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驹：一个作家在朝鲜战场的经历：那些“解放兵”
作者
刘家驹，男 （1931年——2017年7月），重庆人。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解放军作家。
历任副连长、副队长、副处长……《解放军文艺》负责人，《炎黄春秋》执行主编、副总编。主要著作《林彪传》、《亲历朝鲜战争》。朝战中担任文化教员。
一、
1950年秋，我人民解放军开进了为金日成将军火中取栗的朝鲜战场，更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大枪小炮换了苏式装备，吃穿用有刚成立的共和国做大后方，本应不再像国内战争时期那样发愁了，可战场上却依然出现断粮。
武装到牙齿的联合国军拥有制空权，开战三个月，我军投入的运输车给打掉了一半，仅靠800辆车供应几十万大军打仗，要把战略物资运送到三八线，都是昼伏夜行，再挥军南下三七线作战，就只能用我军的传统战法：武器，不增加一枪一弹；吃的，每人自带7天干粮（炒面）。
这种不要后勤的游击，美国人嘲笑我们是一星期的战争，一个战役何止打7天啊！弹尽粮绝还得拼死拼活地持续作战，每到饥荒时刻，红军时期培育的流寇思想，就会得到“光大发扬”，我军所到之处，掘地三尺，凿壁捣墙，打翻坛坛罐罐寻找口粮。
我经历的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是从1951年4月22日开始的，到6月10日结束，历时50天，中间只给我们补给了一次干粮，就是说有36天缺粮！我们生存凭借些什么？有人说是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巨大威力，我说是人在死里求生时本能的发挥。
战役一开始，我60万志愿军迅速突过三八线。别以为我军攻势如破竹，美国人为了拉长我们的补给线，有意不和我们对着干，他们驾起四个轱辘跑，我们放开两条腿追。7天就追到了离汉城10公里的汉江北岸，丝毫未受损失的敌人知道我们开始饿肚子了，他们在汉城外围的预设阵地上组织起重兵阻击，想把我军拖个精疲力竭，再收拾我们。
我所在的野战医院，一上战场总是尾随先头团救治伤员。先头团在汉城边上激战了一天一夜，指挥员看到粮袋光了，进不了城了，赶紧下令回撤。这天拂晓，我们医院竟懵懵懂懂地还在往前闯，炮弹不停地在身边炸响，枪弹在头顶上呼啸乱飞，要不是夜幕，我们就会撞到敌人的枪口上了。
院长一接到后撤的命令，掉过头就带领我们百十人撒开两腿，一气跑了10多里还未停歇。我领着挑夫班急追快赶，还是要掉队三五里。
我的本职是文化教员，一上战场，既不能提枪打仗，又不会救死扶伤，教导员分工我跟着司药老吕管理挑夫班。挑夫班有10人，10副挑箱里装的是医药、手术器械和敷料布疋。老吕主管医药用具，随用随取；我分管埋葬死人，凡抬到医院的伤员不治身死，由我指挥挑夫们进行掩埋处理。
挑夫都是军法处轻判的犯人，有开小差抓回来的，有枪走火伤人的，有奸污妇女未遂的……都给发配来以苦役代刑罚。教导员对我和老吕有特别交代，说他们都是没改造好的解放兵，又犯了罪，要处处警惕他们的不轨行为。
教导员的忠告我毫不怀疑，战役开始以来，已通报过好几起战场报复杀害干部的案件，都是这帮人干的。每天行动，我和老吕都带有一支20响，一前一后盯住他们，休息时也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特别忧心的是挑夫班长。大前天，部队追到汉江边，先头团团长吴彦生给敌人冷炮袭击牺牲，尸体送来医院交我处理。按规定，团以上干部牺牲不得就地掩埋，要拉回国葬在沈阳的烈士陵园。
我让挑夫班长给我三丈白布裹尸，他很不情愿地从挑子里取出一匹布来，用右手食指和拇指牵住布头的一角，左手沿布边拉动到左肩胛，丈量了10次，是10公尺的量。
我说，他是个老红军，还是你的团长，再给他添加一丈吧。他脸上泛起愠色，嗤的一声撕下他刚量好的布扔给我。我压住火不和他理会，赶紧给死者包裹。
包完头部四肢，还要给死者包全身，翻身时我让挑夫班长帮忙，他气呼呼地说：“我干不了！”我只好让随担架来的吴团长的警卫员搭个帮手，才给死者全都裹上白布，填了一份牺牲鉴定书插在死者身上，又从公路上拦住一辆送弹药返回的卡车，送走了死者。
这时我自然对挑夫班长生产生了警觉：他仇视自己的团长，也会仇视我们，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来一次报复，捅我一刀，或撂下挑子远走高飞！
二、
紧急转移，虽然医护人员没有多少负重，身上只携带一个救急大包，一张雨布，一把挖防空洞用的小镐，但长距离的跑动还是大都支持不住，开始三三两两的掉队，像是一群溃退的散兵游勇。
挑夫的担子都有五六十斤，虽慢下来好几里，可他们的耐力良好，肩担闪闪悠悠，前后还能相互照应，消除了我防范他们借机逃跑的疑虑。
此时，一个人在我前头一瘸一拐地跑着，突然“咣当”一声摔倒了，一听“啊呀”的叫声，是个女孩子。我疾步上去扶她，是护理员小冯，她痛苦地躺在地上，我怎么也拉不动。老吕从后面赶来，给她包扎了膝上破皮的伤口。
她缓过劲，撑起身来走了几步，突然转过身回到摔倒的地方，抽出背负的小铁锹，猛力地砸了几下那块绊倒她的石头，飞溅的火星伴着她的愤怒：“你是混蛋，你欺侮人，你是帝国主义……”
她那稚气的动作和骂声，让我心底泛起阵阵酸楚：一个刚从城市走向战场的小家碧玉，承受战争的苦难比我们男人沉重得多！她不想走了，蹲下来放声大哭，还苦苦哀求说：“我一天没吃东西了，例假也来了，实在是走不动了，你们先走吧。”饥饿正瓦解她的意志。
我急了：“你别犯傻了，这是什么时候，我带着你！”
挑夫班长停下来，放下肩上的挑担，打开箱子，取出半袋炒面。他是个有战场经历的人，视粮食如生命，这是他的“库存”。
他摘下腰间的瓷碗，从袋里挖出一碗来，又从箱里撕下一块包裹死人用的白布给包上，递给小冯，什么也没说，挑起担子赶路了。像上天赐了一把灵芝，小冯抓起炒面拼命往嘴里填塞。等她吃完最后一口，我才拽起她来，牵住她的手说“快走”！
我的腹内空空，周身乏力，支撑自己身体的力气都快没有了，还要顾及小冯。小冯身体本来就纤弱瘦小，加上饥饿，每跑一步几乎都要我全力牵动。
我的胃开始翻滚，不住地涌动酸水，从口里鼻腔往外冒，又苦又涩。老吕见我难受呕吐，上来悄声告诉我说：“不要吐，咽下去，那是胆汁，胆汁没有了，生命也没有了。”我听他的，一口口往回咽，喉管像火燎一样难受。
天亮了，我们终于赶上了大队。医院人马已分散在一条山沟里隐蔽，休息待命。我把小冯拉到护士长跟前，这个1946年就入伍的山东老兵，圆睁两眼，光火了：“好个小冯啊，还让人牵着手回来，为什么不让人家背着你！”
我从护士长疑神疑鬼的眼神里感到冤枉，我和小冯相识有半年，从未正儿八经地说过话，相见仅是点点头，这牵手是出于关爱伸出的援手啊！我无法和这位法海式的女人争辩，只向她作了一番自信无鬼的解释，算是交了差。
离开小冯时，我发现她眼里流溢出一股感激之情。她没有说话，只是傻傻的望着我。
我走开了，脑子里一直映现着她那副傻傻的眼神，手心热乎乎的，一种逆反效应从心底猛烈升起，身上出现了异样的感觉，但绝不会是那种“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
我回到挑夫班。老吕正在柘树丛下召集挑夫训诫：“……你们别以为是我们吃败仗了，我们的撤退是把敌人放进来打，你们中谁有幻想，谁要趁机开溜，我绝不手软，坚决执行战场纪律……”
这是老吕天天都要做的功课。挑夫都埋着头，似听非听，只有挑夫班长不时抬眼望望老吕，眼里有股凶光在闪动。等老吕讲完，我和颜悦色地安排大家分散休息。
挑夫班长靠在一棵松树干上，两眼半睁半闭地养神，他对小冯的同情让我产生了好感，我走近他，勾下身问他累不累？他睁开眼没有表情。
我讨了个没趣，转身要走，他叫住我，说：“我箱子里还有半袋炒面，都给你。”他起身要去打开箱盖，我忙制止他：“我不能要你的，我还能坚持，你干的是力气活，没有你们，医院什么事情都做不成。”
他的脸上泛起一丝笑意，我马上坐下来唐突地问：“你是哪年的兵？”他答：“在淮海战场给提溜过来的。”“你还当过班长？”“现在是犯人。”“为什么犯事？”“没改造好，思想反动，与人民为敌。”
他的话有真意，有嘲弄，心气仍是不平。我说：“犯法是指强奸的，行凶的，你讲了两句怪话就问罪，是怎么回事？”“我说的都是真话，还是人家传来的。”
“你说了些什么？”他目不转睛地注视我好一阵，似乎看到了信任，才说：‘朝鲜男人裤子不大裤裆大，房子不大炕大，国家不大惹的事大，金日成肚脐眼不大心眼特大’……这些顺口溜谁都在讲啊，我一说就不得了啦，我是个国民党啊！还说我思想反动，带坏了一个班，军法处判我是思想犯，发配到这里来劳改两年。”
各种传言的蔓延，不及时处理，将会涣散部队斗志，可为什么不是批评教育，动不动就给他判刑？我问：“你为什么不申诉？”他面无表情，说：“能申诉吗？”这家伙胆子够大的，带着枷锁还敢揶揄。
我怕引出他更反动的话来，想起我在给他团长裹尸时他那付凶相，问：“你们团长怎样？”“是个老共产党，”他平静地回答，“他老是把我们这号人看成敌人。保卫股抓我那天，他站在一边训我，说我侮辱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是破坏了国际主义精神，反动透顶。
说真心话，我还感激他呢，我要不给逮起来，还得上到最前线吃枪子。现在，我到了福地，虽比一般人苦累，但保住了命，即使伤了，这里有医有药，能得到及时救治。打仗啊，就图个活命！”
简短的交谈，我对他的了解有了点清晰度，但不能劝谕他，更不能教训他，他是个有自尊的人，只能和他和平共处，共生共存。我要他好好休息，就起身找老吕去了。
三、
老吕在一处深深的茅草窝里蹶着睡了。我没惊动他，靠近他躺了下来，浑身骨头像散了架，饥肠辘辘的。倒头便睡。不知睡到什么时候，突然我的身躯给人摇动：“快起来，他们都走了！”
我睁眼见是老吕，呼地爬起来四下张望，太阳正下山，天上有架侦察机在低空盘旋，远处轰鸣的炮声依然不断，四野空寂。我不知所措地问：“怎么办？”老吕说：“这是挑夫班长的报复，故意不叫我们，快走呀，追他们去！”
我俩跑出了山沟，前方的山峦上有一片森林，我们以为医院大队人马已转移到那里隐蔽。飞奔过去一看，这里生长着参天大树，林木阴森，似进入绝境，强烈的恐惧感令人浑身发冷，我们不放弃，冒着胆向林间深处搜寻。
走了一程，路面开阔起来，脚下出现了一条宽敞的神道，尽头约50米处是一座庙宇。我们疾步过去，上到台阶，便是大殿的正门，门楣上有“大成至圣”四个金字，是座孔庙。
高大的殿门是敞开的，透过幽幽的光亮，见到殿堂中央有一尊孔夫子站立的塑像，头上有冕，身着飘逸的彩色袍式官服。我们小心翼翼进到殿内，老吕走在头里，他一到孔子像前，虔诚的双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词。
战争在这一带拉锯了近一年，韩国人崇敬的孔夫子都得不到祭祀，老吕的祈祷更不济事。我上去拽他赶快离开，说：“孔圣人帮不了我们的忙，快走吧。”
说话间，我发现供桌上堆着供品，很杂乱，满是尘垢，想寻些吃食的欲望驱动我上去胡乱翻找了一阵。果品大都腐烂，我看到一只木盆中有块打糕，是朝鲜人用蒸熟糯米放在木臼里砸出来的，我们称它“糍粑”，已长出一层长长的白毛。
揭开霉衣，露出洁白的糯米茸来，我用手指拈了一小块放到嘴里，很硬，硌牙，像嚼骨头渣子，咬了几下，软了，无异味。我兴奋地抓起打糕，约斤把重，剥去皮层，揪了一半给老吕，我们急忙退出了大殿。
太阳快落山了，我判断出北方，边咬着打糕又开始小跑。我俩上气不接下气直跑到入暮时分，发现我们后面上来了一支小分队。我惊呼：“是敌人！”路旁已找不到隐蔽的地形地物，我俩只得站在路边听天由命。
老吕是老兵，沉住气说：“是自己人就合伙走，要是敌人就束手就擒。”他们过来了，突然传来一声：“前面是谁？”一听是自己人，我紧张的心情松弛下来，老吕答话：“是师医院的。”
对方大步过来一人，在离我们几米远的地方站定，似乎辨清了我们的面目，才把端在胸前成战斗状态的冲锋枪送到身后，问：“你们是掉队的？”我说：“是掉队的。你们也是？”对方说：“我们是二支队二营收容的。”
我心里涌起一股热浪，命悬一线时刻碰上救星，感激话正要出口，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过来了，用手电在我们脸上晃了晃，验明了正身，命令式地说：“你们跟着走。”
他侧过头对刚和我们打交道的战士说：“三班副，你带着他们。”小分队从我们身边走过，11人，还有一个韩国人，50多岁，杵根木棍，是带路的。
副班长说：“你们俩跟在我身后，拉开距离。”
万籁俱寂，只有脚下的沙沙声。正行进间，走在我头里的老吕停下来附在我耳朵上说：“你看！”我紧张地抬眼望去，夜暗中，副班长正用手捋下一把路边小树上的树叶，放到嘴里。
我知道，他已饥不择食了，一种报恩之心油然而起，我几步就走上去从袋里取出我剩下的打糕，掰下一半给他。他三下两下就塞到嘴里，只说了声：“快走吧。”口气和缓多了。他悄声告诉我：他们的任务是保障大部队撤退的安全，警惕敌人的跟进，又不让有任何人掉队，带队的是营的参谋。
我跟在副班长身后，保持着五六米距离行进。恐惧已消除，可我的打糕马上没有了，我学着副班长，从路边小树上摘下几片嫩叶放到嘴里嚼了两下，苦味满口串，干呕了好一阵。
我想起入朝前教导员的谈话，要我经受住党赋予的生死考验，吃大苦、耐大劳……我还是个正被改造的小知识分子，要脱胎换骨，起码还要三年五载的磨难历程。
四、
已入午夜，前面出现几点星火，在星光下能影影绰绰见到一座村庄的轮廓。小分队在路边停了下来，参谋派人到村子里去搜索，看看有没有人掉队。
没多久，派出的战士回来了，参谋问询了战士几句，就带领我们进了村，来到一家院落。房子里闪烁的火光透出窗户，参谋推开了房门。我看到坑中央正燃起炉火，两个战士围在火盆边翻烤着苞米，两支步枪扔在一边。
参谋对他俩发话：“你们是哪个单位的？”大个子战士停下他手上的拨火棍抬起头来：“二支队三营的。”“为什么不赶队？”“饿得走不动了，天亮再走。”
“你们现在就跟我走！”参谋在下达命令。“十多天没睡觉了，睡一觉再走，”另一个瘦瘦的战士回答，说话慢条斯理的，很油。“敌人很快过来了，你们必须马上离开！”“我们又不是新兵嘎子，你别唬人了。”“你们想不想走！？”
“你想干什么？我们在国民党那边还没人敢逼我们呢。”大个子说话更傲气，说完，把扔在一边的步枪拉到自己身边，似乎在显示他的自主能力。听得出，这两人都是解放兵，战场的历练给了他们天不怕地不怕的胆气。
参谋发出警告：“你们究竟走不走？”瘦瘦的战士说：“走不走我们自己决定，用不着你来给瞎子点灯。”
参谋火了：“你们想当俘虏？”大个子说：“当就当呗，无非是第二次解放！”
参谋气得“砰”的一声猛力关上房门，退下台阶来，一挥手说：“我们走！”刚走出院落，参谋回过头来，叫：“三班长！”
一个敦敦实实的战士走到他跟前，参谋吩咐说：“你带着小李马上去处理了他们！”参谋转身领着我们出了村，上到路口，突然间，从我们刚离开的那家院落传来几声叫骂，接着两声枪响。我毛骨悚然，心像重重地压上了块石头。
我们又开始行进。脚下是一条牛车路，路面坑坑洼洼的，本来就绷紧的神经还得全神贯注盯住地面，生怕稍有不慎摔倒爬不起或走不动，就得吃枪子。
班长带着那个小李回来了，快步从我身边通过，那黑森森刚开过火的冲锋枪，成了我加快步伐的动力。肚子又开始饥饿了，步子却是疾速的。
拂晓前，我们来到一处山垭口。两侧的山头上一支殿后的部队正在构筑工事，清晰的镐锹撞击声，在夜空中传得很远，他们在准备迎击跟上来的敌人。
我意识到已到达安全地带了。参谋停下来用手电看了看手中的行动路线图，走过来对我和老吕说，现在已进入三营的阻击线，他的小分队已完成任务，要从另一条小路下去归队了，那里是他们营的集结地。
参谋要我们径直往前走5公里，就是支队部的位置，到了那里就可以打听到师医院所在地。
我俩表示了感谢正要走，参谋叫过三班长说：“把带路的老乡带到背静处去解决了。”我一听惊恐了，老吕忙转过身到参谋跟前求情说：“放了他吧，他带路我们才走出来的。”
参谋提高了嗓门说：“你放走他，敌人跟上来就不会放过你，这里不只你和我，还有上千人的安全！”他急迫地命令班长：“带走！”那个韩国人，见班长在推搡他，其势又汹汹，已意识到什么，喊叫开了。
班长连推带拉地把他弄到不远的一个小沟边，我不敢看……枪声响了，子弹像穿过我的心脏，我全身发出阵阵的颤抖。
五、
天光大亮，我和老吕终于回到医院的新营地。这是一座被炮火摧毁成疮痍般的村子，一个坑洞，一处断垣，一间塌房，都有我们的人在藏身，他们把身体蜷曲成一团呼呼睡去。
老吕是党员，组织观念强，他领着我去找教导员汇报掉队的事。教导员正在地边的一个土坑里弓着身子睡觉，老吕叫醒了他，向他报告了我们掉队赶队的经过，教导员张着惺松的睡眼说：“你们活着回来就不错嘛。”
话语是冷漠的，也许正在为自己的生死存亡忧心忡忡，已见不到战前他那种“政治工作的活力”了。
我里有几分怅然：战争把人情都扭曲了，你死了，如同工作调离，你历险归来，就像出趟差回队，一切都平淡无奇，生生死死的此时此刻，党的关怀麻木了，人的相悯相惜已不如动物的群体。
我找到了挑夫班。他们正蹲在一间半塌的牛棚里，有的靠着墙在睡觉，有的围在炊事班的灶前捉虱子，我清点了人数，9个。
我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问：“你们班长呢？”几个挑夫都抬起头望着我，感情是漠然的。半晌，一个挑夫用怪怪的声调说：“跑啦，没走多远，你快去追吧。”
他面对灶火的脸上似笑非笑的，听得出，这是在调侃我。我平静下来，问他们一路的情况，没人答理我。
医院已断炊，炊事班在这里支锅升火，只为大家烧开水。这场战役一开始他们就不再造饭，现在没干粮吃了，烧水只是尽职尽责给大家补充水分。
挑夫班长来了，手里拎着一袋鼓鼓的东西，到了灶前，他提起麻袋就往锅里倒，我一看全是老百姓当柴火的老苞米芯子，盛了满满一锅。
不多会煮开了，苞米芯在锅里热气腾腾，几个挑夫迫不及待地用树枝各自拨出一个来托在手上吹着、啃着，还把捉住的虱子也放到嘴里，拌着苞米芯吃。
他们都当过国民党兵，吃虱子是常事，从不畏惧什么回归热的传播，还认为是以血还血，既增加营养，也惩治了虱子。
他们围住火堆，把脱下的内衣内裤翻来覆去地找，嘴里接二连三地在咬虱子，卟哧卟哧的，像吃五香豆，咂巴得有滋有味。
人常说：虱子多了不痒，此时，我身上却开始反射，感到虱子在爬动。我也脱下衣裤收拾起来，捉住的虱子，不像他们放在嘴里，而是扔进火堆，捉一个扔一个，实在太多了，我就抓住衬衣的领肩往火炉里使劲抖动，火堆里立刻闪现出一片火星子，发出了噼啪炸响，我感到一种惬意。
六、
刚开始享受心情的缓和，棚子外面响起一阵急促的哨子声，有人高喊：准备出发！是管理员的声音，我的神经又绷紧了。
马上穿好衣服，叫起躺在墙角的挑夫，挑夫班长把锅里的包米芯子捞起两个来塞给了我，说：“你太斯文了，他们都在抢着吃，你为什么不动手？”
我感激地向他点了点头。他让一个挑夫和他一起，把一锅包米芯子拎到路边，给医护人员分发，一人一个。院长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说：“好样的，你在立功赎罪。”挑夫班长面无表情，木木的，像是很不愿意接受这种赞誉。
出发了。医院不是班排连的编制，各自招呼自己的小集体，稀稀拉拉啃着包米芯子上路了。这是第一次白天行动，说明情况是紧急的，谁也不顾及饥饿疲惫，步子再沉重也要咬着牙关跟进。
路边有人倒下了，后面上来的人不扶也不问，无所顾忌地从他身边走过去。我们医院年轻女同胞多，脚板上都是泡摞泡，行动起来痛苦钻心，有的边走边哭，老兵骂骂咧咧，拽着推着催她们赶路。
太阳刚升起，传来口令：人人要戴防空圈。我弄来些带叶的树枝，扎成一顶伪装帽扣在头上，很大，像个斗笠。
敌机果然来了，四架油挑子（美F86佩刀式歼击机，翼下有副油箱，我们称它为“油挑子”），它们发现了目标，直朝我们前面一支正行进的步兵分队俯冲扫射，还扔下几枚炸弹。炸烟起处，有人倒下，更多的人四处狂奔。
等我们走到飞机袭击过的地点时，伤员已抬走，留下两具尸体，死者浑身是血，鞋袜已被人扒走，胸襟是敞开的，腹腔已开裂，白花花的肠子突露出来，肠的破处都是些草团子。
女同胞捂住嘴扭着头快步通过，我们到死者跟前，挑夫班长放下挑子，蹲下来看个究竟。
他扒拉开肠子，把一只手伸进死者腹腔里去摸了一阵，退出手来，整个手臂都是殷红淋淋的血污，用力甩了几下，对我说：“心肝都没有了，肯定给他们掏走了。”
我不解地问：“这是怎么回事？”他说：“人打死了，人肉不好吃，人的心肝要比猪羊身上的细嫩。”“你吃过？”“吃过，战场上没吃的就得吃死人身上的，什么都要会吃，何况这是好东西啊！”这个来自国民党的老兵，身处绝地，他有自己生存的法则。
我小的时候，常去刑场观看刀砍枪崩犯人，人们都争着去弄些死人血回来辟邪。我也去弄过一回，刽子手刚砍下一个大烟贩子的脑壳，我们一群孩子奔过去用草纸或小铜钱蘸上鲜血，拿回家压在床头。
挑夫班长说吃人的心肝，让我不寒而栗。战争，人性就得退到动物的地位。
七、
日以继夜的强行军。天天蹲山沟，在一堆草边，一棵树下，刨个坑蹶着就睡。肚子里没有食物支撑，每迈动一步如同背负三箱弹药一样吃力。
人人都形容枯槁，面带菜色，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像一具具活僵尸。人在绝处都有求生的欲望，连路边的小草也给连根拔起，抖抖泥就放进嘴里。老吕煮了一饭盒灰菜，倒去苦水，我俩分享，算得上一顿美食。
我们在一条山沟停下来歇息，他把我带到沟口一处断壁残垣的村落里去找吃的。
韩国人早就把食物藏进了深山老林，这里还是不断被人梳篦，仍然有好几十个战士在村里村外东寻西觅，奋力翻着刨着，盼望能捞到一口吃的。
我跟着老吕在一处残房中撬开坑石，脑子里不断出现幻觉，仿佛每掘开一块石板，都有一缸白油油的大米。
一次次希望又一次次失望，我们已别无所求，只有不惜余力才能活命。正刨着，见几个战士围着一个坐在房前台阶上的韩国老人说话，老人背靠残壁，闭着眼。
战士说的是半通不通的朝语，一个战士像是认定他坐的台阶下有隐藏的东西，就抓住老人的手臂拉扯，老人犟着不动，几个战士一齐上去提起老人的胳膊腿，硬是抬出了十几米，放到一个草堆上，回头就抡起镐头，砸碎了台阶的石板，露出一道阴沟来。
一个战士急忙卧下身去掏了一阵，拉出一个草包，这是朝鲜人盛的稻子。旁边的两个战士伸手拎住草包的一角，提溜出来，那个掏的战士又伏下身躯，不一会又拉出一包来。
这时，周围正在搜寻的十几个战士蜂拥而至，七手八脚撕开两个草包，稻谷散了一地，都忙不迭地脱下衣服裤子，把稻子往自己的衣裤里拨拉。
我和老吕眼热了，也脱下军装挤进人堆奋力哄抢，好不容易都弄得三四斤，如获至宝。生怕被再来的人夺走，我们抱着军衣包住的谷子转身跑到一处残墙下，找来两块坑石，抓出一把谷子放在石板上，再压上另一块石板搓磨开了。
磨了一阵，揭开石板，吹去稻壳，捡出了一把米粒，急不可待地塞进嘴里，又抓出一把稻子来磨，边磨边嚼边咽，忙活了个把时辰，吃下了有斤把的生米。
一股青香味在口腔里久久回旋，恐慌情绪抑止了，剩下的稻谷我用块布包起来系在腰上，找了个草多的地方，美美地睡开了。
半夜，炊事员来传信息，说一支队的几个连队从山上的洞里搞到了不少粮食，要挑夫班去给他们说说，弄些过来。挑夫班长从睡梦中惊起，带着挑夫班就向山上奔去，我和老吕怕他们出事，紧跟在他们的后面。
在半山腰，一个班的战士正抬着两个草包下山。
挑夫班长来了精神，三步并两步地冲了上去：“站住！放下，这里是我们的地盘。”走在头里的是个老兵，可能是班长，他毫不示弱：“谁规定是你们的地盘？”“是我的规定。”挑夫班长举了手中的扁担。
那个像班长的老兵，呼地从身后把冲锋枪顺到胸前，拉动了枪栓，说：“你想找死！”他身后的七八个战士放下抬草包的扛子，端起了枪。
挑夫们也高举扁担，眼看火并一触即发，老吕慌忙举起双手连连往下压，高喊：“都放下！出了人命谁都活不成。都是自己人，我的意见二一添作五，和为贵，你们留下一包。走人。”
对方没吭声。我站出来晓之以情：“我们是医院，伤员多，大家都在挨饿，总要给伤员留下一口吃的吧？”我不由分说地招呼过来几个挑夫，扛上一包就下山了，那个班长明知遇到了拦路打劫，又斗不过我们一伙不要命的，气呼呼地愣在那里。
回到营地开包，全是苞米，炊事班熬出了两锅半稀半干的苞米粥，全院每人都分得两碗夺来之食。
八、
我军的紧急转移，不是北撤，而是挥师东向，到中线地区寻机歼敌，这是彭老总的新部署。我们是6月12日到达三八线上重镇华川的，在那里补给7天的干粮。
补粮那天，我们医院的大队人马是半夜开进兵站的。在一个山坡的树林里，每人用自己的面袋盛了9斤炒面，装袋时都迫不及待往嘴里填，像是盛宴。
腮帮子、鼻子上都粘了一层香喷喷面粉，一咳嗽像是嘴里喷出一朵蘑菇般的云烟。没有水，全是在干咽，我一口气吃了两碗，多少天来一直贴着脊梁的肚皮鼓起来了，挑夫班长警告我：“千万不能喝水，喝了就要膨胀，撑死你！”我打嗝都小心翼翼地护着肚子。
挑夫班长在求生存上比谁都精明，他不知从哪里得到一个令人惊喜的信息，说在另一处山沟里还有一个特供站，专给机关首长提供高级食品的。
他领着挑夫班和我去了，到了沟口，有哨兵守卫。一个干部模样的人站在路边大声问：“哪个单位的？”挑夫班长理直气壮的大声回答：“九二〇司令部的。”九二〇是军的代号，因打砸抢的名声让人生惧，对方没敢再问，放我们进去了。
进沟约百十米，沟的两侧出现了十多个货堆，堆上盖的都是青草，还能辨出袋装的米面和箱装的蔬菜副食，有不少人正在领取。挑夫班长从一个货堆里拖出一箱来撬开一看，全是猪肉罐头。
大家相机行事，都拖出一箱来砸开，急切地脱下裤子就往里装，我装了二十多筒，用皮带收紧裤腰，又扎紧裤脚，码到脖子上就急匆匆往回走。没人拦，没人问，奔出了沟，心里像得了唐僧肉一样兴奋。
挑夫班长力气大，扛了两整箱回到路边，他一人一筒分给了医护人员。医生高兴得抚摸着挑夫班长的手，女同胞就举手敬礼致谢，挑夫班长笑呵呵的像是在给大家授勋。
我突然想起了小冯，跑到护理班，悄悄塞给她三筒，剩下的我又给了挑夫班长和老吕，我留下了三筒。
路上，我问挑夫班长：“你为什么不给自己留下几筒，是不是为了立功受奖？”他说：“我绝不承认我有罪，也不需要立功。他们都饿成了皮包骨，还要抢救伤员。”
我说：“你的心肠太好了。”他说：“我在国民党当了八年兵，升了班长，再艰苦，我的班从来不会饿肚子的。人要结善缘啊，上天就会保佑你。”
九、
五次战役进入第二阶段，我军以3000人的代价，打开朝鲜中部的屏障加里山，切断了洪杨公路，在小平川围歼了美军第三十八团。
此时，担任后续部队的三支队刚翻过加里山，在一条冲积沟里隐蔽待命，给敌人发现了，15个炮兵营万炮齐发，打得这个团人仰马翻，伤亡2000多人。
我们的医护人员都投入了抢救，跟随先头团的副师长、作战科长和团参谋长，也被炮击牺牲，尸体抬来交给我处理，我让护理班守尸。挑夫班里有个叫小李子的犯人，见到死者中有武参谋长就哭开了。
他告诉我，成都战役时，他是俘虏，武参谋长那时是营长，给他们动员说：“我们是为穷苦百姓打天下的，你们愿跟我们打老蒋的，就掉过枪口，不愿的就发给三块大洋，走人。”
他留下了，还打了一仗，伤亡了几个刚过来的弟兄。武参谋长很仁义，给死者挖坑垒坟，用木板写上墓牌，还给他们家寄去烈士证。小李说话时很带感情，两眼泪花花的。
挑夫班长感动了，他打开挑箱，倒出里面所有的纱布绷带，说：“白布没有了，就用这些来包好他们。”边说边动手，我们三人把三具尸体裹了个严严实实。天下起小雨，小李子拿出自己的雨布给尸体盖住。
挑夫班长感动地说：“人心是肉做的，谁对我好，我也会用十倍的恩情报答谁。小李判的罪是报复杀人，他的排长骂他打他，他无法忍受屈辱，枪杀排长未遂，他是个懂得恩仇的汉子。”
挑夫班长的感言让我领略：带领他们，无需用阶级斗争的思维，就是一个“仁”字。
晚上，我去拦了一辆送弹药返回的车，把三具尸体送上了车。回过头，身边已无干粮了，我又忙着去找吃的。
小平川是一个村庄，村前有一片开阔地，美军一个营在这里被全歼，到处是尸体，一百多顶帐篷东倒西歪。
这里早就被战斗部队打扫战场清洗过了，我在死人堆中翻找了半天，最大的运气是从一具死尸的腰上拽下来一只铝质饭盒。我又沿着洪杨公路搜索，发现一辆美军的中型吉普翻到有六七米深的沟底。
我下到沟里一看，车身已变形，浑身血污的驾驶员僵直地横躺在座椅上，两条腿悬吊在车门之外。
车箱内空空的，尾箱锁着，我用石头砸开，里面仅有一只木箱，我轻轻托出来，最大的担心是伪装炸弹。
敌人知道我们都是些饿鬼，把爆炸物制成如打火机或罐头之类食品来诱杀我们，我曾用过美军飞机上撒下的传单擦屁股，肛门红肿流血，痛苦了好些天。
这次，我倍加小心地把木箱抱上公路，从路边拾来一根长约30米的电话线，一头捆住箱子，我从另一头拉着在公路上奔跑。
没有听到箱子有动静，我仍不放心，回头又抱起箱子扔到路边的坎下，赶紧伏在地上，只传来啪的一声，箱子开裂了。我爬起身向下望去，见沟底散落一地的饼干，我欣喜不已，下到沟底，把饼干装进破箱扛回营地。
老吕打扫战场先我回来，他从炊事班弄来一只大盆，把他捡回来的十多听罐头煮了一锅，稀稀的。
我忙把刚弄回来的饼干全倒了进去，想让挑夫班的人来共享我和老吕的成果，熬了一会，我迫不及待用瓷碗舀了半碗，不顾滚烫，就放到嘴边吹着喝着。
刚喝两口，就尝到一阵难受的苦涩味，呲牙咧嘴对老吕喊道：“不能吃，毒药！”老吕也惊愕了，他用手指醮上放到嘴里品了品，也吐了。
我赶紧去找来郝军医，他是白求恩大学来的，懂英语。他拿起老吕开过的空罐头看了看标识和文字说：“不是毒药，你们拿回来的都是人家的战伤用药，你看，这是沙发米德，我们也在用嘛。”
老吕脸红了，他是老司药，脸上露出难为情的样子，说：“怪我没认真看，饥不择食了。”
我后悔不已，捡来的一箱子饼干全报废了。
十、
我们又开始后撤了，传来的命令是十万火急。美国人摸准了我们的补给已断线，他们不再像战役第一阶段那样不敢尾追，这次竟放心大胆地撒出了五个先遣快速纵队，从我们6个军的战斗分界线楔入，用坦克开路，迅速深入到我后方，俘虏了我们一个师（第180师）。
我们兵团的20万大军阵脚乱了，撤退已无序，滚滚人流都争先恐后挤在一条公路上逃命。
实在跑不动的，就倒在路边呻吟，叫骂，公路边的沟里，几付遗弃的担架上，伤员呼天唤地哭嚎，谁也顾不上谁。
我的体力严重透支，困倦已极，跑动中连连摔跤。我突然想起挑夫班长担子中有鸦片，我要他放下担子，给我弄出一小块来。
我用纸卷起，点上火，猛吸了两口。烟气实在难闻，又满嘴苦涩，咳嗽不止，走在我身后的老吕上来警告说：“这是生烟啊，止痛用药，你要吃死的。”
我惊恐地扔掉烟卷。挑夫班长递给我一盒万金油，我抠了一点抹在太阳穴上，凉凉的，神志开始兴奋了，从路边拾来一根树棍拄着。
挑夫班长让我揪住他挑担上的绳子跑，还要我闭上眼，果然我神情懵懵的，两耳已听不见周围马嘶人叫，两条腿成惯性迈动。
迷糊中有人在我身后推了一把，说：“前边有匹骡子给飞机打死了，赶快去看看，搞点来吃。”我一听是大好事，跌跌撞撞地跟着老吕向前奔去。
果然，公路边大约有三四十人挤成一团，有吵嘴的，有打架的，我和老吕怎么也挤不进人堆。我转着圈找人缝，终不得逞，老吕眼尖，说：“你看，一条腿。”
我从老吕指处发现从一个战士的两腿间露出了一只骡蹄子来，老吕抓住骡蹄子又拽又扯，怎么也不得手。
我上去用头顶住那个正抢夺的战士的屁股，帮老吕合力拽住蹄子摇晃了一阵，也无能为力。
突然我身后伸进来一双大手，左旋右转几下，猛力地一顿，扯出了骡子腿，我回头一看是挑夫班长。老吕用双手紧紧抱住骡子腿起身便跑，几个挤不进人堆的战士像见到希望，跟在老吕身后紧追不舍。
老吕跑下了公路，在一条小溪边停下来，等我上去一看，他扔在地上的骡腿上白净净的，几乎没一点肉，几个追来的战士失望地掉头走了。
老吕不死心，说：“哪怕敲骨吸髓，我也要吃上几口。”他从身上取出一把小刀来，在骨头上刮着，真给剔下了几块薄如纸的软组织，他兴奋地说：“不错嘛，还有点油水。”
我从腰间取下铝质饭盒，把他刮下的往盒里装。我又找来一块尖棱的石块在骡腿骨上刮开了，刮了半个时辰，已盛了半饭盒。老吕拾来些干树枝，我支上饭盒，点上火熬了起来。
刚开锅，我的喉咙里像伸出了手，迫不及待地端起滚烫的饭盒倒出一半，狼吞虎咽地喝开了。
突然想起挑夫班长，我向老吕建议给他留一些。我们各自匀出一半来，我提着饭盒拼命赶上队，递给还在跑动的挑夫班长，他怎么也不要，说：“还是你留下吧，你再不增加营养，真要倒下了。”他话语真诚，有情有义——谁说他是罪犯呢？
我又想起小冯，把剩下的骡肉汤端到她跟前。她患了夜盲症，护士长用一根绳子牵引着她，跟在护理班的班尾，那纤弱的小腿，举步似千斤，口边流着涎水。她一见我捧着半盒热乎乎的肉汤，两眼泪花涌动：“你真好！”护士长回头来一见是我，那双冒着火的眼睛变得和睦了，善意地向我点了点头。
我永远记住了这充满人性的一瞬间。
我们真像拿破仑从莫斯科的大撤退，千军万马不成列。
人们挤着拥着，吵架的、打斗的，乱成一团。路的两侧，有人坐着，有人躺着，分不清是死是活。
一个战士坐在公路边的一块石头上，双肘抵住膝盖，手掌托住腮，两眼睁开，安详地望着每个行人。
他死了，没有倒下，像一尊雕塑。人们走过都要敬佩地向他注目致敬。我和挑夫班长走到他跟前，默立良久，挑夫班长用沙哑的声音对我说：“他了不起，人都死了，还为我们送行。说不定有一天，我也会像他一样，为你们送别的。”
十一、
已疲累不堪的败军经两天两夜急行军，到达了北汉江，江桥已给美国飞机炸断，一个工兵营正在伐树抢修，大部队都给堵在江的南岸。
这是一条独路，一边是绝壁，一边是临江的悬崖。祸不单行，我们的后方华川，已给美军快速纵队占领，开设在那里的兵站医院给连锅端了，4600伤员和300医护人员都成了人家的战利品。
从华川到眼前的江桥有30多公里，敌人坦克正迂回过来断我们的后路，我们已派出一个营去阻击。
滚滚人流，前不见头，后不见尾，我们医院挤在中间。突然间，护士长在人群中高喊：“快给我们让路，前面有伤员，我们要去抢救！”
她带领几个老女兵在前边不住地喊着、冲撞着，有牲口挡路，女兵们就掀翻了驮子，还把一辆大车推下了悬崖。
饲养员破口大骂，女兵们出语更凶：“闭住你们的P嘴，你挨了枪子，老娘不会给你堵洞！”一路冲冲撞撞到了桥头，江桥中段的桁间已整体断裂，修复它恐怕要等到天明。炮弹在江岸附近爆炸，弹片在头上横飞。
此时，护士长又发了神威，她振臂高呼：“女同胞们，不要等待了，赶紧趟水过河！”她纵身先跳下水，女兵们紧随其后，接着呼呼啦啦地一帮人马都进到河中，炮弹在河水中升起水柱，求生的人不顾一切扑向对岸。
步兵分队都跟着下了水，一时间，北汉江上像开锅的水饺，几千人在水中扑动。
地面上，敌人的坦克炮在不住点地轰击，夜空挂满照明弹，飞机临空一拨接一拨，狂扔炸弹，激起无数水柱，织成了一道高高的水墙，死的伤的都让水冲走了，越过死亡线上岸的，就惊呼狂叫，像是庆幸他们的活着。
我们医院徒涉过江，一些不会水的女同胞站立在江岸，急得直叫唤。
挑夫班长突然一声喊：“我们班都放下挑子，背人过江！”他带头背上哭叫声最高的小冯，扑扑啦啦游向河心，挑夫班的都背上人跟在他身后。
他们一连来回背了三趟，医院终于突破了封锁线，人都上到了北岸，院长马不停蹄地又急速带领大家继续突围。他们走了，我和老吕停下来等挑夫班——他们背人过河后，又返回南岸搬取自己的挑子。
他们回来了，我清点人数，9人，少了挑夫班长。我问：“你们班长呢？”一个挑夫抓住两副挑子哭开了，说：“他把挑子交给我了，说不过来了。”
老吕惊恐地火了：“为什么他就不过来？他想干什么？”挑夫们都闷不吭声。半晌，挑夫小李子高喊：“还不赶快走，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此时，江岸上黑压压地堆满从水中爬上来的人群，嘈杂的呼叫声响成一片。我催老吕快走，老吕气呼呼地挑起挑夫班长留下的那副担子，领着我们融入了溃逃的人群。
在路上，小李子告诉我，班长交待，他箱子的半袋炒面是留给我的。我问小李子：“他为什么不过来？还说了些什么没有？”小李子说：“我们回去搬箱子，他对我们说：‘你们都是有妻室儿女的人，还要顾家，就好好接受改造，活着回去。我什么也没有了，我走了……’”
到了后方休整。教导员在总结会上说：“这场战役，我们医院冒着敌人炮火，忍饥挨饿，收治转运伤员3700多人，有17名同志为保家卫国在战场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也出现了叛逃的……”
挑夫班长被定性为叛逃者。
在我心目中他却是一个没有过河的卒子。
据说，改革开放后，他回到大陆老家开办了一家粮食加工厂。
30年后，我出差去南方，顺便探望了小冯，她逃过了战争的劫难，幸运地随夫转业走进了东方大都会。
她已是一个事业单位的人事处长。也许是对战争伤痛的感怀，她特地做了一席丰盛的家宴款待我，一再嘱咐：“要吃饱啊！”
这场战争的残酷性远不止让人析肝吐胆的饥饿。我军遭到惨重损失的真实人数官方一直没有公布，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在他的回忆录后记中只说了一句话：“牺牲了几十万同志。”
前些年，彭德怀的老秘书王亚志给了我一个具体的数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志愿军负伤、阵亡、病故、失踪、被俘，共为978122人，占入朝作战总人数190万人的51.5%（这一惊人的数字还经民政部门在全国普查核实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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