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高考，历史记住这条脉络
采访人：樊克宁
被采访人：前国家考试中心主任杨学为。
背景：珠海一个滨海楼盘的花园，坐在亚热带植物环绕的休闲长凳上，杨学为和记者进行了漫长的交谈，话题是30年前恢复高考。
约杨学为采访不容易，记者耐心做工作：“‘文革’中你三进两出教育部，目睹了周恩来、邓小平在政治夹缝中争取恢复文化考试的种种努力，目睹了考与不考是怎样变成路线斗争的。1977年恢复高考，你又见证了整个过程。从这个角度说，小人物的命运同大时代发生了关系，这种经历不仅仅属于个人了。”
或者是这番话触动了杨学为，他终于同意接受采访。谈话的气氛并不凝重。或许由于不仅仅是恢复高考历史事件的亲历者，而且长期担任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杨学为对这一段历史具有特别的视角和感怀。
1、周恩来批极“左”
挽救高考“一寸寸掘进”
（1971年，“文化大革命”已进行了6年，大学也已停止招生6年。就在这一年，林彪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罕。）
“全教会纪要”招生
工农兵大学生诞生
林彪事件后，周总理抓住机会批极左路线，指出“现在没有书读了，这完全是思想垄断，不是社会主义民主”。1972年恢复招生，高校进入工农兵大学生时代。
这时，教育部已被撤消，管教育的是国务院科教组。科教组向吉林省借人，为恢复大学招生搞调查，写简报。1960年从东北师大毕业后留校当教员的杨学为由于参加过东北师大的招生工作，就被借到了科教组。
1971年，在张春桥的把持下，《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简称“全教会纪要”）抛出“两个估计”，其一为17年来的教育战线“几乎全是旧的一套”，其二为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是资产阶级的”。这“两个估计”，把新中国成立后的教育战线和知识分子全盘否定。
根据这个“全教会纪要”，1972年大学恢复招生，不恢复高考；不招应届高中毕业生，而是招有“二至三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的工农兵，一般应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执行十六字招生办法：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这就是工农兵大学生的由来，也是后来1977年恢复高考时被颠覆的主要内容。
“39号文件”出台
智斗“全教会纪要”
1972年7月15日至8月9日，国务院召开了高校停止招生6年来的第一个高校招生工作座谈会。杨学为作为会议工作人员，见证了“国务院39号文件”即《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的产生过程，参与了“39号文件”对“四人帮”搞的上述“全教会纪要”所做的两处重大修改。这两处重大修改，是周总理同极左路线进行斗争的“一寸寸地掘进”。今天回忆往事，杨学为说这是“激动人心的时刻”。
两处修改都是关于“文化条件”的。
第一处修改，是对“全教会纪要”规定的大学招生文化条件“一般应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改为“目前，应保证学生具有初中毕业以上的实际文化程度”，这段话中增加了“目前”作为时间限定，为将来再次修改埋下伏笔；增加了“毕业”作为必须强调的条件，因为在北大、清华的试点中，有未达到初中毕业文化水平的人也上了大学；增加了“实际”以针对当时很多学校不上课，即使毕业也不一定有初中毕业的实际水平的情况；增加了“保证”以确保生源的初中毕业文化水准，也为实行文化考查提供了依据。
另一处修改是在推荐制招生办法之外，增加了“文化考查”。在当时政治背景下，“文化考查”虽然不是高考，实质是起考试作用，考查结果就应在录取时起作用。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举措，因为“文革”正是以废除高考为“突破口”的。当时的政治环境相当凶险，杨学为记得，在加上“文化考查”后，科教组负责人迟群又加上了一句暗藏玄机的话：“同时也要防止‘分数挂帅’”。
“39号文件”发向全国，凭着“文化考查”这一条，不用动员，中小学生的学习风气有所好转，下乡知青也开始读书了。与此同时，“文化考查”也为张铁生事件埋下伏笔。
“白卷大王”张铁生。
张铁生“白卷”书信
被人当政治“石头”
在当时，大事小事都同“路线斗争”有关。周总理强调基础理论学习，批极“左”，被“四人帮”说成是“回潮风”、“基础风”。毛远新说：“这下把知识青年拔根了，不会扎根农村了。”他说：“这不单单是个单纯的业务问题，是个路线问题，这是一场斗争，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捍卫‘文化大革命’成果的问题。有人想否定‘文化大革命’成果，都是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里开始的。”
恰恰在这时，毛远新听说了张铁生参加文化考查时在试卷背面写信的事，当即如获至宝，把它当成了一块打向“国务院39号文件”的“石头”。文化考查被毛远新攻击为“梦想复辟资本主义”、“对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的管卡压”，被迟群定性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招生工作中的表现和影响突出反映在文化考查上”。
事实上，人们在报上读到的张铁生的信《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同原件已经有所不同。他的一段关键的话被删除：“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这也就是说，张铁生在试卷背面写信的动机，是想解释为什么没考好，希望得到谅解被录取上大学。他每科都考了，其中语文38分，数学61分，理化6分，并没有交白卷。
34年后，杨学为这样评价“白卷事件”：“张铁生希望上大学没错。当时没有时间复习，他复习一下，会考得更好。他为考不上而焦虑，可以理解。可能他是很聪明的孩子，也不能认为他说假话。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他给领导写封信，算不得什么阿谀谄媚，也谈不上给江青捧泡。他的问题在哪呢，正好毛远新需要这样一个典型。因为知识青年要永远在农村扎根，需要这么一个典型来反击周恩来。所以他的信被利用，成了一块政治‘石头’，他自己也被江青封为反潮流典型，被用来证明搞文化考查是对工农兵的专政。”
“群众推荐”形同虚设
招生两千走后门两百
杨学为说：“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批极“左”，努力挽救高考，就这样在‘四人帮’的围攻下而夭折。”
张铁生事件的后果，是手上的老茧被认为是上大学的最好的条件，同时群众推荐制形同虚设，开后门成为风气。“文革”中开始招工农兵学员的第一年，很多人还没有明白过来，就有人走后门了。1972年，清华大学招生2000人，被发现走后门的就有242起。由于上大学的名额直接下到基层，有的村干部把自己和亲戚好友的孩子排队，有的竟排到了1980年。
（1972年底，毛主席说林彪不是极“左”，是极右。那么周总理批极左又批错了。由于招大学生搞文化考查遭遇阻力，不需要搞调查了，1973年初，杨学为重新返回了东北师大。）
邓小平与新三届大学生在一起。
2、“文革”中邓小平拯救高考
（1974年，邓小平第一次复出，恢复了教育部，周荣鑫当部长。1975年，又要开全国招生会了，杨学为又被借到教育部。）
毛远新搞“三来三去”
周荣鑫以整顿相抵制
这时，毛主席提出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毛远新乘机在朝阳农学院搞“三来三去”：农民上大学，毕业当农民，挣工分；工人上大学还回去当工人；从哪来回哪去。毛远新还提出“大学就是大家来学”，52岁识字不多的农民“王大学”成为大学生的榜样。对此，沈阳机电学院自动化03班的七名工农兵学员贴出大字报，反对大学是培养工人、农民的提法，招来舆论围剿。
杨学为说，对毛远新搞的这一套，当时的教育部长周荣鑫是抵制的。邓小平1975年搞整顿，说大学生“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有问题。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
周荣鑫紧跟邓小平，在许多场合发表讲话，在教育部搞整顿。周荣鑫说：毛主席说，形而上学猖狂，经济战线猖狂，我看教育战线也很猖狂。“听他‘点火’，我们的心里很激动。”“周总理在1972年接见李政道时有一个谈话，说现在高中生毕业要劳动两年再上大学，这是个试点，还不一定。像基础理论好的，中学毕业后可以直接上大学，边学习、边劳动。
“1975年，周荣鑫问教育部计划司管招生的负责人：‘周总理的指示对不对？’‘对。’‘对，为什么不执行？’他一个司的领导敢执行吗？所以就没回答。周荣鑫又问：‘去年不执行，今年也不执行，明年执行不执行？’‘当然执行了。’所以，1975年教育部派出两个组搞调查，我参加往广东、福建、上海的调查组，调查招应届毕业生和进行文化考查的事情，准备明年执行。”
三省市调查“文化考查”
“反击右倾翻案风”骤起
杨学为清楚记得，当时广东是广外招了一个年级100多人，招的初中毕业生。当时省招办的刘育民带杨学为去一个农场搞调查，令杨学为感觉让中学生直接上大学是正确的。
杨学为在广东调查“文化考查”，被带到一个公共汽车公司去问“你们怎么考数学？”他们说：“售票员早上出去时拿走一沓票，晚上回来看看卖了多少张，钱对不对？这个就是数学题。”广东调查完了，杨学为就到福建。福建的文化考查题是挖水渠，渠多深、多宽，一共挖了多少立方。考这个比考计算公共汽车票难一点。然后他们又到上海，还没等开始调查，北京反击右倾翻案风了，他们也就被通知打道回京。
杨学为回忆说，“1976年，‘四人帮’把周恩来关于中学毕业生可以直接上大学的意见当作靶子，‘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再次下台，周荣鑫被迫害致死。我因为公开发言支持周荣鑫的‘教育战线形而上学猖狂’的观点，也被从教育部退回学校，到农场劳动去了。”
1978年中山大学新生在上课。
3、邓小平领导实现“恢复高考”
（1976年，“四人帮”垮台。到1977年，又要开招生会了，教育部又要借人，杨学为第三次走进教育部。这一回，他见证了“四人帮”倒台后拨乱反正的第一个标志性事件－－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实现了“恢复高考”。）
邓小平复出请缨抓科教
恢复高考决策过程不顺
杨学为认为，1977年恢复高考的决策过程，开始时进行得并不顺利。那年开过两次全国招生会议，后一次会议甚至开了45天，这种情况以前从来没有过，以后也再没出现过。
这两个全国招生会，杨学为全过程参加。第一次招生会于6月29日到7月29日在太原召开。当时邓小平还没有再次复出，华国锋刚刚讲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持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因此，教育部拿出来的招生方案基本上仍然维持文化大革命那一套，杨学为甚至认为它“还没有达到1973年39号文件的水平”。尽管各省招办对教育部的做法很不满意，会上争论很激烈，架不住教育部坚持一条：反正华国锋已经基本同意当年的招生方案了。
杨学为说：“邓小平1977年7月16日复出后，自告奋勇抓科教，首先考虑的就是恢复考试和招应届生的问题。实际上在1974年那次复出时，他就已经设想要贯彻周总理的指示，所以七七年这次复出之前，他就说，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人才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他是有所准备的，非常明确要解决这些问题，并不是在科教会上大家提了他才随便讲的。”
当时的教育部长是刘西尧，他的回忆录记录了同邓小平的一段对话。邓小平问刘西尧当年恢复高考“来不来得及”，刘说“如果推迟开学就来得及。”邓小平问：“报告送出去没有？”刘说：“刚送出去。”邓小平说：“赶紧追回来，就下决心今年开始改。”当时已经是8月8日了。然后，教育部马上召开第二次全国招生会，从8月13日开到9月25日，时间长达45天。
两次招生会争论激烈
邓小平一句话“定音”
“一年开两次招生会，这是第一次；招生会开45天，开得这么长也是第一次。为什么？因为争论很厉害！文革还肯定着呢，华国锋的‘两个凡是’也都在那儿呢，四人帮关于教育的‘两个估计’都没推翻呢。在这个情况下，要招应届高中生，那就不叫工农兵大学生了，那不是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路线吗？当时很多政治问题还没搞清楚，前提的问题都没解决，就要解决招应届生和恢复高考这么两个具体问题，而这两个具体问题在教育上虽说是大问题，但是从全国的政治局势来说是小问题。所以非常困难。”
“参加会议的什么人都有，有老干部，还有工宣队、军宣队、年轻干部造反派……争论非常厉害。再加上教育部领导老不表态，就老争论。一直拖到9月19日，教育部就挨邓小平批评了。邓小平说，‘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邓小平一讲话，形势就急转直下，教育部就一致都同意了。”
广东考生陈平原1977年高考作文。
4、“政审标准”小平亲笔修改
当时，杨学为在大会文件起草组。他记得，起草的文件中，其中一个是“政审标准”。“文革”中的政审标准是“血统论”，要查“内外三代”，“八大父母”（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以及伯、叔、姑、舅、姨父母等），要“三代赤贫”，社会关系中没有任何“分子”，本人表现要“党团化”。这个标准把很多优秀人才挡在大学门外，所以要重新写。
繁琐政审全部勾掉
强调重在本人表现
“起草政审文件时，我们担心由于恢复考试，强调文化，会被认为是注意分数，降低了政治标准。我们选的一定是政治好的，文化也是好的。不像四人帮那样，只要所谓政治好，不要文化。所以我们把政审标准定得特别高，把能想到的都写上了，比如说‘政治历史清楚，热爱毛主席，热爱华主席，拥护共产党，努力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有一定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积极参加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政治斗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积极参加集体劳动，遵守革命纪律，联系群众，决心为革命而学习。’好大一版。”
教育部把送审稿交给邓小平，他看后，连说三个“繁琐、繁琐、繁琐”，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大笔一挥，全部勾掉。然后，他自己起草了一段。后来1977年文件上的政审标准，就是按照邓小平写的照抄。中心思想就是“本人表现好，择优录取”。
“我们把邓小平写的政审标准拿来后，仔细一看，没有‘拥护共产党’，我们就把‘拥护共产党’加上了。当然他看过后也同意。怎么看这件事？他是忘了？还是故意不写？也可能忘了，也可能故意不写。比方说，当时人们理解中的拥护共产党，就是‘两个凡是’。如果你不拥护‘两个凡是’，是不是你不拥护共产党呢？所以也可能就是故意不写，也可能他是忘了，就把它补上。拿去政治局讨论，就通过了。”
取消四个等级
解放一大批人
虽然政审标准是“重在本人表现”，实行起来还是有很大阻力。当时大量的冤假错案都没改正，“这些人的孩子政审都是不合格的，其中有些人考试成绩不错”。杨学为说：“1977年高考录取时出现大批告状的、上访的。教育部直接处理这些问题，主要是对‘重在本人表现’的政策不落实。”
从此以后，高考政审就取消了“文革”时的绝密、机密、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只有合格不合格，解放了一大批人。然后把确定不合格的权力收到省里，县里不可以决定哪一个人政审不合格。接着又取消政审这个词，改为政治思想品德考核，“阶级都消灭了，怎么还搞政审呢。”杨学为说。
某省77级高考成绩单。
5、各省副厅长一场大辩论
1978年补了1977年的课
1977年的招生会议，重点解决了恢复高考和招应届毕业生的问题，但是仍然遗留了一些重要的认识问题没有深入解决，主要是对考试的认识。于是，1978年套开的全教会和招生会，就有了一场关于考试问题的大辩论。
“参加的都是各省管招生的副厅长。有些副厅长是延安时期的老干部，大学的副院长或者是副书记也都是三八式、新四军的。他们中间有的人在分组讨论会上说，文革前还有个阶级路线的问题，贫下中农还要照顾，现在都是凭分录取了，也不提要照顾贫下中农了。不要招生几十万，就得罪几千万，把贫下中农都得罪了。又说，文革前的路线到底是不是智力第一，我们现在执行的这一套到底对不对？慷慨激昂。
“《会议简报》马上登了，一看简报，全部哗然。其实说这些话的都是很好的人，四人帮时挨过整，绝对不是四人帮的爪牙。这些人在会上挨批了，回省里也被批了。当时还是用文革的方法来处理问题。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人有这些观点，反映了1957年以来的‘左’思想仍然是很深的，恢复高考要按邓小平这一套去做，要克服很多思想障碍。我觉得1978年的招生会，补了1977年的课。”
杨学为这样评价30年前的恢复高考事件：“邓小平复出之后抓科教，就抓住了整个社会的龙头。而抓科教，他先恢复高考，从政治上来说太高明了，一下把几千万知识青年抓住了，把几千万家庭抓住了，厉害，大政治家呵！”
（从1977年恢复高考开始，杨学为正式留在教育部，一直在高考招生岗位上从事领导工作，一直干到2000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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