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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不欢迎我们
大约从粉碎“四人帮”开始吧，知青返城的大潮开始冲击北京（当然上海、天津等城市无一例外），到1978年，所有“上山下乡”知青，几乎都逃亡般回到了故土。不知道我的感觉对不对，我们朝思暮想的北京，为之魂牵梦萦的北京，不再欢迎我们，视我们这些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的知青为外乡人，嫌弃我们这些土得掉渣儿的土包子，担心我们抢了他们的饭碗。在他们眼里，我们成了多余的累赘，这让本就不自信的我们，更加自惭形秽。
我回京的那一年，大街上、汽车上、商店里到处是戴着大貂皮帽或羊剪绒帽，穿着褪色臃肿的军棉袄、军棉裤，黑红脸膛的男女青年。这些人显然和当时的北京人格格不入。无论是买东西、挤汽车还是吃饭，我们总是遭到歧视和白眼儿。一样乘汽车，售票员专检查知青买没买票。一样买东西，北京人可以翻来覆去地挑，知青们（不穿马甲也认得出来）挑就不行。明明手续健全，办迁入户口时，那些官气十足的面孔和盛气凌人的范儿让人心寒。连居委会的大妈都冲我翻白眼儿：“哟，二姑娘也回来啦！不是结婚了吗？没在边疆扎住根儿呀？”我心里那个气就别提了，老子下乡是毛主席政策让走的，回城是邓小平政策让回的，既没吃你的又没住你的，关你们什么事？你管得着吗？人啊人，为什么这么势利，这么“趋炎附势”？生气归生气，可也不敢造次，“小脚侦缉队”当时可掌大权呢！别看成事不足，分配时给你说句坏话，就够你喝一壶的。可怜我们这些知青，当时地位低下得任何人都可以捏着我们。心里生气，不平衡，没地方发泄，只好写首小诗自嘲一下，调侃一下灰心丧气的自己：
毛主席挥手我冲锋，面朝黄土背向东（北京方向），
十年辛苦无人问，两手空空又回城。
北京几无立足地，势力白眼处处逢。
为求生计没奈何，暂且忍气又吞声。
花落尚有花开日，卅年河西有河东。
待得春风眷顾时，牡丹花开四季红。
真正欢迎我们的，还是自己的父母亲人。在饭店里，什么“新侨”啊（新侨饭店）、“老莫”啊（莫斯科餐厅）、鸿宾楼啊、东来顺啊、萃华楼啊，总看到家长们在犒劳知青儿女。几碟小菜一摆，父母基本不动筷子，只是不断地给儿女夹菜，心疼地看着自己狼吞虎咽的儿女，那情景至今像一幅幅图画，定格在我的脑海中，温馨而又凄楚，令人动容。
母亲当然也不例外，所不同的只是还带着两个孩子，一个是姐姐的儿子蛮蛮，一个是我的儿子贝贝。每到一处，菜还没上来，我的儿子就扎着小手：“吃！吃！”急不可耐。蛮蛮则不同了，北京长大，吃过见过，常常鄙夷不屑地笑话弟弟。母亲告诉他：“你是哥哥，得懂得照顾弟弟，哄他玩！”不料蛮少爷大言不惭：“我不会哄孩子，只会逗孩子！”可怜我的儿子，一次姐姐烙葱油饼，因为爱吃，居然吃多了，又吐又泻，害得我半夜三更带他去看医生。
因为我从小爱美，回北京后，母亲体谅我没钱，主动带我到百货大楼去买布料，请人给我做衣服。儿子在土地上、草地上跑惯了，一踏上百货大楼光滑的地面不适应，就一个跟头接一个跟头地摔开了，简直像个小不倒翁。先时母亲还乐，旋即又掉下了眼泪，好可怜的孩子啊。那一天我很兴奋，先在一个柜台选中了一块鲜艳的布料，挑啊挑啊，又在另一个柜台选中了一块淡雅的布料。母亲认识一个给杂技团做服装的陈师傅，衣服做的式样特别新颖，说好了带上新布料去给我做衣服。可是等回家一看，只拿回了一块。原来是我的老毛病未改，狗熊掰棒子，随买随丢。幸亏买两块，就是买上十块八块的，到头来还是拿回家最后一块。看到万分颓丧的我，母亲直叹气：“算了，别懊恼了，原以为你长进了，没想到本性难移……”
艰难的求职之路
回城的那一年，我已经30岁了，在庞大的求职兵团中，我是年龄大的，且又已婚有小孩，无疑增加了就业难度。怎么办？咬咬牙，一狠心把儿子送进了托儿所。先是到街道办事处填了申请就业表，随即又找到街道片儿警卢增宇（当时他是北京市公安系统二等功荣立者），他对管片儿的居民家庭状况了若指掌。我对他说：“老卢，我没工作，也没负担（真亏心，儿子都花钱托出去了，还说没负担），我帮你搞胡同宣传吧，出黑板报我拿手。”老卢当时正搞人口普查还是清理核对户籍我记不清了，反正正缺人手呢！老卢喜出望外，他坦率地说：“我可没钱，咱纯义务。”我说：“没问题。”
就这样我开始了每天帮派出所抄写大户籍册的工作。有时候也帮着出出黑板报，写写宣传材料。儿子的托儿所是街道办的（史家胡同托儿所的前身），就在后院，大窗子就在我家小跨院儿里。我抄写户籍册时，有时听到儿子的哭声：“我要倒（找）妈妈，倒妈妈！”我就难过得泪如雨下。听到方老师－－一个清秀大气的上海人－－哄儿子：“我们去给妈妈打电话啊！”我恨不得掀翻桌子冲进去，领出我的儿子。心想，这样的日子何时是头儿啊？我开始怀疑自己回京是否正确，再想想D回城也杳无希望，更是增加了自己焦急无奈的心情。这样的工作干了两个多月，街道为我们成立了知青小组。每天组织我们上课，提高认识。卢增宇对我说：“真想留你在派出所，我们这儿缺能写的人，可惜没有编制，你要是能托人找到编制就没问题。”天哪！我到哪里找编制去啊，还是老老实实参加知青小组，不断提高认识吧！
这中间还有个小插曲，让我哭笑不得。我们小组有个男知青，有一天带个二十几岁的男青年来，在我们上课的地方转来转去。过了几天，这个小一点的男知青对我说：“我哥想和你交个朋友，他是某某单位的……”忘记具体说什么了，总之是夸他哥条件如何好、他家条件如何好之类，甚至说：“我哥说了，你不用找工作，他有能力养活你！”我当时真是气不打一处来，用时下小品演员宋丹丹的话说：“太伤自尊了！”我不客气地说：“你找别人让你哥养活吧，我没兴趣。”
我们下乡时的观念是：一是当兵，二是进工厂，三是去兵团或插队，最看不起进服务行业当八大员（诸如售货员、售票员、炊事员之类）。可我们回城后，如果你没有门路，只好进服务行业，别无他路。再说，我们这一代是没有“志愿”的，长期的爱国主义教育，使我们的思维定式是：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党的要求就是命令。里院的春福夫妇也是从兵团返城回来的，只是比我早几个月回城，他进了朝阳菜市场。每天下班他都提着大筐小捆的菜啊、猪下水啊什么的。这让实用主义的母亲很是羡慕：“跟办事处说说，你也进菜市场卖菜得了，咱家先落个实惠。”可我心气高坚决不干，我坚持再等等。那时D每月四十二元工资，自己留下十二元生活费，剩下三十元寄回北京养活儿子。再加上母亲也常常接济我，生活还过得去，所以我一直撑着，一心想找一个“体面”一点的工作。大约是我的履历不错吧，有一天，街道办事处的找我，让我去办事处帮忙，犹豫再三，我还是拒绝了。当时我不知道办事处是一级政府，认为办事处就是居委会，居委会就是“小脚侦缉队”。因为文化大革命中这些人的所作所为，我恨透了“小脚侦缉队”，我宁肯饿着，也不与她们为伍。
当时有一个政策：“谁家的孩子谁抱走。”因为就业压力太大，各个系统、各个单位分别成立了第三产业劳动服务公司，以安置自己的职工子女。和我返城先后时间差不多的同学、朋友们很多，林伊和小潘因为父母是文化部系统的从干校回来后，林因为会弹钢琴，分到了歌舞团，潘留到了部里。同是三十二团的左英，父母是卫生系统的，他分到了医院。我的父亲一直发配在外地，母亲是北京市家具公司的，如果按系统，我可以进木材行业，但母亲坚决不同意，她说：“我在这个行业干够了，绝不让自己的孩子再进去。”没办法，我只有和千千万万个既没门路又无一技之长的待业大军一起，苦苦地奔波在求职之路上……
图书馆的故事
功夫不负有心人，很快机会来了，东城图书馆招临时工，一天八角钱工资，干一天给一天的钱。我立刻报了名。1978年的东城图书馆规模不大，位址在东四北大街六条胡同口上（近年已迁至交道口，成为藏书四十余万册的具有现代化设备的大图书馆）。当时的东图规模虽不大，但工作性质不错，我非常喜欢。报到以后，一开始就让我在前台借书处工作，我很兴奋。活儿不累很简单，借书的人把要借的书名给你，你按图书名查询按字头索引的资料库（一个个长长的抽屉），然后到一排排的书架上找到书，登记后把书借出去。看似如此简单轻松的活儿，没想到一天干下来，却头晕眼花。因为不停地蹲下站起来在书架上找书，不仅腰酸背痛，且因为书库光线很暗，每天费力地找书，还勾起了我的老毛病头痛病。我从上中学就有这毛病，一疼起来不仅怕光还呕吐。但我咬牙坚持着，心想别人能干我就能干，总比下乡干农活儿轻松多了，慢慢适应就好了。当时我干临时工之所以挑地方，是想凭自己努力转成正式工。抱着这种愿望，我打工非常卖力。一天八角钱的工资，说老实话，一顿中午饭就花没了，要是指着这八角钱过生活根本不可能，好在当时的知青们都靠父母养活，不指着这个。不知别人怎样，我反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我不为挣钱，为的是找一份可心点儿的能干长久的工作。
经历了十年文革浩劫和上山下乡，我有多少年没看到书了，那么多、那么多的新书、老书，这让我真是心潮激动，难以抑制。早晨大家没上班我就先到了，不是为了干活儿，是为了翻书。因为看书是不可能的，看不了几页其他人就来了，只能在书架之间转来转去，看到有喜欢的拿下来看看目录，翻几页过过瘾，或者拿纸片记下来，想着以后得空儿再看。那时好多书还没有解禁，这些书都封存在钟鼓楼下面的平房里，而重新整理登记这批禁书的“美差”就落到我们两三个临时工身上了。
鼓楼和钟楼都在北中轴路的最南端，两楼相距不远，大约也就百十来米的样子。钟楼在鼓楼的正北面。钟鼓楼始建于元代，为元、明、清京城报时中心。古代将每夜晚八时至凌晨四时分为五节。定更和初更都是先击鼓后撞钟，夜里只撞钟不击鼓，因此有“暮鼓晨钟”之说，从而使全北京城有序可循。鼓楼为单体木结构，而钟楼则全部为砖石结构。两楼相同的都是重檐歇山顶，四面设拱券门。不同的是，在二层楼上，鼓楼置直径1.5米的大鼓一面，而钟楼则悬永乐年间铸造的重达63吨的报时铜钟一顶，据说撞击声可达方圆十数里。
我对钟鼓楼有特殊的感情，不仅因为母亲小时候曾经住在钟楼湾的一个大院里，我小时候上学的东公街小学也在鼓楼东大街上，还因为小时候听母亲讲的关于钟鼓楼的一些传说，充满了神秘色彩。母亲说，永乐年间重新铸钟时，钟发不出声音，为此皇帝下令杀掉许多铸钟匠，后来一个钟匠的女儿梦见有神仙指点，只有年轻女孩儿跳进沸腾的铜水中，钟才能响。在铸钟接近尾声时，钟匠的女儿决心拼上性命救父亲和众多铸钟匠，她装扮一新后来到铸钟厂，趁父亲不备跳入了滚沸的铜水中，父亲发现后伸手去救，已经来不及了，只抓到了女儿的一只鞋子。从此以后钟真的响了，只是不甘心的女儿总通过钟声要自己的鞋，所以钟的尾声总是发出幽幽的“鞋……”音。
鼓楼的故事也很神奇，据说清光绪年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他们想放火烧毁木质结构的鼓楼，但就是点不着火，恼羞成怒的联军士兵，只好抡起大刀不断地砍向大鼓。而我看到的大鼓面上，果然是伤痕累累，有许多破洞。
钟鼓楼下面的房子里堆满了落着厚厚灰尘的书和杂志。每打开一摞书都会灰尘漫天，所以每天下班，我们都黑煤乌嘴，满面灰尘。因为热爱这份工作，吃土我也不在乎。我们的任务是按书籍的分类一本本登记、编号。春天，北京的柳树绽青，桃花、杏花都开了，空气中透着暖暖的春意，迎合着我心中的期待与希望。特别是亲手参与解禁“封资修”的书，本身就预示着文化春天的到来，那种愉快的心情并没有因为物质生活的贫乏而受到丝毫影响……我每天钻在乱书堆中，边挑拣着书边认真地登记、编号。许多外国名著和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文人如胡适、巴金、林语堂、沈从文、钱钟书等的著作都在我们的翻拣中即将重新面世，许多延安的作家如丁玲、赵树理、周立波等的书，也经我们手即将重见天日。
更让我感兴趣的是，这里堆积着大批的旧电影画报，甚至有解放前的画报、影讯。我本来就喜欢电影，也喜欢电影明星，遇到我想看的画报，我就放在一边，中午休息时我就如饥似渴地看。从这些画报中，我又见到了心仪已久的电影明星、电影消息，尽管是十多年前的资讯，我并不感到陌生。令我惊奇的是，我还看到了江青在上海当电影演员的许多报道，她在《狼山喋血记》中的剧照，她与同是当红电影明星的王莹争演《赛金花》的报道，她与唐纳的感情纠葛……想到文革中江青为了毁掉20世纪30年代她当演员的事实，不惜和叶群联手迫害一大批老电影人：赵丹、郑君里、舒绣文、上官云珠……甚至连保姆都不放过，使这些无辜的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感到万分的愤慨，为江青的专横跋扈，也为她的愚蠢。历史岂容篡改？你就是把知道你底细的人全都杀光，历史的印记也是抹不掉的啊！可悲的年代、可悲的人啊！
和我一同打工的有个男青年，叫翰。他有一副好歌喉，当时正在煤矿文工团学唱歌。休息时我们一起沿着窄窄的木梯，“咯吱咯吱”地爬到楼上。鼓楼里到处是灰尘和蜘蛛网，占据在二层空间的一面大鼓立在中间，估计旗偃息鼓至少已有五六十年了。一不小心碰到哪儿，就会惊起不知是老鼠还是蝙蝠，“刷啦啦”一阵响，惊出我一身冷汗。
爬到鼓楼外就不一样了，顿觉神清气爽。我记忆中外面没有护栏，害怕掉下去的我们紧贴着墙壁站立着，因为兴奋和害怕心里“咚咚”直跳。站在鼓楼顶层，可以看到远处北海的白塔、景山的五味亭（甜酸苦辣咸五个亭子）鼓楼四面的大街笔直笔直的，临街虽有不少店铺，但并没有都开业，虽是中午，街上的人也不多。翰兴奋地说：“我给你唱支歌吧！”没等我说话，他就放开喉咙唱起来。不记得他唱什么歌了，大约是《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吧！他嗓音嘹亮浑厚，立刻吸引了街上行人，许多人停下来寻找歌声的来源，连骑自行车的人也停下来倾听。我问翰：“你为什么不考专业歌舞团？”他说：“我正在做准备，等着我的好消息吧！”那时候的知青，虽历经磨难仍痴心不改，仍旧怀揣梦想。正因为有梦想，我们这代人才永远活得那么愉快而充实。
图书馆带我们干活儿的有两位四五十岁的女职员，我们称她们“老师”，对我特别好。有一位老师脾气特别倔，说话不留情面，唯独对我网开一面，可惜我忘了她姓名。每天早晨看到我都和翰一起来上班，她悄悄问我：“你们俩不是在搞对象吧？”“您瞎说什么呀？我儿子都三岁多了。”“那他知道吗？”“您是不是想太多了？我每天都在五路车站碰到他，所以才一起来上班。”“哪儿那么巧天天碰见呀！傻姑娘。”那天休息时，这个老师当着大伙儿的面问我：“喂，小刘，听说你有个漂亮儿子，把照片拿给我们看看。”我赶紧拿出随身带的儿子的照片，大伙儿传阅了一番。从那天开始，我还真的再没在路上碰到过翰，我不由从心里感激这位善解人意的老师帮我解了围，避免了一次尴尬。当然我和翰仍一如既往地说说笑笑，只是在我内心深处不知为什么多了一丝不快。
和我们一起干活的，还有一位年轻的图书管理员，我们叫他小谢。小谢思想活跃，爱好摄影，自己的哥们儿还在外面“练摊儿”，1978年刚刚开始改革开放，许多脑筋灵活不怕吃苦的青年，开始从深圳沙头角、广州等地向内地倒腾服装、电子表、化妆品、口红什么的，我们管他们叫“倒儿爷”。那些服装样式新颖，价格便宜，销路特好。小谢不仅教我们业务，给我推荐好书，还不时带点便宜货来，我们关系也很好。我记得小谢给我推荐了戴厚英的《人啊人》，我印象深刻，后来还陆续借给我一些被当时称为“伤痕文学”的在市面上找不到的书。我就这样白天、晚上不间断地看啊看啊。
突然有一天，我眼前一片黑，不仅头痛欲裂，且什么都看不清了……我赶紧去了同仁医院，原来是眼睛疲劳过度，神经性头痛导致。我又开始大把大把地吃谷维素、去痛片，看书的速度也放慢了下来，这才使眼睛慢慢恢复。当小谢知道我想留在图书馆后劝我：“干吗在这儿干？清水衙门，每月挣不了多少钱，福利待遇还特低，趁早别在这儿耽误自己！”可我就是喜欢这里的工作，一门心思地想留下来，幻想着自己能成为这里的正式职工。和我们一起工作的，还有一个年轻的图书管理员，他很忧郁内向，一天也不说一句话，似乎生活得很沉重，大家聊天儿，他从不介入，我有问题问到他，他不仅不回答，头也不抬一下，我很害怕他。不久他就自杀了，我印象中他也就二十七八岁的样子，好可惜啊！
大约过了两三个月吧，终于有一天，图书馆的一个负责人找到我，跟我说：“老师们对你评价都很高，也都希望你留下来，可是图书馆是事业编制，名额在区里控制，如果你有门路带编制来，我们欢迎你。”我明确表示没门路，那位负责人遗憾地说：“你如果总干临时工，我们就太对不起你了，还是抓紧找一份正式工作吧！”就这样，在满怀希望干了一段时间一天八角钱的临时工后，我黯然离开了东城图书馆，告别了那些可亲可敬的老师们和同事们，重又踏上新的求职之路。
等待分配的日子
从图书馆回到家，我开始反思：为什么锄头都扛得，却不能进服务行业？为什么别人能当八大员而我就当不得？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岂不是和自己较劲？不管自己内心有多少不甘，我还是决定听天由命，不能再企盼什么，还是脚踏实地，服从分配吧！这样想了以后，心总算平静下来。我又回到知青小组，继续“提高思想认识”，等待分配。
那时我的生活确实很艰难，因为母亲还没退休，帮不上我什么忙。我每天骑一个二十四型小自行车接送儿子，还要自己做饭、干家务。搞卫生、洗衣服我还可以，饭我是横竖不做的。每天下午五点钟我到托儿所接上儿子后就在外面糖豆、大酸枣的乱买，儿子跟着我冷一口、热一口地胡吃，原本白胖胖的儿子，几个月就让我“饲养”成小猴儿崽子了。而且在经济上我从来是有今天没明天，有时候到月底一看，明天母亲该发工资了，D也该寄钱来了，我手里还有几元钱，我就把儿子一抱：“走，妈妈给你买好吃的去。”直到花得一分钱不剩才肯回家。因为我家住平房，是独自的一个小跨院，院里有一棵枣树、一棵柳树，遇到风雨天，外面树影摇曳“刷啦啦”乱响很是怕人。
这一年的清明节，我的亲娘大概没时间去天津给姥姥扫墓，她老人家居然在我家院子里给姥姥烧开了纸。烧纸时是晚上，我本就有些害怕，烧完纸她老人家又不管不顾地走了（忘记她上弟弟还是姐姐家了）。这天夜里姥姥来了，姥姥还是那么和蔼可亲，说话还是那么慢条斯理儿，她推开门，笑嘻嘻地说：“谁在这儿哪？”我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一下子坐了起来。随即我听见外屋桌椅板凳“哗啦啦”一阵响，姥姥也像一缕清风一下子没影了。姥姥是我最爱的人，我本不该害怕，可当时我却汗毛倒竖，脑袋都大了我紧紧地抱着儿子，大气儿也不敢出，就这样一直坐到大天亮。事后我告诉母亲，没想到母亲全然不考虑我的感受，甚至说：“姥姥那么疼你，怕谁你也不该怕姥姥啊！”我愕然，无话可说。
还有一次，儿子发烧了，一大早我抱着儿子乘公交车去东单三条儿童医院。因为恰好是上班高峰，等车的人太多，我抱着儿子好容易挤上车门，还没跨上台阶，后面一个小伙子大概急着上班，一把把我拉下来，他上去了。我气极了，把儿子往地上一放，抡圆了拳头朝他后背（车太挤，门关不上一拳拳狠狠打了过去，一边打一边“坏蛋！流氓”地乱骂。因为我的举动太出人意料，连我自己都没料到，也大概因为我的疯狂吓坏了车上的小伙子，总之，小伙子并没下来和我理论动粗，倒是车上车下的人都乐弯了腰。
那时平房烧煤气罐，换煤气罐对我来说是一大难事。每到没有煤气了，我就用一个小车推着空罐到煤气站去换。工作人员在煤气本上盖上章收了钱，把旧罐收了，就让我上一米多高的台子上把灌满气的罐子自己搬下来。我不知道满罐煤气有多少公斤，但每次我都恨不得头朝下跟煤气罐一起栽下来，而卖煤气的人谁也不肯上来帮一把。这兴许就是计划经济时期服务行业的通病，卖货的是买货的祖宗，别说服务意识，就连最起码的职业道德都谈不上。
药店学徒
这一年的秋天，我们终于分配了，我记得有上海餐馆，有副食品商店，有土特产商店，有玻璃店、药店等许多服务行业的单位，我跟母亲说：“您不是认识区委的蔡展阿姨吗，让她跟劳动局说说，反正都是八大员，让我去药店卖药得了，还有点技术含量。”母亲去找了蔡展阿姨，于是我被分配到了东四北大街的红日药店（后恢复老名宏仁堂，现在成了永安堂连锁药店），从此我成了一名药店职工，我戏称自己是卖大山楂丸的。
和我一起分到药店的有七八个人，其中只有我和一个姚姓女生是下乡知青，其余都是北京应届高中生。药店员工大约三四十人，来源有三部分：其中五十多岁的老药工都是解放前就在药店学徒，虽没什么文化，但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对每味中草药治什么、每种中成药的成分倒背如流，几个老师傅看起病来真的一点不比中医大夫逊色。第二部分三四十岁，都是文革前后分配来的北京的社会青年及各届毕业生。第三部分就是我们这一拨儿人。药店的经理、书记名叫刘世贤，三河县人，不知为什么，当时的老药工都是三河人，就像解放前三河县出老妈子（保姆）一样，三河县还出药工。从这一天起，我穿上了白大褂，开始了我的卖药生涯。
红日药店还有个分店，在东四八条口上。药店前台门脸儿有丸散组、饮片组，后店有库房、加工制药和中药代煎。没有培训也没有学，我们就全部分到饮片组了，饮片就是草药，在草药组有师傅带着边抓药边认药，从干中学，从学中干，一年年下来，慢慢从学徒熬成师傅，这就是这一行业的惯例。新学员的工资是每月28元钱，我虽然有十年工龄，但进了药店和应届学徒工一样“享受”这个待遇。我当时并没觉得不平衡，因为千万个和我一同返城的青年都同样命运，我能有正式工作就很知足了。
我在饮片组学徒仅一个星期，还没抓过药，刚刚学会包一服服中草药包，我就被告知，丸散组的两位老师傅点名要我调过去，理由是我踏实稳重有文化，让顾客看着放心。丸散组是直接和顾客打交道的，要具备“问病吃药”的本事，大部分顾客不直接买药，而是告诉你他有什么症状，让你介绍对症的药给他，因此是有很大责任的。丸散组点名要我的师傅一名姓张，叫张士仪，五十多岁；一名叫刘茂林，已七十多岁快八十了，也算镇店之宝了，因此店里始终不肯让他退休，一直留用，是店里的大腕儿。张师傅出身不好，不准公开带徒弟，而我和两名十七八岁的应届生焦吉琴、朱燕云就成了店里唯一和刘茂林签约的入室弟子了，这在店里也算一件大事。
周围群众买药都找刘师傅、张师傅，两位师傅选中我，我当然备感荣幸，但有得必有失，一是我马上遭到一部分老员工的白眼：“我们都抓了几年药了，还没怎么样，你才来一星期就进丸散部，太不公平了！”由此一直和我关系不睦。二是因为我没在饮片学过徒，所以虽在药店待过，但不认识中草药，不会识别，这是令我非常遗憾的一件事。
张师傅虽不是名正言顺的师傅，但教我很用心，除了让我记中成药的分类、摆放位置、价格外，让我没事时把中成药的药方主治、禁忌等逐一背下来，并在他们卖药时，看他怎么解决顾客的问病吃药。他也经常在柜台前随机考我，看我解答得对不对。刘师傅年龄大，不太主动教，我就认真听。每次他答复完顾客，我就问他为什么，他就会耐心地讲给我听。关于中医的四诊合参、望闻问切怎么回事，对病人察言观色应略知一二的基本常识，两位师傅都不时地讲给我听。刘师傅虽七十多岁，但满面红光，身板笔直，思维敏捷。
我问他养生的秘诀，他说：一是家有父母包办的恩爱小脚贤妻，从没气生。二是每天八小时工作，生活规律。三是每天清晨一大蓝边碗白糖水，晚一杯十全大补酒，多少年没间断过。刘师傅是有名的严师，要求我们非常严格，批评人不留情面，大家都怕他，外号“老警察”。我们站柜台，前不准趴，后不准靠，更不准坐下。一天八小时下来，累得腿脚都肿了。除此以外，收款不准手心朝上向顾客要钱，不准聊天交头接耳。对待顾客，刘师傅说，那是衣食父母，不能慢怠。总之，清规戒律非常多。但我们仨徒弟特别争气，不仅学得用心，事事都干在头里。我就不用说了，三十多岁的人了，又在兵团锻炼过，不用师傅发话，处处模范带头。焦吉琴性格泼辣，手脚麻利，脑子聪明，搞卫生、盘库、换价签不用师傅动嘴，全做得妥妥帖帖。朱燕云是那种非常安静、乖巧，说话慢声细语，特别容易与顾客沟通的人。
这一年的年底，我们四人被评为模范师徒，店里开了表彰会，我写了发言稿，朱燕云代表师徒四人发言（实际张师傅功不可没，可惜出身不好，没有名分），我们还每人得到一对枕巾做奖励！
夏天，为了方便群众，增加营业额，我们还得“出摊儿”－－就是每天派出几组人蹬着平板三轮车走街串巷去卖暑药、卖蚊香，而且出摊儿的都是我们丸散组的人。这下我可犯了难，要是碰到同学、熟人怎么办？知道我混了十多年混一卖大山楂丸的多丢人！没办法，轮到我出摊儿捏着鼻子也得去呀。一天我和小焦，忘了还有谁，一起出发了。怕人认出我，我戴一海个儿大草帽，小焦蹬上平板三轮车，我们骑上自行车。小焦问我：“姐，咱上哪儿？”我说：“东大桥！”心里说：“越远越好，顶好去通县。”到了东大桥，我们选在公交车总站一个人多的地方（为的是多卖钱），小焦大呼小叫地吆喝开了，我则低头忙乎着卖蚊香、卖暑药。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忽然我的帽子被人一把掀掉：“嘿，我说老同学，我跟旁边端详你半天儿了，你怎么混得摆地摊卖大力丸了？”原来碰到了中学同学，听她一惊一乍地嚷嚷，旁边的人都齐刷刷看我，让我好不尴尬……
为提高知名度，我们药店还请来一坐堂大夫，姓尉。年纪约有六七十岁，瘦瘦的、弱弱的，弓着背戴一副黑边眼镜，整个儿一四川大邑县“万恶地主刘文彩”（这是当年对我们进行阶级教育中一反面典型）。初来几天，没有人挂号，店里人也没人和他说话，我主动搭讪着和他聊天，才知他有些来历。解放前他就行医，有两个老婆，解放后公私合营，他没能进医院，因为医术高，一直被各药店请来请去当坐堂大夫，应该算自由职业者吧。他说：“我这个成分进不了医院，当坐堂大夫凭本事吃饭，挣的是挂号费，只要病人多，温饱是不成问题的。”我说：“我给你写个介绍怎么样，放药店门口宣传宣传。”不料他一口拒绝，说医生不能自吹自擂，要靠医术，口碑好，口口相传，慢慢病人会不请自来，酒香不怕巷子深嘛！由此我对他生出几分尊敬。果不其然，不知不觉间，他的病人越来越多，药店里的职工也都请他看病。有一次，我儿子发高烧始终不退，我哭着打电话给他，他马上从店里赶到我家，没想到一服药下肚，半夜儿子的烧就退了，真乃神医也！我和尉大夫私交很好，总爱和他开玩笑，有一次我问他：“尉大夫，你有两个老婆，你怎么和她们相处啊，你得特狡猾才能应付得了吧！”他笑而不答。
我爱整洁，爱收拾屋子，因此一看到店堂地面不干净，我就拿扫帚去扫，一天要在众目睽睽之下打扫好几遍店堂。看到对面饮片组方剂多，忙不过来，只要师傅同意，我就过去帮忙包药捆包。开始一些人接受不了，以为我假积极有什么个人目的，经常挖苦我，日子长了，大伙了解了我的为人，也就见怪不怪了，还给我起了一个善意的外号“扫帚大叔”－－这是当时放映的一个朝鲜电影里的人物，而这个外号一直跟到我离开药店。
我的笔名叫栀子
药店的经理、书记刘世贤，有点家长作风，在店里一人说了算，大家都叫他“刘头儿”。刘头儿当时四十多岁，个子不高，白白胖胖，三河县人，他是介于老药工和新职工中间承上启下的人物。我之所以写他，是因为我很佩服他，他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思想活跃，有经济头脑，锐意改革，很能代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批渴望冲破思想禁锢的人。
我刚进店时，对刘头儿没什么好印象，觉得他很“左”，说话办事形式主义多。特别是对年轻的店员们，动不动上纲上线，很难让人接受。但他脑筋闲不住，不断有新点子问世。我们进店时，他已在店里搞了技术革新小组，鼓捣成功了机器抓药，好像还拍了纪录片，其轰动效应余热未散，偶尔还有人来访，但很快黄瓜菜就凉了，大约是劳动力充足，机器抓药没什么实际意义吧，慢慢就无声无息了。但从这件事可以看到刘头儿脑子多聪明。他特别善于抓经验、树典型，总想让自己经营的药店与众不同。我的到来使得他多了个帮手，他有了新思路就让我给写材料。
我记得写第一篇经验介绍是店里如何开展政治思想工作，抓阶级斗争，教育青年反修、防修之类的，内容无非是谁爱打扮、资产阶级思想、领导教育改过自新等。我对他说：“你让我写没问题，但您的观念已经太落伍了，有些观点都该批判了，就怕您发完言没成了先进倒成了靶子。”他很吃惊我这么敢说话，但碍于面子他坚持要写，我只好给他对付了一篇。以后他又让写些个人典型材料啊、计划生育先进材料啊，反正他老有想法。
自从多了我这个搞宣传的出身，估计刘头儿在总公司没少出彩。因为老写材料，老讨论，他慢慢在我面前不再摆官架子，而且很尊重我的意见，虽然我在店里什么也不是，连个小组长都没混上。
有一次，我们又一起讨论怎样才能把药店经营出特色来，他很无奈，说上边管得太紧，统得过死，想干什么也干不起来。我提议：“咱们给《人民日报》投个稿怎么样，你把问题罗列出来，我负责写。”他说：“捅娄子咋办？”我说：“咱是想办好药店，又没想干别的，我以个人名义写，总公司真怪罪下来，你出面抹下稀泥不就得了！”他很兴奋，于是我以《请给基层商店一点经营自主权》为标题，写了一篇稿子，内容是医药总公司统购统销，一家有的药家家都有，一家没有的药家家都没有，明明有些药品并不紧俏，但因为进货渠道单一，统得过死，所以难以应对市场需求。我还为自己取了笔名“栀子”，中药里“栀子凉心肾鼻衄最宜”。我对刘头说：“咱给当头儿的败败火，让他们明白明白。”刘头乐得前仰后合。
没过几天，《人民日报》就来人了，说准备登，核实一下情况。党报来人了，这在我们药店引起了轰动，刘头儿亲自接待，聊得热火朝天。编辑一再说：“问题抓得准、抓得好，很有针对性，有现实意义。”不但登了，又让我写了一篇反响之类的文章。虽给删成了豆腐块儿，但一连在党报登了两次稿，在当时也很不容易。这下刘头儿对我更加刮目相看。更有意思的是，站柜台时，大伙儿跟我逗：“你干吗不叫全蝎或者僵蚕，大凉！”我说：“太凉了也不行，头儿们该呆傻了！”
1980年下半年吧，我有幸脱产半年进入区药材公司主办的、以学中医中药为内容的“七二一”大学进修，老师是由本系统有实践经验又有理论水平的老师傅担任，学的内容也很丰富，包括人体的穴位、阴阳平衡、药物药理、辨证施治等，很实用。我记得我们整天摇头晃脑地背：“藿香正气大腹苏，甘桔陈苓厚朴竹……”“合欢味甘，利人心志，安肝明目，快乐无虑。”“槟榔辛温，破气杀虫，祛痰逐水，专除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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