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13日，合肥市委副书记、市长凌云在《学习时报》撰文“倾城之恋——一座城市与一所大学半个世纪的情缘”（凌云市长文章：倾城之恋----一座城市与一所大学半个世纪的情缘），写出了作者对一座城市与城中一所大学关系的认知。回望50年前，建校仅十一年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科大)被迫下迁，四处寻找安身之所，无人收留，真可谓凄惨。现如今，凌市长以一种轻快的笔调，对科大多加褒扬，令我这样一位在科大学习、工作、生活六十多年的老科大人，随母校由北京下迁合肥的亲历者，当年的“臭老九”思绪万千，五味杂陈。些许欣慰，些许荣耀，但也勾起了当年的悲惨记忆。
凌市长文中有的地方的描述与历史不符，或与亊实出入较大，我作为一位亲历者仅指出以下五点，供市长参考，与市长商榷。
1、“一座城市，一所大学，风雨携手五十载。合肥，把倾城之爱给了这所大学。”
在1970年的文革非常时期，当时执行极“左”路线的党中央将教育系统定性为“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师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史称“两个基本估计”)因此，全国的大学师生成为被批判和改造的对象。而当时接管科大的安徽省工军宣队更是左上加左，视科大为反革命窝，将刚下迁安徽的科大师生当作敌人，以“反搬迁”为突破口，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根本谈不上和科大能有“倾城之恋”。这是60后的人们没有体验和很难理解的。但那是科大人永远无法弥合的伤口。
在此，我简单回顾一下科大下迁的历史。
1969年底，科大被迫离京疏散搬迁。先下迁到安庆马山党校。当时的马山党校，只有一栋仅能容纳300 人的三层小楼里。该小楼位于郊外的一个小山上，没有公路与外面相连，交通很不便利，总共只有七、八十个房间与一个小食堂，而且自来水不通，生活用水要越过一条沟到对面的山上去挑。房子门窗在“文革”的武斗中被全部拆除，有的用砖石堵死。[1]先期到达安庆的四位革委会常委毅然回京，准备向科学院和科大军工宣队领导反映在安庆疏散搬迁的困难，此事后来称为“四常委回京”，被安徽省领导定为“反革命事件”。
1970年1月国务院科教组长刘西尧指示科学院领导和科大领导到合肥，与安徽省领导办理科大移交手续。得知上述消息后，有29位学生从安庆赶赴合肥，其中一位是合肥人，回家了。其余28人赶到合肥火车站，等北京来的领导，希望北京来的领导先去安庆看看办学条件，再办理移交手续。但学生并未接到北京来的领导。因为火车在水家湖站紧急停车，安徽省革委把北京来的领导用汽车接到合肥了。此事后来称为“２８个半合肥之行”，也被安徽省领导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详见朱柏生的“不堪回首的安徽”。[2]
获知安庆确实接纳不下科大这一情况后，时任安徽省革委会主任的李德生这才决定科大改迁合肥，并将合肥师范学院(现科大东区)和银行干校(现科大北区)划给科大。
科大只有少数骨干在合肥参加“彻底揭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阶级斗争盖子学习班”，绝大部分师生被分散到淮南煤矿、马鞍山钢铁厂、铜陵、白湖农场、寿县农场等地参加劳动，接受再教育。这种跨地市，跨行业 ，跨部门的安排，只有安徽省领导直接出手才能完成如此精心的调配。把科大师生分得四分五裂，七零八落，目的是为了便于整肃。以物理系为例，6421班、6422班60名学生与部分物教老师共约100人分到淮南煤矿谢三矿。6521班、6522班共80名学生与部分技术物理教师共约100人分到淮南煤矿李一矿。6523班地球物理专业37名学生与部分地球物理教研室教师分到淮南矿务局机修厂。6423班生物物理专业 26人和6424班地球物理专业 26人，加上部分生物物理教研室老师共约70人分到淮南新庄孜煤矿。分散得何等精细。
安徽省领导对科大师生如此精心的安排，正好证实了淮南煤矿工宣队领导多次在大会上讲的，安徽省领导的布署就是让强大的工人阶级包围你们，改造你们，如果不老实就发动矿工开大会批斗你们。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64级物理系的一名同学就受到谢三矿工人的批斗，又坐飞机、又打嘴巴。
安徽省工宣队队长李东林从合肥多次来到淮南煤矿，马鞍山钢铁厂等地，对科大师生训话。李队长有三句名言。一句是“下迁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谁反对下迁，谁就是反对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另一句是“谁不斗，就斗谁！” 第三句是：“告诉你们，这里是安徽，不是北京！”。[3]
李东林队长多次来到淮南谢三矿坐镇，要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安徽省工军宣队采取背靠背相互揭发，无限上纲，随意隔离审查，逼供信等手段，在师生中大抓反革命小集团，弄得科大师生生活在恐怖之中。物理系642成为科大的重灾区。6422班 30名学生中有两人(闫宝根和郭宝林)自杀。
化学系师生分到马鞍山钢铁厂。时任65级放化班主任的5808刘清亮回忆，65级化学系学生陈孝君曾对他说：“把同学斗得太残酷了！我们甚至出现过寻死的念头。”陈孝君生前发表“我也是科大人” [4]一文，他写道：“我也是在马鞍山带着创伤逃离科大的。我还想写篇‘科大噩梦’，可我能力有限，不知从何处下笔。”
近代物理系师生被分到白湖农场，这原是个劳改农场。６５４４孙进和回忆，“２００名学生，１２０名受到牵连，８０名建立了档案，最后有组织处理结论的２３名。” [5] ６４４朱柏生回忆，“我们班有４０人左右被审查，三分之一左右的人被打成了‘反革命’。专案组第一次找我谈话说：‘念你一贯表现较好，一时误入歧途，初步决定判你１５年徒刑，第二次找我谈话，说有可能只判七年；第三次找我谈话，告诉我不判刑了，可能要留校管制劳动两年。’若干年后，我才听说，我们中科大的这批学生能够被从宽处理，还要多亏周恩来的恩准。” [2]
１９７０年的“一打三反”运动，安徽省搞得特别“左”，简直视科大为敌对势力。大批学生被打成“反革命”，几位师生含冤自杀。对此，北京留守的工军宣队和中科院工作组是有不同意见的，他们向中科院反映，当时中科院革委会主任刘西尧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在这个报告上批示：“科大的革命小将在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中学习游泳，他们还不会游泳，呛了几口水，现在是让他们自己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不是整他们的时候”，正是这个批示，挽救了科大学生。[2]
闫宝根、郭宝林、陈孝君、朱柏生、孙进和他们都是学生啊，还算不上“臭老九”，都被整得如此恐惧，可见当年科大刚下迁合肥时，科大师生，尤其是学生，被整得多惨。因为科大学生都是聪明才智一流，又善于独立思考的。很多学生对文革、对毛泽东、林彪、江青等都有自己的思考和看法，有时难免会一起小声议论几句，有的还在日记中记下自己的思考。这些行为本不犯法，是一个公民应有的正当权利。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可是大罪──能判１５年徒刑还不是大罪吗？他们当时都才二十三、四岁啊！今天写到这里时，我这八十老翁，还为他们揑一把汗，甚至忍不住流下眼泪……
1970年初以“反搬迁”运动开始，接着是“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和反对铺张浪费”)，随后又“抓五一六”，宋佩章说，科技大学是516分子的窝[6]，科大大抓“五一六”，结果虽然一个516分子也没抓出来，但是科大师生被整得夠惨。据统计，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短短五个月，科大下迁的2800名师生中，有7名学生和教工被逼自杀。[6]
当年安徽的党政领导和军工宣队领导“左”得出奇，科大师生刚到合肥时遭受的苦难，我们终生难忘，我们这些亲历者永远忘不了科大刚下迁合肥时的血和泪！
前面我回顾了科大师生刚下迁到合肥时遭受的苦难，绝不是算旧账，追责任。一则凌市长没经历过下迁，向她介绍一下科大下迁之悲惨，让她了解科大师生刚到合肥时遭受的苦难。另外，如实记下这段下迁的真实历史，也很有必要。我们垂垂老矣，趁经历者还在，尽可能地把科大下迁和“一打三反”运动的真实情况留给历史。如果现在不做，再过些年，当事者先后逝去，历史的真相就会被淹没。“不信青春唤不回，不容青史尽成灰。” 希望“青史成灰”者必是做孽之人！只有敢于记住历史、敢于正视历史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
2、“此时，安徽省委主要负责人力排众议，果断赶赴北京，力邀来皖。”
我不知道凌市长此说有何依据。据64级近代物理系学生朱柏生回忆，主管科学院的总理联络员刘西尧向李先念副总理汇报，科大到现在还没找到疏散的地方。正在汇报时，李先念的老部下李德生进来了，李德生时任安徽省革委会主任、十二军军长、政治局候补委员，李先念随口说：“小李，中科大没有地方搬迁，去你那里怎么样？”李德生答：“行啊！”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2]我在下迁时听到的小道消息，与朱柏生说的非常类似。
事实上，中科大搬到安徽，安徽省一点准备都没有。若说李德生力排众议，果断赶赴北京，力邀科大来皖，无法解释科大下迁怎么先安排到安庆，仅一幢破烂不堪的三层楼，怎能办一所大学？
科大刚下迁合肥，许多师生被整。短短五个月，有7名学生和教工被逼自杀。难道李德生力排众议，力邀科大来皖，就是为了整科大师生，改造科大师生？！
我们查阅了《李德生回忆录》，回忆录中找不到一句关于科大的话。如果当初他“力排众议，果断赶赴北京，力邀科大来皖”，为何回忆录中只字未提科大？实在太不可思议！
3、“每人每天省下一口粮，一定要让中国科大师生吃饱。”
不知此话凌市长引自何处？科大下迁，四处漂泊，无人收留，是安徽和合肥收留了我们，科大感恩安徽，感恩合肥。今年是科大下迁合肥50周年，几十年来科大人在合肥几乎是从零开始重建科大。同时也努力想为合肥争点光，以答谢合肥人民收留之恩。如果说，合肥人民“每人每天省下一口粮，一定要让中国科大师生吃饱。”此话也许有些过分。我们从北京下迁合肥，户口和粮油关系确实没有转到合肥，我本人的户口至今还在北京。但当年我们领的是北京工资和全国粮票，恐怕没有必要让合肥人民省给我们吃吧？！
4、“寒冷的冬天，在没有集中供暖的合肥，中国科大却拥有了安徽省第一条‘温暖专线’，享有专门开放暖气的待遇。”
科大人都知道，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科大学生宿舍能装上暖气，是管惟炎校长的功劳。
管惟炎校长故乡档案馆有篇文章“用诚心演绎多彩的人生角色──记低温物理学家管惟炎” [7]，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为了改善科大办学条件，他身先士卒，埋头苦干。上任没几天，他就满学校到处跑，亲自到学生宿舍,见到学生们蜷缩在宿舍瑟瑟发抖地上自习，他连臭气熏天、尿屎横流的学生楼的厕所都去了，都看了，他皱着眉头，什么也没说。没几天，厕所就整修了；没几天，学生宿舍全部装上了暖气,而后教学楼有了暖气，最后安装暖气的则是行政楼。那时，学生们见校长很容易。管惟炎住在学校，每到开饭时，他就会提着饭盆在食堂里和学生一起排队打饭，和学生们一起边吃边聊，征求同学们对食堂伙食的意见，对学校教学改革的意见。在管惟炎即将离开科技大学的那几天，许多教师、学生自发地赶来为他送行，他的住处依然是那间水泥地的小而简陋的房间，他的面庞依然那么和蔼可亲，只是苍老了很多，白头发也增加了许多……”
时隔三十多年，同在一城的安大和合工大至今还没安装暖气，合肥不会如此偏心吧？！
5、“‘是合肥的环境以及决策者的眼光，促进了量子通信的发展。’多个场合，‘量子之父’潘建伟都对合肥不吝赞美之词。”
我曾在科大物理系与郭光灿院士共事。郭光灿是科大第一个研究量子光学的，郭院士才是科大研究量子光学第一人，但也不能称郭光灿为“量子之父”。据我所知，世界上还没有人被称为“量子之父”，量子之父称号己沦为国内外学术界的笑柄！
称潘建伟为“量子之父”，类似于“厉害了我的国”，自吹自擂过了头，反倒自取其辱。建议凌市长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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