数最多，争论最激烈。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在红二、六军团中地位最高，他不像其他同志那样，对张国焘多少还有点敬畏之心，说话的方式还比较委婉含蓄。他不，他尖锐地批评了张国焘另立“中央”的行为，并要张国焘对南下红军遭到的重大损失承担责任。他说他和二、六军团的领导人到这里听说以上所发生的事情后，心情无比沉痛。他诚恳地向张国焘表示：“过去，你是我所敬重的领导，如果你能认真地改正错误，回到党中央的路线上去，我和贺龙同志以及二、六军团的全体官兵，将一如既往地尊重你，并接受你的指挥。”余下的话，张国焘自然明白。

七月上旬，红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的师级以上干部在甘海子召开了中共党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甘孜会议”。会上，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王震等同志和朱德、刘伯承等团结起来，与张国焘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争论激烈的时候，贺龙明确表示：“二、六军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红军，不是任何个人的武装，它只服从党中央的命令。如果张总政委不愿北上，那我们二、六军团就自己行动。”

张国焘虽然在甘孜会议上竭力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但是，他已经无力回天，连过去许多对他惟命是从的四方面军的高级指挥员也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认识到南下的错误，八万红军垮到现在的四万人，这样的结果无论如何也不能证明张国焘的正确。许多人也表态愿意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而对张国焘刺激最大的，当属陈昌浩对他的“背叛”。这位长时间最坚定支持他的头号爱将，却听从了任弼时同志的意见，表示赞成北上。这是张与陈共事多年来，第一次发生尖锐的争论，而且大多数四方面军的将领也都表态支持陈昌浩。张国焘看到自己已被“自己人”孤立，再加上他有个另立“中央”的包袱压在头上，所以情绪异常冲动，他眼泪汪汪地说：“好吧好吧，都要去陕北，那就去吧！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后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你陈昌浩干的。”陈昌浩的这一转变显然也改变了毛泽东等人对他的印象，使他在后来的日子相对要好过一些。

朱老总趁热打铁，积极地做他的工作，为了给张国焘一个下台楼梯，朱老总提出先取消这边的“党中央”，降格为西北局，直属共产国际领导，暂与陕北党中央发生横的关系。其它分歧意见，待日后与中央红军汇合后再慢慢解决。这个过渡性的办法大家认为比较合适，张国焘也接受了。经与中央协商，中央亦表示同意。七月二日，中央电令，成立第二方面军，下辖红二、六军团，以及罗炳辉的红三十二军。七月底，中央批准由二、四方面军领导人联合组成西北局委员会，统一指挥二、四方面军。至此，张国焘苦心经营的“第二中央”寿终正寝，全军立即拔寨起程，重新踏上了北上征途。　　

第五十三章  张国焘到陕北

在二、四方面军离开川康高原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师之后，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就是陈昌浩、徐向前率四方面军二万二千多人在甘肃靖远渡过黄河，向西征战中遭致全军覆没的惨剧。

历史和一年多以前在懋功两河口会师时有相似之处也有截然相反的地方。相似的是中央领导都到保安城外迎接张国焘，而且规模比前一次隆重得多，中央红军大学校长林彪还率领几百名学员在路边列队欢迎。在一个预先布置好的土台子上，毛泽东和张国焘都讲了一番“向前看”的话，对过去的矛盾、斗争一字不提。截然相反的是，一年多以前的张国焘手握重兵，气吞山河，中央红军则人不足万。而现在，中央已在陕北站稳脚跟，军队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张国焘却是损兵折将，自然感觉到脸上无光。而且，他现在基本上已经成了一个空头总政委，他指挥的四方面军，陈昌浩、徐向前带走了两万多人，剩下的四军、三十一军，在河连湾时也交给了前来迎接的周恩来指挥。周恩来不负众望，马上率领这支部队在河连湾、山城堡一带打了一仗，俘获了胡宗南部人枪各千余。

中央机关分给张国焘一眼有内外两间的窑洞，窑洞隔为内外两间，内间大，外间小，张国焘住内间，既是卧室也兼办公室。我住外间。如果黄超在，应该是他住的，但黄超已随陈昌浩到西路军去了。没过多久，中央机关办公室又派了个叫陆煜的秘书来。张国焘对他不信任。但陆秘书有一样长处却很受张国焘欣赏，他的象棋下得很好，所以他的作用也就是偶尔陪张国焘下几盘棋而已。住在旁边的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博古、王稼祥、林伯渠有时也来观战，毛泽东就笑呵呵地说：“小陆的棋，可以让特立三先。”

保安县城还不及四川的乡场大，房屋也大都破烂不堪，中央领导住的这一排窑洞前原来是一条由商店和民房组成的小街，由于历年战乱，已成废墟，现在种满了各种蔬菜。那时的保安，准确地说已经成了一座兵营。中央首长们的生活也相当糟糕，但中央机关后勤处的叶季壮处长却想方设法为首长们准备了一些特供品，一是前方将领送来的战利品，二是通过地下渠道从西安等地买来的。当时驻西安的张学良、杨虎城暗中已与红军有联系。

有一次，张国焘叫我给何畏送去两条特供给他的香烟。当时，何畏主持的四方面军彭杨军政学校已经和中央红军大学合并，由何畏任政治委员，林彪任校长。何畏把我带进卧室，给我说了一番话，叫我带给张国焘，大意是：他现在不便去看望张国焘，怕造成四方面军干部暗中串联的印象；他现在最担心的是，枪杆子一丢，啥都丢光了。我回去对张国焘转述后，他阴沉着脸，一言不发。？　　　

第五十四章  喜从天降

原四方面军的高级指挥员中也普遍存在着何畏那样的沉重的心理负担。因为事实已经一清二楚，毛泽东对了，张国焘错了。而他们当初在那一场激烈得差一点兄弟相残的北上南下之争中?都曾经站在张国焘一边，公开地有的甚至是气焰嚣张地反对过毛泽东，尤其是那些当初表现得很激进的高级首长，更显得惶惶不可终日。那个时代的军人，头脑里封建残余不少，他们总认为成者为王败者寇，如今毛占了上风，张两手空空，自己当初的行为，会被视为乱臣贼子，犯下了弥天大罪。

我们在保安住了不到一月，就随中央机关迁到了延安。

在保安，在我印象中最不能忘记的大事，就是“西安事变”对中央的强烈冲击。那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的中午，食堂已经快开饭了。陈昌奉突然到张国焘的窑洞来，通知张国焘马上到毛泽东的窑洞里去，有重要事情商量。通知完后，他激动得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喜泪汪汪地嚷道：“张总政委，天大的喜事啊！蒋介石……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抓起来呐！”

张国焘目瞪口呆，像救火一样冲出门，向着毛泽东的窑洞跑去，首长们激动如此，我们这些当兵的同样是欣喜万分，我们的头号敌人竟然被抓起来了，还能有比这更重要的事吗！足足四五个钟头过去，首长们才从窑洞里出来，我看着张国焘跨进门，很想问问详情，纪律又不允许。幸亏，张闻天和博古紧跟着进来了，他们脸上全都喜气洋洋，好像过节一样，因为这件事情太重要不过，他们余兴未尽，还想找人谈谈。

这样，我才从他们的谈话中知道，张学良发来密电，告知中共中央，他和杨虎城已经把蒋介石抓起来了，指名要求中共中央派周恩来为代表到西安共商大计。他还希望红军急速向延安及其以南地区开进，和他与杨虎城的部队衔接，以防御胡宗南部的进攻。而中央领导人对如何处置蒋介石意见不能统一，大多数主张当机立断，杀掉为好。最后，大家还是同意向莫斯科请示。

十三日这一天，是最为焦急的。西安的电报雪片般飞来，催中共拿出态度，但既已向莫斯科请示，那就只能等待莫斯科的指示。首长们都显得坐卧不安，相互不断串门。朱德总司令是最坚决的“主杀派”，他一走进张国焘的窑洞，人未坐下，就大声地说：“现在是千钧一发的时候，应该当机立断，用不着等候莫斯科的指示，来它个先斩后奏。我刚才就去对润之说了，痛痛快快地告诉张学良，先把蒋介石杀了再说其它……”焦急地等到深夜，莫斯科的回电终于到了。首长们汇集到毛泽东的窑洞里通宵开会。天亮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带着中央根据莫斯科的指示拟定的方案，坐汽车赶往延安，张学良派来的飞机已于前一天就等在那里了。　

第五十五章  批张序幕徐徐拉开

不一会儿，我也知道了莫斯科指示的要点。大意有三点，１、明确指出“西安事变”是日本人的阴谋，旨在破坏中国抗战力量的团结，苏联决不会为这种阴谋所利用，更不会提供任何支援；２、中国急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阵线，而这一阵线最合适的领袖只能是蒋介石，张学良分量不够；３、中共应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利用这一时机与蒋介石作友善的商谈，促使其赞成抗日，并在有利于和平解决的基础上，主动将蒋释放。虽然中央领导人对莫斯科的指示不无意见，但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按照斯大林的意见办。二十五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二十六日，中央机关即迁往张学良主动让出的延安。保安自然不能与延安相比，延安地处陕北中心，与西安及各地的交通非常方便，而且还有一个机场，城内的房屋与城外的窑洞比保安多得多，足以容纳中央的众多机关。“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心中威望剧增，延安一时成为中国革命的圣地，到处都流行着一句话“要抗日到延安去”。

待军政大事安排就绪后，中央便着手批判张国焘犯下的一系列严重错误了。可是由于处置失当，批张很快便发展成为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而这场运动的发轫则是河西走廊传来的西路军全军覆没的噩耗。张国焘立即成为众矢之的。而他拒不承认他对西路军的失败负有责任，因此形成了这场运动不应有的复杂局面并导致发生了严重后果。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所有的史料都一致认定：是张国焘假借中央名义，提出“建立河西走廊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的错误，组织西路军两万余人渡河西征。西路军虽英勇抗击，但终遭惨败。是张国焘给党和红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党内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作风，这段历史才得以澄清：西路军是张国焘为执行中央军委制定的“宁夏战略计划”而组建远征的，并非张国焘个人所为。而在当时，运动的组织者偏偏极不适宜地以追究西路军失败的主要责任，掀开了批张的序幕。这虽然有利于刺激广大党员和红军的情绪，以调动他们斗争的积极性，但因有违于事实而引起知道真情的四方面军高级指挥员们的极大反感。由于未能紧紧抓住张国焘企图用武力胁迫中央南下和另立中央的核心问题，加上方法不当等因素，以致运动深入到教育争取四方面军广大官兵同张国焘的反党路线划清界限时，一场酝酿已久的风波猝然在刚由红军大学更名为抗日军政大学不久的校园里爆发了。当时，四方面军有大约五百名军、师、团级干部正集中在抗大学习。他们对批张运动一时转不过弯来本在情理之中，但运动的组织者和积极分子却习惯于以前那一套“整思想即整人”的做法。把他们看成是张国焘的“亲信党羽”强迫转变立场。这样的观念和做法，显然使四方面军的干部们形成一种错觉：批张是虚，对四方面军进行全面整肃才是实。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经历过鄂豫皖和川北的“大肃反”，对这样的运动余悸犹存。　　　

第五十六章  抗大事件

就在这时，许世友串联了一大帮在抗大学习的原四方面军的高中级干部，决定在一九三七年四月四日午夜后举事，杀死某某某，然后从北门城墙脚下的水沟爬出去，重回大巴山，与留在苏区打游击的许的老部下刘子才部会合，另竖红旗。参与密谋然而最终却在举事的当天下午幡然悔悟的四军政委王建安悄悄离开寝室，向莫文骅主任作了密报。莫文骅大惊，飞报毛泽东。毛既惊又怒，急派中央政治保卫局局长周兴同志亲率中央警卫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抗大，将许世友等三十余人一网打尽，投入了大牢。而抗大政治委员何畏在许等被抓后情绪激动，到处公开发表煽动性的讲话，表示从此后再也不相信毛泽东为首的中央。何畏也因此被抓。

几十年后重提这桩历史公案，许世友如此言道：到延安以后，有人说张国焘如何长如何短，我也不作声，只要你不找到我头上我就不管。以后西路军失败的消息传来，我非常痛心，半月没有休息好。加上反张国焘路线听了不少胡言乱语，有的说我们是托洛茨基，有的说我们是土匪，下面的干部也都看不起四方面军的同志，我非常生气，气得吐了血到医院疗养……在病休中，斗争会一天比一天开得厉害。这时，四方面军的营、团、师、军级干部都来看我，没有一个不哭的。一连这样３天，尤其是军、师级干部的哭，对我影响很大，过去都是老同志，现在却感到没有了出路。我想了几天想出办法来了，他们再来看我时，我就对他们说：我们回四川去，那里有刘子才，他们有一千多人，又是我的老部下，在这里某某某说我们是反革命，我们到四川去叫他们看看我们到底是不是革命的。愿去的就走，不愿去的也不要告诉中央。到第三天，有二十多个团级干部、两个营级干部、六个师级干部、五个军级干部，都愿意走。

长期领导四方面军的徐向前元帅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直截了当地表明了他的看法：“抗大搞出个‘反革命事件’，关押了许世友等数十名高级干部，罪名是‘组织反革命集团’、‘拖枪逃跑’等等。其实，这是个冤案。”

作为“反革命武装暴乱集团”的首犯，许世友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先给他带上脚镣，后来又加上手铐。

第五十七章  许世友激怒了毛泽东

四天后，身陷囹圄的许世友真可谓雪上加霜，又遭受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他的妻子雷明珍迫于政治气候的压力，站出来和他划清界限了。

我多年来一直认为，批判张国焘的严重错误是应该的，可是，由于在运动中采取了许多左的做法，错误地将四方面军的广大官兵与张国焘捆在一起批，大搞人人过关，搞得当时在延安占绝大多数的四方面军官兵人人自危，灰溜溜地抬不起头来。对批张运动，我们普遍抱有强烈的抵触情绪。而且这场运动的发起，又恰恰是在陈昌浩、徐向前率领的由我们四方面军两万多官兵组成的西路军全军覆没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有一点乘人之危的意思。抗大风波爆发后，我们从内心对许世友、洪学智他们都抱有强烈的同情，觉得他们是真正的好汉。

组织的误会，妻子的无情，运动积极分子的穷追猛打，把许世友气懵了。他弄不明白自己为革命打了上千次仗，身上伤疤重伤疤，到头来却莫名其妙地成了个反革命。他也不能理解长期领导他们的张国焘为什么会是个坏人。他把眼前所受到的这一切全都归到了这场运动的发起人毛泽东身上。砍头不过碗大的疤，他豁出去了，索性当着审讯、看押人员大骂毛泽东。他以为这样一骂，必然有人会报告上去，毛泽东一动怒，就会下令枪毙他。如果真能那样死去，也算得上四方面军的一条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了。

正全神贯注紧盯着西安、南京动向的毛泽东被惊动了。他把具体负责这场运动的中宣部长凯丰和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召到他的窑洞里，详细了解了抗大风波的情况。

凯丰情绪激烈，要求毛泽东应施以严厉手段处置。

而董必武提供的情况对于毛泽东亲自出面纠偏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董老说，他已经分别审讯过许世友、詹才芳、洪学智、陈锡联等人，也和曾参与策划，事到临头又幡然悔悟，向中央密报的王建安谈过话。他认为根据目前掌握的证据与情况，尚不能将抗大风波视作一次集体的反叛行动，而只是他们对在抗大进行的批张运动存在严重的扩大化倾向，把所有原四方面军的官兵和张国焘不加区别地当成了批判对象强烈不满，因此愤而作出了过激的行为。他们在反抗时说的那些出格的话，似不可以此作为定罪的依据，而应视为一时冲动之下的错误言论。他力陈许世友决不可杀，杀许，必然会引起原四方面军官兵的更大恐慌，有可能出更大的乱子。

董老还强调了最有说服力的一点，这批密谋出走的高中级干部，在风波爆发之前都没有和自己指挥的部队取得联系。而当时的情况是，部署在延安地区的部队中，原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一军仍占红军总数的一半以上。

毛泽东听到这里坐不住了，他起身在窑洞里走来走去，大口抽烟，随后问董必武：“董老，他们想跑的一共有多少人？”　

第五十八章  差点枪毙许世友

董老回答：“三十六个，已经全部抓起来了。”

毛泽东恼怒地冲凯丰吼道：“你搞的啥子名堂？弄得这么多红军中的高级干部反对我们，你还能说你正确得很么？凯丰啊凯丰，我看你是要把他们逼上梁山嘛。”

凯丰委屈地申辩道：“主席，我是认真按照你的指示精神布置的。”

“什么我的精神？”毛泽东发火了，“我的精神、中央的精神是批张国焘，你却不分青红皂白，一竿子横扫一大片！我听说，你还别出心裁，跑到抗大去搞什么‘究竟是毛泽东水平高还是张国焘水平高’，以此来划线。还逼着四方面军的官兵人人交待，抢过老百姓的财物没有？奸污过妇女没有？当过反动军阀的爪牙没有？简直是乱弹琴！我看我毛泽东，就没有张国焘水平高，张国焘在杂谷脑，在松岗批我毛泽东批得那样厉害，可就没有批一个一方面军的战士。可现在毛泽东批张国焘，居然连战士也不放过！”那一夜，毛泽东睡不好觉了，一整夜坐在办公桌前抽烟。连警卫员给他准备的夜宵也不吃。到东边天际隐隐露出一点青白色时，他吩咐警卫员通知罗瑞卿，他要亲自去抗大牢房里看看许世友。

凤凰山中央机关驻地离抗大很近，下个坡，横穿过一条小街便是。可是鲁莽的许世友一见毛泽东的面，竟敢拖着脚镣上去要和他拼命，吓得负责毛泽东保卫工作的罗瑞卿赶紧叫卫士拥上去，用麻绳把许世友捆得像个粽子。动弹不了的许世友仍挣扎着昂起头，冲着毛泽东破口大骂。毛泽东是领袖，领袖也是人，也有人所共有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他一片好心前去，反倒被许世友弄了个没趣，心中自然有气了。所以，当他身边的一些同志再次提出杀掉许世友，以示惩戒时，他点了头。罗瑞卿带着执行队员前往抗大后，毛泽东却又显得心绪不宁了。

桌上的电话突地响了，毛泽东一把抓在手里。话筒里响起了罗瑞卿的声音，他告诉毛，许世友拒绝签名，要求在枪毙前最后再和毛泽东理论一番。

毛泽东就在这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说：“罗长子，你把许世友的脚镣手铐拿掉，马上带他来见我。”可毛泽东万万没有想到，罗瑞卿马上又向他报告，说许世友坚持要带他的手枪，否则他不来凤凰山。毛泽东毫不犹豫，大声告诉罗瑞卿：“把手枪还给许世友，告诉他，我毛泽东不但准他带手枪，还允许他装满子弹。”

许世友接过跟随自己已经多年的手枪，手竟抖了起来。他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居然会答应他这带有试探意图的荒唐要求，还特意让罗瑞卿转告他，“允许你装上子弹”。他的心颤栗了，泪水溢满眼眶。　

第五十九章  许世友泪花滚滚

过去，许世友长期在张国焘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张国焘对他这位骁勇的战将是十分器重的。四方面军有纪律，严禁官兵喝酒。可张国焘知道许世友嗜酒如命，对他却网开一面。八万官兵中，惟独允许许世友一人可以喝酒。对此，许世友对张国焘怀有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感情——对毛泽东不仅不了解，可以说受张国焘的影响，对毛泽东还抱有很深的成见。在“南下北上”之争中，他不仅旗帜鲜明地站在张国焘一边，而且还在陈昌浩把持的右路军指挥部里充当急先锋，与何畏、詹才芳等高级将领上演了一场围攻党中央负责人张闻天的闹剧，逼着张闻天拿出党的最高领袖的权威来，迫使毛泽东改变态度，同意张国焘的南下战略方针。在围攻中，他还对毛泽东出言不逊，大加攻击。而眼前的事实，却分明让他清楚地认识到了一位伟大人物光明磊落，无所畏惧的胸怀。

很快，罗瑞卿把许世友带进了毛泽东的窑洞。

“许世友同志，你受委屈了。”

许世友呆了！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仅这一声亲切的话语，就感动得早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许世友鼻梁发酸，眼中泪花滚滚。折金山，倒玉柱，他“咚”的一声双腿跪地，将压满子弹的驳壳枪双手高举过头顶，说道：“毛主席，他们要缴我的枪，我不给，这枪是我用命去战场上换来的，我把它交给你！能在死前听你叫我一声同志，够了！我许世友只有一句话：姓许的反对你们拿四方面军的兄弟当替罪羊，但我不是反革命，王建安、詹才芳、洪学智、陈再道他们也不是反革命！”

毛泽东双手将许世友搀起，动情说道：“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是党的宝贝，不是他张国焘个人的干部。张国焘是党中央派去的全权代表，他的错误应该由他自己负责，与你们这些同志没有关系。”

许世友哽咽道：“毛主席，要早一点听到你这句话，我们就不会干蠢事了。”

“你有错，我们也有错，把你许世友打成反革命，是我们的错；你许世友受了委屈就带上人往川北跑，是你的错。都有错，我们都改，好不好？”

在毛泽东逝世两周年之际，许世友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怀念毛泽东的文章，记叙了他当时的心情。“毛主席这句话，一下子解开了我思想上的疙瘩，使我感到非常舒畅，非常温暖。毛主席多么了解我们这些工农干部的心啊！我郁积在内心深处的苦闷情绪，被毛主席温暖的话语一扫而光。”　　　　

第六十章  感召

就这样，已经被毛泽东下令处死的许世友从此后成了毛泽东最忠诚的战士。党史军史上，也因此而增添了这样一段动人的佳话。毛泽东以他独有的大家气派和颇具浪漫色彩的方式处理了抗大风波。许世友被释放出来，受到开除党籍八个月的处分，降职使用分配到抗大担任校务部副部长。

毛泽东下令将许世友等被捕的三十多名红军将领全部释放后。紧跟着他又亲往抗大纠偏。他平时宽衣大袖，衣着随便，这天却特意穿上了军装，戴上了八角红军帽。在抗大操场上，毛泽东面对全场肃立却各怀心事的学员，开口说的第一句话，便像春雷一样震撼了人心。

“同志们，中央认为，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在这场批判张国焘同志错误的斗争中受到的对待是不公正的！”

这句出自毛泽东之口的话语所产生的效果异常强烈。站着上千名学员的操场上静得犹如止水。运动的积极分子闻此言呆若木鸡，而来自四方面军的学员们心中顿时涌荡开股股暖流。

数百双饱含着热泪的眼睛仰望着台上那位操着湖南口音，大家久闻其名但还不十分熟悉的伟岸身影。有几声抑止不住的抽泣，打破了宁静。许世友、吴世安、詹才芳在流泪，洪学智、陈再道、陈锡联也在流泪。所有刚刚从监狱中释放出来的红军军官都在流泪，流着热泪聆听这位他们曾跟着张国焘数次公开地反对过，不久前还对他暗暗怀恨的毛泽东说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

没用讲稿，毛泽东以他特有的朴素而热情生动的语言风格开始了他的报告。他高度地评价了四方面军英勇奋斗的历史，肯定四方面军是一支共产党领导之下训练有素，纪律严明，能征惯战的工农红军劲旅，对党忠诚的英雄军队。他重申这场斗争的目的是清算张国焘背离中央路线，犯下的种种严重错误，而绝非针对广大的四方面军官兵。他着重指出，张国焘个人的错误不应当影响削弱四方面军的丰功伟绩，任何在这场严肃的批判中表现出的歧视四方面军的现象都是违背中央精神的，也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第六十一章  扑火和放火

知道毛泽东去抗大做报告后，张国焘沉不住气了，他非常清楚毛泽东的报告会在四方面军的官兵中产生多么重大的影响，批张运动开始之前，张国焘已经被免去了红军总政委的职务，但是，却仍然给他保留着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就在毛泽东去后的第四天，张国焘也急不可待地赶到抗大去做了一次报告，这次报告会由对他忠心耿耿的老部下、抗大政治委员何畏给他主持。张国焘和毛泽东的目的截然不同。如果说毛泽东是去“扑火”的，张国焘则是去“放火”的。论口才，张并不在毛之下，但是，台下没有掌声，也没有赞同声、支持声。相反，他的这个报告不时激起了学员们的嘘声、抗议声。令他心惊胆战的是，反对他的已不仅仅是原一方面军的指挥员，他看到的一张张愤怒的脸膛上，有那么多是他长期所熟悉的老部下……何畏出面维持秩序，才使他勉强做完了报告。张国焘在报告中强调，党内斗争应当在正确的轨道上进行，每个同志，不管他来自哪一个方面军，都应当检讨自己曾有过的错误，任何党员都有权抵制自己认为不正确的指责。如果问题不能在抗大解决，就有权向上级党委或中央提出意见。如果认为中央不公正，也可以向共产国际控诉。

这是张国焘在进行公开的煽动，明目张胆地向中央反扑。中央当然不能容忍张国焘的这种行为，于是，对他，以及类似于何畏那样的死心塌地的追随者的斗争加剧了。而绝大多数的四方面军的官兵在这场已经转入正轨的运动中解除了压力，认清了是非——他们三过草地，三越雪山，长征途中病、饿、累死的官兵远比战斗中牺牲的多。原本就是张国焘南下分裂中央等错误路线的直接受害者——现在，他们纷纷站出来和张国焘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的”，很快，张国焘便成了孤家寡人。

紧跟着，又发生了两件大事，使张国焘的处境变得更加不妙。何畏出狱后，变得异常活跃，到处讲话攻击中央批张是毛泽东翦除政治异己，以报巴西受辱之仇。毛泽东在党中央大搞独裁，中央已经变质了，并且威胁要向共产国际写信控告。中央若再不改正其错误，他就要公开退出共产党等等。中央理所当然地解除了他的抗大政治委员的职务。不料何畏恼羞成怒，于半夜里带着警卫员吴昆水用绳子缒城而出（当时延安县城到晚上要关城门），公开投向了敌人。　　　

第六十二章  一场误会

当时张国焘住在凤凰朝南的山脚下，有两眼窑洞，一道齐胸高的院墙围着。院坝上一间屋里住着警卫排的战士，院子外面还有一个很大的马棚。

我走出院门一看，黑灯瞎火的，看不清楚。等到眼睛适应过来，我才发现不远处有人影晃动，有的已经趴在地上，枪口正对着我们。我当时并不怕他们开枪，因为我很清楚，这里是党中央的驻地，保卫措施相当严密，前来采取行动的不可能是外面的武装，他们不是保卫局的人，就是中央警卫团的人。而我们这个警卫排，也是隶属中央警卫团的。

我向着黑地里的人影大声喝问：“你们是什么人？想干什么？”没有人回答。我又喊道：“我是张主席的警卫排长，有什么事，你们当官的过来说。”

还是没有人吭声，也没有人走过来。

这时警卫排的战士也全都抽出家伙，飞快地跑出院门，围着院墙前面布防。四挺机关枪也提出来了。我当时也上火了，冲担任机枪手的陆安奎喊道：“陆安奎，把机枪架在门口，他们真要冲进来，你就给我打！”

张国焘被惊醒了，赶到院门口问：“何福圣，出什么事了？”

我怕对方开枪伤着他，出于警卫员的本能，赶紧用身子将他护着进了院子，才向他报告：“张主席，外面已经被包围了。我估计是保卫局的人要来抓你。我们全排战士已经作好战斗准备，要和你同生共死。”

张国焘默然无语，半晌，才叹了一口气，说：“小何啊，你太年轻了。马上把人撤进院子里，今晚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必须听我的命令行事。”

一宿未睡，双方都在黑地里呆着。直到快天亮时，外面的武装才撤走。

刚吃过早饭，张闻天就来了。他是来向张国焘解释昨晚发生的异常情况的。他说，昨天中午，周恩来、张云逸等人乘车前往西安办事，途经大劳山时遭受到伏击，卫士们死伤惨重，才掩护周恩来、张云逸等人脱险归来。

张国焘面无表情地问他：“难道周恩来在大劳山遭伏击，你们能从我的住处抓到凶手么？”

张闻天说：“国焘同志，你误会了。那是因为袭击周恩来的事件发生后，中央警卫团很紧张，所以才临时加强了机关的保卫工作。再说，刚才得到报告，那帮袭击周恩来的人已经抓到了几个，他们交待是大劳山中的土匪，拦路打劫而已，并不知道车上坐着周恩来、张云逸，也没有什么政治目的。”剑拔弩张地搞了一夜，原来却是一场误会。但是，不可否认，这样一场误会，对张国焘精神上的刺激是很强烈的。

批张运动结束后，张国焘便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显得黯然失色了。他成了一个特殊的人物，虽然他依然被保留在了政治局里，并且还担任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主席。但已经永远地失去了过去那样显赫的地位和权势。　　

第六十三章  陈昌浩来了

张国焘虽然已经上任，可他仍住那块“世外桃源”里，来了兴致，便带着我和陆煜到政府去巡视一番。而更多的时间仍呆在山上看书、练字、下棋。

当时在边区政府里负责秘书处的是潘自力，负责内务的是蔡树藩，建国后担任过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曹菊如那时在边区政府里管财经，还有个保安司令部，由中央保卫局局长周兴兼副司令员。负责教育的是徐特立，整天穿着双草鞋东奔西跑，积极地推广汉字拉丁化。他们全都经历了那刚刚过去的批张运动，对张国焘很了解，知道他的牢骚为何而发。大家对自己的工作也都很熟悉，张国焘既然如此态度，也就各尽其能，各负其责，埋头干自己的工作去了。

张国焘此时名为代理主席，实际上却成了个大闲人。但是，有一项工作他却很关心，那就是秘书处下面由伍修权负责的交际科。因为国共合作，迎来送往的事相当多，都由交际科负责安排。每当国际、或国民党政府方面有重要的人物和使团到延安，张国焘都要亲自出面相陪。

某一天下午，也就是张国焘当上边区政府代理主席大约十来天左右，已经和张国焘分别了一年多的陈昌浩突然到山上来找张国焘。出现在我眼中的陈昌浩，完全不是我所熟悉的样子了。以前我印象中的陈昌浩，威风凛凛，令人敬畏，在红四方面军中，他是仅次于张国焘的第二号人物，脾气大得吓人，连不少军级干部也常挨他的马鞭子。可眼前的陈昌浩却是神情沮丧，穿了一身皱巴巴的灰单军衣，看上去就像从国统区刚刚跑到延安来的一个穷学生。

当我把他带进窑洞，他喊了一声“国焘同志”，声音便哽住了，满脸涌上了羞愧，眼中泪水盈盈。

我知趣地退到了门外。但我舍不得离开，我渴望着从陈昌浩的口中能听到西路军覆灭的具体经过。还有那么多我认识的指挥员的命运。毕竟，我也是一个四方面军的老战士啊！

张国焘也显得失态了，他瞳孔大睁，猛地站起来，双手紧紧地握住陈昌浩的手，激动得语无伦次。“昌浩……是昌浩！你还活着？你跑到哪儿去了……我问过向前，他说你被打散了，前些时候先念回来，我还向他打听你，他说你和向前一起走的，向前都回来了，你没有回来，我想……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陈昌浩苦涩地说：“国焘同志，我……对不起你，我打了这么大的败仗，连累了你，我非常难过！”

“西路军的事，不要再谈了，我相信以后总有谈清楚的一天。向前、树声、先念他们回来，都已经对我说了，我关心的是你，这么长的时间你究竟跑到哪里去了？怎么又突然冒了出来？”

陈昌浩详细地谈了自己“失踪”期间的情况。

第六十四章  对陈昌浩的批判开始了

原来，突围时，他和徐向前被敌人的骑兵追散了。他和护送他的二十几名卫士边打边走，昼伏夜行，脱离危险区后只剩下三名卫士和他在一起了。他原来是决意回中央的，到了那种境地，他改变了主意，与其这样狼狈不堪地逃回去，不如先回鄂豫皖，与留在鄂豫皖坚持武装斗争的徐海东会面，手中有了军队，再设法与中央取得联系。为了缩小目标，他把身上的钱拿出来分给三名卫士，让他们各奔东西，然后他把枪埋了，买了身老百姓的衣裳换上，装成哑巴，一路上历尽千辛万苦，总算回到了他的家乡汉阳。可还没等他回到鄂豫皖，他便从鄂豫皖逃到汉阳的几位同志口中了解到，重回鄂豫皖已经没有可能，徐海东呆不住，早已带着队伍离开了根据地，国民党占据苏区后，一改当初的怀柔政策，大肆屠杀革命群众。在反革命“血洗苏区”的摧残下，到处是一片瓦砾，十室九空，甚至有的村子被杀得绝了户。国民党七十五师师长宋天才，用汽车装走了两千余名青年妇女，把她们拉到河南、湖北全卖了。陈昌浩正在举棋不定，进退两难之际，抗战爆发了，这样，他才下决心到延安。一个星期以前，他从武汉坐火车到了西安，找到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见到他，也很吃惊，第二天一早，即安排了车，送他到延安来了。张国焘问他：“老毛找你谈话了吧？”

陈昌浩语气沉重地说，“没有，我现在是前来向中央负荆请罪的败军之将，老毛可能觉得不屑见我了吧。我到的第二天，张闻天已经找我谈过了，他要我写出全面检讨，不仅仅是西路军失败的责任，还有以前我们做过的一切让他们不高兴的事……不过，无所谓，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嘛，我彻底地想开了，只要能重新出来工作，他们要什么我就写什么。听说先念回来后当了个营教导员，我不在乎，只要准我工作，当小兵我也干。”这一对“落难兄弟”同病相怜，谈得相当投机，抚今追昔，唏嘘感叹，足足谈到次日天亮陈昌浩才下山。没过多久，对陈昌浩的批判开始了，这场斗争不可避免地使张国焘又一次受到了波及。

大约在十月，张国焘终于决定离开古庙，搬到城内边区政府内居住。促使他搬家的原因是他的老婆杨子烈带着儿子海威到延安来了。杨子烈在上海的助产学校学习过，到延安后，被安排到边区医院搞助产工作。海威那时已经十来岁了，在城里的干部子弟学校“保小”读书。再住在山上就太不方便。

在这前一时候，中央已对边区政府改组，由张国焘任主席，潘自力任秘书长（不久改由伍修权接任），马明方任民政厅长，曹菊如任财政厅长，刘景范（刘志丹之弟）任建设厅长，周扬任教育厅长。有不少写张国焘的史料上都认为他叛逃时是边区政府的代理主席，有的写成副主席，这是不准确的，他应该是名正言顺的主席。　

第六十五章  留在张国焘身边

那个时候，边区政府已经安排了两眼宽敞的窑洞给张国焘住，可杨子烈嫌窑洞里空气不流通，不卫生，坚持要住平房。后来由刘景范派人专门给他修了几间平房，还砌了一道围墙把张国焘一家和其他人住的地方隔离开来。

就在搬家那天，又发生了一件不能不提的小事。政治保卫局来了个通知，要张国焘的警卫排全部到中央警卫团报到，另行分配工作，张国焘的警卫员由保卫局派来的一个叫李仁国的战士担任。本来，张国焘从川北带来的这个警卫排就隶属中央警卫团领导，警卫团长又归中央政治保卫局领导，所有中央首长的警卫员都是由保卫局派出的。而张国焘却一直抵制这件事，坚持把警卫排留在身边，外出时前呼后拥一大群，确实也显得有些与众不同。

张国焘看到这个通知后拍桌大怒，大为光火。

最终，所有的卫士都走了，而我却仍然留了下来。为啥？这是因为张国焘找我谈了话。他说他现在是虎落平阳，任人宰割，卫士们跟着他，是不会有前途的。但是，他舍不得我，因为在所有的卫士中，他对我的感情最深。为了这事，张国焘还飞马跑到凤凰山去找周兴理论了一番，说我长期给他按摩，他离不开我。最终逼着周兴点头同意将我留下。

张国焘去找周兴之前，先把我叫去谈了话，他让我先看了通知，然后说：“小何，如果你也愿意走，现在就可以收拾东西跟他们一路走。我是个政治上的失败者，你再跟着我，是不会有前途的。你过去跟了我六年，我感谢你对我的忠诚，我会永远记得你的。”

我当时的确有许多想法，可是，我这种行伍出身的人，一辈子崇尚的就是个义气，政治觉悟并不高，一脑壳“士为知己者死”、“主荣仆贵”的旧观念。从私人感情讲，我跟了首长六年，与首长荣辱与共、同甘共苦是理所当然之事，首长现在落了难，便撇下他不管，总觉得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而且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时的张国焘只是犯了错误的党的领袖，他还是政治局委员、中央领导人，党的文件，连毛泽东的讲话里，也仍然称他为“国焘同志”。

很快就到了冬季，陕北的冬天比川康高原的冬天还要冷。延河结冰了，漫山遍野垫起了厚厚的雪被。

就在那样一个寒冷冬天的下午，周恩来从山西前线回到了延安。他来看望张国焘时，还叫警卫员扛了一箱牛肉罐头来，是从日本人那里缴获的。

周恩来告诉张国焘，他过两天要赶到武汉去，南京失陷以后，国民政府在迁往重庆的途中暂驻汉口。张国焘拜托周恩来，到武汉见到蒋介石后，争取把张琴秋放出来。他说陈昌浩被批判以后，现在闲置在中央书记处，苦闷得很，张琴秋如果能回来，对他也是一个安慰。周恩来答应了，后来果然也把这事办成了。　

第六十六章  王明吓跑了张国焘

这便是当时从莫斯科回来不久，被张国焘视为救命菩萨，在政治局排名第一的王明。

具体的日子我记不清了，应该是一九三八年春节前一点吧，王明突然带着警卫员来拜望受到冷落的张国焘。在张国焘眼中，王明一直是他的救命恩人，当初他作为党中央全权代表到鄂豫皖苏区接管党政军大权，就是王明的安排。而不久前又是刚刚从苏联回来的王明提高了张在政治局的地位。可以说，是王明重新鼓起了张国焘深藏在心底的政治欲望。

但是，同样是这个王明，又很快地粉碎了张国焘的欲望，甚至使他强烈地感到了生命之虞。

我记得那一天干冷干冷的，阳光晶明，没有风，在陕北的冬天是一个难得的好日子。那时张国焘以杨子烈住不惯窑洞为由，由边区政府为他建了一个有四间平房的小院子，刚刚搬进了新居。王明和张国焘的谈话是在院子里的一张石桌子边进行的。开始很亲切，王明告诉张国焘，他过两天就要到武汉长江局工作。后来，他们谈到了毛儿盖，争论就从这里开始了。王明问张国焘：“我看过你给中央写的检讨了。我想问你一下，你认为毛儿盖分裂的主要症结是什么？”

张国焘考虑了一阵，字斟句酌地说道：“我已经在接受批判时明确承认了，否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名，实际上，是为了争夺红军的最高指挥权。”

王明摇着头说：“这不尽然吧，我看还是托派在暗中作怪的重要问题。”

“托派！你是指……”

“你当是的副参谋长李特、秘书长黄超都是托派分子。”王明以肯定的语气说：“我这次回来路经迪化时，已经叫邓发同志把他们抓起来了。”

“李特、黄超怎么会是托派？”张国焘大为震惊。

“这一点不用置疑，他们经邓发审问后，均已供认不讳。我已经下令把他们枪毙了。”

“什么，你把李特、黄超枪毙了！”张国焘这下沉不住气了，他冲动地嚷道：“李特、黄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以被认为是托派！你甚至可以说我也是托派，把我也抓起来枪毙算了！”

“不，你不是托派。但是，中央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你受到了托派的利用。李特、黄超在供词中已经承认了这一点。”　　　

第六十七章  黄陵祭祖

叛逃是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这天发生的。张海同志已经写文章谈到了张国焘假借黄陵祭祖叛逃的经过，我就不再重复了。我只简略地谈谈有关我所亲历的事。随张国焘一起去黄陵的，有我，陆煜秘书，有从未得到过张国焘信任的警卫员李仁国，还有保卫局派来担任张国焘临时警卫的一个特务班。

我们全部人员乘坐一辆从公路局调来的大卡车赶到现今已改名为黄陵的中部县时，天已黄昏了。

国民党方面派出的祭陵代表是第十战区司令长官、陕西省主席、西安行营主任三职一身的蒋鼎文。他比我们先到达中部县城。

当天晚上，中部县政府在一家饭馆设宴款待国共双方的官员。蒋鼎文的随从去了十几个，随张国焘去的中有我和陆煜秘书。张国焘让李仁国留在了特务班里。吃完饭回来，天已完全黑了。双方的卫队随员住在县政府两边的小厢房里，那是一所古色古香的大宅院，张国焘、我和陆秘书住二堂，蒋鼎文与他的随身卫士住三堂。

张国焘进屋后抹了把脸，洗过了脚，然后对我说：“福圣，明天祭陵的事，我还得和蒋鼎文商量一下。你留在屋里，有什么事，照料一下。”

张国焘走后不一会儿，小李急匆匆进来了。他一见我就抱怨说，没人管他们的晚饭，等到天黑，特务班的战士都找他要饭吃，没办法，他才借了个筐，到街上买了一大筐馍回来，让大家喝白开水对付一顿。说着话，他一下子看见张国焘不在屋里，就急着问：“张主席呢？张主席到哪里去了？”

我告诉了他，可小李却沉不住气，连声说：“这怎么行呢？我们都不在张主席身边，要是出了事，回去咋向领导交待？”

我说：“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他们是友军，会出什么事？”

小李在屋里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从桌上拎起温水瓶，边往外走边说：“我给张主席送水去。”

马上，外面就传来了小李的争吵声。

我担心出事，赶紧跑出去到三堂门口，看见小李被蒋鼎文的几名卫兵拦住了。

小李身材高大，提着水瓶硬往里闯，口中说：“我是张主席警卫员，他现在在里面，我为啥不能进去？”

卫士们嚷道：“这是我们蒋主席的命令，任何人都不能进去。”

我沉下脸来喝了一声：“李仁国，你这是干啥？马上给我回来！”

小李无奈，这才随我回屋。

我说：“我当排长的也没进去哩，你进去干啥？”

第二天祭完陵，晚上，张国焘又独自到三堂里去和蒋鼎文谈话，直到凌晨两点钟左右才回来，我和小李都等着他没睡。

小李一见张国焘回屋，就性急地问：“张主席，明天我们是不是就回延安？”

张国焘回他：“不，明天我还要去西安找林主席，有些事情要和他商量。”　　　

第六十八章  三条路

四月六日早饭后，县政府大门口停了好几辆大车小车，国民党的士兵在街上整队，准备上车。随张国焘来的特务班也列队在大门口等候。

张国焘跟蒋鼎文是一路说着话出大门的，两人的随从则紧跟在他俩身后。大门外，国民党的中部县长率一帮商绅前来送行，街上有许多老百姓驻足观望。

张国焘吩咐李仁国：“你带上大家回去，有人问我，你就说我到西安找林主席去了。”

张国焘说罢又看了看特务班，指着一个满脸稚气的小战士说，“把他留下来，跟我一路去西安。”

这个被张国焘临时点名的战士就是张海。

然后，张国焘身子一弯，钻进了蒋鼎文那辆黑色锃亮的轿车。蒋的一名副官让我、陆秘书、张海上了一辆没篷的中型吉普车。

下午，到了西安，我们随张国焘住进了一处很漂亮气派的房子。过道上铺有猩红色的地毯，屋子里有黑色的皮沙发。

张国焘一人住两间，我和陆秘书、张海合住对面的一间。

陆煜站在窗口往庭院里看了一会儿，担心地说：“何排长，好像不大对劲呀，这八路军办事处怎么没见着一个八路军，看见的都是国民党的军官呢？”我们当时完全不知道，这地方叫西京招待所，是西安城里一个有名的地方，专门供国民党高级将领下榻的地方。吃晚饭之前，我发现情况更不对了。过道上站着几名身穿毛料中山装的汉子，连我到张国焘的屋子里去，也被这些人拦住不让进。我大吼起来，张国焘这才出声，叫他们放我进去。

我当时也真是急了，进屋就问：“张主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屋子里就只有张国焘一个人，他看见我着急的样子，就叫我坐下，然后说道：“小何，你跟我这么多年，我一直非常信任你。事到如今，我也用不着再瞒你了。延安容不下我，我现在要换一种方式发展。当然，人各有志，不能勉强，现在我给你三条路选择，一条是跟我去武汉，继续和我同甘共苦；二条是我出面叫他们给你一笔钱，你回川北一家团聚；还有一条是回延安。你无论作何选择，我都会满足你的要求的。”

我像被一个炸雷打懵了，愣愣地盯着张国焘，紧张得说不出话来。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首长，我不惜用生命去捍卫的首长，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张国焘见我紧张得不行，又说：“这样吧，时间还来得及的，你回屋去认真想一想，想好了，再告诉我。”

我回到屋里给陆秘书、张海一说，他俩也都惊呆了。过了一阵，陆煜心存侥幸地说：“张主席说的换一种方式发展，可能是到武汉去找王明、周恩来，想留在武汉工作吧？”

但往细处一分析，连陆煜也很快否定了自己的估计。　

第六十九章  张主席走了……

第二天，我们实际上被软禁了起来，早饭、中饭都是守在门口的便衣送进来的。我们三人苦脸对着苦脸，都没了主意。

我的脑子里始终围绕着张国焘给我指出的三条路打转转。我没把这告诉陆煜和张海，因为我心里有种想法，我是张国焘的人，而他俩则不是，张国焘肯定不会像对待我一样也给他们三条路让他们选择。

我方寸大乱，拿不定主意。第一条路，不敢想，变节投敌，跟着张国焘走，他当大叛徒，我当小叛徒，那可是上让先人祖宗蒙羞，下让后代子孙抬不起头的大丑事！何况，延安并没有容不下我。拿点钱回家做小生意，也觉得太不值，以前我在川北时是何等的风光，我老婆家的亲戚朋友提到我何福圣的名字都有一种荣誉感，现在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回去，算个啥？那时候还整天盼着打败日本鬼子，不说肩挂两杠三花骑着高头大马衣锦还乡，起码见了老婆乡邻，不能丢脸啊！当兵七年最后成了个逃兵，值得么？想来想去，我最后还是拿定了主意：回延安！

七日下午，一个不认识的人进屋对我们说：“你们的张主席叫我来通知，马上到火车站去。”

我一听就大叫起来：“张主席呢？我是他的警卫排长，我要见他！”

那人火气很大地朝我吼道：“要见就快一点，他已经下楼去了。”

我们赶紧往楼下跑，那人也跟在我们后面跑。到了庭院，看见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和两辆吉普车正往门外驰去。

我急忙追上去大喊：“张主席，张主席！”轿车没停，开出去了。那人说：“上车吧，有什么事到火车站再讲。”

我们赶紧随他上了一辆吉普车，跟着驰了出去。

到了火车站，果然张国焘已经先到了。我还没来得及开口，他就说道：“陆秘书，你马上到车站去给办事处打个电话，告诉林主席，就说我到武汉去了。”

陆煜去了。可他这一去，我和他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

随即眼看着张国焘让一大群或穿军装或穿中山装的人簇拥着上了月台。

我几步追上去，鼓足勇气说道：“张主席，我已经想好了。”

“什么？”张国焘微微一诧。看来，他已经把他对我说过的话忘记了。

“张主席，我不去武汉，我也不想回川北。”我一口气说了。

张国焘这下明白过来，他望着我说：“福圣，我说过，我尊重你的任何选择。”说完，他慌慌在口袋里掏了一阵，没掏出合适的东西，又马上摘下上衣口袋里的钢笔，塞在我手里，说：“没想到我们会分手得这样匆忙，想送你一件像样的东西也没有。这支派克金笔，还是从岳维俊（国民党军师长，在围剿鄂豫皖苏区时被四方面军击毙）身上缴获的，我用了许多年了，今天就拿它做个纪念品吧。”

我站住了，目送着张国焘被一大群人围在中间，快步向一列军用专车走去……那一刻，我突然感觉到脑子里很空。毕竟，我和这个大人物已经在一起生活了整整六个年头，在这之前，我对他已经有了一种因职业而形成的强烈的依附感，甚至把自己的身体，也当成了他的一部分。从鄂豫皖到川北，从川北到延安，我和他从没有分开一天。可现在，我曾经那样热爱崇敬的首长走了……　　　

第七十章  干部补贴

终于，七月五日的上午，保卫局一直负责审我的钟毓昭处长来找我谈话了。从他的谈话中，我才知道张国焘早已经在国民党的报纸上公开发表了退党声明，已被共产党开除了。我提供的情况，自然也就失去了意义。钟处长告诉我，组织上已经认真研究了我的问题，认为我在关键时刻主动要求回延安，立场是对的。但是，我跟随张国焘这么多年，思想上必然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他的一些影响。而且，他叛党时给我三条路选择，又送给我钢笔作纪念，就足以证明我和他之间还有着很深的感情瓜葛。现在，组织上作出决定，为了挽救我，使我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中来，安排我到抗大去工作。工作期间，还需继续写出检查。钟处长说：“这主要是为加强你的思想改造，使你重新成为一名合格的革命战士。”

听了这样的决定，我忧多于喜。喜的是我总算重新获得了自由；忧的是，革命这么多年，到现在反倒成了个“挽救对象”。还要继续改造，才能“重新成为一名合格的革命战士”。我到抗大报到后，被分配到抗大四大队四中队，担任正营级军事教员。对于这级别，我还是满意的，因为红军改编成八路军以后，干部大量裁减，降若干级使用的多得很。连长排长当战士的非常普遍。当然，这带有几分处分的意思。四大队不在城里的校本部，而在延河东边的清凉山上。当时学校的条件非常差，最主要的建筑就是一座古庙的大殿，能容纳两百多人，破烂不堪，光线阴暗，地面也潮得厉害。这大殿却是四大队唯一的教室，各个中队轮流在这里上课。

当时延安虽然实行的是供给制，但每位同志按月也有一点补贴。一般同志一元抗币，干部则是两元。我领两元，享受干部待遇。这对我尤为重要，不仅仅是多一元钱的问题，而是让我感觉到了组织上对我的信任。

可惜，几个月后，由于边区的经济越来越困难，这点宝贵的补贴也随之取消了。随着抗日战争的广泛深入，敌后根据地的迅速扩大，各地亟需干部，抗大的学员也一批批被派往前线、敌后，我当时也想跟他们一起上前线，打了报告，可上面没批。　　

第七十一章  逃出南泥湾

等到“抢救运动”开始后，我的问题又被翻拣出来了。当时挨冤枉的远不只我一个，我们也都不可能知道是康生在上面做怪使坏。我心里自然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运动的积极分子们把我当作抗拒“抢救”的死硬分子，关起来不算，还捆、打、饿饭，随后，又把我们这批从抗大清洗出来的两百多名“死硬分子”，和中央以及其它机关清洗出来的“坏人”，一起押送到延安东南方属金盆区管辖的南泥湾，进行强制性劳动改造。所以，许多“延安牌”的老干部最喜欢听的那首郭兰英唱的《南泥湾》，我是从来就不敢听完的。

我在南泥湾一干三年，和大家一起，硬是把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投降，消息到南泥湾迟了几天。大约是十八，或是十九日，记不太清楚了。我们南泥湾所有的人都狂欢了！我们这些劳改对象也和看押我们的人一样，高兴得乱蹦乱跳，大喊大叫，像疯子一样地哭，抱在一起笑。我们比其他的人更多了一份期望：胜利了，总该赦免我们了吧！可是，我们足足盼望了两三个月，没有任何动静，仿佛当初把我们弄进来的人现在已经忘记了我们的存在。有的人沉不住气了，开始出现了逃跑、自杀事件。我经过这么多年的折磨，也是万念俱灰了。投敌，不愿意；革命，没资格。窝窝囊囊地干到现在，抗战总算是胜利了。但是，这胜利却没有我的份，日本人是其他的同志打败的，我没有看见过一个日本人，更没有向他们放过一枪一弹。既然现在抗战胜利了，天下太平了，连毛主席都已经到重庆去和蒋介石“握手言和”了，我们为啥还要被关在这山沟沟里吃苦受罪？有这种情绪的，多得很。

不断发生的逃跑事件，也强烈地刺激着我，我终于下定了决心：跑它娘的！虽然看守士兵已经加强了警戒，但我们每天要上山干活，到了野地里，机会总还是有的。

一天，我们到山上去为梯土加固堡坎。中午回营的半道上，我突然惨叫一声倒在地上，双手捂着肚子挣扎、痉挛，口中不断发出痛苦的叫声，还吐白沫，眼睛也鼓得老大。半年多以前，我们劳改队有位同志吃了有毒的果子，毒性发作时就是这副样子。我把它学过来了。果然，所有的人都以为我是中毒了。他们开始想把我抬回去，可“垂死”的我暗暗运起内功，挣扎起来几个人也休想动得了我。他们没法了，负责看押我们的一位排长就说：“留下个人看着他，死了就回来报个信，没死一会儿就带他回来。”

我跟前只剩下一个拿着步枪的小战士，看模样还不到十七岁。等到他们全走得无影无踪了，我才装着好像松快了一些，呻吟着要站起来，可几番努力都支撑不住，又瘫倒了下去。这位小战士就弯下腰伸出一只手来搀我。这样一来，我就轻而易举地制服了他。我把他的裤带解下来，反捆了双手，又撕破他的军装，塞进他的嘴里，用破布条捆牢，然后当着他的面往南（洛河、西安方向）跑了。

二十多天以后，我回到了竹峪关。当我穿着一身陕北农民的黑衣黑裤，满身臭味虱子出现在我老婆面前时，她把我当成从安康过来讨饭的饥民了。　　　

第七十二章  泪满江河

“熊顺芝！”我瞪着她大叫。眼泪“哗”地就滚了出来。我老婆就呆了，愣痴痴地看着我，却出不来声。“熊顺芝，你这憨包，我是何福圣，你男人呐！”这下她总算明白我是谁了，高兴得哭喊起来：“何福圣，你咋个……成这副样子了哟？”

我儿子是我离开川北那年生的，都十岁了，我才第一次见着。顺芝拉他上来，叫他喊我爸，他瞪着我死活不肯开口。回到家里，仍不安全，虽然国共合作已经这么多年了，可大巴山上的地主老财反动民团对当年的红军仍然恨之入骨。顺芝说过去常有从部队上跑回来的红军、八路军被他们抓去朝死里整。而我过去又是张国焘身边的大红人，竹峪关的老百姓大都晓得我的名字，要让民团的人知道我回来了，他们肯定会整死我的。老婆这么一说，我也不敢再呆在家里了。好在我还有身过硬的功夫，也懂得些治跌打损伤的单方，就靠这两样本事，我改名“田茂云”，到大巴山、华蓥山中的各个乡场上去卖艺卖药为生。顺芝和我商量好，半月一旬带上儿子，到某个乡场上见上一面，拿上钱又回去。一九四九年解放前一点，罗世文的部队拉兵，我正在合川县的三汇坝卖药，把我也拉去了。后来被弄到广安城集训，马上要开去和解放军打仗，急得我要死，队伍集训了十来天，开拔前，幸亏壮丁炸营，我才趁乱跑了出来。就这样，我靠卖“坝坝药”一直卖到解放，才回到竹峪关，老老实实地当农民。

川北是红军窝窝，红军红属遍地都是。解放初期搞过一次登记，对红军红属进行优待。有的挨不上边的也想方设法往红军红属堆里钻。我却没敢去登记。

可没登记反而露出了破绽，等到肃反时把我当重点一查，我就全交待了。最后给我作了个结论：叛党分子。这顶黑帽子，我戴了三十多年。一直熬到一九八六年，我才被四川省人民政府正式认定红军身份，享受老红军待遇。那一年，我已经是七十四岁了。我痛心的是，我老婆没能活到那一天。

我现在八十八岁了，有人说人生好比一场梦，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却不是梦，酸甜苦辣、悲欢离合、失意得意，我啥都实实在在地经历过了。经历的事情多了，复杂了，感情也就变得复杂起来。

也曾经有人问我，你跟了张国焘这么多年，你和他到底有没有一点感情？这问题我以前不敢回答，现在可以说一说。我何福圣是人，他张国焘也是人，是人总归是有感情的。要不，他跑的时候为啥给我三条路选择？为啥送我钢笔？我心头也清楚，论理，他是个大叛徒，论情，他害我受了这么多年的苦，于理于情，我都应该恨他才是。可偏偏，当我前些年在一篇文章里看到张国焘晚年死在国外一家敬老院里，孤苦伶仃，落气时身边连个亲人也没有，我也难受得很，几顿没吃好饭，几夜没睡好觉……唉，人这个东西呀，你说得清楚么？                          

（全文完）

第三十章  分裂前奏

一九三五年三月底，红四方面军发动了强渡嘉陵江战役后，一月之内连克昭化、剑门关、梓桐、青川、江油、北川等地，打通了西行的道路。

此时，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红军无日不战。五月中旬，红军解放了茂县、汶川地区，还发动群众建立起一个个乡村苏维埃政权机构。

尚在江油时，张国焘就以中央红军已遭惨重失败，存亡未定，中央政府已经完全丧失了领导职权的能力为由，提出，建立一个西北联邦政府，取代名存实亡的中央政府，独立地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职责。

在汶川召开的一次师以上干部会议上，张国焘的这一意见被通过了。

五月十八日，西北联邦政府在茂县宣布成立，由红四军政治委员周纯全出任这个政府的主席，并制定了政府纲领，布告各地。三十日，张国焘又发表了《西北联邦政府宣言》。

这件事，很快给张国焘带来了麻烦，也成为后来他与中央分裂的一个重要发端。

这时，总部和西北联邦政府均已移到了北川县城，在这里住了十来天。

这地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川北本就算得是个荒凉闭塞的地方了，可和北川比起来，就如同天堂一样。这里满眼都是长满树木的大山，人烟稀少，而且是藏、汉、羌等多民族混居区。藏族占一半以上，当时称他们为“藩族”，能说汉话，生活已趋于汉化的，被称作“熟藩”，保持着原有部落语言和生活习惯的，则被称为“生潘”。“生藩”大都散居在高寒山区。北川境内，山势险要，雪山林立，道路多是顺着山壁的走向凿石而成，蜿蜒奇险，行军时常有战马掉入谷底摔死。这一带地处高寒，只产青稞和包谷。

我们到了北川，犹如到了外国，生活很不习惯。尤其是红四方面军绝大多数官兵吃惯了大米，现在改为吃糌粑，都感到头痛。

曾传六领导的政治部赶紧在全体红军中展开了教育活动，要求战士们严守纪律，不许擅杀牛羊，务必遵守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与生活习俗，与他们和睦相处，争取他们不与红军为敌。而教会战士如何吃糌粑也成为政工人员的重要工作。陈昌浩就多次亲自向战士们示范。

五月底，张国焘接到了中央红军偷渡金沙江成功的电报，即派余天云、李先念率领红三十军西进迎接。总部也离开北川县城，前移到杂谷脑（今理县政府所在地）。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四日，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红四方面军的三十军，在夹金山下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了。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抵达懋功，会见了余天云和李先念等四方面军的指挥员。

驻地一片欢腾，四方面军的各部队陆续送来了早已准备好的慰问品，主要是粮食与牛羊。

当天，一方面军在四方面军的安排下，吃了一顿可口的会师饭，菜很别致，有牦牛肉、羊肉、马铃薯片，饭是青稞、玉米面疙瘩。这是难得的美餐，大家吃得十分香甜，几乎忘记了雪山途中的疲劳。

当天晚上，双方在达维村的坝子上召开了会师联欢大会。熊熊的火焰映红了天空，映红了指战员的脸膛。大家同声欢唱着四方面军红军剧团刚刚写出的《两大主力汇合歌》。歌声震荡，掌声雷动。

同日，余天云、李先念电告总部，他们已与红一方面军在达维会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也到达达维。

张国焘当即在杂谷脑召开了一个只有几名高级首长参加的会议，统一了向中央报告的口径，然后由黄超起草，张国焘致电中央，对两军会师表示祝贺，报告了当前敌情和所属各部队位置，提出了两军会师后红军应向西或向南发展。并表示，红四方面军全体官兵正以“十二万分的热忱，欢迎我百战百胜的中央西征军”。但是，张国焘的主张被否定了。第三天，中央即回电张国焘，明确指出：“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提出了向东向北与张国焘的想法截然相反的发展方向。　　

第三十一章  巨人的握手

这是张国焘与中央分裂的前奏，看起来表现在战略进攻方向的分歧上，而骨子里则是争夺红军指挥大权的初步试探。

十七日，张国焘复电中央，再次强调：“我意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如有困难，暂时亦可向南进攻。”

十八日和二十日，中央两次电告张国焘，要他放弃西移和南下的意见，和中央保持一致，合兵北上。

二十一日，张国焘复电中央，仍然坚持南下。

最后，中央通知张国焘，要他立即赶往懋功的两河口，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电报发出后，中央即离开达维，移往两河口。

六月二十二日一大早随张国焘前往两河口的是黄超和几名参谋，一名藏族通司。我率警卫排随侍左右。

这是一次异常艰苦的长途跋涉。我们的马队足足跑了两天多，沿途虽大都是对红军怀有敌意的藏民散居区，但四方面军早已将这一带地区控制，并不担心会遭到袭击。

从地图上看，杂谷脑到两河口并不很远，但有时为了能寻找到一处马匹能涉水过河的地方，不得不跑上半天冤枉路。旅途上到处都是阴暗茂密的原始森林，空气潮湿，还散发着腐叶的臭味。莽莽的老林子里，当地人叫做海子的湖泊多极了，湖水瓦蓝瓦蓝的。飞禽走兽也不少。

我们当时只看到了它的原始、蛮荒、落后，根本就感觉不到它的美，更没有心情去欣赏这种美。谁知半个世纪后，那地方会成为举世闻名的旅游胜地。

马队白天赶路，晚上则借住在藏民家中。藏民的住处，多是石块砌成的楼屋。底层喂牛羊，屎尿遍地，黑暗又不通风。二层住人，也没窗户，下面的臭味冲上来，让人难以忍受。第三层最干净，却不是人住的地方，正中供着佛像，两壁挂着经幡，香案上摆放着祭神用的各种器具和经卷。红军有纪律，知道这佛堂是藏民家中最神圣最庄重的地方，都不敢去上面睡觉。连张国焘、黄超也只好和卫士们一起，呆在二层屋里让臭味熏。二十四日下午，天上飘着毛毛细雨，经过长途跋涉的马队突然看到一大群骑着马的红军向我们迎面奔来。等到近了，才看清是彭杨军政学校的校长何畏，三十军的军长余天云、政委李先念，九军的军长王宏坤、政委詹才芳，四军的军长许世友、政委王建安等人与卫士们。他们是特地赶来迎接张国焘的。

随他们而来的，还有三位穿灰白色军装的人（四方面军的军装是深蓝色的），为首的是一位年轻人。听介绍后方知，叫凯丰，是中央宣传部部长，代表中央与一方面军来欢迎张国焘的。

快到两河口时，我们看见路边冒雨站着数百名红军官兵，高举着庆祝两军会师的标语牌。路边还立着一个搭着油布的雨棚。看见马队走近，他们立即欢呼起来。

雨棚里这时也走出了一群红军，大约有二三十人，有的戴着军帽，有的光着脑袋，显出很随便的样子。他们加快步伐，向着马队迎了上来。还有人大声叫着张国焘的名字。张国焘在欢呼声中下马，跑步向前，和从雨棚里走出来的那群领导模样的人握手、拥抱、招呼，双方都显得非常激动。

我们这帮随从人员虽然过去也听说过“朱、毛”，也知道朱德和毛泽东都是中央首长，可就是分不出谁是谁来，赶紧向何畏、余天云等四方面军的首长们的警卫员打听，才认清了谁是张闻天，谁是毛泽东、朱德，谁是周恩来、博古、刘伯承、邓发等中央领导人。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他没戴军帽，露着很长的头发，身材比张国焘要稍矮一点，瘦一点，脸色也有些苍白。而且毛的穿着也显得宽衣大袖，很随和的样子。　　

第三十二章  与朱德的争论

而张国焘就在这时候开始对毛泽东出言不逊了。

“我听说老毛这个人在江西时总爱和中央表现得格格不入，以显示自己高人一筹，不少同志都对他有看法。我不明白，既然如此，你们在遵义会议上为什么又重新把老毛推出来执掌帅印呢？”

朱德听出这话味儿不对，严肃地说：“特立老弟，你可不要听别人乱吹风啊。老毛这个人，想事深，看事准，又不善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再加上一张嘴巴太厉害，容易伤害人，有的同志对他有意见，是在所难免的。但事实又往往证明老毛是对的。过去，博古排挤他，把他搞下去了。我们到遵义时，全军差不多快散架了，大家——包括一些过去对他有看法的同志——才认识到老毛军事上确实有人所不及的地方，所以才推他出来负责。老毛挂帅后，队伍活了，我们才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到这里来与你们会师。要还是让博古、李德他们乱搞，我们恐怕早就垮罗。”朱德这番话说得非常诚恳。

“玉阶兄，”张国焘说，“在我面前，你是老大哥了，我也一直很敬重你。有句话，我不瞒你，我认为老毛这个人有股子霸气。刚才吃饭时，大谈喜吃辣椒者，必是革命派，虽是玩笑，我也觉得不妥，不吃辣椒的博古认了真，起而驳之，让老毛着实挖苦了一顿，气得拂袖而去，我看今后和老毛共事，还得练就容天下难容之事的肚量才行。”

已近五十岁的朱德敦厚善良，也不会听不出张国焘这话的弦外之音。接下来，他便有意地把谈话更多地转到了党内团结的问题上。他说，这些年来，中央已因内部斗争而迭遭挫折，老同志已不可多得，留下来的，都是党的宝贵财富，理应倍加珍惜。如今，我们好不容易才在懋功会合，更应痛定思痛，团结一体才是。而且他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都完全相信四方面军，并不因为这些同志长期没有和中央在一起而有丝毫的疏远。

然而，朱德的这番劝告对张国焘完全不起作用。

“我对遵义会议的决议是有意见的。”张国焘直截了当地说，“为什么决议上只承认中央在军事路线上犯了严重错误，而继续确认中央的苏维埃路线是完全正确？丢掉了中央苏区，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政治路线上的错误，而这种错误当前只不过最直接地反映到军事上罢了。由此我进一步认为：现在要挽救党，挽救红军，当务之急检讨的不是军事，而是政治。”

朱德的两道浓眉紧蹙起来：“我并不认为你们的意见没有道理，不过，现在我们面临的生死攸关的问题是正确的军事策略而不是其它。一、四两方面军会合后，下一步该采取什么军事行动？至于中央工作检讨，中华苏维埃的前途等政治问题，只能留待以后缓过气来再讨论。”

“这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中央的意见？”张国焘追着问。朱德回答他：“不管我个人的意见，还是中央的意见，我认为这样做对整个红军有好处，也可能是当前惟一明智的选择。”“不敢苟同，不敢苟同。”张国焘脑袋直摇晃，“玉阶兄，我认为，军事不过是皮毛，而政治路线才是根本。”他们的谈话变成了争论，越来越激烈，声音也越来越高。到天将破晓时，朱德终于起身告辞。

两河口，本是两江会合的地方，谁知，两大中国工农红军的主力历经千辛万苦刚刚在这里会合后，马上又形成了分流之势。在接下来的一天多时间里，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周恩来、博古像走马灯一样来住所找张国焘谈话。但张国焘和他们除了争吵还是争吵，在我的印象中，他们没有一个是愉快而去的。

第三天中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出发前往毛尔盖。张国焘送他们走后，即动身赶回杂谷脑，随张国焘同行的人马加上三十军、九军、四军及彭杨军政学校团以上的干部，我们的马队比来时庞大了许多。

回到杂谷脑的第二天，张国焘主持召开了一个四方面军团以上干部参加的会议。　

第三十三章  “杂谷脑黑会”

这次会上，张国焘对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猛烈抨击令许多到会的首长目瞪口呆！他严厉地批评中央坚持北进的方针是“逃跑主义”。他说中央领导着一方面军长征，一味避敌求存，已经完全丧失了斗志。“他们人不足一万，形同乞丐，狼狈不堪”，“每人平均只有三颗护枪的子弹”。他要“四方面军的干部们，拿出爱党的热忱，拿出英勇的精神，去影响中央这种颓唐绝望的气象，去挽救兄弟的一方面军战友”。他谴责两河口政治局会议是一个早已策划好的阴谋，是毛泽东这位土游击专家和张闻天博古等留俄派联合起来对付四方面军。“他们的意图，无非是急欲控制我四方面军”。他攻击中央“不将四方面军当作嫡系部队，不视张国焘为自己人”。最后，他要求四方面军全体干部紧密团结，统一思想，和中央的错误路线作坚决的斗争。

应该承认，张国焘这个人的煽动能力是相当强的。再加上四方面军发展的历史和长期脱离中央，在张国焘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这一实际情况，绝大多数官兵自然而然地将张国焘当成了中央的化身。而连番累次地大肃反，差不多已将敢于反对他的人一网打尽，斩尽杀绝，即便还剩下几个持不同意见者，也是噤若寒蝉。广大的四方面军战士和基层指挥员的思想素质、文化素质不高，大部分是由大巴山的农民、猎户和川军投诚士兵与俘虏组成的，在他们心中，中央只不过是个遥远而模糊的概念，而张国焘则是被党中央派来的全权代表、生活在他们中间并已经被神化了的领袖。不少人还多少对他保持着几分“真命天子”的敬畏心理，因此张国焘才能够一呼百应。

我自始至终“目睹”了这次后来在中共党史上被称为“杂谷脑黑会”的会议过程。它只有一天半的时间，而且是抢在中央代表团到达杂谷脑之前紧急召开的。毛泽东等人可能考虑到张国焘在两河口期间所暴露出来的危险倾向，和他顽固坚持己见，盛气凌人的态度，所以派出李富春、刘伯承、李维汉、周兴组成中央代表团，前往杂谷脑，向四方面军的官兵传达刚刚结束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然而，张国焘已经把他所需要做的工作做到了中央代表团的前面。中央代表团到达后，虽然他们所到之处都有欢迎的笑脸，甚至官兵们敲锣打鼓到离营房老远的地方来迎接，可是，他们很快便感觉到工作遇到了强大的阻力。因为在任何地方听到的都是与张国焘意见一致的声音：中央根据地的丧失与红一方面军的失败，已经证明了中央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的错误，所以，红四方面军广大官兵强烈要求改组无能的中央政治局。到后来，他们甚至常常在夜里受到中、低级军官们的纠缠与威胁，甚至有的高级指挥员当面口出狂言，要他们把屁股坐到张国焘一边来，否则要撵他们走。有的部队还真地发生了驱逐中央代表的事件。很快，中央代表团的同志们便发现他们已经成了“最不受欢迎的人”。这样的情绪很快便在士兵中反映出来，四方面军的战士中出现了对代表团随从人员不友好的现象，如行军中故意抢道，宿营时争抢驻地，甚至谩骂攻击，有的还发展到拳脚相向……

在“杂谷脑黑会”上，经张国焘、陈昌浩一煽动，人们的情绪达到了沸点。这样的情绪也反过来给张国焘壮了胆。会议尚在进行，他就按捺不住地给中央发电，称“我四方面军官兵强烈要求中央，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同时，又以川陕省苏维埃的名义提出“必须加强总司令部，建议由陈昌浩同志担任红军总政委”。投之以桃，报之以李，陈昌浩也迫不急待地以个人的名义给朱德总司令发电，建议“张国焘同志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并给中央军委独断决行之权，否则无法顺利灭敌”。

一日之内三个非同寻常的电报到了中央，引起的震动可想而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至此完全清楚了张国焘的用心何在。但是，在当时的特殊形势下，为顾全大局，中央仍作出妥协，于七月十八日发出通知：“任命张国焘同志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免去周恩来同志红军总政治委员之职务。”

张国焘自然不会满足于红军总政委这个职务，他盯着的是毛泽东的主持军委工作这个不仅可以指挥全军实际上也能左右全党的位置。但是，中央的这一任命也让他尝到了一点甜头，毕竟，总政委离军委负责人仅有一步之遥了。于是，张国焘欣然下令拔寨起程，向毛儿盖方向集中。　

第三十四章  陈昌浩露宿荒郊

在移师毛儿盖的路上，张国焘不断地召见各军首长，甚至一些主力师的师级领导也奉召前来谈话。而所有的谈话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即，如果四方面军和中央的分歧公开化，他们将取何态度？总部前移到卓克基时，张国焘又下令各军按兵不动。他和陈昌浩等人商量后，给已经到达毛儿盖的中央拍发了一份措辞强硬的电报，要求中央立即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遴选一些新人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并在这次会议上全面检讨中央的错误。

中央很快复电，同意召开政治局会议，要张国焘速往毛儿盖参加。张国焘却自作主张，带上陈昌浩，仍由我率警卫排护送，飞骑赶到了毛儿盖。

著名的“毛儿盖会议”其实并未在毛儿盖召开，会议准确的地点是在沙窝，离毛儿盖有二十多里地的一座喇嘛庙里。张国焘一行在毛儿盖的九军军部吃过晚饭，然后驱马前往沙窝。到达喇嘛庙前的山口时，天已经黑了，全副武装的中央警卫团的战士拦住了我们。等候在这里的张闻天说：“昌浩同志怎么也来了？”张国焘回答：“昌浩同志是候补中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我认为他可以列席政治局会议。”张闻天说：“这是一次最高级别的会议，陈昌浩同志不是政治局委员，不能参加。”

张国焘无奈，只好让陈昌浩和其他的卫士在山口外等候，仅带着我跟随张闻天走进山沟。

会议是在喇嘛庙外面一座四面通风的亭子里召开的。会议依然是张国焘和毛泽东等人争论不休，而且非常激烈，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只好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党的纪律，政治局委员们举手表决。张国焘的意见被否决了。而且更令他恼火的是虽经他拼命反对，《中共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仍然被通过了。中央同时决定：一、四方面军混合编队，分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以一方面军一军团、三军团、中央直属纵队和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组成右路军，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以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和一方面军的五军团、九军团组成左路军，由朱德任总指挥，张国焘任政委，刘伯承任参谋长。中央随右路军行动。

到下半夜，会议才散。张国焘冷淡地和各位参会者握了握手，由我和另一位负责保卫的同志陪着，步出沙窝山口。

陈昌浩一见张国焘走出山口，便急不可耐地迎上前问：“主席，怎么样？”

张国焘阴沉着脸说：“他们以多打少，还能怎么样。”他脚不停步，径直往前走去，警卫们赶紧牵上坐骑，默默地跟在他和陈昌浩后面，往毛儿盖方向走去。

陈昌浩听张国焘给他讲了会议的经过后，怒气冲冲地说：“为什么中央会这样顽固地冷淡四方面军的意见？如果你进一步明确宣布中央的政治路线完全错误，中央领导破产，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如果我们的态度再强硬再严厉再激烈一些，是不是会迫使中央让步？”

张国焘说：“昌浩，你不要冲动，我心中有数，让他们表演，只要军队牢牢地掌握在我们手里，老毛他们闹得再凶，也是虚张声势而已。”

我们就这样一直走到东方发白，走回了毛儿盖。露水，把我们的军装，马匹都濡湿了。

张国焘无疑以为自己在政治上受到了重大挫折，一觉醒来后，又迫不及待地前去拜望住在这毛儿盖的王稼祥，还特地吩咐我准备礼物：几大块牛肉干巴、两条烟卷等。

张国焘带着我进去时，王稼祥正躺在床上。他在突破湘江时被敌机炸弹的碎片炸穿了大肠，经过手术治疗，用橡皮管接通腹部排泄大小便。他是躺在担架上长征的。王稼祥是政治局委员，因为有病，头一天夜里的会议他没有参加。张国焘和他曾在莫斯科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算是老朋友，见了面，都很高兴。　

第三十五章  毛儿盖“兵谏”

张国焘先关心他的伤势病情，然后向王稼祥介绍了昨晚政治局会议的情况，不厌其烦地谈到了他和中央，特别是毛泽东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的分歧。

“国焘同志，你是打算让我扮演战国时代的鲁仲连这样一个角色吧？”王稼祥打断他的话，直截了当地问。

张国焘说：“是的，我听朱德告诉我，你在遵义会议上帮了老毛的大忙。我想现在只有请你出面，老毛才可能听得进去几句。我跟他没法谈，认识相去太远，昨晚在沙窝，我们吵得比在两河口还要厉害，都拍了桌子。我看，老毛这人对我成见很深。”

“不，国焘同志，”王稼祥恳切地说，“我虽然一直躺在担架上，对你的情况，我还是很了解的。你今天请我扮演鲁仲连，我很愿意。不过，我要劝的不是老毛，而是你。我确实在遵义会议上支持了他，但这绝对不是从私人感情出发，而是经过比较才认识到，只有老毛才可能挽救红军。我现在仍然支持他，是因为他出任军委主席以来所做的一切，也确实令大家信服。你认为毛泽东对你有成见，这其实是你的错觉。”

接着，王稼祥坦诚地批评张国焘：“在两军会师之前，整个中央，包括毛泽东本人，对你都是很赞赏的。可会师以来，你都做了些什么呢？你再三坚持要中央从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作全面的检讨，难道你就不能也检讨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我坚决认为，在当前，最重要的、事关全体红军生死存亡的问题一是党内的高度团结与统一，二是树立党中央的绝对权威，任何有悖于这两个大原则的，我都不会赞成。国焘同志，你是长期肩负重任的老布尔什维克了，忠言虽然逆耳，我想你不至于反感吧？”

张国焘满怀希望而来，没想反倒被王稼祥说服开导了一通，只得悻悻告辞。

就在张国焘停留毛儿盖期间，又发生了一起极为严重的事件：四方面军的几位高级首长群起围攻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

事情的开端是，陈昌浩将四方面军驻扎在毛儿盖的几位首长召到右路军指挥部，商量好以后，然后派人去请张闻天，说有重要事情向他反映。张闻天来后，陈昌浩却以强硬的口气“劝告”张闻天，要他拿出党中央总书记的权威来，影响毛泽东等人认真听取采纳四方面军的意见。张闻天见他出言不逊，身边还有将领们助威，心中虽是愤怒，但为了维护团结，依然压着火气，向陈昌浩耐心解释、劝告。

不料，何畏按捺不住，“啪”地一拍桌子，怒气冲冲地向着张闻天大吼道：“党中央一错再错，到现在还根本不认错，我这个老共产党员，再也不信任中央了！”

何畏一发难，其余的将领们也全都一哄而上，赤膊上阵，对张闻天展开了围攻。他们纷纷质问张闻天，凭什么说毛泽东的北上主张就一定正确，张国焘的南下主张就一定错误？为什么中央对四方面军的发展壮大这一事实视而不见，反而要在《布尔什维克》上公开发表攻击张国焘的文章？他们威胁说，中央批评张国焘是不公正的，张国焘领导四方面军，不仅正确有功绩，而且深受全体官兵爱戴，如果中央继续忽视张国焘同志的意见，将引起四方面军十万官兵的重大反感。

这时，只有一只手臂的何畏甚至气势汹汹地指着张闻天喝道：“你像个什么党中央总书记？我看你简直是个汉献帝，曹操手中的傀儡！”

张闻天大怒：“陈昌浩同志，对今天发生的严重行为，你要负完全的责任！”

陈昌浩有恃无恐地回答：“我认为这是正当的行为，你们听不进国焘同志的意见，那就请听听我军高级指挥员们的意见吧。这只不过是共产党员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向中央最高负责人表达意见的一种直率方式，我希望你不要介意他们的态度。”

“陈昌浩同志，我明白了，这件事情并不是孤立的，今天这件事，我会向中央其他同志通报的。”说完这话后，张闻天拂袖而去。

陈昌浩在他身后一声嚷：“请便吧，我希望那不是你现在惟一能做的事。”

这就是“毛儿盖兵谏”的全部过程。这一事件引起了中央的高度警惕，也恶化了一、四两军官兵的关系。　　　

第三十六章  杀机毕现

在此后两个来月的时间里，毛儿盖地区成了一座庞大的兵营。红军总司令部驻扎在卓克基，但张国焘在毛儿盖住了一个多月，整天忙于一、四两军的混编工作。这时候，陈昌浩已搬到设在毛儿盖的右路军总指挥部去了。徐向前也奉命从卓克基赶来这里出任右路军总指挥之职，和陈昌浩住在一起。

两军领导之间的矛盾终于传到了下层红军官兵之中。短暂的“蜜月”结束了，双方的关系突然变得紧张起来。战士们过去见了面亲亲热热，现在却恶语相加。四方面军的官兵糟踏一方面军是残兵败将，叫化子部队，一方面军的官兵则还击四方面军是军阀、土匪部队，思想落后，作风恶劣。

不仅双方士兵公开骂架，甚至还出现了集体斗殴的现象。虽然红军组织了联合纠察队执勤，对吵架斗殴者一视同仁严惩不贷，但是，这股彼此敌视的情绪依然在看似平静的河面下暗暗涌荡。

此时，张国焘的警卫工作已经大大加强了，余天云调来一个野战营，每天在张国焘住所前面的一块荒地上“训练”。到了夜间，则派了两支以上的巡逻队在张国焘住所四周游动警戒。

我也加强了内部的保卫工作。每天夜里，我都要安排卫士轮流通宵值勤，每班四人。我则搬进张国焘寝室，同住同起。白天有人来访，我也从始至终不离张国焘左右。

那些日子里，毛泽东、张闻天、博古、朱德、周恩来等人都陆续来找张国焘谈话。他们希望能说服他，而张国焘也同样希望能说服他们。开始都是苦口婆心，而最后都是争吵一场，不欢而散。只有林彪，张国焘对他印像很好，说他像四方面军的余天云，人年轻，特别能打仗。林彪来拜访张国焘时，表现得毕恭毕敬，还送了张一匹好马。张收下了，但从未骑过，依然骑他从川北带出来的那匹青骢马。后来张国焘在康藏高原创建红军的第一支骑兵部队，以对付泽旺登登和夏克刀登的藏族骑兵时，把这马送给了四军军长、出任红军第一任骑兵部队司令员的许世友。

笼罩在毛儿盖上空的这种剑拔弩张、杀机毕现的气氛，自然引起了中央领导和一方面军首长们的强烈不安。聂荣臻元帅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就说道：“右路军组成后，有一天，我和林彪在右路军指挥部开过会留下来吃晚饭，吃了很多胡豆。右路军的政治委员是陈昌浩，他是代表张国焘的。吃完了晚饭还没有天黑，陈昌浩说：”林彪同志你可以先走，荣臻同志你留下来，我们还要谈一谈。‘留下后，他问我，你对遵义会议态度怎么样？你对会理会议态度怎么样？我说，遵义会议我已经有了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早已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我都拥护。看来，他们认为，林彪已经不成问题了，要做我的工作，要动员我出来反对毛泽东同志。谈话时徐向前同志也在场，但他在一边，在地图上划标号，正在计划作战方面的事情，他没有做声。就是陈昌浩一个人在那里高谈阔论。谈到晚上，我说，昌浩同志，我要回去了，明天还要行军。他才说，好吧，你走吧。我就带了两个警卫员，牵着一匹骡子离开了。骡子我也不敢骑，让一个警卫员牵在前面，我走在中间，一个警卫员殿后。我过去不作战时，从来没有将手枪顶上子弹的，这次我将手枪子弹上了膛，也叫警卫员将枪里顶上子弹。老实说，我怕陈昌浩整我。也怕遇上藏在藏民中的坏分子打我的冷枪。前不久，我红二师参谋长李棠萼就是走在路上被冷枪击中牺牲的。……我对林彪说，你要注意，张国焘要把我们’吃掉‘。他说，你这是宗派主义。我说，怎么是宗派主义呢？对这个问题，我们要警惕，张国焘与中央的思想不一致，我们应该想一想。我说这是路线问题。林彪反驳我说，既然是路线问题，你说他路线不对吗？那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哪？我们才几个人哪？我驳斥他说，蒋介石的人更多，难道能说蒋介石的路线更正确？这次争论，我和林彪都动了气，拍桌子把一个盘子也打翻了。“

对陈昌浩，我不能不多说几句。因为我对他一直持有一种复杂的感情。陈昌浩是和张国焘一起被派到鄂豫皖苏区的，张国焘打扮成商号老板，陈昌浩则扮成老板的“跟随”。而在此后的许多年里，他俩也的的确确像是这种主人与跟随的关系。陈昌浩对张国焘忠心耿耿，张对他也极为信任。在四方面军中，陈昌浩成了地位仅次于张国焘的二号人物。　

第三十七章  “朱毛不能分！”

这里离朱德、刘伯承的住处不到五十米，眨眼之间便已到了门前。这时，外面已经响起了喊叫声，那是徐泽明带着特务营正在解决朱、刘首长的卫士和参谋。我们用力撞开房门，冲了进去。几名战士摁亮了手电筒。我看见睡在门边一侧的白全宗和刘伯承的警卫员孟继彦已经掏枪对准我们，随我进屋的战士也全都用枪对准了他俩。我大声喊道：“白全宗，孟继彦，反抗没有用处，把枪放下！”

这时，朱德愤怒地大吼起来：“白全宗，你把枪给他们，我看他张国焘硬是敢把我吃了！”

电筒光的照射下，我看见朱德坐在床板上，眼中充满怒火。

刘伯承也起来了，盯着我说：“你们还算是红军么？红军打红军，哪个高兴？我看只有蒋介石高兴，胡宗南高兴。”

我无话可说，情急间把驳壳枪往枪套里一插，上前敬了一个礼，大声说道：“总司令，参谋长，对不起了，张主席请你们过去一下。”

紧跟着发生在张国焘屋子里的这一场大人物之间的对话。

当我把朱、刘首长“请”进张国焘屋子后，张客气地请他们坐，然后对他今晚采取的行动进行了解释，表示这样做并非他之所愿，而是为了挽救中国革命，挽救红军而迫不得已之举。心中苦衷，望他们能够理解，并对今晚的冒犯原谅。

朱、刘火气未消，直截了当地指出今晚的做法是非常严重的错误。

刘伯承说：“这是红军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恶劣事件。”

朱德说了一句很让张国焘难堪的话：“我看你是想学赵匡胤，来一个陈桥兵变，黄袍加身！”

但即使如此尖锐，张国焘依然没有因难堪而“暴跳如雷”，他仍是以请求的语气劝说他们在这场与毛泽东的斗争中，能够公开站在他这一边。

张国焘费尽口舌，得到的朱德的回答却是：“天下人哪个不晓得朱毛？朱毛一分裂，红军就完球了。”

张国焘退而求其次，要朱与刘与他一起联名通电反对中央的北上决议。

朱明确拒绝：“决议我是举了手的，我现在来反对决议，不就否定了我自己？”

张国焘苦着脸说：“玉阶兄，在目前这种危急关头，我们彼此换换位置，你会把我怎么样？”

我们在场的人谁都听懂了这是威胁——张国焘式的威胁。

朱勃然大怒：“你既然敢把我和伯承抓起来，还假惺惺说这些干啥子！要杀要砍随你，不过，我不会改变我的政治主张的！”

张国焘脸上露出了不被人理解的痛苦，悻悻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张国焘得不到二位的支持，只能怪我无能。好，天快亮了，你们送总司令、总参谋长回屋休息吧，反正，我们还有时间再谈的。”

朱、刘首长的警卫、参谋等人员此时已全部被解除了武装，集中送去了随军“劳改队”。

两位首长则由我派警卫排的战士“保护”——实际上，他俩也成了“囚犯”。

张国焘对朱、刘首长下手后，又给陈昌浩发去密电，要他采取强硬措施，率右路军掉头南下，到阿坝与左路军会合，如果这一阴谋不致因一个极其偶然因素遭致败露而终未得逞，那么，中国的现代革命史或许将会是另外一种写法了。

值此中国革命的危难关头，有两个人挺身而出，改变了历史。

一个是叶剑英。一个是毛泽东。　

第三十八章  改变历史的一刻

九月九日，张国焘的电报发到班佑时，陈昌浩正在主持一个会议。

右路军指挥部机要室里，值班机要组长陈茂生刚开始译一份从左路军红军总司令部发来的密电。

陈茂生刚译了一半，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作战科副科长吕黎平走了进来。“吕科长，你来得正好，快来看看，这份电报很奇怪。”

机要员出身的吕黎平帮助他迅速地把密电译了出来。他俩看后，大吃一惊！原来这是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的电报。电文如下：“余经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尚不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俟革命高潮到来时再向东北方向发展，望劝毛、周、张放弃毛儿盖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立即监视其行动，若执迷不悟，坚持北进，则以武力解决之。执行情况，望及时电告。”

吕、陈都是原一方面军负责情报工作的二局的人，是由叶剑英直接领导的。所以，吕黎平马上拿着电报赶到了会场，准备送给叶剑英看。

他看见陈昌浩正在台上讲话，叶剑英、杨尚昆都坐在台下第一排。吕黎平走上前去，把电报直接交给了叶剑英。叶见电报是发给陈昌浩的，便没有打开，站起身来，把电报交给正在台上讲话的陈昌浩。

陈昌浩对他摆摆手：“等一下，你没见我正忙着吗。”

由于是急电，叶剑英回到位置上便打开来看一看。这一看，顿时惊出他一身冷汗。叶剑英借口上厕所，马上赶到离会场两三百米外的毛泽东的住所，把电报给毛看。恰巧彭德怀也在。这段时间，随着张国焘对中央的态度日渐强硬，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对张国焘的亲信陈昌浩也倍加警惕，担心他搞动作。彭德怀率领三军团抵达巴西后，立刻派十一团隐蔽在离毛泽东驻地不远的地方，以防万一。彭德怀本人则每天都陪着毛泽东。此时，毛泽东看过电报，飞笔将电文抄下来，然后叮嘱叶剑英马上把电报送给陈昌浩，千万不要让陈知道他已经看过电报。叶剑英又立即返回会场，见陈昌浩仍在台上讲话，叶剑英就把电报交给吕黎平，让他候在一边，等陈昌浩一讲完话，就直接把电报送给他。

而另一厢，彭德怀见到这份杀机毕现的电报后，力促毛泽东先下手为强，将右路军中的原四方面军的高级指挥员抓起来作人质。

“这是下策。”毛泽东断然否定。

“那怎么办？我们只有七千多人，他们有三万，陈昌浩真要动手，我们打不过他们的。”

毛泽东大口抽烟。过了一会儿，他说：“你在这里等着，我先到右路军指挥部去探探虚实再说。”

彭德怀说：“你不能去。陈昌浩说不定会把你抓起来的。”

毛泽东说：“他真要动手，我呆在这里也是跑不掉的。”毛泽东当即赶到右路军指挥部，召见陈昌浩、徐向前二人。他装着一点也不知道电报的事，问：“左路军过葛曲河了吗？”

陈昌浩小心翼翼地说：“没有。刚才国焘同志发来电报，要我们南下。主席，你看怎么办才好？”

毛泽东神色镇定地说：“如果一定要南下，我的意思是中央委员会也应该开个会统一一下思想。这样吧，我马上请洛甫（张闻天）、恩来、博古他们一起开个会。”

陈昌浩万万没有想到，这是毛泽东使出的缓兵之计，以此赢得时间，金蝉脱壳。　　

第三十九章  胜利大逃亡

毛泽东回到住所，马上派人通知各位中央要员火速离开班佑，前往彭德怀的三军团驻地巴西会合。就在这里的一座寺庙中，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毅然采取紧急措施，决定编入右路军中的原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以及中央机关共七千多人，迅速脱离险境，继续北上。他说：“为了继续麻痹陈昌浩，就说中央已决定南下，但部队要重返草地，必须多准备一些粮食，所以明天天一亮官兵们就要到地里去收割青稞。否则一方面军的人大量移动，陈昌浩会发觉的。”毛泽东同时还交给叶剑英和杨尚昆一个重要而危险的任务，要他俩尽可能把二局的人和地图带出来。杨尚昆必须确保他领导的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尽量多地出来“收割青稞”。出发的命令是逐个传达到个人的，官兵们都是半夜里突然被叫醒，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凌晨两点钟，杨尚昆和叶剑英偷偷溜到指挥部，把钉在情报室墙壁上的军用地图取下来，夹在行李里带了出来。

次日早上，陈昌浩、徐向前才知道原一方面军的人马全都跑光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何畏等人先后来电话，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跑了，还对我们放了警戒，怎么办？打，还是不打？陈昌浩急红了眼，问徐向前：“打不打？”发生了如此重大的事件，徐向前也慌了神，呆呆地坐在床边，他痛苦地说：“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通知我们一声，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昌浩同志，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呀？无论如何不能打。”关键时刻，陈昌浩也表现不错，他没有行使政治委员最后拍板的权力，而是完全同意徐向前的意见。但是，陈昌浩还是作了最后的努力。他给彭德怀写了一封信，派副参谋长李特率领原四方面军红军大学的部分学员，飞马赶到巴西，力劝毛泽东回来。

毛泽东、周恩来与彭德怀此时正在半山腰的一座喇嘛寺里。李特率人拥进寺庙，高喊要面见毛泽东。出来的却是彭德怀。李特把陈昌浩的信交给他，陈在信中劝彭停止北上，回头南下。彭德怀看完信，立即拒绝。红军大学的学员举着一条“反对毛泽东逃跑”的横幅，反复呼喊着口号。要毛泽东出来回答问题。毛泽东高大的身躯出现在寺庙前的台阶下。看着这些公开反对自己的红军战士，他用浓厚的湖南口音说道：“红军战士们，党中央北上方针是正确的，南下川康条件险恶，十分不利，我希望你们能认清形势，随中央北上。当然，在认识暂时不能统一的情况下，愿意南下的南下，愿意北上的北上，我不勉强你们。”李特大喊大叫着冲上前去，六七十名军官也跟着他拥上前来，中央的军事顾问李德赶紧上前，用俄语大声招呼李特冷静。

毛泽东神色严肃地说：“我们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至于对那些暂时不愿意随中央北上的同志来说，我们只是先遣队。我们先走一步，去开辟新的根据地，等大功告成，你们什么时候愿意来同我们会合，我们随时欢迎。我相信，我们今天有分歧，要不了多久，总归会走到一起的。”

李特跳上台阶大叫道：“同志们，不要相信毛泽东的鬼话，中央的北上方针是彻头彻尾的逃跑主义路线，他们犯下了一个又一个的重大错误却始终不认错！他们丢掉了江西根据地，把八万多红军折腾得只剩下了一万多人。看看我们四方面军，到川北时只有一万多人，在张主席的正确领导下，现在已经发展到了十万雄师，谁的路线正确？谁是英雄豪杰，实践早已作出了证明，还需要用嘴巴来强词夺理吗？”

李德见李特的情绪已经冲动得完全失去了控制，于是上前紧紧抱住他。　　

第四十章  毛泽东被困巴西

两个钟头后，风波终于平息了，毛泽东处理这场风波的办法同他一九二七年秋天采取的做法一模一样。那年在井冈山上遇到一帮人闹事，毛成功地平息那场叛乱的办法就是放不愿意一起干的人回家，然后，率领愿意留下的人继续干。

张国焘接到陈昌浩发来的急电后，这一次才真的是暴跳如雷气急败坏。陈称：“毛泽东突然直接下令一、三军团以‘北上先遣支队’的名义，单独向北进发。”又称：“毛此次行动，完全是秘密的，事前未通知右路军前指，不知原因何在？”张国焘马上意识到是电报上出了问题。但究竟出在哪一个环节上，他也搞不清楚，此事直到后来在延安，党中央彻底解决张国焘问题时，他听到毛泽东称赞叶剑英“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时，才恍然大悟。

九月十一日，已经安全抵达甘南俄界，与林彪、聂荣臻率领的第一军团会合后的党中央电令张国焘“即率左路军向巴西、班佑开进，不得违误”，并要张国焘“立即答复北上具体部署”。可是，此时的张国焘已完全利令智昏，他不仅对中央的电令置之不理，反而下令所部即刻向阿坝疾进，与中央背道而驰。并电令陈昌浩率编入右路军中的原四方面军的四军和三十军以及原一方面军的五军团从巴西、包座一带折头南下，与他会合。陈昌浩果然对张国焘唯命是从，将三万多名不久前刚刚从大草地上挣扎出去的红军士兵，又带回了充满凶险与死亡的道路。

张国焘返回阿坝后，为了保证他的政治路线能得以顺利推行，又一次向不和他保持一致的同志挥舞起了血腥的屠刀。就在这里，他召开了许多表态会，每一个指挥员必须在会上公开表态，是跟他走，还是跟毛、张、周、博走。对于他放心不过的人，马上采取措施严厉处置。他下令勒死了自川北被捕以来一直拘押在军中的曾中生，把川陕省委书记袁克服也送进了随军“劳改队”。“劳改队”里的成员大都是被张国焘视作政治上的异己分子拔掉扔进来的。他们在红军战士的押送下走完了长征路。“劳改队”随总部机关一起行动。我见到的有中央派到川北苏区来的代表廖承志，有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杀害在重庆中美合作所的罗世文，有建国后担任过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的张德生，还有后来当过广东省副省长的朱光。

九月十五日，张国焘在一座喇嘛庙里主持召开了团级以上的干部大会。会场上公开打出了“反对毛、张、周、博向北逃跑”的大横幅。上午下午都是张国焘一个人讲。他把四方面军和中央分裂的责任全部推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身上。并对毛泽东的政治品质和人格进行大肆攻击。张国焘不愧是一个演讲天才，他口若悬河，声情并茂，有时还做出副饱受委屈恸不欲生的样子。绝大多数干部并不清楚这场斗争的内幕，以为真如张国焘所言——而且当时一方面军连遭重创，四方面军蓬勃发展壮大的现实已让指挥员们深信张国焘是正确的，犯错误的只能是中央。

“同志们，我们红军的道路为什么会越走越艰难？过去是李德、博古的错误，那么李德、博古已经垮了，现在又是谁的路线错误？很明显，”他指着会场上的大横幅说：“他们明知道北上走不通，还要逼着我们四方面军跟他们北上，其用心不是想断送整个红军吗？这样无知无能又一意孤行的人，还配继续做红军的领袖吗？他们已经把十万人的中央红军拖垮了，现在又企图把我们辛辛苦苦壮大起来的四方面军带到死路上去，同志们，难道你们愿意跟他们走，和他们一起完蛋吗？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同志都会勇敢地起来反对他们。现在，他们居然连招呼都不打一个就悄悄跑了，我认为跑了是好事，迟跑不如早跑，他们走他们的独木桥，我们走我们的阳关道！”张国焘的演讲极富鼓动力，因为当时四川籍的官兵中确确实实存在着不愿出川的情绪。在他们的意识中，只有这“天府之国”才是全中国最好的地方，他们的家，他们的亲人，他们的根，都在这块土地上，离开四川，他们便觉得自己成了水上的浮萍。也正因为四方面军中具有这种普遍的恋乡情结，所以张国焘才敢公开和中央对着干。于是，群情激愤，指挥员们喊出了许多反对毛泽东和党中央、拥护张国焘领导的口号。　　　

第四十一章  阳奉阴违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新任“党中央主席兼军委主席”的张国焘要露一手给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给已经到达保安的毛泽东等人看一看了。

十月下旬，八万南下红军兵分数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党岭山，攀援已遭川敌刘文辉部破坏的栈道，向宝兴、天全、芦山之敌杨森、刘文辉部发起猛攻。

到十一月中旬，宝、天、芦全部落入红军之手，几路大军已形成威逼成都之势。

在张国焘看来，只要攻下成都，控制了富饶的川西坝子，不仅可以使他立于不败之地，更重要的是，如此的现实与军事实力也足以影响共产国际对他另立中央的态度，以争取对他的承认。成者为王败者寇，此话自古皆然。篡夺党和红军大权的“成功”以及军事上取得的这一连串的胜利，使他陶醉。

谁知好梦不长，毛泽东苦口婆心地劝告未能使张国焘清醒过来，蒋介石和刘湘却做到了这一点。

而且，正是因为张国焘的南下进攻，危及到四川各路军阀的根本利益，才迫使一直与蒋介石貌合神离的刘湘，以及与刘湘勾心斗角的川中各路军头，这一次空前团结起来，死心塌地投向了蒋介石的怀抱。

刘湘的头号谋士邓汉祥先生为中国历史留下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一九三四年十月中旬，中央红军自江西突围北上，蒋介石为阻截红军，电邀刘湘到南京面商机宜。刘湘乘专轮顺长江而下，路经汉口时，邓汉祥特地从上海赶到汉口迎接。刘问邓：“你看这回蒋介石约我去南京，要谈些什么问题？”邓说：“蒋介石会对你说许多好话，但目的肯定是要利用你阻击红军西进，以期达到他所希望的两败俱伤。他还可能会借口防堵红军，调派中央军入川，以图控制川局，夺你权柄。”刘湘说：“我的处境相当困难，但我已拿定主意，红军西来，如果目的是拿下四川，我当然会与它死拼到底。如果仅仅是过路，则切不可堵截，倘战火一起，蒋必派大军入川，而我同红军作战，有百害无一利，打胜了，是帮老蒋的忙，打败了，老蒋则有理由夺我的权。所以说，防蒋，远甚于防共。”

十月二十一日上午，蒋介石接见刘湘时，提出调十个师入川协助刘湘作战，刘湘坚决不同意。最后，只同意派贺国光率参谋团入川。

红四方面军在川北曾多年与田颂尧、刘湘、刘存厚、杨森、李家钰等四川军阀作战，深知他们为争权夺利而长期勾心斗角，互相拆台。

一九三三年八月底，红四方面军发起的仪（陇）、南（部）战役狠狠打击了田颂尧，盘踞在川陕苏区南边的杨森，害怕红军紧跟着打他，赶紧派要员送来亲笔信，表示要与红军谈判，达成互不侵犯条约。

张国焘回信同意派人与杨森谈判。

谁知过了好几天，杨森却毫无动静。他在耍滑头，红军便准备动手打他了。

就在开完前线黄石林军事工作会议的第二天，杨森派来了一位姓杨的参谋长和一位姓何的副官长。据说参谋长是杨森的堂弟，副官长是他的内弟。随行的还有两参谋和一小队卫兵。为了表示谈判的诚意，杨森还特意让他们送来了一张田颂尧和一张刘存厚防区的兵力分布图。

张国焘决定，派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和总指挥部舒玉章副参谋长担任谈判代表，次日前往巴中。

傅钟建议，舒玉章是东北人，他虽是四川人，但老家在川南的舒永，对川北的情况也不很熟悉，是否抽调一位既熟悉川北，又了解杨森部队情况的当地同志参加，在谈判时可提供一些情况。

张国焘同意。傅钟进而提出，最好由政治部共青团副书记吴尚德同志去，他过去是川北地下党的交通员，对情况最为了解。

张国焘说：“那就派他去吧。”

傅钟说：“这个人我现在没法派，他被曾传六同志当‘改组派’抓起来了。小吴是巴中县人，到团委之前是少共国际先锋团的，前期打田颂尧时受了伤，出院后刚分到团委报到，就把他抓了。这是个红孩子嘛，能有什么问题。”

张国焘说：“我给曾传六打个电话，叫他把人放了。”　　　

第四十二章  百丈关前

十一月十日，刘湘接到前线“南路告急，匪军大股有直趋成都之势”的告急电报后，他对担任省府秘书长的邓汉祥说：“军情万分紧急，我亲赴前线，集中全部兵力与赤匪血战，成败在此一役。”

随后，刘湘火速调集的五十个旅，总兵力二十五万人相继赶到，投入了与红军的这一场大决战。

此役被国民党列入军史，大肆宣传，称为“百丈关大捷”。

十九日，川军以十旅重兵，集中向百丈关反扑，并组织庞大民工抢修纵深配置的碉堡群进行封锁。

二十一日，两军在百丈关展开恶战，仅这一天，我三军、九军、三十一军相继全部投入战斗，其激烈程度，可想而知。

红军像浪潮一样铺天盖地地向前滚滚涌去，连续突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越过了丢失的百丈关，攻下了黑竹关。

但是，敌人的后备部队大量地投入了战斗，在督战队的驱赶下，又向我军前锋发起了反扑。战至二十三日，红军虽经殊死抗击，仍顶不住敌人强大力量的压迫，被迫收缩至百丈关一线坚守。

张国焘向全体红军下了一道杀气腾腾的命令，“临阵脱逃者杀，动摇军心者杀，消极避敌者杀，见死不救者杀”。

张国焘不仅下达了“四杀令”，还下令枪毙了一位团长。

那是红五军团董振堂的一名部下。他的团已死伤了四分之三，子弹，手榴弹全部打光，在敌人再次发起冲锋时，他下令放弃了阵地。

坚守到二十四日上午，形势对我军更为不利，敌人更为强大的增援部队，尾随中央红军入川的薛岳、李抱冰两支纵队源源不断地赶到了。他们在江西曾长期和中央红军作战，武器装备和兵员素质远比川军为高，再加上敌人不断有飞机从成都轮番赶来助阵，在我军阵地上狂扔炸弹，红军处境，已岌岌可危。

二十五日，由于许世友兵败峡口，张国焘被迫下令全军撤出战斗，退走天、芦。

打败仗，在许世友的军事生涯中是极为少见的。对兵败峡口，许本人如此回忆道：“百丈关会战中的峡口一仗，被薛岳吃掉了一个团。这是一个失利的战斗，对这个战斗我是不负责任的，那是陈昌浩一手布置的。我历来没打过败仗，就是峡口这一仗薛岳来了七个师，总部要我在峡口扼守。我要放五个团，陈昌浩同意放一个团。他坚持己见，根本不考虑我的建议。我看争论已成僵局，只好服从命令。这个败仗，陈昌浩要负责。”许世友快人快语，如同他的为人。

然而，我们不妨事后假设一下，如果真的陈昌浩采纳了许世友的意见，在布置兵力以御薛岳时，放的是五个团而不是一个团，结局又将如何呢？

从决定整个战役胜负的军事力量来比较，敌人处于绝对优势，而且拥有强大的后勤保障。局部的看峡口之战，针对许世友的一个团，薛岳第一次冲锋就投入了九个团，红三十五团一下子就被敌人冲垮了。结果，团长、政委及团营两级主要干部很快战死，全团战士最后全部牺牲。峡口一失，敌人蜂拥突入，红军防不胜防，阵脚大乱。

此战红军虽歼敌二万余，但红军的伤亡，竟在敌人一倍以上，使军队元气大伤。

迫于无奈，张国焘只好放弃了那块看得见吃不着的肥肉——成都，退回到宝、天、芦一带山区里避战求存，暂作补充和休整。

而百丈关，更可视作张国焘命运的重大转折点。因为，他那带有孤注一掷性质的南下方针犹如一个诱人的梦，在百丈关前破灭了。

此时的蒋介石则是欣喜若狂，以为我军是江西红军和川北红军的全部，严令川军各部与嫡系薛岳、李抱冰纵队乘胜挺进，务必将中国工农红军彻底消灭在宝、天、芦一带，以彻底除掉心头之患。

薛岳志在邀功，率部单骑突进。刚经百丈关苦战未及休整的我军被迫在天全与其激战，不敌。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五日，薛岳一鼓作气攻克了天全、芦山。十六日，又打下宝兴。　　

第四十三章  流泪的夹金山

张国焘终于尝到他亲手酿下的一杯杯苦酒了。那些胜利的捷报、雀跃的欢呼、成群的俘虏、堆积如山的战利品，似乎全都已经变成了破碎的气球，而前后相距的时间，尚不到一百天。

就在宝、天、芦被敌人占领后，红军开始执行张国焘制定的《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计划》。

实际上，这是一场已遭败绩的南下红军的全面大溃败。军事上连遭败绩的现实像沉重的磨盘一样压在每一个红军指战员的心上。他们没有权利获知四方面军和一方面军以及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分裂的真正原因，但是，他们却目睹了经受了失败，而失败是任何谎言也掩饰不了的。

就在夹金山脚下，一千多名好弟兄被张国焘下令丢下了！

丢弃伤员的事，这并不是第一次，也不是从张国焘开始。我军在鄂豫皖大溃败时，霍邱城失陷邝继勋丢掉数百。柳林河血战，我军损失惨重，张国焘也只派专人将脚踝中弹的陈赓师长秘密送往上海医治，其余两百多号伤员，被迫丢掉。西行途中，一路征战，被丢掉的也为数不少。

聂荣臻元帅在他的回忆录里也写道：“最令我痛心的是，我不得不下令把受伤的战士丢掉，而在残酷的战争环境里，那实在是没办法的事啊！”

可是，我想任何一次丢弃伤员，都没有发生在夹金山脚下那一次那样惨痛。虽然过去已经几十年了，可我每一想起，眼泪就控制不住地流……当时的场面，真是太惨……太惨了。

这上千名伤员都是在百丈关、宝、天、芦一带的战斗中负伤的。他们是最勇敢的红军战士。可是，红军现在却要硬着心肠把他们丢下了。他们肯定会在毫无抵抗能力的情况下全部落入残暴的敌人之手。

没有一个伤员的精神承受得住如此沉重的打击！

没有一个不是伤员的红军战士不被这种惨烈的现实所震撼！

同时，所有的受伤的未受伤的红军指战员也都明白，这是必然的选择。

当时的情况的确已经严峻到了极点，一方面，敌人的前卫部队正在和我军担任掩护的九军战斗，激烈的枪炮声已清晰可闻。我军只有迅速翻过夹金山、党岭山进入康定、道孚、炉霍地区才能摆脱强敌的追击。而高耸在眼前的夹金山，我们已经来回翻越过两次了。此山海拔近五千米，山顶终年积雪。上山后冰天雪地，大雪纷飞，风暴夹着成团的雪花、沙石猛兽般向我们扑来，不少战士连人带物被暴风雪卷进了深涧，牺牲在这冰天雪地里。饥饿、严寒、疲劳、疾病一齐向我们袭来。在深及膝盖的雪地中行军，我们冻得肿胀的脚像穿上铁鞋似的沉重难受，每迈出一步都要用尽全身的力气。这样的艰难困苦，即便是身体强壮无病无伤的战士也难以承受，把伤员抬上去，无异于将他们送进鬼门关，而且必然会有更多的红军战士陪着他们死去。没有办法的事啊，这就是战争！已经开始登山的红军战士不忍离去。不断地回头注视着山脚下密密麻麻或躺或卧地上的一大片伤员，那是他们亲密无间的同志、生死与共的好战友啊！他们之间甚至有亲兄弟、亲父子、亲姐妹。

王心兰就是在夹金山脚下和她姐姐王心诗分手的。心诗是妇女独立团的战士，一路上背着个奶娃娃长征。在夹金山脚下，经组织动员返乡。心诗一路乞讨，回到了老家清溪，从此在大巴山上当了一辈子农民。当时才１２岁的红军剧团最小的演员心兰则是剧团里的郑开先叔叔把她背过了大雪山，才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后来郑开先在甘肃会宁抢渡黄河时被敌机炸死了。解放后，王心兰一直不忘郑开先的救命之恩，托了许多人打听他的家人消息，想给予帮助，可惜均无结果。

我们的政治工作人员全都流着眼泪，百般安慰伤员，尽量让他们安心，如敌人有杀害伤员的行为，要他们团结起来据理力争。这种安慰是惟一能做的行为，而安慰者与被安慰者全都明白，它又是完全没有用处的。那一刻，所有的人都哭了，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王树声、许世友、李先念也和战士们一样地流泪。数万名军人的哭声惊天动地，震撼着冰雪覆盖的夹金山……那是我何福圣今生今世永远也忘不掉的场面！

第四十四章  张国焘轿夫头的故事

在夹金山脚下生离死别的，其中还有一对父子。在长征途中，他们先后担任了张国焘的轿夫头。

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在为朱德总司令写的那本著名的传记《伟大的道路》中说：“张国焘是坐着轿子长征的。”

这话不假，但是，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张国焘是躺在滑竿上长征的”。因为，轿子是坐，滑竿是躺，躺在滑竿上比坐在轿子里舒服得多。两根碗口粗的长长的楠竹抬杆一抛一落，人躺在凉椅上面颤颤悠悠，跟腾云驾雾一样，视线也比坐在轿子里开阔，沿途景致，想看可随意地看，倦了，闭上眼睛，就悠然入睡。即使太阳再毒，也晒不到，顶上的篷布往前一拉，便遮挡了阳光。

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根据地时，总部机关曾招募了大批力夫、轿夫。而分到我手下归我直接领导，专门抬张国焘的，则是十六名来自南江县的轿夫。轿夫头叫刘汉章。

这十六个人全是专业轿夫，他们不仅有力气，而且更有技巧。行路时腰杆要挺得直，脚动身子不动。换肩要不停步，不能让躺在滑竿上的人有颠簸感，随着起落之势，抬杆一抛身子一侧就换过来了。行走时，前头出左脚，后头就必须出右脚，同起同落，快慢一致，步步都要踩得上点子。所以抬滑竿的人必须找好“连手”，否则坐滑竿的人躺在上面难受不说，抬的人也扯筋扯绊，又累又吃力，走不了多远就累得趴下了。

这个轿夫队归我管。每隔十天，我要去后勤部经理处领来八十块银元，按每个轿夫５元的标准交给刘汉章。而刘汉章分发给轿夫们却有所区别，不搞平均主义。

因为他们是专门抬张国焘的轿夫，生活也就比一般红军战士要好一些。宿营后，他们经常去老百姓家中买只羊，或买条狗，宰了打牙祭。

这十六个轿夫有两大特点，一是全都喝酒，二是全都抽鸦片。

鸦片由我负责分发，中午一次，晚上一次，每次一人一粒，像绿豆般大小的熟膏。瘾大的刚能过瘾，瘾小的抽不完。

说起来很可笑，我一边分发鸦片膏给轿夫们抽，一边还得动员他们戒烟。可他们吃了我发的戒烟丸照旧吞云吐雾，谁也没办法，因为不给他们鸦片抽，莫说让他们抬张国焘、杨岳卿，连他们自己也得要人抬。

杂谷脑遭空袭，刘汉章受了伤，炸弹碎片在他屁股上钻了一个洞，动不得了，按照轿行的规矩，“世袭罔替”，就由崽哥承袭了轿夫头之职。

当上轿夫头的崽哥很快便在轿夫中树立起了他的威望。那一年他才十八岁，已长得牛高马壮，力气大，技术也好，还特别讲义气。

崽哥也是这十五个轿夫中最有出息的一个，到甘孜整军时，所有随队西撤的苏维埃干部、力夫全都被编入了红军，轿夫们也随之全部成了正式的红军战士，穿上了军装，但不发枪。

崽哥仍当轿夫头，他和他的一帮兄弟们把张国焘一直抬到了保安。　

第四十五章  雪山脚下的小城

一九三六年二月下旬，我们终于翻过夹金山、党岭山，到达丹巴，再由丹巴西进，分头进入到道孚、炉霍、甘孜地区。彻底甩掉了尾追之敌。

总队纵队近千人马翻越了党岭山，下到山脚后，很快便进入了道孚县境内的龙布沟。眼前是我从未见过的奇特景象，目力所及之处如同远古荒原一般寂静，难闻鸡犬之声。就在这片对我们来说既陌生而又充满了神秘色彩的地方，却突然出现了许多冒着袅袅白气的河沟和小海子，在河沟和海子的边上，还凝聚着一堆堆雪白的石灰质物体。一路走去，我们看到已经有不少官兵在水里泡上了。

我上前用手在水里探了探，那水居然有些烫手。我兴奋地跑到滑竿前，大声报告：“主席，那水好热啊，快下来洗个澡吧！”张国焘下了滑竿，四处看了看，说：“这是温泉，我在苏联的克里米亚半岛上洗过，水里含有多种矿物质，还能治皮肤病的。”我马上安排卫士们散开，布好警戒位置，然后，首长们就脱了衣服下水去了。这时候，恰好康克清、李伯昭、何莲芝（董必武夫人）和红军剧团里的人从山沟里钻出来了。

我赶紧喊道：“嗨，嗨，女同志不要过来，这里有男同志在洗澡。”

女战士们叽叽喳喳地叫开了。一会儿，女的全跑了，一窝蜂下到了远处的一个海子里……

我和卫士们也下水了，能在冰天雪地的党岭山脚下，突然泡进滚烫的水里，那滋味，真是妙不可言。只可惜温泉能洗去征尘，却填不饱肚子，热水里多泡了一会儿，肚子就饿得更是难受。正在洗澡的时候，担任前卫的三十军军长余天云，政委李先念派通讯员快马赶来报告，喇嘛武装妄图阻截红军，已被击溃，红军已经攻占道孚县城后山上的碉堡，进入了城内，被击溃的喇嘛武装则逃到了灵雀寺里。

从温泉里爬起来，队伍一路都行走在布满乱石和散布着大大小小的温泉的河谷沟汊地方，直到出了龙布沟，才踏上了一条好似公路的大道上。藏族通司说，这是内地通向道孚的古驿道。

二月二十八日晚上约十一时，总部机关才进了道孚县城。与此同时，红军的各路部队也分别进占了道孚县境内的泰宁、玉科、扎则、瓦日等地。

过去，在国民党反动派政府的大汉族主人的统治和藏族上层反动分子的煽动下，民族隔阂很深，汉藏之间经常发生械斗。汉人把藏民大都赶到山上聚居，城镇及山下的平坝地区则为汉人所占。

在红军到来之前，国民党南京政府委派道孚灵雀寺的堪布（主持人）诺那活佛为“康藏宣慰使”，企图利用他的影响和势力，一可剪除与蒋介石面和心不和的刘文辉的地方政权机构，二可组织封建武装堵截红军。诺那活佛去康定拿着委任状，捧着大印回到道孚，即设下一计，柬请刘文辉任命的道孚县长胡人纪和刘文辉的二十四军二十一团驻道孚的官长罗玉龙，前往灵雀寺赴宴。等酒过三巡，诺那活佛掷杯为号，埋伏在两侧厢房里的喇嘛一拥而出，将文武官长擒获，随即以“国民政府康藏宣慰使”的身份，宣布将诸官撤职，然后再将部队缴械，官兵一律遣散。

鉴于道孚城中汉民居多，诺那又另委任一汉族商人熊起为县长，重新招募兵勇，组编军队。经此事变，道孚县城顿时陷入混乱之中，诺那活佛委任的县长和新编的军队没有正常的经费及粮饷来源，只得强迫向人民摊派，听说红军已到雪山那边的宝兴、天全的消息后，诺那活佛一方面在全县境内强行征派“乌拉”，集中在县城后山修筑了一座大碉堡，另一方面积极地组织各地反动喇嘛武装，准备与红军为敌，还大肆造谣诬蔑“红军杀人放火，男人逮到就宰，女人逮到就奸，小孩逮到就煮来吃，见了穿红衣服的（喇嘛）就砍脑壳”。老百姓害怕，大都躲到山上去了。但是，面对空房空屋，红军仍然严守纪律，未经主人允许，不准擅自进屋借宿。当夜，官兵们全都在屋檐下、空坝上露天宿营。

天亮后，红军的政工干部分头找群众做工作。留在家里的藏族群众见红军秋毫无犯，不少人便同红军干部们一起到附近的山上去动员老百姓回家。

张国焘总部首长则住进了国民党的县政府。

就在红军进驻道孚的第二天，灵雀寺的堪布诺那活佛却派出敢死队，在该寺四大根巴（大喇嘛）的指挥下，手持武器冲上后山，妄图夺回碉堡。　　

第四十六章  红军骑兵师

余天云、李先念很细心，不断派传令兵来向张国焘报告战况。当然，这样力量悬殊的战斗不会有不利于红军的消息传来。但是，这场战斗仍然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尤其是喇嘛们放起火来，将寺庙变成了一片火海，从上午十一点一直打到了下午三点来钟，枪声才逐渐地稀疏下去，结果是，毙伤喇嘛八百多人，红军伤亡三百多人，诺那活佛率残存的喇嘛突围向瞻化方向逃遁。但是，诺那活佛很快还是落入了红军之手。四月二日，四军打下瞻化，抓住了诺那活佛。张国焘没有杀掉他，相反对他优礼有加。一位活佛是一方藏民心中的神，诺那本人也以为自己是神，所以被俘后只求速死，决不与共产党、与红军合作。杀掉诺那活佛是轻而易举的事，只需一颗子弹。但张国焘知道这一颗子弹打出去的效果。诺那在张国焘这里当了十来天的“贵宾”，最后还是被放掉了。这就是政治，只有政治才能最有效地帮助处于险恶环境中的红军求得生存。

自从来到道孚以后，张国焘过得极不舒心。虽然红军进入康藏高原后，在军事上节节胜利，继攻占道孚之后，三十军势如破竹，一口气攻占了炉霍，进占西康东部重镇甘孜。许世友、王建安的四军打下了瞻化、色达、琅瑭等县城。虽然刘文辉和李抱冰的部队被红军重创后逃出了康藏高原，已无力向红军发动有规模的进攻，只能远远地据山观望。可是，由他率领的这支虽经巨大损失却仍拥有四万余众的军队，身处荒凉贫困的康藏高原，几乎所有的战士都在为吃而奔波，几乎所有的战斗都是因粮食而爆发。野菜成为全军主要的充饥之物，连红军总司令朱德，此时也出任“野菜委员会”的主任，整天带着一大帮人员到野外采集各种野菜试吃，经试吃证明无毒，再推广到各部队中去……数月前的威武之师竟然落到如此凄凉的境地，原本踌躇满志心比天高的张国焘，心情怎么会好得起来？

红军要生存，必须要获得粮食。可是，敌人早已采取了各种严厉手段胁迫群众上山躲避，不准群众卖一粒粮食给红军，不准群众给红军当向导或当通司，严禁老百姓以任何方式帮助红军，一经发现，满门抄斩，定杀不赦。

红军只好自己组织征粮队下乡征粮。征粮队势单力薄，下到乡间后，经常成为敌人骑兵的袭击对象。而且敌人极其凶残，对付被俘红军的手段极其毒辣，割头斩肢，剖腹挖心，从不留一个活口。为了获得粮食，红军必须首先消灭敌人的骑兵武装。就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总部决定立即组建一支骑兵队伍。

名贯三军的战将许世友临危受命，由红四军军长调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支骑兵师的司令员。

五月一日上午，旭日东升，霞光万道，三千多名身背钢枪，背插大刀的骑兵浩浩荡荡地汇聚在甘孜城外的一块宽阔平坦的大坝子上。嘹亮的军号声，战马的嘶鸣声和铁蹄声，交织成一支威武雄壮的乐曲。

在隆重举行的红军骑兵师成立大会上，许世友率领他的骑士们，接受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王树声等总部首长的检阅。张国焘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给予许世友很大的鼓励。同时又对他明确了骑兵师的两大任务：消灭敌人的骑兵，筹集粮食。　　　

第四十七章  博巴政府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显然，泽旺登登和夏克刀登把重兵集中在阿坝通往查理的要道上，正是为了阻击许世友的骑兵队伍。许世友探明情况，立即和参谋长一起召集三个团长研究确定，乘敌人尚未发现我军、毫无戒备之机，立即发起进攻，以奇袭的战术歼灭敌人。夜色沉沉，伸手不见五指。红军大部骑兵集中隐蔽待命，多路突击队迅速地接近敌营，藏兵们围着为驱赶野兽而点起的火堆，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马匹零零散散地拴在周围。

在许世友的指挥下，按照预定的时间，部队发出了攻击信号，突击队员们首先将手榴弹冰雹般地掷向火堆，随着爆炸声，藏兵与燃烧的柴火腾空而起，火星直冲天穹。敌人的马匹被炸惊了，嘶鸣着四处狂奔。敌兵们有的被炸死炸伤，有的被惊马踩踏得鬼哭狼嚎。这时，冲锋号惊天动地地响起，红军骑手们挥舞着马刀，如同无数道铁流从山沟里奔腾而出，冲进敌人的营地，左砍右劈，将敌人大部歼灭。夏克刀登坠马遭擒，泽旺登登和诺那活佛在卫兵的保护下侥幸逃脱，企图潜回老巢德格，路经马尔铛时，与当地博巴政府的赤卫队遭遇，泽旺登登被乱枪击毙，诺那活佛遭生擒。麦加尔康一仗，歼灭敌人两千多人，俘获一千三百多人，缴获战马两千多匹，并将泽旺登登藏匿在各地的大批牛羊、大量粮食及弹药缴获。被俘的夏克刀登，许世友派出一个连的骑兵，将他押送回了道孚红军总部。这是红军骑兵师组建以来打的最大一仗，也是顺利的一仗。

对于夏克刀登、诺那活佛这样有影响的上层头面人物来说，征服他们的精神远比消灭他们的肉体更为重要。在张国焘的感化下，夏克刀登终于表示愿意与红军合作。

鱼儿离开了水，便无法生存，在人烟稀少，荒凉辽阔的康藏高原上，红军官兵们依然在努力地工作着以争取人民的支持。他们英勇地肃清了与红军为敌的一支又一支封建反动武装，实行了土地革命，穷苦的汉藏农牧民第一次分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翻了身的穷人对红军发自内心地热爱，他们在红军的领导下，雨后春笋般成立了各级博巴政府，并且拿起枪来，参加博巴赤卫队，勇敢地捍卫自己的胜利果实。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五日，在各县已经成立了基层政权机构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央博巴政府。中央博巴政府设在甘孜县孔萨大楼，党的领导人是李国荣，主席为格达活佛，副主席兼军事部长，则是一个多月之前在阿坝的麦加尔康被俘的夏克刀登。　　

第四十八章  余天云跳崖

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我还是做了一件在很多年后足堪自慰的事情。我帮了朱德的警卫排长白全宗一个大忙。就在总部翻过雪山，向道孚进发的途中，我看见了由红军士兵押送着的“犯人队”，白全宗也在这支队伍里。

他当时头发老长，乱蓬蓬的，双手也和其他犯人一样被反捆着。而且肯定是由于精神上的压抑与伙食太糟糕显得十分憔悴。白全宗也看见我了，他并没有求我帮助，可是，我却于心不忍，我们都是同行，白全宗遭难，不是他本身的原因，而是为他的首长受累。我是个行武之人，怜弱之心还有一点。宿营时，我到任后勤部经理处处长的熊国炳那里悄悄弄了几斤炒青稞，两大块掉肉干巴，用干粮袋装了，然后到“犯人队”里给了白全宗。我还给押解“犯人队”的一保卫局的连长打招呼，让他行军时解下了白全宗的棕绳。

恢复了自由的朱德和刘伯承分别被张国焘委以“重任”，朱德任野菜委员会的主任，他的任务是整天带领这个委员会的二十几名同志去到漫山遍野的野草树林中发现一些可吃的种类，先试吃，证明无毒，再推广到全军。刘伯承则被派到何畏任校长的彭杨军政学校去主持军事教学。

红军总部滞留道孚期间，华丽壮观，房多院大的灵雀寺，即成了彭杨军政学校和中央党校的所在地。那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是刘希平，任党委书记的是康克清，教务长是黄火清。

本来，担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与朱德总司令一样，在四方面军中有着极高的威望，大家都知道他过去是川军中的著名将领，后来又是在苏联陆军大学毕业的惟一的中央高级军官，无论学识、资历、级别和经验都令红军各级指挥员们佩服。

但是，张国焘的一些亲信军官知道现在的刘伯承虽然名义上是红军总参谋长，实际上却是“反张派”，是作为张国焘的阶下之囚来这里服“劳役”的。他们对刘伯承心存芥蒂，于是在刘伯承教学的时候，便故意与他为难。

彭杨军政学校那时大约有三百来名学员，都是四方面军中的师团营级干部，也有少数军级指挥员，三十军军长余天云，在打下寿灵寺后，也奉召到学校受训。在学员中，他年龄小，仅二十五岁，职务高，再加上深得张国焘的信任，也就染上了一些骄横霸道的作风，而对政治上“不可靠”的刘伯承，他自然不会放在眼里。

一次上课时，他竟与刘伯承当面顶撞起来。何畏碍于军规校纪，出面制止，余天云不服，仍然在刘伯承面前大喊大叫，口出狂言，惹得刘伯承大怒，表示，不处分余天云这样的学生，他决不再上课。张国焘闻讯后赶到学校，对于余天云这种目无上级，狂妄自大的行为，他也不便公开袒护，便来了个“挥泪斩马谡”，将余天云声色俱厉地训斥了一通，命令他当众向刘伯承道歉，然后关进禁闭室反省，对刘伯承，则慰勉了一番。而余天云则把这种处理当做不能忍受的奇耻大辱。从禁闭室出来后，他一改往日个性，郁郁不乐，碰见刘伯承，则怒目相视。不久，军校随总部转移时，余天云竟在路经大金川之际突然冲出队列，跳下万丈悬崖身亡了。　

第四十九章  红军中的四川女人

中央机关加上直属纵队约有七千多人，而妇女独立师就占了两千多。她们中绝大多数是四川女人。四川女人好像特别勤劳，特别能吃苦，而且，打起仗来也不比男战士差。我想，从社会原因上看，那大概是因为四川的男人普遍吸食鸦片，家中重活累活苦活大都由女人顶着干，长此以往，就锻炼得特别能干。

红四方面军的妇女独立师，就是由这样一帮能干的女人组成的。它最初成立于一九三三年三月下旬，川陕省委抽调机关女干部一百多人加上妇女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两百来人，在通江组建妇女独立营，辖三个连，营长是苍溪人陶淑良，曾广澜任教导员。

到五月中旬，刚成立不久的“娘子军”就在粉碎田颂尧的进攻中露了个大红脸儿。当时，“娘子军”的任务是往前线赶送粮草。一天半夜，她们运粮经过通江北面的鹰龙山，正在休息，与田部一个被打垮逃跑的营遭遇，当时妇女独立营尚未参加过战斗，除干部警卫人员有枪，战士们全用大刀、长矛装备。但是，送到嘴边的这块肥肉她们不能不吃。陶淑良与曾广澜一商量，决定智取，命令各连战士把粮食担进树林里，作好隐蔽，听到信号声再一齐杀将出来。

敌人上山后方向莫辨，也未发现树林里有伏兵，又累又困，大发鸦片瘾，一声“原地休息”，便迫不及待地把枪架到一边，往地下一躺，拿出烟枪就开始吞云吐雾，大过其瘾。忽然枪声一响，全营女战士一跃而出，树影摇动，似有千军万马。众战士手执大刀、梭镖、扁担，厉声高喊：“缴枪不杀”、“红军优待俘虏”，吓得这帮早已是惊弓之鸟的“双枪兵”魂飞魄散，以为遭到了红军主力的袭击，纷纷举手投降。还未等到他们清醒过来，所有的武器已经落入女红军之手，只有少数几个家伙狡猾地伏在草丛里一动不动，趁红军命令俘虏集合时，飞快地往山下逃去了。就这样，妇女独立营没损一兵一卒，就解决了田颂尧的一个营。

红四方面军总部把这次缴获的武器，全部装备了妇女独立营，此后，又在此基础上扩编为妇女独立团，由曾广澜任团长，张琴秋任政委。红军撤离川北之际，张国焘下令把乡以上的干部全部带走，将所有游击队、赤卫队等地方武装集中起来，编成四个师，随军撤离。而从边沿区撤到中心区来的妇女干部们，连同原来的妇女独立团，则被合编为妇女独立师，辖两个团，两千余人，仍由曾广澜任师长，张琴秋任政委。西征开始后，妇女独立师直属四方面军总部。第一团为总部机动团，战斗力较强，她们全都是十六七岁到二十二三岁的女青年，每人一支上着三棱刺刀的三尺半汉阳造小马枪，十板子弹和五枚手榴弹。　

第五十章  娘子军打３个大胜仗

总部在党坝停留时，离镇数里的大山中有一座喇嘛庙，藏族群众要按时往庙里送粮、纳税，为他们出“乌拉”（服劳役）。去送粮、纳税的群众离庙三里以外就得下跪膝行，无论是酷暑严冬还是大雨滂沱，他们背上背着粮食，或把钱袋吊在脖子上，往前爬几步磕几个头，常有年老体弱者累死在途中。

妇女独立师的战士到庙外的野地上采集野菜时，庙里时常有冷枪射出。据了解，得知里面有一股五百多人的喇嘛武装，红军前卫部队路过时，他们龟缩在庙里，未敢轻举妄动，红军碍于宗教政策，也未解决他们。谁知喇嘛们竟以为红军软弱可欺，便主动开始寻衅了。妇女师坚决请战，经总部批准，同意该师的第一团前去解除这帮喇嘛的武装。

当这千余名女兵“雌”纠纠气昂昂地出发时，很多机关的同志都站在路两边为她们送行。大家的心情都不好受，打仗应当是男人的事，现在倒好，男人看家，女人反倒去打仗。可当时的情况是作战部队都部署在总部机关的前后左右，离着老长一段距离，总部机关里最庞大的武装力量，就得算她们妇女独立师，这仗不打则罢，打，还真得非她们莫属。

我当时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曾广澜师长说：“曾大姐，让你们上去打，我们这帮男子汉大丈夫的脸，真没地方放了。”

曾广澜笑呵呵地说：“你这小何，都算个老革命了，咋个还一脑壳封建残余，胆敢看不起我们女红军？”

妇女独立师上去第二天就把喇嘛庙打下来了，曾广澜还派人给总部送信，叫火速派人到庙里去搬运粮食。那次真叫是满载而归啊，缴了六百多支枪，粮食十万斤以上，还有大批砖茶、酥油、盐巴，牛、马、羊三百多头，差不多够总部人员一月之用了。

曾广澜几位干部来给张国焘汇报时，我才知道了这一仗“娘子军”们是怎样打的。她们上去后，根据敌情和喇嘛庙地形，决定采取前后夹击的战术，对敌人聚而歼之。当晚，女战士们借着夜色的掩护，开始了坑道作业，将一条条堑壕挖到了喇嘛庙跟前。天亮后，红军战士从堑壕隐蔽前进，抵近仔细观察敌人的动向和选择突破口。等到太阳升起来后，一部分女战士由堑壕运动到正面，向喇嘛庙发起佯攻，敌人则从围墙眼里向外射击。打了十几分钟后，敌人突然打开庙门冲了出来。女战士们火力远近配合，远的用机关枪猛烈扫射，近的用手榴弹猛炸，打退了敌人的突围。不久，敌人再次集中力量向外猛冲。就在庙门口打得正激烈的时候，曾广澜打出三颗信号弹，早已躲在喇嘛庙背后山上茂密树林里的女战士一见信号，立即冲出树林，居高临下从背后向敌人发起了猛攻，到处响起了手榴弹的爆炸声，正面进攻的女战士也趁敌人慌乱攻进了大门，敌人放火烧庙，准备火中突围，女战士们一边救火，一边抓俘虏，不到两个钟头，便胜利地结束了战斗。　　　

第五十一章  高原会师

这年四月底，红军总司令部接到红二、红六军团的电报，称他们已进入滇西，到达了金沙江边上一个叫石鼓的小镇，望红军总司令部速派部队接应。

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王震率领的红二、红六军团原来活跃在湘鄂川根据地，中央苏区丧失后，国民党加强了对红二、红六军团的进攻，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他们也被迫开始了北上长征。他们过去只和红军总司令部建立有密码联系，而分裂后的红军总司令部又控制在张国焘手中，所以红二、红六军团在长征途中，一直是按照张国焘的指示行事。他们并不知道张国焘已经另立了中央。

此时总部前移至甘孜，张国焘得到红二、红六军团的电报后，立即派出驻道孚的三十二军南下策应红二、红六军团北上。三十二军由罗炳辉率领，在雅江击溃敌军两团，到达理塘甲洼，阻止敌李抱冰部南进，粉碎了蒋介石南北夹击将红二、红六军团消灭在金沙江沿岸的计划，六月三日，红六军团在甲洼与三十二军会师。七日刚刚会师的兄弟部队就联手作战，一鼓作气攻克了李抱冰据守的理塘县城。

此后，红六军团与三十二军分手，向甘孜进发。这一带已是红军控制地区，一路上，红六军团受到了四方面军驻扎部队和当地博巴政府组织的群众的欢迎。三十日，前卫部队到达了甘孜的甘海子。

七月一日，随红二军团行动的总指挥贺龙、政委任弼时也率队伍到达甘海子。至此，两军团全部在甘海子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广大红军官兵并不知晓上面的斗争，在他们看来，天下的红军都是一家人，都是亲兄弟，亲兄弟见了面，自然万分高兴。甘海子会师两军官兵表现出的欢乐之情，并不亚于一年前在懋功达维的会师。但是，张国焘的权欲心又一次发作了。他电令红二、红六军团北上到川康高原与他会师，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将这两个军团控制在他手中，增强他与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抗衡的资本。会师后，他马上派出若干个工作组，渗入到红二、红六军团中，散发反对党中央的文件，煽动两军团官兵对中央的不满。

岂料，张国焘的做法受到了强有力的抵制。统率二、六军团的贺龙总指挥一个命令，将张国焘派去的若干个工作组全部“礼送”出营。

张国焘也采取了他习惯性的做法，不断地召见红二、红六军团的高级指挥员，摸清他们的立场，对他们送枪送马，封官许愿，甚而企图撤换不明确表态与他在政治上保持一致的将领。　　

第五十二章  面对面的斗争

就我亲见，张国焘至少单独和任弼时、关向应、王震、肖克、贺炳炎、卢东生、甘泗淇、张子意等十人以上的高级指挥员谈过话。但是，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的态度令张国焘满意。这些人都明确地向张国焘表示，希望能尽快离开川康高原，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任弼时和张国焘谈话的次数最多，争论最激烈。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在红二、六军团中地位最高，他不像其他同志那样，对张国焘多少还有点敬畏之心，说话的方式还比较委婉含蓄。他不，他尖锐地批评了张国焘另立“中央”的行为，并要张国焘对南下红军遭到的重大损失承担责任。他说他和二、六军团的领导人到这里听说以上所发生的事情后，心情无比沉痛。他诚恳地向张国焘表示：“过去，你是我所敬重的领导，如果你能认真地改正错误，回到党中央的路线上去，我和贺龙同志以及二、六军团的全体官兵，将一如既往地尊重你，并接受你的指挥。”余下的话，张国焘自然明白。

七月上旬，红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的师级以上干部在甘海子召开了中共党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甘孜会议”。会上，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王震等同志和朱德、刘伯承等团结起来，与张国焘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争论激烈的时候，贺龙明确表示：“二、六军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红军，不是任何个人的武装，它只服从党中央的命令。如果张总政委不愿北上，那我们二、六军团就自己行动。”

张国焘虽然在甘孜会议上竭力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但是，他已经无力回天，连过去许多对他惟命是从的四方面军的高级指挥员也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认识到南下的错误，八万红军垮到现在的四万人，这样的结果无论如何也不能证明张国焘的正确。许多人也表态愿意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而对张国焘刺激最大的，当属陈昌浩对他的“背叛”。这位长时间最坚定支持他的头号爱将，却听从了任弼时同志的意见，表示赞成北上。这是张与陈共事多年来，第一次发生尖锐的争论，而且大多数四方面军的将领也都表态支持陈昌浩。张国焘看到自己已被“自己人”孤立，再加上他有个另立“中央”的包袱压在头上，所以情绪异常冲动，他眼泪汪汪地说：“好吧好吧，都要去陕北，那就去吧！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后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你陈昌浩干的。”陈昌浩的这一转变显然也改变了毛泽东等人对他的印象，使他在后来的日子相对要好过一些。

朱老总趁热打铁，积极地做他的工作，为了给张国焘一个下台楼梯，朱老总提出先取消这边的“党中央”，降格为西北局，直属共产国际领导，暂与陕北党中央发生横的关系。其它分歧意见，待日后与中央红军汇合后再慢慢解决。这个过渡性的办法大家认为比较合适，张国焘也接受了。经与中央协商，中央亦表示同意。七月二日，中央电令，成立第二方面军，下辖红二、六军团，以及罗炳辉的红三十二军。七月底，中央批准由二、四方面军领导人联合组成西北局委员会，统一指挥二、四方面军。至此，张国焘苦心经营的“第二中央”寿终正寝，全军立即拔寨起程，重新踏上了北上征途。　　

第五十三章  张国焘到陕北

在二、四方面军离开川康高原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师之后，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就是陈昌浩、徐向前率四方面军二万二千多人在甘肃靖远渡过黄河，向西征战中遭致全军覆没的惨剧。

历史和一年多以前在懋功两河口会师时有相似之处也有截然相反的地方。相似的是中央领导都到保安城外迎接张国焘，而且规模比前一次隆重得多，中央红军大学校长林彪还率领几百名学员在路边列队欢迎。在一个预先布置好的土台子上，毛泽东和张国焘都讲了一番“向前看”的话，对过去的矛盾、斗争一字不提。截然相反的是，一年多以前的张国焘手握重兵，气吞山河，中央红军则人不足万。而现在，中央已在陕北站稳脚跟，军队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张国焘却是损兵折将，自然感觉到脸上无光。而且，他现在基本上已经成了一个空头总政委，他指挥的四方面军，陈昌浩、徐向前带走了两万多人，剩下的四军、三十一军，在河连湾时也交给了前来迎接的周恩来指挥。周恩来不负众望，马上率领这支部队在河连湾、山城堡一带打了一仗，俘获了胡宗南部人枪各千余。

中央机关分给张国焘一眼有内外两间的窑洞，窑洞隔为内外两间，内间大，外间小，张国焘住内间，既是卧室也兼办公室。我住外间。如果黄超在，应该是他住的，但黄超已随陈昌浩到西路军去了。没过多久，中央机关办公室又派了个叫陆煜的秘书来。张国焘对他不信任。但陆秘书有一样长处却很受张国焘欣赏，他的象棋下得很好，所以他的作用也就是偶尔陪张国焘下几盘棋而已。住在旁边的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博古、王稼祥、林伯渠有时也来观战，毛泽东就笑呵呵地说：“小陆的棋，可以让特立三先。”

保安县城还不及四川的乡场大，房屋也大都破烂不堪，中央领导住的这一排窑洞前原来是一条由商店和民房组成的小街，由于历年战乱，已成废墟，现在种满了各种蔬菜。那时的保安，准确地说已经成了一座兵营。中央首长们的生活也相当糟糕，但中央机关后勤处的叶季壮处长却想方设法为首长们准备了一些特供品，一是前方将领送来的战利品，二是通过地下渠道从西安等地买来的。当时驻西安的张学良、杨虎城暗中已与红军有联系。

有一次，张国焘叫我给何畏送去两条特供给他的香烟。当时，何畏主持的四方面军彭杨军政学校已经和中央红军大学合并，由何畏任政治委员，林彪任校长。何畏把我带进卧室，给我说了一番话，叫我带给张国焘，大意是：他现在不便去看望张国焘，怕造成四方面军干部暗中串联的印象；他现在最担心的是，枪杆子一丢，啥都丢光了。我回去对张国焘转述后，他阴沉着脸，一言不发。？　　　

第五十四章  喜从天降

原四方面军的高级指挥员中也普遍存在着何畏那样的沉重的心理负担。因为事实已经一清二楚，毛泽东对了，张国焘错了。而他们当初在那一场激烈得差一点兄弟相残的北上南下之争中?都曾经站在张国焘一边，公开地有的甚至是气焰嚣张地反对过毛泽东，尤其是那些当初表现得很激进的高级首长，更显得惶惶不可终日。那个时代的军人，头脑里封建残余不少，他们总认为成者为王败者寇，如今毛占了上风，张两手空空，自己当初的行为，会被视为乱臣贼子，犯下了弥天大罪。

我们在保安住了不到一月，就随中央机关迁到了延安。

在保安，在我印象中最不能忘记的大事，就是“西安事变”对中央的强烈冲击。那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的中午，食堂已经快开饭了。陈昌奉突然到张国焘的窑洞来，通知张国焘马上到毛泽东的窑洞里去，有重要事情商量。通知完后，他激动得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喜泪汪汪地嚷道：“张总政委，天大的喜事啊！蒋介石……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抓起来呐！”

张国焘目瞪口呆，像救火一样冲出门，向着毛泽东的窑洞跑去，首长们激动如此，我们这些当兵的同样是欣喜万分，我们的头号敌人竟然被抓起来了，还能有比这更重要的事吗！足足四五个钟头过去，首长们才从窑洞里出来，我看着张国焘跨进门，很想问问详情，纪律又不允许。幸亏，张闻天和博古紧跟着进来了，他们脸上全都喜气洋洋，好像过节一样，因为这件事情太重要不过，他们余兴未尽，还想找人谈谈。

这样，我才从他们的谈话中知道，张学良发来密电，告知中共中央，他和杨虎城已经把蒋介石抓起来了，指名要求中共中央派周恩来为代表到西安共商大计。他还希望红军急速向延安及其以南地区开进，和他与杨虎城的部队衔接，以防御胡宗南部的进攻。而中央领导人对如何处置蒋介石意见不能统一，大多数主张当机立断，杀掉为好。最后，大家还是同意向莫斯科请示。

十三日这一天，是最为焦急的。西安的电报雪片般飞来，催中共拿出态度，但既已向莫斯科请示，那就只能等待莫斯科的指示。首长们都显得坐卧不安，相互不断串门。朱德总司令是最坚决的“主杀派”，他一走进张国焘的窑洞，人未坐下，就大声地说：“现在是千钧一发的时候，应该当机立断，用不着等候莫斯科的指示，来它个先斩后奏。我刚才就去对润之说了，痛痛快快地告诉张学良，先把蒋介石杀了再说其它……”焦急地等到深夜，莫斯科的回电终于到了。首长们汇集到毛泽东的窑洞里通宵开会。天亮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带着中央根据莫斯科的指示拟定的方案，坐汽车赶往延安，张学良派来的飞机已于前一天就等在那里了。　

第五十五章  批张序幕徐徐拉开

不一会儿，我也知道了莫斯科指示的要点。大意有三点，１、明确指出“西安事变”是日本人的阴谋，旨在破坏中国抗战力量的团结，苏联决不会为这种阴谋所利用，更不会提供任何支援；２、中国急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阵线，而这一阵线最合适的领袖只能是蒋介石，张学良分量不够；３、中共应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利用这一时机与蒋介石作友善的商谈，促使其赞成抗日，并在有利于和平解决的基础上，主动将蒋释放。虽然中央领导人对莫斯科的指示不无意见，但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按照斯大林的意见办。二十五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二十六日，中央机关即迁往张学良主动让出的延安。保安自然不能与延安相比，延安地处陕北中心，与西安及各地的交通非常方便，而且还有一个机场，城内的房屋与城外的窑洞比保安多得多，足以容纳中央的众多机关。“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心中威望剧增，延安一时成为中国革命的圣地，到处都流行着一句话“要抗日到延安去”。

待军政大事安排就绪后，中央便着手批判张国焘犯下的一系列严重错误了。可是由于处置失当，批张很快便发展成为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而这场运动的发轫则是河西走廊传来的西路军全军覆没的噩耗。张国焘立即成为众矢之的。而他拒不承认他对西路军的失败负有责任，因此形成了这场运动不应有的复杂局面并导致发生了严重后果。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所有的史料都一致认定：是张国焘假借中央名义，提出“建立河西走廊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的错误，组织西路军两万余人渡河西征。西路军虽英勇抗击，但终遭惨败。是张国焘给党和红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党内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作风，这段历史才得以澄清：西路军是张国焘为执行中央军委制定的“宁夏战略计划”而组建远征的，并非张国焘个人所为。而在当时，运动的组织者偏偏极不适宜地以追究西路军失败的主要责任，掀开了批张的序幕。这虽然有利于刺激广大党员和红军的情绪，以调动他们斗争的积极性，但因有违于事实而引起知道真情的四方面军高级指挥员们的极大反感。由于未能紧紧抓住张国焘企图用武力胁迫中央南下和另立中央的核心问题，加上方法不当等因素，以致运动深入到教育争取四方面军广大官兵同张国焘的反党路线划清界限时，一场酝酿已久的风波猝然在刚由红军大学更名为抗日军政大学不久的校园里爆发了。当时，四方面军有大约五百名军、师、团级干部正集中在抗大学习。他们对批张运动一时转不过弯来本在情理之中，但运动的组织者和积极分子却习惯于以前那一套“整思想即整人”的做法。把他们看成是张国焘的“亲信党羽”强迫转变立场。这样的观念和做法，显然使四方面军的干部们形成一种错觉：批张是虚，对四方面军进行全面整肃才是实。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经历过鄂豫皖和川北的“大肃反”，对这样的运动余悸犹存。　　　

第五十六章  抗大事件

就在这时，许世友串联了一大帮在抗大学习的原四方面军的高中级干部，决定在一九三七年四月四日午夜后举事，杀死某某某，然后从北门城墙脚下的水沟爬出去，重回大巴山，与留在苏区打游击的许的老部下刘子才部会合，另竖红旗。参与密谋然而最终却在举事的当天下午幡然悔悟的四军政委王建安悄悄离开寝室，向莫文骅主任作了密报。莫文骅大惊，飞报毛泽东。毛既惊又怒，急派中央政治保卫局局长周兴同志亲率中央警卫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抗大，将许世友等三十余人一网打尽，投入了大牢。而抗大政治委员何畏在许等被抓后情绪激动，到处公开发表煽动性的讲话，表示从此后再也不相信毛泽东为首的中央。何畏也因此被抓。

几十年后重提这桩历史公案，许世友如此言道：到延安以后，有人说张国焘如何长如何短，我也不作声，只要你不找到我头上我就不管。以后西路军失败的消息传来，我非常痛心，半月没有休息好。加上反张国焘路线听了不少胡言乱语，有的说我们是托洛茨基，有的说我们是土匪，下面的干部也都看不起四方面军的同志，我非常生气，气得吐了血到医院疗养……在病休中，斗争会一天比一天开得厉害。这时，四方面军的营、团、师、军级干部都来看我，没有一个不哭的。一连这样３天，尤其是军、师级干部的哭，对我影响很大，过去都是老同志，现在却感到没有了出路。我想了几天想出办法来了，他们再来看我时，我就对他们说：我们回四川去，那里有刘子才，他们有一千多人，又是我的老部下，在这里某某某说我们是反革命，我们到四川去叫他们看看我们到底是不是革命的。愿去的就走，不愿去的也不要告诉中央。到第三天，有二十多个团级干部、两个营级干部、六个师级干部、五个军级干部，都愿意走。

长期领导四方面军的徐向前元帅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直截了当地表明了他的看法：“抗大搞出个‘反革命事件’，关押了许世友等数十名高级干部，罪名是‘组织反革命集团’、‘拖枪逃跑’等等。其实，这是个冤案。”

作为“反革命武装暴乱集团”的首犯，许世友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先给他带上脚镣，后来又加上手铐。

第五十七章  许世友激怒了毛泽东

四天后，身陷囹圄的许世友真可谓雪上加霜，又遭受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他的妻子雷明珍迫于政治气候的压力，站出来和他划清界限了。

我多年来一直认为，批判张国焘的严重错误是应该的，可是，由于在运动中采取了许多左的做法，错误地将四方面军的广大官兵与张国焘捆在一起批，大搞人人过关，搞得当时在延安占绝大多数的四方面军官兵人人自危，灰溜溜地抬不起头来。对批张运动，我们普遍抱有强烈的抵触情绪。而且这场运动的发起，又恰恰是在陈昌浩、徐向前率领的由我们四方面军两万多官兵组成的西路军全军覆没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有一点乘人之危的意思。抗大风波爆发后，我们从内心对许世友、洪学智他们都抱有强烈的同情，觉得他们是真正的好汉。

组织的误会，妻子的无情，运动积极分子的穷追猛打，把许世友气懵了。他弄不明白自己为革命打了上千次仗，身上伤疤重伤疤，到头来却莫名其妙地成了个反革命。他也不能理解长期领导他们的张国焘为什么会是个坏人。他把眼前所受到的这一切全都归到了这场运动的发起人毛泽东身上。砍头不过碗大的疤，他豁出去了，索性当着审讯、看押人员大骂毛泽东。他以为这样一骂，必然有人会报告上去，毛泽东一动怒，就会下令枪毙他。如果真能那样死去，也算得上四方面军的一条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了。

正全神贯注紧盯着西安、南京动向的毛泽东被惊动了。他把具体负责这场运动的中宣部长凯丰和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召到他的窑洞里，详细了解了抗大风波的情况。

凯丰情绪激烈，要求毛泽东应施以严厉手段处置。

而董必武提供的情况对于毛泽东亲自出面纠偏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董老说，他已经分别审讯过许世友、詹才芳、洪学智、陈锡联等人，也和曾参与策划，事到临头又幡然悔悟，向中央密报的王建安谈过话。他认为根据目前掌握的证据与情况，尚不能将抗大风波视作一次集体的反叛行动，而只是他们对在抗大进行的批张运动存在严重的扩大化倾向，把所有原四方面军的官兵和张国焘不加区别地当成了批判对象强烈不满，因此愤而作出了过激的行为。他们在反抗时说的那些出格的话，似不可以此作为定罪的依据，而应视为一时冲动之下的错误言论。他力陈许世友决不可杀，杀许，必然会引起原四方面军官兵的更大恐慌，有可能出更大的乱子。

董老还强调了最有说服力的一点，这批密谋出走的高中级干部，在风波爆发之前都没有和自己指挥的部队取得联系。而当时的情况是，部署在延安地区的部队中，原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一军仍占红军总数的一半以上。

毛泽东听到这里坐不住了，他起身在窑洞里走来走去，大口抽烟，随后问董必武：“董老，他们想跑的一共有多少人？”　

第五十八章  差点枪毙许世友

董老回答：“三十六个，已经全部抓起来了。”

毛泽东恼怒地冲凯丰吼道：“你搞的啥子名堂？弄得这么多红军中的高级干部反对我们，你还能说你正确得很么？凯丰啊凯丰，我看你是要把他们逼上梁山嘛。”

凯丰委屈地申辩道：“主席，我是认真按照你的指示精神布置的。”

“什么我的精神？”毛泽东发火了，“我的精神、中央的精神是批张国焘，你却不分青红皂白，一竿子横扫一大片！我听说，你还别出心裁，跑到抗大去搞什么‘究竟是毛泽东水平高还是张国焘水平高’，以此来划线。还逼着四方面军的官兵人人交待，抢过老百姓的财物没有？奸污过妇女没有？当过反动军阀的爪牙没有？简直是乱弹琴！我看我毛泽东，就没有张国焘水平高，张国焘在杂谷脑，在松岗批我毛泽东批得那样厉害，可就没有批一个一方面军的战士。可现在毛泽东批张国焘，居然连战士也不放过！”那一夜，毛泽东睡不好觉了，一整夜坐在办公桌前抽烟。连警卫员给他准备的夜宵也不吃。到东边天际隐隐露出一点青白色时，他吩咐警卫员通知罗瑞卿，他要亲自去抗大牢房里看看许世友。

凤凰山中央机关驻地离抗大很近，下个坡，横穿过一条小街便是。可是鲁莽的许世友一见毛泽东的面，竟敢拖着脚镣上去要和他拼命，吓得负责毛泽东保卫工作的罗瑞卿赶紧叫卫士拥上去，用麻绳把许世友捆得像个粽子。动弹不了的许世友仍挣扎着昂起头，冲着毛泽东破口大骂。毛泽东是领袖，领袖也是人，也有人所共有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他一片好心前去，反倒被许世友弄了个没趣，心中自然有气了。所以，当他身边的一些同志再次提出杀掉许世友，以示惩戒时，他点了头。罗瑞卿带着执行队员前往抗大后，毛泽东却又显得心绪不宁了。

桌上的电话突地响了，毛泽东一把抓在手里。话筒里响起了罗瑞卿的声音，他告诉毛，许世友拒绝签名，要求在枪毙前最后再和毛泽东理论一番。

毛泽东就在这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说：“罗长子，你把许世友的脚镣手铐拿掉，马上带他来见我。”可毛泽东万万没有想到，罗瑞卿马上又向他报告，说许世友坚持要带他的手枪，否则他不来凤凰山。毛泽东毫不犹豫，大声告诉罗瑞卿：“把手枪还给许世友，告诉他，我毛泽东不但准他带手枪，还允许他装满子弹。”

许世友接过跟随自己已经多年的手枪，手竟抖了起来。他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居然会答应他这带有试探意图的荒唐要求，还特意让罗瑞卿转告他，“允许你装上子弹”。他的心颤栗了，泪水溢满眼眶。　

第五十九章  许世友泪花滚滚

过去，许世友长期在张国焘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张国焘对他这位骁勇的战将是十分器重的。四方面军有纪律，严禁官兵喝酒。可张国焘知道许世友嗜酒如命，对他却网开一面。八万官兵中，惟独允许许世友一人可以喝酒。对此，许世友对张国焘怀有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感情——对毛泽东不仅不了解，可以说受张国焘的影响，对毛泽东还抱有很深的成见。在“南下北上”之争中，他不仅旗帜鲜明地站在张国焘一边，而且还在陈昌浩把持的右路军指挥部里充当急先锋，与何畏、詹才芳等高级将领上演了一场围攻党中央负责人张闻天的闹剧，逼着张闻天拿出党的最高领袖的权威来，迫使毛泽东改变态度，同意张国焘的南下战略方针。在围攻中，他还对毛泽东出言不逊，大加攻击。而眼前的事实，却分明让他清楚地认识到了一位伟大人物光明磊落，无所畏惧的胸怀。

很快，罗瑞卿把许世友带进了毛泽东的窑洞。

“许世友同志，你受委屈了。”

许世友呆了！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仅这一声亲切的话语，就感动得早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许世友鼻梁发酸，眼中泪花滚滚。折金山，倒玉柱，他“咚”的一声双腿跪地，将压满子弹的驳壳枪双手高举过头顶，说道：“毛主席，他们要缴我的枪，我不给，这枪是我用命去战场上换来的，我把它交给你！能在死前听你叫我一声同志，够了！我许世友只有一句话：姓许的反对你们拿四方面军的兄弟当替罪羊，但我不是反革命，王建安、詹才芳、洪学智、陈再道他们也不是反革命！”

毛泽东双手将许世友搀起，动情说道：“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是党的宝贝，不是他张国焘个人的干部。张国焘是党中央派去的全权代表，他的错误应该由他自己负责，与你们这些同志没有关系。”

许世友哽咽道：“毛主席，要早一点听到你这句话，我们就不会干蠢事了。”

“你有错，我们也有错，把你许世友打成反革命，是我们的错；你许世友受了委屈就带上人往川北跑，是你的错。都有错，我们都改，好不好？”

在毛泽东逝世两周年之际，许世友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怀念毛泽东的文章，记叙了他当时的心情。“毛主席这句话，一下子解开了我思想上的疙瘩，使我感到非常舒畅，非常温暖。毛主席多么了解我们这些工农干部的心啊！我郁积在内心深处的苦闷情绪，被毛主席温暖的话语一扫而光。”　　　　

第六十章  感召

就这样，已经被毛泽东下令处死的许世友从此后成了毛泽东最忠诚的战士。党史军史上，也因此而增添了这样一段动人的佳话。毛泽东以他独有的大家气派和颇具浪漫色彩的方式处理了抗大风波。许世友被释放出来，受到开除党籍八个月的处分，降职使用分配到抗大担任校务部副部长。

毛泽东下令将许世友等被捕的三十多名红军将领全部释放后。紧跟着他又亲往抗大纠偏。他平时宽衣大袖，衣着随便，这天却特意穿上了军装，戴上了八角红军帽。在抗大操场上，毛泽东面对全场肃立却各怀心事的学员，开口说的第一句话，便像春雷一样震撼了人心。

“同志们，中央认为，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在这场批判张国焘同志错误的斗争中受到的对待是不公正的！”

这句出自毛泽东之口的话语所产生的效果异常强烈。站着上千名学员的操场上静得犹如止水。运动的积极分子闻此言呆若木鸡，而来自四方面军的学员们心中顿时涌荡开股股暖流。

数百双饱含着热泪的眼睛仰望着台上那位操着湖南口音，大家久闻其名但还不十分熟悉的伟岸身影。有几声抑止不住的抽泣，打破了宁静。许世友、吴世安、詹才芳在流泪，洪学智、陈再道、陈锡联也在流泪。所有刚刚从监狱中释放出来的红军军官都在流泪，流着热泪聆听这位他们曾跟着张国焘数次公开地反对过，不久前还对他暗暗怀恨的毛泽东说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

没用讲稿，毛泽东以他特有的朴素而热情生动的语言风格开始了他的报告。他高度地评价了四方面军英勇奋斗的历史，肯定四方面军是一支共产党领导之下训练有素，纪律严明，能征惯战的工农红军劲旅，对党忠诚的英雄军队。他重申这场斗争的目的是清算张国焘背离中央路线，犯下的种种严重错误，而绝非针对广大的四方面军官兵。他着重指出，张国焘个人的错误不应当影响削弱四方面军的丰功伟绩，任何在这场严肃的批判中表现出的歧视四方面军的现象都是违背中央精神的，也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第六十一章  扑火和放火

知道毛泽东去抗大做报告后，张国焘沉不住气了，他非常清楚毛泽东的报告会在四方面军的官兵中产生多么重大的影响，批张运动开始之前，张国焘已经被免去了红军总政委的职务，但是，却仍然给他保留着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就在毛泽东去后的第四天，张国焘也急不可待地赶到抗大去做了一次报告，这次报告会由对他忠心耿耿的老部下、抗大政治委员何畏给他主持。张国焘和毛泽东的目的截然不同。如果说毛泽东是去“扑火”的，张国焘则是去“放火”的。论口才，张并不在毛之下，但是，台下没有掌声，也没有赞同声、支持声。相反，他的这个报告不时激起了学员们的嘘声、抗议声。令他心惊胆战的是，反对他的已不仅仅是原一方面军的指挥员，他看到的一张张愤怒的脸膛上，有那么多是他长期所熟悉的老部下……何畏出面维持秩序，才使他勉强做完了报告。张国焘在报告中强调，党内斗争应当在正确的轨道上进行，每个同志，不管他来自哪一个方面军，都应当检讨自己曾有过的错误，任何党员都有权抵制自己认为不正确的指责。如果问题不能在抗大解决，就有权向上级党委或中央提出意见。如果认为中央不公正，也可以向共产国际控诉。

这是张国焘在进行公开的煽动，明目张胆地向中央反扑。中央当然不能容忍张国焘的这种行为，于是，对他，以及类似于何畏那样的死心塌地的追随者的斗争加剧了。而绝大多数的四方面军的官兵在这场已经转入正轨的运动中解除了压力，认清了是非——他们三过草地，三越雪山，长征途中病、饿、累死的官兵远比战斗中牺牲的多。原本就是张国焘南下分裂中央等错误路线的直接受害者——现在，他们纷纷站出来和张国焘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的”，很快，张国焘便成了孤家寡人。

紧跟着，又发生了两件大事，使张国焘的处境变得更加不妙。何畏出狱后，变得异常活跃，到处讲话攻击中央批张是毛泽东翦除政治异己，以报巴西受辱之仇。毛泽东在党中央大搞独裁，中央已经变质了，并且威胁要向共产国际写信控告。中央若再不改正其错误，他就要公开退出共产党等等。中央理所当然地解除了他的抗大政治委员的职务。不料何畏恼羞成怒，于半夜里带着警卫员吴昆水用绳子缒城而出（当时延安县城到晚上要关城门），公开投向了敌人。　　　

第六十二章  一场误会

当时张国焘住在凤凰朝南的山脚下，有两眼窑洞，一道齐胸高的院墙围着。院坝上一间屋里住着警卫排的战士，院子外面还有一个很大的马棚。

我走出院门一看，黑灯瞎火的，看不清楚。等到眼睛适应过来，我才发现不远处有人影晃动，有的已经趴在地上，枪口正对着我们。我当时并不怕他们开枪，因为我很清楚，这里是党中央的驻地，保卫措施相当严密，前来采取行动的不可能是外面的武装，他们不是保卫局的人，就是中央警卫团的人。而我们这个警卫排，也是隶属中央警卫团的。

我向着黑地里的人影大声喝问：“你们是什么人？想干什么？”没有人回答。我又喊道：“我是张主席的警卫排长，有什么事，你们当官的过来说。”

还是没有人吭声，也没有人走过来。

这时警卫排的战士也全都抽出家伙，飞快地跑出院门，围着院墙前面布防。四挺机关枪也提出来了。我当时也上火了，冲担任机枪手的陆安奎喊道：“陆安奎，把机枪架在门口，他们真要冲进来，你就给我打！”

张国焘被惊醒了，赶到院门口问：“何福圣，出什么事了？”

我怕对方开枪伤着他，出于警卫员的本能，赶紧用身子将他护着进了院子，才向他报告：“张主席，外面已经被包围了。我估计是保卫局的人要来抓你。我们全排战士已经作好战斗准备，要和你同生共死。”

张国焘默然无语，半晌，才叹了一口气，说：“小何啊，你太年轻了。马上把人撤进院子里，今晚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必须听我的命令行事。”

一宿未睡，双方都在黑地里呆着。直到快天亮时，外面的武装才撤走。

刚吃过早饭，张闻天就来了。他是来向张国焘解释昨晚发生的异常情况的。他说，昨天中午，周恩来、张云逸等人乘车前往西安办事，途经大劳山时遭受到伏击，卫士们死伤惨重，才掩护周恩来、张云逸等人脱险归来。

张国焘面无表情地问他：“难道周恩来在大劳山遭伏击，你们能从我的住处抓到凶手么？”

张闻天说：“国焘同志，你误会了。那是因为袭击周恩来的事件发生后，中央警卫团很紧张，所以才临时加强了机关的保卫工作。再说，刚才得到报告，那帮袭击周恩来的人已经抓到了几个，他们交待是大劳山中的土匪，拦路打劫而已，并不知道车上坐着周恩来、张云逸，也没有什么政治目的。”剑拔弩张地搞了一夜，原来却是一场误会。但是，不可否认，这样一场误会，对张国焘精神上的刺激是很强烈的。

批张运动结束后，张国焘便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显得黯然失色了。他成了一个特殊的人物，虽然他依然被保留在了政治局里，并且还担任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主席。但已经永远地失去了过去那样显赫的地位和权势。　　

第六十三章  陈昌浩来了

张国焘虽然已经上任，可他仍住那块“世外桃源”里，来了兴致，便带着我和陆煜到政府去巡视一番。而更多的时间仍呆在山上看书、练字、下棋。

当时在边区政府里负责秘书处的是潘自力，负责内务的是蔡树藩，建国后担任过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曹菊如那时在边区政府里管财经，还有个保安司令部，由中央保卫局局长周兴兼副司令员。负责教育的是徐特立，整天穿着双草鞋东奔西跑，积极地推广汉字拉丁化。他们全都经历了那刚刚过去的批张运动，对张国焘很了解，知道他的牢骚为何而发。大家对自己的工作也都很熟悉，张国焘既然如此态度，也就各尽其能，各负其责，埋头干自己的工作去了。

张国焘此时名为代理主席，实际上却成了个大闲人。但是，有一项工作他却很关心，那就是秘书处下面由伍修权负责的交际科。因为国共合作，迎来送往的事相当多，都由交际科负责安排。每当国际、或国民党政府方面有重要的人物和使团到延安，张国焘都要亲自出面相陪。

某一天下午，也就是张国焘当上边区政府代理主席大约十来天左右，已经和张国焘分别了一年多的陈昌浩突然到山上来找张国焘。出现在我眼中的陈昌浩，完全不是我所熟悉的样子了。以前我印象中的陈昌浩，威风凛凛，令人敬畏，在红四方面军中，他是仅次于张国焘的第二号人物，脾气大得吓人，连不少军级干部也常挨他的马鞭子。可眼前的陈昌浩却是神情沮丧，穿了一身皱巴巴的灰单军衣，看上去就像从国统区刚刚跑到延安来的一个穷学生。

当我把他带进窑洞，他喊了一声“国焘同志”，声音便哽住了，满脸涌上了羞愧，眼中泪水盈盈。

我知趣地退到了门外。但我舍不得离开，我渴望着从陈昌浩的口中能听到西路军覆灭的具体经过。还有那么多我认识的指挥员的命运。毕竟，我也是一个四方面军的老战士啊！

张国焘也显得失态了，他瞳孔大睁，猛地站起来，双手紧紧地握住陈昌浩的手，激动得语无伦次。“昌浩……是昌浩！你还活着？你跑到哪儿去了……我问过向前，他说你被打散了，前些时候先念回来，我还向他打听你，他说你和向前一起走的，向前都回来了，你没有回来，我想……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陈昌浩苦涩地说：“国焘同志，我……对不起你，我打了这么大的败仗，连累了你，我非常难过！”

“西路军的事，不要再谈了，我相信以后总有谈清楚的一天。向前、树声、先念他们回来，都已经对我说了，我关心的是你，这么长的时间你究竟跑到哪里去了？怎么又突然冒了出来？”

陈昌浩详细地谈了自己“失踪”期间的情况。

第六十四章  对陈昌浩的批判开始了

原来，突围时，他和徐向前被敌人的骑兵追散了。他和护送他的二十几名卫士边打边走，昼伏夜行，脱离危险区后只剩下三名卫士和他在一起了。他原来是决意回中央的，到了那种境地，他改变了主意，与其这样狼狈不堪地逃回去，不如先回鄂豫皖，与留在鄂豫皖坚持武装斗争的徐海东会面，手中有了军队，再设法与中央取得联系。为了缩小目标，他把身上的钱拿出来分给三名卫士，让他们各奔东西，然后他把枪埋了，买了身老百姓的衣裳换上，装成哑巴，一路上历尽千辛万苦，总算回到了他的家乡汉阳。可还没等他回到鄂豫皖，他便从鄂豫皖逃到汉阳的几位同志口中了解到，重回鄂豫皖已经没有可能，徐海东呆不住，早已带着队伍离开了根据地，国民党占据苏区后，一改当初的怀柔政策，大肆屠杀革命群众。在反革命“血洗苏区”的摧残下，到处是一片瓦砾，十室九空，甚至有的村子被杀得绝了户。国民党七十五师师长宋天才，用汽车装走了两千余名青年妇女，把她们拉到河南、湖北全卖了。陈昌浩正在举棋不定，进退两难之际，抗战爆发了，这样，他才下决心到延安。一个星期以前，他从武汉坐火车到了西安，找到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见到他，也很吃惊，第二天一早，即安排了车，送他到延安来了。张国焘问他：“老毛找你谈话了吧？”

陈昌浩语气沉重地说，“没有，我现在是前来向中央负荆请罪的败军之将，老毛可能觉得不屑见我了吧。我到的第二天，张闻天已经找我谈过了，他要我写出全面检讨，不仅仅是西路军失败的责任，还有以前我们做过的一切让他们不高兴的事……不过，无所谓，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嘛，我彻底地想开了，只要能重新出来工作，他们要什么我就写什么。听说先念回来后当了个营教导员，我不在乎，只要准我工作，当小兵我也干。”这一对“落难兄弟”同病相怜，谈得相当投机，抚今追昔，唏嘘感叹，足足谈到次日天亮陈昌浩才下山。没过多久，对陈昌浩的批判开始了，这场斗争不可避免地使张国焘又一次受到了波及。

大约在十月，张国焘终于决定离开古庙，搬到城内边区政府内居住。促使他搬家的原因是他的老婆杨子烈带着儿子海威到延安来了。杨子烈在上海的助产学校学习过，到延安后，被安排到边区医院搞助产工作。海威那时已经十来岁了，在城里的干部子弟学校“保小”读书。再住在山上就太不方便。

在这前一时候，中央已对边区政府改组，由张国焘任主席，潘自力任秘书长（不久改由伍修权接任），马明方任民政厅长，曹菊如任财政厅长，刘景范（刘志丹之弟）任建设厅长，周扬任教育厅长。有不少写张国焘的史料上都认为他叛逃时是边区政府的代理主席，有的写成副主席，这是不准确的，他应该是名正言顺的主席。　

第六十五章  留在张国焘身边

那个时候，边区政府已经安排了两眼宽敞的窑洞给张国焘住，可杨子烈嫌窑洞里空气不流通，不卫生，坚持要住平房。后来由刘景范派人专门给他修了几间平房，还砌了一道围墙把张国焘一家和其他人住的地方隔离开来。

就在搬家那天，又发生了一件不能不提的小事。政治保卫局来了个通知，要张国焘的警卫排全部到中央警卫团报到，另行分配工作，张国焘的警卫员由保卫局派来的一个叫李仁国的战士担任。本来，张国焘从川北带来的这个警卫排就隶属中央警卫团领导，警卫团长又归中央政治保卫局领导，所有中央首长的警卫员都是由保卫局派出的。而张国焘却一直抵制这件事，坚持把警卫排留在身边，外出时前呼后拥一大群，确实也显得有些与众不同。

张国焘看到这个通知后拍桌大怒，大为光火。

最终，所有的卫士都走了，而我却仍然留了下来。为啥？这是因为张国焘找我谈了话。他说他现在是虎落平阳，任人宰割，卫士们跟着他，是不会有前途的。但是，他舍不得我，因为在所有的卫士中，他对我的感情最深。为了这事，张国焘还飞马跑到凤凰山去找周兴理论了一番，说我长期给他按摩，他离不开我。最终逼着周兴点头同意将我留下。

张国焘去找周兴之前，先把我叫去谈了话，他让我先看了通知，然后说：“小何，如果你也愿意走，现在就可以收拾东西跟他们一路走。我是个政治上的失败者，你再跟着我，是不会有前途的。你过去跟了我六年，我感谢你对我的忠诚，我会永远记得你的。”

我当时的确有许多想法，可是，我这种行伍出身的人，一辈子崇尚的就是个义气，政治觉悟并不高，一脑壳“士为知己者死”、“主荣仆贵”的旧观念。从私人感情讲，我跟了首长六年，与首长荣辱与共、同甘共苦是理所当然之事，首长现在落了难，便撇下他不管，总觉得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而且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时的张国焘只是犯了错误的党的领袖，他还是政治局委员、中央领导人，党的文件，连毛泽东的讲话里，也仍然称他为“国焘同志”。

很快就到了冬季，陕北的冬天比川康高原的冬天还要冷。延河结冰了，漫山遍野垫起了厚厚的雪被。

就在那样一个寒冷冬天的下午，周恩来从山西前线回到了延安。他来看望张国焘时，还叫警卫员扛了一箱牛肉罐头来，是从日本人那里缴获的。

周恩来告诉张国焘，他过两天要赶到武汉去，南京失陷以后，国民政府在迁往重庆的途中暂驻汉口。张国焘拜托周恩来，到武汉见到蒋介石后，争取把张琴秋放出来。他说陈昌浩被批判以后，现在闲置在中央书记处，苦闷得很，张琴秋如果能回来，对他也是一个安慰。周恩来答应了，后来果然也把这事办成了。　

第六十六章  王明吓跑了张国焘

这便是当时从莫斯科回来不久，被张国焘视为救命菩萨，在政治局排名第一的王明。

具体的日子我记不清了，应该是一九三八年春节前一点吧，王明突然带着警卫员来拜望受到冷落的张国焘。在张国焘眼中，王明一直是他的救命恩人，当初他作为党中央全权代表到鄂豫皖苏区接管党政军大权，就是王明的安排。而不久前又是刚刚从苏联回来的王明提高了张在政治局的地位。可以说，是王明重新鼓起了张国焘深藏在心底的政治欲望。

但是，同样是这个王明，又很快地粉碎了张国焘的欲望，甚至使他强烈地感到了生命之虞。

我记得那一天干冷干冷的，阳光晶明，没有风，在陕北的冬天是一个难得的好日子。那时张国焘以杨子烈住不惯窑洞为由，由边区政府为他建了一个有四间平房的小院子，刚刚搬进了新居。王明和张国焘的谈话是在院子里的一张石桌子边进行的。开始很亲切，王明告诉张国焘，他过两天就要到武汉长江局工作。后来，他们谈到了毛儿盖，争论就从这里开始了。王明问张国焘：“我看过你给中央写的检讨了。我想问你一下，你认为毛儿盖分裂的主要症结是什么？”

张国焘考虑了一阵，字斟句酌地说道：“我已经在接受批判时明确承认了，否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名，实际上，是为了争夺红军的最高指挥权。”

王明摇着头说：“这不尽然吧，我看还是托派在暗中作怪的重要问题。”

“托派！你是指……”

“你当是的副参谋长李特、秘书长黄超都是托派分子。”王明以肯定的语气说：“我这次回来路经迪化时，已经叫邓发同志把他们抓起来了。”

“李特、黄超怎么会是托派？”张国焘大为震惊。

“这一点不用置疑，他们经邓发审问后，均已供认不讳。我已经下令把他们枪毙了。”

“什么，你把李特、黄超枪毙了！”张国焘这下沉不住气了，他冲动地嚷道：“李特、黄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以被认为是托派！你甚至可以说我也是托派，把我也抓起来枪毙算了！”

“不，你不是托派。但是，中央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你受到了托派的利用。李特、黄超在供词中已经承认了这一点。”　　　

第六十七章  黄陵祭祖

叛逃是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这天发生的。张海同志已经写文章谈到了张国焘假借黄陵祭祖叛逃的经过，我就不再重复了。我只简略地谈谈有关我所亲历的事。随张国焘一起去黄陵的，有我，陆煜秘书，有从未得到过张国焘信任的警卫员李仁国，还有保卫局派来担任张国焘临时警卫的一个特务班。

我们全部人员乘坐一辆从公路局调来的大卡车赶到现今已改名为黄陵的中部县时，天已黄昏了。

国民党方面派出的祭陵代表是第十战区司令长官、陕西省主席、西安行营主任三职一身的蒋鼎文。他比我们先到达中部县城。

当天晚上，中部县政府在一家饭馆设宴款待国共双方的官员。蒋鼎文的随从去了十几个，随张国焘去的中有我和陆煜秘书。张国焘让李仁国留在了特务班里。吃完饭回来，天已完全黑了。双方的卫队随员住在县政府两边的小厢房里，那是一所古色古香的大宅院，张国焘、我和陆秘书住二堂，蒋鼎文与他的随身卫士住三堂。

张国焘进屋后抹了把脸，洗过了脚，然后对我说：“福圣，明天祭陵的事，我还得和蒋鼎文商量一下。你留在屋里，有什么事，照料一下。”

张国焘走后不一会儿，小李急匆匆进来了。他一见我就抱怨说，没人管他们的晚饭，等到天黑，特务班的战士都找他要饭吃，没办法，他才借了个筐，到街上买了一大筐馍回来，让大家喝白开水对付一顿。说着话，他一下子看见张国焘不在屋里，就急着问：“张主席呢？张主席到哪里去了？”

我告诉了他，可小李却沉不住气，连声说：“这怎么行呢？我们都不在张主席身边，要是出了事，回去咋向领导交待？”

我说：“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他们是友军，会出什么事？”

小李在屋里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从桌上拎起温水瓶，边往外走边说：“我给张主席送水去。”

马上，外面就传来了小李的争吵声。

我担心出事，赶紧跑出去到三堂门口，看见小李被蒋鼎文的几名卫兵拦住了。

小李身材高大，提着水瓶硬往里闯，口中说：“我是张主席警卫员，他现在在里面，我为啥不能进去？”

卫士们嚷道：“这是我们蒋主席的命令，任何人都不能进去。”

我沉下脸来喝了一声：“李仁国，你这是干啥？马上给我回来！”

小李无奈，这才随我回屋。

我说：“我当排长的也没进去哩，你进去干啥？”

第二天祭完陵，晚上，张国焘又独自到三堂里去和蒋鼎文谈话，直到凌晨两点钟左右才回来，我和小李都等着他没睡。

小李一见张国焘回屋，就性急地问：“张主席，明天我们是不是就回延安？”

张国焘回他：“不，明天我还要去西安找林主席，有些事情要和他商量。”　　　

第六十八章  三条路

四月六日早饭后，县政府大门口停了好几辆大车小车，国民党的士兵在街上整队，准备上车。随张国焘来的特务班也列队在大门口等候。

张国焘跟蒋鼎文是一路说着话出大门的，两人的随从则紧跟在他俩身后。大门外，国民党的中部县长率一帮商绅前来送行，街上有许多老百姓驻足观望。

张国焘吩咐李仁国：“你带上大家回去，有人问我，你就说我到西安找林主席去了。”

张国焘说罢又看了看特务班，指着一个满脸稚气的小战士说，“把他留下来，跟我一路去西安。”

这个被张国焘临时点名的战士就是张海。

然后，张国焘身子一弯，钻进了蒋鼎文那辆黑色锃亮的轿车。蒋的一名副官让我、陆秘书、张海上了一辆没篷的中型吉普车。

下午，到了西安，我们随张国焘住进了一处很漂亮气派的房子。过道上铺有猩红色的地毯，屋子里有黑色的皮沙发。

张国焘一人住两间，我和陆秘书、张海合住对面的一间。

陆煜站在窗口往庭院里看了一会儿，担心地说：“何排长，好像不大对劲呀，这八路军办事处怎么没见着一个八路军，看见的都是国民党的军官呢？”我们当时完全不知道，这地方叫西京招待所，是西安城里一个有名的地方，专门供国民党高级将领下榻的地方。吃晚饭之前，我发现情况更不对了。过道上站着几名身穿毛料中山装的汉子，连我到张国焘的屋子里去，也被这些人拦住不让进。我大吼起来，张国焘这才出声，叫他们放我进去。

我当时也真是急了，进屋就问：“张主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屋子里就只有张国焘一个人，他看见我着急的样子，就叫我坐下，然后说道：“小何，你跟我这么多年，我一直非常信任你。事到如今，我也用不着再瞒你了。延安容不下我，我现在要换一种方式发展。当然，人各有志，不能勉强，现在我给你三条路选择，一条是跟我去武汉，继续和我同甘共苦；二条是我出面叫他们给你一笔钱，你回川北一家团聚；还有一条是回延安。你无论作何选择，我都会满足你的要求的。”

我像被一个炸雷打懵了，愣愣地盯着张国焘，紧张得说不出话来。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首长，我不惜用生命去捍卫的首长，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张国焘见我紧张得不行，又说：“这样吧，时间还来得及的，你回屋去认真想一想，想好了，再告诉我。”

我回到屋里给陆秘书、张海一说，他俩也都惊呆了。过了一阵，陆煜心存侥幸地说：“张主席说的换一种方式发展，可能是到武汉去找王明、周恩来，想留在武汉工作吧？”

但往细处一分析，连陆煜也很快否定了自己的估计。　

第六十九章  张主席走了……

第二天，我们实际上被软禁了起来，早饭、中饭都是守在门口的便衣送进来的。我们三人苦脸对着苦脸，都没了主意。

我的脑子里始终围绕着张国焘给我指出的三条路打转转。我没把这告诉陆煜和张海，因为我心里有种想法，我是张国焘的人，而他俩则不是，张国焘肯定不会像对待我一样也给他们三条路让他们选择。

我方寸大乱，拿不定主意。第一条路，不敢想，变节投敌，跟着张国焘走，他当大叛徒，我当小叛徒，那可是上让先人祖宗蒙羞，下让后代子孙抬不起头的大丑事！何况，延安并没有容不下我。拿点钱回家做小生意，也觉得太不值，以前我在川北时是何等的风光，我老婆家的亲戚朋友提到我何福圣的名字都有一种荣誉感，现在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回去，算个啥？那时候还整天盼着打败日本鬼子，不说肩挂两杠三花骑着高头大马衣锦还乡，起码见了老婆乡邻，不能丢脸啊！当兵七年最后成了个逃兵，值得么？想来想去，我最后还是拿定了主意：回延安！

七日下午，一个不认识的人进屋对我们说：“你们的张主席叫我来通知，马上到火车站去。”

我一听就大叫起来：“张主席呢？我是他的警卫排长，我要见他！”

那人火气很大地朝我吼道：“要见就快一点，他已经下楼去了。”

我们赶紧往楼下跑，那人也跟在我们后面跑。到了庭院，看见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和两辆吉普车正往门外驰去。

我急忙追上去大喊：“张主席，张主席！”轿车没停，开出去了。那人说：“上车吧，有什么事到火车站再讲。”

我们赶紧随他上了一辆吉普车，跟着驰了出去。

到了火车站，果然张国焘已经先到了。我还没来得及开口，他就说道：“陆秘书，你马上到车站去给办事处打个电话，告诉林主席，就说我到武汉去了。”

陆煜去了。可他这一去，我和他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

随即眼看着张国焘让一大群或穿军装或穿中山装的人簇拥着上了月台。

我几步追上去，鼓足勇气说道：“张主席，我已经想好了。”

“什么？”张国焘微微一诧。看来，他已经把他对我说过的话忘记了。

“张主席，我不去武汉，我也不想回川北。”我一口气说了。

张国焘这下明白过来，他望着我说：“福圣，我说过，我尊重你的任何选择。”说完，他慌慌在口袋里掏了一阵，没掏出合适的东西，又马上摘下上衣口袋里的钢笔，塞在我手里，说：“没想到我们会分手得这样匆忙，想送你一件像样的东西也没有。这支派克金笔，还是从岳维俊（国民党军师长，在围剿鄂豫皖苏区时被四方面军击毙）身上缴获的，我用了许多年了，今天就拿它做个纪念品吧。”

我站住了，目送着张国焘被一大群人围在中间，快步向一列军用专车走去……那一刻，我突然感觉到脑子里很空。毕竟，我和这个大人物已经在一起生活了整整六个年头，在这之前，我对他已经有了一种因职业而形成的强烈的依附感，甚至把自己的身体，也当成了他的一部分。从鄂豫皖到川北，从川北到延安，我和他从没有分开一天。可现在，我曾经那样热爱崇敬的首长走了……　　　

第七十章  干部补贴

终于，七月五日的上午，保卫局一直负责审我的钟毓昭处长来找我谈话了。从他的谈话中，我才知道张国焘早已经在国民党的报纸上公开发表了退党声明，已被共产党开除了。我提供的情况，自然也就失去了意义。钟处长告诉我，组织上已经认真研究了我的问题，认为我在关键时刻主动要求回延安，立场是对的。但是，我跟随张国焘这么多年，思想上必然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他的一些影响。而且，他叛党时给我三条路选择，又送给我钢笔作纪念，就足以证明我和他之间还有着很深的感情瓜葛。现在，组织上作出决定，为了挽救我，使我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中来，安排我到抗大去工作。工作期间，还需继续写出检查。钟处长说：“这主要是为加强你的思想改造，使你重新成为一名合格的革命战士。”

听了这样的决定，我忧多于喜。喜的是我总算重新获得了自由；忧的是，革命这么多年，到现在反倒成了个“挽救对象”。还要继续改造，才能“重新成为一名合格的革命战士”。我到抗大报到后，被分配到抗大四大队四中队，担任正营级军事教员。对于这级别，我还是满意的，因为红军改编成八路军以后，干部大量裁减，降若干级使用的多得很。连长排长当战士的非常普遍。当然，这带有几分处分的意思。四大队不在城里的校本部，而在延河东边的清凉山上。当时学校的条件非常差，最主要的建筑就是一座古庙的大殿，能容纳两百多人，破烂不堪，光线阴暗，地面也潮得厉害。这大殿却是四大队唯一的教室，各个中队轮流在这里上课。

当时延安虽然实行的是供给制，但每位同志按月也有一点补贴。一般同志一元抗币，干部则是两元。我领两元，享受干部待遇。这对我尤为重要，不仅仅是多一元钱的问题，而是让我感觉到了组织上对我的信任。

可惜，几个月后，由于边区的经济越来越困难，这点宝贵的补贴也随之取消了。随着抗日战争的广泛深入，敌后根据地的迅速扩大，各地亟需干部，抗大的学员也一批批被派往前线、敌后，我当时也想跟他们一起上前线，打了报告，可上面没批。　　

第七十一章  逃出南泥湾

等到“抢救运动”开始后，我的问题又被翻拣出来了。当时挨冤枉的远不只我一个，我们也都不可能知道是康生在上面做怪使坏。我心里自然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运动的积极分子们把我当作抗拒“抢救”的死硬分子，关起来不算，还捆、打、饿饭，随后，又把我们这批从抗大清洗出来的两百多名“死硬分子”，和中央以及其它机关清洗出来的“坏人”，一起押送到延安东南方属金盆区管辖的南泥湾，进行强制性劳动改造。所以，许多“延安牌”的老干部最喜欢听的那首郭兰英唱的《南泥湾》，我是从来就不敢听完的。

我在南泥湾一干三年，和大家一起，硬是把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投降，消息到南泥湾迟了几天。大约是十八，或是十九日，记不太清楚了。我们南泥湾所有的人都狂欢了！我们这些劳改对象也和看押我们的人一样，高兴得乱蹦乱跳，大喊大叫，像疯子一样地哭，抱在一起笑。我们比其他的人更多了一份期望：胜利了，总该赦免我们了吧！可是，我们足足盼望了两三个月，没有任何动静，仿佛当初把我们弄进来的人现在已经忘记了我们的存在。有的人沉不住气了，开始出现了逃跑、自杀事件。我经过这么多年的折磨，也是万念俱灰了。投敌，不愿意；革命，没资格。窝窝囊囊地干到现在，抗战总算是胜利了。但是，这胜利却没有我的份，日本人是其他的同志打败的，我没有看见过一个日本人，更没有向他们放过一枪一弹。既然现在抗战胜利了，天下太平了，连毛主席都已经到重庆去和蒋介石“握手言和”了，我们为啥还要被关在这山沟沟里吃苦受罪？有这种情绪的，多得很。

不断发生的逃跑事件，也强烈地刺激着我，我终于下定了决心：跑它娘的！虽然看守士兵已经加强了警戒，但我们每天要上山干活，到了野地里，机会总还是有的。

一天，我们到山上去为梯土加固堡坎。中午回营的半道上，我突然惨叫一声倒在地上，双手捂着肚子挣扎、痉挛，口中不断发出痛苦的叫声，还吐白沫，眼睛也鼓得老大。半年多以前，我们劳改队有位同志吃了有毒的果子，毒性发作时就是这副样子。我把它学过来了。果然，所有的人都以为我是中毒了。他们开始想把我抬回去，可“垂死”的我暗暗运起内功，挣扎起来几个人也休想动得了我。他们没法了，负责看押我们的一位排长就说：“留下个人看着他，死了就回来报个信，没死一会儿就带他回来。”

我跟前只剩下一个拿着步枪的小战士，看模样还不到十七岁。等到他们全走得无影无踪了，我才装着好像松快了一些，呻吟着要站起来，可几番努力都支撑不住，又瘫倒了下去。这位小战士就弯下腰伸出一只手来搀我。这样一来，我就轻而易举地制服了他。我把他的裤带解下来，反捆了双手，又撕破他的军装，塞进他的嘴里，用破布条捆牢，然后当着他的面往南（洛河、西安方向）跑了。

二十多天以后，我回到了竹峪关。当我穿着一身陕北农民的黑衣黑裤，满身臭味虱子出现在我老婆面前时，她把我当成从安康过来讨饭的饥民了。　　　

第七十二章  泪满江河

“熊顺芝！”我瞪着她大叫。眼泪“哗”地就滚了出来。我老婆就呆了，愣痴痴地看着我，却出不来声。“熊顺芝，你这憨包，我是何福圣，你男人呐！”这下她总算明白我是谁了，高兴得哭喊起来：“何福圣，你咋个……成这副样子了哟？”

我儿子是我离开川北那年生的，都十岁了，我才第一次见着。顺芝拉他上来，叫他喊我爸，他瞪着我死活不肯开口。回到家里，仍不安全，虽然国共合作已经这么多年了，可大巴山上的地主老财反动民团对当年的红军仍然恨之入骨。顺芝说过去常有从部队上跑回来的红军、八路军被他们抓去朝死里整。而我过去又是张国焘身边的大红人，竹峪关的老百姓大都晓得我的名字，要让民团的人知道我回来了，他们肯定会整死我的。老婆这么一说，我也不敢再呆在家里了。好在我还有身过硬的功夫，也懂得些治跌打损伤的单方，就靠这两样本事，我改名“田茂云”，到大巴山、华蓥山中的各个乡场上去卖艺卖药为生。顺芝和我商量好，半月一旬带上儿子，到某个乡场上见上一面，拿上钱又回去。一九四九年解放前一点，罗世文的部队拉兵，我正在合川县的三汇坝卖药，把我也拉去了。后来被弄到广安城集训，马上要开去和解放军打仗，急得我要死，队伍集训了十来天，开拔前，幸亏壮丁炸营，我才趁乱跑了出来。就这样，我靠卖“坝坝药”一直卖到解放，才回到竹峪关，老老实实地当农民。

川北是红军窝窝，红军红属遍地都是。解放初期搞过一次登记，对红军红属进行优待。有的挨不上边的也想方设法往红军红属堆里钻。我却没敢去登记。

可没登记反而露出了破绽，等到肃反时把我当重点一查，我就全交待了。最后给我作了个结论：叛党分子。这顶黑帽子，我戴了三十多年。一直熬到一九八六年，我才被四川省人民政府正式认定红军身份，享受老红军待遇。那一年，我已经是七十四岁了。我痛心的是，我老婆没能活到那一天。

我现在八十八岁了，有人说人生好比一场梦，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却不是梦，酸甜苦辣、悲欢离合、失意得意，我啥都实实在在地经历过了。经历的事情多了，复杂了，感情也就变得复杂起来。

也曾经有人问我，你跟了张国焘这么多年，你和他到底有没有一点感情？这问题我以前不敢回答，现在可以说一说。我何福圣是人，他张国焘也是人，是人总归是有感情的。要不，他跑的时候为啥给我三条路选择？为啥送我钢笔？我心头也清楚，论理，他是个大叛徒，论情，他害我受了这么多年的苦，于理于情，我都应该恨他才是。可偏偏，当我前些年在一篇文章里看到张国焘晚年死在国外一家敬老院里，孤苦伶仃，落气时身边连个亲人也没有，我也难受得很，几顿没吃好饭，几夜没睡好觉……唉，人这个东西呀，你说得清楚么？                          

（全文完）

所有跟帖： 

• 与太平天国恶匪无异。 -壁上观- ♂ (0 bytes) () 07/14/2021 postreply 18:18:55

• 史料不错，可是写的人实在糟糕。 -空城之主- ♂ (0 bytes) () 07/14/2021 postreply 19:35:45

• 可见蒋介石被抓，在延安还是挺欢呼的。 -chufang- ♀ (0 bytes) () 07/14/2021 postreply 20:40:44

• 第一时间欢呼很正常，毕竟有血海深仇。 -吾道悠悠- ♂ (0 bytes) () 07/15/2021 postreply 01:40:08

• 老蔣逝世，中共和毛的第一反应如何？ -akc- ♂ (0 bytes) () 07/15/2021 postreply 06:46:14

• 好像很平静，那时江山是土共的，老蒋驾崩不驾崩关系不大。 -吾道悠悠- ♂ (0 bytes) () 07/15/2021 postreply 07:03:14

• 难道让他们的反应和宋美龄一样？ -0862- ♂ (0 bytes) () 07/15/2021 postreply 04:03:18

• 充满了血腥、阴谋诡计. 中华民族的不幸 -行者陌言- ♂ (0 bytes) () 07/15/2021 postreply 11:58:01

• 厨师告诉了你们后面厨房里的真实样子，你们现在对这一桌子的菜有什么感想？吃下去的是不是想吐出来？：-））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 (0 bytes) () 07/15/2021 postreply 12:54:43

• 一群黑社会流氓分子 -modems- ♂ (0 bytes) () 07/15/2021 postreply 12:55:54

• 可见西安事变的时候中共根本就是疥廯之疾成不了气候。张学良祸害中华。 -二胡一刀- ♂ (0 bytes) () 07/15/2021 postreply 13:34:59

• 关于分裂这部分不像是何的经历，因此整篇文章存疑。 -chinomango- ♂ (0 bytes) () 07/15/2021 postreply 18:21:54

• 哈哈哈，红四方面军演义。太多胡扯了。 -衡山老道- ♂ (0 bytes) () 07/15/2021 postreply 18:42:37

• 厚黑者的天下，人性全无，畜生无疑，远离为上策 -lostman- ♂ (0 bytes) () 07/15/2021 postreply 19:19:07

• 红吃红， 算是求仁得仁 -mikeOZ- ♂ (0 bytes) () 07/15/2021 postreply 23:22:47

• 这是文学作品，紧跟目前的大外宣。 -兵团农工- ♂ (0 bytes) () 07/16/2021 postreply 03:3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