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1895年12月4日－1990年11月26日），字芝生，河南南阳唐河县人，中国哲学家、哲学史家。冯友兰出生在一个“诗礼人家”，家境殷富，极重教育。早期确立了新实在主义的哲学信仰，并把新实在主义同程朱理学的结合，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放弃其新理学体系，接受马克思主义。1912年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科班，1915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1919年赴美留学，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6年赴美任客座教授。1948年末至1949年初，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1952年后一直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由于冯友兰在文革中卑躬屈膝，阿谀权力，备受世人争议。
韩国总统朴谨惠在一篇文章中曾经写道：“在我最困难的时期，使我重新找回内心的平静的生命灯塔是中国著名学者冯友兰的著作《中国哲学史》”。
冯友兰是新理学的创始人和新儒家的开拓者。他最重要的三部哲学著作为《中国哲学史》《贞元六书》和《中国哲学史新编》，其中《贞元六书》又由六部哲学著作组成。这三部著作俱为鸿篇巨制，蔚为大观。民国时期，冯友兰就是饮誉海内外的著名哲学家，是近代中国以来泰斗级哲学大师。灿若群星的西南联大竟然被认为只有“三个教授”，冯友兰、陈寅恪各居其一，唐兰和刘文典合二为一。在西方学术界，他被认为是现代哲学史上“最先具备哲学史家资格的学者”，是西方人了解中国哲学的必经之路。对于许多西方人来说，冯友兰就是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就是冯友兰。冯友兰在学术界地位几乎无人匹敌，其高度至今难以超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作出了不朽业绩。但他在“文革”中的表现却遭人诟病，主要原因是他参与了“四人帮”组织的“梁效”写作班子，写下若干尊法反儒的文章和不少诗文，后来与受到“四人帮”重用的周一良、魏建功、林庚并称“四皓”(即四个须眉皆白的老头)。
冯友兰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工作态度有一个转变的过程。1948年底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追随蒋介石政权离开清华，维持学校教学工作由冯友兰承担。军管会接管学校后，冯友兰依然按旧时规则行事，一方面他对政治并不热心，要保持学术与政治的距离；另一方面是他的自负使然：即便是新政权，自己也该能用得上。
随着新旧交替冲突，冯友兰这位清华大管家深感力不从心、难以胜任，他逐一请辞一系列行政职务。新政府很快批准他的请辞，有人表示冯的思想“跟党不合”，要求他“反省自己的反动言行”。冯友兰似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1949年10月5日致信毛泽东，承认自己过去传授的是封建哲学，是为国民党服务的，要学习马克思主义，重写哲学史。毛泽东于10月13日回信，虽然欢迎冯友兰的表态，但也说：“像你这样的人……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
1952年9月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冯友兰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
从此，冯友兰陷入被反复批判的境地，随着此起彼伏的运动，他从开始批判自己到渐渐批判别人，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老运动员”
北京大学是“文革”重灾区，第一个贴出重磅大字报的正是北京大学造反派，著名造反派头头聂元梓时为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党总支书记。“文革”甫一爆发，冯友兰即被揪了出来，他被戴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反共老手”的帽子进行批斗。
随后，冯友兰便陷入不断被批判、交代中。1966年7月5日，他根据造反派要求，在哲学系作了长篇发言《自我揭发自我批判》，下旬红卫兵前来抄家，在他家门口贴上大字报，宣布他的“罪状”，封存了他的文物和书籍，冻结工资，夫妻俩每人每月发放12元生活费。
8月26日冯友兰再度被抄家，不仅拿走了他家几乎所有值钱物件和许多纪念品，同时只让老夫妻俩住一间房子，其余都被锁上。后来，他的居所一共住进了5家，入秋，由于御寒的衣服取不出来，他只好披着麻袋，顶着寒风去开批判会。除了批斗、写各种材料，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清扫街道。
此时冯友兰已年逾七旬，患有严重的前列腺肥大，小便不通，到医院去看病，由于“反动学术权威”的身份，医院不接收他住院治疗，他于1967年1月13日致信“北大哲学系某‘文革’小组组长”，汇报、陈述其病情。直到尿中毒，才于15日住进北京医院，但手术尚未做完，医院也被造反派夺权，他又被赶了出来，无奈之中，他只好拖着尿瓶子接受批斗。此后，经多方努力，3月份才做完第二次手术。
在一份北大革委会作战部编印的材料上写到：“冯友兰是一个几十年来一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老手。解放前，他是人民公敌蒋介石的御用哲学家和谋臣策士；解放后，他仍然贼心不死，念念不忘他已经失去了的天堂，一遇机会，便兴风作浪，煽动反革命复辟。……成了解放后学术界特别是哲学界的一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白旗。”接着又将冯友兰与刘少奇联系到了一起批判，说他因为“积极反共、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而得到了刘少奇的赏识”。就这样，冯友兰不断地被批判、交代、写材料。
从“文革”爆发到1968年5月，是全面武斗、夺权的混乱阶段，5月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原本是为制止这种混乱所采取的一项非常措施。动乱制造者实际是“文革”发动者，罪责却推给了“混进人民内部的阶级敌人”。“清队”意味着从胡揪蛮斗变成了有系统的政治迫害，出现大量冤假错案。
此时冯友兰已是73岁老人，他于8月底9月初被工宣队诓骗出去，对他实施隔离审查，开始了劳动改造。这说明对冯友兰的批判升级了。
在隔离审查期间，大教授们在“牛棚”里济济一堂，批判冯友兰时，除了“反动学术权威”和“反共老手”外，还一定要他承认自己是“反动学阀”。洪谦开始也跟着承认自己是“反动学阀”，但造反派却认为资格不够，只能是“反动学术权威”。冯定自报自己是“反动学术权威”又不够格，他只能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各种不同级别的“罪行”中，冯友兰是最重的。
出乎意料的是，这次审查的时间不长，两个月后的11月18日，他与翦伯赞一道被解除劳教，释放回家。据冯友兰自己说，这次优待得自领袖的“关照”，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不懂得唯心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翦伯赞是讲帝王将相的，我们要想知道一点帝王将相的事，也得去找他。这些人是有用的，对于知识分子，要尊重他们的人格。”这番讲话对冯友兰来说，无疑形同救命。
冯友兰没有死，而且是在领袖的“保护”下，他内心充满感激之情，解除劳教后，他按照工宣队指示致信毛泽东表达了感激之情，同时还以诗词表达了这种感情，写下《蝶恋花·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红日当空耀奇彩，照遍全球，开创新时代。五洲万国祝寿恺，长领革命向前迈。辜负期望十九载，反动路线，罪行深如海。承蒙教育今又再，追随正路永不怠。”之谦逊、之沉痛、之卑微和民国时代的冯友兰判若两人。信和诗作皆通过谢静宜转达给毛泽东，毛泽东向冯友兰表示问候。此后每逢事端，冯友兰都要以诗词赋颂，不论是非，如北大的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北大一周年，冯友兰表示“欢呼”：“千载文坛归正主，一年战斗树新风。白头深痛多前罪，也在工军化雨中。”
最令人侧目的是在毛泽东78岁寿辰之时，他写下《韶山颂》三十三首，其中最后一首写到：“曾以宏词作《天问》，又以革命作《天对》。旷世风流问对人，万岁万岁万万岁。”其语言之直白、格调之低，令人叹息，写《西南联合大学碑文》时冯友兰的神采荡然无存。毛泽东收到《韶山颂》后，托谢静宜向冯友兰表示感谢，冯激动不已，再作《七绝·感事》：“善救物者无弃物，善救人者无弃人。为有东风勤着力，朽株也要成绿荫。”冯友兰的这类诗词，连同《咏史二十五》合计写了百首左右。
与侥幸存活的冯友兰相比，翦伯赞无此幸运，因“刘少奇专案组”逼迫他交代刘少奇的叛徒材料，他实在交代不出，与夫人戴淑婉服下了超剂量西德产速可眠自杀。
据不完全统计，自“文革”开始到1968年底，北京大学仅自杀的老师就有：历史系教授汪籛；数学系讲师董怀允；英语系教授俞大絪；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程贤策；哲学系心理学教授沈乃章；化学系副主任、副教授卢锡锟夫妇，北大化学系器材室职员林芳；生物系教授陈同度；物理系教授饶毓泰；北大原党委书记崔雄崑；数学力学系教授董铁宝；历史系办公室主任吴伟能以及陈永和。
厕身“四皓”
实际上，1960年以后冯友兰的各类作品已不断出现为政治服务的倾向，到“文革”中晚期则达登峰造极。连续不断的批判，对这位中国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不能不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如果说“文革”之前的历次运动是对思想的清理、头脑的清洗，“文革”则意味着要对生命作出抉择。何去何从，冯友兰不会不知道其中的利害。冯友兰是以批判对象出现在新政权中的，一直持续到1968年劳教释放，达20年之久，谁能经受住长达十几年的批判？后来那些挖苦冯友兰的人，是否想过自己在接受批判的同时渴望过“解放”、渴望过“为国家”工作？这和冯友兰的区别并不很大。
“解除劳教”之后，冯友兰的待遇渐渐恢复，而林彪事件的出现更使“罪行深如海”的冯友兰派上大用场。
林彪事件发生，全国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到1973年后主要转向尊法批孔。冯友兰作为一名年近八旬的“老运动员”，他担心自己再次成为批判对象，他说：“我当时心里又紧张起来，觉得自己又要成为‘众矢之的’了。后来又想，我何必要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呢。要相信党，相信群众嘛，我和群众一同批孔批尊孔，这不就没有问题了嘛。”正是此种心态的支配，他主动写了两篇发言稿，分别为《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和《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斗争》，先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毛泽东读到这两篇文章后表示了支持，《光明日报》于1973年12月3日、4日连续两天进行转载，并配发了编者按。正是这两篇文章，使冯友兰成为那个时代的“宠儿”，一个新人形象冉冉升起。冯友兰的文章完全违背自己的学术取向，一代大儒，却带头口诛笔伐，动摇自己学术的根基，这种文化景观，亘古未有，“文革”中却屡见不鲜。
北大和清华于1973年10月成立研究小组，后改为大批判组，这就是著名“梁效”的来历。大批判组成立后还邀请了一些著名教授参加活动，其中冯友兰名望最高，此外还有周一良、魏建功、林庚、杨荣国等。冯友兰被安排为“顾问”，主要工作是查找典籍，核对材料，注释成语典故。这对其他人来说自然是“梁效”写作班子成员了。其实冯友兰又何尝摸得清中国政治的真实方向？
此后，他又写出了一系列尊法反儒文章，并在上述两篇文章基础上写成七万字的《论孔丘》，毛泽东不仅亲阅该著，还对冯友兰的表现再次进行肯定。
由于冯友兰不断受到领袖关注，又成为“梁效”的顾问，一些相关活动亦经常通知他参加。1974年6月12日，他参加了一次有许多中央领导参加的会议，会议由江青主持，主要内容是要求加强尊法反孔，冯友兰高度近视，他只知道大概有哪些人参加了会议，王洪文、叶剑英、江青进行了发言。会议快结束时，谢静宜通知他外出开会。
开始，会议弄得很神秘，到达目的地后才知道是参观天津小靳庄，并规定与会者不准写信、不准打电话、不准上街。到天津第二天上午，江青、王曼恬还和冯友兰等人聊天，谁知下午，冯友兰丹毒病发作住进了医院。
住院期间，他知道小靳庄的农民也用写诗的方法批儒，于是信口做了几首，护士记录下来，后来越做越多，《光明日报》集中于9月14日刊发，这就是《咏史二十五首》的来历。其中第十一首写到：“破碎山河复一统，寒门庶族胜豪宗。则天敢于做皇帝，亘古反儒女英雄。”由于诗的内容歌颂了武则天，在“文革”结束后受到强烈谴责。冯友兰辩解到：“我当时认为，武则天做皇帝这一个行为，是和儒家的三纲、五伦条条都违反的。若说反儒，她应该最彻底的。我不知道江青有做女皇的企图，我之所以不知道，因为我向来不信小道消息，我坐在书房也听不到多少小道消息。”想来，冯友兰未必知道江青到底有何盘算，但就这首诗而言，也很难说没有刻意奉承的成分，其中第一句“破碎山河复一统”也不尽合史实。他最后一首中“昨非今是能回首，深谢耆年带路人”两句也被指责为是吹捧江青的。他对此亦进行了辩解。
不论江青是不是做过女皇梦，也不论冯友兰是否知道这些，这段时期的冯友兰和江青、“梁效”之间关系比较密切，风骨尽失，大约是没有什么疑义的。
1976年唐山地震后，8月4日晚10点多，江青在周培源、迟群等陪同下，亲往地震棚看望冯友兰，江青前脚离开，北大党委会即安排冯写一个感想，冯友兰于第二天写了两首诗。临近月底的25日晚，江青又托北大党委徐雅民通知冯友兰去看露天电影，这时冯友兰已经是81岁高龄的老人，他怕夜里受风寒，没有去。结果第二天江青又安排人把他接到清华，并且告诉他，说看电影是为了防震。这些场面被拍成照片，成为冯友兰与“四人帮”亲近的证据。
随着“四人帮”倒台，冯友兰在批林批孔中的卖力表现遭到多方指责，他再度被打入另册，成为别人笔下的“四皓”之首：“贞元三策记当年，又见西宫侍讲筵。莫信批儒反戈击，栖栖南子是心传。”
冯氏心路探微
冯友兰的哲学贡献主要在学理上，他将中国传统学术予以了现代化梳理，纳入了现代哲学体系的架构中，我们现在看到的各种版本中国哲学史，不论采用哪种观念，结构上基本是冯友兰的。
也正因为冯友兰哲学的学理化，导致他的身份认同发生了微妙变化。传统中国的思想家、哲学家俱为士子，是要出将入相的，犹能表明心志的是张载的“西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后人对张载的评价则为：“命世之宏才，旷古之绝识”，达到了修齐治平的最高境界。他们要把皇权纳入道统之内，其核心在于一个“立”字。随着中国文化的学理化，传统的士大夫变身为职业化知识分子，驾驭权力的能力自然式微。这不只是冯友兰的变化，也是世事之变的必然结果。
冯友兰自撰一副著名对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其中一个“辅”字，道尽冯氏心志，儒家入世精神毕露，这与张载在精神上如出一辙，气象和格局却不免小了许多。在此精神指导下，中国短短几十年里政权两次重大更叠，冯友兰都积极厕身其间，当他积极维护国民政府的时候遭到激进主义的攻讦；热情听命“文革”调遣的时候又遭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的诟病。但我以为，这与冯友兰的品质无关，而与他的文化气度有关，冯友兰的文化选择，恰恰是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无法逃避的选择，由于心灵无所庇护，在治世，儒家知识分子尚可以辅佐天下为使命，但逢乱世，儒家知识分子的下场十分悲惨。冯友兰尤其无法想到的是，他遭遇到一个根本不需要知识、并且强烈诋毁知识的时代。
不是因为他是冯友兰或者是周一良才会去做梁效、罗思鼎，而是不论当权者将这个机会赐予谁，绝大多数都不敢辱使命。冯、周都处于文化的高端，因而显得显眼，那些一会儿被打倒、一会儿又被“解放”的，仅仅因为身处低端，且基数庞大、不引人注目罢了，但性质上与冯友兰毫无区别。芸芸大众，不论相互之间如何不服气，其实没有几个是叛逆者，只不过是有没有机会听命和听命程度大小而已，真正的叛逆者往往不存在于这批知识分子中间，而是诸如林昭、张志新、顾准这样的人。
更有意味的是，这批精神上的“反叛者”多数来自体制内和接受体制教育的年轻人，而不在体制外。当他们发现现实政治与最初理想距离越来越远的时候，便义无反顾地冲杀出来——虽然这也是极少数人。对于更多的非党知识分子却非如此，王朝更替在中国、在这些通古达今的知识分子眼中，实在是件稀疏平常的事情，因而，他们更多的是归化心态，以为自己在新政权下还会一如既往地工作、生活，甚至更好。
从冯友兰的履历中，可以看出他强烈的使命感和入世意识，这既取决于自己的性格和志向，又必须有相适应的学术能力作为保障，最终也吻合于儒家知识分子的内在规定上，冯友兰的学问是儒家的，气质也是儒家的，他的演进线路，自然就是“修齐治平”的路数。
不能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直接引申出现代意义，只能在世界文化中反求诸己，首先以文化的多元化保全中国文化传统，并在多元文化体系中光大中国传统文化，也只有在多元的文化体系中，中国传统文化才会散发其独特的魅力。回顾历史，我们幸有冯友兰、梁漱溟、金岳霖、熊十力、陈寅恪诸位先贤的开辟，为我们保留下丰富而多情的中国文化血脉，若认真加以继承、弘扬，中国文化之勃兴可待矣。
“文革”后的反省
“文革”后的冯友兰承认，他在“文革”中的一些思想“不是立其诚，而是哗众取宠了”。“有了这种思想，我之所以走了一段极左路线，也就是自己犯了错误，不能说全是上当受骗了。”可算诚恳。回顾冯友兰的言行不难发现，他的批判、迎合，多来自思想方面，且始终以自我批判为主，“文革”初期也奉命写了一些别人的材料，总体上没超出那个时代大部分人的所作所为，曲折中，还是小心翼翼维护着做人的底线。但《三松堂全集》对这些批判文稿无一收录，倘若能看到这些材料，即可了解当时的政治生态，想来也是相当有趣的。想起他在1949年对周恩来说的话：能够远离政治就好一些。最终，他不仅介入，如此介入方式，介入如此之深，果真是心甘情愿？
所幸，冯友兰最终还是还原了书生本色，在生命最后十年、85岁高龄、近乎失明的情况下，重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全七卷。尤有意思的是，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前六卷，却不再出版第七卷，而收入《三松堂全集》的第七卷亦删掉了第七十七章的后三节：在这三节里，冯友兰指出极“左”的“社会主义”是一种“空想”，发动“文革”的行为则是“荒谬”。
1990年11月26日，冯友兰以95岁高龄谢世，给我们留下煌煌十四卷并不齐全的《三松堂全集》和浮沉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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