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人们来探望 刘克阳
（刘海鸥说：克阳让我感谢大家的鼓励和赞许，本来只打算发四期，看到大家喜欢看，就再多发几期，谢谢大家）
爸爸去干校前来看望我。
我站在原平火车站的站台上向南翘望，看见了，绿皮火车冒着浓烟拉着长笛徐徐进站，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车厢门口，他满头白发，体态矍铄，我快步相迎上去，“爸爸！”我兴奋地喊出近一年没有叫过的字眼。爸爸来山西原平探望我——插队的女儿，这可不是每个知青都能享受到的快乐。
“走，吃早点去!”爸爸也是兴奋地说，我刚热乎的心里马上冷了一半，这个小县城哪来的什么早点呀？我还是把旅途劳顿了十几个钟头的爸爸带到一个卖所谓早点的铺子，一边指着笸箩里的东西，一边告诉他说“这里只有锅魁(原平烧饼)。”爸爸连忙说：“好，好，尝尝!”他和气地问铺子的伙计“有没有豆浆？”话音刚落，所有的人把目光投向他—这个说着普通话的外来人，“哼!还豆浆呢……”伙计鄙夷不屑地抛来五个字，爸爸一愣，我马上冲铺子里喊:“怎么了，问错了吗？”铺子里伙计领会过北京知青的伶牙俐齿，不想多说但又极力想分辩什么，学生时代就参加北平地下党的爸爸早就练就处变不惊的心态，立刻说:“算了，算了。”周围的人低声说“哪来的豆浆呀，见都没见过……”我们买了个锅魁悻悻地走了，我难受地说：“他们大概压根就不知道豆浆是何物。”爸爸点点头，半信半疑，来女儿的领地，上了第一课。
爸爸走南闯北但没有到过黄土高原的山西，非常想来看看女儿要一辈子落户的地方是什么样子。走进村子，老乡们诧异地看着我身边的男人，不禁问我:“他是谁？”我骄傲地说：“我爸爸从北京来看我。”他们上下打量爸爸，不敢相信知青的父亲也能从北京到穷乡僻壤来。我陪爸爸从村东走到村西，像首长检阅一样看了个仔细。最后我带他到了村西头知青的宿舍，让他住在一个空房间里。我把拆洗干净的棉被抱到他的床上，铺上同样洁净的床单。我们从小生活都是依靠保姆，自己没有动手干过家务，这次我这个曾经五谷不分，四体不勤的女儿要亲自为爸爸铺床叠被。安顿好爸爸，我又一次愧疚地说：“我们这的饭就是小米饭、窝头，没有菜。”爸爸说：“没关系，你们吃什么我就吃什么。”爸爸从小在农村长大，又曾在河南安阳农村四清一年，“脱胎换骨”的他毫不犹豫地咽下山西农村的第一顿饭。
晚饭后我和爸爸促膝聊天，这样的情景在北京的家里太难得，爸爸有他的书房，我很少进去。那时候爸爸总是说有时间给你们讲俄国悠久的文学艺术；告诉你们斯大林是如何残暴……但是文革的到来使一切成了泡影，如今在这一间远离京城四合院的九平米的小屋里终于能让我们俩无拘无束地畅谈。我拿出生产队奖励给我的“农业学大寨积极份子”的奖状，告诉爸爸我干得好，老乡一致选了我，说“那女娃倩（好的意思）”。爸爸抽着烟静静地听着，没褒奖也没表态，我知道他是为我的病而忧愁。
第二天我带爸爸在村里转，爸爸坐在十字街口的路边，老乡们跟他热情地打招呼，爸爸虽然听不懂他们说什么，但是都以微笑点头作为回答。他把口袋里的“大前门”香烟掏出来，分给身边的老乡，瞬时烟就分完了，爸爸立刻拿出钱给我“赶快去买烟。”还没等我说什么，老乡们就七嘴八舌地说：“我们这儿没有香烟卖。”爸爸沮丧地说：“糟糕！忘记从北京多带烟了。”老乡们递给爸爸“小兰花”（原平产的一种烟叶），爸爸双手笨拙地卷了一支，吸了一口，皱眉说:“不行，太呛！”没有烟抽了，爸爸几十年的烟瘾终于在永兴村戒了几天。老乡问爸爸“你在北京做什么工作？”爸爸说:“翻译。”老乡没有听懂这个词，爸爸没有多解释，笑眯眯地说:“现在没有工作，和你们一样就是劳动。”他们更是不明白了。爸爸说的是真话，文革以来三年多的时间里他除了劳动开会就是写那没完没了的外调材料。爸爸所在的出版社里数爸爸和冯雪峰伯伯接待的外调来人和写的外调材料最多，冯伯伯调侃说自己三年来写的外调材料比自己三十多年的著作还要多。
老乡们用永兴话跟我说：“你爸爸是‘的’(大)干部！”我翻译给爸爸听，爸爸微笑地说：“我不是干部，更不是大干部。”老乡说：“我们看得出来，你是‘的’干部。”爸爸身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制服，戴了一块瑞士手表，还有一副眼镜，抽着大前门烟，说话斯文有条理，加在一起，俨然一个他们想象中的北京大干部的形象，我最清楚这不过是他一贯的装束。爸爸对老乡们的猜测一笑了之，爸爸无论是在他的父母弟妹都到了台湾而被千夫所指还是文革中因为抗日时期领导学运被国民党抓捕关到牢房而遭受审查；无论是他用翻译的五千元稿费买了一个四合院而被批判为资产阶级分子还是因高工资、高稿酬、高待遇被定为“三高分子”，他都是淡然地一笑而过，这就是最真实的爸爸。那一天，我和爸爸跟老乡愉快地聊了半天。
三天飞快过去了，爸爸要走了，临走前他告诉我，回北京就准备行李，到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我舍不得离开爸爸，心情愈加沉重，原本幸福的笑脸一扫而光，湖北那么遥远的地方，今后北京没有家了。我把爸爸送到简陋的火车站，不想再多说什么了。
回到村里，老乡看见我：“克盐（阳），你大是个好老汉！”爸爸的平易近人给老乡留下不错的印象，我知足了。
第二年的夏天，当老师的海鸥趁放暑假的机会也来到永兴村。海鸥带给我五块钱一斤的高级牛奶糖，带了肉松、麦乳精、饼干、腐乳，还有她跟阿姨学做的烧鸭……因为我二十二岁的生日就要到了，我馋，海鸥最了解我。她酷爱了解社会民情，西去新疆，南下西双版纳，都是一个人独行，黄土高原的山西她只去过虚假样板的大寨，她绝不可能错过这次到看望我的机会。
带来的大多数食品被知青朋友一扫而光，我把宝贝牛奶糖放在枕头边，准备慢慢品尝。一天，海鸥和我招呼女知青到田边照相，她特意把家里的德国相机带来，还买了进口的胶卷，就是想在永兴村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年轻身影。照完相，我们边说边笑地回到宿舍，我一眼就发现床上一片狼藉，马上意识到我的糖没有了，一块都没有了，是狗！可恶的狗把我的糖都偷吃了，我含着眼泪冲出屋子，看见那狗在阴凉的墙根舔着舌头，我抄起起一块石头向它砍去，它飞快地跑了，我忍不住哭出来。我之前是数了数的，计算着如果一天一块糖大约可以吃半个月。海鸥一个劲儿安慰我，却无法排解我心头的委屈。
没有菜的日子让海鸥无法忍受，虽然她是在农村当老师,毕竟是在北京郊区，星期天还可以回家改善伙食。这种困顿的生活让她诧异，她在村里的几天跟着我们知青每天吃白水煮韭菜，把给我带来的酱豆腐全吃光了。我有着极严重的胃病，这种饭菜让海鸥很揪心,她想去村里的小卖部看看，我告诉她那里“进口”的东西一样也没有。
海鸥临走前的晚上知青们邀请我们一起唱歌，我们围坐在院子里，周围点起干艾蒿绳子驱蚊，徐同学拿出外国名歌二百首和续集，玉同学拉起手风琴，我们拉开嗓子一首接一首地高歌。
海鸥呆了几天就要走了，我也打算去湖北探望一年多没有见面的爸爸妈妈，我们俩一起到了太原，参观了有名的晋祠，晚上在火车站分手，各自南下北上。海鸥后来说，她上了火车看见我在黑暗中独自走向另一辆列车，心中无限难受。
海鸥探望我时照
转过年的秋天，妹妹刘元来到永兴村，她比我早几个月到了天寒地冻的内蒙插队。插队时尚未成年的刘元此时此刻不修边幅地穿着在内蒙劳动时的补满补丁的衣裤，齐耳的短发，满脸笑容地站在我面前。
刘元来的时间正是青黄不接的日子，除了小米棒子面什么也没有，好在她已经在内蒙“身经百炼”了三年了，根本不在乎，我们俩只有用说不完的话“充饥”。夜晚，没有地方可去，我俩坐在床上，她在昏暗的灯光下聊起在内蒙农村的生活。
她说：“我们跟老乡说炒菜，他们就纠正我们说别说炒菜应该是熬菜。他们把‘熬’字念成挠（阴平声）。他们做菜从不放酱油，更没听说过猪肉能红烧，都是白水熬菜，熬土豆、豆角、茄子、白菜、酸菜、粉条……全部是白生生的。过年时煮大块白猪肉，不放花椒大料葱段姜块，只放盐，除了猪肉的原始味道，什么其他香味都没有。我们买来酱油膏把猪肉红烧得黑油光亮让他们尝，他们吃得兹儿咂的，惊叹人世间居然还有用这么简单的方法就能做出这么美味的东西，而他们最讲究的不过就是白肉沾酱吃。酱是那种用黄豆发酵的黄酱。一打开酱缸盖子，一股刺鼻的臭味冲进鼻腔。有点见识的人家还知道用油、葱花、辣椒炒炒，不讲究的?出来直接吃。他们还把萝卜切成块扔进酱缸，酱发酵出臭味的时候，萝卜也腌咸了，能当饭桌上的一道菜了。”
听完妹妹的讲述，心里直恶心。她接着说：“我们就不行了，什么都不会做，连吃臭酱烂咸菜的福气都没有。好歹学会渍酸菜了，又因为技术不过关，酸菜长白毛腐烂了,但是东北的土豆别提多好吃了。在家时我最不爱吃土豆，北京也没有那么好吃的土豆。到那儿后，土豆成了上好食品。东北的土豆首先大（我见过有三斤重的），其次又沙又面。煮熟了的土豆，皮绽裂开来，露出雪白的沙瓤，吃在嘴里又香又面。可惜，因为我们刚到农村，不懂冬天土豆要入窖，土豆全都冻了，没法吃。连老乡家的猪都吃的比我们好——烀土豆，烀土豆就是把一大锅整个的土豆煮熟，然后镲碎掺上泔水喂猪。老乡家里都有菜窖，土豆保管得好，不冻，猪吃的都是不冻的好土豆。所以我们经常跑到老乡家，掀开猪食锅，跟猪弟妹们共享美食，既填了肚子又解了馋。”
我们苦笑着、唏嘘着、又接着调侃着。
一天我跟她说：“走，去县城逛逛，看看有什么吃的。”费尽周折中午才到了原平县城。我们俩用了十几分钟在县城转了一圈，走进一家食品店，我惊喜地发现柜台里居然有饼干，在空空如也的店里格外显眼。店里有三个站栏柜的(售货员)守着这十来斤饼干，我对刘元说：“我进城五六次，这是第一次看见卖饼干。”我让售货员称一斤，售货员拿一杆脏秤盛了一斤饼干，称完后，她把秤盘放在柜台上，一声不吭。我不解地说：“你帮我包一下。”那站栏柜的女人眼皮都不抬地说：“没有！”我急了，说：“连包装纸都没有？那我怎么……”说时迟那时快，只听见“哗啦”一声，饼干已经倒在落满尘土、沾满油渍的柜台上了。我又气又恼，想与她理论两句，谁知人家早翘上二郎腿聊大天去了。刘元一看这种情况，赶快说：“走吧，走吧。”我只好把饼干胡噜到书包里。我走到门口，回头不服气地说：“怎么这么野蛮呀！”刘元无可奈何地苦笑说：“哪儿都一样，我们那儿也一样。”她初到高原小县，就领略了这里的“风情”。
刘元非常喜欢永兴村的风格，古朴的建筑、单纯的民风、干净的院落、明净的灶台，这些跟她所在的内蒙农村反差极大，她所在的屯子是由二十户山东、辽宁、吉林的穷困人家多年前逃荒盲流组成的自然村落。家家户户都是土坯房，屋顶无一例外都是苫着靰鞡草，没有砖瓦，更没有院墙，破破烂烂，杂乱无章。永兴村给她留下美好的印象。
我让她留下来。她还是执意要趁没有结冰之前赶回内蒙，她们回村要过一条江，除非冰冻三尺才有马车能过江，否则就要赶在冰冻封江之前坐船。我舍不得她走，央求她留在我们村，姐妹一起插队有个照应，她没有答应，因为我们俩都不懂当时的知青政策是否能够让我们从这个农村转到那个农村，再说遥远的边疆那边还有她朝夕相处多年，情谊深厚的知青姐妹呢。我对插队时还未成年的妹妹的愧欠心情久久不能释怀，她走后的深秋，我把老乡送我的核桃大枣拿到原平火车站办了慢运，寄到那熟悉的地址“内蒙莫旗博荣公社”。令我心酸的是后来得知妹妹冒着严寒整整花费两天一夜的时间从内蒙到黑龙江的小镇的火车站才取回那个不值几块钱的小包裹。
父女三人分别三次来永兴村探亲，让我在那苦熬的日子里增添了些许快乐，但又瞬时即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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