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日本人中难得的清醒者！日本共产党为反对侵华战争都做了什么？
二战时的日本共产党，是一群怎样的人？
在我们的一般印象中，二战时期的日本人，对战争狂热到失去理智，日军更是凶狠残暴，干下了无数反人类的恶行。的确，二战时的日本就像一个巨大的疯人院，内部基本都是疯子，在外都是屠夫。
但是疯人院中，也有少数清醒者，他们中的一部分就是日本共产党人，这是一群帮着中国打日本的日本人！
日本共产党成立于1922年，是日本历史最老的政党（没有之一）。历史上日本比中国更早接触到了社会主义学说，在十月革命之前，日本一些知识分子已经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1897年，幸德秋水和片山潜成立了社会民主党，这是日本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
中国汉语里的“革命”、“精神”、“社会主义”等名词，就来自于日本社会主义学者的研究和翻译。中共早期领导人中不少都有日本的留学经历，廖承志生于日本，李大钊、周恩来、郭沫若也都曾去日本留学，从而接触到这种思想。
军国主义者解决穷困和社会矛盾的方案是侵略扩张，转嫁危机
在日共的党章中，开篇就回顾了1920年代的历史：
“天皇掌握统治国家的全权，施行专制政治……日本作为亚洲唯一的帝国主义国家，走上了侵略亚洲各国和战争的道路。党的任务就是打破这种情况，以民主主义革命为手段，实现日本的和平与民主……”
“由于帝国主义战争和天皇制的暴力……党的活动遭遇了重大困难和挫折，但许多党员不屈服于迫害，很多党员为之献身……日本共产党举着和平和民主主义的旗帜，不屈不挠地战斗下去，这对日本的和平，以及民主主义事业具有不朽的意义。”
可以看出，日共反对侵略扩张，事实上日共也确实在这样做。
有这种态度，日本帝国岂能容得下？在他们眼中，日共绝对是“非国民”，先是打压和监视，后来在1928年干脆取缔了。日共成了非法组织，只能搞地下活动，但斗争从未停止！
日共建党元勋德田球一于1928年被逮捕，一共蹲了18年大牢，作家小林多喜二1931年加入已经是非法状态的日共，两年后被特高课逮捕，刑讯致死。
1928年，日共的机关报《赤旗》诞生，日共委员长渡边政之辅撰写了《创刊词》：“日本共产党将通过持有《赤旗》的所有革命群众、贫农，向最广泛的群众宣传我党的革命政策……我们的《赤旗》就是在无产阶级大军进攻中飘扬在前锋的军旗。”
《赤旗》不断揭露日本侵略的事实，“日本帝国主义已在很长时间内对革命中国实施了武力镇压，对朝鲜、台湾地区的革命运动也发动了罄竹难书的迫害和屠杀”，呼吁日本民众“反对企图侵略中国领土的帝国主义战争……拥护苏维埃同盟、中国、印度革命”。
希望日本人“不出一分钱军费，不送一个人当兵……工人和贫农要拒绝一切租税和血税（兵役），不为帝国主义做任何事情”，甚至还在一些部队出征中国时，向士兵开展反战宣传。
1931年9月，日本共产党中央发表了《致士兵诸君》的小册子，号召士兵反对侵略战争。此外，还出版刊物《士兵之友》，号召士兵反战。
七七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日共在东京、大阪等地散发了大量传单，以“救济出征士兵家属”的名义，组织“索子索夫团”，动员了东京附近某村庄的士兵妻子、姐妹在车站卧轨“请愿”，迫使当局做出了一些让步。
考虑到当时普遍的战争狂热，以及军部和社会的强力控制打压，处于非法和地下状态的日共要冒着极大的风险，《赤旗》的发行量每期仅有数百份，但他们依然令“帝国”十分头痛，恨之入骨，司法大臣原嘉道公开表示：
“不消灭日本共产党，必然会妨碍对华战争，也会对帝国军人的出征制造麻烦！”
“消灭日本共产党”的办法之一就是征兵——把你们这些“日奸”送上战场，看你们还怎么“卖国”！日共的对策却很有意思——你征兵我加入！因为可以“掌握武器”、“渗透军队”，还可以直接到前线去“起义”……
1933年春，周保中领导的“抗日救国游击军”在与日本关东军鳖刚村一旅团作战的间隙，意外发现了在嘎呀河边的松林，有一辆日本军车，满载子弹，发动机被破坏，河边有一具日本兵的尸体，还有一张纸条，上面用日语写道：
“亲爱的中国游击队同志们，我看到你们撒在山沟里的宣传品……很想和你们会面，但我被法西斯野兽包围走投无路，我决定自杀。我把我运来的10万发子弹赠给贵军，请你们瞄准日本法西斯军射击。祝神圣的共产主义事业早日成功！”落款是：“关东军间岛日本辎重队 共产党员 伊田助男”。
除了像伊田这样日共党员，还有受到日共影响反戈一击的例子。出生于琦玉县秩父市篠原郡的坂本寅吉，深受身为日共党员的哥哥影响。他被征入日军炮兵部队，由于上司嫌他出工不出力，于1943年把他撤换到浙江义乌去当了“采伐队”队长。
当时有一支抗日游击队“坚勇大队”正在义乌一带，坂本设法接上头，提供情报，暗送物资，还将继任者黑岛诱出，“送”给游击队。后来坂本被怀疑并拘捕，他在被押解到杭州的途中跳车逃跑加入抗日武装，还娶了一名中国姑娘蒋荷菊，自己改名“蒋贤礼”，后来成为华东野战军一纵一师的炮兵教官，在淮海战役中不幸牺牲。
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等人于1940年3月从苏联来到延安，因为中日开战，他们已无法返回日本，干脆就直接在延安“反日”了。随着八路军俘获的日军越来越多，如何处置成了一个问题，野坂参三经过深入调研，建议在延安设立教育改造日俘的专门学校。
这个建议被采纳了，“日本工农学校”被建立起来，野坂参三（化名冈野进）就是校长。
经过这个“工农学校”的改造，许多日俘变成了八路军，通过喊话、在战场上派送节日礼包、书信、宣传单等方式，极大的影响了日军的士气，有的还直接参战，牺牲在战场上。
更为传奇的日本共产党，是几个著名红色间谍。
尾崎秀实，朝日新闻记者，从小在台北长大，在大学时接触到了共产主义思想，成为一名共产党员。1927年，他被朝日新闻社派往上海，与鲁迅等中国左翼人士成了老熟人。因为他熟知中国情况，在日本有“支那通”之名，因此当了首相近卫文麿的顾问，能够接触到大量机密文件。
日本的机密文件通过尾崎送到了苏联间谍佐尔格手中，有关中国的情报也发给中共中央。此外，他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把中西功和西里龙夫两个共产党员塞进了要害部门——中西功进了满铁调查部，西里龙夫成了“中国派遣军”的情报分析员。
因为有他们，日军的许多大动作屡被中国方面提前获知，日军“扫荡”敌后根据地每每扑空。尾崎秀实还干了一票大的——他将日本不会进攻苏联的情报通过佐尔格传递出来，使苏联敢于调动远东部队投入莫斯科保卫战，扭转了战局。
这一情报对二战产生了深远影响，尾崎和佐尔格也付出了代价——他们先后被捕，于1944年11月7日被处以绞刑，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中西功和西里龙夫也暴露了，他们同样被判了死刑。但他们却没死……原来，二人声称，咱还要写东西呢，要是觉得写出来对你们有用，那就等写完了再死，行不？
特高课一琢磨，有道理哈……于是他们就开始写《中国共产党史》，当然，绝不赶时间。
关押期间，这两个口才极佳的“日奸”经常把审讯变成上课，每被提审，坐下就说：“今天，我来讲一下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对日本的影响及未来……”然后侃侃而谈，审问者老实听讲，还要认真记下“听课笔记”。
上法庭受审时，二人长篇大论，猛烈批判侵略战争。中西功断言，只需三年，日本必败，到时候“我要大摇大摆地从这里出去！”现场众人哑口无言，法官只得打断：“此处不是宣传共产主义的讲坛，闭庭，闭庭……”，西里龙夫还得了一个尊称“教授”。
后来，特高课越来越觉得不对劲——这两人是在拖时间耍我吧？正打算要动手，日本投降了。
不久，两人被释放，中西功活到了1973年。西里龙夫活到了1987年。
战后，日本共产党成为合法政党，仍然保持了战争时期的斗争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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