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经济层面的真正主攻方向也是宣传战和颠覆战。这是因为宣传战和颠覆战的代价最小，而收获很大。实际执行这个任务的是高等教育系统里的经济系和金融系。美国的经济学教授喜欢用很多数学，尤其是统计学来写论文。我刚转行的时候还觉得很亲切，经济学论文乍然看来居然和自然科学差不多。后来越读越不是那么回事。做统计分析的时候，一个很基本的步骤是过滤杂讯，而美国的经济学论文不是省略掉了这一步，就是根本做错了。更糟糕的是经济学研究的是人而不是原子或分子，所以做理论的时候，美国的经济学必须做很极端的假设来简化问题，否则数学就用不上。例如美国经济学的核心结论是絶对自由市场经济（也就是完全没有政府监督的）的优越性和必然性，可是这个结论的“证明”是建立在一连串明显地不成立的假设上的，这些假设包括经济的单元是个人而没有集团，这些个人（叫做Homo economicus）是完全理性的，拥有所有公开的资讯，而且能在瞬间以零代价完成所有的优化分析，而且最重要的，他们都不会作奸犯科。在电脑界有句话，叫Garbage In，Garbage Out，亦即垃圾假设自然给出垃圾结果。美国的经济学教授们是不管这个道理的。
我说他们不管这个道理，而不是不知道这个道理，是因为美国的经济学原本就是为政治而不是真理服务的。名作家Isaac Asimov在1980年代写的小说Azazel里有一段故事：美国总统想知道2+2=多少。他问他的数学顾问，数学顾问说答案是4。他不满意，又问他的统计学顾问，统计学顾问说根据问卷调查的结果，正确答案为4的可能性是99.9%。他还是不满意，又找了他的经济学顾问，经济学顾问把门轻轻带上以后，小声反问总统：“您想要的答案是多少？”这虽然是个笑话，其实对美国的经济学界来说，是很中肯的。
我在瑞联银当经理的时候，有一次我的直属上司，也就是瑞联银全美股票交易的总管，拿了一篇发表在美国金融界的头号学术期刊的论文来徵求我的意见。..... 那篇论文是美国中西部一个名校的一位名教授写的，我一读之下，吓了一跳；他用了很多数据，做了各式各様复杂的统计分析，“证明”了NASDAQ是世界上最有效率，对顾客最好的证卷市场。当然我的上司已经知道这篇论文是胡说八道，他只是好奇，想知道里面的分析是怎么被扭曲的。我解释了论文里的错误之后，问他为什么一个名教授会犯这様的错误，他笑了一笑说，美国的经济学教授很多是“Academic Prostitute”（“学术卖淫”），而NASDAQ已经付了那个作者不少顾问费。我后来才知道，美国的经济学界每一个小有名气的教授，主要的收入都是来自这様的顾问职；而他们写论文夸奖顾主的时候，是完全没有义务要透露这些利益输送的关系的。
然而这个腐烂的经济学界固然可以对外宣传美国的絶对自由主义，但是对内也可以成为大企业和大金主的文字打手。到1990年代，美国庆祝冷战胜利以后，银行界就开始安排让他们的顾问群写论文，要求废除对银行业的一切监管。这些监管是1929年股市大崩溃造成经济大恐慌之后，以血的教训学得的经験，但是银行业嫌它们碍事，挡了财路，于是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整个美国的经济学界眾口一辞，要求解禁。克林顿很重视讨好华尔街，小布希更是迷信絶对自由主义的空想家，于是金融界如愿以偿，得以无所禁忌地捞钱，2000年代成为美国金融界利润不断破纪录的黄金时代，然而没过几年，解禁的苦果就出现了，也就是2008年的房市崩盘和其后的金融危机，若不是柏南克当机立断，处置得当，美国就会又一次地承受经济大恐慌。美国金融霸权搞宣传战和颠覆战，居然就像金庸笔下走火人魔的武林高手一様，被自已的邪派内功反嗜自身。可是在台湾和世界其他经济体里，到现在还是有很多在美国中西部的名校拿到博士学位的经济学教授们，继续鼓吹在实践上已经破產的絶对自由主义，这就好像有九阳神功不学，而去练千蛛万毒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