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城又能怎么样 作者刘克阳
从1965年到1969年短短的四年时间，我家一下出了三个半“知青”，海燕满怀豪情去了新疆兵团，忍受屈辱八年；我带病去了山西；还未成年的刘元去了内蒙插队，一年有半年的严寒，苦熬了八年。只有二姐海鸥当了老师，但也是在北京郊区的农村学校，以劳动为主，一呆就是十年，算是半个知青。
所谓“知青”是因为那疯狂年代最高统帅关于“接受再教育”的号召而被流放到农村、农场、边疆、山沟以及所有穷山恶水的一千六百多万中学生。不到一年的时间，北起黑龙江南到海南岛，“知青”遍布全中国（那些文革中手上沾着老师和同学的血迹、身上背负血案的“血统论”的既得父兄利益者摇身一变，有的穿上黄皮当上大兵，有的走后门进了工厂，有的在农村蜻蜓点水般露个面就以此为资本扶摇直上。他们不在知青范围）。
其实，所谓的“知识青年”就是个天大的讽刺和笑话，我这个“知青”深有体会——我们只不过是被文革中断学业的懵懵懂懂的学生。
所谓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更是无稽之谈，其真实原因是处于瘫痪中的城市经济无法解决这一千多万人的就业问题，干脆一股脑轰到乡下。在农村这群无知无能的孩子被“贫下中农”嫌弃，没有人关心，没人过问，在荒山僻野自生自灭。
我所在的生产大队（从1958年人民公社化之后形成的大队、生产队制度）就有知青进村几个月后销声匿迹，谁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更没有人过问他们是生是死；有知青插队几个月后就嫁给社员而从此脱离了知青群体，没有人关心她们或去修正她们的身份；知青们随便出入村庄，想爹想妈了背起书包就奔火车站；得知附近村庄有老同学，大清早就跑去探望，一住就是两三天……生产队不闻不问，扣工分就是了。谁回来了，谁消失了与贫下中农没有任何关系，自己的温饱还是大问题呢，走了更好，还少了一个跟他们抢工分分口粮的人呢！我们村的社员同志——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在我们进村没几天就充满同情地对我说：“你们咋就到这儿来了，北京的豪华日子不过，来我们这穷地方受苦，愁煞呀……”
总有报纸收音机大喇叭告诉我们“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插队四年耕耘四年，非但没有任何收获，四年中花销的全部是父母的工资。
多少年后，无数回忆知青生活的文章，开头几乎都是：“我在农村度过四年……五年……六年……七年……”几亿农民祖祖辈辈生息劳作的地方，知青们无论如何也呆不下去，想方设法逃出这个“围城”。
“上山下乡运动”本来就是一个病态环境中的畸形怪胎，难以为继，从1972年开始就走向末路。分散在农村农场的知青成鸟兽散，各自寻找出路，病退、困退，各出其招，找工、上学各显神通。但是大多数没有门路的知青仍然滞留农村。
1979年全国范围的拨乱反正已经进入尾声，只有“上山下乡”之乱没人去“反正”，远离爹娘十多年之久的上千万知青仍然留在农村。很多男女知青之间，或者与当地农民组成家庭，在村子里安家落户，生儿育女。
尽管那时许多知青已经“物尽其用”地变身为售货员、工人、教师、干部……他们仍是念念不忘回到故乡北京，回到年迈的父母身边，但是他们头上有一顶帽子始终没有摘——“知青”。只要有这顶“帽子”，他们就受到为知青所设置的苛刻的限制，简而言之，回京难，难于上青天。虽然中央乃至各省市煞费苦心制定了种种“回城政策”，这群人仍然被关在了北京“城门”外，他们在思念（北京）家乡亲人的情绪中又度过十年甚至更长年头。
从1955年的胡风集团冤案到1957年的“右派份子”大案，从震惊中国的彭德怀反党集团到文革遭受各种莫须有罪名的群体，1976年以后都陆续平反昭雪，翻案复职，唯有知青这个最庞大的人群没有人理会。他们不是“右派”更不是“反党反革命分子”，他们是响应最高指示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的青年。中央组织部似乎早已遗忘了全国各地的农村还存在着这个文革的产物，各地知青办早已撤销，留下了一群“舅舅不疼姥姥不爱”的弃儿……
文革后的觉醒、上山下乡后的感悟、改革开放的推波助澜、难以割舍的乡情、“不允许回北京”的强烈不满，终于引发了1986年北京知青要求无条件地全体回城的浪潮，投诉无门的知青拉起千百人队伍，示威请愿，谈判抗争……人心所向，知青胜利了——除了自愿或不得不留下来的，全体大返城。
但是“胜利”了又能怎样？返城了又能怎么样？
我插队四年就病退回京，分到了中学当老师，我只是一个幸运的特例。1977年大学恢复招生，一部分知青考上了大学，有了闪亮的前途，他们毕竟是少数。多数人回城后的生活遭受了失去家庭、住房、工作、健康一系列的冲击。
一些人陷入家庭的“二律背反”。我们村的某同学出身高知，嫁给了农民，生了一儿一女，按政策全家人都可以在北京落户，但是丈夫一来故土难离，二来觉得在妻子的家庭没有自信，坚决不去北京，俩人只好离婚。儿子跟了爸爸，女儿跟妈妈，一家人一拍两散。如今女儿已是美国公民，儿子仍然是个农民。因为返城，离婚的知青农民夫妻不在少数，其中的痛苦，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而那些跟着知青妻子来到北京的农民丈夫也因为不适应城市生活，找不到工作，而产生诸多家庭和心理问题。海鸥的同学小韩极其聪明，漂亮出众，在内蒙插队。文革中母亲被遣离北京，投奔小韩，为了安顿妈妈，不得不嫁给了农民，生了三个孩子，知青回城时，她把丈夫也办到了北京。丈夫除了会种地，没有更多的生存本领，只好在立交桥下给人修自行车。小韩已经是个特级教师，她说：“每天上班，见丈夫无论风里雨里都蹲在立交桥下的身影，心里特别无奈，又可怜他。”小韩退休后，一年有大半时间都独自在全国各地旅游。问她怎么有这么大精神到处跑，她说：“海鸥，你不知道，我不是喜欢旅游，就是不想在家面对着他，一点共同语言也没有。但是就冲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收留了我和母亲，我绝不会和他离婚。”
文革中搬到我们院东屋的邻居五妹也在山西插队，后来分配在我们县城的粮库工作。五妹家原是胡同里最穷的人家之一，能在县里找到一份工作，她已经十分满意。她与当地人结婚生了一儿一女，生活安逸，最后还是经不住返城大潮的裹挟回到了北京。住回文革中强占的我家的房子，东屋本有两间，又隔成两个单间。五妹自己一家四口挤在十平米的小屋里，里面还隔出了厨房、水池，屋子里几乎一点空隙都没有。另一间小屋是她母亲和两个成人的弟弟住。五妹回来后跟所有知青一样为房子，工作，孩子上学……奔波操劳，没有一天舒展的日子。
五妹算是幸运的，因为我们放弃了收回四合院的权利，所以她还有一席之地，而不知多少知青回到北京后房子早已被人强占。我的一个学生家长是知青，返城后没有房子住，我去她家家访，是站在院子里说话，因为她的所谓住房是在院子里两间房子之间的不到两米宽的空间上面苫了一个屋顶，安了扇门，里面放了张铺板，一家四口蜗居其中。我看了真心酸，没回北京想回北京，回北京落得如此不堪的境遇。
失去了家庭、房屋和工作，也许还可以忍受，更糟糕的是他们失去了身体的本钱——健康。
海鸥的同学小姜在内蒙插队，嫁给了当地农民，生有一女，因为与夫家难以相处，离婚了，知青返城潮，她经过上下奔波千辛万苦，终于拿到了准迁北京的证明，在回北京的火车上，一路没有人见她吃饭，没有人听见她说话，直到下铺的人看见她的腿耷拉下来，才发现她的肢体已经僵硬。死时她怀里还紧紧抱着装着准迁证的小包。怎么死的，没人追究。她的遗体在包头站被抬下火车，就地火葬。她始终也没能回到北京的家。
我干舅的女儿小蓉是个温顺漂亮的女孩子，在学校是三好学生，团支部书记。到了农场后劳动任劳任怨，受到农场领导“重用”，让她看管一个“地主婆”。所谓看地主婆也就是在一个宿舍同吃住，基本上相安无事。一天她去食堂打饭，回到宿舍，推开门眼前惊魂的一幕把她吓瘫在地——日夜相处的地主婆吊死的房梁上，小蓉当场精神失常。虽然回到了城市，但是这个可怜女孩的精神分裂再也无法治愈，不能正常生活，不能结婚生子，只有年老力衰的父亲照顾她，父亲死后她被送到养老院聊度残年，前几年我去探望她，只见她胖肿难分，直眉瞪眼，口齿不清，一辈子就这样过完了。我脑子里总是她年轻时候开朗活泼，老师信任同学拥戴的优等生的样子。
陈同学，知青中的精英分子，上世纪八十年代带领留在山西的知青与所在地区的县委和北京市委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抗争，冒着生命危险静坐示威，诉求只有一个——回北京。最后陈同学和其他知青首领被押送回山西，北京市政府下令这几个人永远不能回北京。但是此禁令没两年不攻自破，陈同学等人如数回到故乡北京，同样面临着找工作找房子等一系列烦心事，陈同学落下一身病，英年早逝。
刘元的“插友”崔同学，沈同学，刘同学等等未成年就到天寒地冻的内蒙插队，睡冷炕，吃凉饭，干重活儿，各个落下一身病，晚年的时光失去色彩，与医院，药片打交道。
我们姐妹的朋友和同学中已经有不少离开了人世，细数起来，早逝者的比例在这批上山下乡的知青一代中是最高的。
而那些永远“扎根”农村的知青，他们心里的痛楚又有谁知道呢？
我们公社的郑同学，文革初父母被轰回南方老家，北京的家没有了。每当知青们回北京探亲或过春节，她都是一个人留在村里。北京回不去，又不能和千里迢迢以外的父母团聚，因为没钱买火车票。孤寞难耐，插队三个月就匆匆嫁给社员了。婚后与夫家不合，矛盾不断。她又冲破重重阻力离婚单过，唯一的儿子被婆婆夺走。知青政策有所松动后，她凭着有文化分配到公社供销社当售货员，直到退休，至今还住在村子里。
知青返城时，我村的李同学不听劝阻放弃回北京的机会，嫁给了一个社员，过了几十年村妇的日子，直到丈夫病逝，她才跟随儿女到县城开了小卖部，日子艰辛。每见到回村探望老乡的北京老知青，两眼泪汪汪，一句话都说不上来。
不知有多少知青因为种种情况回不了北京，辗转流落到全国各地，一辈子落户在那并不是家乡的地方。我认识的北京知青中有很多分布在内蒙呼和浩特、黑龙江哈尔滨、山西阳泉、云南玉溪、河北廊坊……北京只能是他们梦中向往的地方了。更有一些人不幸早逝，尸骨永远埋葬在那陌生的土地上。
多少年后当年的知青已经垂垂老矣的时候，突然间冒出了一批电影电视剧歌剧歌颂上山下乡运动。奇怪的是与此同时对文革发生的其它一切黑不提白不提，仿佛那十年就剩了一个光辉灿烂的上山下乡，更无耻的是这些宣传工具张口闭口把“青春无怨”“青春无悔”强加在知青身上，为那个年代涂脂抹粉，以欺骗当今无知青年。有插友愤愤对我说：“写知青演知青，有什么可说的？上山下乡是强迫我去的，我根本就不愿意去，什么怀念！什么无悔！什么第二故乡！都是瞎扯淡！”是的，说老知青们怨得牙都咬碎了，悔得肠子都青了，一点不为过，只是他们无奈和能忍，接受了社会强加给他们的一切，就这样过了一辈子。
说起文革总是空洞洞地用一个词概括——“十年浩劫”（现在连这个也不提了）。所谓“十年浩劫”是指1966年文革开始到1976年十月“四人帮”被抓。而1976年之后“知青”这个庞大群体的“浩劫”并没有结束，从1976年到1986年知青大返城，又是一个十年，束手无策的知青继续承受着心灵和肉体上的熬煎。
毋容置疑长达二十年之久的“上山下乡运动”是对上千万年轻人青春以至人生的残酷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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