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2-08 21:22 来源:历史客栈 *****
原标题：项英看不惯叶挺，但他对新四军的创建和发展，不是叶挺能比的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在陕北的红军被改编为八路军，而南方游击队则被改编为新四军。
八路军的各级将领都由原红军将领担任，但是在新四军将领的任命上，国共双方却出现了分歧。
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主要领导人是项英和陈毅，按理说应该由这两人担任新四军军长、政委，但是，蒋介石不同意，单方面宣布了由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
毛主席、朱老总等人在权衡利弊后，决定接受这个任命，由叶挺担任军长，项英担任副军长，实际上担任政委的职务。
一个是北伐名将，一个是红军元老，这对组合在当时还是被很多人看好的，陈毅陈老总就说过：“项副军长以其历史地位，在全党的威信，使南方八省游击队变成铁的力量，以后和叶军长合作，使改编成功，这是本军成立的关键。”
然而，现实却很让人失望，项英与叶挺的合作很不愉快，叶挺将军甚至几次负气出走，中央不得不派周恩来几次来到新四军军部，协调两人的关系。
至于原因，一方面，叶挺将军出身很高，早在孙中山时期，就担任大元帅府警卫营长，在北伐战争中，更是率领独立团百战百胜，少年得志之下，叶将军难免有些军官的做派，平时喜欢穿着洋装、拿着文明棍，这让项英看起来很不习惯，心理上产生了隔阂。
另一方面，在项英看来，叶挺将军虽然是我军的创始人之一，但毕竟已离开十年之久，现在更像是一个蒋介石在新四军的代理人，而非同甘苦共患难的革命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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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例子，早在新四军创建后，叶挺将军就曾命令张云逸等人带兵东进，扩展新四军的势力范围，以便发展壮大，但项英一直对其掣肘。当时按照分工，叶挺负责军事，项英负责政治，但项英经常以“非单纯的军事问题为由”，总揽其权，电报更是先行截取阅览，这让身为军长的叶挺很是难堪。
在这些事情上，项英确实做得有点过了，这也是他备受争议的地方。
当然，项英作为新四军的政委，其实他还是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的。
第一，在组建新四军中，项英起到了动员带头作用。
1938年2月，项英在南昌召开新四军军部会议，在会议中，项英首先说明了新四军改编工作已取得重大进展，并指出：“我们新四军的指战员来自八省，军机关的人员有的来自延安，有的来自地方，都是为着抗日这个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大家的阅历不同，特点不同，但抗日的目标相同，要互相学习，团结共事，很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当前最重要的是严密组织分散在各地的部队的开拔工作，应注视各地的动向，使部队尽快而又安全地开赴集结地区。”
应该说，项英的这一番讲话，对当时凝聚机关干部的人心，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第二，游击队数月即能完成集结整编，项英功不可没。
新四军军部成立后，项英随即派人发布长篇工作指示——《巩固部队，提高战斗力，准备胜利的战斗》。在指示中，项英强调：“要百倍加强党内和部队中的政治教育和马列主义的教育，提高全军指挥员更高的政治觉悟，了解自身的责任，保持和发扬优良传统，不受任何影响而减弱自己的精神。”
同时，项英还主张要保持和发扬我们的优良传统，“这是坚强部队提高战斗力的基础，谁不坚持这一点，无疑是降低了我们的战斗力。”
应该说，项英提出的这些指示，对于当时尚未整编的红军游击队来说，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行动上都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在项英的指示下，仅仅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南方八省游击队就顺利完成了集结和整编工作，一个崭新的新四军诞生了。
第三，项英着力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新四军改编完成后，项英带领政治部，自编教材，先后整编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等，作为政治教材印发给干部战士学习。
在当时，红军战士普遍存在仇视国民党、敌视整编的行为，项英就通过与战士谈心、上政治课、作形势任务报告等方式，让战士们认识到了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
同时，项英还注重在部队中发展党员，针对当时党支部未深入到基层的情况，项英还多次召开了军级党委会，在各营连组建了党支部，从而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
第四，项英很好地进行了抗日宣传工作。
在云岭军部，项英大力支持群众组织妇抗会、农抗会、工抗会、青抗会等社会团体，通过自编自演的文艺形式向广大士兵、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政策。项英还创办了两所农民夜校，对农民进行文化教育，宣传党的相关政策。
渐渐的，在云岭，群众与新四军的矛盾越来越少了，后来蒋介石停发军饷，新四军处境艰难时，皖南的老百姓节衣缩食，贡献出了大批粮食，这与项英进行的宣传是分不开的。
因此，项英作为新四军的政委，对新四军的创建和发展是功不可没的。
但是，项英同样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缺点，也让新四军在后来遭遇了重重困难。
首先，三年游击战争养成了项英艰苦朴素的性格，但也使得他过于谨慎，不敢大胆用兵。
新四军创立后，项英下令抽调6个团，专门来保卫军部。但实际上，这样做不仅没有很好地保卫军部，反而使其错失了发展良机，且时刻处于国民党第三战区的监视和包围中。
其次，就是缺乏大局观。
在1940年，陈毅多次在江北发出电报，建议新四军离开云岭，叶挺也竭力主张东进，让军部撤离皖南，但项英却始终下不了决心。
项英十分迷恋云岭的山川地势，在项英看来，这是一个打游击战的绝佳之地，甚至项英一度提出，要将云岭建设成为华中抗日中心的想法。但是项英却忽略了，游击战并非游而不击，且友军也并非永远是友军，当同袍兄弟挥起屠刀时，更应该有提前预防的能力和考量。
这一点，在皖南事变时体现得淋漓尽致！
第三，是缺乏魄力。
作为事实上的“新四军之父”，项英实际上掌控全局，但是他做事却缺乏魄力。
1939年，叶挺曾提出扩编新四军第六支队，项英却担忧军饷供应不足，使得新四军发展明显滞后。
皖南事变前，项英顾虑重重，难下决断，对于突围路线迟迟没有下决定。事变发生时，项英更是顾虑部队损失，从而错过了从茂林突围的最佳时间。其后，项英又想要带小股部队上山打游击，而忽略了对军队的总体部署。
最终，在项英的犹豫与失策中，新四军不断地错失突围良机，最终损失惨重，连项英自己也不幸牺牲，年仅43岁。
从此，项英在我军的历史上被长期忽略。
直到上世纪80年代，项英才重新被人正视起来，1998年，项英诞辰100周年时，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迟浩田亲自参加座谈会，公开评价道：“项英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党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日战争的名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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