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零届·五十年·有感
最近，澎湃新闻刊登了香港大学地理系前主任王缉宪博士的文章《青春、信念、身份以及异化：50年前的后浪》。它使我忽然意识到我竟然忘记了一件对我和我这一代人说来十分重要的时间点——七零届毕业分配五十周年。更进一步说，我竟然对于身为“七零届”这一特殊社会群体一员的身份忽视到了几乎忘却的地步。
“七零届”这个词汇，是用以特指北京市1970届的初中毕业生群体的。这个群体与他们的兄长——“老三届”以及他们的弟妹乃至子侄的1970年之后的各“届”都有显著的不同。其实是可以作为历史学、社会学及其相关社会科学学科研究探讨的重要对象的。然而事实上，他们从一毕业就受到社会的忽视。迄今他们都已过了耳顺之年，过着或惬意舒适，或诸事不顺的退休生活。很少有人有兴趣关注他们的过去和现在。即便如此，作为他们的一员，本人还是愿意在整整五十年之后，回顾他们（也是我们），不应该使我们的当年乃至其后的岁月被彻底湮没。王博士的文章用了一个十分有意思的词——五十年前的后浪。当然五十年前，我们是初入社会，稚嫩但不乏理想与激情。真的是属于后浪推前浪中的“后浪”。当然如今我们都已经成为了“前浪死在沙滩上”中的前浪了。回顾五十年当中的是是非非、风风雨雨真是令人感慨系之啊。
回顾认识七零届，可以以他们的兄长——老三届作为比照的对象。这与社会科学研究中常用的标杆法（benchmarking）十分近似。老三届作为一个新中国成立以后具有独特经历的同龄人群体，之所以获得这个名字，是因为当1966年5月文革爆发时，他们正在中学中学习。如果没有文革，如果他们能够正常地完成学业，则他们将可以在1966、1967和1968年的夏天，从初中或者高中毕业，走上社会或者升学深造。然而，一场“史无前例”使他们在之后的数十年中走上了另外一条与此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老三届这个词汇与另外几个为那个时代所仅有的词汇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以至于它们几乎成了彼此之间的同义词。这几个词汇就是红卫兵、知青、新三级（指恢复高考之后，分别于1977、1978和1979年考入大学的三个年级的大学生）。他们参与了1966年“红八月”的造反、“破四旧”以及其后的大串联；接受过伟大领袖的八次接见和检阅，如同他们那首著名的“战歌”中所唱的那样：拿起笔作刀枪，....文化革命当闯将。他们的确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充当了闯将与先锋，只不过他们手中的“武器”不仅有笔，还有真正的刀枪。他们没有仅仅运用了批判的武器，而是实实在在地对“旧世界”，对“阶级敌人”进行了武器的批判。1968年之后，他们又几乎全部被遣送到红土地、黄土地、黑土地、辽阔草原和茫茫林海中去“经风雨，见世面”，去接受“锻造”而实现“大有作为”；当文革结束后，高考恢复的最初几年中，在拥挤在“独木桥”上的千军万马中，他们成为了受益最大的“佼佼者”。高考中被录取的人当中，他们占有很大比重（其代表有原北京四中的周孝正等）有些人甚至越过高考，直接考上了研究生（其代表有原北京四中的孔丹等）。毕业后，他们得改革开放的风气之利，在各条战线上大显身手。许多人成了所在领域中的精英，包括学术界的翘楚，党政军界的要员，商界的巨擘，有的人更负笈海外，学有所成，成为了“爱国侨胞”。如果有一个词汇描述他们的经历，那就是非凡。
七零届比老三届仅仅年轻一两岁。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出生于1954年；少数出生于1953年或者1955年。1954年是农历甲午年，当年正好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60周年。按照中国自古以来的干支纪年法，每12年为一“轮”，1966年正好是他们出生后的一轮，是农历丙午年。当年这拨人正在小学五年级学习。文革爆发打断了他们正常的学习。他们有一年半左右没有能够正常到校上课，草草完成小学的学业。同时由于他们岁数太小，没有能够被红卫兵组织纳入麾下，参加大批判、破四旧、大串联等。他们只有以幼稚的双眼，似懂非懂地旁观了红卫兵的文革闯将的惊人之举。
1968年是知青大规模上山下乡的元年，红卫兵按照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听从伟大领袖的号召，分赴各地边疆农村，转换身份由具有城市居民户籍的革命小将，文革的闯将，转变为没有城市户籍，接受“再教育”的对象，成为被教育和被改造者。而也就在同一年，七零届升入了中学。他们的升学与文革前和文革后的小升初完全不同，没有考试，没有选拔，没有分等分层，完全是“大拨轰”，即按照家庭住址就近升入附近的中学。你有幸住在北京四中附近，你就可以成为四中的学生；而你不幸住在一些“分配学校”如西城区的安德路中学、东城区的二十三中、地安门中学等的附近，你就进入这类学校。但在当时，几乎没有人对此十分介意，因为无论进入哪所中学，都没有正常的学习生活等着你。而你无论在学校学习得怎样，未来毕业时似乎还是要步老三届的后尘，到“广阔天地”去“滚一身泥巴，磨一手老茧，炼一颗红心”。此外，在整个1968年和1969年的上半年，文化课的学习非常不正常，断断续续，知识学习的时间难以保证，内容也非常不规范。大量的上课时间被用于军训、学工劳动、学农劳动、战备劳动和“大批判”等等。学校的功能似乎主要是在于把这些半大的孩子圈起来，不使他们流落到社会上去游荡而已。
然而事情最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969年4月，当老三届几乎全体被遣送边疆、农村，离开了北京等大中城市之后，中共九大召开了。这标志着文革第一阶段的无政府状态的结束。新的党和国家管理体制与治理机制已经建立起来。国家将从此逐步走入正常运转的状态中了（这种转变由于翌年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林彪、陈伯达问题的发生而被推迟了，最终于1975年第四届人大的召开才算最终得到解决的）。以此为开端，全国各项生产事业和居民生活都逐步走入正轨。对于七零届说来，从这一年的秋季学期开始，文化课的学习逐步走入正轨。尽管这个阶段，他们仍然要参加劳动、大批判等等与学习相关度很低的活动，但毕竟可以坐下来学习了。
但是这种相对正规的文化课学习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到了1970年的6月份，春节学期尚未结束时，他们就迎来了（部分的）毕业分配。由于社会生活逐步恢复稳定，城市中的机关事业单位和工交财贸厂矿企业亟需补充新的工人，所以有关领导部门决定在他们还有半年才到达学习期限的结束时，就从他们中间招收工人。这样，一部分同学就提前离开学校，走上了工作岗位。他们没有步他们的兄长——老三届的后尘，走上山下乡的道路，而是留在了北京城市当中，保留了城市户口，有了工作单位，成为了那个时代令人羡慕的一群。到了当年年低，另一部分年中没有分配的同学也大部分分配留城，当了工人。由于他们中的绝大部分（>95%）都留城分配了，以至于后来很多人都以为，这一届学生全部留城了。其实也还是有一下部分（<5%）被分配插队，当了知青。但即便如此，插队的地点也从“广阔天地”改为了京郊农村。
这一届学生的命运可以说是唯一的。在他们之后的各“届”，已经有了升读高中的机会，也仍然有相当部分需要上山下乡。而他们这是唯一“没有人”上山下乡的一届。
没有上山下乡，在那个年代可以算得上是一种极其幸运的事。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之后的命运也就沦于平庸和乏味。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从学徒工干起，经历了出师、定级后过上了小日子。上班下班，吃饭睡觉。身着令同龄人羡慕的劳动布工装，在风雨难及的厂房中，隆隆作响的机器旁进行操作。工间在单位食堂吃饭，下班后到单位浴室沐浴。星期天可以逛街购物，看电影，溜公园，郊游野餐好不自在。到了1970年代中后期，他们纷纷恋爱结婚，生儿育女，生活虽然清苦，但在普遍贫穷的时代，也算得上安逸自在。
1976年10月，以“四人帮”被粉碎为标志，文革结束了。整个国家和青年人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老三届回城了，他们之后的各“届”也逐渐成长起来了。令无数青年人转变命运的时刻在第二年到来了。这就是恢复高考。但是人们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形容高考竞争的激烈与残酷。这的确是真实的写照。这场命运之争中，老三届凭借文革前接受过系统的、正规的中等教育的“本钱”，七一届以及之后各届凭借1971年之后接受高中教育的底气纷纷上场，一试身手，都大有斩获，尤其是老三届，他们曾经是叱咤风云的红卫兵闯将，曾经是广阔天地中战天斗地的斗士，其时在高考中也是如鱼得水，跨入大学校门，成为天之骄子。毕业之后，乘改革开放的东风，在各条战线大显身手，再次成为社会精英。他们为自己这一代人创造出令人瞩目的骄人业绩，成为了新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具有传奇色彩的一代。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在半个世纪之后，仍然令后人所津津乐道。
与之成为鲜明对照的，七零届对于高考的反应可以用麻木二字形容。他们名义上是初中毕业，参加高考还隔着高中阶段的学习；实际上，他们在中学里所学甚少，再加上读书无用论等的干扰影响，很多人无心向学，所以实际上他们的知识水平根本打不到初中程度。直到今天，他们中的很多人还声称，自己实际只有小学五年级水平。这是因为1966年5月文革爆发之际，他们正好是小学五年级学生。在那以前所接受的教育是正规的，系统的。机会只钟情于有准备之人，这句话对于听到恢复高考消息的七零届们是再恰当不过了。本人至今难以忘记的是1977年夏天某日，本人经人介绍，前去拜访北京二十六中的传奇数学教师卞学诗先生，目的是想拜他为师，学习中学数学，以便“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补回来”。当说明来意后，卞先生听说我是七零届学生，露出了一脸不屑的神情，只说了一句“谁让他们（指我们）赶上了那个‘好’时候了呢”。当时的气氛十分尴尬。后来还是卞夫人给了个下台阶，说“要不我教你吧”。但之后她也没有履行承诺。对于七零届的大多数人说来，高考恢复于他们是不相关的事情。他们所能做的只有旁观，就如同1966年他们对于红卫兵的造反行动进行旁观一般。1966年的旁观是由于年龄太小，而这一次的旁观则是由于实力不逮。也有少数人抱着“有枣没枣，先打它三杆子”的心态报名参加了考试。名落孙山的结局是注定了的。
在这之后，改革开放的事业在中国大地上轰轰烈烈地展开了。随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与完善，七零届们原先的安逸生活被彻底打破了。他们中的许多人经历了下岗、再就业难、低收入、边缘化。由于没有经历老三届那般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历练，他们中的许多人克服困难，开创事业的心理和能力都不足，所以之后在改革开放的大浪中随波逐流。有些人落入了“四零五零”的困境中，有些人幸运地熬到了退休。今天，许多人凭借着微薄的养老金“安”度晚年。他们曾经高唱过“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他们现在已经“交班”了。但可能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究竟为共产主义事业作了那些贡献呢？他们唯一的安慰就只有子辈和孙辈的“有出息”了。
五十年弹指瞬间。现在功成名就的老三届们自己有足够的自我吹嘘的资本。他们的后来人们也对他们深感尊崇。而七零届几乎无人提起。已经被除了他们自己以外的前辈与后辈所彻底淡忘了。老三届是多年以来学术研究与文艺创作的主题。一些学者通过研究红卫兵和知青而扬名中外，如米鹤都、刘小萌、定宜庄、秦晖、潘鸣啸（法国人）、印红标、伯恩斯坦（美国人）等；许多文学艺术家通过描写和演绎红卫兵和知青而成为家喻户晓的名人如张抗抗、叶辛、梁晓声、邓贤等等。而七零届呢？有人研究他们吗？几乎没有；有人描写和演绎他们吗？几乎没有。就本人所知，仅有北京作家刘一达写作过小说《老墙根》。他本人是七零届，小说描述七零届在校学习和分配工作的情景还是比较真实的。但对于改革开放后书中的人物的命运的描写就显得十分虚假，有明显的生编硬造的痕迹。小说的影响力不高。估计除了像本人这样的七零届中人外，其他人是没兴趣读它的，更遑论被它所感动。有关信息显示，这部小说后来还被改编成剧本，拍摄成了电视剧。其名称为《世纪七零届》。主演都是名角有张铁林、斯琴高娃、李成儒等，但至今也没有被公开播映。这充分说明它是一部失败的制作，即使有名角加盟也依然无法获得市场的认可。原因很简单，它的人物形象难以打动今日的观众。写到此处“乏善可陈”这四个字再一次浮现在本人心头。
他人可以忘却，可以忽视，但作为七零届的一员，本人实在是难以忘记我们这一代，这一“届”所经历的一切。我们这一代是文革时代动荡的无辜受害者。是改革开放的牺牲品与垫脚石。改革开放事业如同其他任何事业一样，也要付出成本与代价，而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就是这种成本与代价的构成部分。我们这一代没有做出轰轰烈烈的事情，取得值得夸耀的业绩。但我们的确年轻过，幻想憧憬过。我们的理想与憧憬已经和正在被我们的后代所化为现实。为此我们可以聊以自我慰藉。现在我们已过耳顺之年，应该以良好的心态，过好每年，每月，每天，去享受越来越美好的未来。
当然，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七零届也并非铁板一块，也有少数幸运儿考上了大学，负笈海外，下海经商成功，走上顺畅仕途等等。本人也有幸忝列这批“成功者”之列。我们这些人当然不应该忘本，不应该在情感上自外于我们这个群体。我们应该时刻牢记我曾经是，也永远是七零届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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