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老兵读史
谷牧说：记得有一次中央开会，会议散会时江青说：谷牧留一下。我留下后，江青追问我为什么把30万吨乙烯工程放在大庆。我对她说：乙烯是以石油为原料的，把加工设备放在原材料产区，符合经济规律要求。但江青不讲理地说：我不懂也不管这些，我只问你是谁说的把乙烯工程放在大庆的。我对她说：我知道是谁说的，但不能告诉你。
但江青硬是无理地纠缠，逼我说出来是谁定的。这时华国锋慢步走来说：你们在吵什么?我向华国锋说明了原由，华一句话就把江青给支跑了，他说：这是毛主席定的。江青一听是毛主席定的，夹着皮包，一句话都没有说就走了。江青这个人完全不讲理。
谷牧谈“二月逆流”
当谈到“二月逆流”事件时，谷牧说，“二月逆流”事件，现在活着的人就剩下我一个了，当时的说法是：“三老四帅两帮凶”(三老指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四帅指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两个帮凶是指余秋里和我)。
谭震林文化水平低一些，但确实是一个硬汉子，那一次中央开会是总理主持的碰头会，上列9个人都参加了。当时大家对林彪和“四人帮”一伙的反党、反革命行为极端愤恨。谭震林气愤地说：很难得参加中央会议，既然参加了我就说几句，我恨我为什么活过65岁，使我看到现在这种乱糟糟的局面，今天把共产党搞成这个样子。
还有一句话更不能外传，就是他说：我后悔我为什么跟着毛主席闹革命。我不干了!我以后还要上山打游击去，我说话就算数。说完就拿起皮包要走。
这时周总理说话了：回来!不许走，今天会议上讲的话就到这个范围为止，一个字不能外传。当时徐向前元帅也怒不可遏，大力拍桌子(手都拍坏了)，说：蒯大富是个什么东西，一个反革命分子!到会的人都感到十分震动，当时周总理叫我作会议记录，这些话一个字都没有记上。
华国锋粉碎“四人帮”是冒着重大风险的
1972年，我由下放煤矿调回广东省委工作之后多次去北京开会。1977年秋，我调到国家计委、农林部工作，此间华国锋先后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总理等职务，因此接触较多。
1982年5月，我因病到北京医院住院。华国锋也在这里住院，因此在早晚散步时较多见面。我俩曾进行过一些简要的交谈。1999年3月9日上午，我亲自询问了华国锋当年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他详细向我介绍了当时的情况。
华国锋同志对“四人帮”的斗争是非常坚决的，是冒着重大风险的，这是他的优良政治品质的主要方面。他在政治、思想、理论上都有局限性，这也是他犯“两个凡是”错误的主要原因。但在中央工作会议和紧接着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所做的工作，他比较能发扬民主、接受大家对他的批评，这一点应该肯定。
当时，所有人的发言都照登简报，可以指名道姓地批评任何人，是较好发扬民主的一次会议。华国锋对于自己的“两个凡是”和其他问题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并接受大家的意见，态度是诚恳的。
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先后解决了为***事件彻底平反、为二月逆流事件受到冤屈的所有同志恢复名誉、为彭德怀平反、为陶铸平反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后来有一个时期，社会上有些书籍、报刊和个人讲话，根本不提华国锋的作用，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摘自《谷牧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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