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夏，上海，一起震惊全国的民国刺杀案发生了。事情经过并不复杂，但该案的背景却是牵涉到国际关系，又错综复杂，或者说离奇。那就是，在同一个地方同一时间，两拨刺客同时动手刺杀各自的目标对象，却都杀错了人。
1931年，7月24日上海《申报》载："财政部长宋子文偕机要秘书唐腴胪及侍卫6人，昨晨7时，由南京乘快车抵上海。宋等下车后步出月台，方入该大厅。过问讯处，在候车室门前，突有暴徒多名抽出手榴弹、盒子枪、手枪向宋猛射。宋之卫士亦拔枪还击，一时子弹横飞，烟雾弥漫，北站大厅忽变战场。当时正值旅客出站，闻声后四散惊走，秩序大乱。结果，宋氏以身幸免，秘书唐腴胪则身中3弹，于昨午11时30分因伤重殒命。"
此次行刺事件的内幕如何？
半个世纪以后，同此事有直接关系的王亚樵的胞弟王述樵，在他的回忆录中暴露内幕时却说，是孙科派马超俊到上海，商请王亚樵刺杀宋子文，经费由他负责；刺宋行动由王亚樵负责。。。负责刺宋的人员，南京有郑抱真、张慧中；上海有华克之（即张建良）。7月23日上午7时8分，宋子文下车时，华克之即嘱部下开枪。不意宋与秘书唐腴胪均着白西装，因分辨不清，误将唐腴胪击毙。
?此案似乎就此捅破窗户纸，尘埃落定。可是！
1981年，当时的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在他的《外交回忆录》中又说了另一个事件版本："那时，日本樱会军官集团的一些人在上海不断进行策动，想要在日华之间挑起事端。。。当时的驻华公使馆陆军武官辅佐官田中隆吉大尉也是其中的一员。因为我是他们策动的计划的障碍，所以他曾想要杀死我。田中大尉是想要在宋子文和我搭乘同一列车到达上海站，并肩走过来的时候，让他们开枪射击的。直接进行暗杀的人是当时上海恐怖团体青红帮。但是我们一行提前一步走出了车站，得以幸免于难。"
?重光葵还指出，在事情发生的当时，就有人觉察到这是日本军官的阴谋并且在日本做过报道，后来田中隆吉还亲自告诉他以详细情况。
两份回忆录在叙述同一历史事件时，出入如此之大，究竟哪个真实？此次暗杀的谋划者究竟是田中隆吉还是王亚樵？枪击的对象是重光葵还是宋子文？枪击的幕后牵线人是孙科还是日本军部？误击唐腴胪，是王亚樵的人还是田中隆吉的人？现在，有中、日双方的资料以及当时的政治博弈背景做参照，特别是对于唯一了解事实始末的郑抱真遗留资料的整理，来还原一下那年那岁。
?1931年春，日本军国主义者，制定了侵略的纲领性行动文件《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但是，日本的陆军谋略家认为，中国军队的数量远远超过日军，要是日军侵犯"满洲"，中国军队急速驰援，日方未必能讨到好处，因而必须开展谋略，箝制中国关内，特别是使南方的反日军队不能驰援。
为此，第二部特别派出土肥原贤二去华北，拉石友三反张学良，使他的军队不能回防，同时又将号称"魔法军人"的田中隆吉自华北调往上海日本总领事馆，密令他在上海挑起一场"有限战争"作为佯攻，策应陆军在"满洲"的行动。
?田中隆吉到上海，便通过"天剑党"（日军暗杀组织）的重藤千春宪兵大尉作助手，率领极右反华帮会"太平洋军团"成员秘密准备，拟在上海制造一起重大事件，挑起军事冲突。田中隆吉决定雇佣青帮流氓头子常遇清暗杀重光葵公使，然后栽诬中国，以刺激日本内阁批准出兵。
常遇清，青帮通字辈，在上海青帮史上，其可谓卖国最深时间最久远之人，在日本侵华前期和初期，到处可见其充作打手的身影。因其肥胖，外号‘二吨常’。
之所以要选重光葵作暗杀目标，是因为重光那时主张以经济渗透方式巩固扩大在华权益和影响，反对使用武力。此前，前任日本驻华公使佐分利贞男便是因为执行同一路线而被军部暗杀，现在无疑该轮到重光葵了。
?日本特务在上海、东北紧锣密鼓，策划阴谋，而中国此时却正在打内战。闹内讧。在年前的中原大战中，蒋介石打垮阎锡山、冯玉祥和桂系联军后，便张罗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企图借此巩固自己的统治。于是长期积集在国民党内部宁粤两大派之间的争权夺利斗争便以"约法之争"形式爆发了。
1930年11月12日，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通过了蒋介石提交的召开国民会议案。会上，无人敢于表示反对，只有当时任立法院长的粤系元老胡汉民起来激烈抨击蒋介石擅制约法，引起蒋介石的大不快。
?1931年2月28日晚。蒋介石以"宴请议事"为名，将胡汉民扣留，软禁于汤山。
于是，宁、粤两大派的矛盾立即激化。经过孙科的串连，粤派中央执委、监委纷纷提出辞职，离宁去粤。孙科、胡汉民的再造派，汪精卫的改组派、强山会议派，以及唐生智、唐绍仪、李烈钧、陈友仁等人都到了广州，形成反蒋大联合。在那里。他们又成立了一个与南京同样名称的"国民政府"，以汪精卫、孙科、古应芳为常委，汪精卫为主席，同蒋介石唱对台戏。这便是民国史上的‘宁汉分流’。
对此政治博弈，蒋介石欲杀胡汉民，以示报复，这一来急坏了胡汉民的亲家林焕庭。他邀李少川暗中疏通"暗杀大王"王亚樵，"干掉草头先生（蒋介石）"以解救胡汉民。孙科当然更希望如此，南京政府"断梁"，广州的"国民政府"便可取而代之，实是"胜利的捷径"，便暗中赠予20万元作为刺蒋的代价。王亚樵自1927年与蒋介石闹翻以来，一直耿耿于怀，便一口答应下来，接受了孙科的巨款。
石在庐山和南京两地轮流穿梭，王亚樵便在两地派人分别侦察。南京派去郑抱真，庐山由华克之负责侦察。郑抱真到南京住在警察局张凤桐家中，很快就探知蒋介石乘军舰去庐山，下榻太乙峰别墅，便赶回上海报告王亚樵。王亚樵当即决定派人送武器去庐山，准备在那里动手。
郑抱真把火腿挖空。将两支三号花口手枪及子弹塞进去，外面再以肉末和盐泥封死。毫无破绽。王亚樵将它交与妻子王亚瑛、表弟媳刘小莲二人带上庐山，交华克之使用。
王亚瑛、刘小莲把火腿送上山后，取出枪支埋在太乙峰前竹林中待用，随后将不能吃的火腿丢在附近。不料蒋介石的侍卫在巡逻中发现了丢弃的火腿，经检验又发现有铁锈与黄铜味，判断是有人用它夹带武器上山，乃引起警觉。
这一天，蒋介石到竹林中散步，担任狙击任务的杀手陈成拔出手枪准备射击。此时早有警惕的侍从们匆忙簇拥着蒋介石折返回去。陈成惟恐失去机会，连连扣动扳机。两发均未命中。霎时间，侍从们乱枪还击，陈成立即中弹身亡。
事后，由于寻不到证据，得不到口供，蒋介石吩咐不要登报张扬，把尸体掩埋了事。华克之撤退回来后，王亚樵安慰说："君子报仇，三年不晚。"但此时蒋介石已料到广州方面还会继续派遣刺客，加强了戒备，当时情势，事实上已很难下手。这又是一起民国著名刺杀案，即‘庐山刺蒋案’。
孙科领衔的广东反蒋派巴巴地望着好消息，但是过了许久仍不见动静。便又派与王亚樵私交较深的萧佛成（粤系国民党中监委）、马超俊前来联系，再次送来4万元。王亚樵据实以报。马超俊当即表示刺蒋不成，可改刺宋（子文）。以杀鸡儆猴。宋子文经常往来于宁、沪两地，抛头露面，易于得手。
王亚樵认为此计可行，当即在大华公寓召开骨干会议，秘密布置。
?当时。宋子文任行政院财政部长兼外交委员，家住在上海西摩路141号（今陕西北路369号，也是宋家老宅），每逢星期五自南京返上海渡假，下周星期一再去南京上班。郑抱真已探知他的行动规律。提议在上海北站趁旅客上下车混乱时机动手，然后施放烟幕撤退。
王亚樵同意这一计划，成立了南京与上海两个刺宋行动小组，南京仍由郑抱真负责（华克之也赶赴南京协助）；上海方面由王亚樵亲自指挥，每人各发手枪1支，子弹10发。王亚樵还指令郑抱真设法从日本浪人处购买烟幕弹1枚。备撤退之用。一切预备停当，两个刺宋小组分别在上海和南京等待时机。
郑抱真与虹口青帮中的日本浪人有秘密来往，因而便托人去购买所需烟幕弹。郑抱真将买到的烟幕弹交王亚樵后就去了南京。在南京，他买通了财政部的一名主办会计，这名会计每天都要当面向宋子文汇报外汇市场行情，宋子文每有行止都要向他打招呼，所以情报极准。
1931年7月22日。宋子文对该主办会计交待，接青岛电报知母亲病重，拟于当晚回沪打点。不日去青岛，所以一周之内停止办公。
郑抱真获情报后，立即给在上海的王亚樵发去密语快电。暗示宋去沪后及时动手。
郑抱真发完电报。刚刚回到住处，便遇到从上海专程来报告情况的手下。手下急切告知，他们从秘线得知。日本特务也有刺杀计划，田中隆吉准备在上海北站刺杀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然后嫁祸给王亚樵的"铁血除奸团"。
当时，日本对华外交事务，虽然在南京设有公使馆，但工作重心却在上海总领事馆，因此重光葵只是每周一次到南京公使馆例行巡事，按时往返，已成规律，他在南京和外交委员宋子文有很多来往。二人来往宁沪时间大体一致，经常同行。
日本特务安排常遇清的刺杀计划与王亚樵如出一辙。也是刺杀成功后施放烟幕弹撤退，不过会故意在站内外丢下武器及写有"斧头党"（王亚樵暗杀团队特有的标识）字样的未响炸弹，用以嫁祸王亚樵团队。
这一来，中国人就必须承担事端的责任，日本军方也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兴师问罪了。
郑抱真立刻感到问题严重。这事情太巧了，明天宋子文返沪，重光葵也返沪；明天王亚樵行刺宋子文，常玉清也行刺重光葵，如果王亚樵准时动手，那么就正好为常玉清刺杀重光葵作了掩护，并为日本特务的栽诬留了空隙，有口难辩。由此而引起中、日两国的武装冲突，王亚樵就会成为万世唾骂、洗刷不清的民族罪人。如果停止刺宋，则怕是箭在弦上，撤不出来了。急忙与华克之商量。
华克之主张立即拍发一份加急电报，暗示情况起了变化，郑抱真认为不妥：万一王亚樵未能及时批阅怎么办？（他在上海住处极秘密，所谓狡兔三窟）万一泄密怎么办？而且作为国士，应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才对！
两人商议到最后，郑抱真毅然决定，郑、华同时搭乘当晚快车，与宋子文、重光葵同车去沪，到达北站时，抢在宋子文与重光葵出车厢之前对空鸣枪。给宋子文与重光葵以信号，叫他们勿出车厢，以破坏常玉清的行刺计划，同时也通知王亚樵撤出战斗。至于刺宋，能成则成，不成则罢，事后再向王亚樵解释。无疑，这应该算是当时考虑最为妥当的紧急措施！
南京刺宋小组的人一致同意这一措施，郑抱真便去购票抢搭当夜快车。现在，王亚樵的‘南京组’倒是成了重光葵和宋子文的"护卫者"。
而在上海的王亚樵依然毫不知情，为了确保刺宋成功。他亲自率人把守北站月台，并派人到候车室堵截，还有策应者在车站外马路上接应，各守一段，各负其责。他当然没有料到还有什么帮派在打另外的主意。
就在王亚樵紧急指挥的同时，常玉清也率领人马来到现场作了部署。他在重光葵有可能进入的贵宾室门前配置两名化装杂役的刺客侍机而动；另外又在出口处作了重点布置。在那里，他安排两名做擦皮鞋生意的小瘪三监视列车，及时发出重光公使是否到站的信号，由两名化装旅店侍者，杂在群众中杀手按信号行刺。同时又在马路边沿铁栅栏处隐匿二人专司栽诬。一旦得手便悄悄丢下事先准备好的包裹，内藏一枚手榴弹并附一纸，上写"斧头党专炸日本人"。
火车到来前，常玉清特别交待给负责监视的人注意对象的特征，即重光葵历来都和宋子文并肩走出车站，在出口处和宋子文一起的人便是重光葵无疑，下手勿迟！当然，他同样不知道，他将要嫁祸的‘王亚樵’也在此时准备动手，更不会知道郑抱真的"紧急措施"，于是一场巧合的好戏"杀中杀"便等着开台。
重光葵和宋子文所乘的贵宾车厢，只有他2人和随员。重光葵带的是公使馆书记官。宋子文带了6名贴身卫士和极得信任的机要秘书唐腴胪。
鬼使神差，亦或是老天注定，每次重光葵与宋子文乘这班车回上海，都是在列车过真茹站后，列车员才把熟睡的贵宾唤醒，偏是在这一天，列车员鬼使神差，在比往常早得多的时间叫醒了重兴葵。这位公使大人美梦正甜，被扰醒后看看时间还早，便发起了官脾气，索兴穿好衣服来大骂特骂，愈骂愈气。每次他都是邀宋子文一齐下车，而这次，车刚停稳便顾自下了车，连招呼也不打径自走向出口，混在人群中走出月台。
车厢里的宋子文和唐腴胪后来走出了列车，常玉清方面的担负监视任务的小瘪三。一见宋子文与一个人并行，马上发出信号。
厢中待机的郑抱真、华克之眼见宋子文就要进入常玉清的狙击圈内。恍惚中，以为重光葵就在他身侧，感到形势危急，便不顾一切跳出车厢，对空鸣枪，以示警告。宋子文的卫士听到枪声便拔枪还击；王亚樵布置的人看到郑抱真的信号，还以为需要支援，便与卫士展开枪战，一时站内站外，子弹横飞。这就是王述樵记述中，华克之发出信号一说。
枪响一刹那，宋子文适在出口处。此时同他并肩走的机要秘书唐腴胪。他身披雨衣，手持日式黑色公文皮包，又与宋子文"肩并肩"，这在常玉清方面的刺客所接到的情况描述看来，无疑就是"重光公使"，遂发出‘ 目标已到 ’的信号，于是杂在人群中的常玉清刺客立即趁乱集中射击这位‘重光葵’。
唐腴胪连中3弹，倒在血泊中不醒人事。常玉清见已击中"目标"，便示意撤退，而此时华克之也已让手下掷出烟幕弹撤出战斗，无异于掩护了常玉清。常玉清还在乱中丢下事先备就的栽赃物，后来据报，在排除该物时还伤了三四人。
事后，宋子文自己谈的情况与实际情况大体一致。他说"尽管高而未受丝毫之伤，殊属不可思议"。他哪里知道，"醉翁之意"根本不在于他，而在历来同他肩并肩的人。他又说"予先曾屡得警告，谓广州方面将不利于予"，岂不知开枪的不只是"广州方面"，同时还有"友好公使"方面的人。
退出现场后，常玉清也不知道这次行动为什么会如此顺利。连个蛛丝马迹也未败露，待他见到了田中隆吉，才知道击中的是唐腴胪而根本不是重光葵。田中隆吉很生气，常玉清只好答应另外挑选谋刺对象以挑起中、日冲突。后来，在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谋划的‘紫色计划’中，他果然带人化装三友工人，杀死日本莲宗和尚，制造了"一.二八事变"。
王亚樵却一直以为唐腴胪是自己人误伤，几次埋怨郑抱真、华克之不该不事先通知。他一面吩咐行动人员去香港避风，一面托人暗中送唐家1200元，以宽内咎。于是，这一谜案就将错就错，传了下来。
当时，日本公使重光葵并不知道自己是死里逃生，但一年之后，他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因为不久后，发生了"一.二八事变"，田中隆吉在得手后得意忘形，亲口对他说了实话，向他道歉。
‘杀中杀’，民国刺杀案中‘张冠李戴’的迷雾枪响，历经沧桑，才得厘清。下一个被‘张冠李戴’刺死的秘书是曾仲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