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的“三大反动理论”
·叶永烈·
在一九五七年,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和储安平的“党天下”,并称为中国右派的“三大反动理论”。各报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万箭齐发,对这“三大反动理论”进行密集性批判。
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
罗隆基的关于所谓“平反委员会”的发言,见诸于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光明日报》第四版。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现原文照录于下,请读者诸君以今日的目光重新予以审视——那是罗隆基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当众公开发表的言论:
“他(罗隆基)说:为了鼓励大家鸣放,并保证鸣放得好,我觉得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可以成立一个有共产党、民主党派的成员和其它方面人士参加的委员会,以检查过去三反、五反和肃反工作中的偏差,并鼓励受委屈的人士向这个委员会申诉。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示过,由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成立一个机构来检查肃反偏差。他拥护这个主张,他说,成立这么一个委员会有三大好处:
一.可以鼓励有意见的人向委员会申诉。地方上的一些知识分子都希望有说话的地方,并且希望‘条条道路通北京,认为有意见能够传到北京,就是‘下情上达’。因此,有了这个委员会,就可以使有委曲的人不至于没地方申诉。
二.可以更好地做好平反工作。王昆仑先生说,有人认为今天的鸣放是三部曲:放、收、整。其实这不外是经验主义者错误的主观主义设想出来的公式。过去许多大运动有了极大的成绩,但的确也有些偏差,伤害了一些人,因此造成了一些隔阂。过去的运动都有平反工作。不过,过去的平反工作往往是:人民代表大会把意见转给地方,地方又将意见转给有关单位领导的组织去处理。这样就很难做到有错必纠了。如果成立这么一个委员会,那就可以将平反的机构和三反、五反、肃反的机构分开来。过去的运动是共产党领导的,今天平反有个民主党派人士参加,那就更有利于做平反工作。
三.在鸣放中,就没有顾虑的人?谁也不敢保证,对放与鸣绝对不会有人打击报复。有了这个委员会,受到打击报复的人就可以直接向委员会控诉。这样,有报复思想的人就害怕,真的受到报复的人也有路可走。
这样的委员会,中央有,地方也应该有,而且中央可以领导地方的这样的委员会;全国有这么样的有系统的机构,一定能够保证鸣放得好。我这个仅是建议,很不成熟,不知是否妥当。”
……
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
我从一九五七年的报纸上引述原文,请读者们重读一下当年受到重点批判的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和储安平的“党天下”,究竟错在哪里?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载:
“章伯钧(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光明日报社社长)五月二十一日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说: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他认为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他还提出,国务院开会常常是拿出成品要我们表示意见,这样形式主义的会可以少开。”
……
储安平的“党天下”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刊载储安平(九三学社宣传部副部长,民盟盟员,光明日报总编辑)在六月一日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
“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目的是实现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着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一九四九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二个党外人士,也还象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摘自叶永烈:《沉重的一九五七》
http://archives.cnd.org/HXWK/column/History/cm9204b-5.gb.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