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０年３月我从北京大学毕业，被分配到陕西省商南县。到商南县革委会安置办公室报到后，我们被县革委会“借用”，到商南县公安机关军管组帮忙搞“一打三反”专案。“一打三反”的全称是“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发动这个运动的根据是１９７０年中共中央发出的三个文件：《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
这个运动是文化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１９６６年６月开始，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运动，清理阶级队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造反派和红卫兵气势已尽。各级“红色政权”即革命委员会已经成立和巩固，对一些重要部门实行军事管制。当局也就是当权派终于腾出手来镇压社会上的反对力量或疑似反对力量，扫荡一切民间的异议思想。说是“一打三反”，其实只有“一打”，即打击反革命，也就是镇压政治犯、思想犯。其残酷和血腥，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不相上下。要否定文化革命，必须否定“一打三反”运动。
根据“历代商南大事记”，商南县的“一打三反”运动开始于１９７０年３月，结束于１９７１年３月，历时一年。运动中全县揪出“九种人”７４６名，有２７１９名农村基层干部受到触及。被定为历史反革命５人，现行反革命１０人，运动中发生自杀事件４１起，死亡２８人。“大事记”还说，１９７１年６月，县革委会对“一打三反”运动揭发出来的人和事进行落实政策，对１９５人进行定案处理。其中：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１３３人，按敌我矛盾处理６２人，补订地主、富农７８户。（“九种人”即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分子、地主、富农、资本家、坏分子、右派分子。）
以上对商南县“一打三反”运动的叙述，是避重就轻、轻描淡写。只提及“九种人”、“农村基层干部”，只用“揪出”、“触及”这种含糊的字眼；只提及“自杀”、“死亡”。即使如此，也可见运动打击面之广。商南是个山区小县。１９７０年的人口大约是１６万，估计成年人大约９万。“揪出”大约百分之一的成年人，“触及”大约百分之三的成年人。“大事记”最刺眼的是最后的光明尾巴：“落实政策”。上级制定的政策总是正确的，只是下级执行时出了偏差。这是最虚伪的说词。这个《１９８４》式的“新话”，从文化革命开始，至今还在使用。１９７０年３月至８月，我在商南县公安机关军管组帮忙搞“一打三反”专案。据我所知，运动中许多人被随意逮捕、判刑，甚至被处决。这是“历代商南大事记”刻意回避的事实。
一、运动特征
概括起来，这个“一打三反”运动有如下特征：
⒈由县军管组主导
商南县军管组的全称是“商南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组”。“公安机关”是对原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的统称。这个三合一的县军管组负责立案，办案，定案，处置。没有检察院的起诉，没有法院的审判，公安局包办一切。县军管组的负责人是个现役军人、连级干部韩学军。大家叫他老韩。老韩是个三、四十岁的大老粗，至多有初中文化水平，连文件都念不通顺，根本没有法律知识。军管组有临时抽调的几十人，杂七杂八，原来干什么的都有，只要是被认为政治上可靠、有一点文化就行。
⒉群众运动（运动群众）
运动期间，生产大队就可以抓人，押送到人民公社。只要公社革委会同意，就可以押送到县军管组，投入县看守所，关押起来。所以，看守所人满为患。是谁赋予生产大队、人民公社这种抓人、押送人到县军管组的权力？只能是县军管组。与其说是群众运动，不如说是运动群众。
⒊宁左勿右，宁重勿轻
在立案、办案、定案、处置过程中，宁左勿右，宁重勿轻，以扩大运动成果。杀人越多，判刑的人越重越多，抓捕的人越多，成果就越大。
⒋草菅人命
宁左勿右、宁重勿轻的极端就是草菅人命。中央文件规定，杀人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报中央备案。到了后来，听说中央要收回杀人批准权。县军管组的人说，得赶快杀，不然就来不及了。
立案、办案、定案这个流程的最后步骤是县革委常委会讨论，结果上报陕西省。“三结合”（即“军、干、群”结合）的县革委常委会由军人即县武装部部长、政委，被解放的干部，以及群众代表组成，大致上总人数１５，各方占三分之一。定案讨论的情况大体如下：县军管组办案人员汇报案情；“军”方首先唱高调，提议定重罪；“干”方温和一些，在肯定“军”方意见的基础上减轻一点；“群”方则没有自己独立的看法，只是表示同意。如果“军”方坚持己见，则无人敢不同意。最后，众人附和，得出最后的结果。
二、我所知道的案件
下面是我知道而且现在记得的一些案件，发生时间仅限于１９７０年３月至８月我在商南县军管组帮忙搞专案期间。
⒈最血腥的案件
到县军管组不久，我们被安排参观设在县革委会的“商洛地区‘一打三反’运动成果展览”。“刘总师反革命暴乱集团”是展览的特大案件。这个“刘总师”案发生在商洛地区的镇安县以及相邻的安康地区安康、旬阳县。本来，文化革命中这些地区有一个群众组织叫做“六总”。为了方便杜撰罪名，在办案过程中把它的名称变成“刘总”，意为“刘少奇总司令部”。再凭空加上“司”，成为“刘总司”。再把“司”强行变成“师”，最后成为“刘总师”，意为“刘少奇总司令部的一个师”。简直就和变戏法一般。通过残酷的刑讯逼供、屈打成招，把这个群众组织打成一个反革命暴乱集团。共有２９人被判处死刑。展览会上有巨幅的临刑照片，场面非常恐怖。据后来的揭露，办案过程中还打死、逼死５３人。其他受害人不计其数。镇压“刘总师”当时被作为“一打三反”的重大成果大肆宣传，轰动全地区，全省。１９８２年陕西省委“平反”“刘总师”冤案。这已经是１２年后的事了。
在运动开头的半年内，商南县有两人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两人都是公社社员。家庭成份都是贫农。第一名叫聂进福，是２０多岁不到３０岁的男青年，试马公社人，陕西武功农校肄业生。被搜查出写有“反动日记”，“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聂进福不服死刑判决，说“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都没有判死刑，为什么判他死刑？军管组的回答是：处理“三家村”是中央的事，与你无关。聂进福被处决后，他的叔叔到县城附近的刑场收尸遭到阻拦，第二天才用架子车一步一步翻山越岭把尸体拉回１０多公里远的老家埋葬。第二名叫党广林，４０多岁的单身汉，赵川公社人。“恶毒攻击”言论是：毛主席好个逼，叫人饿肚子。刘少奇好，分自留地，有饭吃。党广林接受死刑判决，说：我骂毛主席，该死。党广林被处决后无亲属收尸，县军管组只好叫人掩埋尸体。
⒉了解得最详细的案件
吴圣章，４０多岁的中年男人，家庭成份地主，湘河公社社员。吴圣章１９４９年以前在西安市大兴善寺佛学院学习佛学。吴圣章是佛教徒，与世无争，平日很少与别人来往。吴圣章算是有文化的人，在家有空闲时写诗作文，大部份有关佛教。写完把本子往挂在走廊的一个篮子里一扔，从不给别人看。“一打三反”运动来了，被怀疑上了。民兵从他家里搜查出诗词本，挖掘罪证。
“莫笑地主无政权，无地无权自清闲。六月苍蝇落汤客，无辜埋葬李海宾。”说的是地主分子李海宾被镇压的事。把这说成是地主分子发泄不满、为被镇压的同伙鸣冤叫屈，太容易了。吴圣章看见生产队的庄稼长得不好，写下“禾苗枯黄死，蓬蒿称霸王”。他的儿子因为家庭成份不好找不到对象，写下“为了成份难结婚”。这些都算是反动诗词，“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他写过一篇短文，把毛泽东思想比喻成老子的道德经、佛教的般若经。作为一个佛教徒，这些经在他心中都是神圣的。但是，他颂扬的本意被定性为“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由于他上过大兴善寺佛学院，被怀疑是从佛学院潜伏下来的特务，县军管组还专门派人到西安市去调查。调查没有得到证据，就称为“特嫌”。吴圣章家住离县城４０多公里的偏僻山村，连公路都不通，被押送到县军管组逮捕判罪。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伸到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无人可以逃脱。
在给吴圣章定罪的县革委常委会议上，县军管组办案人员汇报案情后，县武装部赖政委首先唱高调：吴圣章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应判处死刑。从省上来的下放干部王讯有不同看法，但他也不敢和“军”方唱反调。只听他先附和说：罪大恶极，死有余辜，那是肯定的。然后接着说：但是，是不是可以考虑留他一命，好挖出其他特务，这样成果会更大。很明显，王讯是要说无期徒刑。其他干部跟着说：是的，这样成果会更大。但是，赖政委不为所动，坚持要判处死刑。无人敢再表示不同意见。群众代表齐声附和说：杀！这个案件以死刑上报。省上批下１７年徒刑。吴圣章免了一死。但是，因为写了这些诗句，就被判１７年徒刑，也太冤枉了！
⒊最荒唐的案件
阮英武，２０多岁的男青年，家庭成份地主，城关镇人。因为有人揭发，阮英武对着墙上用红漆喷成的毛主席头像说：象狮子头。尽管他否认，还是以“恶毒攻击毛主席”罪被判处５年徒刑。
余导贵，５０多岁的中年人，男，家庭成份贫农，湘河公社社员，生产大队贫下中农协会主席。“一打三反”运动期间，余导贵在批判斗争大会上经常带领喊口号。有一次，把“拥护毛主席、打倒刘少奇！”喊成“拥护刘××、打倒毛××！”被扭送县军管组。他坚持说，他不是故意而只是一时糊涂喊错了。结果是教育释放，撤销贫协主席职位。
童老三，１６岁，男，中学生，湘河公社人。被少年同伴揭发，有污辱毛主席、江青的言论（恕不在此重复）。案发后外逃。被从宝鸡市姐姐家里抓捕回商南县。结果是教育释放。
一小学生，男，其它情况不详。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手持一支粉笔，遇到墙壁时，就把粉笔触墙，边走边画出一条齐胸高的白线，口中还念念有词“嗤嗤嗤……嗤嗤嗤……”，觉得这样很好玩。有的地方，白线从低处的毛主席语录和像上划过。小学生被当成反革命扭送县军管组。结果是：关押一段时间后，被释放回家。小孩认不得回家的路，军管组只好派人送他回家。
“叛国”案。姓名等情况不详。起因是买了一本中国地图册，被怀疑企图叛国。根据本人的口供，在地图上找路线，想从内蒙古偷越国境，逃往苏联。被扭送县军管组。处理结果不详。
“特务”案。龙窝公社有一个青年人，卧房里安有一个农村有线广播喇叭，有一个拉线开关可以控制喇叭的通断。这个小伙子手贱好动，闲来没事就躺在床上用手乱拉开关玩。因此，有线广播断断续续，有点象无线电发报机的嘀嗒声。这种声音被人听见，小伙子被当做特务扭送到公社。公社干部找到龙窝公社小学附设初中班的杨老师，问这样能不能发电报。杨老师是西安交大无线电系毕业生，听了之后差点笑死了。不用多说了，公社干部听了杨老师的回答，就把小伙子放了。唉，商南县少抓一个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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