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后，由于遭到惊人的破坏和物质损失，苏联一直为自己的住房匮乏而犯愁，房屋资源十分稀缺，甚至苏共党政军的高级领导干部也常常因为争夺住宅而大打出手，至于普通百姓，住宅更是一大问题。好多人只能好几代人一起挤在“老破小”里居住。首都出现大量的棚户区，里面的人生活条件恶劣。莫斯科的无房户数量惊人，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斯大林时期的居民楼分为两种：政府高官住宅和平民百姓住宅。前者带有各种繁复装饰、哥特式尖顶、高高的天花板和宽敞的空间；平民百姓住的是筒子楼，虽然外表尚可，内在却是不带洗漱间和厕所的宿舍，每天清晨楼道里的公共浴室摩肩接踵，公共厨房里百味混杂，因为争抢做饭的优先权，主妇们经常吵架，而男士们则把厨房作为聊天的公共空间，以至于大多数政治笑话都是公共厨房里流传出来的。卫生间也是公用的，却配备着坐便抽水马桶，但是没有马桶垫圈，需要各家自备，上厕所的时候，住户拎着自己的马桶垫圈去。
与筒子楼里公用厨房和卫生间不便相比，住宅短缺才是更大的问题。要想分到这种砖混结构的筒子楼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苏联当时住房供给能力严重不足。
赫鲁晓夫时期，工人们正在位于俄罗斯南部的克拉斯诺达尔市建造公寓楼
1953年，斯大林逝世。苏联著名政论家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认为，放在当时赫鲁晓夫面前的斯大林所留下的苏联是“越来越贫困的、实际上半崩溃的农村、技术上落后的工业、最尖锐的住房短缺、居民生活的低水平、数百万人被关押在监狱和集中营、国家与外部世界的隔绝——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有新的政策和彻底的变革。于是，赫鲁晓夫——正是这样(像人民期望的那样)成了新时代的先驱者”。新上台的赫鲁晓夫野心勃勃，决心来一次真正的大改革。1954年，苏联政府在五年计划中提出：“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低的成本改善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以确保1980年每户家庭都能在属于自己的住宅里迎接共产主义的到来。”
赫鲁晓夫解决住房问题的办法是“多快好省”，在他的竭力倡导下，全国各地建造了一大批高度低、成本省、不带“装饰物”的“赫鲁晓夫楼”。这种楼广泛采用组合式钢筋混凝土部件与结构，预制件都是在工厂里流水线生产的标准件，成本低廉。然后采取统一的工业化建造。所以这种楼都是统一规格，如同复制粘贴出来的一样：五层（偶尔也有三到四层的），不设垃圾通道，不安装电梯。但与筒子楼不同，每家每户都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
1958 年，莫斯科玛莉娜灌林（Maryinaroshcha）地区正在修建赫鲁晓夫楼时的场景。
装配式房屋建造速度快，而且生产成本低，今天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当然，在式样、质量以及舒适性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应该说，赫鲁晓夫这种做法，在当时为解决苏联人民的住房是起了很大作用的。“赫鲁晓夫楼”后来之所以成为低端、简陋的代名词，其一是将极简主义发挥到极致。其目的是用有限的财力物力在短时间内解决更多人的住房问题，所以赫鲁晓夫要求厉行节约，不得出现丝毫的浪费行为，房屋的所有不必要装饰物和功能一律取消。楼体采用预制板结构。严格控制厨房、卫生间、门厅和过道的面积。据说，当初的每一平方厘米的建筑面积都经过了详细的数学模型计算和人体工程学设计，包括人体在厨房、厕所和浴室的活动范围，最后得出结论，以最节约的面积来满足居住要求。但是实际生活经常是不够用的。曾在东欧NGO和国际组织工作的曹然就住过这种楼，对厨房的拥挤有深刻的印象：“我在基辅的小屋招待朋友，四个人就寸步难行，一转身不是撞上椅子，就是被炉子烫到手臂或者碰倒架子上的瓶瓶罐罐。”对于楼内的环境，他描写道：“楼道里充斥着煮洋葱、土豆和鸡汤的气味，堆放着婴儿车和各种杂物。没有几寸完好的地砖和墙面；早在几十年前它们就黯淡、剥落如缺牙老太，好在昏黄的灯光下看不清楚，邻居们无人愿意出钱维护。”“在屋里，左邻右舍的争吵声、婴儿哭声和各种无以名状的声响清晰可闻，因而没有秘密。”
这些标准住宅楼，全国各地千篇一律，缺乏美感和设计感。在苏联电影《命运的捉弄》中，一名成功的外科医生卢卡申因一次不合时宜的醉酒让本来要飞往莫斯科的他乘错了飞机，来到了列宁格勒。他居然在这里找到了远在莫斯科的家，同样名字的街道，完全一样的房间和家具，房门钥匙也通用，当他洗完澡上床后，女主人回来了。不过在误会消解后，两人逐渐擦出了爱情的火花。这种古板、毫无设计感的建筑却促成了一段浪漫的情缘。
另外，这种建筑隔音很差，设计年限最多50年。虽然实际上很多楼至今使用了不止50年，俄罗斯很多家庭依然在居住，但部分房子已经成为危房，亟须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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