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以前，我家住在这个院子里。
1958年，我家搬家了。从一座四合院搬到另一座四合院，从西长安街北边的二龙路搬到南边的手帕胡同。搬家的原因是城市里也要成立人民公社，二龙路人民公社要征用我家租住的院子做驻地办公。而搬去的目的地是名校实验二小的近邻，这年我要上小学了。搬家途中经过了正在建设的民族文化宫工地。在我向父母强烈要求下，未满8岁的我是骑着儿童小三轮车过去的，可见两点之间相距并不太远。
父母说，那是个名人——梁启超家的院子。当然，还没上小学的我不可能知道梁启超是谁。
进梁院前世有缘
我们搬去的手帕胡同甲33号，是座高高的大红门，坐南朝北。它其实原来是一座府邸的后门，传说是清朝某公主府，但似乎规格还不够。原有三进院落，南北纵贯两条胡同，府的正门在南面的东铁匠胡同里。后来府邸被分拆，大院一分为二，此院只是原三进院落的最后一进。
所以朝北的后门成了入口，从西北角进门，向南经过一条长长的甬道，过月亮门，进入一个小跨院左转向东，绕个大弯子才能进院。跨院里有一棵大枣树，树下是露天的水龙头。跨院的南墙就是与南院的分界，中间能看到砌死的砖石门洞。对着它就是四合院的南入口，也就是南房中间的过道了，它代替了一般前院里的垂花门。
中门里面是一个完整的四合院。北房的屋檐和台阶都很高，是很宽大轩敞的三间，当然是主人居所，东西厢房和南房都要略低矮些。四面房前都有回廊，又叫抄手游廊。北房的两边还有耳房，各带一个小跨院。显然这房子要比我家原来在二龙路住过的院子档次高。
院里地面上，铺着十字形的地砖，通达各室，分割出四块土壤。北房前，长着两棵高过房檐的大海棠树，每到春天，粉红色的繁花开得灿烂如霞。而南边种了两棵丁香，开出清淡的小花。除了前跨院的枣树，后院还有香椿，只要愿摘就有得吃。现在想起来很不方便的是，水管子在前院露天，洗衣洗菜都要到那。厕所在后院一角，必须出南房中门，绕过长长的甬道才能走到，而且有顶有墙没有门，是半露天的蹲坑，要掏粪工人定期来掏的。
回廊里房间的前面，下有玻璃窗，上半部是糊着窗户纸的格棂。孩子总是好奇的，住了些日子我渐渐地窥探清楚了，北房三间里间隔处有木雕的隔扇，似乎并不住人。东耳房是老太太的卧室，西耳房则作为客房。东西厢房里也在一侧有木雕隔扇，隔出卧室和起居的区别。
50年以后妈妈告诉我，搬家前她和我姥姥一起来看房，姥姥忽然说：这房我来过。问她什么时候来过，她想起来是在20年代，姥爷带她来的。敢情我家与这院子，还有前世因缘。
我的外祖父董潨是辽宁省法库县人，1919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北京师范大学），1924年毕业后，在几家大学和中学里任教。在西单大木仓郑亲王府（中国大学旧址，后为教育部）大院的西边，1923年建立了一所东北人子弟学校——私立弘达中学（现为二龙路中学），还有附属小学。 创办人是三位东北籍的北京师大毕业生吴宝谦、陈作东和杨成章（宪斌）。为了支持这所带有公益性的学校，北京师大毕业的东北籍同学都来尽义务，教授几节本专业课程，称兼任教师。我姥爷便是其中之一。
民国初年，我们所谈的这座府邸因为破落了要出售，据说要价不贵，但条件是全院一块卖。弘达中学就把这房买下来了，由三位校董平分做住宅，吴、陈两家住前院，杨成章住在后院。我姥姥就是在那时来过。
后杨成章要去美国留学，便把院子交还给弘达中学，换取学校支持他的留美费用。这样，校长吴宝谦搬到后院居住，前院就都归了陈作东。吴校长人称吴胖子，为人憨厚谦逊，不抢先不争权，这所私立学校的大权和资产逐渐全落到陈作东的手里。我估计前后院之间的隔墙，应该就是在这时封死的。 在我家搬进来后，姥姥和妈妈曾经去前院陈家串过门，见前院有后院的两个大，分租给多户人家。这就对了，当初那边就应该是三分天下有其二。这杨成章后来还与董家有许多交往，所以我姥姥才对此门儿清。
这院子的拆分是在20年代末期，到我们家1958年租住搬入时，早已又转手换过主人了。我们的房东老太太名王桂荃，她就是梁启超的遗孀。
西单手帕胡同甲三十三号（现22号）大门，已经改造可通过汽车。2008年8月，作者摄。
顶梁柱妾身未明
梁启超（1873年～1929年）在中国近代史上属凤毛麟角的真正精英人物，如果说他差一点就影响了中国政治进程的话，那么他肯定已经影响了中国近代的思想文化，甚至文章作法。对他的毕生功业和成就遗产，我本无资格置喙，我的大学同学夏晓虹教授才是研究梁启超的专家。
且只说梁启超的私人生活。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他17岁，参加广东乡试秋闱折桂，榜列第八名，中了举人。主考官李端棻爱其年少才高，将堂妹李蕙仙许配与他。蕙仙长梁启超4岁，两年后二人完婚。次年夏天，梁启超偕夫人南归故里。
1898年9月，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一年后李蕙仙带着长女令娴（思顺，1893年出生）和丫鬟王阿喜千里寻夫来归。这阿喜年仅12岁，四川广元人，幼年身世悲惨，4岁时父亲猝死，继母虐待她，从4岁到10岁被人转卖了4次做丫鬟，最后来到贵州的李家。李蕙仙在回乡省亲时看中了阿喜，把她带到北京，再带到日本。梁启超为阿喜起了大名叫王桂荃。
王桂荃虽然文化不高，但聪明伶俐，很快学会了一口流行的东京话，而且是上流社会用语。她是李夫人的得力助手，是她各项意图的忠实执行者，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又是家务对外联系的主要办事人。她在一定程度上接触了日本社会的现代文明，开阔了眼界。
正妻李蕙仙在1901年生下了儿子梁思成，她在四年前还曾诞有一子，一个月即夭折，故称思成为二子。关于梁氏夫妻与王桂荃三者之间的关系，有两种说法。一说李蕙仙身体不好，思成身体单薄，担心香火不旺，她主动地劝丈夫纳妾，将阿喜收房。另一说是大师与丫鬟日久生情，李蕙仙被动地心生不满。总之是1903年王桂荃17岁时，怀上了三子思永。为照顾李夫人的感情，梁启超把王桂荃送回澳门待产，同时请李夫人的兄弟从中斡旋，待李夫人首允之后，才把王桂荃母子接回日本，成为一家人。
但是，王桂荃的侧室身份仅限于家族内部，她在很长时间里没有获得公开的正式名分。梁启超曾大力提倡一夫一妻制，与谭嗣同一起创办“一夫一妻世界会”。他的一段流传甚广的佳话就是1926年，给徐志摩的证婚词：“我希望这是你们两个人这一辈子最后一次结婚！”但是梁启超自己却纳妾，此事明显有违他的公开主张，所以对王桂荃的名分从不张扬，尽量讳避。梁启超在家信中提到王桂荃时，多称“王姑娘”、“王姨”或“来喜”。直到1924年，李蕙仙病重，王桂荃又怀上小儿子思礼，适值临产时，梁启超在写给好友蹇季常的信中，才首用“小妾”之称。作为公众人物和学界领袖，乃至人生导师，梁启超必须要保持他的正人君子形象啊！
尽管如此，梁启超的所有孩子包括正妻所出，对王桂荃的感情都非常深，他们管李蕙仙叫妈，管王桂荃叫娘。梁思成后来回忆起他小时候的一件事，有一次他考试成绩不好，李蕙仙气急了，用绑了铁丝的鸡毛掸子抽他。王桂荃吓坏了，她一把把梁思成搂到怀裏，用身子护着他。当时李惠仙还在火头上，收不住手，鸡毛掸子一下下地抽在了王桂荃的身上。事情过后，王桂荃拉住梁思成，用很温和朴素的话教育他，让他好好读书。
王桂荃确实争气，在22年里一连给梁启超生下并成活了四男二女，即思永、思忠、思达、思懿（女）、思宁（女）、思礼，占九个子女的三分之二（这还不包括夭折或早丧了的其他5个孩子），为梁家的香火鼎盛做出重大贡献。
梁启超在给孩子的信中称：“王姑娘是我们家庭中极重要的人物”。她担负着一大家子人的饮食起居，以慈母的心照顾着孩子们。每天督促孩子们读书写字时，自己也跟着读写，日久学会了看书读报，能记账和写简单的信。她理解和支持丈夫的事业，为他分忧节劳，忍辱负重，维护着家庭的和睦安定。
梁启超在1929年1月去世，年仅56岁，其正妻李蕙仙已先于他在1924年去世。这时王桂荃43岁。此前，她陪同风云人物梁启超经历了大风大浪，不计名分，生养子息，操持后勤，为梁家服务三十多年。此后，她成为一家之主，维系九个孩子的轴心，一人照顾全家上下，管理先夫遗产。
王桂荃与梁思成、林徽因一家，约1930年。
梁启超在天津有两座洋楼。他去世后，因办丧事开销很大，由王桂荃做主，1930年把老楼卖给了郝姓富商，两楼之间建起了高墙。后梁家又把新楼出租，自己住在后面新盖的一座仅有六间房的小楼里。在日本人占领天津期间，她顶门立户守住了这两座楼，据说她曾经以一口上流社会的日语斥退日本兵。从1940年到1945年，所有孩子都离开了天津，只有她一人留守，有“娘”在，家就在。解放天津巷战的时候，王桂荃和家人躲在新楼的地下室，解放军萧华部队的司令部就设在老楼中。
1950年，因为多个孩子都到北京工作，世事变化也不宜再守着那已成空巢的洋楼，王桂荃将天津梁氏故居的新楼和小楼一起卖掉，价值是3000匹布。（那个年代要逃避通货膨胀，买卖和工资都不按货币计算，而是实物。）王桂荃把家搬到了北京，买下了西单手帕胡同甲33号的四合院。这就是20多年前，我外公的朋友杨成章让出的那个院子，我想房子的卖主很可能就是弘达中学校长吴宝谦。
1954年，王桂荃与众子女合议，将梁启超的全部文稿捐献给北京图书馆，交接地点就在此房，有长女梁令娴当时写给北图的信为证：“先父手迹，得贵馆负责保存，十分欣幸。文稿三大箱在西单手帕胡同甲三十三号梁宅，请于下星期一日——四月十九日上午前往搬取。我处有目录一份，及其他墨迹，也愿一并奉赠，请派人来取。”此前早在1930年，他们已经给北图捐赠过一次图书文物。
1958年，是大跃进兴起的年代。王桂荃大约是响应政府的号召，接受租客，我家才有幸搬入梁家大院，租住在三间东房里。据我妈妈回忆，租金是每月12.5元。
当8岁的我见到房东王桂荃时，她72岁。我只看到一位矮小而精干的老太太，哪知道她经历过如上风云，更不知道在那以前，她的两个儿子已经先她而逝。1932年，梁家四子（她的老二）、国民革命军十九路军炮兵校官梁思忠，因腹膜炎误医身亡，年仅25岁。1954年，梁家三子（她的老大）、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梁思永因病去世，未到50岁。1948年，思永曾与哥哥思成一起，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
房东与房客之间
当时陪着老太太同住的，是梁家五子，即王桂荃所生尚存最年长的梁思达。老太太住在北房，思达夫妇住西房，两间南房住着孙辈。与我家同时，还有另一家搬进了外院的东耳房，没多久就搬走了，老太太也不再找租户，任其空在那里。而我家却与房东相处融洽，始终相安无事，互相感觉良好。这样一直到8年后的乱世，仍然是同甘苦、共患难。
王桂荃在60年代初，正是我记忆中的样子。
王桂荃年长我64岁，却对我以小弟相称，当然是按她的孙辈来叫的。她的面容甚精明，衣衫甚整洁。每天早上四五点钟她就起来，挥动着大扫帚，在院子里哗哗地扫地。后来在批林批孔时我读到《朱子家训》，才知道这就叫“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天气好的时候，她常常蹲坐在东耳房外，与保姆一起摘菜。在她孙辈的记述中，也说她是个闲不住的人，经常手中有活，不是打毛衣就是做针线，或是在厨房里忙碌着。而且她效率很高，忙而不乱，在与人谈话的同时，不知不觉还能干很多事情。我亲眼看到她保持了终生的勤快，不因位尊有钱而稍减，这也是她保持健康长寿的原因。
她的正厅不止是客厅，更是供奉先夫的礼拜之厅。正厅里迎面的条案上摆着香炉烛台，前面对称布置着红木桌椅，东边隔扇上挂着大幅的梁任公遗像。靠西隔扇玻璃罩里珍藏着一柄玉如意，似乎是光绪皇帝所赐。每到初一十五，她都要上供，据说是到崇文门附近的专卖店买来的高级点心。供完撤下来后，她会亲自端着送到我家来，说：“这是供品，大家吃！”在三年困难时期，这是极为难得的美味，令我们孩子垂涎欲滴。现在想起来，我替先贤梁任公吃了他的供品，是不是僭越冒昧呢？或许因此沾了他一点文气，亦未可知。
我家能够与梁老太太相投无碍，可能是因为知识分子家庭背景。我姥姥文化不高，却也曾是教授夫人，姥爷也去世得早，故与梁老太太很谈得来。而我父亲与梁伯伯（思达），还有大学校友和同专业之缘。
梁家的五子梁思达，当时40多岁，在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作。他的妻子俞雪臻是外文出版社的英文打字员，是南方人，我们称她梁伯母。近年我在网上细查他们的资料，才知道梁思达生于1912年，当1929年梁启超逝世以后，他正好到了考大学的年龄。因为几个哥哥姐姐都在美国读书（大姐思顺即令娴是外交官夫人，驻加拿大），他是在国内的孩子里最年长的，为了帮助照顾家庭，就留在天津，上了南开大学商学院经济系。1935年毕业，1937年取得硕士学位。毕业后正逢七七事变发生，他先到南京，又随农本局转移重庆。1941年以后，梁思达进入中国银行，先后在重庆、上海、长沙工作。1949年，梁思达全家迁回北京，他在国务院外资企业局（后改为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任科长。
巧的是，比梁伯伯晚十多年，我父亲也步其后尘上了南开大学同样的专业，梁伯伯所高就的银行正是我父亲的梦想职业所在。在同住一院的8年里，不知他俩是否交流过校友和专业的话题？刚提出这个假设我就自己否定了，在那个年代，所有成年人都避谈自己在解放前的历史，那是谈话的禁区。
1939年，梁思达与20岁的公司职员俞雪臻在重庆结婚，虽新婚却不安定，不时要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有生命之虞。后迁居重庆郊区的石桥铺，虽为银行白领，却也要住乡间草房。俞雪臻年轻漂亮，贤惠活泼，把清贫之家料理得井井有条。当我初见梁伯母时，她将近40岁，仍然很美，风度翩翩。我进过他们的西屋，并不豪华，但整理得清清爽爽，一尘不染。
他家有三个孩子，大姐梁忆冰比我大10岁，不常见，因为她已经上了北京农业大学。二姐梁任又正上高中，三弟梁任堪上初中，他俩住在南边的两间房中。我记得常有他们的表亲张郁文、张安文来访，现在才知道是五姑梁思懿的孩子。王桂荃称我小弟，应该就是从他们那往下排的。作为小男孩，我常常追着几位大哥哥后面，听他们谈论的话题，似懂非懂。
王桂荃与五子梁思达一家合影，约50年代末期。
60年代初，西屋梁家买了当时罕见的电视机，是天津出产的北京牌，当时唯一的品牌，只有14寸圆角的黑白图像。这使我家三个孩子望眼欲穿，父母阻拦我们，不好意思打扰人家，我甚至爬过他家后窗偷窥电视，那后窗就对着进大门的甬道。有时俞伯母主动招呼我们去看电视，我和妹妹带着小板凳前往，那是我们最欢愉的时刻。
我妈妈是学声乐的，家里有一台钢琴。每到休息时，她喜欢自弹自唱。我姨从苏联带回一台留声机，可以放33转的密纹唱片。买唱片要到王府井东华门大街上的专门店里，我父母的音乐爱好比较洋派，常听的有斯特劳斯的圆舞曲、老柴的《天鹅湖》，以及初版的国产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我家的音乐引来了西屋梁伯母的关注，有时她会过来询问，下周也买一张同样的回来。
梁家的其他几个子女常来看望王桂荃，包括著名的建筑学家、二伯梁思成，记得只见过他一次。留给我深刻印象的是她的小儿子老八梁思礼，戴大檐帽，着笔挺军装。他有时会住下，住在西北角的耳房里。我妈妈记得，他的夫人麦阿姨是老八路（其实是广东东江纵队）。他们有个儿子叫梁左军，比我小，是非常可爱的一个小男孩，有时留在“婆”这里玩。我妹妹说，梁左军曾告诉她那柄玉如意是“公共财产”，大概原意是公公（梁启超）的财产吧。当时我们只知道，梁家老八在军队里做保密的高科技工作。
既然是保密的，我们怎么知道的呢？妈妈回忆说，我家刚搬进梁家大院不久的一天，老太太惊慌失措地对她说：祖宗积德呀，昨天有一架飞机爆炸啦，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死啦！这一天本应当是老八思礼的团出国，让给他们，错后一天飞的，我家思礼平安出国访问了。
我妈妈一听，巧了，妹妹工一和梁思礼是同一个出国访问团啊！原来我的二姨在1951年去苏联留学，先物理后核能，1957年毕业回国，分配到新成立的二机部，搞原子能工业，所以才可能与梁思礼一起组团访苏。这样一交流，两家似乎有了生死之交，超越了一般房东房客的关系，更进一步友好了。
查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率中国文化代表团要访问埃及和阿富汗，须先经莫斯科转机，因飞机失事而全体遇难，这事发生在1958年10月17日。
王桂荃与八子梁思礼一家合影，60年代初期。
梁思礼1924年出生时，正赶上李蕙仙病危，身怀六甲的王桂荃一直伺候到临产前。新生儿还没满月，正妻就去世了。梁思礼四岁多时父亲又不治身亡，全赖母亲王桂荃把他养大，并督促他读书。1941年随三姐思懿赴美留学，主修无线电和自动控制。与几个兄姐不同的是，由于战争的隔绝失去了家庭的经济来源，他要打工挣钱养活自己。1949年梁思礼博士毕业，选择了回大陆。当他在海船上漂泊时，因为信息不畅，老母亲王桂荃天天到天津港口等待，望眼欲穿达半个月之久。
梁思礼回国后，在国防工业部门从事导弹和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责任重大，秘不告人。直到1966年10月27日，他参与了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导弹核武器试验，震惊世界。而那个时候，整个中国包括他母亲的梁家大院，已经全乱了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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